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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伟大的开端》读后感
游客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内参观，回顾红色历史。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黄浦江穿城而过。往西看，外滩万国建筑风貌依旧，新天地、新虹桥展露新姿;往东看，陆家嘴摩天大楼鳞次栉比，自贸试验区、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如火如荼……
_年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肩负着开天辟地历史使命的共产党人，探索着通往新中国美好未来的艰辛之路;历经_年的风风雨雨，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把先辈的美好畅想一步一步朝着国富民强的现实推进。
望志路76号、环龙路渔阳里、博文女校……翻阅历史，行走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一个问题挥之不去：中国共产党为何诞生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这是偶然，还是种种因素指向了必然?
新理论和新社会力量在此交汇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以往陈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思想基础，人们习惯于将眼光投向苏俄。
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看来，这场变革来得更早。民国初年，中国掀起了近代政党政治的第一波浪潮。尤其是辛亥革命，催生了一批新事物，为即将到来的中国社会变革准备了物质、思想和人才基础，最重要的是，孕育了一批年轻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在积贫积弱的中国，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探求种种出路。
李大钊是其中之一。从信奉改良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到加入新文化运动阵营，李大钊的思想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逐渐演变。章百家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此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陡然加速，其影响迅速扩大，北京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
在上海，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入更早。出版印刷业的发达，使上海成为思想舆论传播的重镇。“一部望平街的历史，便是现代中国报业史”，维新派、改良派、革命派……各类思想学说争相登场、展开论战。据上海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的描述，18，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就述及马恩学说，18，《万国公报》发表《大同学》，述及欧洲社会主义流派与马克思学说。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记录。随着陈独秀的南下，上海迅速崛起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中心。住在上海的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等留日归国学生，都热心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194月，由陈望道翻译，陈独秀、李汉俊校译的《共产党宣言》，以“社会主义研究社”名义出版。
新型知识分子聚集和社会阶级结构变化，在章百家看来，是现代意义政党出现的两个要素。“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社会团体的勃兴，市民阶层的发展等，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是能够发生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_的一个重要条件。”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曾反省，“北方文化运动，其最可痛心，为北京市民之不能醒觉”，“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上海的反应不同，五四运动发生几天后，工人、市民纷纷响应，掀起罢工。
上世纪_年代，此时距上海开埠已过去将近_年，上海城市体量庞大，工业产值通常占全国60%以上，金融占到80%左右，这不仅意味着上海这座城市资本聚集，更意味着它有大量的产业工人和市民阶层。据19统计，上海工人总数达513768人，其中产业工人181485人，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严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锻炼了上海工人阶级很强的反抗性，而近代企业的集中生产，又培养了上海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邓小平说过:“上海工人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带头羊”。齐卫平等人在 《中国共产党创建与上海》一书中写道，“上海近代工业发展中地位决定了它是新社会力量的集中之地，上海工人阶级居多以及工人运动的开展，形成了思想动员和组织建构的需要”。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活动中，就有一些知识分子将视线转向工人阶级的力量发动上。
当时代表第三国际来上海的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说，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中心。受俄共(布)派遣来华的刘江也说，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出版300多种出版物，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
陈独秀到上海后，有意识从发动知识分子转到针对工人开展宣传，李汉俊等人深入到工人中去宣传，他们先后发动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上海印刷工会等，努力与工人打成一片。以新型知识分子为桥梁，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了起来。
篇2：《伟大的开端》读后感
“一大”代表在博文女校打地铺
19，法租界贝勒路、望志路(今黄陂南路、兴业路)交叉口的树德里，是一条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弄堂。树德里内有前后两排砖木结构的楼房，沿马路一排五幢石库门房屋，为望志路100号至108号(今兴业路70号至78号)，都是一上一下的单开间房屋，各有一个大门和天井。其中的106号和108号就是李汉俊二哥李书城的寓所。房子1920年夏秋之季才建成，建成不久就被李姓兄弟租下住了进来。外墙青红砖交错，中间镶嵌着白色粉线;乌黑木门搭配一对铜环，庄严而典雅。两幢石库门内部打通，前门通常不开，日常出入的是108号后门，客厅设在106号。冒着极大风险，李汉俊将寓所的18平方米客厅布置成中共一大的秘密会所。
树德里不远处的白尔路389号(后改名蒲柏路，今太仓路127号)，有一座两层砖木结构、内外两进的石库门建筑。这是当时私立博文女校的校址，也是中共一大9名代表的临时住宿地。6月末到7月中旬的那个夏季，这群年轻人经历了路上的舟车劳顿，陆续秘密地赶到这里。他们风尘仆仆，身着粗衣布衫，睡在了空教室的地铺上，操着不同的南腔北调谈论着来时路上的见闻。
最年长的前清秀才何叔衡已经45岁了，他和28岁的毛泽东一道，于6月29日那个黑云蔽天的夜晚悄悄从长沙赶赴上海。为了保密，他俩甚至没有告诉特来送别的好友谢觉哉此行的目的。当日，谢觉哉在日记里记下：“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这五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怕泄露信息，故以圆圈代替。——笔者注)1_2年，谢觉哉追忆了毛泽东和何叔衡离开长沙时的情景。他写道：“一个夜晚……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与会代表中，水族人邓恩铭刚年满20岁，还是山东省立一中的一名学生，他与王尽美一起作为山东代表比较早地来到这里。1921年春，王尽美即发起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山东党组织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于1925年因积劳成疾而辞世，成为中共一大代表中最早为革命献身的志士。
“五四运动”中以组织学生运动出名的张国焘24岁，为了筹备这次会议，提前由北京南下上海。他来到博文女校，环顾同仁们，有一位湖南年轻人走进了他的视线，在《我的回忆》中，他描述对这位湖南人的初次印象，“毛泽东身着长布衫，脱不了湖南的土气，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他健谈好辩，与人闲谈常设计陷阱，让对方不留神而陷入自相矛盾的窘境”。他不会想到，十几年后他们的政治人生会发生怎样的激烈摩擦。
董必武与陈潭秋作为武汉代表秘密赶赴这里。在同仁眼里，董必武为人淳朴，蓄着八字式的胡子，活像一个老学究，在谈吐中才表现出革命家的倔强风格。28年后，董必武和毛泽东一起，成为这群年轻人中参加开国大典的两位中共领导人。周佛海是唯一从日本鹿儿岛赶回来的“一大”代表，他身上的湖南土气早已消失殆尽，言行风流潇洒，倒像个老上海了。包惠僧是一位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他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大会，多年后学者们还在为他的代表权问题而争论。
与住在博文女校的这9名代表相比，有一个人的装束却极为时髦入流，他西装革履，打着领带，花钱也十分阔绰。这位名叫陈公博的广州代表，偕妻子住在繁华的南京路大东旅社，仿佛此行不是来开会的，倒更像是两人的蜜月旅游。
篇3：《伟大的开端》读后感
“南陈北李”事务缠身无缘赴会
这是一次表面看来毫不起眼的会议。与这次会议失之交臂的李大钊和陈独秀或许没有预测到，这次会议被后来的历史赋予了多么重要的意义。当时这两位享有极高声誉的知识分子领袖，后来被并称为“南陈北李”。两人在192月前往天津的途中就畅谈过建党的方针策略，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对于这次大会，陈独秀因刚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不久，事务繁忙，无暇赴会，于是委派陈公博代表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包惠僧为私人代表去了上海。儒雅温和的李大钊时任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校务格外繁忙，而且，还要全力领导已持续几个月反对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经费的“索薪斗争”，实在分身乏术。当然，陈独秀、李大钊虽然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两人在中共创建史上主要创始人的历史地位。
1921年7月23日晚，树德里的李公馆一楼客厅内，一个大方形餐桌，十几把圆形椅凳。15名年轻人齐聚于会议桌旁。其中的13名代表是接到上海的书信秘密赶赴这里开会的，他们是7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两位高鼻梁的共产国际代表端坐桌旁，他们当年也许预料不到，他们参与的这次会议在中国历史上竟留下了如此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于这群年轻人以后峥嵘的人生岁月来说，这次会议或许只是历次有惊无险经历中的一次，以致多年后，他们中竟无人能确切回忆出这次大会的具体日期。
篇4：《伟大的开端》读后感
霞飞路上特殊身份的记者
1920年四五月间，几个俄国人悄然搬进了上海霞飞路716号，带头的就是维经斯基。此时的他年仅27岁，公开身份是俄文《上海生活报》记者，中文名叫吴廷康。由于不会说中文，由来自山东平度的华侨杨明斋担任随行翻译。
维经斯基并不是一个普通记者。他于1893年4月出生在俄国维切克斯克州涅韦尔市，20岁时，因贫困潦倒前往美国边学习边做工。22岁时，他在美国加入社会党，开始介入政治。十月革命胜利后，他欢欣鼓舞地回到俄国，在海参崴加入了俄共(布)。26岁时，在海参崴被白匪逮捕，流放到库页岛做苦役。在严峻的考验面前，维经斯基暗中联合了岛上被流放的政治犯，成功地举行了暴动，回到海参崴。
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的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的领导人威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派遣维经斯基和他的两名助手赴华。他们的任务是了解中国国内情况，与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联系，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执委会东亚书记处。
来中国的时候，维经斯基等人对于中国情形十分陌生，于是首先在北京大学拜访了两个俄籍教授柏烈伟和伊凡诺夫，寻求他们的帮助。柏烈伟说起了北京大学、《新青年》、“五四运动”，甚至还谈到了“南陈北李”……这位货真价实的中国通，十分准确地勾画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简貌。伊凡诺夫的中文名叫“伊文”，比柏烈伟来华更早，他所介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情况，大致跟柏烈伟差不多，同样提到了“南陈北李”。
篇5：《伟大的开端》读后感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经社会各界营救，陈独秀于9月16日出狱，其行动被监视。为躲避军阀迫害，他辞去北大文科学长职务，悄然离京鼓动演说，所到之处，听众无数，从武汉演讲回北京时，获悉警察准备逮捕他，便躲到李大钊家避难。为安全起见，李大钊亲自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
192月一个寒冷的清晨，一辆骡车在通往天津的公路上缓缓而行。陈独秀头戴毡帽，坐在车内;李大钊则打扮成收账的生意人模样，跨在车辕上。在几天的旅途中，他俩精心谋划着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建立一个像俄国一样的布尔什维克政党。最后商定，陈独秀在南方，李大钊在北方，分别负责党的筹建工作，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陈独秀与李大钊挥手告别后，转乘轮船来到上海。当陈独秀踏上黄浦江岸时，早有北大学生许德珩前来迎接，将陈独秀接到了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陈独秀定居下来后，把《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了上海。
编刊之际，陈独秀联络了一批先进分子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他激情撰文在《新青年》发表外，还与戴季陶、李汉俊主编的《星期评论》，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刊一起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对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潮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态度鲜明地亮出马克思主义旗帜。
陈独秀对前期的学生运动做了深刻反思，他感悟到没有工人阶级的奋起，难以达到社会革命之目的。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工人阶级，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结合起来。他深入到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劳工团体调查，了解上海小沙渡和码头工人的罢工情况。4月2日，他在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发表《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说，对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不久，又联合7个工界团体筹备“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
1920年6月，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等5人组建了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他被推为临时书记。这个组织实际上成为创建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者和领导核心。之后，陈独秀还积极推动了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为了统一各地共产主义者对建党思想的认识，并为正式建党做准备，11月，陈独秀领衔制定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这个宣言实际上起了临时党纲的作用，为后来共产党正式成立制定党纲奠定了基础。
1920年底，陈独秀接受广东省长陈炯明的邀请，赴广州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但他除了处理日常公务外，把大部分精力用于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翌年2月，经过反复斟酌，起草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党章草案。
19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因事务脱不开身未出席会议，但众望所归，大会仍然选举陈独秀为中共中央局书记。两个月后，陈独秀辞去职务，回到上海专职从事党的事务。
篇6：《伟大的开端》读后感
伴随风雨历程，中国共产党已经从成立时的50余名成员，发展成为今天的8900万党员。
_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同时，事业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为何出发。1921年树德里的灯光，照亮了中国共产党前行的征程，灯光里闪耀的是共产党人的信仰执着、矢志不渝，是先锋义士的知难而进、大义担当。
回望历史，是为了面向未来。在这里，我们从近年来出版的相关党史研究书籍中摘编部分章节，探究我党在上海成立前后的历史。党的名称是如何确立下来的?上海这座城市又是如何成为我党的创建地的?字里行间，是对来时之路的回望，也可以寻到我们的初心和使命。
《曙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上海)》 石奇人 绘。作品以艺术笔法定格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要历史时刻。作者根据史料，如实再现了当时十几位创始人召开会议时环绕长桌而坐的场景。
党在上海诞生，这里成为中国红色之路的起点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于是这里成为中国红色之路的起点。
人们深信伟大的火种一旦点燃便会驱散黑暗，燎原中国大地。上海的法租界环龙路上有一条叫渔阳里的弄堂，就在_年前的1920年，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给城市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共产党在这里酝酿，在这里筹建，在这里发起。
今天，踏进老渔阳里2号，石库门斑驳的墙上仍能昭示它曾经的沧桑，耳畔似乎还能聆听当年志士们的激辩，他们是用信仰采撷火种的人，是他们成立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这条小小的弄堂里如旭日般升起。
篇7：《伟大的开端》读后感
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194月30日，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举国震怒。5月4日下午1时许，北京大学等13所学校三千多名学生汇集天安门，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在北京掀起。
陈独秀立场鲜明地支持这场爱国运动，他在《每周评论》上连续3期出版了《山东问题》专号，详细报道了北京学生爱国运动，顺势推动了全国运动的发展。陈独秀接连发表了《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北京市民宣言》等“重磅炸弹”，提出了“直接行动，根本改造”的目标，为运动指出了方向。
陈独秀不仅是个先进思想的鼓吹者，也是勇于实践的坚强斗士。他到处演说，散发传单，6月11日，他在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便衣警察逮捕，在监狱里关押3个月，《每周评论》也遭军阀查封，但这些暴行更激起了全国民众的反抗。
北京五四运动的爆发，犹如干柴上投入一把烈火，迅疾在全国各地燃起了熊熊大火，烈焰冲天。北洋政府犹豫再三，不得已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初步胜利，国人欢欣鼓舞。学生继续请愿，包围外交代表的住所，迫使中国外交代表拒签和约，最后运动取得全胜。
多年后，毛泽东评价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他创造了党，有功劳。
篇8：关于《伟大的开端》读后感
中国共产党一2113大刚开始是在上海举行的。1952617月23日至30日在上海市区黄陂4102南路374号(原法租1653界望志路树德里106号)秘密召开，各地的7个共产主义小组派出了12名代表出席，他们代表了全国的53名共产党员，这些代表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广州代表陈公博;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旅日代表周佛海，此外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列席了会议。
7月30日，会议遭受法租界巡捕房的侵扰。首先闯入会场的叫程子卿，他是黄金荣的把兄弟，利用这层关系进入巡捕房，任华人探长。原来马林由莫斯科途经欧洲来华，曾在维也纳被警察局拘捕，虽经营救获释，但其行动一直作为“赤色分子”被严密监视。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警觉地说这人一定是“包打听”，建议立即停会，大家分头离开。 果然，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包围了一大会址，法籍警官亲自带人进入室内询问搜查，没有找到多少证据，威胁警告一番后撤走了。这次冲击虽然没有带来重大损失，毕竟一大不能再在原址进行了。转移出来的一大代表当晚集中于李达寓所商讨，大家一致认为会议不能在上海举行了，有人提议到杭州开会，又有的提出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目标。当时在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不如到我的家乡嘉兴南湖开会，离上海很近，又易于隐蔽。大家都赞成，觉得这个安排很妥当。 第二天清晨，代表们分两批乘火车前往嘉兴。两位国际代表目标太大，李汉俊、陈公博也因经历一场虚惊，都未去嘉兴。10时左右，代表们先后到达嘉兴车站，在鸳湖旅馆稍事休息后，登上事先租好的南湖画舫。 这是一个阴天，下起了蒙蒙细雨，游人渐渐离去，秀丽的南湖显得格外清静优雅。11时许，一大会议在缓缓划行的画舫上开始了。 南湖会议继续着上海30日未能进行的议题，先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份15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 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 下午5时，天气转晴，湖面上一艘汽艇向画舫急驰而来。大家因有上海的经历而提高了警惕，立即藏起文件，桌上摆出麻将牌，装扮成游客。后来打听到这是当地士绅的私人游艇，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会议仍继续进行。 最后，一大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代表们认为目前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会议在齐呼“第三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声中闭幕。 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这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篇9：《伟大的开端》读后感作文精选
中国共产党一大刚开始是2113在上海举行的。_年7月23日至30日在上海市4102区黄陂南路374号(原法租1653界望志路树德里106号)秘密召开，各地的7个共产主义小组派出了12名代表出席，他们代表了全国的53名共产党员，这些代表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广州代表陈公博;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旅日代表周佛海，此外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列席了会议。
7月30日，会议遭受法租界巡捕房的侵扰。首先闯入会场的叫程子卿，他是黄金荣的把兄弟，利用这层关系进入巡捕房，任华人探长。原来马林由莫斯科途经欧洲来华，曾在维也纳被警察局拘捕，虽经营救获释，但其行动一直作为“赤色分子”被严密监视。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警觉地说这人一定是“包打听”，建议立即停会，大家分头离开。 果然，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包围了一大会址，法籍警官亲自带人进入室内询问搜查，没有找到多少证据，威胁警告一番后撤走了。这次冲击虽然没有带来重大损失，毕竟一大不能再在原址进行了。转移出来的一大代表当晚集中于李达寓所商讨，大家一致认为会议不能在上海举行了，有人提议到杭州开会，又有的提出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目标。当时在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不如到我的家乡嘉兴南湖开会，离上海很近，又易于隐蔽。大家都赞成，觉得这个安排很妥当。 第二天清晨，代表们分两批乘火车前往嘉兴。两位国际代表目标太大，李汉俊、陈公博也因经历一场虚惊，都未去嘉兴。10时左右，代表们先后到达嘉兴车站，在鸳湖旅馆稍事休息后，登上事先租好的南湖画舫。 这是一个阴天，下起了蒙蒙细雨，游人渐渐离去，秀丽的南湖显得格外清静优雅。11时许，一大会议在缓缓划行的画舫上开始了。 南湖会议继续着上海30日未能进行的议题，先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份15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 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 下午5时，天气转晴，湖面上一艘汽艇向画舫急驰而来。大家因有上海的经历而提高了警惕，立即藏起文件，桌上摆出麻将牌，装扮成游客。后来打听到这是当地士绅的私人游艇，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会议仍继续进行。 最后，一大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代表们认为目前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会议在齐呼“第三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声中闭幕。 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这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篇10：《伟大的开端》读后感怎么写
中共一大为什么选择在上海召开，而不是选择在李大钊所在的另一个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中心北京，也不选择当时陈独秀所在的广州呢?这是因为上海具有其他地方所不具有的独特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和地域交通等区位优势。
当时的北京处在北洋政府的控制之下，对群众的爱国运动始终采取高压政策，对所谓的“过激主义”防范尤甚，对一些建党主要人物也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同时期的广东，政局也比较混乱，且广州地处南岳，此时粤汉铁路还没有通车，交通不便，从北方去广州路途遥远，走海路则要途经香港，又不安全。
上海是远东第二大都市，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也是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怪胎，形成了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一市三治”或“四界三治”的政治格局。特殊的管理体制和相对宽松的环境，为革命活动提供了缝隙，因此，近代以来上海一直是革命党活动的重要场所。同时，相比华界，租界有更多的舆论出版自由，新闻出版业发达。加之上海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城市，这一切为各种新学说、新思潮的传播提供了可能。
上海地处南北海岸线中点，水陆交通发达，邮政电信快速方便。上海社会华洋杂处，人员复杂，租界中生活着各国侨民。19的上海有数量可观的俄侨，他们主要生活在法租界。这为苏俄和共产国际代表在上海的活动，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无形中起了掩护作用。1920年5月，维经斯基在上海设立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领导东亚的革命运动。
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代表起了很大作用。19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他们同中共上海发起组的负责人李汉俊、李达等取得了联系。经过几次交谈，他们建议应当及时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于是，李汉俊、李达与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李汉俊、李达写信请各地党组织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李汉俊哥哥李书城家里举行，来自国内六个党的早期组织及旅日党组织的十三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会上致词，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示了祝贺。最后一天的会议因租界巡捕干扰，无法继续在上海举行，于是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一艘游船上举行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中共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以马列主义为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篇11：《伟大的开端》读后感作文精选
“李公馆”里讨论党纲和决议
那是一个让人慵懒欲睡的夏夜，“李公馆”内秘密聚集的13名中共代表和2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却目光锐利，激情澎湃。由于“南陈北李”的缺席，大家推举学生运动的领袖张国焘为大会主席，年轻的毛泽东与周佛海担任记录员。大会上，马林分析世界形势，介绍第三国际的活动概况，说明中共成立的重要性等，滔滔不绝，竟讲到了深夜。马林体格强健，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的天才。他坚持自己主张的那股倔强劲，好像要与反对者决斗。毫无疑问，这些特质深深震撼了这群青年人。十几年后，毛泽东还记忆犹新，说马林“精力充沛，富有口才”;包惠僧也回忆：马林对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有精深的素养，声若洪钟，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
第一天，张国焘介绍了大会筹备经过，提出必须制定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24日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工作情况，交流工作经验。25日、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党纲与政纲是最难于拟订的，但大家一致认为非有这一文件不可。张国焘等人汇集陈独秀和各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先行拟出两个草案，再交由李汉俊、刘仁静、周佛海等共同审查。
27日至29日的三天会议，在讨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和原则时，与会代表产生了激烈争论。由于代表们各自的文化背景和对马克思主义认识和理解的不同，他们对待孙中山政府的态度、能否在现政府就职、当前共产党人主要目标是着重做学问研究还是积极从事工人运动等问题，均展开充分的论辩。最后，大家归纳出一致意见：中国共产党应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着重理论研究和实际的工人运动，扩大共产党的组织与影响。
30日晚，大会开到第六次会议时，会场突然闯进一名法租界巡捕，马林不愧是一位革命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他立刻让与会代表转移。代表们离开不过一刻钟，法租界巡捕房开了两辆卡车，载华探、法探及翻译等9名扑进会场。李汉俊与有意留下来的陈公博慎重周旋，化解了这次危机。“李公馆”是不能再开会了，经李达的夫人王会悟牵线，代表们约定转移到距上海约100公里的浙江嘉兴继续开会。那天清晨，代表们乘上了上海开往嘉兴的火车，几个小时后，嘉兴南湖上聚集了这批革命者的身影。两位共产国际代表担心自己的“老外”面孔会暴露目标，没有随行;陈公博因半夜大东旅社发生的情杀案而惧怕至极，借故到杭州游玩，没有参加南湖会议。
浩渺湖波中，南湖的一艘画舫上，代表们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推举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尽管此时他仍在广州。1921年9月，陈独秀正式辞去公职，回到上海专任共产党书记一职。大会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关于工作任务的决议，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
篇12：《伟大的开端》读后感作文精选
精彩亮相，激情演说
7月12日，是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
按原计划，张太雷将在这一天的大会上代表中国共产党作演讲。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第一次走上国际讲台，第一次向全世界发布宣言，张太雷、俞秀松、杨明斋在会前做了充分准备，撰写了中国共产党《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长约一万五千字。可在会议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后，大会突然作出决定：每位代表发言不得超过五分钟。
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人毫无思想准备。就在张太雷迅速镇静下来、调整思路的时候，大会执行主席已经宣布：“现在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同志发言。”
穿着一身西装、身材魁梧的张太雷从容不迫地走向讲台，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亮相在代表们热情新奇的注视之中，亮相在共产国际的舞台之上。
没有了讲稿，却有着自信的微笑。
“亲爱的同志们，我本想向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概况和中国反帝斗争的各种革命力量，但是时间太有限了，在五分钟的时间里，我只能向大家指出远东共产主义运动对世界革命的意义。”张太雷用洪亮而有力的声音开始了他的演讲。他站在世界革命的高度，谈及了远东的问题，使得那些长期以欧洲为中心而忽视东方的人为之一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