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主体性语言学创造性抉择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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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译者主体性语言学创造性抉择论文

译者主体性语言学创造性抉择论文

一、引言

认知语言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欧美兴起的新的语言学科,一方面从人的认知(即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方式)角度观察和研究语言,另一方面通过观察语言现象,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分析语言的认知取向,从语言的各个层面探讨认知与语言的关系及其性质,说明语言是认知发展的产物。近年来,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给翻译研究带来很大的启示。学术界普遍认为,可以将翻译活动视为现实体验的认知主体将一种语言映射转述成另一种语言的认知活动,翻译活动具有体验性、互动性、一定的创造性、语篇性、和谐性和“两个世界”的特点。体验哲学与认知语言学关于体验的普遍性观点解释了翻译的“可译性”,认知源于体验的观点则指出了创造性翻译的适度性问题。可见,体验哲学与认知语言学对翻译研究具有较大的解释力(王寅:15-19)。本文拟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知识探讨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抉择问题。

二、认知语言学、翻译研究与译者的翻译主体地位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翻译界开始关注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问题,翻译主体性研究逐渐受到重视。翻译主体性研究包括作者、译者和读者主体性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是译者主体性研究。在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关于译者主体性的讨论中,通常采用的方式是通过预设、演绎、推理等方法,将一些理性和超验的概念加在想象的理想译者之上,并常常将源自于译者内心世界的翻译经验推到与理论相对立的地位。

作为当前翻译研究主导范式的文化学派,过多关注译者主体性的历史社会文化意义,过度强调对译者主体性的理性论述,而忽视了对译者主体性的具体剖析。文化学派强调译者主体性的普遍性,而忽视译者主体性的个体性,译者主体被当作译语文化中的一个抽象符号,受权力、意识形态等外在因素影响解读和支配。翻译研究的功能学派、目的论派、文化学派、女性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甚至解构主义等研究方法在强调译者不可替代的作用和译者主体性的重要性后,绕开翻译的本体研究和译者的个体研究,把译者作为一个群体形象置入跨文化语境中进行描写性研究,译者本人的情感、认知、前结构知识等因素被淹没在目的、规范、译语文化等概念中。这些研究把译者的认知能力归结为超验的理性能力,认为翻译只是一个分析、推理的过程,忽视了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认知主体作用。传统的翻译理论把翻译看作是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之间进行形式转换的过程。但随着近二、三十年翻译学及语言学理论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翻译过程不仅仅是一个语言活动,更是一个交际过程,该过程离不开译者这一因素。在1990年出版的《话语与译者》一书中,Hatim和Mason就把翻译活动视为在某种社会语境中进行的交际过程,译者站在这个动态的交际过程的中央,在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充当协调者的角色,充分肯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同时,随着认知科学的不断发展和传统翻译理论局限性的逐步暴露,人们开始意识到深入探讨译者进行翻译活动时的认知心理过程十分重要。辜正坤在《译学大词典》的序文中提到:“翻译活动就是一种使人类不仅和自己的同类也和整个世界沟通的时时刻刻都存在着的理解行为,是一种物质世界中运动着的物质之间的必不可少的相互反应、沟通、认知与理解的行为。”可见,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学科的新发展为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认知语言学把语言看作是一种认知活动,它以认知为出发点,研究语言的形式、意义、规律与特点,这是基于人们对世界的经验和对世界进行感知的概念化所进行的研究。语言的产生是对世界认知的结果,语言是人的主观认知与客观世界互动的产物。语言的运用和理解的过程也是认知处理过程。

这个过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人如何使用语言符号对事物进行概念化,这涉及认知的基本范畴与认知图式、意象与隐喻认知模式;其次,语言使用和理解认知过程,也就是人如何运用语言结构实现其交际的功能。由此可见,人是语言的运用、理解过程中的认知主体。翻译是用一种语言形式把另一种语言形式里的内容重新表现出来的语言实践活动(冯庆华:3)。从表面上看,翻译只是一种语码转换活动。然而,语言和思维有密切联系,两个民族语言的翻译活动实际上是人的思维活动,“翻译的过程也是思维活动的过程”(阎德胜1992)。因此,只研究语言而不探讨思维不能诠释翻译的本质,无论是词语的恰当处理还是句段的合理翻译,乃至整个篇章的有机联系,都是与思维浑然一体的。然而,语言同客观世界并不直接一一对应,而是以人的认知作为中介,其认知过程大体是:客观世界—认知加工—概念范畴—语言符号(蔡晖)。在这一过程中,译者从头至尾都是积极参与者,对一篇合格译文的产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既然人的主观认知在语言的产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那么译者在对两种语言进行转换的翻译活动中便可以充分利用其认知主体地位对源语文本进行创造性的解读,进而用目的语表达。由此可见,认知语言学对于认识翻译研究中的译者主体性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也对译者主体性地位的提高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三、译者主体性与创造性叛逆及其限度

在某种程度上,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与创造性叛逆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长期以来,在中国翻译界,“忠实”被视为翻译的最高标准,在理论上就出现了“信、达、雅”、“等值”、“化境”等概念。这些概念从本质上说都是将原文看作“绝对标准”,以是否忠实于原文作为评判准则,而忽略了译者客观存在的主观能动性。事实上,在翻译活动中,译者一直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所以,“翻译者即叛逆者”。“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是法国文学社会学家RobertEscarpit(1961)在《文学社会学》中最早提出的:“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指语言)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RobertEscarpit1988:137)显而易见,他的这一命题限于语言环境和语言外壳转换层面。中国引进“创造性叛逆”概念的第一人谢天振从比较文学研究角度对此加以丰富和深化,提出了文化交流中一些有关于译者主体的创造性叛逆的问题。

他认为,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和叛逆性其实是根本无法分隔开来的。它们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谢天振:140)由此可见,译者的主体性、创造性以及叛逆性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都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在某种明确的再创作动机驱使下完成的创造性翻译行为,是通过积极发挥和运用主观能动性,对原作在文字、结构、内容及美学效果等层面进行的阐释和建构,主要表现为有意识的误译、编译、改编等(费小平2002)。认知语言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在现实和语言之间存在“认知”层面,即:“现实-认知-语言”。从语言形成方向来说,人们基于对客观外界的互动式体验,对客观现实进行认知加工形成语言,现实先于认知,认知先于语言,语言是现实与认知的产物,语言背后蕴藏着人类的认知规律和客观世界规律,难怪认知语言学家要提出语言的象似性问题(语言表达与现实/认知之间存在大量的理据性)。若从语言翻译角度来说,翻译是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包括作者、译者、读者)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作用为认知基础的。在这一互动作用过程中,译者的身份是重叠的。相对于原文作者来说,他是读者;相对于译文读者来说,他又是译文的作者,在翻译过程中扮演着双重的角色,其主体地位不言而喻。在翻译过程中,在对原文中所勾画出的原作者想要描述或反映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的领悟以及他自己的客观世界经验的基础上,译者采用何种语言表达方式具有很大的创造性,常常表现出一种“创造性叛逆”。这种创造性尤其体现在文学翻译中。文学语言以具体、形象作为手段,描绘事物的特征、本质、规律或抽象哲理,为人的思维提供一个有形、有色、有声的映象。文学翻译是二度创作,是一种在源语制约下发挥译者主观能动性,使译语尽可能地以最切近、最自然、最完整的方式再现源语语言意义的.过程。当然,翻译是基于对原文语篇的体验和认知来理解原文意义的,是目标语的映射转述,译者应对在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中所形成的文本语码进行映射性转述,并适度地理解和再现原作所反映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从认知语言学的观点看,认知来源于实践,翻译是译者对原文语篇各种意义理解之后的创作。因此,翻译要求译者通过心智活动,认知、体会原作,但不能脱离原作的制约,译者应尽量保留源语语言文化特色,尽量符合目的语文化规范。

创造性叛逆是在对原文和自己的前知识结构的体验与认知的基础上进行的,并不是译者的随心所欲。尽管越来越多的人承认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造性活动,其绝对忠实性原则难于实现,但这不表明我们可以抛弃忠实而追求不忠实。恰当运用创造性叛逆可以使译文增值,相反,对创造性叛逆限度把握不当,随意删减、改译或增加内容,会导致译文成为笑柄。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行为,力求“创而有度”,对“叛逆”和“创造”得当的地方应加以保留和发扬,对“叛逆”不当或“随意滥造”的应注意避免,加以改正。

四、译者主体性在实际翻译中的体现

(一)翻译选材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行为是基于体验之上的认知行为,语言认知以范畴化的形式来表现。语言认知不是一种超验的行为,而是在人们对于客观世界体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的特点是体验性、受环境制约和交互性(李弘,王寅2005)。在翻译活动过程中,译者的翻译选材不可避免地体现了译者的认知取向,这种取向包括译者的美学倾向和翻译目的,其美学倾向和翻译目的不是超验的,而是建立在译者对客观世界长期体验基础上,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心理表征,即社会团体所共有的文化和政治环境等因素,以及译者概念化或图式化了的知识结构状态———包括语言使用时涉及的情景知识(具体场合)、语言上下文知识(工作记忆)、背景知识(知识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在这些认知因素影响下,译者肯定会有意识地选择符合自己认知取向的翻译材料进行翻译。因此,译者的美学认知决定了翻译选材。傅雷在《翻译漫谈》中说:“选材就如交友,有些文章不适合我,那就没有必要翻译;而有些在第一眼看到时就仿佛我的老朋友。”傅雷所言说明了译者和原作者相同或相似的品味和兴趣在翻译选材方面的重要性。而傅雷自己就是很好的例子,他最喜欢巴尔扎克的作品。所以,一般而言,译者在文化氛围许可的情况下,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总是根据自己的行文风格、气质风度和美学倾向,尽可能地选择适合自己审美情趣的原作进行翻译。例如,郭沫若喜欢雪莱的浪漫抒情诗,徐志摩喜欢拜伦的诗,而梁实秋中意莎士比亚的作品并且终身都在乐此不疲地为中国读者译介沙翁的剧作。同时,译者都会在自己所选择的作品中寻找自己的形象。著名诗人兼剧作家田汉一生都在从事创作和翻译活动。

在所有的外国作家中,他最爱王尔德。他很难把自己和王尔德分开,他读完了所能找到的所有王尔德的书。有比较发现,田汉和王尔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聪明、有天赋,而且他们都有很崇高的理想,都有一种强烈的反映社会现实的欲望;他们都属于浪漫主义诗人,对艺术有很广泛的认识;他们都对社会现实不满,因此都很沮丧、苦恼、饱受心灵折磨。因此,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文化的交流,也是超越语言及文化、建立在译者美学思想基础上的情感和思想的碰撞。巴金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上体现出鲜明的主体性。他将翻译提到与创作同等重要的地位,他只翻译自己喜欢的、能在心灵上引起共鸣的作品,以实现“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的目的。他高度重视翻译工作的创造性,除了注意保持原作的情调、韵味外,还力图体现自己的风格,而后者正是广大读者深深喜爱巴金译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翻译策略

翻译不仅涉及到词与词、句与句等这些语言单位之间的转换,更重要的是还涉及到认知模式之间的转换。认知模式是语言单位转换的心理理据,也是基本的语言心理运作方式。认知模式,一般由源认知域和目的认知域组成,而两个认知域又分别由各自的认知价元(Valence)组成。由于认知模式的形成依赖于心理经验,不同语言的认知体系会因为各自民族不同的认知心理经验而有所差异。在实际翻译中,翻译策略的选择就是以两种语言的认知模式为依据的。例如:原文:Iwasratherliteraryincollege.译文:我在大学的时候是喜欢舞文弄墨的。“literary”本为抽象的意义,如果根据英语语言内的认知经验来进行源域的附加,并不会出现“舞文弄墨”这样的存在于汉语使用者的经验范围之内的动作。所以这个附加句具有译入语使用者的认知特征。艾略特在《阿尔弗雷德普鲁费洛克的情歌》的开头写道:“Theeveningisspreadoutagainsttheskylikeapatientetherizeduponatable.”(正当天空铺展着黄昏,好似病人麻醉在手术桌上)。“黄昏”与“病人”两者看似毫无关系,但通过对语言的认知和理解,便会发现“黄昏”是光明与黑暗的分界线,而“病人”则处于生与死的转折点。“病人”似如“黄昏”是比喻生与死的境界。作者通过超人的想象力塑造出的这种感性形象恰到好处地烘托了主题。译者凭借语言这一媒介,通过认知和体验以及对语言的理解,对自然作出了真实的写照,塑造了具有可感性的艺术形象,以反映客观世界和人的内心世界,为读者营造了如见其人、如临其境的场景,使读者在欣赏译文时像赏析原作一样有一种感动和美的享受。这是翻译创造性作用的结果。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一方面发挥自己的能动性,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文化心理等进行翻译;另一方面,这些因素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必然制约着译者对原文的理解、阐释与认知。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在创造性叛逆的同时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只能“创而有度”。总之,认知语言学是从认知的角度研究语言,特别注重认知与语言的关系,认为语言是认知对世界经验进行组织的结果(赵艳芳:3)。翻译实质上也是一种语际转换的活动,翻译活动也就自然包含了译者对源语的认知动因的形成和认知模式的转化。因此,认知语言学为研究翻译过程中的译者认知因素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参照。尤其是近年来,认知语言学、心理学等学科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为翻译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输入了新鲜的血液,也为研究译者主体性和创造性叛逆提供了新的理据。本文不揣浅陋,抛砖引玉,期待不久的将来会出现更多的认知翻译理论研究成果,促进翻译活动中译者的认知心理过程的研究,使译者主体性研究走上更加科学健康的发展轨道。

篇2：浅析译者的主体性论文

论文摘要：本文以王佐良先生翻译ofstudies的译本作为切入点，从翻译的目的、译者的文化意识和读者意识以及译作与原作的关系等方面具体探讨译者主体性的表现和作用。

论文关健词：译者主体性 翻译的目的 文化意识 读者意识

1前言

培根的这篇《谈读书》短小隽永，以生动简洁而庄重正式的语言表达作者对读书的种种领悟。文章层次清楚，观点鲜明，文中虽无高亢激昂之词，却于简单平实之间蕴含哲理，引人深思。而王佐良先生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其译文措词得体，简练精确;行文流畅，脉络清晰。文体选择适当、严谨一致;译文不仅忠实地传递了原文的信息，而且恰当地再现了原文的各种风格意义和美学价值。译文与原文在内容和风格上实现了高度的掣合堪称形神兼备的佳译。

篇3：浅析译者的主体性论文

所谓主体性是指主体的本质特性。这种本质特性在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中表现出来。以翻译而论，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他的对象性活动就是具体的翻译行为，即将作品从译出语转化为译入语的活动。主体性本身包含着受动性(即原作者的语言风格、审美情趣，目标读者的期待视域、审美要求以及译者自身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等因素对译者的制约性)、为我性(目的性)和主观能动性(包括翻译中体现的自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等)，而主观能动性是主体性最为突出的特征。基于对这种主体性的理解，译者主体性是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性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译者主体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即译者主体性不仅体现在译者对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也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目的、翻译策略和在译本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等方面。下面作者结合王佐良先生译的OfStudies《谈读书》的分析，从翻译的目的性、译者的文化意识和读者意识，译作与原作的关系具体探讨译者主体性的表现。

2.1从翻译的目的性看译者的主体性

译者有“充分再现原作不朽的文化艺术价值”的意向，因此他在译文中尽可能完整地保留原文的内容，尽力不忽略原作中的艺术价值，力图传达其不同内涵。OfStudies原文的风格体现在词汇、句法、修辞、章法等语言的各个层次，措词精炼，句式简洁，节奏鲜明，论述清楚，整篇文章既端雅又晓畅，给人一种“胸藏万汇凭吞吐，笔有千钧任歇张”的气势。译者在翻译时基本上是逐句对译。原文共十九句，译文则浓缩为十六句。多数句子是句对句译出，有些句子则因汉语的特点，通过标点符号的使用得以合并，长句中又包含各分句。使用文言词或文言结构来体现原文庄重而文雅的大词，同时还借助正式程度较高的四字格来再现原文的文体特征。原文充满了警句，而译文也是字字珠现，精练顺达。如:“ifa~writelittle,hehadneedhaveagreatmemory;ifheconferlittle,…”句中的“write,confei’等均为有古风色彩的表示现在时的虚拟形式，动词不分人称和单复数，均用原形仿梦之，:66)。王佐良先生在翻译时则采用了夹白的文言文，让人感受到浓郁的古风古韵。

由此看来，王佐良先生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译人语读者服务。他基本上遵循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采用了意译的方法。他“信”于中国文化的核心，把外国文化同中国文化结合起来，揉合了中国文化的价值、灵魂，以引起读者的共鸣。 2.2从译者的译入语文化意识和读者意识看译者主体性

在OfStudies的翻译中，译者将“Tospendtoomuchtimeinstud-iesissloth;tousethem…;tomakejudgmentwhollywisthehumorofascholar.’，译为“读书费时过多易惰，文采藻饰太盛则矫，全凭条文断事乃学究故态”。其中‘`scholar’，原意是“学者”，译者把它译为“老学究”，这是中国特有的，它尤指迁腐浅陋的读书人。因此，“学究故态”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自然而然就达到了劝说的目的。因此，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在受动性的制约下，使任何优秀的译作也难免有“不忠”之处。译者总是按自己所意识到的译人语文化需要确定自己的文化议程，决定其翻译选择和翻译策略，并都会在译文中留下其文化价值取向的痕迹。

读者意识是译者主体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在译人语文化语境中，同一部作品存在有不同的.读者群。不同的读者群对译文的期望各不相同。就OfStudie，来说，在中国就存在着学过英语的、对英国有一定了解、还想进一步了解英国传统文化的读者;也存在只为猎奇、消遣的一般中国读者。从一定程度上讲，翻译是创作，译者就有他的“意向读者”或潜在读者。每位译者在创作过程中，其潜意识中都有一个意向读者群。译者为了充分实现其翻译的价值，使译作在译人语文化语境中得到认同或发挥特定的作用，在翻译过程中，必然铭记其潜在读者的期望与审美取向，从而决定具体的翻译方法。王佐良先生是以想了解英国文化又要具备一定中国古汉语知识的中国读者为对象的。译作体现出揉合中国文化意向的努力。如:”Theirchiefusefordelightisinprivatenessandretiring;forornament,…;andforability.二”介词‘`in”分别译成“……之时”，“……之中’，，“……之际”，既讲究了形式的工整对仗，又避免简单的重复。而词组“独处幽居”、“高谈阔论”用在此处，言简意赅，与“怡情”、“博采”相互辉映、映衬，文字细腻、富有韵律，融有形美、音美、意美之妙。译文表达的内容和形式在译文读者对现实世界了解的知识范围之内，读者就会很好地理解原作，进而欣赏原作，最终使原作通过译作体现出的思想及文化价值为本土文化服务。

2.3从译作与原作的关系看译者的主体性

原作进人译人语中，除外在语言形态上异化为译人语语言外，更因上文说的译者的文化意识和价值取向而打上了译人语文化的烙印，负载着译人语时代文化的意蕴，译作虽然与原作有着紧密的联系，它已不再仅仅是原来意义上的译出语国家的文学作品，它同时具有自己独立的生命和价值，成为译人语多元文化中的新成员。《谈读书》被我国的中学课本所收录，并被奉为译作经典。从这方面来讲，好的译文对原作的推广，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译作的生命是译者赋予的，“译者不仅能赋予原作以生命，他们还能决定赋予他们以何种生命，决定如何使他们融人到译人语文学中。’，(Lzfevere,1995)译者主体性决定了译作的审美独立品格和译人语文化特征。译作通过自己的独立价值，强化了原作在译人语文化中的地位。从译作的生命独立性看，译作和原作不是从属关系，而是互文关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译作的受欢迎程度来看，王佐良先生翻译的《谈读书》可以与原作OfStudies相媲美，甚至超过原文。从一译作在译入语中的影响看，它与受其影响的创作文学也构成了互文关系(查明建，,)，充分说明了译者的创造性，也充分体现了译者的译人语文化意识。

3结语

从对王佐良翻译的OfStudies分析可以看出，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翻译的目的、译者的文化意识和读者意识，还有其他社会文化因素往往合而对译者产生影响，最终的翻译成品是在这些因素合力作用下，译者创造性创作的结果。但是，强调译者的主体性也并不意味着译者在原作与译作之间、原作者与读者之间，甚至是在两种文化之间没有任何道德的约束，这也是在翻译中要强调译者的主体性的意义所在浒钧，)。

篇4：后殖民下翻译的译者主体性论文

后殖民下翻译的译者主体性论文

1翻译选材

选择什么样的文本去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译者对原作重要性的认识和态度所决定的［17］，体现了译者强烈的主题意识．布莱恩弗里尔深受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盖尔文化已植根于他的内心深处，以及对爱尔兰语言和文化现状切肤的人文关怀都使他所写、所译的内容大多取材于爱尔兰家乡发生的事情或在爱尔兰历史和文化上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反映爱尔兰人在国家分裂（南、北爱尔兰）阴影下，所遭遇的文化及民族认同问题等［20］，写作的过程往往伴随着翻译的过程，或者说写作本身就是一种翻译，一种置换，即将爱尔兰家乡的语言、文化、历史状况翻译成西方宗主国语言的过程．如此以来，写出来的作品也就是翻译的文本．《翻译》是一部后殖民戏剧，究其实质是用宗主国语言英语翻译而成的后殖民译本．其原作就是虚拟的爱尔兰语言文本．在《翻译》的写作（翻译）过程中，布莱恩选取最具有代表性，最能激起爱尔兰人民爱国热情的发生在爱尔兰鲍利比格镇的两件大事．一是英国政府建立国立学校替代树篱学校意味着古老的爱尔兰语言和文化传统的消亡；二是英国政府在爱尔兰执行的土地勘测法令，殖民地图的制作及划分，地方的重新命名则意味着爱尔兰领土的丧失，被英国的侵占［18］．领土、语言的沦丧则意味着爱尔兰身份的迷失，爱尔兰根的消亡．通过选取这两个典型事件，布莱恩在《翻译》中让爱尔兰村民述说着盖尔语发生的凄惨故事，让其民众对自己语言、领土的流失感到痛心疾首，从而激发他们对本国语言文化的热爱与保护，对本民族文化主体身份的探寻．同时，在许多曾经有着类似殖民经历的人民心中也产生了强烈的回响与共鸣．正是认识到发生在爱尔兰家乡这两件重大历史事件的严重后果及对爱尔兰人民的深刻影响，布莱恩弗里尔才会将其作为创作（翻译）的素材，可见作者（译者）在翻译选材方面的独具匠心，体现出了译者的主体性．

2翻译策略

勒弗菲尔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化活动，在特定的社会里，可以建构、操纵话语或建构所需要的文化［1］．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虽受权利、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外部因素的制约，但译者在面对两种权力关系不对等的'文化时，在翻译过程中是选择屈服于上述各种潜在的或现实的压力、成为强势文化的“仆人”还是采取“抵抗”的立场［17］，“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强势文化进行抵制与反击”［21］，以塑造自我文化形象，进行权力话语干预，并由此改变权力不平等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译者自主决定的，体现的是译者的主体意志．同时，这也是后殖民翻译理论衡量译者主体性价值的关键指标［17］．布莱恩弗里尔在《翻译》的创作（翻译）过程中，采用了适度的杂合翻译策略，移植了爱尔兰盖尔语的词汇和句法结构，如爱尔兰方言词汇“backways”，爱尔兰人名、地名“Owen，Hugh，BaileBeag和CeannBalor”以及爱尔兰“putxony”句法结构，例“Howdoyouputatailonit？”等；杂糅了与爱尔兰有着更亲文化渊源关系的希腊语和拉丁语词汇，如endogamein（部落内通婚），ex玻铮纾幔恚澹椋睿ㄒ熳逋ɑ椋，baptizein（洗礼），sobrius（清醒），caerimonianominationis（命名仪式），Opushonestum（光荣的任务），expeditio（远征，探险队）等；同时，他还融入了爱尔兰文化，嵌入了隐含爱尔兰历史、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词汇，如“TobairVree”在盖尔语中指“十字路口”，该词隐含着一个民间传说．“Tobair”是一口井，“Vree”是盖尔语“Brian”的误用．“Brian”源于“TobairBhriain”．因为150年前，这里曾是一口古井，并不是十字路口，而是距十字路口很近．一位名叫“Brian”的老者，因为脸部长了肿瘤而破相，听说井里的水是神佑的，于是他接连7个月，每天都用井里的水洗脸，但肿瘤并没有消失．一天早晨，人们发现Brian淹死在井里．自此，这个十字路口就被命名为TobairVree?尽管那口井已干枯了很久［22］．在剧中，“To玻猓幔椋颍郑颍澹濉北居币牖蛞粢胛一个与其对应的英语词汇，但是，布莱恩弗里尔有意原封不动地将其载入地名薄，因为他意识到了隐含在爱尔兰语地名中的传统故事可以通过口头方式代代相传，同时也彰显了爱尔兰语地名所承载的不同文化传统［18］．通过刻意使用带有爱尔兰民族印记的语言、文化，布莱恩弗里尔构建了一个具有抵制作用的杂合文本，凸显了语言文化的差异性，以此彰显出后殖民翻译抵抗、颠覆和消解英美语言、文化霸权和中心的功能，解构了权威，使边缘步入中心，进行平等对话，重塑了爱尔兰人民独特的语言和文化身份，最大程度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

3结论

后殖民翻译理论将翻译置于社会、文化、历史的宏观语境下去考察，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化政治行为，是殖民的工具也是解殖民化的武器．译者作为翻译实践的行为主体，处于权力的中心点，通过自主选取翻译素材，采取抵抗式翻译策略，建构主体文化身份，摆脱殖民枷锁，抵制文化霸权．在《翻译》中，布莱恩弗里尔基于自己的文化身份，以发生在爱尔兰鲍利比格镇的两件重大历史事件为素材，采取后殖民抵抗式翻译策略，凸显了语言、文化差异，表达了自身及其所属群体的文化诉求，重构了本民族文化身份，彰显了译者的主体性．解析后殖民文学作品《翻译》，不仅为其他后殖民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域，拓宽了翻译、译者主体性研究的范畴，而且有助于我国人民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中，采取有效的创作和翻译策略，凸显中国的语言、文化差异和元素，以抵制西方霸权文化对我国文化的渗透和殖民，最终促进我国文学和文化传统的发展与繁荣.

篇5：论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制约因素论文

论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制约因素论文

[摘 要]译者主体性是翻译中的客观存在。文章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并进一步探讨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制约因素及其对翻译操作过程的影响，并指出译者的努力方向。

[关键词]翻译；译者主体性；能动；制约

20世纪70年代之前，在翻译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语言学派。这个学派的理论家把翻译活动看作是语言学的任务，认为译者的任务就是把接收到的语言信息根据给定的定义译成信号，然后发给目标语读者。因此翻译研究就局限于文本对比和语言转换的范围内，而翻译活动中最活跃的成分即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研究便被忽视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国际译学研究经历了从语言研究到文化视角的巨大转变。在文化视角下，翻译绝非单纯的语言转换活动，其过程包含了对原作意义、信息、思想和文化的传递，而译者则是这种传递信息、思想、文化的使者。由此，众多翻译理论家开始把目光投向一直默默无闻的译者，承认其在翻译过程中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并将其从“隐形”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由幕后推至台前，确立了译者的翻译主体地位。

近年来，随着对翻译过程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作为原文和译文的中介者，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占有独特的重要地位。我国近年来大量涌现的翻译理论研究成果中，有关译者主体性，特别是有关翻译再创造过程中的主观因素，即译者的创作个性和主观能动作用问题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目前多数国内学者在译者的主体性研究中，常常把主体性等同于主观能动性，却忽略了任何主体性都有制约性的一面，忽略了主体性发挥的制约因素，从而使译者主体性研究走向片面。本文旨在挖掘并探讨这些制约因素，为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作有益且必要的补充，为译者适度发挥主体性提供借鉴意义。

一、译者主体性的研究现状

探讨译者主体性发挥所受到的制约因素，我们有必要先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现状加以了解。虽然翻译活动早在古罗马时代就开始了，但人们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关注翻译主体性的。纵观近百年来乃至更加久远的中西翻译史，人们在研究翻译理论时，几乎都只翻来覆去地、不厌其烦地探讨翻译的性质、原理、功用、标准、方法、技巧等等，在涉及到文学翻译活动的主体即译家时，充其量只谈他必须具备的学养及所谓译才译德的一些方面，而绝少考虑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绝少讨论他的人格问题和心理问题，绝少顾及他的个性、气质和心理禀赋等等。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学界开始真正自觉而且明确地探讨“译者主体性”这一理论问题，很多西方翻译学派都不同程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接受美学将作品在读者中引起的反应和读者的阅读活动收进了文学及文学史研究的视野，认为读者作为文学现象的又一主体，同时积极地参与了作品价值的创造。译者首先是读者，而且是最积极、最主动、最富有创造意识和钻研精神的读者。此外，作为读者和阐释者，译者的阅读和阐释不可避免地受到他本身所处的时代和民族文化传统以及个人阅历、修养、性格的影响…。可见，译者的翻译无疑会或多或少偏离原著，打上自己时代、历史、民族乃至译者个人风格的烙印。正如法国著名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所说，“译本总是由某个人的第一次阅读开始的，这种阅读和创作一样富于个性，故而在任何情况下都抹不去译者的痕迹”[2](P206)。而“译者的痕迹”正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之一。20世纪后半叶，西方译坛涌现出来的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和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为我们研究译者主体性提供了新的视角。文化学派当中的“操纵学派”(manipulation school)代表人物之一西奥・赫曼斯认为，等值和透明的翻译思想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他提出，在特定语境下出现的翻译总是特殊的翻译，“记住这一点很重要。译者从来就不会‘公正翻译’。翻译才能不是与生俱有的，它必须进行认知和规范方面的学习和磋商才能掌握。所以，译者是在一定的翻译概念和翻译期待的语境中进行翻译的”[3](P178)。如前所述，译本无可避免地会烙上译者的印痕，故而在原著与译本之间划等号是不可能的。

现代阐释学代表人物之一伽德默尔认为，没有偏见，没有理解的前结构，理解就不可能发生。同样译者对原文或原作者的理解，必然带有自己的理解或偏见，必然带有自己的历史性，体现出译者的主体意识，这将直接影响他对原文的理解和翻译。而译者所处的时代、社会和文化背景，译者的知识水平和范围，也都会影响他的理解。解释者有其自身独特的视界，这也是由偏见构成的；而文本总是含有原作者原初的视界，这个原初的视界与读者现今的视界之间必然存在着各种差距。从此角度出发，翻译过程亦可理解为原文作者视界与译者自身视界之间不断交融产生新视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必然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前理解和偏见的作用下在翻译过程和译文中体现出其主体性。

二、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制约因素

诚然，主观能动性是译者主体性最为突出的特征，但其发挥并非没有任何制约，它必然受到客体的制约以及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制约。也就是说，主体性本身就包含着制约性，它既表现为人对客观对象的依赖性，又表现为客观对象对人的制约性。从哲学意义上讲，制约性是能动性的前提，是人发挥能动性的依据。离开了制约性，能动性的发展就盲目无依，失去了改造客观事物的意义。在翻译过程中，原作、译者所处的特定时代语境、译者的读者意识和双语文化能力等等都是制约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因素。

(一)原作的制约

虽然我们主张在翻译中要充分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但应该看到翻译的译者主体性有着明显的限度。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但这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创造。译者的创造性活动，不同于作家的创作，是一种二度创作。也就是说，译者的创造性是受到制约的。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在二度创作的范围内，而不是脱离原作随意发挥。译者只是代笔，而不是抢过作者的笔来，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东鳞西爪的写作。有人形象地把翻译家比作钢琴演奏家。同一首乐曲，不同的钢琴演奏家会根据自己对乐章的理解和体会演奏出各自的风格和特色。但他只能在准确弹奏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挥其才能和智慧，进行积极的艺术再创造，而决不能脱离曲谱，把它演奏成另一支曲子。翻译家也是如此。虽然他译出的作品可以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在翻译方法上有各自的爱好和自由，在翻译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进行艺术的'再创造，但是终归无法摆脱，也不可能摆脱原作的制约。

(二)译者所处的时代文化背境

现代阐释学认为，理解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无论是理解者――人，还是理解的对象――文本，都处于历史的发展演变之中的。每一位译者受自身所处历史、文化、社会背景的影响总是携带着“一大堆熟悉的信仰和期望”去理解他所翻译的原文文本，一边置身于“一个熟悉的世界”，一边又面对着“陌生的世界”[4](P89)。因此，每位译者在解读原文时的理解方式以及对文本内容的理解就会出现不同之处。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存在着意义的“空白”和“不确定性”。译者对原作进行阅读、理解和阐释，必定根据自己的审美经验、先在知识和期待视野，并对未定作品的空白进行填补。同一时代的译者因接受水平不同，对原作的理解存在差异，也就是译者对原作的“未定点”、“空白点”的填补不同；不同时代的译者因历史的局限性，其接受水平相差更远，填补就更加不同。因为译者本身是历史的人，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并且，一部作品的潜在意义不会也不可能为某一时代的读者所穷尽，只有在不断发展的接受过程中才能逐步为读者所发掘。鲁迅说过，一部《红楼梦》，“单是命题，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红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闺秘事”[5](P73)。   首先，译者对文本的理解必然会受到不同历史时代的制约，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总是要打上时代的烙印。20世纪初以苏曼殊和林纾为代表的一批翻译家纷纷采用章回小说的笔法翻译外国小说，每节多以“却说”、“话说”开头，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结尾。如此翻译自然是为了迎合读者的审美期待，以免自己的译作因引进了有违目标文化图式而引起译文接受者的审美抵触。在当时文化处于比较封闭的时期，译者的这种努力避免有违原作审美期待的负面审美反应表现尤为明显。其次，译者主体性还受到目的语文化语境的制约。不少论者都把译者比作“带着镣铐跳舞的舞者”，说的就是译者的创造活动受到严格的制约。这种制约除了上文所说原著的制约外，还指目的语文化语境的制约。众所周知，翻译无论是选材、翻译方式、翻译策略，还是措辞、韵律等等，都会受到目的语意识形态、诗学等多方面的影响和制约[6]。上世纪初林纾翻译的小说中出现大量有意的删改，正是为了适应当时中国文化语境的要求。如果说林译小说是文学翻译中的一个极端的例子，那么文学作品(特别是文学名著)的复译现象再次证实译者主体性受目的语文化语境制约的情形。译学大家杨武能先生和许钧先生在讨论复译的必要性时指出，年代久远的译本语言会显得陈旧过时，不再能为当代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所接受；时代和社会在不断地前进和发展，语言和审美标准也随之发生变化。可见翻译必然受到历史、文化、社会与时代等因素的影响，译者主体性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7]。其实这与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译者受当时社会文化观念的制约。

(三)译者的读者意识

在翻译活动中，目标读者是切不可忽视的。译文读者与译文的交流只有在翻译结束完成之后才能真正实现。自然，译者不可能等到翻译活动结束之后再去考虑这一交流活动，他必须在翻译活动之中将这一交流与对话活动纳入翻译过程加以考虑。在翻译表达阶段，翻译者的读者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最终的翻译表达。其实在开始动笔翻译之前，译者就已经确立了自己的读者群，而在翻译的过程当中，译者会时刻提醒自己读者的存在，因为读者对翻译活动的参与不可避免，译者对读者的受教育程度、文化背景、文学能力、审美水平等的了解与把握，将直接影响到译者的创造。作为译文的读者也是千差万别的，而且每个读者在接受活动中，总是从自己生活和文学的“期待视野”出发去看待译作，加上时间的流逝、体验的加深、时代的变迁，读者对同一作品的理解也会发生变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断地使译文与心目中的预设读者进行交流、对话，考虑现时读者的需求与接受水平。总之译者在为自己心目中的读者服务时，他所采取的翻译方式肯定是各不相同的[8]。

(四)译者的双语文化能力

翻译是两种文化汇合的场所，从这个意义上说，译者就是两种文化的中介，他游走于两种文化之间。译者的文化价值取向可以是对译入语主流文化的认同，通过翻译来强化某种意识形态和文学观，也可以是对现存文化的否定，通过翻译来颠覆现存的文化和文学模式，达到变革的目的。译者的双语文化能力包括译者的双语语言知识和双语文化知识。译者在解读原文及再造译文的过程中两种语言文化结构相互作用，即在解读时有译语语言文化的形成过程，在表达时又有原语语言文化的渗透，译者在解读与表达过程中对双语语言文化的协调就是译者文化能力的表现，而这种能力的高低对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有很大的制约作用。一般情况下，译者的能力因素中本族语能力较强，在外语译成本族语时趋于选择“归化”策略；反之在把本族语译成外语时，由于在特定的语言结构中，本族语的文本内容找不到相对应的外语表达时，往往会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我们在阅读文学译著时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绝大多数译者在将外语译成本族语时，毫无例外地要对译文作归化处理；而将本族语译成外语时，情况恰恰相反，即异化的成分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三、结语

综上所述，译者主体性是翻译中的客观存在，但是同时必须注意到，译者主体性有着明显的限度，任何夸大译者主体性的翻译理论和实践都是不恰当的。要使译者的能动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就不能忽视诸多制约因素，即将能动寓于制约之中。也只有在制约中，译者才可能充分发挥其主体性，最终打开文化交流和文化互融的大门。

[参考文献]

[1]屠国元，朱献珑．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的阐释[J]．中国翻译，，(6)．

[2]许钧，等．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M]．南京：译林出版社，．

[3]赫曼斯．西奥翻译的再现[A]．谢天振．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4]刘宓庆．翻译与语言哲学[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5]罗新璋．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6]穆雷，诗怡．翻译主体的教学与研究[J]．中国翻译，2003，(1)．

[7]王玉粱．论主体性的基本内涵与特点[J]．天府新论，1995，(6)．

[8]田德蓓．论译者的身份[J]．中国翻译，2000，(6)．

篇6：从译者的主体性谈中国古典诗歌翻译论文

从译者的主体性谈中国古典诗歌翻译论文

摘要:译者的主体性主要表现在译者的选择性、译者的理解和表达以及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这三方面。本文通过古典诗歌的两个具体译例进行分析，说明译者主体性在诗歌翻译中所发挥的作用，并给译者以更合适的定位。

关键词:中国古诗;翻译;译者主体性;创造性叛逆

一、译者主体性确立

早在西方翻译《圣经》的时候，译者是绝对地顺从原作和原作者，“唯原作者是从”。译者完全隐藏在译作的背后，是没有思想和灵魂的隐形人。

中国佛经的最早翻译莫不如是。中国的老一代翻译家郭沫若曾主张要尊重原作这一“处女”，同时要遏制译者这一“媒婆”。[1]虽说翻译者是带着脚镣的舞者，但翻译之舞也要跳得有声有色有韵味;译者绝不是乏味的简单的文字复制者和“传声筒”。

随着解构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译者的主观能动性逐渐地在翻译的过程中体现出来。韦努蒂认为:“在翻译中要求译者隐身是错误的:译者在译文中不能隐身，而应当有形可见”。[2]译者首先作为读者，对原作加以解读和理解;其次，译者作为译作的翻译者和“创作者”，在翻译的全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都是不可或缺的。

二、译者主体性在诗歌翻译中的体现诗歌作为文学作品中独树一帜的文学形式，具有语言简洁凝练、意象丰富、富于音韵变化的特点。译者在翻译诗歌的时候，考虑到译文读者的语言和文化差异，通常会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其主体性。

(一)译者的选择性

译者的选择性首先体现在文本的选择上，译者选择此文本而非彼文本就是译者主体性的一个体现。译者的翻译目的、个人兴趣和经历都会对其文本的选择产生影响。其次，译者在文本翻译时遣词用字、押韵形式、意象再现等均是主体性的另一个体现。第三，译者选择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也是主体性体现:是归化还是异化，是直译还是意译;译诗的风格和原诗的风格保持一致还是另具特色。译者不仅选择了文本，还对翻译过程中遇到每一个细节作出判断和选择。

(二)译者的理解与表达

译者对文本的理解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客观性存在于尊重源语文本，主观性存在于对源语文本的解读。有1 000个读者就有1 000种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的形象的解读。对于诗歌的解读也存在着个人的主观判断和理解。

在理解基础上的表达也会因译者的不同而有区别。脍炙人口的《江雪》一诗就有很多种不同的翻译版本，这是因为译者选择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方法，采用了不同的翻译标准，而使得翻译出来的译文有差别。

(三)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谢天振在《译介学》中指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就是反映了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3]由于受源语诗歌中意美、音美和形美的局限，译者在翻译诗歌时其主观创造性的发挥体现的最为明显。

三、译者主体性在诗歌译例中的分析译例一:崔护的.《题都城南庄》，原文如下: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Giles的译文为:

On this day last year what a party were wePink cheeks and pink peach———blossomsSmile upon me;

But alas the pink cheeks are now far away，Though the peach blossoms smile as they smiledthat day.[4]原诗由四句组成，每句七个字，形式对仗工整。此诗压韵是:(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平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原诗利用“中”、“红”和“风”的韵母相同和相似押尾韵，以造成句子回环往复的音韵效果。

Giles在理解和解读原诗后，打破了原诗的对仗形式，采用散文诗式的形式进行翻译。在音韵上原诗用的是一元韵式，而译诗采用二元韵式，用“we”，“me”，“away”和“day”押的是aabb的尾韵。虽然和原文的字数、韵脚没有一一对应，但译得自然流畅，有破有立，充分发挥出译者的主体性。译诗也更易为译语读者所接受。

译例二:

苏东坡《西江月咏梅》中的最后两句: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句末作者自注:“诗人王昌龄梦中作《梅花》诗云:“落落寞寞路人分，梦中唤作梨花云。”苏轼反用其义，指梅花独开独谢的高洁。该句话的意思是:梅花的高洁情操已随着清晨的晓雾一同散去，不屑与梨花一同入梦。该句诗歌意境高远，要把诗歌的意境在译语中传达出来，往往依靠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林语堂在翻译该诗词的时候，指出意境的翻译最难，并指明:“意境的译法，专在用字传神”。林语堂的译文如下:Flesh of snow，bones of jade，Dream thy dreams，peerless one，Not for this world thou art made.[5]林语堂在翻译时的用字并没有忠实于原文，但所寄予的寓意则是相同的。这种译者的创造叛逆已经把原文的意境充分的表达出来。如果没有这种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译语读者也很难享受到如此贴近原诗的意境。

总之，在尊重原诗的基础上，必须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进而弥补诗歌翻译中的局限性和不可译性。

参考文献:

[1]郭沫若.论诗三扎之余[C]//.罗新璋.翻译新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Lawrence Venuti.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3]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4]常青.中国古诗的可译性限度与创造性叛逆[J].辽宁医学院学报，，(3):106-108.

[5]林语堂.论译诗[C]//.海岸选编，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篇7：加里斯奈德译者主体性在“寒山诗”英译本中的体现论文

加里斯奈德译者主体性在“寒山诗”英译本中的体现论文

一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翻译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然而传统翻译理论大都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虽然从这一角度研究翻译曾大大地推动了翻译研究的发展，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传统翻译理论对于翻译问题的探讨往往只关注语言文字层面的对应，翻译活动被看成一个从文本到文本的封闭过程，而影响和制约翻译过程的外部因素的研究则被完全忽略了。［1］其次它对翻译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原著的权威地位上的。以语言转换观和原著中心论为核心的传统翻译观导致了对翻译主体的遮蔽，尤其是对译者的忽略，译者通常被比作“舌人”、“媒婆”等。因此，我们的译者/翻译家研究就只局限在语言层面上评价其译作的得失，而不能从文学、文化层面来评析他们的文学和文化贡献。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的崛起［1］，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这种转向使翻译研究者不再纠缠于规定性的指令，而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上。翻译不再被看作是文本之间的转换，而是目的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翻译主体的问题，对翻译主体的研究，使人们越来越关注译者文化身份及其主体性对翻译的影响。但关于翻译主体性，译界还没有统一的认识。有一种观点认为翻译主体性是指译者、原作者和读者的主体性和他们的主体间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翻译主体性就是指译者主体性。本文倾向于后一种观点。

那么，什么是译者主体性？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的文化和审美创造性。它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具体地说，译者主体性不仅体现在译者对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也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的文化目的、翻译策略和在译本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等方面。［2］

本文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出发，通过对译者译本的选择、解读、表达以及译者在译诗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四个方面的阐述，试图分析和探讨在当时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下加里•斯奈德在翻译寒山诗的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及其对翻译的影响。

二、寒山、寒山诗及其翻译

寒山，唐代隐逸诗人，隐居于浙江天台翠屏山寒岩。隐居期间寒山头戴树皮帽，足登破木屐，打扮奇异，行为怪诞，人称“疯癫汉”。居寒岩后，寒山常在林间水边唱偈吟诗，并书之树间石上和田野人家的墙壁，有“好事者随而录之”，约三百余首，编为寒山子诗集。［3］

据台湾学者陈慧剑考证，寒山诗流传下来的有314首之多。这些诗富藏禅理，然而语言通俗，极为口语化，有时甚至以难登大雅之堂的粗语、俚语入诗。然而我国的诗学传统强调从内容到语言的雅致和含蓄，因此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寒山诗未能取得传统文人志子的认同和青睐，［4］被正统的文学忽视以致排斥。

虽然在本土的文学传统中长期受到忽视，但寒山诗在国外却很受欢迎，尤其是在日本和美国。寒山诗被介绍到美国是20世纪50年代，当时美国正盛行禅宗。目前较为通行的英译寒山诗有三种。有亚瑟•魏雷(Arthur Waley)1954年译的27首寒山诗。1958年加里•斯奈德(Gary Synder)在《常青藤》(Evergreen Review)杂志上发表了24首有关寒岩和禅境的寒山译诗。1962年伯顿•华特生(Burton Waston)选译寒山诗124首。三个译本中斯奈德的译本影响最大，在当时的年轻人中得到了普及，成了“垮掉的一代”的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