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犯之的下一句话，若是问题，其答案或许是：“则其罪不可恕，其心不可谅。”这句话本身并非出自某部典籍的固定对仗，而更像是一种逻辑推演的延续——当权者本应以身作则，若反其道而行之，率先违背规则、践踏道义，那么其行为便不再只是个人过失，而是一种对秩序与信任的根本性破坏。“自上犯之”之后，社会所面临的，往往不是简单的追责，而是整个价值体系与治理逻辑的动摇。
自古以来，中国政治哲学中始终强调“上行下效”的治理逻辑。《论语》有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权威的真正力量，不在于权力本身，而在于权力行使者的道德示范作用。当统治者或领导者以公正、廉洁、勤勉为行为准则时，民众自然效仿，社会秩序得以维系；反之，若高位者率先越界，以权谋私、欺下瞒上，那么无论制度多么严密，律法多么严苛，都难以阻止腐败的蔓延与民心的涣散。历史中不乏此类教训。秦末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并非仅因赋税沉重，更因秦二世胡亥昏庸无道，赵高专权，朝廷上下纲纪崩坏，自毁根基。当皇帝本人无视法度，纵容佞臣，百姓便不再相信“法”的存在，转而相信“乱”是唯一的出路。
进一步而言，“自上犯之”之所以比“自下犯之”更具破坏性，是因为它动摇了人们对“正当性”的信仰。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规则之所以被遵守，不仅因为其强制性，更因为其被普遍视为“正当”——即制定者本身也应当受其约束。当规则仅用于约束他人，而制定者却可随意豁免时，这种“正当性”便荡然无存。在公共治理中，若官员要求民众节约用水，自己却长期占用公共资源；要求企业依法纳税，自身却通过亲属代持资产逃避监管；倡导廉洁奉公，却频繁出入高档会所、收受礼品，那么无论宣传多么动听，民众只会将其视为虚伪的口号。久而久之，社会将陷入“塔西佗陷阱”——一旦政府失去公信力，无论其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民众视为不可信。这种信任的崩塌，远比一次腐败事件本身更难以修复。
更深层的危机，在于“自上犯之”可能引发制度性模仿。当高位者违法而不受惩处，中层与基层便会认为“潜规则”才是生存之道。于是，上行下效不再是道德引导，而成为一种功利性的策略选择。一个单位中，若领导可以随意迟到早退、报销虚开发票，那么普通员工也会效仿，甚至变本加厉。当“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成为普遍认知，整个组织的运行逻辑便从“合规”转向“投机”。这种系统性腐败，往往不是由某一个人引发，而是由“自上犯之”所开启的连锁反应。更危险的是，当这种行为被默许甚至纵容，社会将逐渐形成一种“逆向淘汰”机制——正直者被边缘化，钻营者受提拔，最终导致人才流失、治理失效。
面对“自上犯之”的现象，仅靠事后追责远远不够。必须建立一种前置性的预防机制，即通过制度设计，确保权力运行在阳光下，让高位者的行为始终处于公众监督与制度约束之下。这包括透明的决策流程、独立的监察体系、畅通的举报渠道，以及真正有效的问责制度。必须重塑“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的共识，让任何人都无法以身份、地位或权力为借口逃避责任。唯有如此，才能重建社会对制度的信任，防止“自上犯之”成为常态。
总结而言，“自上犯之”的下一句话，不应只是道德谴责，而应成为制度反思的起点。它提醒我们，真正的治理，不在于制定多少规则，而在于规则是否被所有人，尤其是制定者所尊重与遵守。当高位者率先守法，社会才能形成良性的示范循环；当权力始终受到制约，公正才能成为普遍的现实。历史反复证明，一个政权的衰落，往往始于内部的自我瓦解，而“自上犯之”正是这一瓦解的最初裂痕。唯有正视这一裂痕，及时修补，社会才能在秩序与正义的轨道上持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