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品《论翻印木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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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鲁迅作品《论翻印木刻》

鲁迅作品《论翻印木刻》

麦绥莱勒的连环图画四种出版并不久，日报上已有了种种的批评，这是向来的美术书出版后未能遇到的盛况，可见读书界对于这书，是十分注意的。但议论的要点，和去年已不同：去年还是连环图画是否可算美术的问题，现在却已经到了看懂这些图画的难易了。

出版界的进行可没有评论界的快。其实，麦绥莱勒的木刻的翻印，是还在证阴连环图画确可以成为艺术这一点的。现在的社会上，有种种读者层，出版物自然也就有种种，这四种是供给智识者层的图画。然而为什么有许多地方很难懂得呢?我以为是由于经历之不同。同是中国人，倘使曾经见过飞机救国或“下蛋”，则在图上看见这东西，即刻就懂，但若历来未尝躬逢这些盛典的人，恐怕只能看作风筝或蜻蜓罢了。

有一种自称“中国文艺年鉴社”，而实是匿名者们所编的《中国文艺年鉴》在它的所谓“鸟瞰”中，曾经说我所发表的《连环图画辩护》虽将连环图画的艺术价值告诉了苏汶先生，但“无意中却把要是德国板画那类艺术作品搬到中国来，是否能为一般大众所理解，即是否还成其为大众艺术的问题忽略了过去，而且这种解答是对大众化的正题没有直接意义的”。这真是倘不是能编《中国文艺年鉴》的选家，就不至于说出口来的聪明话，因为我本也“不”在讨论将“德国板画搬到中国来，是否为一般大众所理解”;所辩护的只是连环图画可以成为艺术，使青年艺术学徒不被曲说所迷，敢于创作，并且逐渐产生大众化的作品而已。假使我真如那编者所希望，“有意的”来说德国板画是否就是中国的大众艺术，这可至少也得归入“低能”一类里去了。

但是，假使一定要问：“要是德国板画那类艺术作品搬到中国来，是否能为一般大众所理解”呢?那么，我也可以回答：假使不是立方派，未来派等等的古怪作品，大概该能够理解一点。所理解的可以比看一本《中国文艺年鉴》多，也不至于比看一本《西湖十景》少。风俗习惯，彼此不同，有些当然是莫明其妙的，但这是人物，这是屋宇，这是树木，却能够懂得，到过上海的，也就懂得画里的电灯，电车，工厂。尤其合式的是所画的是故事，易于讲通，易于记得。古之雅人，曾谓妇人俗子，看画必问这是什么故事，大可笑。中国的雅俗之分就在此：雅人往往说不出他以为好的画的内容来，俗人却非问内容不可。从这一点看，连环图画是宜于俗人的，但我在《连环图画辩护》中，已经证明了它是艺术，伤害了雅人的高超了。

然而，虽然只对于智识者，我以为绍介了麦绥莱勒的作品也还是不够的`。同是木刻，也有刻法之不同，有思想之不同，有加字的，有无字的，总得翻印好几种，才可以窥见现代外国连环图画的大概。而翻印木刻画，也较易近真，有益于观者。我常常想，最不幸的是在中国的青年艺术学徒了，学外国文学可看原书，学西洋画却总看不到原画。自然，翻板是有的，但是，将一大幅壁画缩成明信片那么大，怎能看出真相?大小是很有关系的，假使我们将象缩小如猪，老虎缩小如鼠，怎么还会令人觉得原先那种气魄呢。木刻却小品居多，所以翻刻起来，还不至于大相远。

但这还仅就绍介给一般智识者的读者层而言，倘为艺术学徒设想，锌板的翻印也还不够。太细的线，锌板上是容易消失的，即使是粗线，也能因强水浸蚀的久暂而不同，少浸太粗，久浸就太细，中国还很少制板适得其宜的名工。要认真，就只好来用玻璃板，我翻印的《士敏土之图》二百五十本，在中国便是首先的试验。施蛰存先生在《大晚报》附刊的《火炬》上说：“说不定他是像鲁迅先生印珂罗版本木刻图一样的是私人精印本，属于罕见书之列”，就是在讥笑这一件事。我还亲自听到过一位青年在这“罕见书”边说，写着只印二百五十部，是骗人的，一定印的很多，印多报少，不过想抬高那书价。

他们自己没有做过“私人精印本”的可笑事，这些笑骂是都无足怪的。我只因为想供给艺术学徒以较可靠的木刻翻本，就用原画来制玻璃版，但制这版，是每制一回只能印三百幅的，多印即须另制，假如每制一幅则只印一张或多至三百张，制印费都是三元，印三百以上到六百张即需六元，九百张九元，外加纸张费。倘在大书局，大官厅，即使印一万二千本原也容易办，然而我不过一个“私人”;并非繁销书，而竟来“精印”，那当然不免为财力所限，只好单印一板了。但幸而还好，印本已经将完，可知还有人看见;至于为一般的读者，则早已用锌板复制，插在译本《士敏土》里面了，然而编辑兼批评家却不屑道。

人不严肃起来，连指导青年也可以当作开玩笑，但仅印十来幅图，认真地想过几回的人却也有的，不过自己不多说。我这回写了出来，是在向青年艺术学徒说明珂罗板一板只印三百部，是制板上普通的事，并非故意要造“罕见书”，并且希望有更多好事的“私人”，不为不负责任的话所欺，大家都来制造“精印本”。

十一月六日。

篇2：从余秋雨的作品论至散文如何写

从余秋雨的作品论至散文如何写

之所以这几天在博客里为中国学生鸣哀不平，完全是被几个草根名博的好友给鼓动起来的，当真遇人不淑，哎哎！但饶是如此，那些话确实是涂鸦的真实感受，一早便想“酒放豪肠，酿成十分的恶毒”，挖苦咱们的烂污应试教育制度一番。

倒是因为前日拙作里随笔触到了余秋雨，所以便有某正在求学的好友来纸条，问我为何对余秋雨的玩意儿如此贬低，并且恳请本人对如何进行散文写作谈谈自己的看法。本来今天要续写儒学感悟，不过盛情难却，只好谨闻命矣！当然各花入各眼，我并无统一大众思想的能力和权限，只不过是提供一种最基本的思路，以作他人，主要是初尝文学写作的学生们的参考之用。其实涂鸦算得上网络“糖尿病”读者中的一员，每每见到一些用五彩缤纷的文字堆砌起来的文章，止不住就血糖升高。或许这就是我浪费大把的才气文思，不一门心思写正经文章，却竟甘心堕落，常常在纸张媒体和网络上，专与言情文章作对的原因。同样我估计到死也不会明白，余秋雨为何会在中国文坛浪得虚名，几成文学最高意识形态的化身，被千万文学爱好者奉若神明？先不论此人甚至比一个初学古文的学生都不如，竟连“致仕”、“熏风”等简单的古词的解释都搞不明白，而此等文章专靠煽情做作，只会浓墨重彩式的浮华文字的堆砌，却毫无最起码的思维见识和文学修养可言的人，是何以混入文坛第一线，至今居高临下，一览众山之小，能轻易冒充文化大师的？众所周知，当年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一度堪称现代文学的“散文圣经”。不过虽然其中的少数文章，涂鸦在求学时期，陆续在<<收获>>杂志上看过一点，只是结集成册，当我捧起这本天书之后，几乎一度无法终卷。

在一片花团锦簇，艳丽无比的笼罩下，最后还是念着毛主席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十二字真言，才硬是勉强释卷。尽管余秋雨的散文在当时，无论选材还是行文的方式，确实给人以出奇制胜，与众不同的感觉。但其人在叙述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里，观点老套，毫无新意，思想内涵极度贫乏。抒情部分的文字，几乎成了滥洒狗血！尤其在<<道士塔>>和<<风雨天一阁>>两篇文章中，此人将感情表现至空前绝后的廉价，端得成了其行文的独特风格。或许只有我们的余大学问家才有本事将中华文化的生死存亡，全系在了一个藏书楼上，将中华民族的责任重担，想当然地推脱在一个老道士身上。而到其后的那本<<行者无疆>>，那种无病呻吟的表达被其发挥至了极至，令人看完可以三天米水不进。可惜古人虽然教导我们“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只是直到如今，似乎还是很少有余粉丝能看出这再浅显不过的事实。导致我先前的批余之文不过“夜静冰寒鱼不饵，满船空载月明归”罢了。当然余秋雨的成功虽同文化发展走向畸形有关，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被那种美轮美奂下透出空灵的表面文字风魔得情难自已，从而把作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乃是情有可原的事情。只是在一片虚幻之后，我们是否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即文字只不过是内心思想和感情的载体，只是一篇散文的配角，即使文字的本身再美，但缺乏一种内在的张力，无法自然有效地将思想和感情全面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样被文字喧宾夺主后的各类散文，意义究竟何在？而即使这样的常识，让那些沉浸在搬弄新华字典的网友迅速改弦易辙，走上写作的正道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其实包括写手的许多散文作者的生活积淀其实非常之深，阅历也十分的广阔，所以在进行散文写作时，所选的题材往往可以比较广泛。只是以写作技巧而言，很多人根本连入门功夫都没学会。而为了掩饰这样的短陋，这些人往往不是动辄把文章搞得天花乱坠，落英缤纷，便是在散文的抒情部分，使用大量的笔墨，去描写自己的感想和心情，试图用虚伪做作的煽情方式来刺激读者的感情线，达到所谓让自己的文章去打动人心的目的。

篇3：郁达夫文学批评文体之作家论、作品论研究论文

郁达夫文学批评文体之作家论、作品论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初步探索了郁迭夫的文学批评文体中的作家论、作品论，着重论述这两种批评体式的文本结构、批评方式、话语特色。

[关键词】郁迭夫；作家论；文本结构；批评方式

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体式有序跋、、专著、诗话、词话、评点等。现代文学批评体式在传统文学批评体式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美学、文学理论批评，在现代思维指导下形成，是对传统体式的发展，也有了自己独特的品格。郁达夫发表批评文章始于19秋，终于1941年7月，这正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体式建构并走向成熟的时期，郁达夫参与了这一过程，他的多样化的文学批评体式和独特的文体风格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实绩，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郁达夫的文学批评体式多样，每种体式又有自己独特风格，本文探索其中的作家论和作品论。

一、作家论

郁达夫的文学批评中有《施笃姆》、《集中于<黄面志>(TheYellowBook)的人物》、《卢骚传》等数篇作家论，数量虽不多，却极有探讨的价值。

作家论既包含对作家的评论，也包括对作家的作品的评论，并以后者为主。当我们通读他的作家论时，却会发现他总是先极其详细地介绍作家的出身、个人经历，然后论及作家作品，或在介绍出身经历时插入对作家作品的评述。如《施笃姆》中对施笃姆生平的综述占全文一多半篇幅，《集中于<黄面志>(TheYellowBook)的人物》中对ErnestDowson的生平介绍也远超过对他的诗作的评述。而《卢骚传》中则通篇介绍了卢骚的生平，另写《卢骚的思想和创作》来评价其思想和作品。如此详细、大篇幅的介绍作家个人经历，在五四的作家论中可谓独树一帜。如苏雪林的《沈从文论》，基本不涉及沈从文的生平，而主要讨论了沈从文的作品、作品的哲学思想和艺术。这与郁达夫的“自叙传”理论是相通的。他认为，一切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评述生平是为了更好的理解作品。这又与孟子的“知人论世”说遥相呼应。

当郁达夫评论外国作品时，引文总是译文、原文同时出现，或先引译文，接着是外文原文，如评论施笃姆的诗时。或先有外文原文，接着是中文译文。这样做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他自己的一句话中体味：“换一句话说，就是原文的味儿，是原作者的，但译文的味儿，却须是译者的。”他把译文原文同时引出，也许是为了让读者既能体会原文的味儿，又能体会译文的味吧!

郁达夫作家论中的大部分文字凄惨，悲凉，衰颓，艳丽有韵味，如：“TheYellowBook的一群天才诗人里，作最优美的抒情诗，尝最悲痛的人生苦，具有世纪末的种种性格，为失恋的结果，把他本来是柔弱的身体天天放弃在酒精和女色中间，作慢性的自杀的，是薄命的诗人ErnestDowson”]97“是在伦敦的居停中，――他遇见了他的Beatirce!这就是决定他的一生蹇运的一颗有刺的蔷薇，这也是他日后在悲苦的时候呻出来的神韵飘逸的诗歌的发酵素!”…“他所出没的世界，是黄昏的世界，沉默的世界，哀愁的世界”…“细玩此诗何等的悲痛，何等的优美，何等的余韵悠扬!”

读了这种文字，我们的心也会不知不觉沉入进去，同他和他的文字一起哀愁，散发出颓废美的味。

他的作家论中的文字还自成一种情调，如画，如诗。如：“当时的A．B．虽则病已人了第三期，但在谐声流亮的音乐堂中，和感情激发最易看到的场里，每晚总有他那同影子似的身体坐着”…“她本来是一个寄寓在伦敦的外国街区里的亡命客的女儿，Dowson与她相遇的时候，她正与她的母亲，当那冷静的街角，在经常一家小小的酒馆(Cafe)。十七八的少女，exotic的情调，红绿的酒色，和淡紫的香烟，惨白的少女的微笑，水绿的汽油灯光，是这少女的迷阵，使Dowson一见倾倒，至死都不能解脱。”…这是诗的语言，散文的语言，是有韵味的美的批评语言。

郁达夫爱读美丽的批评文字，他自己写出的便是这样美丽的批评文字。郁达夫的作家论中的批评文字还流露出深切的同情。“唉，耱轲不遇，贫贱终身，原是诗人之分，但是像大卫的身世，也未免太难了”…。；“啊啊，天才薄命，千古同悲，我们对于他的尊敬颂赞，于耱轲不幸的`他，却有何补?”…““‘现在让我来谈一谈这一位到处受压迫，到处中毒箭，流离四方，卒至晚年来因疯自杀的人类解放者的生涯”…，“卢骚卢骚，你也何其不幸到了这一步田地。”他认为自己和这些人一样不幸，是悲人，又是在悲己，是在同情他们，也是在同情自己。   如果说郁达夫是一汪忧郁的水，这些文字都是从这水里浸泡又捞出的，染上了郁达夫的忧郁，这是郁达夫的文字。

二、作品论

中国传统文学批评重感觉、体悟。批评家也认真思索，也分析批评，但他们把这分析、思索的过程都省略掉了，只把最精华的结果展示出来，因此，古代文学批评的印象、感悟，正是他们删除了理性思索、分析之后，有意保留的一种升华了的高于原始感悟、也高于一般理性分析的独特表达方式――艺术的方式。西方文学批评重逻辑推理，不仅展现结果，而且重视分析过程，因此西方文学批评显得条理、系统、严谨。五四部分批评家在传统文学批评的基础上接受了西方的影响，也重视逻辑推理，开始写作严谨的批评文章。郁达夫的作品论更多地接受了传统的文学批评方式，重感觉，体悟，不太重视分析、推理过程。郁达夫有专门的作品章，但他的序跋，作家论中也有作品论。为叙述方便，他的批评体式中凡涉及感觉，作品品味的议论，在此一并论述。郁达夫的作品论有《杂评曼殊的作品》、<读<赛金花本事>》、《林道的短篇小说》、《读<老残游记>》等等，这些作品论体式随意，重感觉、体悟、品味。

郁达在评论作品时，善于把自己的感觉、体悟抒写出。如“因此我们读了他的小说之后，只是默默觉得消沉下去”…，“范龙的这一种方法，实在巧妙不过，干燥无味的科学常识，经他那么的一写，无论大人小孩，读他的书的人，都觉得娓娓忘倦了。你一行一行的读下去，就仿佛是和一位白胡须的老头儿进了历史博物馆在游览。你看见一件奇怪的东西，他就告诉你一段故事。说的时候，有这老头儿的和颜笑貌，有这老头儿的咳嗽声音在内，你到了读完的时候，就觉得这老头儿不见了，但心里还想寻着他来，再要他讲些古代的话给你听听。”从没有这样的安逸，这样的自在。“就是在读下去的中间，要想吐一口气的工夫都没有。“我读了这一封洪稚存自陕西赶到山西，为他去搬丧回籍的时候写的信，并他做的一篇黄仲则行状之后，心里头真感到了异样的心酸，这种批评语言生动、亲切、传神、形象、富有感染力。

魏晋名士风流自赏，清谈品人，如刘义庆<世说新语》，后人由品人发展到品评文学作品，如钟嵘《诗品》、司空图《诗品》等。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提出了诗的韵味问题，认为优美的诗歌，其所表现的情景，使人感到贴近而不浮浅，深远而含蕴不尽，像食品之有咸酸之外的昧道那样，具有“韵外之致”和“昧外之旨”，即耐人寻味体会的言外的韵味。郁达夫继承了这一传统，善于“品”作品的“味”。这“味”是“诗味”：“他的小说里，篇篇有内热的、沉郁的、清新的诗味在那里”。”，是“美味”：“我所欲推荐的就是这几行文字。诸君要学那神秘的美味，舍此就不能另得了”…，是“近代味”和“快味”：“他的诗是出于定庵的《己亥杂诗》，而又加上一脉清新的近代味的。所以用词很纤巧，择韵很清谐，使人读下去就能感到一种快味””，是“清新味”：“因为他的诗里头有清鲜味”，是“香味”：“所以全篇三万余字，只像是新闻纸上的一段记事，艺术的香味是一点也没有的，是“风味”：“至于他的随笔杂感，……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比喻之巧妙，文笔之简洁，又因其飘逸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种种滋味，像橄榄，又像耐品的龙井，余香满口，韵味无穷。他的这种有滋味的批评文字也像他所批评的原文一样耐咀嚼，有昧儿。

郁达夫的这两种批评文体丰富多彩，摇曳多姿，韵味浓厚，具有独特的价值，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

篇4：仿佛是木刻似的 ———鲁迅小说艺术形象的造型特色及其成因

顾晓梅

内容提要 鲁迅小说形象具有黑白木刻似的造型特征，这一点被许多评论者所忽略。而这一特征却是构成鲁迅小说“表现的深刻和格式的特别”的重要因素。黑白木刻似的造型特点的形成与鲁迅浓烈的黑白木刻情结密切相关。黑白木刻情结产生自鲁迅全部的人生感悟和艺术追求。

长期以来，无数的专家学者对鲁迅小说艺术形象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总结了许多的特点。但是，人们似乎都忽略了一个极为显著的特征，那便是鲁迅小说中的艺术形象分明地带着浓郁的黑白木刻的神韵。读鲁迅的小说，眼前会显现黑白对比分明，线条清晰有力，注重勾勒而淡于敷彩的造型简括的形象，如同鲁迅先生刻画祥林嫂最后形象时所说的———仿佛是木刻似的。黑白木刻似的造型效果构成着鲁迅所塑造的小说形象系列的显著特色，形成着鲁迅小说形象特有的风格。

在赞誉鲁迅艺术手法高明时，人们常断言他是高明的画家，这是不错的。鲁迅原本就是一位颇有造诣的美术鉴赏家、收藏家、理论家，而且自己也能画几笔。问题是这个高明的画家在以文字为笔墨描绘形象时具备什么特点呢？换句话说，他是以什么画种，什么方式来塑造形象的呢？我们只要对绘画稍加了解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鲁迅是一位黑白木刻大师，那些入木三分的小说形象就是大师以犀利的文笔为雕刀刻画出来的黑白木刻作品。

绘画艺术最基本的语言是色彩和线条。但是黑白木刻版画的色彩与线条的运用比起一般的绘画具有显著的特点。在色彩方面，它抛开一切有彩色，只选择最单纯的黑白二色，利用黑与白强烈的明暗对比衬托或黑与白的协调过渡来暗示大千世界的缤纷色彩；在线条的运用方面，它以刀为笔刻出的富有金石之味的各种粗线、细线、直线、曲线来勾勒形象，建构既抽象又具有表现力的空间。这种表现方式使黑白木刻不以模拟周围世界为能事，而将表现艺术家对这个世界的感觉与思考为己任，以简洁、概括、富有张力的形象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启迪人们无穷的回味与想象。正是在这些特点上，鲁迅的小说形象与黑白木刻有着异曲同工之美。“刻画”二字用来解说鲁迅对小说形象的塑造是再准确不过的了。

有学者在分析鲁迅塑造的文学形象的艺术特色时候，提出了“色彩美”，认为鲁迅在艺术创作中以色彩铺陈弥补白描技法的局限，并认为鲁迅的艺术追求是用特定的色彩词准确地描绘现实生活图画，增强作品的形象性，造成人们的美感愉悦，并列举了一些例子。的确，鲁迅小说中有时会出现某些特定的色彩词，像《故乡》、《社戏》等作品的局部还以重彩敷衍出了色彩斑斓的场景。但是，统观鲁迅全部小说却只得到这样的印象：作为艺术大师，鲁迅利用颜色塑造形象时，最擅长而且最成功的是对黑与白的调度和运用，他那摄入魂魄的艺术世界是由自然界最单纯却又蕴着最丰富内涵的黑与白对比调和而成。

在鲁迅的小说中，《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伤逝》、《孤独者》、《药》、《铸剑》等作品最为人称道，其中的人物形象深入人心，可以说这些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艺术形象以及他们活动的背景，几乎全由黑白二色构成。《狂人日记》作为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举足重轻。小说通过“狂人”的独特感知描绘出一幅“吃人”社会的时代画面，阴冷的世界溢出如磐的黑暗与邪恶。小说正文的一开头便突兀地来了一句“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这是令人叫绝的一笔，现实世界的一切在很好的月光笼罩之下消褪了原有的色彩，变成了黑、白以及黑白调和而成的灰。作者借助月光抢先渲染了一种惨淡诡秘的氛围，这是狂人特有的视觉心理感受，也是作者基于自己对那个世界深切的感知和理解而作的色彩归纳。整篇小说就沉浸在这样一种色调之中：基调是黑，“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活动于其中的人物的脸色也一概是青的、铁青的，真的是黑暗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一片漆黑的基调之上又醒目地跳着白，除了有使黑暗更加阴晦凄厉的惨淡月光，还有“白厉厉地排着”的“吃人”的家伙的牙齿，“白而且硬”的黄鱼的眼睛。漆黑的背景上，这些白的面积极小，却因对比强烈而特别的刺激，令人触目惊心。黑白对比产生的强烈的表情性，使小说在对黑暗社会的吃人特质的深刻揭示方面产生了独特的效果。

与《狂人日记》相比，小说《药》涉及的色彩较丰富一些。有兵卒号衣上镶边的暗红，丁字街头破匾上的金，荷叶的碧绿，人血馒头的鲜红，破灯笼的红红白白以及人物绰号“红眼睛”的红等等。这些色彩词的出现，有的是叙述的需要，有的是小点缀，有的则是画龙时所点之睛。你看，黑暗中“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的描写，有多么强的视觉震撼力，如同重音敲击人们的心灵，让人在颤栗中深思。但是，多种色彩词的出现并没有使《药》成为重彩画，《药》的整个色调仍是黑与白。小说从“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这样黑沉沉的情景开始，在一个分外寒冷，天明未久的清明时节昏暗的墓地中结束，建构了天地昏暗，黑得令人窒息的时空框架，各色人物就如鬼魅似的活动在这阴森森的背景中，有如在活的地狱里。

所以，从整体上来看，鲁迅的小说的色彩基调是黑与白，阿Q、孔乙己、祥林嫂、华老栓、子君、魏连殳、眉间尺等，都是从黑白背景中凸现出的黑白分明的艺术形象。子君在涓生的回忆里永远是“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的臂膊，布的有条纹的衫子，玄色的裙。”那个魏连殳，“一个短小瘦削的人，长方脸，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一脸的小半，只见两眼在黑气里发光。”尽管死后被装裹了带着金闪闪肩章，嵌着很宽红条的的黄军衣，然而，骨瘦如柴灰黑的脸衬在白色的孝帷之中是那样的阴沉，是一个永远的阴影似的孤独者。

黑白木刻版画除了对黑白关系精心构思调度，对线的运用也有很高的要求。因为只有那刻出的各种线才可能实现强烈的黑白效果，才有充满意味的形象。木刻的线，有着其它绘画作品所不具备的力度。用雕刀在木料上刻出的线没有以毛笔画出的线条的流畅却有顿挫转折的金石之味，所构造之形洗练简括，形式感和表现性极强，具有与一般绘画不同的张力。鲁迅深谙黑白木刻之三昧，在刻画人物时他运笔如刀，放刀直干，充分张扬线的造型能力，所造形象简洁明了，颇具黑白木刻运线之力之美。

鲁迅谈及小说创作时认为应该用“白描”的手法。“白描”就是运线造型。鲁迅很懂得线的艺术魅力。在他的小说创作中鲜明地显现着对线的表现力的把握与运用。他笔下的形象都如同是简笔勾勒出来后又用刀刻出来的，勾勒准确传神，刀法凝重老到。大名鼎鼎的阿Q，其形貌只用了极少的几笔，“阿Q赤着膊，懒洋洋的瘦伶仃的”，“在他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还有常常被人揪住的“黄辫子”，就是这么寥寥几笔，阿Q的基本轮廓就地凸现了出来，随着作者给他的各种“行、状”，这一轮廓有了生命，活动了起来，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在表现阿Q的“行、状”时，鲁迅也充分调动了线的表现力。阿Q“中兴”回到未庄，“腰间还挂着一个大褡裢，沉甸甸的将裤带坠成了很弯很弯的弧线”，这条弧线将阿Q的洋洋得意之态跃然纸上。其实，单单就鲁迅先生给阿Q起的名字已足以令人叫绝了，一个椭圆形与一条小曲线构成的Q，不正是人物最传神的写照吗？

孔乙己的形象刻画鲁迅是多花了些笔墨的，但形象的基本特点仍是几笔勾勒而成。“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就是这样一个青白脸色又穿着脏乎乎的长衫的高个子，偏站在酒店曲尺形的大柜台外边喝酒。当这个高个子“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变得柜台里的小伙计要站起来往外望才能看到的矮了半截的人时，他那复杂的性格，他那悲惨的一生，就在这曲尺形柜台前一高一低的线条变化中得到了显示，令人过目不忘。鲁迅小说人物几乎都是这样像刀刻线构成。满脸皱纹的老年润土；双脚分开如一瘦脚伶仃的圆规的杨二嫂；忧愁地坐在门槛上吸象牙嘴六尺多长湘妃竹烟管的七斤等等，都是概括性强，轮廓鲜明的线刻人物。尤其是生命行将结束的祥林嫂，那花白的头发，瘦削不堪的黄中带黑的脸，手中的竹篮破碗，下端开裂的高于她的长竿，特别是眼珠间或一轮活画了她的神态。这不分明是一幅只有高明的黑白木刻家才能刻画出的人物肖像吗？人物一生的悲惨际遇，人物的期望与绝望全都凝缩定格———仿佛是木刻似的。

人物形象是如此，鲁迅小说的场景描绘也散发着浓浓的线刻意味。《药》的最后，阴森森的墓地的中间有一条歪歪斜斜的细路，宛如高明而又大胆的画家在画面中心划了一条曲线将画面分为左右两部分；层层迭迭馒头似的丛冢形成圆弧充满画面；枯草如铜丝支支直立；一株没有叶的树枝干笔直，上面铁铸一般站着一只乌鸦。就在这直线与曲线构成的背景里，两位母亲来祭奠各自的儿子，在路的左右两边。瑜的坟上，突兀的出现了一个圆圆的有红白花的一圈，成为夺人视线的画面中心。多么道地的一幅黑白木刻版画！精心的构图和娴熟的刀法将线条与黑白的魅力恰到好处地发挥出来。小说所要揭示的意蕴和所欲渲染的气氛在这生动的刻画中得到充分展现。

当然，文学作品与黑白木刻版画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说鲁迅的小说形象是黑白木刻带有修辞色彩。但是，如果你有欣赏黑白木刻版画的审美经验是不难体味到那些文学形象散发着的浓郁黑白木刻意味的。鲁迅小说问世以来，为其作品插图或者根据其作品改编创作的绘画作品大多数采用黑白木刻的形式，这绝非偶然，那些文学形象与黑白木刻形象在造型上有一脉相通之处。

鲁迅小说艺术形象的浓郁的黑白木刻韵味，会令人自然地联想到鲁迅对黑白木刻版画的喜爱。

鲁迅自幼热爱美术。留学日本时为实现疗救国人精神疾病的理想，他弃学医而治文学与美术，在美术上下了不亚于文学的工夫，尤其对新潮的西方各种美术流派有着较深入的涉猎和了解。回国后任当时教育部主管图书、博物和美术的官员，更有机会接触大量的古今中外的美术作品。他一生不倦地收集画册，收藏了大量各画种、各流派的作品。鲁迅对美术可谓知之甚深。在所有的美术作品里，他最青睐版画，特别是对黑白木刻版画倍加偏爱。他收藏的美术作品以版画为最多，整理出版了的和准备出版的美术作品也以版画、黑白木刻为主。鲁迅先生是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公认的导师。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十年里，提倡、扶持、培养新兴的木刻艺术和年轻的木刻艺术家是他于文学之外最为重要的工作内容。鲁迅为何如此钟爱版画，尤其是黑白木刻版画呢？一般而言，作为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看中木刻艺术反映生活、表现人民抗争的便捷性和易于复制流传的普及性因而大力提倡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但是，这不应成为问题全部的解释。鲁迅对黑白木刻的钟爱有其更深层次的属于他所特有的原因，是这一缘由使他对黑白木刻倍加青睐，也使他创作的文学形象具有黑白木刻的造型效果。

童年接受的艺术滋养对一个人审美趣味的形成有重要作用。鲁迅对黑白木刻的喜爱与他早年受到的美术熏陶有渊源的关系。像所有的儿童一样，儿时的鲁迅喜欢看画也喜欢画画。只不过，他似乎要比一般的孩子对画儿更为敏感，更为着迷。最早进入这个敏感的孩子的视野的绘画作品是在中国有着悠久传统的木版年画，这些年画给了鲁迅以难以磨灭的印象，成年以后他还清晰地记着约6岁时窗前贴着的“花纸”上的内容。后来，木版书籍的插图又引起他浓厚的兴趣。当保姆为他寻找到让他心里痒痒了好久的绘图本《山海经》时他激动得“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身都震悚起来”①。黑白木刻版画给童年鲁迅的审美刺激竟然如此强烈。在强烈的震动中鲁迅开始了他一生再也未曾中断的画册收藏活动。除了欣赏和收集，童年以至少年时的鲁迅还十分投入地动手描摹一些书籍中的绣像插图。他描了很多，集了厚厚的几大本。同时，鲁迅还经常到绍兴城里的木刻作坊、印纸作坊去观看木刻作品雕版刻印的工艺过程，加深对木刻版画的了解。就这样，传统的木刻版画像雨露一样滋润着少年鲁迅的心田，给了他最初的也是最深入的美术教育，赐予了他对黑白木刻版画的感知、理解和把握的能力。那黑与白的对比与调和，那线的律动和韵味，都深深地印在了少年鲁迅的心里，成为他终生不渝的黑白木刻情结。

一种真正的艺术上的审美趣味实质上是一个人内在精神世界的体现，鲁迅对黑白木刻版画的喜爱基于他童年时形成的爱好，更是他全部人生感悟和气质精神的必然的选择。在木刻作品中，鲁迅最为欣赏的是珂勒惠支②等人的新兴创作木刻。他珍藏着梅斐尔德为小说《士敏土》所作的十幅木刻版画插图的原拓，他收藏的珂勒惠支的版画在远东堪称第一。他为当时的木刻青年们提供的艺术参考也主要是这些艺术家的作品。这些版画以黑与白的鲜明对比和率直有力的刀法制造着强烈的视觉效果和精神的冲击力，如同在困境中不甘灭亡的猛兽高声呐喊一样，将生活于充满矛盾、混乱的社会，遭受着战争阴影威胁的人民的苦难、绝望、彷徨与抗争赤裸裸地展示在人们眼前。这里没有绚丽的色彩粉饰，没有娇柔造作的姿态，有的是对黑暗的社会现实的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愤怒之情的淋漓宣泄。画面上充满着凛冽的气质、批判的精神，也流露着一种无奈的悲凉。这些恰恰与鲁迅的精神气质相通。鲁迅是一位敢于直面现实的冷峻率真的人，他生存于其中的那个时间与空间弥漫着无际涯的黑暗。许多人都感到了这种黑暗，但是鲁迅对黑暗的感受要比别的人来得更加强烈和深刻。他自小遭家庭变故，在从小康到困顿的衰落中饱尝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敏感而倔强的心灵从此蒙上终生难以除却的悲凉与孤寂的阴影。他一生求索奋斗，却常常受到各方面的明枪暗箭的打击，险恶的环境使他运交华盖，四处碰壁。他痛感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没有窗子的铁屋子，暗无天日；像一个黑色的大染缸，什么东西放进去都黑了。“风雨如磐暗故园”，“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如磐夜气压重楼”，“万家墨面没蒿莱”，这是何等样凝重、悲苦的感觉。令人窒息的黑暗，有的人习惯了，麻木了，甚或融入其中且欣欣然，却促使着鲁迅对黑暗社会本质的深切思考，激发着他决不屈服、绝不宽容的彻底反抗精神。他说：“我常常觉得惟有‘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偏要向这些绝望作战，所以有许多偏激的声音。”③于是，他拿起如椽的笔与那黑暗抗争。他从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选取创作题材，表现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他一边大声呐喊，一边又排遣不掉心中那团上下求索而不得的孤独与彷徨。如此的人生体验，如此的心境，恰与在地球另一面的珂勒惠支等现代木刻家们共鸣共振。这是些同样真诚敏感，同样关心人类命运，同样热爱人民的艺术家。他们心中郁积着相同的心理能量———对黑暗势力的痛恨，对人民不幸的同情。显然，这样的心理场中是难以开放出色彩缤纷，千娇百媚的艺术花朵，只能产生由粗砺、直硬、扭曲的线条构成的黑白色调的粗犷、悲怆、凄冷的艺术形象。所以虽然鲁迅与珂勒惠支等版画家艺术创作的手段不同，但是，因着一种精神气质上的相似，再由于鲁迅早年就形成的对黑白木刻的倾心喜爱，他们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就有着一种惊人的相似性。可以这样认为，鲁迅先生特别喜欢黑白创作木刻，最主要的原因是在精神气质上的同声相求。正是这种精神上的同构，使得鲁迅的小说形象与珂勒惠支等人的创作木刻形象同形。他们的异曲同工是由于他们在同一个大的时代层面上有共同的精神追求与审美选择。

鲁迅是一位艺术家，他对黑白创作木刻的钟爱也是他在艺术上取舍追求的必然。鲁迅与当时许多文艺家一样，既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底蕴，深谙中华艺术的精髓，又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熏陶，深受西方艺术的影响，在艺术上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和艺术主张。他看重简洁、明快、刚健、质朴的文风，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能将意思传给别人宁可什么也没有。他追求极概括极俭省极传神地表现对象而不去逼真到摹写对象。黑白木刻正是具有鲁迅所欣赏的艺术品格的一种艺术。黑白木刻最为简洁含蓄，它只有黑白二色，单纯之极，简洁之极，却决不单调，它把一个原本色彩绚丽的世界抽象、升华，以黑白变化去暗示那无限丰富的色彩，并由此拉开艺术与生活的距离。黑与白以比彩色更强的表现力演示出更深邃的艺术空间。而造成黑白的各种线更具有明快概括的表现力。曲直、粗细、长短、刚柔等各具韵律的线条，既勾勒着物象，又直接抒发情感，具有艺术表现的高度自由。看似单纯的艺术以最符合艺术规律的方式表现着无限丰富的人类生活。这些独特的表现方法使黑白木刻能很好地贴近生活又不拘泥于现实的表象，创造出容量更大，精神力量更强的艺术世界。黑白木刻具有的这些艺术特色与鲁迅小说中塑造的艺术形象的特点比照，不是如出自一辙吗？应该说，黑白木刻艺术的造型特点非常符合鲁迅的艺术主张，鲁迅偏爱它们是很自然的事情。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鲁迅对黑白木刻的喜爱是一种源于个人爱好之上的富有理性的选择，这种选择体现着他的个性气质和艺术追求，也辉映着时代的要求。这是我们理解鲁迅先生何以对黑白木刻特别钟情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他的小说中艺术形象造型富有鲜明的黑白木刻特征的原因。这对于认识和理解鲁迅小说“表现的深刻和格式的特别”有着重要意义。

〔注〕

①鲁迅：《朝花夕拾·阿长与山海经》。

②珂勒惠支（1867～1954），德国女版画家、雕塑家。毕生为人类进步事业斗争，全力关注穷苦无告的人们的问题和遭遇。版画作品吸收了表现派艺术的技巧，充分发挥黑白、线条和构图的作用，有很强的形式感和艺术性。版画作品最早由鲁迅介绍到中国。

③鲁迅1925年3月18日致许广平的信。（责任编辑 翟得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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诅咒而今翻异样，无如臣脑故如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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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海茫茫浓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

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

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篇7：鲁迅《三闲集》杂文集:《柔石作<二月>小引》

冲锋的战士，天真的孤儿，年青的寡妇，热情的女人，各有主义的新式公子们，死气沉沉而交头接耳的旧社会，倒也并非如蜘蛛张网，专一在待飞翔的游人，但在寻求安静的青年的眼中，却化为不安的大苦痛。这大苦痛，便是社会的可怜的椒盐，和战士孤儿等辈一同，给无聊的社会一些味道，使他们无聊地持续下去。

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冈上者和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这从上述的两类人们看来，是都觉得诧异的。但我们书中的青年萧君，便正落在这境遇里。他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终于连安住几年之处，也不可得。他其实并不能成为一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所以轧了几下，发几声响，便被挤到女佛山〔2〕——上海去了。

他幸而还坚硬，没有变成润泽齿轮的油。

但是，矍昙(释迦牟尼)从夜半醒来，目睹宫女们睡态之丑，于是慨然出家，而霍善斯坦因〔3〕以为是醉饱后的呕吐。那么，萧君的决心遁走，恐怕是胃弱而禁食的了，虽然我还无从明白其前因，是由于气质的本然，还是战后的暂时的.劳顿。

我从作者用了工妙的技术所写成的草稿上，看见了近代青年中这样的一种典型，周遭的人物，也都生动，便写下一些印象，算是序文。大概明敏的读者，所得必当更多于我，而且由读时所生的诧异或同感，照见自己的姿态的罢?那实在是很有意义的。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日，鲁迅记于上海。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上海《朝花旬刊》第一卷第十期。

柔石参看《二心集·柔石小传》及其有关注。《二月》，中篇小说，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上海春潮书局出版。

〔2〕女佛山小说《二月》中的一个地名。

〔3〕霍善斯坦因(WAHausenstein，1882—1957)德国张评家。这里所引他对于释迦牟尼出家的解释，见他的《艺术与社会·印度的社会和艺术》。

篇8：鲁迅《三闲集》杂文集:《柔石作<二月>小引》

冲锋的战士，天真的孤儿，年青的寡妇，热情的女人，各有主义的新式公子们，死气沉沉而交头接耳的旧社会，倒也并非如蜘蛛张网，专一在待飞翔的游人，但在寻求安静的青年的眼中，却化为不安的大苦痛(以上为作者对《二月》一书的印象和观感：“冲锋的战士，天真的孤儿，年青的寡妇，热情的女人，各有主义的新式公子们，死气沉沉而交头接耳的旧社会”都是构成小说《二月》中的元素，而“飞翔的游人”指的是小说主人公萧涧秋)。这大苦痛，便是社会的可怜的椒盐，和战士孤儿等辈一同，给无聊的社会一些味道，使他们无聊地持续下去(这是作者从以上对小说的印象和观感的进一步评价，是作者在深刻洞察当时黑暗社会后产生的感悟，作者觉得小说主人公的痛苦以及读《二月》的读者感受到得痛苦并无益于改造社会，只是为麻木的看客又提供了些许鉴赏的素材，以打发其空虚无聊的时间而已)。

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冈上者和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此处的“浊浪”象征当时动荡落后腐朽艰辛的底层社会环境，“站在山冈上者”比喻一部分像梁实秋之类的能够躲开动荡的局势而享受相对平静优越的生活之人，“弄潮儿”则比喻在当时动荡局势中利用各种机会和手段或为己谋利或努力上爬之人，而“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则代表小说主人公萧涧秋这类虽然有所了解但并未真正深入到底层大众的社会生活中的知识分子，所以“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并感受到前文所谓的“不安的大苦痛”)。这从上述的两类人们看来(指的是“站在山冈上者”和“弄潮儿”)，是都觉得诧异的。但我们书中的青年萧君，便正落在这境遇里。他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终于连安住几年之处，也不可得(点明小说主人公萧涧秋的性格特点和结局)。他其实并不能成为一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所以轧了几下，发几声响，便被挤到女佛山〔2〕——上海去了(这是从社会角度对萧涧秋的评价，作为当时知识分子的萧涧秋敏感而又软弱，所以他既不能像“战士”和“先驱”那样为改造社会提供些许帮助，也无法像“弄潮儿”一般融入社会而随波逐流，于是只好选择逃避，这是对萧涧秋这类人弱点的揭示和批判)。

他幸而还坚硬，没有变成润泽齿轮的油(萧涧秋虽然软弱但也有自己的底线和操守，他不会因一己私利而反而变成压迫者的帮凶、统治者的帮闲，这是对萧涧秋这类人优点的肯定和赞扬)。

但是，矍昙(释迦牟尼)从夜半醒来，目睹宫女们睡态之丑，于是慨然出家，而霍善斯坦因〔3〕以为是醉饱后的呕吐。那么，萧君的决心遁走，恐怕是胃弱而禁食的了，虽然我还无从明白其前因，是由于气质的本然，还是战后的暂时的劳顿。(此段是对萧涧秋的“决心遁走”的动机进一步分析。所谓的“胃弱而禁食”即因自身的软弱而无法直面痛苦的人生、无法正视淋漓的鲜血。并对其最后将转变为那种类型的人进行推测：若由于“气质的本然”而逃遁，则将永远逃避隐遁下去;若由于“战后的暂时的劳顿”而隐修，则最终将转变成为真正的战士，为推动和改造社会而做出努力。)

我从作者用了工妙的技术所写成的草稿上，看见了近代青年中这样的一种典型，周遭的人物，也都生动，便写下一些印象，算是序文(以上为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并点明《二月》一书的三个值得一读的优点：用了工妙的技术所写成、主人公是一种典型、周遭的人物也都生动)。大概明敏的读者，所得必当更多于我，而且由读时所生的诧异或同感，照见自己的姿态的罢?那实在是很有意义的(最后指出阅读此书的收获、意义和价值)。

篇9：鲁迅《三闲集》杂文集:《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

这是一个青年的作者，以一个现代的活的青年为主角，描写他十年中的行动和思想的书。

旧的传统和新的思潮，纷纭于他的一身，爱和憎的纠缠，感情和理智的冲突，缠绵和决撒的迭代，欢欣和绝望的起伏，都逐着这“小小十年”而开展，以形成一部感伤的书，个人的书。但时代是现代，所以从旧家庭所希望的“上进”而渡到革命，从交通不大方便的小县而渡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从本身的婚姻不自由而渡到伟大的社会改革——但我没有发见其间的桥梁。

一个革命者，将——而且实在也已经(!)——为大众的幸福斗争，然而独独宽恕首先压迫自己的亲人，将枪口移向四面是敌，但又四不见敌的旧社会;一个革命者，将为人我争解放，然而当失去爱人的时候，却希望她自己负责，并且为了革命之故，不愿自己有一个情敌，——志愿愈大，希望愈高，可以致力之处就愈少，可以自解之处也愈多。——终于，则甚至闪出了惟本身目前的刹那间为惟一的现实一流的`阴影。在这里，是屹然站着一个个人主义者，遥望着集团主义的大纛，但在“重上征途”〔2〕之前，我没有发见其间的桥梁。释迦牟尼〔3〕出世以后，割肉喂鹰，投身饲虎的是小乘，渺渺茫茫地说教的倒算是大乘，总是发达起来，我想，那机微就在此。

然而这书的生命，却正在这里。他描出了背着传统，又为世界思潮所激荡的一部分的青年的心，逐渐写来，并无遮瞒，也不装点，虽然间或有若干辩解，而这些辩解，却又正是脱去了自己的衣裳。至少，将为现在作一面明镜，为将来留一种记录，是无疑的罢。多少伟大的招牌，去年以来，在文摊上都挂过了，但不到一年，便以变相和无物，自己告发了全盘的欺骗，中国如果还会有文艺，当然先要以这样直说自己所本有的内容的著作，来打退骗局以后的空虚。因为文艺家至少是须有直抒己见的诚心和勇气的，倘不肯吐露本心，就更谈不到什么意识。

我觉得最有意义的是渐向战场的一段，无论意识如何，总之，许多青年，从东江起，而上海，而武汉，而江西，为革命战斗了，其中的一部分，是抱着种种的希望，死在战场上，再看不见上面摆起来的是金交椅呢还是虎皮交椅。种种革命，便都是这样地进行，所以掉弄笔墨的，从实行者看来，究竟还是闲人之业。

这部书的成就，是由于曾经革命而没有死的青年。我想，活着，而又在看小说的人们，当有许多人发生同感。

技术，是未曾矫揉造作的。因为事情是按年叙述的，所以文章也倾泻而下，至使作者在《后记》里，不愿称之为小说〔4〕，但也自然是小说。我所感到累赘的只是说理之处过于多，校读时删节了一点，倘使反而损伤原作了，那便成了校者的责任。还有好像缺点而其实是优长之处，是语汇的不丰，新文学兴起以来，未忘积习而常用成语如我的和故意作怪而乱用谁也不懂的生语如创造社一流的文字，都使文艺和大众隔离，这部书却加以扫荡了，使读者可以更易于了解，然而从中作梗的还有许多新名词。

通读了这部书，已经在一月之前了，因为不得不写几句，便凭着现在所记得的写了这些字。我不是什么社的内定的“斗争”的“批评家”之一员，只能直说自己所愿意说的话。我极欣幸能绍介这真实的作品于中国，还渴望看见“重上征途”以后之作的新吐的光芒。

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八日，于上海，鲁迅记。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五日上海《春潮月刊》第一卷第八期。

叶永蓁，浙江乐清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小小十年》是他的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一九二九年九月上海春潮书局出版。

〔2〕“重上征途”《小小十年》的最后一章。

〔3〕释迦牟尼(Sakyamuni，约前565—前486)佛教创始人。相传是北天竺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的儿子，二十九岁时出家修行，后“悟道成佛”。

〔4〕小说作者在《后记》中说：“写到这里，总算有好几万字了。但我也不知道究竟写了些什么。小说吗?不像!散文吗?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