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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拒绝行为的性别差异研究的论文
拒绝行为的性别差异研究的论文
胜别话语研究是语言学中起步较晚的领域,20世纪60年代,西方对于性别与语言使用的关系有一番热烈的讨论。口前,性别话语在汉语学界还没有受到充分的关注。本文参考前人的理论和研究成果,通过电话访问的方式搜集受访者的拒绝话语,笔者希望通过这次调查,能初步掌握性别话语的差异,了解言语行为使用和性别变体的互动关系。
一、理论基础
言语行为有许多类型,有些言语行为已经有了形式化的现象,透过这些言语行为可突显出文化的异同。当人们表示拒绝时,对双方的颜而多少都会有影响,余明忠、谢佳玲等()、许力生()纷纷指出文化背景会影响维护而子的认知,有些行为对A国人而言也许无伤大雅,但对B国人就不一定了,拒绝行为也是如此。
顾曰国(1990)认为Brown and Levinson的而子模式不适用汉语的礼貌现象,因为Brown and Levinson的而子侧重于个人希望行为自由和得到社会肯定,中国的而子指个人需求不超越社会所赋予的身份地位,也就是说,中国人的礼貌是用来维护社会的规范。顾曰国提出中国文化的礼貌要素是:谦虚、尊敬他人、态度热情、温文儒雅。
彭漪等(2006)采用问卷的形式调查了北京科技大学学生的拒绝行为,他们发现女性使用的拒绝策略平均数比男性多,比男性还委婉礼貌。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男、女性在社会中扮演的性别角色,以及各自的心理特点,例如:男性具有独立性,在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所以言语会更直接、确定;女性温顺、服从、合作,所以,其言语比较间接、委婉。
二、数据收集
本文的语料全部来自电话访问,虽然电话访问不是典型的口语语料,也不是真正的而对而交际对话,无法从受访者的体态语中获得更多的辅助信息。但是,电话中的交谈仍具口语性,如:句子较短、停顿、沉默、话语重复、缺乏严谨的逻辑结构,所以,电话访问数据仍可视为广义的口语语料。
本研究的访问对象是一般群众,采用的是随机电话访问的形式,凡是接听电话的群众都可能是数据来源。当然,这样的'调查方式存在一些缺点,例如:客观条件上,不能有效确认对方的身份、经济、教育等诸多背景;主观条件上,无法预测对方的情绪。但另一方而,却可以真实反映出对方深层内化下的直接反应。
三、调查结果
(一)拒绝策略
受访者的拒绝策略分为两大类型:直接拒绝和间接拒色。直接拒绝分为两类:行动拒绝、言语拒绝。间接拒绝分勺十四类:道歉、讲理由、陈述原则、模糊语、抱怨、允诺将来妾受、表达意愿、提供选择、表而答应、偏离话题、质疑、感谢、觉为拒绝、无反应。
(二)话轮转换
会话进行中,话轮与话轮的转换通常是一方说完,另一方接续话轮说话。然而,有时会发生“打断话轮”,一方还没有说完话之前,另一方就抢过话轮开始说话。讲电话时,受访者突然打断话轮,威肋、到访问者的消极而子,侵犯对方的发言权,是不尊重对方的行为,造成会话过程不连贯。根据我们的调查,受访者发生打断话轮的时间点有:
(1)第一段说明未完前。
(2)第一段说明完毕。
(3)第二段说明未完前。
这三种时间点可能造成的打断情况有四种:听完第一段说明/打断、听到第二段时/打断、完全听完了两段/打断、墟意打断。
四、数据分析
(一)拒绝策略分析
在拒绝策略方而,调查中的男性不管是行动上的直接拒绝,还是言语上的直接拒绝,两类直接拒绝的比例都高于女胜,对而子的伤害程度最大,违反了礼貌原则的得体准则。两种直接拒绝中,行动拒绝给访问者的冲击较大,直接挂断别人的电话,严重威肋、对方的消极而子,反过来也会损伤自己的而子,但是,有些人仍然这么做,因为社会距离大,对方不认识我,无形中对自己的颜而威肋、减小。在间接拒绝使用的频率上,男性采用陈述原则的比例高于女性,受访者通常用陈述句表示不感兴趣、不想回答。
讲理由为两性最常用的间接策略,理由可分为两类:非自身关系的外在理由、自身关系的内在理由。最常见的理由是很忙、没空,另外,例如,有客人来了、有来电等等,都属外在理由。如果受访者说我是老人,年纪大了,涉及受访者主观评价,属内在理由。
另外,女性采用道歉和模糊语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根据调查,女性受访者的道歉经常出现在对话开始,一开始就说出来,或者当结束语,或者开头、结尾都说抱歉,男性采用道歉策略的比例较小,五个人里而,有四位一开始就道歉,只有一位将抱歉语当成结束语。所以,礼貌语出现的位置还需要透过更庞大的调查数据,才能分析其有无规则性。
根据道歉、模糊语这两项数据,反映出不少的女性在会话关系中,追求双方的一致与和谐,即便对方是陌生人,彼此的社会距离大,也不太愿意破坏交际的气氛,希望用比较温和的态度,减轻拒绝的冲击。
(二)话轮转换
在话轮转换方而,两性表现一致。根据实施调查的语境来看,男、女性随意打断话轮的口的是因为不想浪费时间听对方说下去,想尽快终止访问,所以,这种打断带来的是负而印象。我们发现女性打断话轮的情形比男性多,有趣的是女性在打断话轮后,最常用的策略分别是:讲理由、道歉、直接拒绝,说明女性试着去减轻打断带来的尴尬。男性最常用的是:讲理由、直接拒绝、陈述原则,说明1/4的男性会选择不客气的方式表达意见,侧而反映出男性在减缓尴尬气氛上努力较少。
(三)拒绝模式分析
根据表3的统计,最常用复合形式表示拒绝的是女性,她们重复间接拒绝比例远高于男性。在单次拒绝方而,男性的单次间接拒绝和直接拒绝的比例都高于女性。拒绝模式是由拒绝策略组合而成,每一种拒绝策略代表的礼貌程度不同,所以,整体上,女性还是比男性注意礼貌。
五、结语
篇2:社会性别差异与社会工作介入研究论文
社会性别差异与社会工作介入研究论文
引言
职业活动是现代社会人类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其影响渗透到个人、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劳动力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失业及职业向下流动的威胁也不断加剧,由职业活动所引致的各种压力正在演变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人的可持续发展,不恰当的职业压力不仅不利于人身心健康、家庭和睦、组织效率,从长远角度看也会对经济社会和谐和持续发展都会产生消极影响。职业压力的产生机制、表现形式以及反应状况在不同的人群中存在一定的差异。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女性职业压力问题显得非常突出。由此,职业压力的性别差异正在成为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等诸多学科所关注的研究对象。鉴于此,本文以社会工作为研究视角,结合职业压力性别差异的调查数据,建立压力管理和缓解女性职业压力的社会工作介入机制,以期达到缓解女性职业压力、实现有效的压力管理。
一、职业压力的基本概念与理论框架
职业压力(occupationalstress)问题很早就引起人们的关注。Kahn等人将压力管理的理论引入企业管理中,开始探讨职业压力问题[1]。目前,西方学者对工作压力感的研究主要在两个框架内进行:一是行为模型,二是认知模型[2]。在行为模型中,研究者非常重视应对方式对工作压力的调节作用。在认知模型中,研究者则致力于考察认知变量与压力感及适应后果的关系。由此,职业压力问题涵盖多个维度,涉及压力来源、压力反应、压力动因、压力后果、个体的角色冲突、社会环境条件及其变化等方面的内容。到目前为止,关于职业压力的定义并未完全形成一致。有研究者强调压力来源,也有研究者强调压力后果,即压力反应,还有研究者将其看作环境变量,即个体和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3]。本文则从一般意义上对职业压力进行界定,即职业压力是指工作者所产生的那些与职业场景或情境相联系的生理、心理或行为异常。从这一界定出发,职业压力应该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由此,本研究将职业压力分为三个方面:压力源、压力反应和压力应对(图1)。压力源是职业压力的来源,指那些导致压力产生并且与职业有关的场景或情境。职业压力源通常来自个人、工作和社会三方面。本研究主要从工作任务、工作制度、人际关系与家庭―工作平衡四个角度来表征压力源状况;压力反应是职业压力在个体层面的具体反应或表现,换言之,就是职业场景或情境导致工作者产生的生理或心理偏差,如工作过程中出现过度焦虑、紧张和行为偏差等症状。本研究从生理、认知(对职业压力的主观判断)、情绪(对职业压力的情感体验)和行为(因压力产生的行为反应)四个层面来表征职业压力反应情况;压力应对,即对压力的控制与管理,指当个体面临压力时,采用一定方式去调节情绪、认知、行为和环境。根据耶基斯―多德森定律,即倒U型理论[4],当压力低于中等水平时,压力有助于刺激机体,增强机体的反应能力,有利于取得较好的工作绩效。适度的职业压力是促进个体工作绩效和组织效率的重要动力之一。但是,当压力源的强度和频率超出了个体的承受能力,或者个人的压力应对机制和社会支持系统不够完善时,就会损坏个人的职业功能。这种影响还会泛化到个人其它方面,降低个体的健康、生活质量,造成家庭关系紧张以及组织绩效降低。然而,在组织内部,通常并没有专门针对职业压力制定的应对机制和补偿机制,因此,由职业情境带来的压力往往只能由工作者自己解决,这种状况进一步加剧了职业压力的负面影响。正是基于职业压力的消极影响,以及对其进行科学干预和应对机制的普遍缺乏,因此探讨职业压力的产生机制,并建立有效的应对措施,对于改善个体的生活质量、提高组织绩效尤为关键。
在有关研究中,职业压力性别差异研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本文探讨的性别差异是以社会性别为基础,研究社会对不同性别的规范及其对职业压力的影响。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态,性别差异即性别文化,既影响女性地位的自我认知,也影响社会对女性角色的认知和期待。这种规定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并制约着妇女的社会地位与发展。现实生活中,职业女性承担双重角色,使得女性不仅承受来自工作、家庭的压力,同时还承受平衡工作与家庭而产生的心理冲突带来的压力。基于此,我们按照如下的研究思路展开分析:以职业女性为调查对象,以男性为参照,分析女性群体职业压力的现状及特点,探讨两性压力状况的差异,探究阻碍女性职业发展的根源,并为缓解基于社会性别的职业压力的应对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最终提高资源在两性之间的分配效率,进而促进职业女性的心理健康。
二、国内外关于职业压力性别差异的研究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有关职业压力的研究已从普遍性的职业压力根源解析,延伸到不同群体的职业压力差别探索与原因阐释[5][6][7]。这一研究领域的拓展初步揭示了职业压力的性别差异问题:除了工作负荷、竞争、人际关系等常规的职业压力之外,由于社会性别规范和文化的影响,在职业发展中所形成的对男女两性不同的角色要求、社会期待,职场中性别隔离和歧视等因素也构成了职业压力的一个主要来源,对男女均产生了消极的影响[8][9]。目前已有研究主要从家庭―工作角色冲突、职业要求等角度,对不同领域职业压力的性别差异、男性职业压力和女性职业压力分别进行实证研究和原因解析[10][11][12][13],并从个人、组织、社会支持等层面探索缓解职业压力的干预模式[12][14]。但从总体上,较之男性职业压力,关于女性职业压力的研究在数量和深度方面都有所不足[15]。在中国,职业压力的性别差异问题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16][17][18],目前有三种观点[19][20]:
(1)男性的职业压力显着高于女性;
(2)女性承受的压力源强于男性,但职业压力小于男性;
(3)职业压力与性别之间并未呈现出简单的相关关系。
另一方面,一些针对女性职业发展的专门研究却与上述研究结论并不一致:由于受传统性别文化的约束,女性往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因此,在职场中,女性的角色冲突比男性更尖锐;由于职场中的性别隔离和歧视,女性在职业发展中会遇到更多障碍[21]。因此,相关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总体上,目前我国关于职业压力性别差异问题的研究存在着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大多数关于职业压力的性别研究仅以女性为对象,缺乏男性参照,因而忽略了对那些由于社会性别规范所带来的职业压力在不同性别之间的比较分析;二是缺乏针对职业压力性别差异的专门研究,有关研究散见于一些对职业压力的总体分析中。对于职业压力性别差异根源的分析,仅局限于传统文化对男性要求更高,或者女性的压力应对机制优于男性的初步推断上[19][20],但没有实证分析的支持;三是作为一种专门为服务对象的利益和福利提供服务的专业方法,社会工作不仅能帮助那些承载巨大职业压力的个人解决问题、增强能力,还能促进个体更好地服务于组织目标。但是从社会工作视角来缓解职业压力的研究在中国基本处于空白。目前研究中所存在的局限性导致职业压力所呈现出的性别差异原因缺乏明确客观的分析,致使相应政策介入的有效性无法得到保障,而且鲜有基于社会性别差异的职业压力干预模式的探索。因此,本研究以男性为参照,采用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对职业女性的压力现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分析,不仅客观探讨了职业压力性别差异的现状和原因,还力图从社会工作视角构建职业压力应对干预模式。
三、调查与数据分析
(一)调查方法与样本的基本情况
为了解男女两性职业压力的具体表现及其差异,探索职业压力对不同性别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的应对机制,本研究以某一新型的国家级经济功能区的公务员和企业雇员为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个人基本情况、整体就业环境评价、内部就业环境评价和对职业压力相关情况的评价;二是调查对象职业压力主观评价量表。问卷分别从压力源、压力反应和压力应对三个维度来了解调查对象的职业压力现状,并运用5级李克特量表方法设置了主观评价量表以了解调查对象的职业压力程度。量表分为5级,分别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和非常同意,相应赋值为1、2、3、4、5。本调查共发放问卷1130份,回收有效问卷912份,有效回收率是80.7%,结合这一经济功能区的发展阶段和特征,我们对企业雇员和公务员采取了不同的抽样方法。其中,企业雇员问卷466份,采取配额抽样的调查方法;公务员问卷446份,运用分层抽样的调查方法。本研究运用SPSS16。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共梳理出912个信息翔实、资料齐全的样本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表1)。在912个样本中,男性612人,占67。1%;女性300人,占32。9%。其中企业雇员男性约为女性1。4倍,公务员男性约为女性的3倍,这一性别比例基本符合该区域内部企业和政府部门整体上的性别结构分布状况。样本呈现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在年龄分布上呈现出年轻化的特征。样本中30岁及以下的比例最大,为42。9%,然后依次为30―39岁、40―49岁和50岁及以上这三个年龄段;二是调查对象平均受教育水平比较高。总体样本中本科生的比例最高,为57。8%,其他学历类型人数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研究生(26。1%)、大专(13。5%)和高中及以下学历(2。6%)。在高学历(本科和研究生)部分,职业女性比例略高于男性。综上,人口结构年轻化、教育程度较高等特点都体现出了此功能区在职群体的人口学特征。
(二)职业压力性别差异分析
1职业压力综合指数的性别差异
如前所述,问卷的第二部分主观评价量表分别从压力源、压力反应及压力应对三个维度调查职业压力现状,以此为基础,本研究构建了一级指标(职业压力综合指数)、三个二级指标(压力源指数、压力反应指数与压力应对指数)和若干三级指标(表2)职业压力综合指数的计算方法如下:职业压力综合指数=(压力源指数+压力反应指数+压力应对指数)/3压力源指数=(工作任务指标数值+工作制度指标数值+人际关系指标数值+家庭工作平衡指标数值)/4压力反应指数=生理反应指标数值+情绪反应指标数值+认知反应指标数值+行为反应指标数值)/4压力应对指数则由单一指标压力缓解途径来表征。
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本研究遵循了三个原则:一是采取等权重法计算综合指数,即对不同的指标赋予相同的权重。二是在进行数据计算时,对所有数据进行同趋化处理,将所有的正向指标采取负向计分的方式。三是对数据进行指数化处理,使其结果介于0―1之间。处理后题目均显示出对压力状况的负向评价,因此相关数值越大,代表职业压力程度越高,反之,则说明职业压力越小;其中,0代表没有职业压力,而1代表职业压力最大。对于二级指标也采取了同样的计算方法。本研究采用一致性系数(Cronbach系数)来检验其信度,样本总体、企业和政府的系数分别为0.653,0.628,0.676,基本符合主观评价量表的测量要求。
由于总体样本的两类样本量(企业与政府)的结构不能反映实际结构,针对总体进行综合职业压力指数的计算没有意义,因此本研究建立了两个比较维度:一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比较;二是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比较。由此,我们可以分别针对企业男性雇员、企业女性雇员、男性公务员、女性公务员进行群体差异分析。相应地,比较内容也分为两个角度,一是压力水平(综合指数);二是压力结构,即压力源、压力反应和压力应对三个构成维度(表3)。通过表3,我们观察到无论是企业雇员还是公务员,男性和女性的职业压力在总体水平和压力结构方面都较为接近,并在正常范围之内,说明这一经济功能区内整体上的职业压力并没有超负荷,其职业环境非常有利于雇员人力资本和潜能的发挥。但是,我们发现绝大部分数值都非常接近0.5,体现了调查对象的职业压力处于超负荷的边缘,如果不能及时得到缓解,就可能引致过高的职业压力;同时,由于李克特式五级评分标准的区间很小,尤其在进行指数化处理后,数据之间微小的差别就能反映出数据呈现事实之间的较大差异。所以,当我们针对具体的数值进行分析时,可以归纳出一些明显的特征。
第一,从压力水平层面进行分析,按行业区分,公务员的压力在整体上略低于企业(0.4400.448),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由于政府工作相对更加稳定导致的;按性别区分,企业男性雇员的职业压力大于女性(0.4560.431),而男性公务员的职业压力小于女性(0.4390.457)。换言之,当综合考量压力源、压力反应和压力应对这三个维度时,女性公务员的职业压力最大,然后依次为企业男性雇员、男性公务员和企业女性雇员。由于企业和政府的就业环境、职业生涯发展环境和考评等方面存在着显着的差异,对男性和女性的职业要求与影响也会有所不同,因此,不同群体所呈现的职业压力肯定会呈现一定的差别。
第二,从压力内部结构层面进行分析,女性公务员和男性公务员在压力源和压力应对维度的状况相似,但是女性公务员在压力反应上(0.443)明显高于男性(0.397);企业男性雇员在压力源、压力反应和压力应对的指数则均高于女性,其中在压力源上的差别相对更为明显。总之,在公务员和企业雇员之间,职业压力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压力反应上;企业内部职业压力的性别差异主要体现在压力源上,而公务员职业压力的性别差异则主要体现在压力反应上。
2职业压力内部结构的性别差异
如果具体分析综合压力指数的三级指标,并结合调查问卷第一部分的数据进行探讨,我们可以发现职业压力结构在以下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第一,两性的职业压力来源有所不同。针对主要压力来源情况的调查结果表明,企业雇员的压力源分布较为分散,排在前四位的分别是“工作承担的责任大(25。9%)”、“工作相应的报酬和福利待遇低(18。7%)”、“工作本身的难度大(16。1%)”与“工作评价机制不合理(11。5%)”;同时,企业中压力源的'性别差异不大,男性雇员和女性雇员对前四位压力来源的排序完全一致,频数分布也比较接近。但是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而言,有更多的女性将工作报酬视为压力来源,有更多的男性将工作责任和工作难度视为压力来源。与企业明显不同的是,公务员的压力源的分布则较为集中,主要体现于两个因素,分别为“工作本身的难度大(53。8%)”和“工作承担的责任大(31。6%)”,而且压力源的性别差异也非常显着,女性公务员将“工作承担的责任大”排在了首位,为42。4%,男性公务员则将“工作本身的难度大”列为首位,高达59。5%。综上,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男性和女性的职业压力的主要来源均为工作本身(工作责任和工作难度),但是两性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女性雇员更关注工作报酬与工作责任,而男性雇员则更偏重工作难度及其所带来的挑战。
第二,两性的压力反应有一定的差别。压力会对在职群体造成多方面的负面影响,而且压力负荷的轻重程度不仅与现实的压力源有关,也与个体对压力的主观感受和认知状况密切相关。这些压力反应往往表现在生理出现异常,如失眠、饮食不好或身体不适等等,认知、情绪或行为发生偏差,如感到压力巨大、对职业发展毫无信心、工作时负面情绪强烈或者经常试图更换工作等等。调查显示,企业雇员和公务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在企业和政府部门,两性在认知层面的压力反应都最强,数值均在0.5左右,在行为层面的压力反应相对最小,数值均在0.4以下。换言之,在职群体对于压力的主观认知都要更为强烈一些,但是在行为层面上并不会出现过多的偏差。我们还发现,除了认知反应,企业女性雇员在生理、情绪和行为这三个层面上的负面反应均比男性更为平缓;而公务员的情况与企业正好相反,女性在生理、认知、情绪和行为各个层面的负面反应均比男性更为强烈,尤其是在认知层面,女性的压力反应数值高达0.544。总之,无论是在企业还是政府,女性在认知层面的压力反应都比男性更为强烈,说明女性对职业压力的主观认知和判断都更为明显。由于调查对象所承受的职业压力在认知层面的负面反应较强,我们对此做出进一步探讨。众所周知,压力反应与职位高低有一定的联系。因此,我们在控制职位等级变量后,对在不同职位上,不同性别在认知层面的反应程度进行了均值比较(表4)①。我们发现除专业技术人员这一特殊群体外,在企业和政府里,两性基本都呈现出职位级别越高,主观上对职业压力的判断和认知就更小一些。换言之,随着职位级别的升高,虽然调查对象所负荷的压力源会更强一些,但是主观上对职业压力的判断强度却在逐渐削弱。对此可以做出如下解释,在职业发展的初期阶段,晋升、经济方面的压力相对较大,容易引发焦虑、紧张等情绪,对压力的主观感受就会更强一些;随着职位级别的升高,承担的压力和责任也在增加,但是由于掌握更多的工作资源和自主权,因此主观上对职业压力的感知就会减弱。
第三,女性的工作―家庭关系更为和谐。针对家庭―工作关系的调查,公务员总体的数值(0.451)略高于企业(0.405),说明公务员的家庭―工作关系平衡程度相对较低。具体到对“在家庭和工作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这一问题作答时,公务员和企业雇员的数值都高达0.6,偏离了正常范围。这说明,两性在平衡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关系方面都遇到了一定的困境。分性别进行比较,无论是在政府部门,还是在企业,男性的家庭―工作关系平衡度都不如女性,其中企业女性雇员的平衡能力最好,然后依次是女性公务员、企业男性雇员、男性公务员。其中男性公务员“在家庭和工作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作答时,数值高达0.645。同时,对“家人常常因为我忙于工作而抱怨我”的回答,构成了家庭工作平衡关系指数的单项指标之一,也能够较好地反映在职人群的工作―家庭关系。我们对这一问题回答的调查对象进行性别分组,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计算了变量的相关程度eta值。结果发现,政府和企业的Eta值分别为0.169与0.229,两个相关系数的显着性水平均为0.000<α值0.05,说明性别与家庭工作关系呈轻度的相关关系,即较之男性,女性往往有更好的家庭―工作关系。同时,结合婚姻状态(未婚或已婚),对不同性别群体进行均值比较,两性都呈现出一个共性:即已婚调查对象在家庭―工作关系上,都比未婚群体的压力更大(图2)②。这说明进入婚姻状态的在职人群,会面临更强的工作―家庭冲突。总之,女性较男性工作―家庭关系更为和谐,一方面可以说明女性比男性具有更强调节能力,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传统的性别文化赋予女性更多的家庭责任,因此,在面临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冲突时,女性往往更容易选择家庭而减少在工作上的投入。>
第四,两性的压力应对能力呈显着差异。针对主要压力应对方式的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企业雇员还是公务员,排在前四位的均为以下四项:其中“向家人或朋友倾诉”和“找一些具体的方式宣泄(旅游、喝酒、运动等)”排在前两位,频率分布较高,在29%―43%之间;然后是“自己憋在心里”、“救助于领导或同事”,频率分布相对较低,均在15%以下。但是数据显示出较为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将“向家人或朋友倾诉”排在首位,企业雇员和公务员中均有超过40%的女性选择这一项;而男性更倾向于“找一些具体的方式宣泄”,公务员和企业雇员中都有33%左右的男性选择这一项。这说明相对于男性,女性更依赖于家庭或朋辈群体的支持,而男性则倾向于选择一些具体的宣泄途径来缓解压力。至于“自己憋在心里”这一选项,虽然不同群体的选择比例均处于6%至16%之间,不是很高,但是男性选择该项的比例基本上均为女性的一倍左右。“工作单位有一些压力缓解的途径”选项的比例最低,除了男性公务员这一现象达到了8。3%以外,其他群体选择比例均不足4%,这表明无论政府还是企业,来自于职业环境的压力主要依靠自我调节机制,均缺乏从工作单位获取缓解压力的方式。综上,男女两性具有不同的压力应对方式,男性更愿意通过一些具体宣泄压力的方式,比如旅游、运动等来缓解疏导压力;而女性则倾向于与人交谈,愿意和自己信任的人进行情绪共享,这也反映出性别文化对男女两性的不同规定性。无论是倾诉方式、援助需求和处理方式,与男性相较,女性表现出一定“外倾性”,而男性则表现出一定的“内倾性”。
3职业压力性别差异研究结论从调查结果来看,职业压力性别差异呈现出以下具体特征:
第一,职业压力普遍存在于男女两性,且两性的主导压力源均来自于工作本身,但两性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女性雇员更关注工作报酬与工作责任,而男性雇员更偏重于工作难度及其所带来的挑战。
第二,从职业压力水平上,不能简单地对职业压力的性别差异做出判断,应该结合行业、职位、婚姻状况等不同因素做出分析。具体而言,女性公务员的职业压力最大,然后依次为企业男性雇员、男性公务员和企业女性雇员。
第三,从职业压力结构上(压力源、压力反应和压力应对),在公务员和企业雇员之间,职业压力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压力反应上;在男性雇员和女性雇员之间,企业雇员职业压力的性别差异主要体现在压力源上,公务员职业压力的性别差异则主要体现在压力反应上。
第四,在压力反应上,在职群体对于压力的主观认知都更强烈一些,但是在行动上并不会因此出现偏差。女性雇员对职业压力的主观感受和认知判断更为明显。第五,调查显示女性整体的家庭―工作关系比男性更为和谐,但这并不能说明面对职业压力,女性更擅长取得家庭―工作关系的平衡,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在家庭和工作之间出现矛盾时,较之男性,女性更容易做出让步和调整。第六,在压力应对上,女性更倾向于对外交流和倾诉,呈现出一定的“外倾性”;而男性更愿意通过一些具体的活动,来达到缓解压力的目的。研究同时发现,面对职业压力,男性自我压抑的程度要比女性更高一些,呈现出一定的“内倾性”。
四、基于社会性别差异的社会工作介入机制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我们从社会工作的视角,探讨基于社会性别差异基础上社会工作介入机制。
(一)社会工作介入
社会工作是19世纪末从西方发展起来的一门应用科学,它是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方法进行助人服务活动的学科。根据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InternationalFederationofSocialWorkers,简称IFSW)的定义,社会工作专业旨在促进社会变革,解决人际关系问题,进行赋权并提高人类福祉。同时,社会工作运用有关人类行为和社会系统方面的理论,促进人们与环境之间
形成更好的互动,人权和社会正义的原则是社会工作的基础。社会工作介入则是社会工作者依照自己的助人价值观去设计和实施助人活动,并积极吸引受助者主动参与活动,相互配合与协调,从而达到助人的目的的过程[22]。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者既是直接服务的提供者,也是服务对象的支持者、倡导者、管理者,还是资源协调者和政策的影响者。社会工作介入的功能是由服务对象的问题类型、需求及社会工作者的专业领域决定的。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不能将职业压力当作是一个偶发的、个人现象来进行干预,因此针对在职人群,我们也可以借助社会工作介入的技巧和方法,为他们提供心理援助,达到缓解职业压力、促进组织和谐的目标。根据不同群体职业压力的特点、服务对象的需求和能力,应该有针对性地选择不同的介入模式。一般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介入:
(1)处理压力所造成的反应,即针对情绪、行为及生理等方面进行介入,直接针对在职人群自身的压力问题进行社会工作介入,达成缓解职业压力的目的;
(2)针对压力源本身,从造成压力的环境介入,通过改善工作环境为其提供良性疏导的环境,帮助构建在职人员的社会支持体系,进而缓解职业压力;前者是直接介入方式,后者是间接介入方式。
(二)基于社会性别差异的社会工作介入机制
虽然职业压力普遍存在于男女两性,给两性在压力感受、心理健康和职业满意度方面造成相似的影响。但是每个社会都构建了不同的社会性别文化和规则,这种性别文化也造成了工作领域中的性别差异,影响着两性在工作领域中的自我构建、压力认知、行为模式和人际关系取向等。结合本研究的调查,我们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具有更高的工作责任感,对压力的主观感受和判断都更为明显,在处理压力时体现出更强的“外倾性”。这说明,两性在职业压力方面具有不同的价值判断、个人责任感和缓解压力的方式。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已有西方的学者将性别的视角运用在社会工作中,有学者将这一取向称之为性别为本的社会工作或者是性别社会工作[23],旨在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推进社会工作,最终促进男女平等。与这一理念的基本逻辑相一致,我们在构建社会工作介入机制时,必须充分考虑到社会性别敏感性,这样才能达成有效缓解两性职业压力的目的。我们运用社会工作的知识与方法构建基于性别差异的社会工作介入机制。首先,通过预估发现和诊断职业压力源、压力应对水平等级,识别职业压力所体现出的性别差异,了解社会性别文化和规则塑造职业压力性别差异的过程;其次,根据性别差异,从工作环境层次进行介入,为两性提供更具有针对性的社会支持体系,例如在组织中展开职业压力管理,结合女性压力应对方式的“外倾性”特点,开展针对女性的缓解压力的社会工作实务,增强职业女性协调家庭责任与职业目标的兼容性;第三,根据性别差异运用个案工作等方式直接为服务对象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改变不合理的认知结构和行为模式,根据不同性别的需求差异,建立有效的压力应对机制。同时,构建良好的监控和反馈机制,及时发现问题,建立有针对性地缓解压力的途径。
在中国当前的社会情景中,我们相信社会工作的发展对于缓解两性职业压力、促进人力资源的开发进而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和谐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社会工作实务领域特别是在工作领域中的运用在中国的发展还处于探索阶段,符合中国的职业压力实际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模式发展还需要社工界同仁的积极开拓和经验总结
篇3: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研究论文
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研究论文
中国体育悄然回归,国家奥运兴旺逐渐消失。在“后奥运时代”,群众运动将高度重视国家和整个社会。随着群众健身健身需求越来越强,国务院8月8日批准了“全民健身日”。要将健康的大众运动精神向大家传达,促进健康生活的理念,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了解济南大学生体育态度和体育锻炼行为现状,找出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影响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促进其体育锻炼行为的策略,对于帮助济南大学生解决体育锻炼中存在的问题有重要的意义,对“开展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被调查的参加体育锻炼的大学学生中,每次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长不足20min的学生仅为21%,而有79%学生每次体育锻炼的时长超过20min。这表明参加体育锻炼的学生其锻炼时间有一个基本的保证,只有少数学生每次锻炼时间过短。而锻炼时间过短的话,体育锻炼是很难到达应有的健身效果,或者说是没有效果的。锻炼的大学学生中,仅有34%的学生是每次都参加体育锻炼的。在被调查的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长在60min以上。该数据显示,济南市大学生每次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长情况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的。在调查学生的体育锻炼行为时,参考了国家体育局对中国体育人口的界定,同时考虑到中学生学习任务较重等客观实际情况,没有对其负荷强度做出任何限定。即便如此,仍然只有大约1/3(33.8%)的学生能够达到每周3次以上的体育锻炼。有13.2%的中学生一次体育锻炼也不进行,有25.1%的中学生一周只进行一两次的体育锻炼,这个结果是不容乐观的,对于大学生来说这样的体育锻炼是难以满足身心发展需要的。济南市大学生所进行的锻炼项目主要在慢跑、散步等项目上。运动强度小,也最简便,对场地要求不高,易于掌握和分配时间。网球对技术和场地要求较高,所以选中率仅为2%。文献法主要是指收集、鉴别、整理文献,并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形成对事实的科学认识的方法,不仅可以用来研究历史,也能用来研究现状。
本研究文献查阅的类型主要包括各类期刊、报纸、学位论文、专著、研究报告和网站。编写《济南市在校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研究调查问卷》并对在校大学生发放问卷,通过百度贴吧和微信方式共征集到问卷140份。走访了部分领导及体育教师,了解他们对学生体育态度及体育锻炼行为现状的一些看法。在统计的.140名大学生里,只有4名同学不参加体育锻炼,在参加体育锻炼的136名同学中79%的学生每次体育锻炼的时长超过20min,33.8%的学生能够达到每周3次以上的锻炼,同学们的体育锻炼场所集中在校内体育场和广场分别占36.1%和36.9%,另外有36.9%的同学认为体育场地设施是影响锻炼的主要因素。由此可以看出,济南市在校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动机较为纯正,符合当前全民健身体育思想的要求。受调查人群在锻炼场所的选择上主要集中在公园/广场、校内体育场馆,有7.3%选择健身俱乐部等收费活动场所,选择比例最低。选择到健身房等收费的场所进行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最低,这一方面说明适合学生消费的体育活动场所太少,现有的经营性场馆收费一般都会较高。影响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观因素主要包括兴趣、态度、身心状况、动机等。调查结果显示,影响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观因素主要是个人兴趣爱好和生理疾病,分别占25%和7.9%;影响在校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客观因素不尽相同,主要有:缺乏运动场地器材、课余时间少分别占26.9%和19.8%。学生应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闲暇时间和兴趣,运用空闲时间进行体育锻炼,养成积极运动的习惯;并每周确保在30~60min内的时间,超过3倍数量强度的最佳运动,并观察身体的健康状况;另外,学校要加强宣传工作,鼓励学生进行体育锻炼,定期举办健身娱乐活动和各种健康教育活动,促进学生的身体健康和精神状态的健康发展和完善。充分认识到校园体育活动氛围对引导大学生参与课外体育活动的重要性,学校应考虑校园特殊的环境,构建属于自己的校园运动文化特色。建立体育交流活动,促进健康、合理的体育活动开展。倡导让每个学生掌握1~2项终生锻炼体的技能和方法,增强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和扩大学生的参与面。
充分发挥大学生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对学生没有运动习惯,学校要更加重视学生体育课和体育活动,同时建立一些学生能充分提升体育界的积极性,使更多的学生参加体育锻炼活动。另一方面对于有身体习惯的学生,可以经常组织各种体育比赛,保持学生的积极性。以性别为本的运动,像篮球、足球等激烈对抗的运动,有氧运动、运动舞蹈等。为适应体育场馆学生的需要,学校应适当加强体育设施的改善和维护。针对开设的体育课程,应该定期设立统一标准的课程,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学生课堂表现和考勤等因素。同时应该对不同体育素质和不同兴趣爱好的同学们开设不同的体育课程,促进学生掌握运动的基本方法。充分利用学校媒体,开展体育推广,形成大学生爱运动、锐意进取、积极向上的态度。并根据自己的体育活动经验,找出运动爱好,培养兴趣。充分意识到校园体育气氛引导学生参加课外体育活动的重要性,学校应考虑校园特殊环境,建立自己的校园体育文化特色。建立体育交流活动,促进健康合理的体育活动。倡导每个学生掌握一两项终身运动技能和方法,提高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扩大学生的参与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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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行政法规范社会行为研究论文
行政法规范社会行为研究论文
一、社会行为的定义
(一)社会行为的含义
所谓社会行为,是指个人参与到社会中,所实行的与他人具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行为。首先,社会行为必须是个人参与到公共活动、社会集体活动中,才能称之为社会行为。其次,个人行为需对他人或是组织产生一定的影响,能够影响到他人的权利或义务。如果,个人行为未对他人或组织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个人在自己的网络空间发布关于自己的隐私,未对他人利益造成损害,这也不能称之为社会行为。另外,如果个人在网络空间里散布关于他人的谣言,可能侵犯特定人的名誉权,此时则成立社会行为。因为此时个人的行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与他人建立起了联系。因此,社会行为还需要彼此之间具有相应的联系,或是法律联系,或是一般的不具有法律性质的关系。
(二)社会行为与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
社会行为与个人行为并非简单的对立或是矛盾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转化的关系。行政法中的行政行为属于社会行为,而要想成为行政法意义上的利害关系人,也必须符合实行社会行为的构成要件。例如,合法建造一处房屋,此为事实行为,个人到不动产登记机构登记房屋,如果在登记过程中,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由于自身原因,出现工作失误,将房屋登记薄中的房屋所有权人登记错误,这将导致房屋所有权发生纠纷,纠纷不仅发生在房屋登记人与被登记人之间,而且还牵扯行政机关与房屋登记人之间。这就属于典型的个人行为转化为社会行为。
二、行政法规范中的社会行为
(一)行政法的属性
行政法是控权法,主要功能是控制行政权,保护公民权。而设立行政权此种公权力的初衷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公民的.权利,因此,行政法也被定性为控权法,是为将公权力放到笼子中,限制其范围才应运而生。然而,如何更加有效的保护公民的权利,实现公民的利益,在此层面上,行政法不仅是控权法,更是管理法。通过管理行政行为,管理社会行为,管理公共行为’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尽自己最大的职责,来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
(二)行政法中的管理职能
社会行为影响甚至决定社会秩序。因为各尽其能,各司其职的良好社会秩序正是社会行为的体现。行政法的管理职能主要是针对社会秩序而言,良好的社会秩序是人类从事生产生活的前提,秩序也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基础。行政法规范通过管理社会行为,调整公共利益实现其价值和目标。而社会利益是公共利益的代名词。因此,社会行为中所体现的公共利益或是社会利益是实现行政法规范价值与目标的关键。
行政机关必须要以公共利益作为衡量工作的标准。在经济迅速发展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也就更容易产生个人利益之间或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公共利益之间的联系与冲突。而行政法规范则可以在其所能调控的范围内,来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维护社会秩序。公共利益是建立在个人利益之上的,只有每个个人都实现其根本利益,才可能实现公共利益。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要想完全实现每个个人的根本利益是不容易的,因此,在最大限度内实现个人利益,统筹协调社会利益,通过对社会行为所牵连的各方面利益相互协调,才能实现行政法规范意义上的价值。因此可以看出,行政法规范可以以社会行为作为桥梁,在其范围内实现对各方面利益的管理与协调。
三、行政法规范调整社会行为引发的思考
(一)行政法调整社会行为的缺陷
行政法规范在调整社会行为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不合理、不公平的情《。当个人参与社会生活,并与他人产生一定联系,例如,广场舞有利于鼓励全民参与娱乐活动,休闲健身,丰富业余生活,但是如果严重影响到周围人的休息;又如公民充分行使法律所赋予的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如果其言论对他人的名誉或是生活造成严重影响,这些都不仅仅是个人行为。社会行为所体现的各方面利益,要求行政法规范对此有较为明确的价值观念,更应明白如何取舍,如何做出更为合理的平衡利益的决策。如果作为倾向于全面禁止广场舞或是限制公民言论自由等行为,这必然属于行政法规范调整社会行为的缺陷。行政法调整社会行为必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要遵循比例性原则和可行性原则。因此就需要行政法规存在一个衡量的标准,以绝少数利益人利益为衡量标准的行为是不可取的。
(二)行政法合理调整社会行为
首先,加强行政机关法制建设。行政机关处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地位,只有通过法治制度建设,完善行政执法制度,并且确保行政执法人员自身以及执法的专业性与法律性,避免“临时工”的出现。如此才能保障行政机关基础性工作的顺利进行。
其次,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将所有的事务置于阳光之下,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社会行为本身即为公众参与是社会活动的结果,要想实现公共利益,公众本身即为重要的参与力量。听取群众的心声,加大公众参与度,真正做到阳光,透明,公开。如果仅把公开当空口号,不仅无法获取民心,更是事倍功半。
最后,强化监督。监督是保障权力公正运行的最重要的手段。社会行为必然是牵连各方当事人,每个人都有权得到最合理最公平的结果。每个人都积极监督行政机关工作,发挥主观能动性,保障自身权益。如果没有监督,那公平也只是空谈。
篇5:中职学生行为方式研究论文
中职学生行为方式研究论文
摘 要:中职学生一般综合素质比较低,年纪也较小,很多学生由于学习成绩不理想而致使情绪不够稳定,没有良好的自控能力,经常出现一些违法乱纪现象,要矫正中职学生的行为方式必须提高中职学校的管理水平,通过科学有效的管理方法来提高中职学生的综合素质,进而端正其行为方式。
关键词:中职学生;行为方式;管理方法
由于初中学生普遍追求普通高中致使中职学校的生源大大萎缩,只有部分在初中阶段成绩不太理想的学生进入中职学校进行学习,这些学生的思想及学习都比较落后,中职学校必须承担起教育及管理的职责,积极矫正学生的不良行为方式,使学生积极健康地成长起来。
一、中职学生出现不良行为方式的主要原因
1.学生接受的各方面教育不够科学
首先是学生接受的学校教育不够科学。很多学校为了提高其升学率,只是注重对学生进行文化知识教育,而忽视了学生的法治教育、品德教育以及思想教育,致使学生缺乏人生理想,对各种消极的社会现象也没有一定的识别力及免疫力。其次是学生接受的社会教育比较混乱。中学生处在心理与身体成长的关键时期,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比较强,也极容易受到各种不良社会现象的诱惑,中职学生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逐渐堕落、沉沦,不能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及世界观。再次就是溺爱式的家庭教育。中职这个年龄阶段的学生主要是家庭的独生子女,受到了来自家庭各个成员的关爱,从小形成了好逸恶劳、专横霸道以及自私自利的坏习惯,如果他们的欲望不能得到满足或受到外部环境的约束,他们就会无视社会准则或者用暴力来应对,如果不加矫正与管理,对中职生的发展将会有很大影响。
2.受逆反心理的影响
教师在开展教育的过程中可能会通过损害学生自尊心、无效刺激以及过度教育等不合理的方法来激励学生,学生受这些刺激的影响,再加上其原有价值观及偏见的作用而出现某些不良的行为倾向,例如,部分中职生对所学的枯燥的课程、冗长的报告以及单调的会议等极其抵触。如果教师不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及时的疏导与沟通,将会使学生暂时性的逆反心理逐渐转化为较强的逆反心理,从而慢慢对各种学习性的实物失去兴趣,并按照与教育要求相反的方向发展,这对学生的成长以及中职学校教学活动的开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3.缺乏学习的主动性
我国中职学生产生厌学情绪、学习成绩不理想、缺乏学习信心以及学习比较困难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很多中职生都热衷于阅读课外书籍或参加一些课外活动,这就说明中职学生学习成绩不够理想不是由于其智力因素,而是其没有学习文化知识的兴趣。很多中职生在生活中都过分依赖父母或者亲戚朋友,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没有形成节约意识,虚荣心及攀比心极强,过分地追求物质生活,没有能够激发起学习热情的精神依托,更没有形成远大的人生理想及抱负,学习比较懒惰、散漫,缺乏积极性与主动性,没有学习热情与学习兴趣。
4.学生的挫败感促使其做出一些不良行为
中职学生主要是学习一些职业性较强的专业技术,他们更期望能够是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也更加看重自己的成败,对自己、社会以及国家的前途都非常敏感。在学习的过程中会经常思考这方面的'问题,如果他们发现生活现实和自己的主观需要存在较大的差距,或者是面对各种挫折与困难而无能为力时就会产生极大的挫败感,如果不能对学生的这种挫败情绪进行及时的疏导与排解,可能会导致其产生消沉、自卑以及冷漠情绪。这种学生对社会中以及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缺乏正确的理解与认识,因此不能形成符合社会需要的价值观或者人生目标。在长期的这种心理影响之下,学生会感觉自己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而自暴自弃,对生活与学习都失去了信心,逐渐沾染一些理想之外的恶习,形成不良的行为方式,使自己逐渐堕落与消沉下去,最后不能自拔。学生的这种心理不仅会影响自己,甚至会感染到周围的同学,因此,教师必须及时地发现并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己。
二、矫正中职生不良行为方式的主要方法
1.教师要引导鼓励学生,提升其自信心
要矫正中职学生的各种不良行为方式,首先教师应转变自己的思想认识,走出中职学生智力低下这一思想误区,充分了解与尊重学生,通过开展赏识教育来掌握学生的各种思想认识,从他们的生活与学习中积极发现他们的优点与长处,并以此为出发点来鼓励学生增加其自信心。其次,要帮助与鼓励中职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抱负,这样才能给他们指引一个正确的方向,从而不断唤起他们向目标奋进的学习热情,从而不断完善自己。
2.通过调整知识结构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我国的中职学校一般是以向学生传授各种专业技能为主要教学目标,再辅以必要的基础理论知识教学。中职学生一般是文化基础知识比较薄弱、学习的热情与积极性不高的学生,对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更是毫无兴趣,而对各种实践性操作技能的学习则比较感兴趣。在开设教育课程的过程中要把握住学生的这一特点,增加一些实践性的技能操作科目,在技能操作课程中渗入基础文化理论知识教育以及思想道德教育,这样不但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锻炼其动手实践能力,而且可以提高学生的文化知识水平以及思想道德认识,使学生更加健康积极地成长起来。
3.中职学校要举办丰富的课外活动,激发学生的活力与热情
中职学校要积极开展一些课外活动,并鼓励学生参与到活动中来,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通过与其他同学的沟通和交流来提高自己,同时学生在课外活动中也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赢得别人的认可,进而不断培养自己的自信心,这样才能不断地激发学生的活力与热情。另外,组织各种丰富的校园活动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展现自己才能的机会与平台,使学生在参与中学会正确地认识自我与发展自我,进而不断地提升自己。在参与的过程中,学生有更多的机会与别人进行交流与沟通,这样不仅融洽了同学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可以有效消除学生的挫折感与孤独感,培养学生的归属感以及自豪感,有效预防各种不良行为习惯的出现。
4.教师要针对学生的各种心理问题进行针对性的解决
要矫正中职学生的各种不良行为方式必须从问题的根源入手,抓住问题的症结所在,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解决。虽然很多中职学生的意志比较薄弱,各种不良行为方式也较多,但他们的内心依然渴望得到教师的赞扬、肯定与关心。因此,教师要抓住中职学生的这一心理特点,对症下药,抓住教育技巧,寻找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教师在对待问题学生时应突破传统的思维方式,抓住学生跃跃欲试以及争取进步的心理来消除学生的心理顾虑,这样才能使他们懂得老师是真的关心他们的,从而使学生向老师敞开心扉,并配合老师来解决自身的一些问题。
中职学校在培养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还要关注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及时发现学生的各种心理问题,并进行有效的引导与鼓励,促使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及世界观,认识到自己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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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企业经营管理中下级行为研究论文
企业经营管理中下级行为研究论文
摘要:企业中99%的人员都是下级。因此,下级如何做好本职工作在企业发展中十分重要。本文针对企业中下级的失范行为,提出三点下级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一是强化角色意识,把握用权尺;二是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三是加强理解沟通,主动支持配合。
关键词:企业;下级;行为
一、企业中的下级员工
下级是针对企业绝大多数员工的职位关系来说的,它主要包括基层员工、基层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高层管理人员等。下级是追随者的职位身份,是一种相对于上级而言的职位关系。它不以下级的主观意志而改变,具有相对的客观性和稳定性。
(一)基层员工的角色
基层员工是企业中最基本的下级员工,其直接的上级是基层管理者。基层员工是企业中的直接执行者,即将上级的计划和决策转化为具体的行动目标并在执行过程中及时向上级反馈执行进度与效果的角色。
(二)基层管理人员的`角色
基层管理人员是基层活动和基层员工最直接的管理者。其职位身份具有双重性,即作为管理者要对工作任务进行控制,合理配置资源并处理突发情况。同时,作为执行者要与中层管理者和基层员工进行沟通,落实上级决策,并及时探询下级反馈。
(三)中层管理人员的角色
中层管理人员是企业中决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企业中上传下达的关键角色,不仅要具备坚实的专业能力,还需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优良品质。中层管理者的优劣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四)高层管理人员的角色
高层管理人员在企业中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角色,是企业中最高级别的下级,其主要任务是进行战略决策并监督执行。由于其工作内容具有复杂性和全局性,合理授权是做好高层管理者的关键。
二、企业中下级的失范行为
(一)角色认知错位
1.向上错位
在企业中,向上角色错位表现为下级恃才傲物,对于上级安排的工作和做出的决策,总是品头论足、阳奉阴违,凡事都以个人见解为导向,不按照上级的要求去做。并且时不时地想和上级进行深入交流,改变上级的决定,使得与上级沟通不畅,导致上下级关系紧张。
2.向下错位
企业中的中层管理者,需要兼顾上级任务与下级执行双重角色。向下错位主要表现在中层管理者职务越位,过度集权。向下错位易使中层管理者产生工作倦怠。同时,过度越位易导致基层员工流失,降低组织工作效率。
(二)行为示范的表现
1.拖延执行导致低效
在上级下达任务后,一些下级总能挑出毛病来,不是认为决策有问题没法执行,就是认为很多东西没有准备到位,不可能在短时间做出来,这使得他们的工作停滞不前。当上级发现他们的工作迟迟没有完成,对他们进行责怪时,他们又会找出无数理由为自己辩解,使得连上级既被动又无奈。
2.沟通不畅滞后执行
有些下级在和上级沟通时,会产生沟通方面的不顺畅。常常发生的是下级由于无法理解工作任务的要求,不假思索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执行,任务完成后才发现不符合上级要求,不仅浪费了企业的资源,还耽误了任务的进度;还有就是在执行任务时,由于在某些关键问题与上级产生分歧,直接将工作丢在一边,拒绝执行。
3.监督依赖性不作为
在企业中,有时上级会为了提高下级的工作进度,适当地提醒他们加快工作效率,这导致下级产生认知依赖,认为上级不督促说明事务不紧急,非要等到上级督促了才会加快工作效率,缺少主动执行的习惯。当上级责问时,更是理直气壮认为没有完成执行任务是上级没有督促的错,使得上级管理的正常手段,沦为下级辩解的理由。
4.工作缺乏主动性
在企业中,存在着一些以“差不多就好”为工作标准的下级员工,他们凡事都马马虎虎,想着差不多,不出错就好,从不会主动去校验自己的工作结果。认为少做少犯错,多做多犯错,工作按部就班、表现平平,造成企业丧失活力。
三、企业中下级的行为准则
(一)强化角色意识,把握用权尺度
1.正确进行角色定位
企业中的职位层级关系,需要下级进行正确的角色定位。一是下级需积极执行上级决策,努力在实践中展现自己的工作能力及业务水平。二是下级要加强自身人格修养,保持谦虚为人、认真工作的态度。
2.树立正确的名利观
在完成工作任务时,上级所承担的责任与风险最为关键。因此,作为下级,每到功劳和荣誉来时,不应忽视上级的指导和同事的帮助,应该学会淡泊名利,谦虚谨慎。这样不仅能保持心态平和,还能得到同事的拥戴,博得上级的信任,让自己在谦虚踏实中成为企业的优秀人才。
(二)改进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率
1.提升专业素质
作为下级,在平日的工作中应注重专业知识的学习和专业技术的提升。应该一切从实际出发,抓住自己工作重点、难点,脚踏实地的逐一突破,真正地做到身体力行干实事,完成好上级安排的任务,努力在工作上做出成绩。
2.践行正确的责任观
作为下级,在上级安排工作后,要有敢于承担责任的品格和勇气,不偷懒、不推责、不贪功,积极主动地完成上级布置的各项任务,认真负责的组织落实好每项工作。坚决避免在工作上拖拖拉拉、总找借口,每件事都要领导操心督促等不敬业、不负责的表现。
(三)加强理解沟通,主动支持配合
1.促进个性融合
上下级由于年龄、学识等因素的不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个性。下级不能以自己的性格和喜好去衡量上级个性的好坏,而是应该学会换位思考,多理解、多体谅,慢慢适应上级的个性。而不是去试图扭转上级的个性,诋毁上级的个性。在工作中要以诚相待,多和上级沟通,才会获得上级的信任和支持。
2.尊重个体差异
上下级由于学历、经历和特长的不同,每个员工所擅长的领域也各不相同。因此,不能以自己之长去度别人之短,要尊重个体间的差异性,理解他人的缺点、谅解他人的错误,看到他人的优点,学习他人的长处,不要以一时一事论英雄,这不仅有利于员工间的团结,还有利于自身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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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证券投资基金行为研究精选论文
摘要:作为中国股市的主流资金,证券投资基金近年来偏离其预期的“稳定市场中坚力量”的功能定位并表现出超乎现代金融理论所能解释的一定的非理性。运用行为金融理论,对其羊群行为特征进行解释和分析,并试图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促进中国基金业及股市的稳定健康发展。
关键词:行为金融证券投资基金羊群行为
现代金融理论是建立在投资者是理性人和有效市场假说(EMH)基础之上的。但EMH在实践与实证检验两方面同时受到了强烈挑战。大量存在于金融市场的“异常现象”对现代金融理论提出了质疑。与之不同,行为金融理论则主要从投资者在投资决策时相关的认知和情绪上的弱点来分析投资者的行为,研究个体心理决策程序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以及如何运用心理学和经济学原理来改善决策行为,为金融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路径。本文就试图运用这一理论,对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羊群行为进行解释和分析,
1基金羊群行为的表现
根据Bikhchandani的定义,“羊群行为”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存在学习与模仿现象,从而导致他们在某段时期内买卖相同的股票。近年来,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对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羊群行为的存在性和表现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实证检验和分析,并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即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存在显著的羊群行为。
施东晖应用“从众度”作为衡量羊群行为的指标检验了从1季度到3季度中国股票市场上的投资基金,他认为,平均而言,投资基金对于单个股票的买卖存在显著的羊群行为。袁克、陈浩()采用LSV方法检验了191季度到2季度上证和深证所有证券投资基金的季度投资组合样本。结果表明,基金对所有规模的股票均表现出较显著的羊群行为,而且羊群行为程度指标总体呈上升趋势。孙杰(2004)对我国的封闭式基金和开放式基金分别进行检验,认为我国封闭式基金羊群行为较开放式基金更为显著,并且一定程度上卖出股票的羊群行为要强于买入股票的羊群行为。基金对于高增长型、高风险和新兴产业股票的羊群行为更加明显。吴福龙等(2004)采用Wermers的检验方法,对模型进行了扩展,把机构投资者在某个时期内的交易行为分为只买不卖、只卖不买、既买又卖以及不交易。实证检验发现,中国投资基金在只买不卖方面的羊群效应高于美国互助基金相应的羊群效应,在既买又卖和只卖不买方面并不高于美国互助基金的羊群效应。
2基金羊群行为对市场的影响
羊群行为具有的学习与模仿特征使众多基金经理的行为具有一定的趋同性,削弱了市场基本面因素对未来价格走势的作用。当许多基金在同一时间买卖相同的股票时,对该股票的超额需求曲线将会向下倾斜,从而导致单个股票的价格大幅波动,破坏了市场的稳定运行。
也有学者认为,基金的羊群行为并不一定会导致市场的不稳定。如果基金经理比个人投资者拥有更多的信息来评估股票的基本价值,那么他们将同时买入价值被低估的股票,远离价值被高估的股票,这种羊群行为和个人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产生相互抵消作用,促使股价趋向均衡价值。此外,基金经理的羊群行为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同样的基础信息作出了迅速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交易行为加快了股价对信息的吸收速度,促使市场更为有效。
然而国内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基金羊群行为和股票价格波动之间形成了一种正反馈机制,这种机制是:基金存在较严重的羊群行为的情况下,当某些先知先觉的基金率先买入某些股票,这些股票价格的上涨导致基金资产净值大幅提升以后,追逐市值提升的动机必然促使越来越多的基金加入买进的行列,由于基金交易金额巨大,从而推动股价大幅上升;反之亦然。可见,基金的羊群行为加剧了某些股票的价格波动。更为重要的,基金在股票市场中起着风向标的作用,如果众多基金同时卖出大量价格不断下跌的股票,会对整个股市信心造成重大打击,甚至引起股市的崩溃。这也使得许多学者认为基金羊群行为是导致市场价格波动过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3行为金融对羊群行为形成的描述
行为金融学通过对投资者投资行为的心理偏差的系统分析来描述羊群行为。当证券市场面临着众多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时,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其心理因素会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着微妙的改变,人类固有的行为模式会不知不觉地主宰着投资者的行为。每一个投资者开始总是试图进行理性投资,并希望规避风险。但是,当他发现由于自己能力有限无法把握投资行为的可靠性时,便会向政策的制定者、媒体、专家或自己的感觉、经验等寻求心理依托,投资行为的前景愈不明朗,这种心理依托感就会愈强烈,人类特有的认知偏差的弱点就会显现。
金融投资过程可以看成一个动态的心理均衡过程,包括对市场的认知过程、情绪过程和意志过程。认知过程往往会产生系统性的认知偏差,情绪过程和意志过程可能会导致系统性的或非系统性的情绪偏差,意志过程则可能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又可能受到情绪偏差的影响。这些偏差由于金融市场可能存在的群体偏差或羊群效应而导致投资或投资组合中的决策偏差。投资决策偏差就会使资产价格偏离其内在的价值,导致资产定价的偏差。而资产定价偏差往往会产生一种锚定效应或框定效应,反过来影响投资者对资产价值的判断,进一步产生认知偏差和情绪偏差,这就形成一种反馈机制。在这个“反馈环”中,初始羊群效应使得偏差得以形成,而强化羊群效应使得偏差得以扩散和放大。
4成因分析
(1)委托―代理关系下,基金经理道德风险的存在和风险厌恶是导致羊群行为的深层次原因。在证券投资基金中,投资人是委托人,基金管理公司是代理人。投资者无法准确了解基金经理的素质,无法区分基金赢利是否由基金经理工作的努力程度所致。而对基金经理来说,他比投资者拥有更多的信息,更清楚自己的素质、能力和努力程度。他会想方设法利用自身种种优势减少努力程度,从而有可能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即产生道德风险。同时,基金经理对风险的厌恶使他在减少自己努力的同时认为与其他经理保持一致是最优选择,从而出于利益和声誉的考虑而选择羊群行为。
(2)基金经理关注声誉超过对盈利的关注是基金经理羊群行为的主要驱动力。基金经理可分为“能力强”和“能力弱”两种类型。“能力强”的可以从各种信息渠道观察分析得到关于投资对象的有用信息,而“能力弱”的观察后得到的是噪音信息。在作投资决策之前,基金经理和投资者均不知道他们属于哪种类型,只有通过决策后的结果得知。由于基金经理对自己的能力并不清楚,也就不知道自己观察到的是有用信息还是噪音信息。所以他可能会模仿其他经理的行为。因为,如果自己采取与其他经理不同的行为而事后证明自己错了,即证明自己“能力低”,而如果别的经理错了,自己和他们一样,并不能说明自己“能力低”,可以把错误归于不可预测因素。
(3)基金经理关注同样的市场信息,采用相似的经济模型、信息处理技术、组合及对冲策略,在投资行为上具有较高程度的同质性。席勒(Shiller,1981)认为,在经济主体拥有有限理性的情况下,投资者会在不同时点采用相似的模式进行投资决策,这种模式可称之为大众模式。Froot、Scharfstein和Stein(1992)指出,机构投资者通常关注同样的市场信息,采用相似的经济模型、信息处理技术、组合及对冲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机构投资者可能对盈利预警或证券分析师的建议等相同外部信息做出相似的反应,在交易活动中表现为羊群行为。
5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存在显著的羊群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股市价格的过度波动,而从行为金融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一非理性行为主要源于基金经理在投资时相关的认知和情绪上的弱点以及制度缺陷为其认知和情绪弱点提供了发挥空间。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改善证券投资基金的市场外部环境。一方面要规范上市渠道,尽可能地扩大市场的容量,并重点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金融衍生工具市场,使基金在选择自己的投资组合时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及足够的风险对冲工具,为基金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外部环境。
(2)建立科学适用的基金评价体系标准。鼓励更多高质量的独立的证券中介机构从事基金评级、证券分析等业务,逐渐改变投资者对基金只看收益不看风险的选择标准,引导基金向建立自身独特投资风格以吸引投资者的方向发展。
(3)进一步规范信息披露制度。一方面要加强我国股票市场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完整性和准确性,降低各种信息成本,控制内幕交易;另一方面要适时在基金界引入市场约束机制,建立形式和内容规范统一、全面、及时、准确的信息披露与报告制度,以加强基金信息披露的有效性。
(4)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基金经理的薪酬激励体系。在基金经理层面,确定合理的业绩激励措施,在衡量业绩时还要衡量多方面的能力,如考虑创新性、设置工资水平下限、对赢利者设置额外奖赏,以避免委托―代理的激励不相容;在组织运作层面,特别是对于公司型基金管理公司,激励机制应该考虑对于关键人才的长期激励和职业生涯的发展,从建立柔性的组织文化入手,建立良性的心理契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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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基金行为研究精选论文]
篇8:肥胖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研究论文
肥胖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研究论文
摘要:在审美视域下,通过有针对性的体育审美教育,增强青少年群体的“美”的意识,引导青少年在体育运动中进行美的元素的发掘与创造,从而借助“以美促学”来调动肥胖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兴趣与热情,帮助肥胖青少年改善体育锻炼行为,促使青少年良好体育锻炼习惯的养成。该文在分析体育审美教育价值的基础上,就审美视野下肥胖青少年的体育锻炼对策进行研究。
关键词:审美教育;肥胖;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青少年的肥胖率在不断上升,这不仅与青少年的遗传基因、饮食习惯、生活习惯密切相关,还与青少年的体育锻炼行为密不可分。青少年肥胖问题的形成以及体育锻炼行为的改善,是一个系统复杂的问题,并且会受到青少年主观意识的影响。接下来将从审美视域探讨体育审美教育在肥胖青少年群体当中的教育价值,寻找改善肥胖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的有效对策。
1、在肥胖青少年群体中开展体育审美教育的价值分析
1.1帮助肥胖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体育审美观
所谓体育审美教育,是一种将体育教育与美学教育相融合的教育方式[1]。该教育方式对于肥胖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体育审美观大有裨益。借助有效的体育审美教育,可以实现体育教育与美育教育的互补,体育教育主要是面向体育教学活动的,而体育审美教育则可以实现体育教学目标、美育教学目标和情感教学目标的统一,让肥胖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体育情感态度和体育价值观,形成对体育运动中形态美、运动美和健康美的正确认识,进而意识到对自身肥胖的.好处,逐步树立和形成正确的体育审美观念。
1.2帮助肥胖青少年改善体育锻炼行为
肥胖青少年通常对体育锻炼缺乏兴趣,没有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行为习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肥胖青少年群体缺乏对体育运动价值的正确认识,也缺乏相应的体育审美观念。借助体育审美教育,可以以“美”促“学”、以“美”促“情”,让肥胖青少年逐渐体验和感受体育运动中的快乐感、成就感、优美感以及拼搏感,激发出肥胖青少年的体育运动兴趣和参与热情,循序渐进地让肥胖青少年改善体育锻炼行为,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2]。
1.3促进肥胖青少年人格与性格品质的完善
良好的体育锻炼行为,不仅能够改善青少年的生理素质,还能完善青少年的人格与性格品质。尤其是在体育审美教育视域下,不仅可以通过体育锻炼来培养肥胖青少年积极进取、顽强拼搏、不懈努力的意志品质,树立起“健康第一”的体育意识。而且可以让肥胖青少年在体育审美中提升个人的思想道德素质,让个人的人格与性格品质更加完善。如体育运动中的集体氛围和团队主义,就是一种“精神美”,体育审美教育可以更好地实施素质教育。
2、审美视域下肥胖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的改善对策
2.1科学选择体育审美教育的内容
为了更好地培养肥胖青少年的体育健身意识,让他们养成良好的体育健身习惯,体育教师要对体育审美的教育内容进行科学选择,一定要结合肥胖青少年的生理特征、心理特征、兴趣爱好、运动基础和审美认知能力,选择那些最具代表性又贴近青少年的生活实际的教育素材,这样肥胖青少年在接触和学习时才会更好地适应,让体育审美的教学内容与体育教学目标和肥胖青少年的学习需求等紧密结合在一起,促进肥胖青少年良好体育锻炼意识的养成[3]。例如,在篮球教学中,通过篮球审美教育,可以更好地激发肥胖青少年的篮球兴趣,全方位感受篮球运动的魅力。教师在篮球课堂上选择审美教育的内容时,一方面要对肥胖青少年开展技战术的指导、语言激励赞赏、团体意识表扬等方面的教育,并让学生真正参与到篮球运动中来进行审美感知;另一方面教师可以组织非直接参赛的教学观摩活动,如观摩一次NBA总决赛的比赛,教师主动向肥胖青少年讲述比赛场上的竞技精神、团队精神和运动之美等,这对肥胖青少年产生体育运动兴趣将会形成有效的促进。
2.2丰富体育审美教育的手段
体育教师对于体育审美教育手段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体育审美教育的效果,也会间接影响到肥胖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的改善和体育锻炼习惯的养成。对此,体育教师必须丰富体育审美教育手段的多样性,如多媒体教学、游戏教学、角色扮演教学、趣味比赛、实战演练等,都可以让肥胖青少年在体育运动中收获更多的快乐体验和情感体验。例如,当学生对某一体育技术动作总是掌握不好时,体育教师完全可以通过智能手机等多媒体终端对肥胖青少年的动作进行录制、回放与慢放,让学生自己与标准动作进行对比性学习,及时发现自己的动作缺陷,然后再进行动作示范和动作纠正,这比体育教师单纯让肥胖学生进行单向模仿性训练会更加有效,也更有助于实现体育审美教育的目标。
2.3学生家长也要积极参与体育审美教育
青少年的肥胖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家庭生活习惯以及家长的监管相关,当一个家庭都不能保持饮食均衡和良好的运动氛围,那么孩子的饮食也容易失衡,加上有的家长过于溺爱孩子,所以造成了很多青少年的肥胖问题。因此,在开展体育审美教育时,一定要让学生家长也积极参与进来,通过家校沟通与交流等方式,提高家长的体育锻炼意识和审美教育意识,在家长的带领下,让孩子参与更多的校外体育活动。同时,家长必须提高对孩子体育锻炼行为的重视程度,而不是一味强调智力教育和孩子的学习成绩,要适当减轻他们的学习负担,引导孩子合理参加体育锻炼,这样才能实现肥胖青少年身心素质和智力素质的协调化发展。
2.4创设良好的体育审美教育环境
审美视域下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的改善,需要依赖于一定的物质条件和智力条件[4]。智力条件主要体现在体育教师和学生家长的引导上,物质条件则是体现在体育审美教育环境的优化上。因此,体育教师在加强审美理论知识学习的基础上,要提高发现美、转化美、传授美的能力,在工作实践中善于创设体育审美教育场景,增设更多具有启发性、实践性和创造性的体育教学项目。同时,在体育教学与指导体育活动中,体育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和活动意图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场景创设,贴近肥胖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和锻炼需求,增强参加体育运动的主动性。例如,对于徒步运动、攀岩运动、自行车运动等时代性比较强的运动项目,一定要引导肥胖青少年来到户外,领略到大自然的生机盎然,在一个良好的体育审美教育环境下欣赏沿途中的人文风情,感受运动的快乐,进而逐渐树立起积极的体育运动情感,逐步改善个人的肥胖状态。
3、结语
总之,在审美教育视野下,针对肥胖青少年开展体育审美教育,能够帮助肥胖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体育审美观念,改善自身的体育健身行为,完善人格与性格品质。因此审美视域下的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的改善,可以以体育审美知识为先导,教授肥胖青少年基本的体育审美方法,增强肥胖青少年对于体育运动美感的感知能力,激发出肥胖青少年的体育运动兴趣,进而有效改善肥胖青少年的体育锻炼行为和身体素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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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谢红光.体质健康信念对体育锻炼行为意向及行为习惯的影响[J].体育学刊,(4):100-105.
篇9:小学生问题行为研究综述论文
小学生问题行为研究综述论文
摘要:目前我国关于小学生问题行为的研究有很多,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也存在很多问题。很多量表都是上世纪90年代初修订的,是否还能满足当代社会发展的要求有待于进一步探讨;部分研究结果不一致,这说明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关键词:小学生 问题行为 量表
一、引言
小学生由于生理和心理的发展相对不成熟,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各种不良因素,例如不良的亲子关系、家庭教育方式过于粗暴、同伴关系不良等都会导致小学生在行为上出现一些问题,即问题行为。问题行为(behavior disorder)又叫做行为问题、行为异常、行为障碍、偏差行为等,研究者们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角度给它下了不同的定义。 朴永馨等人(1995)认为,情感和行为障碍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①学习困难,但又没有智力、感觉和健康方面的原因;②不能与同龄人及老师建立并保持一种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③在正常情况下做出不恰当的行为和情感反应;④持续的不高兴或有抑郁情绪;⑤出现与个人或学校适应不良有关的身体疾病、疼痛或恐惧。
池丽萍、王耘把问题行为界定为违反社会公认的正常儿童青少年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以及在情绪或社会适应方面不成熟的行为。
吕勤等()认为,儿童问题行为是儿童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常见现象。主要表现在攻击反抗、违纪越轨、焦虑抑郁、孤僻退缩以及各种身体不适等方面。
余强基把问题行为界定为,中小学生在学习、生活和游戏中,经常发生的异常行为。它既不是躯体症状,也不是某种精神疾患症状,而是指那些偏离了正常群体儿童的行为,即正常儿童没有的一些不良行为,或者称作适应不良行为。主要发生在小学和初中低年级学生群体,并且以小学生发生的概率较大。
二、小学生问题行为研究的现状
(一)研究工具 在关于小学生问题行为的研究中,我国研究者使用自编的问题行为问卷的人很少,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基于本国社会文化背景设计的并为人们所认可的儿童问题行为量表,但是已经有人开始做这一方面的研究了。研究发现在引进的一些量表中,有的项目较难观察到,或不适合用来形容小学生。
(二)小学生问题行为的现状分析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现在,综合各种研究结果,我国小学生问题行为的总体检出率在8.25%——30.4%。所有的研究都显示男孩的问题检出率要高于女孩。有些研究结果显示出了一些一致性的规律。例如使用Rutter儿童行为量表中的父母问卷来研究小学生问题行为的'很多结果显示:小学生的问题行为以A行为(Antisocial Behavior)即违纪行为或反社会行为最多,其次是N行为(Neurotic Behavior)即神经症行为,最后是M行为即混合行为。还有一些研究显示小学男孩的问题行为以A行为较多,而小学女孩的问题行为则以N行为较多。再比如使用Aehenbaeh’s儿童行为量表(CBCD研究小学生问题行为的很多研究结果表明,小学女生的问题行为多以内隐问题行为主,包括社会退缩、体诉、分裂样强迫行为和性问题等。
有些研究结果可能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如被试的区域差异使得研究结果呈现出多样化。例如使用Aehenbaeh’s儿童行为量表研究小学生问题行为的结果显示,有的小学男生的问题行为主要表现为违纪、多动、攻击等,有的小学男生的问题行为主要体现在交往不良、分裂样、强迫行为等方面。也就是说有的研究认为小学男生的问题行为以外显问题行为为主。而有的研究认为以内隐问题行为为主,还有的研究认为小学男生的问题行为多样化。另外关于小学生问题行为的年级特点,有的研究(使用的是Achenbaeh’s儿童行为量表)显示小学三年级的学生问题检出率最高,而有的研究(使用Rutter儿童行为量表)则显示小学三年级学生的问题检出率最低。
目前的研究虽然使我们看到了小学生问题行为的一些特点,但是还有很多研究的结果不一致,这一现象说明在这方面的研究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探讨。"
(三)小学生问题行为相关因素的研究
1、家庭因素。几乎所有的研究表明,家庭的养育方式(包括家庭的教养方式、父母的教养态度和亲子关系等)、父母的关系、家庭结构(主要指单亲家庭、离异家庭和正常家庭)、父母对孩子的期望等对小学生问题行为的发生有显著的相关。对于父母的职业、父母的文化程度以及父母对孩子的期望这三种因素是否与小学生问题行为相关有较大的争议。宣煦、徐秀峰等人的研究表明父母的职业、父母的文化程度以及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均与儿童问题行为的发生没有显著相关;但是王善信、翟静等人的研究结果却认为,父母文化程度高的家庭,小学生问题行为的发生率较低,且显著低于父母文化程度低的家庭;徐静、李新胜等人的研究也表明。父母的文化程度在高中以上、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及干部者,其儿童问题行为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各组;王亚萍、姚凯南等人的研究表明对儿童过高或者过低的期望都会增加儿童问题行为的发生率。
目前关于父母亲的健康状况和家族精神异常病史与小学生问题行为的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结果表明父母健康状况良好的家庭,小学生问题行为的发生率显著低于父母健康状况差的家庭;有家庭精神异常病史的家庭,小学生问题行为发生率也较高。
2、社会因素。目前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是很多。研究的重点也集中在农村与城市小学问题行为的发生率的比较,多数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小学生问题行为的发生率高于城市小学生。农村的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各方面还都比较落后,对教育,尤其是心理健康教育,无论是重视程度还是教育方式上,都落后于城市。使得农村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城市学生。但是也有个别研究表明,城市学校学生的问题行为检出率显著高于农村学生或来自于农村的学生(即农民工子弟),其原因是教师对农村学生或者农民工子弟(本身也来源于农村)出现的一些行为问题比较容忍或者默认为正常行为,如果城市孩子出现类似行为的话。就会认为比较严重。例对重点小学与非重点小学问题行为检出率的比较研究发现,重点小学问题行为的检出率显著高于个非重点小学,其原因是重点小学的学生多。教师要求高,学生的竞争压力大。
关于大众媒体、社区文化氛围、同伴交往对小学生问题行为影响的研究虽然很少,但是我们从国外早期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可以推知,暴力、色情等媒体内容、不良的社会风气、结交不良朋友等一定会对小学生产生消极的影响,从而导致小学生产生问题行为。
3、个人的成长发育史。个人在成长发育的过程中神经系统如果遭受不良的刺激,儿童神经系统出现一些问题也会导致小学生产生问题行为。例如相关的研究表明妊娠期接触有害物质和有严重的妊娠反应的母亲生出的孩子要比无妊娠反应的母亲生出的孩子表现出更多的问题行为。也有研究表明儿童出生时窒息10分钟以上,脐带绕颈,使用产钳或胎头吸引器辅助分娩者,其行为问题发生率明显高于顺产或剖宫产者。还有的研究表明有头外伤史、惊厥史和出生窒息史等与儿童问题行为的产生呈显著相关关系。
(四)小学生问题行为的干预研究
目前对小学生问题行为的干预研究主要采用综合干预的方法,主要包括:家庭干预、学校干预、教育干预以及个别心理治疗等。家庭干预采取的措施有为家长提供心理咨询和治疗,使家长学会正确的育儿方法,成为儿童的治疗者。学校干预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研究表明这些方法对于改善小学生的问题行为有较为明显的作用。
三、问题与展望
目前我国关于小学生问题行为的研究有很多,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使我们对小学生问题行为的认识又进了一步。但是还是存在很多问题,例如研究工具比较陈旧,这些研究工具是否能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需要进一步的去探讨。虽然在有些方面已经达成共识但是还有很多方面存在较大的争议,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根据问题行为的小学生的检出率大约推算一下,有问题行为的小学生的数目也让人触目惊心。改善小学生的问题行为是社会发展的要求,对于提高我国的教育质量和人口素质有着重要的意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有意义的课题。
篇10:会计行为与会计信息研究论文
会计行为与会计信息研究论文
摘要:自从“对外开放”与“一带一路”的实施,我国的JPG不断创新高,社会经济也在突飞猛进,不过也衍生出很多问题,引起企业间的竞争不断加剧,财会方面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但当今世上鱼龙混杂,有些人就浑水摸鱼,导致会计信息大部分出现失真的现象。现在优化会计行为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是当今时代的燃眉之急。那么怎么优化会计行为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这就需要从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与会计行为主体存在的问题以及会计信息存在的问题入手。优化会计行为,是为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值。
关键词:会计行为;会计信息质量;会计行为主体
当今世界正在迅猛的发展,这对于企业来讲,在这个社会当中机遇随处可见,当然也存在着无数的挑战,这是一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如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大数据、生物技术等等,这些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以及产业的变革正在凝聚着能量,将一批批新的业态、新的产业、新的模式催生而出,为全球的发展以及人类的日常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变化,在这样的时代当中会计行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因为会计信息的不完善以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行为不规范等等因素,导致在我国的部分会计信息出现造假行为的情况越来越多,因此我们稍显要对会计行为以及其主题进行了解,这样才能够提高信息的质量,本文将会针对怎样将会计行为进行优化为目标进行探讨,以期提高会计行为的信息质量。
一、优化会计行为的前提
会计行为是提供会计信息的前提,是生产会计信息和分配活动的基本要素。会计行为的会计行为主体也就是会计人员,他们的行为体现为对自己偏好最大化的追求,工资多寡、企业福利、经济利益是影响个人或经济组织中最重要的因素。从而,优化会计行为,规范会计行为主体,除了要有严格的制度约束之外,会计行为主体职业道德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企业需要先了解会计行为主体的工作
1.会计行为主体需要根据企业当年的经营目标,制定经济指标体系、以及企业经营经济的全过程。还需要落实到各部门中去。会计行为主体还要为了企业的的利益,采用比价采购、减低目标成本等方法,建立一整套系统的会计指标体系,促使企业中各个部门利润职责明晰,并分析完成情况,还有反馈事前、事中、事后的情况。及时优化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工作,确保目标的完成。2.会计行为主体加强现金流量管理,做好资金筹集工作。资金好比企业的动脉,会计行为主体应选择低风险、低成本的最好融资方案,为企业加入充分的营养。会计行为主体在做好资金筹集的同时,还必须切实加强现金流量管理,只有抓住企业生产经营中各个环节,才能保证企业资金周转流畅。
(二)会计行为主体职业道德规范,才能保证会计信息质量
1.会计行为主体应遵纪守法,熟悉国家有关财会部门的法律法规,有一定的法律学,经济学,管理学及营销学等方面知识,遵守所在企业的各项法律及有关财务管理的规章制度,规范好该职业的行为,遵守《会计法》的准则2.会计行为主体还应该及时准确,坚持诚信原则,客观记录会计原始凭证,要做到证证相符。不,且要做好会计有关记录、报告等工作。3.会计行为主体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工作认真踏实,谨慎细致,思维敏捷,逻辑分析能力强,对数字敏感,记忆力好。4.会计行为主体有较强的社交能力,信息快,懂变通,善学习,求上进。5.会计行为主体应遵守法制,忠于企业。
二、优化会计行为的开展
在及进行优化会计行为的时候需要搭建起相应的要求和执行规范,这样才能够让企业的会计行为更加的具有规范性,才能够保证企业得到有利的发展。
(一)开展优化会计行为的要求
开展优化会计行为,需要有一定的制度去规范,才会发挥它更快更好地效果。对会计行为进行优化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了将会计行为信息质量提高,会计行为到底有没有提高到标准就是看会计行为优化的情况,而会计行为进行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产生会计信息,所以对于会计信息来说优化会计行为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优化会计行为的时候主要制度就是让会计信息的质量达到最优化,主要包含有三个方面;首先是会计信息的可比性,所谓可比性主要是表达出在相同或者相似的经济方面需要明确的对会计信息进行记录、确认、计量和报告。对于企业在不同时期当中具有相似性的项目需要采用相近的'会计程序进行出路。其次是会计信息的先惯性,在一般情况当中主要包含的是及时性、预测性和反馈行着三个方面。最后是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其中主要是表现在三个方面分别为真实性、中立性、明确性。在一般情况来看,对于会计行为的优化制度和会计信息的质量二者提高是相同的,也就是指会计行为的优化将企业的利益需求所满足,与此同时还能够满足企业的利益愿望。
(二)开展优化会计行为的方法
1.需要激励会计行为优化。在优化会计行为的过程当中激励会计行为是其中最为主要的一个途径之一。首先,会计行为是在心里和环境的首要对象,但是行为是由人内在的心理因素以及外在的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所决定的。所以激励会计的行为优化能够显著的对心理和环境有着重大的影响。当然,对于会计行为的优化不仅需要正面的激励,还需要制定出相应的处罚制度。其次,会计行为需要一种尊重和新人,当会计行为的主题得到这样的满足以后,就能够将工作的热情激发出来,提高会计人员对企业的业务忠诚度。最后,除了对会计行为的奖惩制度,还要对会计人员有公平的待遇,也就是指要按照会计人员的工作质量给与其相应的报酬。
2.优化监督实施机制。应当需要有实质上的监督机制来能够保障会计行为进行优化。首先要让企业的各个部门以及工作缓解当中相互职业监督,应当建立起科学的监督实施机制,还需要将企业的内部审计系统进行强化。其次还需要还需要对外部的会计监督制度进行完善,要和企业的内部会计机制以及外部机制进行相协调,这样才能够发挥出一定的效果,还可以保证企业在整体上的利益和社会利益不冲突,还有企业的内部监督机制和外部的监督机制共同的构成的具有科学优化的监督体制,只有有力的对会计行为的主体进行制约,才能够保证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稳步提高。
3.优化会计行为素质。因为会计行为主要是进行脑力劳动的,因此对于会计行为的优化还有一个中药的因素,那就是会计行为的知识结构。还有需要思想品质的优化。会计人员应具有坚定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自觉遵守会计法律,忠诚的态度,如实反映会计报表。会计行为主体还需要优化心理素质。心理素质是反映一个人意志力的多少。是可以影响一个人的行为。
三、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方法
建立标准的核算议价体系,加大奖惩力度。企业管理应注重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可以用经济手段奖惩、控制各级企业组织行为,不断完善工作,促使会计行为主体发挥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使会计行为主体落实企业经济目标。这就需要建立会计制度,按照企业各自的经济责任,做到人人肩上有责任,使权利和责任相结合。企业还应完善企业会计监督制度,制定财务管理基础工作要求,企业应实行岗位责任制,要求人人遵守。规定每个职工什么时候必须做什么、以及什么不能做,做错了怎么办等细则。所以,每个岗位的每个会计行为主体都清楚各自承担的财务管理基础工作,还应该善待会计行为主体,让会计行为主体感受到企业的好,会计行为主体才会忠于企业,为企业着想。会计行为主体的监督问题。会计行为主体监督应贯穿于企业经营活动的全过程,从企业的经营资金筹集、资金运用、费用开支、收入实现,一直到财务成果的产生。为了保证会计监督作用的正常发挥,企业在制度中要规定会计行为主体严格按照制度办事,做好财务管理基础工作,正确核算,如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依法进行税收筹划,维持投资者权益,并接受主管财政机关的监督检查。从而强化了会计监督职能,保证了有效执行会计制度,才会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四、结束语
通过实施这些制度,会有效优化会计行为,提高会计行为信息质量,当然只有适合企业的方法,才能有效加强企业在经营环节中的计量、消耗、定额、验收、原始凭证等工作,优化会计行为,是为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值,促使企业中各个部门利润职责明晰,并分析完成情况,还有反馈事前、事中、事后的情况。及时优化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工作,确保目标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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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我国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研究的特点与趋势论文
我国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研究的特点与趋势论文
我国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研究的特点与趋势论文【1】
摘要:本文梳理了我国学者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的研究成果,根据形式、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的特征,将近三四十年相关研究划分为三个时期,分析现有研究的进展和存在的不足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的建议。
关键词: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特点与趋势
数学学习的性别差异研究是数学教育研究领域内的基本课题,国际上对此已有几十年的研究历史。
许多国际教育组织以及西方数学教育工作者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例如,美国专门成立了“女数学家协会”,每年举办活动,出版刊物,调查性别差异的证据。
国际妇女与数学教育组织(IOWME)和数学妇女协会(AWM),作为非常活跃的妇女组织,也经常开展活动或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数学及数学教育中的妇女地位、性别差异问题。
而我国学者对此一问题的关注度则相对较少。
1994年,张奠宙教授就在《数学教育研究导引》中感叹“中国数学教育基本资料的缺乏,像男女学生数学学习差异这样的课题,应该当作基本国情进行调查和去做。
这一研究工作可以从全国范围内调查,也可以在一个县或一个乡做调查,看究竟是否存在差异?如果有差异的话,其原因是什么?何时产生明显差异?”[1]
本文选用了“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和“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三大数据库,以“数学”、“性别差异”为关键词对截至底的文献进行检索,共筛选到密切相关的文章126篇,并结合叶一舵主编的《男女生的学习心理差异》和林崇德主编的《中学生能力发展与培养》两本书进行研究。
本文首次将我国学者关于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的研究划分为三个时期,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形式等方面指出各个时期研究的特点及不足,进而展望未来研究的趋势,为之后的研究者提供参考。
一、我国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研究的发展过程及阶段特征
检索发现我国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研究的相关文献数量在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如图1所示),表明了国内对此问题关注度的逐渐提高。
根据截至20底检索文献的数量及其主要内容的变化,笔者认为可以将国内的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研究以1993年和为界分为三大阶段:初探时期、发展时期和繁荣时期。
1.初探时期:1993年以前。
在国内,这一时期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的研究刚刚起步,文献数量屈指可数,最早可查的是1982年唐盛昌的《男女学生在数学学习中差异情况的调查》[2]。
该研究从1979年到1982年,按年级(初一到高二)对比各年份男、女生的数学期末成绩发现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情况,并通过代数、三角和几何三方面的测试和关于思维方式、记忆方式的问卷探索产生差异的原因。
从研究形式上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作为大型的科研项目调查结果的一部分,而非针对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的专项研究。
例如,1990年林崇德主持的科研项目“中小学心理能力发展与培养”的研究等。
二是研究团队针对数学学习性别差异所做的专门研究。
例如,唐盛昌等人对男、女生在数学学习中差异情况的调查等。
从研究内容上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关注小学生和初中生数学能力的性别差异,也有一小部分研究是关注高中生数学能力的性别差异。
一般认为,在小学阶段,数学能力主要是指学习、掌握和运用数概念、数量关系和空间关系的能力;而在中学阶段,数学能力则主要是指运算能力、空间想象能力以及逻辑思维能力。
从研究方法上看,研究者们首先收集男女学生的数学成绩,进行统计分析来了解他们数学学习成绩差异的整体情况。
其次,根据对数学能力的分类,针对各项数学能力进行测验以此来了解男、女生不同数学能力差异的具体情况。
最后,通过问卷调查探索产生男、女生差异的原因,侧重于调查男、女生在记忆方式和思维方式上的不同。
前文介绍的唐盛昌的研究就是典型代表。
总的而言,这一时期国内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的研究成果比较单薄,但也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
例如,性别差异与学生所在的学段有十分密切的关联,具体表现为:小学阶段女生数学成绩整体上比男生好,初中阶段男、女生数学成绩的差异不显著,高中阶段男生的平均水平高于女生。
对此,林崇德等人认为是因为男、女生不同能力的发展在快速期的到来时间的早晚、持续时间的长短以及在快速期内的发展速度等方面都存在差异[3]。
唐盛昌等人认为这与男、女生在记忆方式、思维方式存在的差异有关,男生倾向理解记忆,数学分析,而女生倾向机械记忆,注重模仿[2]。
总览这一时期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在归因上侧重于认知因素,而较少考虑非认知因素,例如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对待数学的态度以及自我评价等;二是研究较少和教育联系[4],例如,研究者们并未探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安排和教师等因素是否会导致数学学习的性别差异,以及是否可以通过改变这些因素来缩小差异。
2.发展时期:1993―20。
1993年,国际数学教育委员会(IMCI)在瑞典召开了“性别与数学教育”的国际研讨会。
而这一课题就作为了国际数学教育委员设立的系列研究课题之一。
探讨产生性别差异的三大因素:(1)女生的数学兴趣;(2)社会文化影响;(3)数学学科本身特点。
研讨会召开后,国内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研究的文献数量大幅上升,并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可见,研讨会的召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者对相关研究的关注,国内的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
从研究形式上看,这一时期国内的研究大多为专家学者以及一线教师专门针对数学学习性别差异所进行的研究,表明这个问题真正地已经成为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研究问题。
从研究内容上看,这一时期的研究集中关注的问题仍然是男、女生数学能力的差异,占到总数的64.7%。
但研究重点关注的对象从上一阶段的小学生和初中生开始转移到高中生,这与上一阶段研究显示小学、初中男女生的数学学习成绩无显著差异的这一结论不无关系。
此外,研究的内容也有一定的扩展和细化。
例如,将数学思维水平分为三个等级:具体形象思维、初步的逻辑思维和抽象的逻辑思维进行研究;将空间图形认知能力细化为心理折叠能力、心理旋转能力以及心理展开能力等进行研究。
从研究方法上看,一方面部分研究者仍采取的是对各学段男、女生的数学成绩进行统计分析;另一方面部分研究者根据对所研究内容基本要素的界定,设计试题对学生进行测试,试图得到更为精细的结果。
同时,研究者们配合使用问卷和访谈,以佐证研究结果和探究差异产生的原因。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国内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的研究开始发展起来了,对这一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研究者们根据研究结果普遍认为小学阶段,男、女生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是女生比男生强;初中阶段,男、女生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女生相对优于男生,男生成绩的离散性大于女生,但从初二起男生逐渐赶上来了;到了高中阶段,男生则优于女生,且出现差异的显著性,女生成绩的离散性大于男生。
此外,男生的空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强于女生,但空间能力的差异并没有对数学成绩产生显著影响。
但是研究者们关于高中阶段男、女生运算能力的差异产生了分歧,有些研究得到的结果是女生显著优于男生,有些研究则表明男、女生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从归因上看,研究者们开始关注到教师教学方式、社会性别刻板印象以及学生数学兴趣等因素对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的影响,但存在的不足是他们仍然更加偏重生理(即男、女生大脑2半球偏侧性功能专门化在发展速度和水平的不同)和智力因素(即思维方式、记忆方式的不同)的影响。
3.繁荣时期:年以后。
2004年3月“中学数学学习性别差异”被国际数学大会列为研讨主题之一,使得这一问题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数学学习的性别差异的学术关注度不断提高,国内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文献数量更大幅地上升,开始呈现出繁荣的景象:研究热度不断上升,研究内容不断丰富与细化。
研究热度的不断上升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这一时期有大量关于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的硕博研究生的论文,占到这一时期相关研究总文献数的26.7%。
研究生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明一个研究主题在当前具有较高的热度。
此外,从这一时期文章的.数量上也足见研究的热度。
另一方面,开始有发表对该研究的述评文章,说明研究在当前已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并受到了较大的关注。
从研究内容上看,主要针对是初中生和高中生,研究问题可以分为四大类:关于数学学习过程的,关于数学学习能力的、关于数学学习情感的和关于特定数学学习内容的。
关于数学学习过程的,主要包括情境性数学问题解决过程、数学问题表征、数学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等方面的性别差异;关于数学学习能力的,主要包括数学创造力、常用统计图理解能力、数学逻辑思维能力、空间认知能力、数学发散性思维能力和数学学习选择能力等方面的性别差异;关于数学学习情感的,主要包括数学自我概念、数学学习效能动机、数学学习心理、数学学习焦虑和家庭、老师、社会对数学学习情感的影响[1]等方面的性别差异;关于特定数学学习内容的,则主要为几何学习,其他的内容则少有涉及。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者开始对研究对象进行分层处理,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学生,优秀学生、中层学生和后进生,探索不同层次中男、女生数学学习存在的差异是否不同。
从研究方法上看,以问卷和测验为主,配合访谈和个案研究。
测验主要针对数学学习能力和特定学习内容,测验的题目一般由研究者根据研究需要、教材内容和大纲要求自行设计,也有小部分是直接选取学校已有的试卷。
问卷则主要针对学生数学学习情感和学习过程。
这一时期相关量表已有一定的发展,因而与之前采取自编量表有所不同的是研究者多为直接使用已有量表或在已有量表上进行改编。
其中,运用较为广泛的《Fennema-Sherman数学态度量表》,但也有根据具体情况借鉴国内外心理学的相关量表的。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国内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研究结论大体一致。
在归因上,减弱了对生理因素的强调,更加肯定教育以及社会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父母、教师和社会文化对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信心和态度的影响。
二、国内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研究的不足
综上所述,国内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研究到现在已有三四十年的历史,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也在不断发展和改进中,当前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研究方法相对单一。
在研究方法上,当前研究者们主要是通过分析学生的数学成绩,或者进行测验、问卷,大体上偏重于定量的研究,而定性的分析不足。
如果能够结合定量与定性研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才能够更加深入、更加全面。
归因分析尚不完善。
事实上,产生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的原因是更加值得关注的问题。
当前研究,对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的归因分析,研究者们基本上都是从生理因素、智力因素、非智力因素、社会因素和教育因素这几个方面进行论述,但一般都是“蜻蜓点水”式的,并没有进行一个深入的、全面的研究。
如张新颜所说,后天因素是如何影响数学学习的、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哪个是存在性别差异的主要原因等问题还不清楚,有待进一步解决[5]。
缺乏解决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的研究。
大多数学术文章都是调查研究性别差异存在以及归因问题,而如何缩小差异,尤其是在数学教育中如何因材施教、因“性”施教的研究很少,而这恰是研究数学学习的性别差异的初衷和目的所在[6]。
解决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的研究对于教育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而迫切地需要研究者进一步的研究。
三、国内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研究的展望
1.研究形式上注重多方面的结合。
一是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相结合。
一方面从理论到现实,通过分析性别差异对数学学习产生的影响,提出相应的对策;另一方面从实践经验出发,发现和认识差异的现状,并从理论上进行探讨。
二是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
宏观研究是通过全国性或地区性的大型的学业测评等方式,了解男、女生数学学习中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微观研究则范围较小,往往是某所学校或某个班级,研究问题更细化,侧重于调查男、女生是在数学学习中哪些具体的方面存在差异。
2.研究方法上更加多样化。
在研究方法上,要注重结合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
既要通过精确的数据来回答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的现状,又要通过质性分析来解释“差异是什么”、“差异为什么会发生”、“正在发生什么变化”等问题。
3.研究内容上更加深入、全面。
一是对当前研究尚存争议的结论进行再探。
例如,高中生男、女生运算能力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的问题。
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层面和调查对象等各种因素导致了一些研究结论的不一致,研究者们必须通过自己的研究来得到一个更加贴近自身所研究的群体的结果。
二是对当前研究尚未解决的或尚未触及的问题进行研究。
例如,造成男、女生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的主要因素以及如何在教学中通过一些策略来缩小这种差异的问题。
像这样一些国内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研究领域内尚未开发的处女地,其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三是对当前已经研究过的问题进行更加细致、深入的研究。
例如,将学习不同数学内容时的性别差异细化到各个知识点的理解、掌握和运用上的差异。
更加具体化的研究问题有利于探明男、女生究竟是在哪一个时间点或知识点上发生了差异,为实践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
参考文献:
[1]张奠宙.数学教育研究导引[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2]唐盛昌.男女学生在数学学习中差异情况的调查[J].教育科研情况交流,1982,(5).
[3]林崇德.中学生能力发展与培养[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4]杨晓黎.初中数学学习中的性别差异――有关非认知因素方面的调查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1993.
[5]张新颜.中学数学能力性别差异研究述评[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7(2).
[6]郑丁丁.数学学习中性别差异的研究综述[J].数学教育研究,,(5).
性别差异对高中数学学习的影响与对策【2】
[摘 要]本文结合本人教学经验,对高中女生数学学习现状做了分析,探索男女生在数学学习上的差异。
同时对如何使女生更好的学习数学提了几点建议。
篇12:城市旅游公共行为比较研究探析论文
城市旅游公共行为比较研究探析论文
城市旅游公共行为比较研究,而且可以看到不同旅游城市公共行为的差异。由此,三层次城市旅游管理体制显示出较明显的优越性。通过几次政府机构改革,城市旅游公共行为在管理功能上得到了加强,出现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城市旅游管理体制:一是撤销旅游局,成立旅游管理委员会(简称旅委会)的“上海模式”;二是保留旅游局,成立统管当地旅游业发展及相关的所有事宜的旅游发展委员会,即“桂林模式”;三是设立风景旅游管理局,行使旅游局、园林局的职能的“肇庆模式”;四是将旅游局机关和所属旅游企业分开,实现“政企分开”的“北京模式”;五是单设旅游局,下属部分旅游企业,负责旅游行业管理和下属企业的发展的“传统模式”;等等。如何认识各类管理模式的利弊,构建有利于旅游企业绩效提高的城市公共管理体制?为此,本文对两个城市进行旅游企业绩效与公共行为比较管理实证研究。
一、采用的测量模型和调研方法上个世纪末,英国的迈克尔、美国的霍夫斯泰特、日本的三隅二不二等行为科学家完成了“企业——市场测定表”、“企业——文化测定表”、“企业——管理测定表”等组织行为与企业绩效相互联系的三个测量模块,并在实践中确立了该领域主流地位。【·】在此基础上,笔者构建了“企业——政府测定表”,将组织行为与经济绩效测量模型由现有的三模块扩展为四模块,使得测量模型内涵更加丰富、功能更加完善。(见《管理世界}2004(3)V145—147)[21“企业——政府测定表”针对旅游行业特点,重点分析“总体规划、政策法规、调控机制、管理效应、公共物品、城市环境、宣传促销、公共服务”有关公共行为,意在准确测定企业对国家宏观政策的知晓度,对政府间接调控的反响度,对直接公共行为的回应度。该表从形式上看,测定对象是企业,但在实质上反映的是公共组织行为与企业经济绩效的相互关系。这是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一张关于政府“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的测量表。
本实证调研,选择了江苏省内的两个省辖市,一个在苏南,一个在苏北,区域条件、经济实力不尽相同,有一定的代表性。两地分别抽出lO个旅游企业,其中包括3个旅行社、2个旅游星级饭店、2个旅游景点、2个旅游定点企业、1个旅游车队,这些企业在当地旅游行业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为了遵守行政调研和企业咨询的有关约定,本研究不公开城市和企业的具体名称。
调查以问卷法和访谈法为主,每个样本企业主要以管理干部为测试对象,有些企业(如旅行社)人数较少,导游和外界的联系比较紧密,流动性又比较大,故有较多的非管理干部参加测试。抽取的被试人数均超过该企业干部的三分之一,符合统计学基本要求。
对企业的实态调查是根据国际规范的企业咨询和企业诊断三部曲的操作要求进行的。经过半年的时间,笔者完成了“收集一处理一反馈”三阶段的工作。
根据现场调查的结果,笔者将A市l0个样本企业按经济绩效从低到高排序为A1一A10,B市雷同。为了叙述方便,笔者再从两市20个企业中抽出l0个,按D1一D10重新编号,情况如下:1.经济绩效较差值的企业:D1(A1)为旅游车队,该企业由于80年代初进口的7辆旅游大客车全部到了报废期,再由于对外承包不规范引发了许多问题,以至车队经营困难,亏损严重,资不抵债。
2.经济绩效较低值的企业,D2(B1)为人文景点、D3(B5)旅行社、D4(B6)旅行社,这3家企业经营比较正常,但问题不少,主要表现为无发展后劲。
3.经济绩效平均值的企业:D5(A4)旅游定点商店、D6(A7)旅行社,前者是在景点门旁经营旅游纪念品的中等规模商店,后者的营业门面设在闹市区,二者的地域条件都不错,经营状况却一般。
4.经济绩效良好值的企业:D7(B8)、D8(B10),前者是经营时间较长、有一定知名度的旅游景点,后者是当地首家新建的四星级旅游饭店,基础条件比较好,这两家均是当地的明星企业。
5.经济绩效优秀好的企业:D9(A9)、D10(A10),这两个企业均是省优秀企业,其中D10被列入国家首批AAAA级旅游景点;D9被列入江苏省旅游饭店前50名。
表1是企业对旅游行业公共管理组织行为8个综合因素的测量值,共可得到1O组数据,前8组是每一个旅游企业对单个综合因素的单项态度指数,是由表1企业对旅游行业公共管理组织行为8个综合因素的态度指数序号综合因素均值D1I)2D3I)4D5D6D7I)8I)9D101总体规划12.337.97.21O.315.511.715.613.412.412.8l8.52政策法规l3.968.57.915.115.513.817.412.517.918.317.73调控机制l3.287.67.911.817.917.315.713.115.215.715.64管理效应15.411O.47.915.8l5.1l0.815.91722.822.119.35公共物品15.3411.41413.512.117.115.62n4l9.213.32l_46城市环境15.898.211.215.O12.217.218.915.517.8l9.215.77宣传促销17.787.915.915.717.115.217.62O.619.218.922.78公共服务11.187.27.9l5.613.87.012.88.515.415.111.5Iv模块合计113.1768.172.3l08.81l5.2107.1127.5120l39.9135.414O.4表中第4—13列和第2—9行的数据组成。单项态度指数已列入另一专题实证研究,本文就不作介绍。第9组数据是单个旅游企业对城市旅游管理体制所有组织行为总体态度指数,是由表中第10行数据组成;第1O组是lO个企业对单个综合因素总体态度的均值,是由表中第三列数字组成,本研究主要从总体态度这一层面进行实证分析。
(1)图1是旅游企业对每一项公共行为总体态度均值图。图的纵轴显示企业态度的分值(即分值轴);图的横轴上1—8是表l中第1列的8个序号,分别代表公共行为的8个综合因素(即综合因素轴);图中的点为表1中第3列的数值。该图表明10个旅游样本企业对公共行为单项综合因素总体的平均态度。
综合因素1为总体规划,该项目的均值为12.33,该均值在8个综合因素中分值居倒数第二位,这说明目前城市的旅游规划整体水平比较低,旅游企业对政府的期望比较高,但对旅游规划的公共行为知之甚少。这说明旅游规划和企业经济绩效有着直接的相互关系,但现实的旅游规划远远不能满足旅游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待进一步加强。
综合因素2为政策法规,该项目的均值是l3.96,在8个均值中排名第五。理论上,政策法规是城市旅19l613l01Z34b68图1旅游企业对单项公共行为态度均值游管理体制的核心,在发达国家公共组织的主要任务就是制定法规、执行法规,企业对此感触很深。但实践中,被测旅游企业的法律、法规意识较差,从另一角度也能看出我国旅游行业立法、建章严重滞后。
综合因素3为调控机制,其均值为13.28,分值较低。
其原因是,目前的旅游企业大多是部门所有,产权界限不清,财政、税收、金融等体系对旅游业的扶持仍停留在原有的运作机制下,投资主体单一,政府管理手段简单,非政府组织难以发挥作用,即旅游调控体制亟待改革。
综合因素为4管理效应,其均值为15.41,在8个综合因素中居第二位,这说明尽管我国各城市旅游政策法规还不健全,调控机制仍不完善,但各城市旅游局都很尽力,尤其在行业年审、接受旅游投诉、治理整顿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综合因素5为公共物品,其均值为15.34,分值较高。
从企业的反馈中得知,企业对城市基础设施期盼值比较高,说明公共物品和旅游企业绩效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这几年两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尽管和理想仍有差距,但城市发生的巨大变化让人们振奋,企业从中也直接获益综合因素6为城市环境,其分值15.89,在所有综合因素中属于中等偏上。企业认为,在近几年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活动中,政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突击性强、持久性差,突出的问题是城市环境没有特色。
综合因素7为宣传促销,其均值为17.78,这是公共行为8个综合因素中得分最高的一项。从反馈中可以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城市旅游管理部门一直将宣传促销放在工作的首位,这和发达国家城市旅游局在职能上保持了一致,同时受到旅游企业的普遍认可;二是政府促销和企业绩效有直接的正相关函数关系,并且相关系数比较高,但企业对政府的促销形式单一、低效有看法,希望进一步改进。
综合因素8为公共服务,均值为11.18,在所有综合因素中得分最低。这足以说明三个问题:一是城市公共组织服务意识较差,习惯于高高在上、指手画脚,机关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尤其是旅游局之外的一些旅游相关的公共组织,表现更为突出。如旅游企业水价电价偏高、旅行社组团景点门票打折等问题,一些部门置上级文件而不顾,我行我素,长期不予解决。二是机关办事效率低,机关讲程序,企业讲效益,许多事情企业时间上拖不起;三是服务体系不健全,缺少政府和企业之间一个中介服务机构,事实上许多旅游企业十分渴望有一个自己的行业组织为自己服务。
企业对公共行为的态度8个综合因素中每一个测量值的'满分为25分,如果按百分制60分及格计算,每个测量值必须在15分以上才能被视为合格。从表1中可以看到,10个企业8个综合因素均值中,超过15分的只有因素4、5、6、7三个,其他均在l5分之下,及格率正好是50%,这表明我国实施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也说明深化城市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2)图2是单个旅游企业对城市旅游管理体制所有组织行为的总体态度指数。由于纵轴表现为企业对城市旅游行业管理体制满意度的累计分值,所以纵轴可看作为城市公共行为轴;横轴是旅游企业按经济绩效由低到高依次排列的,图中的D1一D10就是表l中第1行的D1一D10,所以可以看作企业绩效轴;由两轴构成的平面上的曲线就成为代表城市公共行为和企业绩效相互关系点的轨迹,即表1中最下面一行的数值。
l60l208040图2单个旅游企业对公共行为总体态度指数结合以上的定量分析,笔者可以在已有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得到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公共行为的8个方面和企业绩效的关116系不尽相同,8个对应关系描绘出8张图中曲线波动差别也很大;但有一条是相同的,就是8条趋势线的走向是相同的,即所有回归方程中测定的8个公共行为和企业绩效的相互关系分别都呈现正相关的趋势。
此论证本文省略。
第二,构成公共行为的8个综合因素与企业绩效的每一个相关系数均不相同(从表l提供的数据可以求得),例如在图1中态度均值最高的是公共行为7(宣传促销),其相关系数R=0.8652,属于高度正相关;而态度均值最低的是公共行为8(公共服务),其相关系数R=0.4930,属于不相关。但若把每一个企业面对的8个综合因素测定值进行叠加,将公共行为作为一个总体来考察,即可得到图2。图2中的曲线呈有规则的波浪状,波纹起伏不是太大,曲线上的各点和趋势线的距离均比较近,几乎融为一体;根据图中点的曲线求得趋势线的直线方程Y=7.7436X+70.58,其中b>0,且IRl=0.9165>0.765,所以,不管是从图形的直观表现,还是方程给出的数量关系,都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即城市旅游管理体制和企业绩效存在着线性关系,且相互线性关系有着高度显著性正相关趋势。这一结论对促进城市旅游管理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
为了对不同管理体制下城市公共行为进行比较研究,依照表1模式,将A市(A1一AIO)IO组数据和B市(B1一BIO)IO组数据实施对应和总体分析。为了保证实证分析更具有针对性,笔者选用了城市旅游行业管理模式的几个主要方面进行比较。这几个方面是目前各个城市正在努力尝试,但一直没有在理论上得到系统的论证,在实践中也没有得到可比性的计量分析。因此,笔者设计了表2。从表中显示的情况来看,选择调研的两个城市各自旅游管理体制在其本模式上有相似的地方,如都有市一级旅游决策协调组织、市旅游局、市旅游协会三层次组织机构,但在调研中可以清楚地发现,两市在组织机构的实际内涵以及具体运作都有着很大的不同。
(1)城市旅游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新兴产业,每个城市旅游管理体制主体一市旅游局都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没有市最高决策层的介人,要想真正搞好本市的旅游经济,显然是不可能的。对于第一层次组织机构——市一级的旅游决策权威组织,尽管名称不同,两市都建立了,而且两市均为副市长兼任该机构主任。但是在组织机构和日常运行上,二者有着明显的不同,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A市党的领导已经体现到决策权威机构中。在我们和基层领导、企业老总的交谈中,他们很直率地讲:现在是党管干部,如果没有市委常委以上的领导介入,很难说这个组织机构具有权威性。这一方面A市就显示了一定的优势。二是A市在组织的正常运作中表现得比较规范。事实上,为了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许多城市都建立了市表2AB两市旅游管理体制模式比较比较项目A市B市市级旅游协调组织市旅游协调小组市旅游委员会协调组织主管领导市委常委、副市长副市长市旅游局政府直属机关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市民间旅游行业协会市旅游协会市旅游协会市旅游协会会长退位的旅游局长现任旅游局长兼旅游主要经费来源市旅游发展基金财政定项拨款级权威组织,那是形势的需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机构大多名存实亡,主要是日常运行缺乏制度保证。
充其量是在涉及全市大的旅游活动中,市政府用这一机构的名义召开协调会,这一点B市也是如此。而A市却恰恰相反,该市旅游局正是利用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大好机遇,将这一机构的组织职能长期化、制度化,使用频率要大大高于B市。
(2)作为城市旅游管理体制的第二层次组织机构——市旅游局,两市都建立了,只是旅游局的性质不同。A市旅游局属于政府的工作机构,局内干部属于公务员序列管理,所有经费理应由财政承担;B市旅游事业管理局属于政府的直属事业单位,局内干部属于参照公务员系列管理,所需经费理论上并非全由财政承担。
(3)作为城市旅游管理体制的第三层次组织机构——市旅游协会,两市都建立了,但在充分体现它的自治性方面,二者仍有区别。从B市旅游协会的组织结构上看,城市旅游公共行为比较研究旅游局长兼旅游协会会长,旅游局旅游管理科负责协会的具体事务,即非政府组织的职能由政府组织来执行,实质上是“政社合一”,这是全国性的通例。A市由已离任的旅游局长担任旅游社会团体的会长,初步改变了原来“政社不分”的局面,尽管并非理想,但从形式上对这一层次的自治性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篇13:研究证券投资基金羊群行为论文
摘要:作为中国股市的主流资金,证券投资基金近年来偏离其预期的“稳定市场中坚力量”的功能定位并表现出超乎现代金融理论所能解释的一定的非理性。运用行为金融理论,对其羊群行为特征进行解释和分析,并试图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促进中国基金业及股市的稳定健康发展。
关键词:行为,金融证券,投资基金,羊群行为
1基金羊群行为的表现
根据Bikhchandani的定义,“羊群行为”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存在学习与模仿现象,从而导致他们在某段时期内买卖相同的股票。近年来,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对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羊群行为的存在性和表现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实证检验和分析,并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即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存在显著的羊群行为。
施东晖应用“从众度”作为衡量羊群行为的指标检验了从1季度到3季度中国股票市场上的投资基金,他认为,平均而言,投资基金对于单个股票的买卖存在显著的羊群行为。袁克、陈浩()采用LSV方法检验了191季度到2季度上证和深证所有证券投资基金的季度投资组合样本。结果表明,基金对所有规模的股票均表现出较显著的羊群行为,而且羊群行为程度指标总体呈上升趋势。孙杰(2004)对我国的封闭式基金和开放式基金分别进行检验,认为我国封闭式基金羊群行为较开放式基金更为显著,并且一定程度上卖出股票的羊群行为要强于买入股票的羊群行为。基金对于高增长型、高风险和新兴产业股票的羊群行为更加明显。吴福龙等(2004)采用Wermers的检验方法,对模型进行了扩展,把机构投资者在某个时期内的交易行为分为只买不卖、只卖不买、既买又卖以及不交易。实证检验发现,中国投资基金在只买不卖方面的羊群效应高于美国互助基金相应的羊群效应,在既买又卖和只卖不买方面并不高于美国互助基金的羊群效应。
2基金羊群行为对市场的影响
羊群行为具有的学习与模仿特征使众多基金经理的行为具有一定的趋同性,削弱了市场基本面因素对未来价格走势的作用。当许多基金在同一时间买卖相同的股票时,对该股票的超额需求曲线将会向下倾斜,从而导致单个股票的价格大幅波动,破坏了市场的稳定运行。
也有学者认为,基金的羊群行为并不一定会导致市场的不稳定。如果基金经理比个人投资者拥有更多的信息来评估股票的基本价值,那么他们将同时买入价值被低估的股票,远离价值被高估的股票,这种羊群行为和个人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产生相互抵消作用,促使股价趋向均衡价值。此外,基金经理的羊群行为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同样的基础信息作出了迅速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交易行为加快了股价对信息的吸收速度,促使市场更为有效。
然而国内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基金羊群行为和股票价格波动之间形成了一种正反馈机制,这种机制是:基金存在较严重的羊群行为的情况下,当某些先知先觉的基金率先买入某些股票,这些股票价格的上涨导致基金资产净值大幅提升以后,追逐市值提升的动机必然促使越来越多的基金加入买进的行列,由于基金交易金额巨大,从而推动股价大幅上升;反之亦然。可见,基金的羊群行为加剧了某些股票的价格波动。更为重要的,基金在股票市场中起着风向标的作用,如果众多基金同时卖出大量价格不断下跌的股票,会对整个股市信心造成重大打击,甚至引起股市的崩溃。这也使得许多学者认为基金羊群行为是导致市场价格波动过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3行为金融对羊群行为形成的描述
行为金融学通过对投资者投资行为的心理偏差的系统分析来描述羊群行为。当证券市场面临着众多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时,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其心理因素会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着微妙的改变,人类固有的行为模式会不知不觉地主宰着投资者的行为。每一个投资者开始总是试图进行理性投资,并希望规避风险。但是,当他发现由于自己能力有限无法把握投资行为的可靠性时,便会向政策的制定者、媒体、专家或自己的感觉、经验等寻求心理依托,投资行为的前景愈不明朗,这种心理依托感就会愈强烈,人类特有的认知偏差的弱点就会显现。
金融投资过程可以看成一个动态的心理均衡过程,包括对市场的认知过程、情绪过程和意志过程。认知过程往往会产生系统性的认知偏差,情绪过程和意志过程可能会导致系统性的或非系统性的情绪偏差,意志过程则可能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又可能受到情绪偏差的影响。这些偏差由于金融市场可能存在的群体偏差或羊群效应而导致投资或投资组合中的决策偏差。投资决策偏差就会使资产价格偏离其内在的价值,导致资产定价的偏差。而资产定价偏差往往会产生一种锚定效应或框定效应,反过来影响投资者对资产价值的判断,进一步产生认知偏差和情绪偏差,这就形成一种反馈机制。在这个“反馈环”中,初始羊群效应使得偏差得以形成,而强化羊群效应使得偏差得以扩散和放大。
4成因分析
(1)委托―代理关系下,基金经理道德风险的存在和风险厌恶是导致羊群行为的深层次原因。在证券投资基金中,投资人是委托人,基金管理公司是代理人。投资者无法准确了解基金经理的素质,无法区分基金赢利是否由基金经理工作的努力程度所致。而对基金经理来说,他比投资者拥有更多的信息,更清楚自己的素质、能力和努力程度。他会想方设法利用自身种种优势减少努力程度,从而有可能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即产生道德风险。同时,基金经理对风险的厌恶使他在减少自己努力的同时认为与其他经理保持一致是最优选择,从而出于利益和声誉的考虑而选择羊群行为。
(2)基金经理关注声誉超过对盈利的关注是基金经理羊群行为的主要驱动力。基金经理可分为“能力强”和“能力弱”两种类型。“能力强”的可以从各种信息渠道观察分析得到关于投资对象的有用信息,而“能力弱”的观察后得到的是噪音信息。在作投资决策之前,基金经理和投资者均不知道他们属于哪种类型,只有通过决策后的结果得知。由于基金经理对自己的能力并不清楚,也就不知道自己观察到的是有用信息还是噪音信息。所以他可能会模仿其他经理的行为。因为,如果自己采取与其他经理不同的行为而事后证明自己错了,即证明自己“能力低”,而如果别的经理错了,自己和他们一样,并不能说明自己“能力低”,可以把错误归于不可预测因素。
(3)基金经理关注同样的市场信息,采用相似的经济模型、信息处理技术、组合及对冲策略,在投资行为上具有较高程度的同质性。席勒(Shiller,1981)认为,在经济主体拥有有限理性的情况下,投资者会在不同时点采用相似的模式进行投资决策,这种模式可称之为大众模式。Froot、Scharfstein和Stein(1992)指出,机构投资者通常关注同样的市场信息,采用相似的经济模型、信息处理技术、组合及对冲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机构投资者可能对盈利预警或证券分析师的建议等相同外部信息做出相似的反应,在交易活动中表现为羊群行为。
5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存在显著的羊群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股市价格的过度波动,而从行为金融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一非理性行为主要源于基金经理在投资时相关的认知和情绪上的弱点以及制度缺陷为其认知和情绪弱点提供了发挥空间。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改善证券投资基金的市场外部环境。一方面要规范上市渠道,尽可能地扩大市场的容量,并重点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金融衍生工具市场,使基金在选择自己的投资组合时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及足够的风险对冲工具,为基金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外部环境。
(2)建立科学适用的基金评价体系标准。鼓励更多高质量的独立的证券中介机构从事基金评级、证券分析等业务,逐渐改变投资者对基金只看收益不看风险的选择标准,引导基金向建立自身独特投资风格以吸引投资者的方向发展。
(3)进一步规范信息披露制度。一方面要加强我国股票市场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完整性和准确性,降低各种信息成本,控制内幕交易;另一方面要适时在基金界引入市场约束机制,建立形式和内容规范统一、全面、及时、准确的信息披露与报告制度,以加强基金信息披露的有效性。
(4)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基金经理的薪酬激励体系。在基金经理层面,确定合理的业绩激励措施,在衡量业绩时还要衡量多方面的能力,如考虑创新性、设置工资水平下限、对赢利者设置额外奖赏,以避免委托―代理的激励不相容;在组织运作层面,特别是对于公司型基金管理公司,激励机制应该考虑对于关键人才的长期激励和职业生涯的发展,从建立柔性的组织文化入手,建立良性的心理契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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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伍旭川,何鹏.中国开放式基金羊群行为分析[J].金融研究,(5)
5吴福龙,曾勇,唐小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羊群行为的进一步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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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德群,蔡明超,施东晖.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持股特征的实证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4(2)
[研究证券投资基金羊群行为论文]
篇14:企业中层管理者沉默行为研究论文
企业中层管理者沉默行为研究论文
[摘 要]员工沉默行为中带来负面结果的有默许性沉默、漠视性沉默和防御性沉默。中层管理者作为企业组织高层与基层管理者之间的沟通桥梁,其沉默行为更能为组织带来严重后果。对此,企业应从招聘环节淘汰潜在的沉默者、培训环节鼓励进言者、高层重视中层人员的进言、人岗匹配、建立畅通的沟通体系等方面努力,减少中层管理者的沉默行为。
[关键词]企业; 中层管理者; 默许性沉默; 漠视性沉默; 防御性沉默。
企业的组织分为三个管理层次: 高层管理者、中层管理者和基层管理者。在组织的运行中,他们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起着不同的作用。作为决策层的高层管理者负责为组织制定整体计划和目标; 作为操作层的基层管理者,其工作任务是监督管理一线员工完成其工作; 而作为执行层的中层管理者,是高层与基层管理者之间的沟通桥梁。
通常,员工可以基于自身的看法、经验对企业发展提出相关建议,及时传达给领导者供其参考。但现实中尽管明知事关组织利益,越来越多的员工却因为种种原因而选择保留自己的观点,这种行为就是员工的沉默行为。该行为表现在中层管理者身上,影响尤甚。因为中层管理者在企业的运行、变革过程中,比高层更熟悉日常经营活动、更了解具体问题,比基层管理者更有全局观。因而他们更容易发现企业中存在的机会和威胁,其意见看法对于组织的运行、变革以及持久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但现实中,由于中层管理者虽然是所谓的“中坚力量”,却不具有最终决策权和权威性,同时又要承担决策不当带来的负面影响等诸多因素,使他们越来越多地选择“沉默”。本文拟对中层管理者在企业中的沉默行为进行研究,深入探索影响其沉默行为的诸多因素并提出相应对策。
一、相关文献综述。
Rosen & Tess( 1970) 最早开始对员工沉默进行研究,此后 Morrison&Milliken( 2000) 提出组织沉默的概念,Pinde&Harlos( 2001) 以及 Dyne( ) 等都从不同视角界定了沉默的概念[1]。综合上述观点,本文将员工沉默行为定义为: 员工发现组织中存在的潜在问题,但出于各种原因有意地保留了改进组织现状的想法和意见的行为。
通过查阅文献发现,多数员工沉默行为的研究成果来自国外。我国的研究成果不多,主要有郑晓涛( ) 、张敏( ) 、马辉( ) 等[2],而关于中层管理者沉默行为的研究则少之又少。根据 Stew-art( 1982) 、Martinko( 1990) 和王自强( 2004) 的研究,经济、人口、文化等环境方面的差异会导致各国管理者管理行为的差异性。自古以来中国人总是将沉默同谦虚、稳重、尊重他人等与中华传统美德联系在一起,俗语说“沉默是金”。因此,基于中国背景的中层管理者沉默行为研究就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沉默行为的类型。
学者们分别从沉默行为的动机、程度、效用等角度对员工沉默行为进行分类,代表性的有 Pinder( 2001) 、Dyne( 2003) 、郑晓涛( 2006) 等。综合各方观点,本文认为,员工沉默行为可分为四类: 默许性沉默、漠视性沉默、防御性沉默和道德性沉默。默许性沉默是指当员工发现企业中存在的问题,但认为自己的观点和建议不够好、或者不会受到重视,就会有意地隐瞒观点和建议。漠视性沉默是员工对组织的文化氛围、管理水平、薪酬等存在异议,认为组织利益同自己无关,或认为自身利益高于组织利益,觉得自己的建议不能给自身带来好处时,就选择消极沉默。
防御性沉默是员工为了保护自身“安全”而忽略事实和保留观点的一种有意的、主动的自我保护行为。如担心由于发表意见而造成人际关系紧张,或惧怕承担责任等。在中国,这种沉默行为非常普遍,甚至被认为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好方法。
道德性沉默是为有利于组织和他人而有意隐瞒与工作有关的观点或意见的一种主动行为。例如,保守商业秘密、不妄加评论同事的隐私等,它一般不会对组织造成负面效果[3]。因此,下文主要研究前三种沉默行为。
三、中层管理者沉默行为的原因。
影响中层管理者沉默行为的因素有很多,除来自组织高层、中层自身和基层的影响外,还有组织的进言氛围等因素。
1. 高层因素。主要包括高层管理者对中层管理者的信任、支持及对其工作价值的肯定等方面。
当中层管理者感受不到来自高层的信任和支持时,发表意见的心理包袱会加重。此时即便发现影响组织运行的问题或者有改善组织运行的建议,也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或者认为自己即便说了也不会被领导采纳,从而造成默许性沉默行为。
当中层管理者感受不到高层对自己工作价值的肯定,感到自己在高层眼中只是一颗无足轻重、随时可以替代的棋子,或者感到高层认为自己的工作毫无价值时,这种认同感的缺乏会使得中层管理者顾虑: 一旦提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会更加恶化自己与上级的关系,从而形成防御性沉默。严重的更会造成中层管理者对组织事务漠不关心,把自己当做组织的局外人,从而形成漠视性沉默。
2. 中层管理者自身因素。虽然员工沉默行为受组织领导和同事的影响,但是在同样的环境里,同一个组织同一个领导和同样的同事,有人选择发表意见,而有人选择保持沉默,这表明个体差异也会影响员工的沉默行为。这种个体差异主要体现在个体性格、对自己处理人际关系能力的认知,以及对自己工作能力的自信程度等方面。
从性格上来说,如果一个中层管理者的性格偏于内向,由于担心自己提出的想法不够完善,就可能会花费较多时间独立思考、较少和他人沟通,并且不停地修改完善。这个过程可能耗时很久,以致于耽误了组织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或者减少了大家公开讨论提出更好办法的可能性。这种现象实际上导致了默许性沉默的发生。另外,即便这个中层管理者最终想出了很好的建议,由于性格内向常常对自己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不自信,他仍可能出现下文讨论的防御性沉默。
中层管理者对自己协调人际关系能力的自我认知是如何影响其沉默行为的? 如果他对自己协调人际关系的能力感到不自信,他可能会担心自己无法处理提出真实看法后出现的人际冲突,并出于这种担心而选择不表态,从而导致防御性沉默的发生。反之,如果他相信自己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就会减少这种担心,更有可能选择“发言”而非“沉默”。
篇15:浅析高职教师道德引导行为研究论文
浅析高职教师道德引导行为研究论文
关键词:高职教师 职业道德 引导行为
[论文摘要]在教师与学生交流时间日益减少的今天,如何提高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力,如何使教师的道德能影响到学生的行为。无疑直接关系到到高职教育的成败。本文着重分析专业教学中职业道德教育存在的困难及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讲求道德引导行为的方法。
如今社会浮躁之风日盛,污浊之气时常入侵校园,学生在易于接触社会的同时,也有沦落为浊流之危险。以往那种高职教师在学生当中占据道德权威和知识权威的地位现在已受到信息社会的严重挑战。在教师与学生交流时间日益减少的今天,如何提高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力,如何使教师的道德能影响到学生的行为,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课题。本文将以笔者的经验着力于分析专业教学中职业道德教育存在的困难及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讲求道德引导行为的方法。
一、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面临的问题
近年来,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也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问题是多方面的,大体说来不外乎客观的一面与主观的一面。客观方面主要是社会的风气、学校的管理;主观方面是教师自身素质(包括态度、道德与业务能力)。具体来说如下:
1、社会对高校教师的要求过于功利化。由于社会对高校的评判标准过于集中在就业率上,尤其是对高等职业学校更是如此。这导致了有些高校对自身的定位产生了偏差,急功近利,把学生当作挣钱的机器来培养,一些教师也跟着只注重技能的培养,而严重忽视了道德的教育。高校教师由于工资低、待遇不尽人意,一些教师便认为自身社会地位低,“不务正业”,忙于找途径挣外快,严重影响了教学。
2、课程与市场需求不对口,令教师心理失衡。各专业招生人数受就业市场影响,使有的专业教师教学任务严重超课时,而有的教师的课时却严重不足,任务繁重者压力大,无课可上者又对前途忧心忡忡,这两种教师都因各自问题而心理失衡,负面情绪必然带到课堂上,都造成了不良影响。
3、教学管理工作分配不当,令教师顾此失彼。一部分教师从事“双肩挑”工作,在一些处(室)系部承担了大量的管理工作。繁重的工作量,有时使他们疲于应付,使他们无法潜心研究教学,课堂上照本宣科的现象并不少见。
4、教师自身态度不端正。责任心不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确有部分教师,特别是一些青年教师政治方向迷失,事业心不强,他们把从事教育仅仅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厌倦和鄙视本职工作,有的甚至在课堂上散布一些有悖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错误言论,误导学生,严重违反了教师的职业道德。个别教师忽视集体教学活动的重要性,重视物质利益,专注于自己的私人业务,不安心本职工作。
5、教师自身品行不高,示范作用降低。教师的行为具有显著的示范性和教育性,但部分教师因缺乏完善的师德修养和精神风貌,在政治态度、工作作风、言谈举止、仪表着装等方面难以成为学生的表率。有的教师言行不一,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其言行背离教师尊严,在学生的心灵上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6、教师自身业务能力不强,难以胜任本职工作。信息化的今天,社会发展迅速,现在的80后、90后学生有着其自身的鲜明特点,这些都对教师的业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些教师未能深刻理解思想道德教育的特点,工作方法单一粗暴,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二、原因分析
1、受市场经济的不良影响,教师难以安于教。市场经济中人们追逐利益,讲究等价交换的特点深刻影响了教师的行为。在社会上拜金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部分高职院校教师重金钱、轻事业,敬业精神下降;有的把主要精力放在第二职业上,增加“灰色收入”;有的千方百计跳出相对清贫的高职院校,挤进利益丰厚的本科院校或其他国家行政部门等。这些现象严重影响了高职院校的教学质量,而且对高职院校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带来了不利影响。
2、高校错误引导,教师难以集于教。近几年,高校青年教师的比例呈明显上升的`趋势。为了促进青年教师的成长,利用教学评优、技能竞赛等竞争手段,各高校普遍开展了遴选“跨世纪青年学术学科带头人”“青年教师骨干”等一系列活动。在与青年教师利益密切相关的各级评优、职称评定、申报基金、出国选拔等规定中,过多地强化学历层次、科研成果、获奖情况、发表论文的数量和刊物等级等指标,而往往把个人的工作态度、思想表现、教书育人作为一种可有可无的软要求点缀其间,客观上造成了误导。 3、高校管理制度不合理,导致分工不当,教师难以专于教。由于学校制度,有些教师集行政管理与教学任务于一身,一心难两用,往往无法专心于教学;课程管理不当使得教师身兼数门课程,导致无法对课程进行深入研究,影响教学质量。
4、师德监督、考核、激励机制尚不完善,教师难以乐于教。在日常管理中,一些高校尚未建立起严谨的、行之有效的师德监督、考核、激励机制。僵化的人事制度使得一些教学态度和教学效果双差的不称职教师得不到及时的处理,只要不是影响太大,干得好与干得不好甚至没有多少实质性差别,这种状况挫伤了部分在工作上兢兢业业、责任心强、追求上进的青年教师的积极性。
5、现行教育体制功利化,青年教师难以善于教。青年教师所受教育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功利化强、专业窄、文化底蕴薄,这种应试教育模式对他们产生的影响是深刻而持久的。最直接的一个影响便是他们很难“上手”,往往要一段时间后才能较轻松地适应本职工作。
三、问题对策
针对以上的分析,结合笔者多年的工作经验,现提出以下对策以便改进:
1、发扬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提高青年教师的社会地位。尊师重道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弘扬这一传统也有助于建设和谐社会。如果社会上尊师重道的氛围浓厚了,那么势必会增强青年教师的自我认同感,从而增强其成就感,提高其工作积极性,形成良性循环。此举也旨在冲淡市场经济对教师的不良影响,使教师的精神需求得到满足,减少对物质的追求。
2、国家应提高青年教师物质生活待遇,不断完善保障机制。青年教师物质生活待遇的提高,主要依赖于两方面:一方面依靠教育经费的增长幅度,另一方面靠高校自身的活力。我们已欣喜地看到,国家将进一步加大对高校的资金投入力度,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来看,完全依靠国家的拨款显然难以满足高校日益增长的庞大的资金需求。就国内的形势来看,高校依靠自身在教学、科研两方面拥有的优势,广泛服务于社会,扩大资金来源显得愈来愈重要。高校可以通过加强校企联系、合作,加快科研成果的转化速度,争取社会的捐赠,积极开展广泛的岗位技术培训、自学考试辅导、成人教育、扩大招生等多种形式增加学校收入,以便有效地改善教学条件和青年教师的生活待遇。
3、高校应完善管理制度。须知教师道德建设是高校建设大局中的一部分,高校的全面建设规划不合理,各方面
制度不合理,都势必会对教师道德建设产生不利影响。因此,高校的全面建设是教师道德建设的前提性保障。
4、高校应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动态管理机制。在制度上对师德建设进行保障。学校的管理制度要有利于吸引、培养一批批优秀的专家型人才,对于师德差、业务水平低、不适合当教师的人,应及时予以发现、教育,对不合格者及时给予清理。要逐步实行双向选择,学院按建设和发展需要招聘教师,教师按能力和意愿竞争上岗,使学校具有生机和活力,使教师具有责任感和创造性,建立真正体现师德优良为基础的多劳多得、优劳优酬的分配制度,尽快形成“岗位能上能下,待遇能高能低,人员能进能出”的动态管理机制。
在精神激励方面,要创造条件,让教师积极参与学科专业建设等发展事业中,用事业的发展提高教师的凝聚力;要利用校内各种宣传媒体,大力表彰德高业精的优秀教师,通过经验交流、教学观摩等方式,推广他们先进的、具有丰富内涵的教师职业观和成功经验,达到弘扬正气、鼓舞斗志的作用;要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加大青年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的培养力度,不断扩大青年教师入党积极分子的队伍。
在物质激励方面,岗位、课时津贴、职称晋升等要向教师倾斜,把师德要求落实到师资管理的政策导向中去。
5、对教师进行职业道德考核,专家听课、问卷调查、个人总结等形式。建立教师师德监督意见反馈渠道,通过自我评价、学生评价和专家评价以及鼓励教师自省、自律,提高教师师德水平。
6、教师自身应不断学习,加强自身师德建设。践行师德要厘清认识、端正态度、坚持不懈。21世纪的教师应该充分认识到自身的使命与责任,充分认识到师德的重要性与践行师德的必要性,从而在日常教学活动中和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力行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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