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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我国商务人士年薪增长快
CTR市场研究公司日前针对中国商务人士发布调查结果显示，全国55万商务人士目前平均家庭年收入高达17.6万元，同比增长18%。同时，商务人士具有很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潜力，并逐渐国际化。 在个人消费方面，商务人士的汽车拥有率从去年的47.5%增加到今年的53%，也就是说，今年有近30万的商务人士拥有私家车，其中13.8%的人有进口轿车，奥迪、奔驰和宝马是商务人士偏爱的进口豪华车品牌;高端彩电的消费增长趋势增至33%，而普通人群的拥有率只有3%。 另外，调查还显示，今年女性商务人士的比重有所增加，由去年的34.7%增加到今年的35.7%，表明如今女性已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到商务活动中来。 CTR媒介与产品研究总经理沈颖告诉媒体记者，在中国，商务人士这类位于白领金字塔尖的人数虽然不多，但他们的消费能力在社会总消费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其在企业、家庭和社会上扮演着决策者的角色。他们的性格特征在社会中拥有四个大的影响圈，分别是员工同事、客户、家人以及亲朋好友。所以，对商务人士的深入了解，能帮助企业更广泛更深远地把握社会消费的走向和生活形态的变化。
篇2：我国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
我国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度变迁的重要特征,主要表现为:市场经济制度基本建立,国有经济比重下降,非国有经济比重上升;并由此决定了我国个人消费品分配的.按劳分配比例的下降,按要素分配比例的上升.这些特征体现在我国经济增长上,即市场经济、非国有经济、按要素分配等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受市场约束力更强,在资源配置中能更好地优化资源配置,从而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
作 者：荀关玉 作者单位：曲靖师范学院,马列教研室,云南,曲靖,655000 刊 名：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QUJING NORMAL COLLEGE 年，卷(期)： 20(z1) 分类号：F061.2 关键词：市场经济 制度变迁 经济增长 制度创新 资源配置篇3：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计量论文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计量论文
一、粗放型与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
关于“粗放”、“集约”概念的使用，最早见于农业经济学中，当时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后来才被引申到整个经济领域。最初，粗放经营的含义是指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分散投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粗耕简作的经营方式；集约经营则指在一定土地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前者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广种薄收，增加总产；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也论及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费用。”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页。）“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页。）在研究级差地租时，马克思认为，粗放经营和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联系，而集约经营则与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紧密相关。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则是“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成的不同生产率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页。）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定义
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虽然国外学者不常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作过比较，就我国学者们而言，尽管对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明确的。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一国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通常把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总和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地，根据要素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了能定量反映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笔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谓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注：对于一国总体来说，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虑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时，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响。），用公式表示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1－α）K''，这是由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导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K''代表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α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L''为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α）K''为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为：
δ＝αL''＋（1－α）K''／Y''
2.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按三种不同的时期来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计划期，三是按改革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时期从1979年算起，由于资料所限，我们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为止。
3.对统计指标的说明。
（1）经济增长率指标Y''。我们均采用国民收入增长率指标。
（2）劳动要素投入L。以历年全社会劳动者人数计算各时期劳动投入量增长率，而舍象掉象劳动质量、劳动强度的大小和劳动时间的变化情况。
（3）资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K值应为直接和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它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及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关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关数据（注：参见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体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资本总量；再估算各年的净投资额（以积累额代替）并扣除价格指数；然后根据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时滞系数计算各年的新增资本数量；最后，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上当年新增资本，得出各年的资本总量。
（4）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所谓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长1％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直接估算产出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进行增长因素分析时，通常要作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以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来代表它们的产出弹性。然而既使要计算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国情况就更为复杂，首先，我国实行的并非市场经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要全面计算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潜在劳动力的过剩现象，与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相比，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所以，我国经济界通常把劳动的产出弹性取为0.2或0.3相应地资本的产出弹性取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是根据1953—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绝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设投资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可见，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主要归因于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资本要素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用资本要素的`产出系数即Y''／K''的比值来衡量投入与产出的效果。当资本投入的增长率K''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Y''，即资本的产出系数Y''／K''＜1时，经济增长就表现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二五”时期，Y''／K''＝－0.31＜1，则δ＝－2.45，超高度粗放型；
“四五”时期，Y''／K''＝0.7＜1，则δ＝1.12，超高度粗放型；
“五五”时期，Y''／K''＝0.8＜1，则δ＝0.98，高度粗放型；
“七五”时期，Y''／K''＝0.88＜1，则δ＝0.93，高度粗放型；
“1991—1993”Y''／K''＝0.78＜1，则δ＝0.94，高度粗放型；
“改革前”时期，Y''／K''＝0.81＜1，则δ＝1.05，超高度粗放型；
“改革”时期，Y''／K''＝0.98＜1，则δ＝0.80，高度粗放型；
整个时期，Y''／K''＝0.87＜1，则δ＝0.92，高度粗放型。
为了进一步地考察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我们分别计算了41年的资本产出系数，并根据不同粗放度类型作了统计整理。
反映出不同粗放度类型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显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越小，也就是说越粗放，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体到我国能源与物质的消耗情况，如果仅就我国自身纵向进行对比，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生产资料平均消费量也呈下降态势。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与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可见我国能源产出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有关方面作出的比较分析，我国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强烈波动。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注：刘彪、王东京：《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为6％，还有人认为3％以下为停滞，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注：赵磊：《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看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国在1953—1993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前为6.0％，改革以来达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属高速发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种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进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实物增长情况，1993年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第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我国在1980—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是以其高速度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方面，从我们分别计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样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约型。
长率的平均值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粗放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则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时期集约型所表现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则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注：关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第11期。）；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长表现为居民消费水平的缓慢提高。
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低，但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福利状况并没有因此而相应地得到快速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平均增长速度改革前的26年内只增长了2.2％，主要食品中的粮食，食用油人均消费量不仅没有上升，而且有所下降，家禽的人均消费量基本上没有变化；改革后的内居民消费水平增长了7.0％，除了人均粮食消费量受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低的影响而增长较慢外，其他主要食品都增长得非常快，少则翻一番，多则超过了两番。这说明了经济增长越粗放，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越缓慢。关于这一点，从我们模型本身也可以得到，粗放程度越高，要素投入增加就越快，资本积累速度也越快，过度积累必然会影响居民的消费，相应地减少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我国要素的过度投入通常表现为经济过热，虽然经济过热在不同经济体制下，表现形式不同，但其本质却是一致的。在计划体制下，由于价格是政府统一制定的，即使经济过热也不会使价格上升，但却会出现严重的物质短缺，这恰好说明了改革前居民消费水平的低下。改革后，随着价格放开，过去潜在的，隐蔽性的通货膨胀公开化，使物质短缺表现为价格的上升，即通货膨胀，如果工资增长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则通货膨胀意味着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下降。
篇4：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因素探析论文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的在3大产业中的占比有所下降，农业不再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目标，但是农业对于百姓安居乐业的作用是其他产业所无法替代的。技术水平的进步带来了农业增长因素的变化，也对农业经济增长提出了新的要求。
关键词：农业经济；增长因素；对策分析
篇5：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因素探析论文
1.1资金是农业经济增长的基础
农业经济的增长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这就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的。近年来，国家不断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农村金融的发展，目的就是满足农业经济增长对于资金的需求。我国农村资金的主要来源渠道国家拨款、银行贷款和民间融资等方面，银行贷款是最主要的来源渠道，国家是最有力的政策推动者；民间融资处于规范和发展的过程中。但是随着银行商业化的脚步加快，银行出于对自身资金安全和盈利的考虑，对偏远落后地区的资金扶持的优惠政策已经不再具有原先的利率优势，这对于农业经济的增长十分不利。
1.2消费是农业经济增长的动力
消费不仅是拉动农业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且是拉动所有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广大的农村人口中，大部分的消费观念比较保守，这样就无法发挥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诱导和刺激作用，会进一步减缓农业经济的增长。而城镇居民由于自身经济收入的增加，对于农副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会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
1.3出口是农业经济增长的新途径
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不可逆转，国际贸易成为各国之间进行经济实力较量的重要筹码。农业产品虽然不是一个国家出口的主要产品，但是却是各国在关税减让和市场开放过程中谨慎保护的对象，在出口过程中收到的摩擦和反倾销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面对农业进出口贸易的严峻形势，既要抓住机遇也要应对挑战，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农民收，促使我国的农业生产逐渐朝着现代化方面发展。
1.4科技是未来农业经济增长的制高点
科学技术的发展将成为未来主导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力，增加农业中的科技含量也是未来农业经济的发展方向，更是实现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人口的增长与粮食危机之间的矛盾需要通过提高农业生产率来解决，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的应用。目前，我国农业科技化的进程还处于起步阶段，较很多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这是需要学习地方。在农业研发的过程中，要注意产研学相结合，促进农业生产可持续化发展，提高我国的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1.5制度是农业经济增长的保障
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薄弱，更需要国家政策的扶持，如我国在农业生产中出台的免除农业税政策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农业经济增长。法律法规的确立和政策的出台，减少了偏远落后地区资源分配不均的现状，促进了广大农村和城镇之间的相对公平。国家的惠民政策不仅在资金上对于很多农村经济项目给予支持，更重要的是表达了国家对于农业领域的重视，提升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了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观动力。
2提高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水平的对策分析
2.1加大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资金投入
农村金融发展稳步推进，保证农业经济发展的资金投入充足并落实到位；政府要发挥在农村信贷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加大对“三农”项目的信贷投入力度，确定好支农资金的比例和额度，疏通供应渠道。对一些新兴的农业项目在政策上要给予足够的支持，为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创造途径。对农产品价格的调控机制需要不断完善，只有保证农产品的价格稳定，才能保证农民的稳定收入，农业经济的增长才具有动力。
2.2调整农业经济结构
农业经济的发展必须紧紧跟随市场经济的改革，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需要以市场为导向，及时调整农业经济的产业结构，生产市场需要的农业产品。例如在当前人们绿色消费的观念和保护环境的意识逐渐加强的过程中，农业生产就要加大对绿色有机农产品的投入，走农产品的“无公害化”道路。整合利用各种农业资源，实现农业生产多元化的目标，提高农产品产出的数量和质量，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2.3加快农业经济的产业化进程
农业经济之所以相对薄弱且存在产出投入比低的问题，就是因为我国目前的农村经济处于碎片化式的发展阶段，没有形成完整的农业经济体系，粗放式的发展无法形成规模经济效益。农业经济走上产业化的道路可以在充分利用农业资源的过程中扩大农业经济的规模，增强农业经济抵御市场经济风险的能力，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在农业科技的不断推广过程中，改善农业经济的效益问题，使农业经济的生产效率与效益得到提高。
参考文献
[1]姚远.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因素与对策分析[J].商场现代化,(14).
篇6：新增长理论与我国农业经济增长
新增长理论与我国农业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采用内生决定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来解释经济增长的新增长理论启示我们,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加强农村教育,扩大技术和知识在农村的传播,对于我国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作 者：杨世君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刊 名：北方论丛 PKU英文刊名：THE NORTHERN FORUM 年，卷(期)： “”(6) 分类号：G061.2 关键词：新增长理论 知识 农业经济增长篇7：我国储蓄增长现象的思考
关于我国储蓄增长现象的思考
本文采用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运用辩证分析的方法,结合实际剖析了储蓄增长的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并就如何趋利避害提出了较为可行的`办法.
作 者：许冀艺 吕宝林 XU Ji-yi LU Bo-lin 作者单位：石家庄经济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31 刊 名：地质技术经济管理 英文刊名：GEOLOGICAL TECHNOECONOMIC MANAGEMENT 年，卷(期)： 22(2) 分类号：F832.22 关键词：储蓄增长 储蓄倾向篇8：管理层皆高年薪 业绩增长并未惠及普通员工
继券商的“天价年薪”受到关注后，银行业也陷入“高薪门”：宁波银行一名副行长邱少众薪酬高达616万，该薪酬让万科的董事长王石都相形见绌；除了邱少众的高收入令他“鹤立鸡群”之外，宁波银行里，去年薪酬超过百万元的高管数量就多达10位，
而最新消息称：中国银行业监管机构近期将推出关于银行业管理人士薪酬和奖金的最新规定，这是继2009年初财政部颁发国有金融机构高管“280万年薪封顶”令以来的又一次行业监管动作。
有百万薪酬的高管达10位
除了邱少众的高收入令他“鹤立鸡群”之外，宁波银行里，去年薪酬超过百万元的高管数量就多达10位，其中董事长陆华裕年薪为176万元，副行长俞凤英年薪为167万元。这使宁波银行成为了浙江上市公司中当之无愧的“百万富翁密度最高”的公司。
不过，上述这些高管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除了拿到百万年薪，还同时持有宁波银行的股份，所以薪酬之外，减持手中持有的宁波银行股份，才是他们2009年资产增值的最主要途径：宁波银行年报中同时披露，2009年期间，宁波银行8位高管去年一年间集体减持了大量股票。
董事长陆华裕去年一年之中减持了100万股“宁波银行”，如果按去年8月份出现的一宗25万股成交价11.68元计算，则他去年一年 金额超过1100万元；同样，副行长俞凤英去年一年减持了90万股“宁波银行”， 资金也超过1000万元。
查看多位高管的减持数量，也是不约而同的相近，比较集中的个人减持规模在80万—100万股之间。已经离职的副行长陈雪峰，减持数量最高，约130万股。如果将这些减持股票 资金一起计算，则宁波银行2009年这些高管的收入中，“打工皇帝”邱少众的616万元年薪着实“小巫见大巫”。
业绩增长并未惠及普通员工
那么，宁波银行明显高出浙江其他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体系，其业绩是否也能与之相匹配？查看年报可见，其2009年宁波银行的总资产为1633.52亿元，比年初增加600多亿元，增幅为58.19%；营业收入41.76亿元，同比增加7.72亿元，增幅为22.67%；净利润的同比增幅为9.44%；全面摊薄后对应的每股收益为0.58元，同比提高0.05元，业绩基本保持增长。
在业绩还可以的情况下，高管领取高薪酬应该遵循一个怎样的评价体系？争议也是不断。
事实上，多数相对低调的上市公司董事长以及高管们，在自己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下，宁愿选择象征性领取薪酬的为多，像宁波银行这样高管集体领取高薪的现象着实不多见，
而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既然有业绩为支撑，那么受益的应该是为这一业绩作出贡献的全部员工；但事实并非如此，高薪酬即使是在“富翁云集”的宁波银行，也并非惠及普通职工。“其实高薪的还是集中在高管，普通的员工收入并不比同行高。”一位宁波银行的员工介绍。
限薪力度范围将加大
最新消息显示：中国银行业监管机构近期将推出关于银行业管理人士薪酬和奖金的最新规定，这是继2009年初财政部颁发国有金融机构高管“280万年薪封顶”令以来的又一次行业监管动作。
记者了解到，这次虽然没有具体的年薪封顶数字，但是规定却要求银行业高级经理的奖金不得超过其基本工资水平的三倍。消息一旦证实，今后高管的账面总收入相比当前水平将下降30%至50%：从前两年的报酬数字来看，国有四大银行负责人年收入为160万至200万，规定出台后将下降40万元左右。
除了对具体薪酬作出规定外，消息称此次监管部门将首次采用银行风险与高管奖金挂钩的延付模式。银行至少会暂扣40%的奖金以应对未来的风险事件，这笔奖金至少要在三年锁定期满后方能发放给高管。
相关人士认为，这样的规定不仅是对高薪的遏制，也是对银行界精英们的一次“道德”防范，杜绝出现类似华尔街高管将储户的资金不计成本地玩弄高风险金融游戏的现象。规定还补充到：一旦银行发生巨额损失，各银行有权收回已支付的奖金，并停止发放未来的奖金。
对此资深财经评论员马红漫称：“此次新规定的出台，对于股份制银行来说打击较大。”从银行高管薪资构成情况来看，国有银行主要以固定薪酬为主，因此受奖金倍数约束影响较少。与此相对，股份制银行的高管底薪通常为总收入的10%-20%，大多数收入来自与绩效利润挂钩的奖金。
马红漫认为，当前在美国不断出现限薪行动和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国内的“限薪令”实则是一种监管银行业的短期行为，“虽然有可操作性，但根本的问题应该是解决好行业系统的改革，才能让高管们的巨额薪酬来得名副其实。”他建议，“从长期来看，我们国家的金融市场应该更开放，充分发挥市场竞争而不是当前的垄断格局；此外就是建议国有银行的高管人员可以像热议中的高校改革一样‘去行政化’。”这样的银行业发展才会更加健康有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