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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哲学伦理意义上的价值观与海明威的创作思想
哲学伦理意义上的价值观与海明威的创作思想
哲学伦理意义上的价值观念对一个具有独特创作思想的作家,其影响是潜在的、深远的,就享誉 20世纪世界文坛的`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而言,更是如此.一方面,海明威的创作思想本身即体现了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另一方面,价值取向又从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集中体现了他复杂的个性特质.
作 者： 孙秋英 作者单位： 山东师范大学 刊 名：理论学习，山东干部函授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 LILUN XUEXI-SHANDONG GANBU HANSHOU DAXUE XUEBAO 年，卷(期)： “”(8) 分类号： B2 关键词：
篇2：海明威创作思想发展轨迹探析
海明威创作思想发展轨迹探析
作者/刘小杏
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是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同时，他也是195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一生经历坎坷，命运多孑，但也正是其传奇的人生经历形成了他独特的思维视角和艺术创作风格。他一生发表了大量的作品，从中不难看出，爱情、死亡、勇气是他创作的主题，孤独、抗争、宿命的思想影迹遍布其中。然而，如果我们仅仅将海明威的作品精神归结于困惑、悲观等，那就会失之偏颇，无法正确反映海明威创作思想的发展变化轨迹，也难于概述海明威对世界文学所作的贡献。
诚然，由于受一战的影响，海明威早期作品塑造的都是一些厌世颓废的形象，没有生活目标，因而海明威被称为“迷惘的一代”（lost generation）的代言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随着30年代末国际政治形势和社会环境的剧烈动荡，加之二战的爆发，海明威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作品的风格也随之一变。本文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将海明威的创作思想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一战后的消极、迷惘，二战前后的积极、振作及后期的平和、超脱，以试图客观描述、把握海明威创作思想的发展道路。
一、初期创作思想特征：消极、迷惘
20世纪代是海明威创作的起步阶段，受一战的影响，他这一时期的思想表现为悲观厌世、没有生活目标，这种思想反映在作品中，便都是一些外表勇敢快乐、内心空虚颓废的人物形象，因此，海明威成为典型的“迷惘的一代”。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海明威创作的两部作品《太阳照常升起》和《永别了，武器》中找到痕迹。
《太阳照常升起》这部小说集中反映了战后一代人的思想道德危机和迷惘消极的精神状态。小说主人公杰克·巴恩斯在战争中受到了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尽管他与英国姑娘勃瑞特·艾希利相恋已久，但战伤剥夺了他当男人的资格，使他无法和恋人结合，这使得杰克懊丧万分，他失去了生活的目的，失去了奋斗的.动力，内心一片空虚，思想一片迷茫，从此，他开始破罐子破摔，和女友去巴黎和西班牙纵情欢乐，沉溺于声色犬马的生活中，通过纸醉金迷和狂欢来试图忘却自己的精神痛苦，填充自己空虚的灵魂。他们表面上欢乐，内心却隐藏着深刻的悲哀，精神脆弱。与《太阳照常升起》相比，《永别了，武器》的反战主题更为深刻，小说主人公亨利受到蛊惑参加了战争，然而随着战争的深入和自己的所见所闻，亨利逐渐看清了这场战争的真实面目，他意识到自己原来所追求的理想都是虚幻的，所谓的“爱国、民主”口号只不过是政治家的骗局。他不堪忍受战争的残酷和精神上的痛苦，和爱人逃到了中立国瑞士，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妻子在生小孩时去世，这使他精神上再度受到重创。亨利开始堕落，开始随波逐流，从一个热情的青年变为失望、空虚、痛苦、迷惘的典型。
这两部作品主人公的原型其实就来源于海明威的遭遇，这种思想的成因是受一战的影响。海明威中学毕业后原本是选择了记者这一工作，然而禁受不住政治家的鼓吹，认为这是一场民主的战争，是年轻人实现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绝佳时机，因此他毅然参军并奔赴意大利战场。然而，事情的真实面目远非他所想象的那样，随着了解的深入，他意识到这场战争完全是少数政治家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发动的，海明威的信念倒塌了，一腔的“爱国”热情化为了幻影。战后，尽管他凯旋而归，然而深埋在内心的迷惘和痛苦却始终挥之不去，战争的恐怖画面一遍一遍地在他的脑海中回旋，他开始失眠，整夜睡不着觉。海明威是这样描写一战的：“它是地球上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最凶残、指挥最糟糕的屠杀。谁不这样写，谁就是说谎。”“在第一次大战中，我在身体、心理、精神以及情感上都受了很重的创伤。事实真相是，我的伤深入骨髓，结果确实给吓坏啦。”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我相信生活就是一场悲剧而且知道只能有这一种结果”， “人生只是一场卑鄙的骗局”。从中可以很直观地看出海明威这一时期的思想状态，他没有了信念，没有了目标，不知路在何方，有的只是惆怅、悲观和迷惘。
二、中期创作思想特征：积极、振作
20世纪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各国纷纷出台措施摆脱困境，然而部分国家却借机建立了集权政治，法西斯分子开始上台，对内镇压、对外侵略。随着法西斯主义的逐渐猖獗，各地反法西斯运动也开始风起云涌。
各地反法西斯运动的不断深入使海明威意识到世界上还有一种正义的战争，值得人们去战斗、去献身。他一改一战后的消极迷惘状态，重新树立了理想信念，找到了生活目标和奋斗方向，其固有的战争观念也受到了震撼，从反对一切战争转向支持正义战争，从对人生的迷惘和彷徨转向积极振作，思想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此间，他借债为忠于西班牙共和政府的部队买救护军，在美国第二届全国作家会议上发言攻击法西斯主义，协助拍摄亲共和政府的影片《西班牙大地》（1938），发表了他唯一的一出长戏《第五纵队》。二战中，他作为战地记者奔赴前线战场，他像英勇的战士一样帮助巡逻、搜集情报、协同英国皇家空军作战、参加解放巴黎的战斗。
《丧钟为谁而鸣》是集中反映这一时期海明威思想状况和行为表现的长篇小说。小说主人公罗伯特·乔丹也是一位美国青年，在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反法西斯的战争中，在出色地完成炸桥任务后，身负重伤，为掩护队员撤离，他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纵观整部小说，乔丹的身上闪耀着理想的光辉，他怀着“为全世界被压迫的人们鞠躬尽瘁的感情”，“反对所有的暴政”，“我为自己信仰的事业已斗争了一年。我们如果在这里取得胜利，那么在其他地方也能胜。世界是个美好的地方，值得为它而战斗，我多么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呀”。相比《永别了，武器》中的亨利，乔丹内心没有迷惘，他是一个有信念、有理想、有抱负的革命战士。因为他知道他所从事的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正义战争，他是在为人民而战，为自由而战。
《丧钟为谁而鸣》中乔丹的语言道出了海明威的思想，乔丹所作所想同样也是海明威的所作所想，投身于反法西斯战争中是海明威主动的选择、自觉的选择，和参加一战不同，海明威参加二战完全是积极主动的，是通过自己的切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作出的选择、形成的信念，并且是他认为值得追求和为之献身的信念。可以说，《丧钟为谁而鸣》是海明威人生观、战争观和艺术探索的一个里程碑，是他第二个创作时期思想转变的产物，它标志着海明威已经彻底从迷惘状态中摆脱出来，他的内心开始充满阳光，充满动力，重新树立了理想信念，并且在为之奋斗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清晰、坚定。可以说，积极、振作、向上成为这一时期其创作思想的主旋律。
三、晚期创作思想特征：平和、超脱
海明威的第三个创作时期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时期他的思想已经完全成熟，艺术创作进入了巅峰期，代表作是《老人与海》。也正是这部小说为海明威赢得了举世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海明威毕生的探索和心路历程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展现和升华。与前期的创作思想不同，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后，一生命运多孑、数次死里逃生的海明威进入老年，思想、心境已趋于平静、平和，他不再像年轻时那么热血沸腾、那么感情激荡，一生的传奇经历除塑造了他乐观向上、积极勇敢的性格外，也使他达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脱境界。
与海明威此时期的心境、思想相对应，《老人与海》除在弘扬一种积极向上、不畏艰难的主旨外，通篇情节简单，平铺直叙，始终处在一种平和、轻缓的旋律中。小说开篇就写道：已经整整八十四天没有捕到一条鱼，捕鱼的同行像躲瘟疫一样的远离他。老人不祈求别人的怜悯和同情，面对自然的捉弄，老人泰然处之，“希望和信心从来没有消失过”。他虽然在海上孤身一人和鲨鱼搏斗，但他敢于拼搏，勇于斗争，面对困难和死亡，老人始终表现得从容，在他失败而归时，他没有气急败坏，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在一句“只怪我出海太远了”后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
此外，小说对自然环境的描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海明威此时平和、心无旁骛的精神状态。桑提亚哥把大海看做自己的家，他懂得大海，热爱大海。老人还喜欢老鹰、青龟、小鸟……与它们谈话，与它们交流感情，甚至在对待大马林鱼和鲨鱼时，老人也是既把它们当做对手，又当做朋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老人平静的内心、宽广的胸怀和博爱的思想，这突出反映了此时期海明威完全不同于以往各个时期的精神追求和生活态度。
与先前海明威塑造的各种角色相比，《老人与海》的主人公桑提亚哥“贫穷却不自卑，辛勤劳作，对自己认真负责，对生活充满信心，不愤世嫉俗、怨天尤人，而是平静地接受命运给予的角色却又与厄运抗争到底”。在种种苦难面前，老人表现出“重压下的优雅风度”，心境平和，宠辱不惊，积极向上，超脱境外，他成就了海明威心目中真正的英雄，这是海明威在这一时期创作思想、人生态度的集中体现，也是他思想升华、毕生探索的总结。
总之，海明威的创作生涯和他的人生经历一样传奇而复杂。他的作品浓缩了他的人生经历，折射了他的思想，并且随着他的人生经历一起在变化、在发展、在升华。在他4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他有过迷惘、有过悲观，亦有过热烈、有过抗争。在这一发展过程的背后，是一位作家对事业孜孜不倦的追求，是一位作家永不言弃、坦然面对的一种积极、优雅的人生态度。正如我国海明威研究学者杨仁敬先生所说：“海明威像莎士比亚一样，是属于世界的，他给读者精神上的影响是永恒的。”
[作者简介]
刘小杏（1981-），女，河北蠢县人，河北金融学院外语部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法。
篇3：冯友兰先生文化哲学思想的雏形-哲学与价值观意义上的“种类”说
冯友兰先生文化哲学思想的雏形-哲学与价值观意义上的“种类”说
五四前后的冯友兰先生对当时国内流行的以东西文化差异“种类”说来解释东西文化差异的主张，经历了一个由怀疑到思考的过程。在对东西文化差异根源的解释上，他否定了以“地域”差异说来解释东西文化差异的主张，提出了不同民族的'基本思想造成各民族文化差异的“种类”说。
作 者：李建忠 刘小梅 作者单位：李建忠(浙江工程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33)刘小梅(南昌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47)
刊 名：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33(1) 分类号：B261 关键词：冯友兰先生 文化哲学思想 哲学与价值观 “种类说” 雏形篇4：冯友兰晚年思想与张载哲学
冯友兰晚年思想与张载哲学
冯友兰先生的思想历程不能简单地概括为自我--失去自我--回归自我,而应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正、反、合三阶段.他晚年的哲学思想,已从“理在事外”转变为“理在事中”,也即从唯心转向唯物,从理学转向气学,从接着程、朱讲转为接着张载讲.
作 者：羊涤生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北京,100084 刊 名：南阳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NANYANG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2(2) 分类号：B261 关键词：冯友兰 晚年思想 张载 哲学篇5：中国思想与历史哲学论文
中国思想与历史哲学论文
摘要：表达的历史(重写的历史)和表达历史的观点和方法都是对历史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历史总是“今天的历史”，它的最高反思形式是现代的分析历史哲学，即现实的批判的历史思想；中国历史是历史自身的同一性超越，它历史地形式化为中国文化，因此它是“历史的今天”，它的最高本质就是作为中国哲学的中国思想。对历史的自觉的思想是历史在人的思想中实现的历史的本质，分析的历史哲学由于最终实现了历史与史观的分析的统一，因而达到了与中国思想在历史问题上互补的境界。
历史是一门既不同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它既是它的自身，又是自身的对象，它虽然与哲学似乎完全不同，但它所具有的反思性质即它自身的超越却与哲学无异。正是这种超越性使它具有超文化性，从而为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的比较提供一个共同的研究平台，历史的自身、历史的重写、历史研究、对重写历史与研究历史的观点和方法的反思即是性质上的同一，又是形式的同构，它暗示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存在的共同基础，历史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所达到的深度可以把中西哲学带到了一种互补的境界。
一、历史与哲学
历史总是多重意义的：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成为了现在的历史事实――这首先是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的历史，然后是指包括文化遗迹和史料中的历史，再就是由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这就是一般意义的被表达的历史，最后是有关历史理论包括关于历史研究，史学观点和方法、关于历史的哲学思想等等，但这一切最终也是都是历史即人类自身的历史。
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过去的存在比现在的存在更令人困惑，在哲学上更加困难，比如海德格尔(1889-1976)对存在与时间的描述就给读者一种梦境中的挣扎般的印象，但是，虽然时间意义的存在问题如此困难，但至少现在的存在在理性的思想中却是确实的，笛卡儿（1596-1650）说：“我思故我在。”现在的存在因理性的思想而被自觉，或者说在理性的思想中因自觉而被证实，这句话是人类理性的自我意识最终从朦胧时代挣脱的句号，也是人类自身存在的理性自觉自身开始的问号，它宣告了人类从历史的觉醒进入到了思想自觉的时代。
对于历史来说，这意味着历史的真正意义不能离开历史的时间性本质，但是过去总是以被表达的重写方式成为有意义的历史，因此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相信有两种历史，基于时间的过去的历史即历史的存在和基于表达的历史即被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或称之为现在中的历史，他们留下了过去的存在问题去折磨哲学家们,但是他们并不能逃脱历史哲学，因为基于时间的历史最终包括了现在，人们无法区别存在在历史时间之中的现在与在现在之中的历史存在，它的最高形式就是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在现实思想中的历史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就是历史的反思或反思的历史，这种历史存在的超越同时性是历史和历史哲学所透露的世界最重要的秘密之一。
人类的历史从不自觉的自身开始经过历史表达的自觉而趋向自觉的历史哲学，这正是人类自觉的一个组成部份，历史的特殊性正在这里，它即是历史的自身，同时又是历史的表达与反思，一方面，作为历史与历史的反思，它们在时间上具有同时性意义，即历史与历史反思的同一；另一方面，作为被表达的历史与对被表达的历史的反思，它们总是以相同的表达的方式实现的，即具有形式的同构性，历史的自身是这样，历史的反思也是这样，因此历史和历史的反思在同一中进行，在同构中重演，人们总是反复地重新理解、思考历史。或许有无数的具体的历史，有千百万历史学中的历史，但无论是时间意义的过去的历史还是表达或被表达的历史的过去，它们具有终级的一致性，否则就没有历史。――这也是一种历史观，也是一种哲学，即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主要是关于对历史的本质的认识和对历史学的反思，它同样基于两个层次水平，第一是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或作为部份的整体而研究它的原因趋势，简单地说；历史为什么？它是历史哲学中的历史本体论，与以往的用某种观念来解释历史的哲学思想不同，现代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企图从历史的自身寻找答案而形成某种历史理论，即思辩的历史哲学。第二是把对历史的研究、重写、解释的本身的观点和方法看作为历史的自身，甚至看成是历史唯一有决定意义的部份，它实际上企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历史是什么？这时它就成为了历史哲学中的历史认识论，即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不等同于哲学，富有历史精神的中国哲学也不等同于历史哲学或者有一种中国历史哲学，历史哲学从历史表达和对历史的研究中抽象出自己，而中国思想是历史自身的抽象与本质（参见“论中国思想”），因此历史哲学是超越于历史的史学理论，而中国思想是源于历史本质的中国哲学，正是历史自身本质的超越同一性使中国思想成为与西方传统哲学相对照的哲学思想。虽然中国与西方的历史与史观千差万别，它们在历史反思的意义上却是相同的，即历史的反思与反思的历史的互补一致性，历史哲学所提供的思想不仅仅是历史的，也是广义文化意义的，同时又是哲学的，这也正是历史多重性的本义。
二、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西方的历史发端于古希腊的英雄史诗，虽然有大量的考古和研究表明这些史诗有一定的事实的真实性，但那不看作严格的历史，这不仅仅是因为其中混合着大量的神话因素和艺术的想象，而是因为这些人物和事件不具有贯穿于整个历史中的真实性即历史时间意义上的因果性。历史的真实在最终的意义上基于时间，这不仅仅是指编年史中的时间，而是隐藏在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背后的历史的必然性，如果没有这种必然性，历史就是偶然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它的一个可怕的直接推论就是现在的一切也是偶然的，世界因而将失去意义，这个推论至少与现在是真实的事实相悖，如果我们承认现在的真实即是历史的必然的话，历史就具有因果性本质。但历史自身总是隐藏在缤纷繁复的偶然性之中，为了捕捉和认识到历史中的因果性，西方的历史和历史学家实际上一直在书写着伴随整个西方历史的史外史。
古希腊的史诗就是英雄史诗，史诗中所表现的英雄的特质就是个性或个性化的人性，他们从自己的处境和环境中造就自己，突出自己，以自己的行为表现个性，但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精神，因为英雄是从他人中区别自己，而社会承认和崇尚个性荣誉，这是一种隐藏在个人和事件的偶然性背后的社会的严肃性，它是西方文化精神本质的真正源头，它一但产生，便不会湮灭，它因形式关系而永真，一方面，它体现为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形成了社会意识和价值，另一方面，个性化与自我中心成为了社会文化的主流，不断地追求自我，创造自我，但又不断地失去自我，这就是西方文化的动力之源。尽管西方文化在历史上续灭交替，但西方文化却在形式关系中新陈代谢，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典型的西方社会形态和主流文化，甚至对英雄崇拜也一直延续到今天，从史诗中的英雄、中世纪的贵族与骑士、资本创业的大亨，一直到今天的媒体中明星，这不是在时间中的延续，而是形式的同构更新。
这种形式同构的另一种表现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环境是人类的化生本源，也是生存活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这样也就成为了对立于自然的个性人性的表现的舞台，在西方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奋斗主要地是为了展示积极的对立性的人性，即对自然的主动挑战精神，这种人性植根于与肉体和物质环境的征服与争夺，表现一种占有的欲望、冲动与冒险行为，在夺取物质与能量的奋斗中实现自我，比如希腊神话中寻找金羊毛的亚尔古船的英雄的远航和荷马史诗中奥德赛的长期的漂泊旅行就充满了这种对自然的冒险和挑战精神，正是在这种冒险经历中才显现个性的英雄，因此这种个性的人性并不同一于自然的本质，而是对立于自然，外在于自然，它的本质表深刻地现为西方文化中超越的神性，所以希腊史诗中的英雄总是处在神的庇护下或是自身具有混合的神性，因此史诗虽然是混合着神话的历史的传说，但正为它包含的这种外在的超越性而具有文化传统的严肃意义，并且把这种传统植入了西方文化的本质。
希腊的古典悲剧所反映的正是这这种文化精神，它们基于人与人，人与环境，最终是人与历史的冲突，不是冲突在历史中的生成与解决，而是冲突的再现，即冲突在历史中的永恒性，这就意味着必然性的反面――不确定性，历史的因果性被毁灭了，这就是历史悲剧的最深刻的本质。悲剧主人公遭受的磨难，人性的弱点和缺陷，甚至偶然的遭遇与不幸，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冲突的必然，它表现为人物与事件的偶然性与浪漫性，从而使历史首先以艺术形式出现，西方历史天生地具有一种艺术素质，正来源于此，是历史中的这种个性化的人性与冲突的反复再现而使历史富有艺术的素质，它成为了西方历史与西方文化中最富人性的一面。正是冲突的永恒性而成为历史性，使历史首先以艺术的形式而被表现，并将这种特质带入了西方历史`。
但是中国的历史与此不同，中国历史的时间性和必然性融化在历史本身之中，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历史自身就体现为历史内在的时间即历史的连续性，这儿没有对历史的外在超越，几乎没有浪漫性因而也没有浪漫性背后的偶然性，中国历史起源上几乎不存在超越于历史自身过程之外的英雄和史诗，中国古代文化中即没有系统的神话和神系，后来也没有产生超越世俗的宗教之神，承继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儒家文化之所以没有成为宗教，正是因为它内在于历史而不是超越于历史之外，它没有超越的神性本质。“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怪、力、是自然中偶然性和个性的事物，乱是社会中的历史逆流，神是超越的存在，儒家文化即不是由它们产生，也不会存有与它们的对立的关系，儒家文化缺乏个性精神也正是源于缺乏这种二元化的对立关系，历史的承续就是它的自身，它因历史而延续，它的延期续也就是历史，它赋予中国文化以一种源于历史自身本质的大统一精神，它也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沉重的负面影响。历史自身的连续性就是历史的必然性，它造就了历史，也造就了与自身同一的反思精神――中国哲学即中国思想。
三、觉醒的历史
如果说希腊神话和史诗不自觉地表现了西方的基本人文者精神，那么希腊的早期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Herodotus~484-424B.C.)、修西底斯(Thucydides~460-395B.C.)等等就是自觉地去表现这种精神，希腊人视荷马为真实的英雄，因为他英雄式地表达了历史，对神性不自觉的表达在早期希腊历史中变为了自觉的历史表达，西方的历史就是始于这种对历史表达的自觉。希腊的早期历史学家不是像中国古代史官一样以自身方式参入了历史，而是以对历史的道德责任和自身的艺术气质重写历史，对历史的忠实的再记录使历史成为被表达的历史，历史的真实由历史学家的表达的忠实保证，这种忠实是现在对过去的回忆，是一种真实的关系和关系的真实。但是西方文化中超越的神性终于在中世纪再次成为了超越的神性文化，历史表达成为了神学的表达，人性变成了赤裸裸的神性，漫长的中世纪以神性的自觉代替了人性的不自觉。文艺复兴是个性的人性的再次复兴，理性的启蒙也是对历史的再次自觉，它使历史处于一种理性的全面审查的眼光下，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1694-1778)等同时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们为历史导入了哲学思想，在历史、人性和社会的关系中寻求对历史的理性解释和再认识，但是哲学观念随之也被输入了历史，历史成为了哲学观念的表达，哲学与历史哲学相互交织，几乎是一同兴灭。19世纪的史学借助于科学思想而成为一门真正的历史学科，但是历史与科学本质是不同的，当实证的史学以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处理历史时，他们便把史迹和史料当成了历史自身，历史被分离和肢解，成了科学博物馆中精确的历史标本，在史学取得巨大的成就的时候，历史哲学以突然的反省而再次觉醒而进入20世纪，一方面从对实证的史学方法的反省使历史重新回到自身，再次从历史的本身中寻找历史，但不是从具体的历史中而是从整合的的历史中寻找历史的原因和动力，这就是思想辩的历史哲学；别一方面，从对历史的表达和研究的观点、方法的自觉使历史哲学进入分析的历史哲学。西方的历史就是从不自觉的表达到对历史的自觉的表达，从历史的表达到对历史的研究，进而从对历史的研究到对研究观点和方法的反思；从事件和人物到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最后成为不同文化形态的历史，最终走向对对历史表达的方法和观点自身的自觉，即历史表达和研究在自身本质上的反思，对历史在思想上的自觉最终清楚地反映在20世纪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中。
历史事实，历史的表达即重写的历史和对历史表达所据有的观点和方法的重新认识在分析意义上都要是对历史的反思，这种反思总是企图对历史的各种表达形式、观点和方法重新加以检讨，虽然现代历史哲学家已经不再援引外在的观念强加于历史而是从历史自身寻求历史的原因，但是这种历史的自身仍然只是部分的历史整合，历史哲学家的一个功绩就是从个别人、个别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中整合出了文化或文明的形态的历史，这种史学的观点和方法已经从完全是对过去历史的表达转变为在历史哲学的整合方法下对历史的分析，历史在这些观点和方法下具有形态的同构性，它们被称之为历史的同时性。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1880-1936)和汤因比(ArnoldJosephToynbee1889-1975)的历史理论被称为元历史或思辩的历史哲学，就是因为他们引入了这种整合的方法和相应的历史概念，这是一种超历史的历史，在这种研究中所有的文化或文明形态都具有超历史的相互平行性和同时代性，因而成为可以进行较、分析的研究对象。
在这种史学方法中，斯宾格勒把所有的`人类历史按文化形态进行了分类，他把古典文化叫做阿波罗类型，它的特点是注重肉体和现在，忘怀内在和外在的过去，历史中的人似乎处于历史时间之外,但他们的本质是个体性的，是一种不自觉的人性个性，正是基于这个起源但与此不同，却不是与这种阿波罗型文化本质上的对立，斯宾格勒称之为浮士德型的西方文化就是一种个性的自觉，它的特点是耽于现实的个人贪欲和渴望，无休止地追求个性的自我完美而不惜代价，浮士德用自己的灵魂换取了知识和力量，这正是对西方文化的一个绝妙而深刻的写照，出卖自己的灵魂意味就着背叛自己的历史，知识和力量则象征着西方文化的本质性动力，它正是从这种背叛与对立中源源不断地产生。斯宾格勒从纷杂的具体历史中清理出了作为文化形态的历史，从而导出作为文化形态的历史变迁的过程和趋势。作为各种历史的文化形态，它有产生、生长、和消亡的过程，实际上斯宾格勒用历史的文化同构代替了历史本身，斯宾格勒由此得出了引发大量争议的西方文明的没落的悲观结论，但具有启发意义的是不同的文化形态之间仍然存在历史的必然联系，比如我们可能看出阿波罗和浮士德型文化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基于这样一种历史变迁，就是从个性的无意识变成了个性个人的自觉，它们不是对立的文化，而是具有文化的同构的，这正说明了西方文化在形式上的承继性，因此西方文化虽然在历史时间的意义上不具有连续性，但具有形式的必然性，这正是西方文化的生命之源，它能在一次次的历史断裂和文化形态的替代中赢得自己的强大生命力，形成为世界上唯一与中国文化连续性相比照和互补的代表性文化。
汤因比进一步发展了斯宾格勒的观念，但他不是从不同文化或他称之为文明的历史关系中入手，而是企图从某个文明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存在关系中找到它们的自身的原因与动力，一个文明的存在状态决定于它应对来自它所在的内在或外在环境的挑战能力，而这种能力就是这个文明的自身创造能力，这种创造能力即因应对环境的挑战而生，也同时在改变自身与环境的应对关系，不断的挑战与应战就造成了文明的生长、消亡或停滞。汤因比把动力学引进历史形态，虽然和斯宾格勒一样对文化形态作了比较和周期性分析，但他的文明分析具有内在的生命即基于一个文化形态自身的历史，因而他避免了斯宾格勒的悲观的结论。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虽然是超历史的，但他在他的研究对象的即某一个文明形态中重新置入了时间，便它获得了自身的生命，他和斯宾格勒一样在历史引入了一种整合的研究方法和分析的观点，具有明确的哲学反思意识。
克罗齐(BenedettoCroce1866-1952)把历史归结为自身统一的精神活动，最终历史就是历史判断，即历史总是以现实的判断的活动方式被再次表达出来，这是一种分析哲学意义上的历史反思，所以他说历史即哲学，这种历史思想的观点需要一种对历史的透视。首先要把历史作为一个活着的整体过程来看待，这里即没有游离于历史自身的个人和个别事件，没有外加于历史的超验的观念，也不是实证的或科学的方法下被拼装的历史标本，而只是历史作为现实的精神活动的自身。第二，在这种观点下，历史研究相似于分析哲学，历史学家据有分析的观点和方法面对历史，而这个过程就是对历史的判断活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历史都是现实的历史判断，历史在对历史的判断中而被表达。克罗齐将历史统一于现实的精神活动，它从黑格尔超越的历史观念和实证主义的超越的方法下把历史归还于现实的历史反思，从而在西方的传统历史中第一次实现了历史自身作为现实精神批判的统一，即历史就是作为现实的精神活动的历史哲学。
科林伍德(RobinGeorgeCollingwood1889-1943)从克罗齐的前沿出发，认为历史的原因在于人的思想，而且它总是在今天人们的思想中复活，一方面历史人物和事件总是由人的思想驱动的，我们只有了解人的行为后面的动机我们才能理解历史，所以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史。另一方面，现实从历史产生，因此过去浓缩在现实思想中，历史不过是在今天的思想中重演过去的思想，这意味着历史学家应当清楚自己的任务，批判地重演过去的思想。他的观点事实上是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认识论，它聚焦于现实思想与过去思想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实现于历史学家思想意识下的历史重演，因此对历史研究归根结底是对历史思想自身的认识。科林伍德实际上是在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了思想自身的分析性关联这样一种深刻的认识论的问题，由于他已经意识到历史思想自身的历史性，他已经非常接近中国思想在历史反思意义上的本质。按照他的观点，历史总是由历史所形成的历史价值观下的历史重现，这实际上可以成为对中国古代史观的一种辩护，中国历史中的春秋笔法的隐与讳的不直之直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取的，但在历史自身的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的,它甚至能使我们能理解孔子所说的异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不是指现实道上的公平与正义，而是指历史自身必须忍受的脱化折磨，是历史成长的烦恼，历史以遗忘的方式前进，以重写的方式形成，历史的灰尘掩埋了多少历史，留下多少历史，这个比例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但这是历史对自身的超越，这也正是儒家文化从历史获得的自身的历史本质，它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影响是积极与消极双重的，也是无法避免的。沿着这个方向上的继续探索可以使历史哲学把我们最终引向纯粹哲学意义的中国思想。四、互补的历史文化
历史哲学具有非同寻常的困难，这不仅仅是因为历史内容和历史对象是复杂的，而且是因为作为历史反思的过程自身是动态的，它始终在它的对象与确定对象的方法、观点之间犹豫难决，就是说它几乎难于确定对象但又必须有对象。比如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如果离开了它历史背景孤立地进行描述就不过像是传奇小说，但是一但要将历史背景引入，就意味着要将部份的历史与所有的历史分离开来，因此就立刻面临观点和方法性问题，历史的编纂首先要从庞杂的史料中编织出背景，不管历史学家是否意识到这点，他们的不同恰恰在于对此的自觉。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学家会有不同的观点和方法，越是追求历史的真实性与全面性，这个问题就越是暴露出更大的困难，因为最终的历史背景就是历史自己，因此历史学最后不得不走向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反思本身。因而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历史总是交替着被重写，从英雄史诗到史实，从基督教史观到文艺复兴和理性启蒙，从思辩到实证，最后是分析的历史哲学，即现实的历史思想的分析与批判，分析的历史哲学具有强烈的思想性，这正是因为分析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学科的方法被使用于被研究的对象，而是分析意味对研究的观点和方法的自我批判，最终它必然走向思想自身，这就与近中国思想达到了一个相同的境界，中国思想是一种哲学，它就是历史的自觉精神，它的基于现实思想，是思想在历史本质上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一方面是中国思想自身本质的不自觉的历史本质，另一方面又是一般意义的历史即所有在中国文化中表现的历史；而西方历史哲学的分析和批判精神却来自于历史学家的分析和批判的哲学思想，所以历史哲学是分析和批判的哲学思想在历史中的应用，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哲学反思，这样西方历史哲学最终成为了在现实意义上对历史的反思，即历史总是在今天被反思的历史，历史哲学家如克罗齐把历史等同于现实的思想，或者如科林伍德的观点，由于历史的思想已形成了历史的价值观，所以历史就是过去的思想在这种价值观下的重演，正是这样一种分析的历史哲学。与此不同，中国思想是历史在自身上的同一性超越，本质上它就是历史自己的精神反思而不是对历史的反思，它是历史的今天而不是今天的历史。分析的历史哲学在自己的方向上体现了历史与思想的一致性归宿，达到了在对历史在现实反思意义上与中国思想的一种共同境界，实际上它们基于历史自身的本质，即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超越性，这种比照揭示了中西两种文化实际存在的深刻的互补性，中西文化的区别下是这种互补性的表现。比如中国思想在历史领域的实现主要地是以文化传承的方式所表现的儒家学者即“士”个人对历史传统的认同，而西方历史哲学的分析和批判精神是以一种以历史学家个人学术水平而表现的历史观点和方法的学术思想活动，但它们都是历史反思的，通过反思而实现的历史的自觉与自觉的历史。
中国历史也是多重意义的，与西方历史不同的是，中国历史是三源同一：历史事实、历史典籍和历史文化。中国历史从开始特别是从儒家文化开始就一直是以一种历史自身的反省精神出现的，孔子处理中国第一部权威史书“春秋”就被视为中国历史也是儒家文化的典范，他视历史事实和历史记录为历史本身，因此它们是不能更改的，作为历史自身的反思他以自己的文化批判方式反省历史而不是去重新编撰历史。子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他以文字方式即笔法表现了自己的批判精神，历史在文化批判刑的意义下被诠释诠释，孔子是历史上第一个运用语言批判方法的文化诠释大师，中国语言文字的所具有精神力量正是来源于此，这种批判性源于历史自身而具有对现实的精神的震慑力量，“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腾文公下）笔法所表现的文化精神正是历史反思思想的实现方式，中国历史，中国典籍具有天生的同一性，即没有高于历史的超越观念也没有对历史对象或历史内容的实证性方法，历史就是历史自身的超越即历史反思，历史就是历史文化，同时也是表现为历史精神的中国思想的本质，中国的古代史官视历史即真理，为历史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这种崇高的历史自觉精神，它使中国文化中充满了沉重的史命感。后世的中国历史编撰虽然在史料、考证等方面有了更大的发展，现代史学也吸收了西方史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但历史精神一直是中国的历史和中国文化精神的主流和动力。
与此不同，西方的历史哲学是一种努力地使自己成为一种超越于历史的学说，虽然近代的来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总是企图从历史的自身寻找历史的原因和趋势，拒绝来自历史之外的超越观念,但他们总又是不自觉地把新的观点和方法加于历史，无论是历史编撰还是对文化、文明的研究、或者是实证的观点、方法、价值观念，甚至是作为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自身都是对历史的外在超越，历史与历史哲学的区别只是由研究过去的历史变为现在的对历史的研究，而分析的历史哲学与一般历史哲学的区别只是由现在对的历史研究的分析变成为对现实的历史思想的分析和批判。但是历史思想总是通过现实中的人的思想而实现的，就是说历史思想和对历史的自觉的思想是一种超越的同一，正是在人的思想中历史才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本质，分析的历史哲学由于最终把历史与对历史反思思想的认同从而实现了这个本质，即历史与史观的分析的统一。
西方史学和历史哲学由于它自身对历史的超越对立性，因此具有相对于历史的清晰性和操作性，历史也就具有史学中的客观性，在历史研究中引入了科学的思维方式、方法与技术手段，使历史研究具有了科学性、精密性，中国的历史研究因吸收了这些成果也获得有很大的发展。史学和历史哲学也是历史，西方的历史寄寓于艺术而发端，在不断的对立反思中走向思想中的反思自觉；而中国的历史与中国哲学以同一的形态表现为中国文化，因借鉴西方文化而对照性地分析出自身的真正本质，得到更高的精神自觉。历史以互补的方式实现着双重超越，历史的超越也是超越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表现了前所未有深度与广度，中国思想与西方哲学的互补性分析与反思所带来启示是重要的，至少使我们已经看到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走向汇合的共同点与可能的方向和趋势。
“历史”就是自身的经验，历史是不证自明的真理。――这不是独断，因为历史已经而且正在说明它，但也是独断，因为我们或许只有这唯一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