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谄上者必骄下的下一句是：“此理之常也。”这句话出自中国古代典籍，虽非出自《论语》《孟子》等主流儒家经典，却在历代政论、史评、家训中频繁被引用，用以揭示权力结构中人性与行为的某种普遍规律。其深刻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一句道德训诫，更是一种对权力异化的冷静观察。谄上，即对上阿谀奉承、曲意逢迎；骄下，即对下傲慢无礼、颐指气使。这两者看似对立，实则同源，皆源于对权力关系的扭曲认知。而“此理之常也”则道出了这种行为模式的普遍性与必然性——它并非偶然，而是权力结构中常见的心理机制与社会现象。
在现实社会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现象：一位在上级面前唯唯诺诺、极尽逢迎之能事的官员，转身面对下属或百姓时，却常常摆出一副高高在上、不容置疑的姿态。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官场，也广泛见于企业、学校、家庭乃至各类组织之中。究其根源，这种“谄上骄下”的行为，本质上是权力焦虑的外化。当一个人将自我价值完全寄托于上级的认可时，他便不得不通过谄媚来维系这种认可。而这种谄媚本身，是一种自我矮化的过程——在精神上将自己置于卑微的位置，以换取权力庇护或晋升机会。人皆有维护自我尊严的本能，当在上位者面前长期压抑自我、丧失主体性时，这种被压抑的情绪便需要释放的出口。于是，向下转移便成了最自然的选择。下属、群众、弱势群体，便成了这种情绪的承受者。他们无法向上反抗，只能默默承受来自上级的傲慢与苛责。这种“情绪转嫁”机制，使得“谄上”与“骄下”形成闭环，成为一种稳定的行为模式。
更深层地看，这种行为还反映了权力认知的扭曲。在“谄上骄下”者的眼中，权力并非责任，而是地位的象征；管理并非服务，而是支配的工具。他们误以为，只要获得上级的青睐，便可稳固地位；而只要对下级保持威压，便能维持控制。这种认知忽略了权力的正当性来源——真正的权威，应建立在能力、德行与公正之上，而非单纯的地位或关系。当一个人只懂得向上讨好，却忽视向下体恤，他便失去了与基层的联系，也失去了对现实的感知。久而久之，其决策将脱离实际，其管理将流于形式，其人格也将变得虚伪而分裂。历史上诸多“能吏”最终沦为“酷吏”，正是这一过程的写照。他们或许在上级眼中精明干练，却在民间留下“苛政猛于虎”的骂名。这种人格的两面性，不仅损害组织效率，更腐蚀社会信任。
“谄上骄下”并非仅限于个体心理问题，它往往与制度环境密切相关。在缺乏监督、问责机制不健全的组织中，上级掌握着几乎全部的奖惩权，下级晋升、资源分配、评价考核皆由上级决定。在这种“单向权力结构”下，下级自然倾向于通过讨好上级来获取利益，而上级则因缺乏制衡而容易滋生专断与傲慢。久而久之，整个组织便形成一种“向上看齐”的文化，真实意见被掩盖，创新精神被压制，团队协作被瓦解。相反，在那些强调公开透明、民主参与、绩效导向的组织中，上下级之间的权力距离被有效压缩，沟通渠道畅通，反馈机制健全，谄上行为失去土壤，骄下姿态也难以维持。这说明，制度设计比道德说教更能从根本上遏制“谄上骄下”的蔓延。
要打破“凡谄上者必骄下，此理之常也”的循环，不能仅靠个体的道德觉醒，更需要系统性改革。组织应建立多元评价机制，让下属、同事、服务对象都能参与对管理者的评估；应推动信息公开，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权力寻租空间；应强化监督与问责，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同时，教育也应注重培养独立人格与批判思维，使人不再将自我价值完全依附于上级认可，而是建立在专业能力与社会贡献之上。唯有如此，才能逐步消解“谄上”的心理基础，也自然减少“骄下”的行为冲动。
总结而言，“凡谄上者必骄下，此理之常也”揭示的是一种深刻的社会病理。它提醒我们，权力的健康运行，不仅依赖于制度的完善，更依赖于人性的健全。一个真正成熟的组织与社会，不应允许“向上讨好、向下压制”成为常态，而应倡导平等、尊重、责任与担当。当每个人都能在上下级关系中保持人格的完整性，既不因地位而谄媚，也不因权力而傲慢，社会才能走向更加公正与理性的未来。这句古语的价值，正在于它超越了时代，成为一面照见权力异化的明镜，映照出我们仍需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