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也萧何，败也萧何”是一句流传甚广的汉语成语，源自西汉初年名相萧何与名将韩信之间的历史典故。这句话表面看似在评价一个人的命运由同一人决定，实则蕴含了深刻的历史哲理与人性洞察。它既揭示了权力运作中“成也一人，败也一人”的宿命感，也折射出古代政治生态中信任、猜忌、功高震主等复杂关系的交织。那么，“上也萧何，败也萧何”的下一句究竟是什么？这句看似完整的话，其实常被人断章取义，而其完整表达应为：“上也萧何，败也萧何，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这后半句“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才是对韩信一生最凝练、最悲怆的总结，也是理解整句箴言的关键所在。
要理解这句完整箴言，必须回到那段波澜壮阔又充满悲剧色彩的历史。韩信出身贫寒，早年怀才不遇，曾寄食于南昌亭长家，又受胯下之辱，却始终胸怀大志。他最初投奔项羽，未被重用，转而投刘邦，起初也未得重视。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萧何。萧何慧眼识才，在韩信一度失望欲离时，亲自连夜追赶，上演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千古佳话。正是萧何的力荐，刘邦才拜韩信为大将，使其得以施展军事才华。此后，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破魏、灭赵、降燕、伐齐，几乎以一己之力为刘邦打下大半江山。可以说，没有萧何的识拔，韩信终其一生可能只是乱世中一个默默无闻的流浪者。“上也萧何”——他的崛起，全赖萧何的知遇之恩。
命运的车轮一旦转动，便难以回头。韩信的军事成就使他成为汉朝开国第一功臣，却也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功高震主，历来是功臣的致命伤。刘邦虽倚重韩信，却始终心存戒备。随着楚汉战争的结束，韩信的兵权被逐步削弱，先由齐王徙为楚王，后又贬为淮阴侯，软禁于长安。此时的韩信，已如笼中之鸟，空有雄才大略，却无施展之地。而最终将他推向死亡的，依然是萧何。公元前196年，陈豨谋反，刘邦亲征。吕后与萧何密谋，以刘邦平叛归来、召韩信入宫庆贺为名，诱其入宫，随即将其擒杀于长乐宫钟室。临刑前，韩信叹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而执行这场诱杀的，正是当年将他推向权力巅峰的萧何。于是，“败也萧何”——他的陨落，同样由萧何亲手促成。这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讽刺，更是权力结构中“兔死狗烹”法则的残酷体现。
“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则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悲剧性。“生死一知己”，指的就是萧何。他既是韩信的伯乐，也是他的掘墓人。在韩信眼中，萧何不仅是同僚，更是唯一理解他、支持他的“知己”。然而正是这份信任，让他放松警惕，最终落入圈套。这种“以友为刃”的悖论，令人唏嘘。而“存亡两妇人”，则指两位女性：一位是漂母，另一位是吕后。漂母是韩信少年时曾施饭予他的老妇。当时韩信穷困潦倒，漂母一连数十日供他饭食，并激励他：“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这份无私的善意，成为韩信早年坚持信念的精神支柱。可以说，没有漂母的“存”，韩信或许早已放弃志向。而吕后，则是终结他生命的人。她以妇人之身，行雷霆手段，果断诛杀韩信，为汉朝铲除后患。一个妇人使他“存”，一个妇人使他“亡”，命运的起伏竟由两位女性决定，更添几分苍凉与荒诞。
从历史的长河回望，“上也萧何，败也萧何，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不仅是对韩信个人命运的总结，更是对古代政治生态的深刻揭示。它告诉我们：在权力场中，知遇之恩可能转瞬变为杀身之祸；信任与背叛，往往只在一念之间；个人的命运，常常被时代洪流与权谋算计所裹挟。韩信的悲剧，不是他不够聪明，而是他太过相信“道义”与“情义”，而忽视了政治的本质是利益的博弈。萧何的抉择，也非全然出于私心，而是作为汉初重臣，必须维护新王朝的稳定。他选择牺牲韩信，实则是为大局“背锅”，其内心之痛，或许不亚于韩信之死。
这句箴言之所以流传千年，正是因为它超越了具体的历史事件，成为一种关于人性、权力与命运的普遍隐喻。它提醒我们：在人生的巅峰时刻，要警惕捧你上天的手，也可能推你入深渊；在低谷时，也要记住，那些默默支持你的人，可能是你最后的依靠。历史从不简单重复，但总在押韵。今天，我们虽不再面临“功高震主”的极端处境，但职场、社会、人际关系中，“成也一人，败也一人”的现象依然存在。如何平衡信任与自保，如何在成功时保持清醒，在失意时坚守本心，是每个人都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