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恶于上的下一句是：毋以使下。
这句话出自《礼记·大学》，原文为：“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这段话以层层递进的方式，揭示了人际关系中一种极为重要的伦理原则——推己及人，以心度心。它不仅是儒家“恕道”的具体体现，更是一种跨越时代、具有普遍意义的人际交往准则。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上级对我们态度粗暴、要求苛刻，我们心中不满，暗生怨怼；而当自己身处管理岗位时，却可能不自觉地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下属。我们厌恶别人对自己颐指气使，却在自己掌权时变得同样专横；我们反感他人推诿责任，却在自己面对压力时选择逃避。这种“双重标准”背后，正是缺乏对“所恶于上，毋以使下”这一原则的深刻体认。这句话提醒我们，若不能将心比心，便难以建立真正健康、平等、互信的人际关系。
进一步分析，“所恶于上，毋以使下”体现的是一种逆向思维。它不是教我们如何“向上管理”或“向下施压”，而是要求我们反躬自省：我厌恶别人对我做的事，我是否也在对别人做同样的事？比如，我们讨厌领导不听取意见、独断专行，那么当我们成为团队负责人时，就应主动倾听、尊重他人观点；我们反感上级布置任务时缺乏解释、只讲结果，那么我们在分配工作时，就应说明背景、目标与意义，给予下属充分的理解空间。这种“反求诸己”的态度，不仅有助于提升个人修养，更能营造出更具人文关怀的组织文化。
更深层地看，这句话还蕴含着一种责任伦理。它强调的不是“我能做什么”，而是“我不该做什么”。在权力结构中，上位者天然拥有更多的资源与话语权，因此也负有更大的道德责任。若将厌恶之事转嫁于下，便是将自身的不满与压力转化为对他人的压迫，这不仅违背公平，也削弱了自身的道德正当性。一个真正有担当的领导者，不会因自身处境而迁怒于人，而是会主动承担、化解矛盾，以身作则，成为他人可以信赖与效仿的榜样。这种“不迁怒，不贰过”的修养，正是“毋以使下”的内在要求。
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上下级关系，也可延伸至更广泛的人际互动。在家庭中，父母若厌恶孩子顶撞自己，便不应以命令、呵斥的方式对待孩子；在朋友间，若厌恶被忽视、被敷衍，便应主动关心、真诚回应；在社会交往中，若厌恶被欺骗、被利用，便应坚守诚信、尊重他人。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从来不是单向的索取，而是双向的体谅与克制。当我们能够以“所恶于上，毋以使下”为准则，便能在复杂的人际网络中，建立起一种基于共情与责任的良性循环。
从历史到现实，从个人到组织，这一古老箴言始终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它不依赖外在制度或强制规范，而是根植于个体内心的道德自觉。在当代社会，信息传播迅速、权力结构多元，人与人之间的摩擦与误解更容易被放大。此时，更需要我们回归这一朴素却深刻的道理：不要将自己不愿承受的痛苦，施加于他人身上。唯有如此，才能构建一个更加包容、理性、有温度的社会生态。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短短六字，道尽了人际伦理的核心。它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可实践、可检验的生活智慧。当我们面对不公时，不妨先问一句：我是否也在无意中成为自己厌恶的那种人？若人人都能以此为镜，照见自身，修正言行，那么社会中的戾气将得以消解，温情与理解将得以生长。这或许正是经典之所以为经典的原因——它穿越千年，依然能照进现实，指引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