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以和为上的下一句，是“战以止为功”。这句古语出自中国古代兵家思想，是对“兵者，国之大事”的深刻补充与升华。它并非简单地否定战争，而是强调军事行动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扩张、掠夺或炫耀武力，而在于实现和平、恢复秩序、制止进一步的冲突。兵，作为一种极端手段，其最高境界不是胜利的辉煌，而是以最小的代价达成最持久的和平。“兵以和为上，战以止为功”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军事哲学体系，既体现了对战争的审慎态度，也彰显了中华文化中“止戈为武”的智慧。
在古代中国，兵家思想并非鼓吹穷兵黩武，而是讲究“不战而屈人之兵”，将“谋胜”置于“战胜”之上。《孙子兵法》开篇即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正说明战争牵涉国运民生，必须慎之又慎。而“兵以和为上”正是这种审慎态度的集中体现——军队的存在，不是为了挑起争端，而是为了威慑、调解、恢复平衡。历史上，许多成功的军事行动并非以大规模杀伤为标志，而是以迅速平定局势、恢复秩序、促成和解为最终成果。汉代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虽屡建战功，但汉武帝晚年仍颁布《轮台罪己诏》，反思连年用兵对民生的损耗，体现出对“以和为上”理念的回归。唐代安西都护府的设立，并非为了长期占领，而是通过驻军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各族交流，实现边疆的长期稳定。这些案例都说明，真正的军事智慧，不在于打得赢，而在于为何打、何时停、如何收。
进一步看，“战以止为功”强调的是战争的工具性而非目的性。战争如同手术刀，其价值不在于使用本身，而在于能否精准切除病灶，使身体恢复健康。若一场战争未能实现和平，反而陷入长期拉锯、仇恨循环，即便军事上“胜利”，也难称“有功”。历史上不乏此类教训：拿破仑横扫欧洲，一度建立庞大帝国，但其战争未能带来持久和平，反而激起民族主义反抗，最终导致帝国崩塌；二战后美国在越南的军事介入，虽投入巨大，却未能实现政治稳定，反而造成巨大人道灾难。反观二战后德国与日本的重建，盟军虽以武力结束战争，但随后通过政治改革、经济援助、文化融合等方式，推动两国融入国际社会，实现了长期和平。这正是“战以止为功”的现代体现——战争结束不是终点，而是重建与和解的起点。军事行动必须与政治、外交、经济手段协同，才能真正实现“止战”的目标。
在当今世界，全球化与相互依存程度空前加深，战争的成本与风险远超以往。核武器的存在使全面战争几乎成为不可承受之重，而网络战、信息战、代理人战争等新形态冲突，更凸显了传统军事手段的局限性。在此背景下，“兵以和为上，战以止为功”的理念愈发具有现实意义。各国军队的建设，不应以“打赢下一场战争”为唯一目标，而应服务于国家安全、地区稳定与人类共同福祉。维和行动、人道救援、联合军演、危机管控等非传统安全任务，正成为现代军事力量的重要职能。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强调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争端，反对以强凌弱、以战谋利，这与“兵以和为上”的思想一脉相承。
“兵以和为上，战以止为功”不仅是一句古语，更是一种超越时代的战略智慧。它提醒我们，军事力量的价值不在于其破坏力，而在于其维护和平的能力；战争的胜利不在于消灭敌人，而在于消除敌对的根源。真正的强者，不是以武力压服他人，而是以理性与克制赢得尊重。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这一思想不仅适用于国家间的互动，也适用于组织、社群乃至个人之间的冲突解决。唯有将“和”置于“战”之上，将“止”视为“功”之始，人类才能真正走出暴力循环，走向持久安宁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