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邪下难正”一句，语出《汉书·外戚传》，原指汉成帝宠妃赵飞燕入宫前的一段传奇经历。据传，赵飞燕幼时曾被弃于荒野，三日夜不亡，乡人以为神异，遂收养之。后入宫得宠，权倾一时。史家评曰：“上邪下难正”，意指其出身卑贱却得居高位，上违天道，下悖人伦，故其势虽盛，终难久立。此语本为对命运悖逆之叹，亦暗含对权力失序之警。若将“上邪下难正”视为一句设问，其下句为何？这并非史籍所载，而是后人基于历史逻辑、人性观察与时代精神所推演的一种回应。若以“下难正”为困境，则其下句当为“唯道可通之”。
“上邪下难正”所揭示的，是一种结构性矛盾：当个体或群体在权力、地位、身份上发生剧烈跃迁，而社会制度、伦理秩序、文化传统未能同步调整时，便会出现“上”与“下”之间的断裂。这种断裂，既表现为上位者对下位者的压迫，也体现为下位者对上位秩序的冲击。赵飞燕之例，正是如此。她以一介贫女之身，骤然跃居皇后之位，其出身与地位的巨大落差，使得朝廷内外难以真正“正”之——即难以以常理、常制、常情去理解、接纳与规范她。她的存在本身，便成为一种对既有秩序的挑战。于是，朝臣非议，礼法难容，舆论哗然。这种“难正”，并非仅指她行为不端，而是整个系统无法为她的存在提供正当性解释。她如同一道裂隙，照见制度在应对非常之变时的无力。
历史从不因“难正”而停滞。当“上邪”已成事实，当非常之人已居非常之位，社会必须寻找新的路径来弥合断裂。此时，若仅以旧礼、旧法、旧德去强行“正”之，往往适得其反，激起更大反弹。赵飞燕最终被废，其妹赵合德亦遭诛杀，看似“正”了，实则是以暴力手段强行恢复秩序，代价惨重，人心未服。真正的“正”，不在于压制，而在于疏导；不在于否定，而在于重构。这就引出了“唯道可通之”的深层意涵。所谓“道”，非指道家之玄理，而是指一种顺应时势、合乎人情的根本法则，是变通之理、中和之道、因势利导的智慧。
“唯道可通之”意味着，面对“上邪”之局，不应执着于“正名”或“正位”的形式，而应追问：此人为何能“上”？其“上”是否顺应了某种深层的社会需求？若其上位源于民心的期待、制度的漏洞、时代的变革，那么强行“正”之，便是逆潮流而动。反之，若能通过制度调适、文化包容、价值重构，使非常之人得以在非常之位上发挥正当作用，便是“通”而非“堵”。后世武则天称帝，亦属“上邪”之极，然其执政期间整顿吏治、发展科举、重用寒门，实有补于国政。当时虽多非议，然史家亦不得不承认其“政启开元，治宏贞观”。此非“正”其名，而是“通”其道——以实绩与制度创新，为非常之位赋予新的正当性。
进一步而言，“唯道可通之”还指向一种对“正”的重新定义。传统意义上的“正”，常指合乎礼法、出身清白、德行无亏。但在现实政治与社会变迁中，这种“正”往往滞后于现实。当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如战乱、迁徙、阶层流动加剧时，旧有标准便难以适用。此时，“正”不应是固守成规，而应是动态平衡——在变革中寻求稳定，在非常中建立秩序。如王安石变法，其主张“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看似“邪”，实则是以“道”通变。他试图通过制度创新解决财政危机与社会矛盾，虽终未竟全功，但其精神正体现了“通”的智慧：不因“上邪”而拒之，而以“道”化之。
“上邪下难正”，是历史对非常之变的警语；“唯道可通之”，则是对困境的回应与超越。它提醒我们，面对权力、身份、秩序的非常状态，不应仅以道德审判或制度僵化去应对，而应深入其背后的结构性动因，以智慧与包容寻求化解之道。真正的“正”，不在于形式上的合规，而在于实质上的和谐；不在于对过去的复制，而在于对未来的建构。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惧怕“上邪”，而应具备“通之”的能力——通过制度弹性、文化韧性、价值更新，将非常之局转化为变革之机。
“上邪下难正”的下一句，不应是“终必败亡”的宿命论，也不应是“以力正之”的暴力逻辑，而应是“唯道可通之”的理性与希望。它告诉我们：历史从不完美，秩序常遭挑战，但只要人类尚存对“道”的追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