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志在圣贤上的下一句是：“为官心存君国。”这句话出自清代学者王永彬所著的《围炉夜话》，原文为：“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短短十个字，道出了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核心追求——读书不仅为求知，更为修身立德、济世安民；为官不仅为权位，更应心怀家国、忠君爱民。这副对联式的格言，凝练了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也揭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自我价值与社会责任的深刻认知。
在传统中国文化中，读书从来不是单纯的学术行为，而是一种人格塑造与道德实践的过程。古人讲“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并非强调读书的功利性，而是认为读书是通向“圣贤”境界的唯一正途。圣贤，是儒家理想人格的极致，是道德完满、智慧通达、心怀天下的典范。孔子周游列国，孟子倡言仁政，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皆是以圣贤为楷模，以天下为己任。“读书志在圣贤”并非空谈理想，而是将知识学习与道德修养紧密结合，使学问成为自我完善、服务社会的力量。这种读书观，强调的是“为己之学”——学习不是为了炫耀才学，而是为了成就德性。在古人看来，若读书只为科举功名、升官发财，便已偏离了读书的本意，沦为“小人儒”，而非“君子儒”。
读书若止于个人修养，仍不足以实现其全部价值。儒家讲究“修齐治平”，修身之后，便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官心存君国”正是对读书人社会责任的进一步要求。这里的“君国”，并非狭隘地指君主或朝廷，而是泛指国家、社稷、百姓。古代士人一旦入仕，便肩负起治理国家、安定百姓的重任。他们不仅要通晓经史，更要以仁心行仁政，以公心断是非。历史上，包拯铁面无私，海瑞冒死直谏，林则徐虎门销烟，无不是“心存君国”的典范。他们虽身处官场，却始终不忘读书时的初心，将圣贤之道落实于治国理政之中。这种精神，正是“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的现实体现。这种“心存君国”并非盲从君主，而是以道义为准则，以民生为依归。当君命与道义冲突时，真正的士人宁可辞官归隐，也不愿同流合污。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正是对“心存君国”而非“心存权位”的坚守。
在当代社会，这句话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今天的教育体系虽已高度专业化、技术化，但“读书志在圣贤”的精神不应被遗忘。我们鼓励学生学习科学、掌握技能，但更应引导他们思考人生的意义、社会的责任。一个真正有教养的人，不仅要有知识，更要有良知、有担当。同样，“为官心存君国”在今日可理解为“为公心存人民”。无论是公务员、企业管理者，还是社会组织的领导者，都应具备服务公众、造福社会的意识。权力不是私器，而是责任。若为官者只知谋私利、争权位，便与“心存君国”背道而驰。近年来，一些官员因贪腐落马，正是因为他们将权力视为个人资本，背离了读书时的理想，也辜负了人民的信任。反观那些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干部，如焦裕禄、孔繁森，他们虽无显赫功名，却真正践行了“为官心存君国”的誓言。
读书与为官，看似是两个阶段，实则是一体两面。读书是准备，为官是实践；读书是内修，为官是外行。二者统一于“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精神。这种精神，不因时代变迁而褪色，反而在社会复杂、价值多元的今天更显珍贵。我们不必人人成为圣贤，但应人人追求圣贤之志；不必人人身居高位，但应人人怀有家国情怀。当每一个读书人都能以圣贤为榜样，每一个掌权者都能以君国为念，社会才会真正走向清明与进步。
“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这不仅是古代士人的座右铭，也应成为现代人精神世界的指南。它提醒我们：知识的终极目的，是提升人格；权力的真正意义，是服务人民。唯有如此，读书才不流于空谈，为官才不沦为私欲。在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的长河中，这句话如同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