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君尧舜上的下一句，是“再使风俗淳”。这句出自唐代诗人杜甫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原诗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两句诗不仅凝练地表达了杜甫的政治理想，也成为中国古代士人精神追求的高度象征。在浩如烟海的古典文学中，这样一句诗之所以被反复引用、传颂，不仅因其语言凝练、意境高远，更因其承载了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与道德担当。它既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责任，既是对君主的期许，也是对社会的呼唤。
“致君尧舜上”，字面意思是辅佐君主达到尧舜那样的圣明境界。尧与舜是中国上古传说中最为贤德的君主，他们以仁德治国，以民为本，选贤任能，天下归心。杜甫以“尧舜”为理想君主的象征，表达了他对清明政治的深切向往。杜甫并非空谈理想，他深知理想政治的实现，离不开士人的积极参与与不懈奋斗。在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由盛转衰，社会动荡，民生凋敝，朝纲紊乱，士人阶层对政治的参与感与责任感空前增强。杜甫身处这一历史转折期，目睹了朝廷的腐败、边塞的战乱、百姓的流离，他的“致君尧舜”并非对盛世的简单追忆，而是对现实的深刻回应。他希望君主能效法尧舜，施行仁政，重振纲纪，使国家重回正轨。这种理想，既是对君主的劝诫，也是对士人自身使命的确认。
而“再使风俗淳”，则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理想。如果说“致君尧舜上”是政治层面的追求，那么“再使风俗淳”则是社会文化层面的愿景。杜甫深知，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不仅依赖于制度的完善与君主的贤明，更取决于民风是否淳朴、人心是否向善。在安史之乱后，社会风气趋于功利、浮躁，礼崩乐坏，道德沦丧。杜甫痛心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极端反差，也忧虑于“世乱各东西”的人心离散。他提出“再使风俗淳”，是希望恢复上古那种以礼义廉耻为根基的社会秩序，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情。这种“淳”，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一种对道德本真的回归，是对人性中善与美的呼唤。杜甫相信，唯有风俗淳厚，社会才能和谐，国家才能稳固，君主的仁政才能真正落地生根。
杜甫的这两句诗并非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贯穿于他一生的实践之中。他虽仕途坎坷，屡遭贬谪，却始终心系天下，笔耕不辍。他的诗歌，如《兵车行》《丽人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无一不是对现实的深刻反映，对民生的深切关怀。他用诗歌记录时代，用文字唤醒良知，用生命践行理想。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不是空泛的口号，而是以诗为剑，以文为灯，照亮黑暗，呼唤光明。在杜甫看来，士人不仅是政治的参与者，更是道德的守护者、文化的传承者。他们应当以天下为己任，以道义为依归，在乱世中坚守良知，在逆境中不改其志。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看，杜甫的这两句诗，早已超越个人际遇，成为中华文化中士人精神的缩影。从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再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士人始终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他们追求的不是功名利禄，而是道义的实现、社会的改良、文明的延续。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正是这一精神传统的集中体现。它提醒我们，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不是脱离现实的空想家，而是直面苦难、勇于担当的实践者。
今天，当我们重读杜甫的这句诗，仍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深沉力量。在物质丰富但精神焦虑的时代，在信息爆炸但价值多元的社会，我们更需要“风俗淳”的呼唤。这不仅是对社会风气的期待，更是对每个人内心道德自觉的唤醒。我们不必人人成为政治家，但人人都可以成为道德的践行者、文化的传承者。杜甫的理想，或许永远无法完全实现，但正因如此，它才显得更加珍贵。它如同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提醒我们：在追求个人发展的同时，不应忘记对社会的责任；在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不应丢失对淳朴人性的守护。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不仅是杜甫的诗句，更是一种精神的召唤，一种文明的回响。它告诉我们，理想虽远，行则将至；风俗虽变，守之可淳。只要我们心中尚存对善与美的信念，对公平与正义的追求，对文明与和谐的向往，那么，这句穿越千年的诗句，就永远不会过时。它将继续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在现实的泥泞中仰望星空，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