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告子上的下一句是：“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这句话出自《孟子·告子上》，是孟子在与弟子告子关于人性善恶问题展开辩论时所提出的重要观点。此句承接前文“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孟子以此回应告子将人性比作杞柳、仁义比作杯盘的比喻，指出若将人性视为可被任意塑造的材料，则忽视了人性本身所具有的天然趋向。孟子以水为喻，强调人性本善，如同水流有向下之性，虽受外力影响而改变方向，但其内在趋向始终存在。这一论断不仅构成了儒家性善论的核心，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哲学对人性、道德与教化的理解。
孟子之所以以水为喻，是因为水具有直观而普遍的物理特性：它自然向下流动，虽有堤坝、沟壑等外力干预，使其暂时改变方向，但其本质趋势不可逆转。孟子借此说明，人性中本具向善的倾向，如同水向下流，是自然之理。他进一步指出，若水流向东，并非水本性好东，而是因地势或决口方向所致；同理，人若表现出恶行，并非其本性为恶，而是因环境、教育或外在诱惑所导致。善是人性之“常”，恶是人性之“变”。这种观点与告子所主张的“性无善无不善”形成鲜明对比。告子认为人性如杞柳，本身无善恶之分，仁义乃后天人为加工的结果。而孟子则坚持，仁义并非外加于人性之上，而是根植于人性之中，如同水向下流是其本性。若强行扭曲人性，如将水引向上流，便是违背自然，终将失败。
这一比喻背后，蕴含着孟子对道德教化本质的深刻理解。他认为，教育不是将外在的规则强加于人，而是引导人回归本心，唤醒其内在的善端。孟子提出“四端”之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四端如同种子，潜藏于每个人心中，只需通过修养、学习与环境熏陶，便能自然生长为仁义礼智。教育的任务不是“制造”善人，而是“成全”善人。正如水流虽可受外力左右，但只要顺其本性，终将归于大海；人只要顺其善性，终将趋向道德完善。这种对人性内在价值的肯定，使孟子的思想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也赋予其道德实践以内在动力。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之所以能够被感化、被教育，正是因为其心中本有善的根基。若人性如告子所言，只是一块无定性的材料，则教化便成了机械的塑造，缺乏情感与认同的基础。
进一步而言，孟子的这一比喻也回应了当时社会对人性与道德关系的普遍困惑。战国时代，礼崩乐坏，人心浮动，许多人认为人性本恶，需以严刑峻法加以约束。而孟子则逆流而上，主张“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认为统治者若能体察人性之善，推行仁政，便能实现天下大治。他相信，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见孺子将入于井，必会心生恻隐，这种本能反应正是仁政的心理基础。若统治者能推己及人，将这种内在的善心扩展至治国理政，则社会秩序自然得以维系。孟子对人性善的坚持，不仅是一种哲学立场，更是一种政治理想。他试图通过唤醒人性中的善，重建社会道德秩序，而非依赖外在强制。这种思想在后世儒家传统中被不断发扬，成为“内圣外王”理念的重要支柱。
总结而言，“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这一句，不仅是孟子对告子人性论的回应，更是其整个道德哲学的浓缩表达。它以自然现象为喻，揭示了人性中向善的内在倾向，强调教化应顺应而非扭曲人性。这一思想超越了时代局限，至今仍对教育、伦理与政治具有深刻启示。它提醒我们，真正的道德不是外在规训的结果，而是内在善性的自然流露。在当代社会，面对价值多元、道德相对主义的挑战，孟子对人性善的信念，提供了一种坚定而温暖的人文立场：人之所以为人，正在于其心中本有光明之种，只需拂去尘埃，便能照见本心。这种对人性尊严的肯定，正是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精神根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