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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是哪个朝代

篇1:朱熹是哪个朝代

朱熹是哪个朝代

1、朱熹是南宋朝代的

南宋(1127-1279年),中国历史上的.由汉族建立的南方正统王朝,北宋覆亡后,赵构定都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延续宋统,国号“宋”,史称南宋,与北宋都是宋朝的一部分,共传七世九帝,享国一百五十二年。所以朱熹是南宋的。

2、朱熹的个人著作

朱子现存著作共25种,600余卷,总字数在万字左右。主要有《周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四书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楚辞集注辨正》《韩文考异》《参同契考异》《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等。《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阂人辑录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

篇2: 朱熹是哪个朝代的

朱熹是哪个朝代(共5篇)

朱熹是哪个朝代的

阅读精选(1):

朱熹是宋朝时期著名的大臣,对于中国古代的理学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朱熹深受儒家文学熏陶,在为政期间对宋朝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忙。宋朝著名的程朱理学中的朱,说的就是朱熹。所以说朱熹是宋代理学的开宗祖师也不为过。而且,朱熹是惟一一个非孔子弟子,而被享祀孔庙的古人。

朱熹简介资料

1130年,朱熹出生在福建尤溪,生下来就带有北斗七星般的七颗黑痣,与常人有异。朱熹五岁的时候,就在其父开办的私塾中读书,当时都已经能读懂了《孝经》。在与小朋友嬉笑打闹中,还不忘问其父亲日月的来源。

1137年,朱熹与母亲在建州浦城生活,其父亲应召到京城去了。1143年,朱熹的父亲病逝,朱熹被托付给了刘子羽。在义父刘子羽的帮忙下,朱熹用功读书,只为了长大后能够为国尽忠,出人投地。

1147年,朱熹考取了贡生资格,第二年与刘勉之的女儿成婚。同年朱熹进京考科举,考取了进士功名。1151年,朱熹担任了泉州同安县主簿,为政期间,朱熹一心都在为百姓着想,处处都牢记着自我的言行举止。

1169年,朱熹创作了中和新说,这在中国古代的`学术史上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也标志着朱熹学说的成熟。同年,朱熹母亲去世,朱熹守丧三年,开始了为期六年的寒泉著述。

1178年,朱熹担任南康军内劝农事,恰逢大旱,朱熹就在当地凭借自我所学,兴修水利,救济灾民。1182年到1194年,朱熹一心都扑在了治学上,在全国范围内大兴学术之风。12,朱熹因足疾复发,病逝于信州,享年七十岁。

阅读精选(2):

朱熹

朱熹,我国古代思想家,是一个全才型人物。著名诗句“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就出自朱熹之口。朱熹,被后世目为“理学之集大成者”,那么朱熹是哪个朝代的人?他究竟是一个怎样样的人呢?

朱熹简介

朱熹,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生于1130年,死于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逆翁等,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人。朱熹是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

19岁进士及第,曾任荆湖南路安抚使,仕至宝文阁待制。为政期间,申敕令,惩奸吏,治绩显赫。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使之成为统治思想。但因理学初出,影响不深。同时,朱熹在官场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个杯具的结局。朱熹在哲学上有很高的成就,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

阅读精选(3):

朱熹(1130年一1200年),中国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诗人。字元晦,后改仲晦,号晦庵,别号紫阳,汉族,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其父朱松,宋宣和年间为福建政和县尉,后寓居于福建。朱熹少年丧父,后随母定居于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五里夫,刻苦学习,绍兴十八年(1148年)进士。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曾任知南康、提典江西刑狱公事、秘阁修撰等官职。后由赵汝愚推荐升任焕章阁待制、侍讲。庆元六年(1200年)卒,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追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后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善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主张“理在先,气在后",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朱熹学识渊博,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

篇3:朱熹是哪个朝代的答案

朱熹是哪个朝代的答案

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祖籍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朱熹是哪个朝代的,请参考!

朱熹是哪个朝代的

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受儒教祭祀。[1]  朱熹是“二程”(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与二程合称“程朱学派”。朱熹的理学思想对元、明、清三朝影响很大,成为三朝的官方哲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后的又一人。

朱熹十九岁考中进士,曾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做官清正有为,振举书院建设。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为宋宁宗皇帝讲学。

朱熹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理学思想

理学又称道学,是以研究儒家经典的义理为宗旨的学说,即所谓义理之学。

在宋朝,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朱熹。他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之大成,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3]  ,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而其本身则与孔子圣人并提,称为“朱子“。朱熹撰《周易本义》列河洛、先天图于卷首,又与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编撰《易学启蒙》笃信和诠释河洛、先天之学,后世皆以此立言,阐发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

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意识形态。元朝皇庆二年(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明洪武二年(1369年),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说,也对后来明朝阳明的心学有深刻的影响。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学基础上的突破。

理气论

朱熹的哲学体系以程颢兄弟的理本论为基础,并吸取周敦颐太极说、张载的气本论以及佛教、道教的思想而形成。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

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 他认为理比气更根本,逻辑上理先于气;同时,气有变化的能动性,理不能离开气。他认为万物各有其理,而万物之理终归一,这就是“太极”。

理是事物的规律。

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一。“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分殊。

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属第二性。[6]

动静观

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行(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朱熹认为由对立统一,而使事物变化无穷。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相对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他认为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渐化积累,达到顿变。

格物致知论

“格物致知”出于《大学》“致知在格物”一语,原无认识论意义,基本上是讲对一般道德的体认。明确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解释“格物”的第一个人是程颐。他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日穷其理而已矣。”(《二程遗书》)朱熹继承了二程的说法,并建立了更系统的格物穷理说。他通过对“格物致知”的阐释,表述了自己的认识论思想。[7]

从认识的目的来看,朱熹讲“格物致知”是为了当圣人[8]  。认为若做不到“格物致知”,无论如何都是凡人,只有达到“物格知至”,方可进入圣贤之域。

“格物致知”的具体内容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文集》)这里的“天理”主要是指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人伦”、“圣言”、“事故”则是天理的阐发应用。朱熹认为,如果放弃对天理的追求,只把精力花在草木、器用的研究上,那就如象散兵游勇那样,回不到老家。他说:“兀然存心乎草木、器用之间,此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饭也。”(《文集》)

在“知”“行”关系上,朱熹主张“知先行后”。朱熹的知行观,是指儒家的个人道德修养和实践。由于道德实践需要封建伦理指导,因此“知为先”。又因封建伦理不能只流于空谈,所以“行为重”。“知先”“行重”是实践道德的两个方面,有其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如果从认识的角度看,“知先行后”颠倒了主次关系。认识来源于实践,知行之间应以“行”为第一性。“知为先”的主张显然是错误的。至于所谓“行为重”,虽有其合理因素,但它强调的也只是封建知识分子的个人道德实践。

篇4:杜甫是哪个朝代?

杜甫是哪个朝代?

(一)杜甫是哪个朝代?

唐代  杜甫(72-770)

(二)杜甫简介

杜甫(72年—770年),字子美,汉族,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

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

杜甫创作了《春望》《北征》《三吏》《三别》等名作。乾元二年(759年)杜甫弃官入川,虽然躲避了战乱,生活相对安定,但仍然心系苍生,胸怀国事。虽然杜甫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杜甫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后来声名远播,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杜甫共有约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大多集于《杜工部集》。

(三)杜甫的经典作品

杜甫的'经典作品之《赠李白》

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杜甫的经典作品之《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

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杜甫的经典作品之《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五

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倚微风。

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

杜甫的经典作品之《春日忆李白》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杜甫的经典作品之《登岳阳楼》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杜甫的经典作品之《春夜喜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杜甫的经典作品之《旅夜书怀》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杜甫的经典作品之《望岳》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杜甫的经典作品之《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杜甫的经典作品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篇5:白居易是哪个朝代

白居易是哪个朝代

人物评价

史书评价

旧唐书

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

赞曰:文章新体,建安、永明。沈、谢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长有茎英。不习孙吴,焉知用兵?

新唐书

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而稹中道徼险得宰相,名望漼然。呜呼!居易其贤哉!

唐才子传

公诗以六义为主,不赏艰难。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妪读之,问解则录。后人评白诗“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者也。鸡林国行贾售于其国相,率篇百金,伪者即能辨之。与元稹极善胶漆,音韵亦同。天下曰“元白”。元卒,与刘宾客齐名,曰“刘白”云。公好神仙,自制飞云履,焚香振足,如拨烟雾,冉冉生云。初来九江,居庐阜峰下,作草堂,烧丹。今尚存。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五集,及所撰古今事实,为《六帖》,及述作诗格法,欲自除其病,名《白氏金针集》三卷,并行于世。

历代评价

唐代

唐宣宗有吊白居易诗:“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此诗可作为白居易一生的概括。

五代及宋

新、旧唐书对于白居易的评价亦有不同。旧唐书对于白居易的文学成就给予高度的肯定:“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刘;永明辞宗,先让功于沈、谢。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新唐书描述白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又说:“居易在元和、长庆时,与元稹俱有名,最长于诗,它文未能称是也。”然而新唐书对白居易的人品则给予极高的肯定:“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而稹中道徼险得宰相,名望漼然。鸣呼,居易其贤哉!”这种评价的变迁可能与宋代古文运动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

苏轼对白居易的评价也有不一致处。苏轼曾提出“元轻白俗”的说法,对元白的诗风颇有微词。然而后来却常以白居易自比,例如“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又如“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苏轼对白居易的诗作,也有“白公晚年诗极高妙。”的评语。

辽金元三代

元好问:“并州未是风流域,五百年中一乐天。”在《论诗三十首》“一语天然万古新”句下,元好问自注:“陶渊明,晋之白乐天。”

明清

袁宗道以“白苏斋”为斋名,并有《咏怀效白》的诗作清代主张性灵说的袁枚亦给予白居易极高的评价。

清乾隆皇帝敕编的《唐宋诗醇》对白居易的诗文与为人均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白居易“实具经世之才”,并认为官员应以白居易的诗“救烦无若静,补拙莫如勤”作为座右铭。

近现代

胡适赞扬以白居易与元稹为领袖的文学革新运动,认为可以达到以诗歌造成舆论,而有助于改善政治。因为陈独秀与胡适提倡新文学运动,在提倡白话、不避俗字俗语的风气下,白居易的诗歌因而很受推崇。包括陈寅恪、刘大杰、钱基博等,都给予白居易极高的评价。然而钱钟书对白居易的评价则不高。

他国评价

白居易的文集在日本受到高度评价。平安时代,菅原道真写汉诗,当时渤海国的人见道真的诗,认为与白居易的诗很像,这评语令道真很高兴,还特别记载下来,引以为荣。

人物生平

出生乱世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的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白居易出生之后不久,家乡便发生了战争。藩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战火烧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岁时,任巩县令的祖父卒于长安,紧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县令(780年),一年后因白季庚与徐州刺史李洧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为躲避徐州战乱,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离安居。白居易得以在宿州符离度过了童年时光。而白居易聪颖过人,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出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全都白了。

仕官生活

806年,白居易罢校书郎。同年四月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及第,授盩庢县(今西安周至县)尉。807年,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授翰林学士。808年任左拾遗,迎取杨虞卿从妹为妻。810年改任京兆府户部参军,811年母亲陈氏去世,离职丁忧,归下邽。814年回长安,授太子左赞善大夫。

任左拾遗时,白居易认为自己受到喜好文学的皇帝赏识提拔,故希望以尽言官之职责报答知遇之恩,因此频繁上书言事,并写大量的反应社会现实的诗歌,希望以此补察时政,乃至于当面指出皇帝的错误。白居易上书言事多获接纳,然而他言事的直接,曾令唐宪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绛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李绛认为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而劝谏宪宗广开言路。

贬谪江州

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其后白居易又被诽谤:母亲看花而坠井去世,白居易却著有“赏花”及“新井”诗,有害名教。遂以此为理由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818年,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至江州与白居易相聚。当白居易被任命为忠州刺史时,白行简也一同与兄长溯江而上。途中与元稹相遇于黄牛峡,三人相游之处被称为三游洞。在忠州任职的时间,白居易在忠州城东的山坡上种花,并命名此地为“东坡”。同年冬,被任命为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刺史,819年到任。820年夏,被召回长安,任尚书司门员外郎。

白居易的母亲虽因看花坠井去世,然而白居易早有许多咏花之作,而依宋代的纪录,新井诗作于元和元年左右(新井诗今已失传),可见此事不能构成罪名。他被贬谪的主因,很可能与他写讽谕作品而得罪当权者有关。贬谪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以“兼济”为志,希望能做对国家人民有益的贡献;至此之后他的行事渐渐转向“独善其身”,虽仍有关怀人民的心,表现出的行动却已无过去的火花了。然而白居易在江州虽不得志,大体上仍能恬然自处,曾在庐山香炉峰北建草堂,并与当地的僧人交游。

任职苏杭

820年冬,转任主客郎中、知制诰。821年,加朝散大夫,始正式著五品绯色朝服,(绯色即朱色,为五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转上柱国,又转中书舍人。822年,白居易上书论当时河北的军事,不被采用,于是请求到外地任职,7月被任命为杭州刺史,10月到任。任内有修筑西湖堤防、疏浚六井等政绩。824年5月,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秋天至洛阳,在洛阳履道里购宅。825年,被任命为苏州刺史,5月到任。826年因病去职,后与刘禹锡相伴游览于扬州、楚州一带。

在杭州刺史任内,见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决杭州人饮水问题。又见西湖淤塞农田干旱,因此修堤蓄积湖水,以利灌溉,舒缓旱灾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钱塘湖石记》,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与注意事项,刻石置于湖边,供后人知晓,对后来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响。离任前,白居易将一笔官俸留在州库之中作为基金,以供后来治理杭州的官员公务上的周转,事后再补回原数。当这笔基金一直运作到黄巢之乱时,当黄巢抵达杭州,文书多焚烧散失,这笔基金才不知去向。

西湖有白堤,两岸栽种有杨柳,后世误传这即是白居易所修筑的堤,而称之为白公堤。事实上这道“白堤”在白居易来杭州之前已存在,当时称为“白沙堤”,且见于白居易的诗作之中。

当白居易在杭州时,元稹亦从宰相转任浙东观察使,浙东、杭州相去并非太远,因而二人之间有许多往还的赠答诗篇。当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元稹要求白居易交出全部的作品,编成《白氏长庆集》五十卷。

在苏州刺史任内,白居易为了便利苏州水陆交通,开凿了一条长七里西起虎丘东至阊门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里山塘”,简称“山塘街”

晚年生活

827年,白居易至长安任秘书监,配紫金鱼袋,换穿紫色朝服(三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828年,转任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829年春,因病改授与太子宾客分司,回洛阳履道里。830年12月,任河南尹。831年七月元稹去世。832年,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元家给白居易润笔的六七十万钱,白居易将全数布施于洛阳香山寺。833年,因病免河南尹,再任太子宾客分司。835年,被任命为同州刺史,辞不赴任,后改任命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封冯翊县侯,仍留在洛阳。839年10月得风疾。841年,罢太子少傅,停俸。842年,以刑部尚书致仕,领取半俸。

晚年白居易的生活,大多是以“闲适”的生活反应自己“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而844年,73岁的白居易出钱开挖龙门一带阻碍舟行的石滩,事成后作诗《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并序》留念,诗中仍反映出他“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

晚年的白居易大多在洛阳的履道里第度过,与刘禹锡唱和,时常游历于龙门一带。作《池上篇》、《醉吟先生传》自况。845年,白居易74岁,尚在履道里第举行“七老会”,与会者有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贞、张浑与白居易;同年夏,以七老合僧如满、李元爽,画成“九老图”。白居易晚年笃信佛教,号香山居士,为僧如满之弟子。

洛阳安逝

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十四日(9月8日),白居易去世于洛阳,享年75岁,赠尚书右仆射,谥号“文”,葬于洛阳香山。白居易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著有《白氏长庆集》,共有七十一卷。

轶事典故

自酿美酒

白居易自家酿的酒,质高出众,他为自家的酒作诗道:“开坛泻罇中,玉液黄金脂;持玩已可悦,欢尝有余滋;一酌发好客,再酌开愁眉;连延四五酌,酣畅入四肢。”(《白居易卷》)。白居易造酒的历史不但有记载,而且直到今天,还有“白居易造酒除夕赏乡邻”的故事在渭北一代流传。

素口蛮腰

素口蛮腰,蓄妓玩乐,始自东晋,唐代比较普遍。为了涤除人生烦恼,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纵自娱。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最出名的是小蛮和樊素。唐孟棨《本事诗·事感》中记载:“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

白居易六十多岁时,他得了风疾,半身麻痹,于是他卖掉那匹好马并让樊素离开他去嫁人。可是,他那匹马反顾而鸣,不忍离去。樊素也伤感落泪说:“主人乘此骆五年,衔撅之下,不惊不逸。素事主十年,巾栉之间,无违无失。今素貌虽陋,未至衰摧。骆力犹壮,又无 。即骆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送主一杯。一旦双去,有去无回。故素将去,其辞也苦;骆将去,其鸣也哀。此人之情也,马之情也,岂主君独无情哉?”

但在白居易70岁时,樊素和小蛮还是走了。白居易思念中写道:“两枝杨柳小楼中,嫋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五年三月今朝尽,客散筵空掩独扉;病与乐天相共住,春同樊素一时归。”

藏书故事

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集贤校理,参与整理国家藏书。后擢翰林学士。元和十年(815)贬为江州司马。文宗即位,迁刑部尚书。武宗时以刑部尚书致仕。晚年退居洛阳香山,自号香山居士,他对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 有卓著的贡献。在整理集贤院藏书时,使他有机会接触大量的藏书,对他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私家藏书颇富,建有藏书楼,名“池北书库”。他曾作《池上篇》,言其“罢刑部侍郎时,有栗千斗,书一车”。著有《白氏长庆集》等。他曾以自己藏书为基础,编撰了一部词语佳句类书《白氏经史事类六帖》(又名《白氏六帖》),分为1 367门。宋代黄鉴著《杨文公谈苑》记载:“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数千,各题门目,作七层架,列置斋中。命诸生采集其事类,投瓶中。倒取之,抄录成书。”可见《白氏六帖》在最初搜集资料时,就开始以类汇集。另编有《元白因继集》、《刘白唱和集》、《洛下游赏宴集》(又名《洛中集》)等。

主要成就

官场

翰林学士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

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现九江)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

文学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

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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