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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杜牧与刘禹锡咏史诗比较
杜牧与刘禹锡咏史诗比较
杜牧与刘禹锡的咏史诗都可称为经典，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与区别呢?
一、咏史诗的界说
关于咏史诗渊源及其发展，前人已有很详尽的论述，又因为不是本文论述的内容，故不赘笔。但学术界关于咏史诗的界定却很模糊，特别是咏史与怀古两大题材的区分。有的学者把咏史与怀古两种题材统称为咏史或把二者合而观之。有的学者虽然对二者进行区分，却常常张冠李戴。之所以造成上述现象，其主要原因是这两种题材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古”与“史”在一定程度上是相通的。
同时，在古人的集子里，有的标题明明是咏史或者怀古，但内容却与之相反。为了更好的说明问题，有必要对咏史诗做一下界说，而这种界说是建立在与怀古诗的区别基础上的。
首先，单从字面来看，“咏史” 即“咏叹史实”，中心是事件。而“怀古”是“畅怀古迹”，所着眼点在“物”。
其次，由于历史事件由人物活动构成，所以咏史诗又分为咏物和咏人两类，如《赤壁》、《咏荆轲》等，而怀古诗却没有这样的分类。
再次，咏史诗的成熟范式不是“质木无文”，只述史事，而是要在咏史的基础上，引起人们的思考，有强烈的现实借鉴意义。从中唐到晚唐，咏史诗逐渐有主客观间杂到客观描述并议论的体式。而怀古诗则不然，虽然它也可能有一定的讽刺意味，但是它描写的对象是历史古迹，是风物。它主要描写今与古的变化，抒发那种沧海桑田的人事代谢。“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乌衣巷》)这是典型的怀古诗，而不是咏史诗。像刘禹锡的《金陵怀古》、《西塞山怀 古》都是怀古的基调，把他们划为咏史诗里是不准确的。
二、相似的社会、家庭环境与文学思想
刘禹锡与杜牧生活的时代，按照时代划分，一个属于中唐，一个属于晚唐。分处两个时期，两人比较得出的结论也许牵强，但按照现在通行的说法，刘禹锡生于唐大历七年(公元722年)，卒于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杜牧生于贞元十九年(公元8)，卒于大中六年(公元853年)。可见二人有四十年的时间是相同的。刘禹锡曾经给杜牧的爷爷杜佑写过一封为自己清白解说的信。遗憾的是，在刘禹锡、杜牧的集子里却没有彼此的信息。说明他们并不相识或者没有什么交往。但是，他们却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
第一、面临相似的社会环境。从整体来说，有唐一代，从“安史之乱”以后，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唐、晚唐 只是一个时间的延续，社会的本质是一样的。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三大顽疾愈演愈列。刘禹锡亲自参加“永贞革新”，结果大半生过着贬谪的生活，杜牧也因为身在党争的圈子里而一生不展身手。刘禹锡对宦官专权的抨击，1对藩镇割据的警惕，都在大量的诗文中有所体现。而杜牧更是如此。他写下的大量军事论文，就是针对当时形势而发。由于他们对现实的敏感，抱着“莫到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积极进取精神。拯救时政，奋发有为，但都未能遂愿。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悲剧的人生路途，使他们的诗歌都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抗争失败后的坚韧精神与无可奈何的叹息是他们人生与诗歌中永远的矛盾。
第二、相似的家学。刘、杜二人的家学都是以儒学为主，刘禹锡世袭儒学，其父在天宝年间登进士第。关于这方面可以参看刘禹锡的《子刘子自传》一文。杜牧的家族更加显赫，而且都是著名的儒家，杜预则不说，但是杜佑，在唐代就名显一时，是儒学的重要人物。由于二人身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形成了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价值观。这种思想直接激发了他对现实的敏感，他们仰慕圣贤，歌颂能者，从某个侧面反映了自己的远大抱负。
第三、相似的文学思想。首先，刘、杜二人，虽不同时，但是所处的文学思潮大致相同。当时元白诗派和韩孟诗派在文坛上十分活跃。但是，二人都保持了自己鲜明的创作个性，这是他们相似的地方。刘禹锡不仅和大历时期的诗人创作体貌大不相同，就是同元白与韩孟诗派的重要作家相比，也是独树一帜，既不流于浅俗又不趋于险怪。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记》中说：“风雅体变而兴同，古今调殊而理冥。达于诗者能之。”强调诗歌的创新。清人洪亮吉说：“杜牧之与韩柳、元白同时，而文不同语音韩柳，诗不同于元白，复能于四家外，诗文皆别成一家。”杜牧在《献诗启》中说：“某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这一段话也同样适用于读刘禹锡诗歌创作的评价。他们的创作都没有落入当时的元白、韩孟两派的窠臼。也就是说，他们在创作过程中都保持了一种创新的精神。其次，他们对待古文运动的态度是一样的。刘禹锡是古文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记》中，刘禹锡把古文学家李翱的话直接引在自己的文章里。宋谢采泊说：“唐之文风，大振于贞元，元和之时，韩、柳倡其端，刘、白继其轨。”《密斋日记》刘禹锡鄙弃“沉溺于浮华。”主张文章是“见志之具。”《献权舍人书》(以上详见《刘禹锡集》卞孝宣撰写的前言部分。中华书局。90年版)杜牧对于古文运动的态度，也大致和刘禹锡相同。详见吴在庆的《杜牧与韩柳古文运动的关系》1`。再次，杜牧强调文章的讽谏作用。而刘在实践上也是继承了传统的美刺理论。这一点是他们创作咏史诗的`直接动力。
另外，他们对于取境优美、精炼含蓄、韵律自然的诗，都非常喜欢。张为的《诗人主客图》中，将刘禹锡列为“瑰奇美丽主”的上入室。这一点杜牧也十分相似。
以上这些相似的方面，只是一部分。但是，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能够解释在文学上、思想上与政治上他们二人相似的原因了。之所以单列说明，是为了更好的比较他们在同一题材上的作品――咏史诗。
三、刘、杜咏史诗的异同
按照上文关于咏史诗的届定，刘、杜二人咏史的数量与前人的有些出入。据统计，刘禹锡有咏史诗18首，这里剔除了像《金陵怀古》、《马嵬行》等怀古的诗篇。占刘集数量2.2%。杜牧共有咏史诗12首。占杜集的4.2%。由于他们在诸多方面都很相似。二人的咏史诗，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讽古喻今，强烈的批判精神。满目疮痍的社会，腐败无能的君主，谄媚构陷的群小，深深地刺痛着诗人的心。他们希望用自己的力量来挽这即将倾倒的大唐帝国。但是，希望一次次的破灭。永贞革新的失败，“八司马”的被贬，使刘禹锡陷入了困境。杜牧也因和“牛李党争”纠缠不清，而在政治上不能施展拳脚。他们耿介的性格，使他们不能随波逐流，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使他们始终对社会抱有希望。封建君主的清明与否往往直接决定着社会的命运。他们在皇帝身上寄托着理想。于是，在他们的咏史诗里，借古讽今，甚至直接取唐代历史题材，对君王进行讽刺。目的是为了使当政皇帝有所醒悟。这就使他的咏史诗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社会现实的批判性。如刘禹锡的《台城》：
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
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
“台城”是晋、梁、陈三代的宫殿。这些小朝廷皆腐败君昏。刘禹锡把他们的覆没归结为“只缘一曲后庭花”，这句发人深省的议论句。直接给当朝统治者敲响了警钟。同样，杜牧也有类似的作品，如《过华清宫绝句三首》：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后尘妃子笑，无人只是荔枝来。
新丰绿树起尘埃，数骑渔阳探使回。
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
万国笙歌醉太平，倚天楼殿月分明。
云中乱拍禄山舞，风过重峦下笑声。
篇2：杜牧与李商隐咏史诗
杜牧与李商隐咏史诗
中国咏史诗的创作历史久远，直到晚唐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李商隐与杜牧二人将咏史诗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峰。
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咏史诗体是由东汉的班固开创，可惜“质木无文”。此后越来越多的诗人投身于咏史诗歌的创作。中晚唐以前的咏史诗一般是对历史人物、事件进行叙述或概括，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志，其中含有较多作者的个人感性认识。而咏史诗发展到晚唐时期，名人名作迭出，并表现出强烈的历史理性思考。
一、晚唐咏史诗的创作背景与发展
(一)晚唐咏史诗创作的社会背景
中晚唐时期君主崇尚经史、以史为鉴的思想意识，以及科举考试强化了对历史知识的考核的用人文化导向,形成了知识分子们探讨历史兴亡、论辩古今盛衰的史论风尚[1]。另外，晚唐社会内忧外患交织，敏感的知识分子们感到国事日非，因而大量进行咏史诗的创作企图拯救社会衰败局势。其选材上的广阔与丰富、内容上的大胆与讽刺、感情上的哀怨与敏感等，将咏史诗的创作视界带入到一个全新的领域。
(二)咏史诗体裁流变
唐代咏史诗体裁可谓众体皆备，但中晚唐以前的咏史诗多为古体，律诗与绝句是少之又少。中唐以后以刘禹锡为代表的诗人越来越多地创作七绝、七律咏史怀古诗。直到晚唐，杜牧成为第一个大量采用七绝形式写作咏史诗者。此后，七绝便成为人们咏史时常用的体裁。李商隐也是当时咏史诗之大家，咏史之作多达六十多首，而且各体俱有佳作，更以七言律绝的成就突出。杜牧与李商隐是众多的咏史诗人的优秀代表,在咏史诗的发展长河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二、生平背景与创作心理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或樊南生，河南人，自幼处境微寒，生活艰难。李商隐一生都被卷入牛李党争难以自拔，跟随双方的政治浮沉而遭受牵连。他的悲剧遭遇，从根本上来说是唐后期整个社会上的种种积弊现实所造成的。
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人，出身于世家大族，后家道中落。由于其性情耿介，一生仕途不很得意，使得杜牧对社会现实有着超于常人的较为清醒的认识，从而在其诗中得到了较为客观全面的反映。杜牧继承了他祖父杜佑经世致用的传统，入仕之前便关注历代兴衰得失，好论政谈兵[2]。二十三岁时他就写下了著名的《阿房宫赋》，以讽刺敬宗的耽于声色游乐。这些都为他后来的咏史诗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杜牧、李商隐都处在唐朝社会黑暗及内忧外患的时代，都渴望力挽狂澜。两人写诗时的个人心态是不同的。李商隐在历经了无数人生道路的崎岖后，已朦胧感觉唐王朝中兴无望，又发觉自己缺乏挽救时局的力量与信心，于是悲观情绪渐浓，思想上产生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原》)的危机感和幻灭感。他内心的苦闷和悲愤都反映出一种江河日下、黄昏渐近的时代气氛。黑暗的现实与他急切想挽救现实的愿望尖锐地冲撞，他只能把自己对现实地深刻理解，完全融入在历史事件的抒写之中。
杜牧的心态与李商隐则迥然有别。杜牧一生有着“愿补舜衣裳”的雄心壮志，相信只要自己的政治能力得到了皇帝的重用，就会在挽救大唐的危机命运中大有作为。杜牧的“天才的自信”，在很多咏史诗中都得到充分的表现。现实残酷，报国无门，杜牧缺少一个让他发挥才能的平台，因此他才好作翻案咏史之作。在《赤壁》、《题乌江亭》这两首诗中，他讥笑周瑜凭借运气在赤壁取胜，讥笑项羽不能忍辱负重，缺乏百折不挠的精神。他在翻历史陈案时突出强调个人的作用就能充分体现对自己政治才能的自信。
三、“讽”与“鉴”的创作目的
哲学是抽象地思考着世界，诗则是具体地表着着世界――目的都是为了能够改造世界。李商隐和杜牧咏史诗都怀着高度的创作意识以期救国难于水火。
因生世的曲折与理想的不得志使李商隐对社会有更冷峻与清晰的认识。他的咏史诗多为“借古讽今”。讽刺产生于诗人对他所生活的世界看出了致命的矛盾，是人类的理性向它的破坏者的一种反击[3]。讽是其目的，也是其创作手段。而他还不是委婉的讽刺，而是直接行事，多为指事切近，大胆揭露，“敢言人之所不敢言”。如《龙池》有关唐、杨的故事早在白居易的《长恨歌》中就写过，但是被有意作了掩饰和修改，借以歌咏二人生死不渝的爱情。李商隐却旨在揭露玄宗霸占儿媳的淫秽丑行，据实直录，毫不掩饰，虽无一恶字，却无一字不贬。李商隐在《华清宫》用了明显的反讽手法发难于当朝皇帝唐玄宗，使语调更加尖刻冷峻。以致纪昀曾用“尖酸刻薄”来形容其诗，很多人也认为“大伤诗教”。 其实他是顺应自己的强烈情感，没有遵循自古以来就奉行的“怨而不怒”的传统标准而已。
杜牧的咏史诗大多是就史而论史，有感于晚唐颓势，较为笼统地抒发兴亡之感，虽然其诗不乏讽刺意味，但其中“鉴”的作用更为明显，以期达到警诫作用。如《泊秦淮》一诗叹商女唱曲，世风日下，曲折影射了他所处的晚唐统治阶级醉生梦死的没落现实，以警醒众人不要沉溺于声色而重蹈亡国覆辙。诗人在《江南春绝句》中凭吊南朝覆灭时的寺庙，对其来历稍作点拨，使人既纵向想象当年这些佛寺建造的历史，又能横向联想唐王朝过分崇佛致国力衰退的后果，含蕴地揭露当时崇佛修寺的情景。无论侧重于“讽”还是侧重于“鉴”，他们都以叹古怀昔的旧形式，反映了现实社会，及难以排遣的.兴废之感，扩大了咏史诗表现的容量，增强了咏史诗的现实性。
四、同而不同的艺术特征
杜牧、李商隐的咏史诗比较讲究立意结构、遣词造句，其诗的艺术特征与表现手法，有些是相近的，有的则是各有特色。
(一)选材典型，往往以小见大
李商隐的咏史诗常选取典型的人物、事件来达到对昏君奢淫误国的有力揭露讽刺。选用历代昏君,将他们作为历史的反面典型,以此讽喻当代君王。如《隋宫》(绝句)选取了典型的历史事实，总结隋朝亡国的教训，着力刻画隋炀帝祸国殃民的暴君形象。而选用正面之人如屈原、宋玉、贾谊等，借咏叹这些人的不幸遭遇,表达自己的身世之感和人生慨叹。李商隐还常选取昏君游玩淫乐的小物品,借题发挥,以小见大,寄寓深刻感慨，如在《齐宫词》中，诗人借用九子铃来串演北齐后主、梁台新主相继荒淫亡国的悲剧,寄托兴亡的感慨。
杜牧的《赤壁》是由一件从江沙打捞出来的三国时的铁戟联想起那场历史上惊心动魄的赤壁之战。还运用铜雀、二乔这些虽与战争无关，但却是三国时的标志性人物、建筑意象，来引发巨大的时空逆转与深长的历史思考。《过华清宫绝句》未曾罗列玄宗骄奢淫逸的生活现象，而只选取千里急送荔枝博取贵妃一笑这样一件“小事”简单陈述。谨守了历史的真实，又高于历史的真实，达到了艺术的真实，形成非常富于戏剧性的场面，于细微处发现历史问题。
(二)对比强烈，叙写形象
在诗中展示鲜明对照的历史画面，能以最省俭的笔墨，将诗人饱满丰富的感情，表现得痛快淋漓。
李商隐写作咏史诗,与很多诗人有所不同,往往很少直接议论和具体评判,用抽象的道理来教训人们,而多通过展开合理联想和形象叙写，从对比鲜明的画面和意象中寄寓讽喻之情。《北齐二首》篇中“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剪裁了发生于不同时间的两个场景，不留情面地将昏君的丑态用鲜明的对比展现出来, 国之将亡，昏君仍沉迷后宫，字里行间充溢着尖锐而辛辣的讽刺意味。《南朝》则把陈后主的荒淫较比于齐废帝有过之无不及，后代荒淫甚于前朝。
杜牧也常运用鲜明对照的特写镜头。如《台城曲二首》其一描写陈亡时陈后主在国破后竟可笑地躲入井中，而城外军队战势激烈，城内城外的场景形象而有条不紊的一一展开，对比强烈，情节形象可感。更为著名的《过华清宫三绝句》,更是劳民伤财，生活奢侈的进贡荔枝只为博美人一笑，真正所谓“一笑倾城，一笑倾国”。宫中歌舞升平，宫外则社会政治形势剧变，画面虽简单，却将当时表面波澜不惊，实际暗流汹涌的政治无限延伸到了整个社会的动态，将山河破碎的原因一一用形象的笔触作了揭示。
(三)善于“点铁成金”，议论不落俗套
咏史诗题材多为众所周知的不新鲜题材，可是“小李杜”能够对老生常谈的典故“点铁成金”，显示了他们非凡的见解，使咏史诗的艺术欣赏价值和历史鉴戒意义都得到了很大提高。
如李商隐的七绝佳作《梦泽》，关于“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典故，自古以来人们都习惯性地指责残暴荒淫的“好细腰”的楚王。李商隐却将批判重点放在自作自受的宫女身上。他不是表面性的讽刺这些人的媚主邀宠，而是深入地讽刺这些悲剧人物麻木不仁的人生状态。这种深层次的思考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题材原有的普通意义，将腐朽丑陋的世风作了最本质的暴露。其咏史佳作《贾生》，也突破了借贾谊的经历以抒发己之不遇的习惯做法，从贾生被君主赏识的角度出发，先抑后扬，反其意而用之，将事实的真相与表象自我矛盾。
杜牧很善于对历史人物事件重新做出评价与出人意料的议论,渗透着一种对历史和现实的体察。他在《题桃花夫人庙》(七绝)深究息国之亡的原因。正如《瓯北诗语》中所评：“以绿珠之死，形息夫人之不死，高下自见。而词语蕴藉，不显露讥讪，尤得风人之旨耳。”他能够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是那些人所尽知的美色误国之浅显见解所远不及的。而《题商山四皓庙》取典于吕后请商山四皓出山以固太子储位之事，历来人们对此事评价甚高，而杜牧能超出常人的眼光，指出因四皓出山而致吕后专权的恶果。这种立意的高绝，见解的独到正如赵翼所云:“杜牧之作诗，恐流于平弱，故措词必拗峭，立意必奇辟。多作翻案语，无一平正者。
五、咏史诗意境
诗的境界是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所创造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契合的艺术境界。一首诗的意境则包含了时代特色与个人特色，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个人特色。明人宁濂指出：“诗，心之声也。是故凝重之人，其诗典以则，俊逸之人，其诗藻而丽;燥易之人，其诗浮以靡;奇刻之人，其诗峭厉不平;严庄温雅之人，其诗自然从容而超乎物象之表。”
李商隐喜欢重构历史，并将其感伤心态与悲剧气息融合其中，把对社会的义愤与不平曲折折射出来。创作中他大力以“绮靡”之词写“怨刺”之诗。“绮靡”作为不同于他人的诗风与浓郁的抒情色彩和深长的情致，深刻的议论、尖锐的讽刺多相结合达到了境界的高度浑融 [7]。他自己的目标就是要将讽谕怨刺的内容与委婉清丽的形式结合起来，是“徘徊胜境，顾慕良辰，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谢河东公和诗启》)。
杜牧自忖“平生五色线”，咏史诗也自然呈现出指点江山，品评历史的勃勃英气。但人生经历与性情让他在咏史诗中常常情不自禁地以个人意识体察历史，敢于突破单纯演绎史实，褒贬人物的格局，大胆凸现鲜明的个人色彩借咏史以抒怀，将其积极的情态，高绝的议论与过人的史识融合，指摘时弊，针砭现实。他的诗不重视用词的华丽，而更重于诗中情志。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色彩”。诗必须为自我性格、情趣、经验的返照。诗境经过了移情处理后已经心神凝注，物我两忘。
李商隐常在咏史诗中把主观感情移入诗中对象，处理题材时也表现出浓厚的主观化倾向。他用虚拟推想之辞在史实传说的基础上加以艺术的想象，而且诗中所表现出的意境真实与艺术真实令人信服。《隋宫》(七律)只根据史实传说经过自己的艺术处理对昏君作了尖锐的刻画，场面不失为真实可感，堪称大手笔。
杜牧的咏史诗往往重新虚构历史的陈案或结局，将历史上已成定局的重大事件从其个人愿望做出观照。《题乌江亭》中杜牧从其为人性情出发对项羽的自杀行为进行了否定。又如《赤壁》也未从正面入手，而是展开逆向思维，得出一个假设中的结局，使人对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做出深思。
六、结语
杜牧的七绝咏史对史论式诗体的确立产生了重大影响。李商隐从选材的意识到艺术的表现形式无不垂范后世，为晚唐咏史诗的集大成者。他们所触及的题材范围之广，表现手法的丰富以及风格的多变都推动了咏史诗的发展。他们的创作承前启后，在咏史诗的发展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篇3：杜牧的咏史诗
杜牧的咏史诗
杜牧的诗文共四百多篇，无论是咏史、感怀、抒情、写景，均不乏佳作。其中，以咏史诗数量最多，也最能体现杜牧诗歌的主体风貌。在众多的咏史诗人中，杜牧在咏史诗的发展中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杜牧身处国势衰微、局势动荡的晚唐。素有“小李杜”之称的杜牧，在晚唐诗坛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其甥裴延翰编次《樊川文集》二十卷，收诗文四百五十篇。无论是咏史、感怀、抒情、写景，均不乏佳作。其中，以咏史诗数量最多，也最能体现杜牧诗歌的主体风貌。他的咏史诗既有一定数量、质量，也有明确的创作意图和艺术追求。
一、杜牧的生平与咏史诗的生成
杜牧(803―852)，字牧之，京兆万年(今西安市)人。杜牧是唐代杰出的诗人、散文家，是宰相杜佑之孙，杜从郁之子。可以说杜牧出身于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很有文化传统。“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篇，上下驰皇王。”(《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由此可见，杜牧对自己的家世很自豪。书香门第的家世致使杜牧从小就饱读了诗书，成年后他才华横溢，有远大的抱负，很想建功立业，有一番作为。唐文宗大和二年，他26岁进士及第。他做过十年幕吏，又任过黄、池、睦、湖州刺史等地方官，还任过校书郎、吏部员外郎等京官，官终于中书舍人，然而他却一生官不及将相。所以，杜牧感到怏怏不平。另一方面，杜牧虽然出身名门世家，自从父亲去世后，家道已经衰落，买宅还债，奴婢大多散去。此时的杜牧家生活穷困，饱尝辛酸。所以杜牧对生活疾苦的了解较为深刻，也养成了他耿介刚直的个性。
在《自撰墓志铭》中，杜牧已自称“某平生好读书”，而于所读书中，又对经、史格外留心，因为“经书括根本，史书阅兴亡”(《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所以，他为文作诗极好征引古事。不仅在《罪言》这样的策论中，引古事以证明得山东的重要与失山东的危害，而且《阿房宫赋》的写作也是有感于“秦人不暇自衰，而后人衰之;后人衰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衰后人也”这一种历史承袭现象。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说明，杜牧的好古并非泥古，而是以“今用”为目的。
杜牧的咏史诗多半是就史论史。从唐敬宗和唐文宗时期开始，大唐的气数就已经一天不如一天。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于斯之时，阍寺专权，胁君于内，弗能远也;藩镇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杀逐主帅，据命自立，弗能诘也;军旅岁兴，赋敛日急，骨肉纵横于原野，轴空竭于里闾。”(《唐纪》六十)。这就明显地指出，第一，当时朝廷中是宦官专权，朋党之间的相互争斗频繁发生。朝中的官位很紧缺，但是象杜牧这样的一般士人却很难有机会进入政治机构的上层。第二，当时的科场风气败坏，许多出身低微，不善于官场应酬的有才人士，在考场上不甚得意，甚至终生不第;即使考中了，也很难做大官。面对着唐王朝末世的现状和自身暗淡的前途，他们的心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心中仍然关心时政，为朝廷着想，对朝廷还仍存希望，抱有幻想，却往往是个人身世沉沦，空怀抱负。面对晚唐王朝的现状，杜牧忧心如焚，渴望一挽狂澜，济世济民。但是官场上的黑暗，仕途上的坎坷，使他壮志难酬，报国无门。长期的幕僚生活，加上不断的谪迁，让他感慨颇多。但他只是一位无权无势的文人，也只能把满腔的愤慨通过饱蘸情感的诗篇发泄出来。诗人是时代的神经，他们对于现实要比其他人敏感的多。白居易也说过：“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其中就突出强调了诗歌创作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以及诗歌的政治作用。面对现实，杜牧有一种忧郁情怀，他本人又具有绝世的才华，性格豪俊，因此他的抑郁情怀并没有走向沉沦，所有的这一切都影响着他的咏史诗歌。
二、杜牧的咏史诗的题材类型
杜牧的咏史诗数量比较多，而且大多抒写对于历史上繁荣昌盛局面消逝的伤悼情绪，寓有盛衰兴亡不可抗拒的哲理意味。其咏史诗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一)借古喻今，讽刺帝王的荒淫，议论朝政得失
诗人常常多愁善感，在登临古迹时，免不了会把今昔进行一番对比，抒发个人的感慨，表达一个文人对事物的看法。杜牧也不例外。如脍炙人口的《过华清宫》：“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首诗选取为贵妃飞骑送荔枝这一件事，形象地揭露了统治者为满足一己口腹之欲，竟不惜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有力地鞭挞了唐玄宗与扬贵妃的骄奢淫侈。诗歌前两句为背景铺垫，后两句推出描写的主体，提示诗歌主旨。“一骑红尘”和“妃子笑”两个具体形象的并列推出，启人思索，留有悬念。“无人知”虽三字，却发人深省，耐人寻味。全诗在史实的基础上，驰骋丰富的艺术想象，既引人人胜，又耐人寻味。全诗不着一句议论而题旨自见。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泊秦淮》)。诗中的秦淮河两岸曾经是很有名的繁华地带，这里酒家林立，有钱人在此过着花天酒地、笙歌艳舞的生活。诗人路过此地，泊舟岸边，亲眼见到两岸的灯红酒绿，亲耳听到两岸的淫歌艳舞，触景生情，作诗一首，借古讽今，讽刺晚唐那些醉生梦死、苟且偷安的上层人物，预示晚唐王朝的末日“计日可待也”。诗中表达了诗人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及诗人的忧愤之情，反映出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二)以诗论史，借题发挥，表现自己的政治感慨与识见，具有史论色彩
杜牧是一位现实主义诗人，他的思想中有很沉重的忧患意识。面对晚唐王朝的现状，他很想挽救，也很愿意出谋划策去拯救国家。但是苦于无人赏识，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因而他的这类怀古咏史诗就表现出了一种涌动不安的情绪。诗中既有深沉而凝重的历史感，又包含激情，诗人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中抒发着自己的政治抱负。 《题乌江亭》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诗中的“乌江亭”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和县东北的乌江浦。《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项羽兵败，乌江亭长备好船劝他渡江回江东，然后再图谋发展。可他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乃自刎于乌江边。这首诗与李清照的《乌江》截然不同。在此诗中，诗人杜牧提出了自己对历史事件的推想。俗话说得好：“胜败乃兵家常事。”可项羽因兵败而自刎，这只能说明项羽的胸怀不够宽广，缺乏大将风度。诗人先对这点进行了批评，然后进一步提出假设，如果当时项羽回到了江东，重整旗鼓，那么几年之后很可能会卷土重来。诗人其实是在批评项羽不善于把握机会，不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不会用人。在此杜牧强调了兵家不仅要有远见的卓识，而且还应该有博大的胸怀，应该做到“胜不骄，败不馁”。
还有《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借慨叹周瑜因有东风之便取得成功，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心情。这一写法尤为后代许多诗人所仿效。对现实政治的关切，在杜牧诗中形成一种深沉的历史感，即使是流连山水、描摹自然之作，也常常融合了他对自然、社会、历史的感触，有一种伤今怀古的忧患意识。
三、杜牧的咏史诗的创造性贡献
(一)杜牧咏史诗的创作意识比前人更明确
杜牧的咏史诗或以史为谏，或针砭时速，极大地增加了咏史诗的现实主义倾向。他以叹古怀昔的旧形式，反映现实社会的亲问题、新情绪，消除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隔膜，把晚唐社会危机四伏、人心思治的状况以及难以排遣的兴废之感统统包容于诗中，扩大了咏史诗的容量，同时，由于他所写问题与情绪的普遍性，在当时及后世都可引起广泛的同感。
作家的创作总要受某一种思想指导，咏史诗既然以历史故事或传说为题材，它就与诗人的历史观有密切的关系。杜牧认为乱亡的根本在帝王的荒淫。他的诗常写荒淫丧国，遗恨无穷。如《隋宫春》：“龙舟东下事成空，蔓草萋萋满故宫。亡国亡家为颜色，他们偏狭地看到了文言不利的.一面。如果说白话文运动的成功是在于取缔了士大夫阶级所垄断的文言，那它的失败也在于取缔了能够博大精深、联结古今的文言。到如今社会，这种断裂性的危害已经轻易可见。
(二)侧重工具论
胡适后来在回忆白话文运动时有过这样的总结：“在一九一六年二三月之际，我对中国文学的问题发生了智慧上的变迁。我终于得出一个概括的观念：原来一整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去替代另一个工具。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史上的语言工具变迁史。”显然，胡适这种“文学工具论”只注重形式而忽略了文本的思想性。
和梁启超一样，胡适在本质上是一位政治哲学家，他之所以要选择掀起一场文学领域的革命，是因为他认定文学是对大多数人进行宣传教育的最好的工具，要想很好地宣传他的信仰，就只有进行文学语言的变革。在“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达意表情;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观念下，白话达意表情的功效远远大于文言，所以即使那些即使带来新思想的文言也是不入流、而被时代抛弃的。他的这种态度在白话文取得胜利后的1922年所写《五十年中国之文学》容易可见。在里面他赞扬了严复和林纾翻译外国著作的先锋性。严复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观点和“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社会进步理论，在当时的中国，起了打击封建势力，启发中国知识界探索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作用，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而林纾用文言融西洋诙谐风趣之风于文，译书百部，“更用力气，更见精彩”，是“介绍西洋近代文学的第一人”。最后笔峰一转，他们因不是白话而写而被贬低。
当然，五四白话文运动的主导者们的目的，不仅是使白话文上升为合法的正式的书面语，来取代不利于宣传布教的文言文，而且是要否定文言文所包含的封建内容、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不过在当时短促的时间里也只有周氏兄弟等人真正意识到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启民和承古，还深入到对现代资本主义以物的发展与追逐为核心的文明形态的反思和批评。其实，在这个层面上学衡派比胡适更有眼界和包容性。他们正试图以一种渐进的方式去进行改良时，使两者更加和谐的相处和发展。所以事实上，文言和白话只不过是一种语言形式，正如成仿吾所谓“容器”而已。新瓶装旧酒，酒还是一样的味道。白话文也可以像文言文一样承载着满脑子的封建之道。数十年来的历史实践表明，将文学语言视为社会变革的首选工具，这种功利化和简单化的思想使中国的文学多次走上了变异的道路。
总之，胡适、陈独秀等五四新文化派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在今天看来还是功大于过，他们的激进的思想行为也是需要我们理解的。不过白话文运动带来的危机的浪沫已经早已浮现，当下的知识分子在这点上也早已发觉，并提出了各种提案。如何转危为安，如何促使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这在当下，已是燃眉之急。
篇4：刘禹锡咏史诗咏成因
刘禹锡咏史诗咏成因
刘禹锡能创作出大量咏史诗并在中唐诗坛占有重要地位,除了外部客观因素的影响外,内因也是决定性因素。
《四溟诗话》有云:“史诗勿轻作,或己事相触,或时政相关,或独出断案。”“独出断案”说明咏史诗创作需要较高的修养,“时政相关”则不仅要求诗人熟悉历史掌故,还要求诗人能够具有将现实与历史联系起来,寻找现实与历史之间深层联系的能力。创作咏史诗除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外,自身素质的高低决定着诗歌的优劣。自身素质主要包括学、识、才、情几个方面。本文从以上几个方面论述刘禹锡咏史诗形成的原因。
一、学
所谓“学”即指学问,它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劳动、斗争中各种经验的总结,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学问在咏史诗的创作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古代知识分子写诗是为了抒情言志,通过自己的讽诵达到使社会风俗清淳的目的。而志的产生也来源于长期的勤学钻研,尤其是传统的儒家学说对志的生成有着直接的影响。
刘禹锡出生于一个儒学世家,其在《子刘子自传》中说:“世为儒而仕”、“家本儒素,业在艺文”。其父刘绪家教甚严,使他从小就系统地接受了儒家学说。刘禹锡自幼聪敏好学,很有教养,权德舆《送刘秀才登科后侍从赴东京觐省序》中曾回忆刘禹锡童年时代给他留下的印象是:“始予见其卯,已习《诗》、《书》,佩?、?恭敬详雅,异乎其伦。”另外刘禹锡在《献权舍人书》中说:“众之指目,忝阁下门客,惧无以报称,故厚自淬琢,靡遗分阴。”他争分夺秒地阅读各种书籍。直至晚年,刘禹锡仍然保持着好学不倦的精神,在《罢郡归洛阳闲居》诗中称:“闻说功名事,依前惜寸阴”;在《郡斋书怀寄河南白尹兼简分司崔宾客》诗中感叹自己“漫谈图书三十年,年年为郡老天涯。”渊博的知识储备,不仅培养了刘禹锡诗歌创作高尚的审美理想,而且提升了审美要求,提高了审美能力。
刘禹锡还深受中唐时期啖助、赵匡、陆质所倡导的《春秋》学派不拘空名、从宜救乱的经世儒学的影响。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在其内心深处扎根,在诗文中刘禹锡也多次提到“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今道未施于人,所蓄者志”。讽谏传统和温柔敦厚的诗教对诗人也有影响。这使刘禹锡具备了从屈原开始咏史诗的作者便具有的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责任感,促使诗人拿起手中的笔以历史为依据,进行咏史诗的创作。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咏史诗是诗人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的产物,它们反映出来的是诗人关心国计民生的强烈忧患意识。
二、识
所谓“识”指识见,主要是诗人观察和认识客观事物所具有的敏锐而奇异的眼力。在咏史诗创作中诗人有了这种眼力就可以对历史现象做出深层次的分析和判断,从中发现有价值的东西,进而截取它作为诗歌吟咏的对象。另外咏史诗所选取的历史材料必须是真实的,这就要求诗人在选取歌咏对象时首先对历史材料的真伪进行甑别。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真伪很难辨认,而且不同的历史学家在编纂历史典籍时往往会站在自己阶级的立场上,依据自己的道德尺度对历史事实进行篡改,在这个时候诗人的`识别能力显得异乎寻常的重要。这方面能力的培养除自幼博览群书打下的坚实基础外,杜佑对刘禹锡有深远的影响。
刘禹锡《徐州文宣王新庙碑》云:“禹锡昔年忝岐公门下生,四参公府”。“四参公府”指:(1)贞元十六年夏,杜佑加同平章事兼徐泗濠节度使,刘禹锡入杜佑幕,为徐泗濠节度使掌书记。(2)同年秋杜佑罢徐泗濠节度使,专任淮南节度使,刘禹锡改为扬州掌书记。贞元二十一年,杜佑兼山陵使,以刘禹锡属崇陵使判官。(4)杜佑兼度支、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刘禹锡判度支、盐铁等案。刘禹锡与杜佑关系密切,曾代杜佑撰写大量的表、状,现存二十九篇。杜佑著有历史巨作《通典》一书,在刘禹锡四次为之效力的过程中,得到了他的赏识,有机会看到杜佑的《通典》,并在学术上得到他的指点。对刘禹锡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起过一定的作用。
在哲学思想上,刘禹锡批判了天命神学世界观,总结了先秦以来关于天人关系问题的长期争论。其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从内容、体系、战斗性和科学性方面来看,不仅在唐代是最为突出的,而且在中国哲学史上也以其创造性的理论建树而占有独特的地位。《问大钧赋》、《何卜赋》、《鉴药》、《儆舟》等,富有哲学思想。《天论》在我国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在文中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著名观点。因此刘禹锡能用唯物的客观的眼光来看待人事的变迁和社会的变化。刘禹锡所具有的这些哲学思想在咏史诗中也经常流露出来。如著名的《金陵怀古》:“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从哲学家的视角指出,一个国家和朝代的兴亡,主要依靠的是人事,山川地形的有利因素不足为恃。并以陈后主依仗长江天险而荒淫失国为依据,警醒读者。
篇5：杜牧咏史诗的思想内涵
杜牧咏史诗的思想内涵
作为晚唐时期的杰出诗人，杜牧的作品以咏史抒怀者居多。晚唐政局混乱，社会动荡，诗人感时伤事，见古迹、思古人，对时政有感而发，往往注重的是对世事的思考与评价。
杜牧是晚唐时期的杰出诗人，虽然自幼生活在官宦之家(杜牧祖父杜佑在贞元十九年入朝为相)，但此时的李唐政权已经进入了垂暮之际，经过安史之乱后，已经元气大伤，地方藩镇割据，朝廷宦官篡权，党争不断;边境少数民族政权不断侵扰，社会内部阶级矛盾日益加剧，整个社会都处于风雨飘摇的动荡之中，再也看不到大唐盛世时的景象了。杜牧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出生、长大。
目睹政局的混乱和社会的黑暗，诗人年少时便立下了济世之志，“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郡斋独酌》)，但当时的官场容不下他“刚直有气节”的正直性格，杜牧出身于世宦家庭，不肯低头求人趋炎附势，因此一生在功名上没有取得什么成就，胸中抱负也未能施展，便把满腹的才情倾诉在诗歌创作上，通过一首首发自内心的诗歌，展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杜牧诗作中咏古抒怀的作品占多数，作者正是借对古人的评价来影射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谴责。杜牧的咏史诗不仅抒发了诗人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更表达出深刻的人生哲理和思想内涵，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怀古伤今的忧患意识
杜牧的咏史诗往往以对史事的描述抒发感慨，针砭时局。杜牧曾作绝句《过华清宫》讽刺唐玄宗执政后期的昏庸腐败：“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首诗描写了杨贵妃爱吃鲜荔枝，唐玄宗便动用传递紧急军情的飞骑从岭南向长安传送荔枝来满足宠妃的口腹之欲，以小见大，通过千里送荔枝这一典故，讽刺李唐政权统治者骄奢淫逸不恤民情，只图一己享乐，无视军国大事，终于导致唐朝后期发生安史之乱。又如《汴河怀古》道：“锦缆龙舟隋炀帝，平台复道汉梁王。游人闲起前朝念，《折柳》孤吟断杀肠。”
诗人站在汴河边上想起曾经打造以锦帛为船缆的豪华龙舟游幸扬州的隋炀帝，以及更早的西汉时期大兴土木兴建宫室的梁孝王，这些为人君者在当年穷奢极欲，为了满足一己淫乐，大肆挥霍民脂民膏，不可一世，最终自取灭亡。杜牧作品见微知著，通过一件小事却反映了历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一滴水映现出大千世界，融写景、怀古、论政为一炉，给读者以极深刻的印象。
再来分析《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一诗：“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作者作诗时即将离开京城赴湖州出任刺史，当时的朝廷宦官把持朝政，牛李党争导致朝廷官员划分为两个阵营相互攻轩，本诗前两句表面上看去很轻松，很放达，显示了作者对于朝廷党争牛李两党争权夺利的不屑，诗人看不惯政局的混乱，与其在京城担任闲职，还不如出守外郡，落得耳根清净。即将离开京城远去湖州赴任，回望京师长安，诗人没有关注皇城，而是把目光投向安葬初唐明君唐太宗的昭陵，诗人似乎有满肚子的话要说，唐太宗时代君主贤明，知人善任，唯才是举;政治清明，国家强盛。通过“望昭陵”几个字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从历史的回顾中审视唐代现实的那种揪心和沉痛的悲哀。
二、蕴含深刻的人生哲理
杜牧的咏史诗往往表达比较含蓄，理性的`文字表面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例如绝句《木兰诗》：“弯弓征战作男儿，梦里曾经与画眉。几度思归还把酒，拂云堆上祝明妃。”在诗中作者使用“梦里画眉”、“几度思归”两处心理描写形象地揭示了木兰的内心世界，更加真实地展现了“巾帼英雄”的女儿本色。白天，花木兰“弯弓征战”，同男儿一样冲锋陷阵，晚上睡觉时却在梦里对镜画眉，还是女儿本色。离家从军以来曾经无数次思念亲人想回到家乡，这也是女孩儿家的正常心理，只有思家爱家才能体现她代父从军的意义。最后一句诗中的“把酒”、“祝明妃”把西汉时的昭君出塞同木兰从军联系到一起，两个奇女子殊途同归，都是为了国家牺牲小我，更显示了木兰崇高的精神境界。这首诗的背后暗示统治者的无能，把国家的安危托付给妇人。
杜牧诗作在字里行间表现出作者对于生活的切身感悟，并通过作品加以升华，在写出脍炙人口的传世作品的同时，充分表达了作者复杂的情感体验，透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洞察到作者生活的时代的纷纭情状，从而进入诗人的内心世界，可以体会到诗人在当时把握着历史进程的脉搏，并尽可能升华为深刻的人生感悟和对宇宙世界的认识。如《题宣州开元寺水阁》
篇6：咏史诗
咏史诗大全
1、《汉宫词》
唐・李商隐
青雀西飞竟未回，君王长在集灵台。
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
2、《咏史》
唐・李商隐
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
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蟠。
3、《金陵怀古》
唐・刘禹锡
潮满冶城渚，日斜征虏亭。
蔡洲新草绿，幕府旧烟青。
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
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
4、《过陈琳墓》
唐・温庭筠
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蓬过此坟。
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独怜君。
石麟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
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
5、《题乌江亭》
唐・杜牧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6、《咏怀古迹》
（其一）
支离东北风尘际，飘泊西南天地间。
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
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其二）
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
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
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
（其三）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其四）
蜀主窥吴幸三峡，崩年亦在永安宫。
翠华想像空山里，玉殿虚无野寺中。
古庙杉松巢水鹤，岁时伏腊走村翁。
武侯祠堂常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
（其五）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
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7、《咏史诗・黄河》
唐・胡曾
博望沉埋不复旋，黄河依旧水茫然。
沿流欲共牛郎语，只得灵槎送上天。
8、《金谷园》
唐・杜牧
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
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
9、《卖花声・怀古》
元・张可久
阿房舞殿翻罗袖，金谷名园起玉楼，
隋堤古柳缆龙舟。
不堪回首，东风还又，野花开暮春时候。
美人自刎乌江岸，战火曾烧赤壁山，
将军空老玉门关。
读书人一声长叹。
篇7： 咏史诗
1、《金陵怀古》
唐·刘禹锡
潮满冶城渚，日斜征虏亭。
蔡洲新草绿，幕府旧烟青。
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
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
2、《金谷园》
唐·杜牧
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
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
3、《咏史诗·黄河》
唐·胡曾
博望沉埋不复旋，黄河依旧水茫然。
沿流欲共牛郎语，只得灵槎送上天。
4、《过陈琳墓》
唐·温庭筠
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蓬过此坟。
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独怜君。
石麟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
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
5、《题乌江亭》
唐·杜牧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6、《咏怀古迹》
(其一)
支离东北风尘际，飘泊西南天地间。
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
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其二)
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
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
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
(其三)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其四)
蜀主窥吴幸三峡，崩年亦在永安宫。
翠华想像空山里，玉殿虚无野寺中。
古庙杉松巢水鹤，岁时伏腊走村翁。
武侯祠堂常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
(其五)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
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7、《汉宫词》
唐·李商隐
青雀西飞竟未回，君王长在集灵台。
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
8、《咏史》
唐·李商隐
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
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