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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袁宝华简介
袁宝华．敢立潮头打浪尖
他长期担任国家工业部门和国民经济综合部门的主要负责工作，经历了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他力主中国的经济建设要从国情出发走出自己的新路子，尤其重视科学技术在发展生产中的积极作用。在中国的工业和经济发展进程中，他做出了十分卓越的贡献。
在共和国的早期高层领导人中，经济管理的行家里手并不多，但是，他们凭着为新中国献身的热情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在这陌生的领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袁宝华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191月13日，袁宝华出生于河南省南召县，可以说，他一出世就被抛在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上——读小学时，从老师的讲述中了解近代中国屈辱的历史；上初中，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出兵济南，屠杀中国军民的“济南惨案”发生之时；1931年进入河南大学附属高中读书，又遇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三省；1935年，即袁宝华考人北京大学的第二年，继日寇成立冀东汉奸傀儡政府后，国民党政府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向日方妥协，由此引发了声势浩大震惊中外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袁宝华勇敢地投身于这一抗日图存运动之中。这一系列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事件，唤起了年轻时代的袁宝华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激发了他报效祖国的一腔壮志豪情。
1936年4月，袁宝华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9月转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北京大学支部宣传委员。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形势十分严峻，袁宝华离开北大回到家乡河南组织群众抗日救国斗争，先后担任过开封和南阳平津同学会执行委员、南召县自卫团政训主任、中共南阳特支委员、南召区委委员、南阳中心县委委员、豫鄂陕边区工委委员、豫西南特（地委）委员兼南召县委统战部长。1940年底，袁宝华经西安到达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次年3月调中央组织部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袁宝华奉调东北，先后担任县委书记、省委青委书记等职，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新中国的成立，在袁宝华的人生历史上翻开了一页新的篇章，同时也使他面临严峻的挑战。他将由政权建设转入到经济建设工作中来。原先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他先读数学系，后转入地质系，虽都与经济靠边，可毕竟不是专攻，与经济管理有很大区别，何况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对当时的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依然是凭着热爱祖国的精神支点，凭着为新生的共和国献身的情怀，袁宝华勇敢地接受了这个挑战。他先后担任东北工业部秘书长兼计划处长，国家重工业部、冶金工业部、物资管理部、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等重要经济管理部门的局长、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副主任、主任等领导职务。他创建并领导了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并任会长。在此期间，他作为代表出席了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十、十一、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国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在中共十三大当选为第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40多年来，袁宝华一直在国家工业部门和国民经济综合部门工作，长期担任主要负责工作，经历了建国以来共和国经济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他参加过东北工业基地的建设，参加了莫斯科156项建设项目的谈判。五十年代，为发展中国钢铁工业，他不辞辛劳，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戈壁山川，选厂址，上项目。现在全国大大小小的钢铁基地的建设，许多都与他的努力有关。六十年代，他又把大量精力投入到创建国家物资管理系统的工作上。“文革”开始不久，他受到了“四人帮”的残酷迫害，1969年由周恩来总理点名“解放”出来，在“四人帮”严重干涉破坏的困难条件下，协助余秋里等维持了全国工业交通和经济活动。改革开放一开始，袁宝华就率国家经济代表团先后访问了美、日、英、法、德等国家，系统考察了国外企业的管理情况，对比中国企业管理状况，提出了加强企业管理方面的许多新建议。之后，他用了八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抓企业的全面整顿工作，抓职工文化、技术的“双补”工作，都有建树。他主持制订了《企业管理现代化纲要》、《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和《企业法》。1978年后，在他再次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主任时，就力主企业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组织制订方案，进行试点，并总结、推广了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他的出色工作，受到了几代领导人的高度器重。1980年，他陪同邓小平会见日本生产性本部代表团；在中共十五大会议上，江泽民总书记就有关问题与他亲切交谈。
袁宝华对中国的工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熟悉中国经济情况，从实践到理论有较系统成熟的见解。他一贯主张经济建设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讲求实效，尤其重视科学技术在发展生产中的积极作用，力主经济建设要走出中国自己的新路子。无疑，这一见解对中国经济建设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他一贯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他形象地说：“管理科学同科学技术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个车轮，但在这两个车轮前边还有一个导轮，这就是思想政治工作。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保证。”
除了在共和国的经济建设工作中卓有建树，袁宝华对职工教育和高校的改革与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1980年3月和1985年6月，经中共中央决定，国务院任命，袁宝华先后兼任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主任和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在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和党组书记的六年时间里，他和学校其他领导一道，弘扬中国人民大学的优良传统，发挥学科优势，团结协作，民主办学，锐意改革，保证学校在坚持正确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前提下稳步发展，受到广大师生的爱戴。
“敢立潮头打浪尖”，在中国的工业和经济发展进程中，袁宝华做出了十分卓越的贡献。
篇2：袁晁简介
袁晁
（？～764） 唐中叶浙东农民起义领袖。明州（今浙江宁波南）人。初为小吏。安史之乱时期，唐政府在江浙一带加紧搜括，这一地区的农民纷纷反抗。当地统治者命令袁晁擒捕，他拒不受命，于宝应元年（762）在明州翁山（今浙江定海东）聚众起义。八月攻克台州（今浙江临海），赶走刺史史叙。随即建元宝胜，署置公卿数十人，都是农民出身。一时，“民疲于赋敛者多归之”。起义军向北、西、南发展，先后攻下越州（今浙江绍兴）、衢州（今属浙江）、信州（今江西上饶）、温州（今属浙江）、明州、杭州（今属浙江）及婺州（今浙江金华）等十余州，参加义军的群众达二十余万人，与附近起义的方清、陈庄等部相呼应，形成对唐朝的严重威胁。唐统治者十分恐慌，急令李光弼镇压。光弼部将张伯义、王栖曜等首先集中全力进攻袁晁。九月，信州沦于唐将领张镐之手。十二月，义军失利于衢州。广德元年（763）三月，袁晁与唐军大战于台州，连日十余战，终以众寡悬殊而失败，袁晁被俘。不久，其弟袁瑛所率残部也被镇压，起义终告失败。二年十一月，袁晁被执送长安，遇害。
篇3：袁宏简介
《后汉纪》
记载东汉历史的编年体史书。共三十卷，东晋袁宏撰。宏字彦伯，东晋孝武帝太元初年卒，时年四十九岁。曾在安西将军谢尚处参议军事，累迁大司马桓温府记室，又自吏部郎出为东阳太守。善为文章，著有《竹林名士传》等。
该书记事起于淮阳王刘玄更始元年（公元23），止于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袁宏撰该书前，已有刘珍等人的《东观汉记》和谢承、司马彪、华峤、谢沈等数家的专载东汉一代历史的史书传世。袁宏认为，这些著述烦秽杂乱，记事阙略，史实歧出。因此，他利用各家的史作和《汉山阳公载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以及各郡耆旧先贤传等几百卷的材料，费时四年，撰成《后汉纪》。他又见到张的《后汉纪》，所记东汉事稍详，又据以增补。荀悦《汉纪》因袭《汉书》，剪裁联缀成书。而该书则在广泛搜集材料的基础上，经过认真考订和选择，内容广博，文简词约，是研究东汉史比较有价值的文献史料。今流传较广的有《四部丛刊》本，明万历南监本错讹较少。
篇4：袁 鹰简介
漫漫红军路
这是山岩间鬼斧神工开凿出来的羊肠小径。右边是抬头望不见顶的悬崖峭壁，亚热带的野芭蕉林、桔树林和竹林，杂乱无章地伸出枝桠，阻在路边；左边是低头看不到底的深渊绝谷，隐隐听得淙淙响声，却不知在何处。路上布满大大小小的石块，或是直接在岩石上凿出路来，行路人必须小心翼翼，一不留神，就会被石块绊倒，甚至失足落下山谷。
30年前，1975年9月底，红军长征40周年前夕，我们3个人——来自沈阳的青年军旅诗人胡世宗和我，由云南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武装部杨开喜科长带领，沿着这条山路匆匆地下山去，目标是金沙江边皎平渡口。那位彝族干部杨科长说：我们的脚下就是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山路。他大约走过不止一次了，但这样崎岖嶙峋的山路，我却是头一回走，世宗也说过去很少走过。我们一边走，一边禁不住遐想联翩：脚下这条不知多少年前被一代又一代当地老百姓胼手胝足、开辟蒿莱的无名山路，曾经担负过一次历史的重任；1935年春天，在中国革命危急关头举行的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的中国工农红军领导人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和中国工农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率领的红一方面军，穿越横断山脉，四渡赤水，摆脱了敌军追剿，正是经过这条狭仄陡峭的山径奔向金沙江，入四川，过大渡河，走雪山草地去陕北，完成了旷古未有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天色渐渐黯淡，拐弯处就要打手电，杨科长不断叮嘱小心脚下，千万不要跌倒。我们心急如焚，顾不得多说话，只管大步赶路，仿佛红军大部队刚刚过去不远，我们只是暂时掉队的3名战士，排长正在前面等着呢。这么一想，顿时忘却了满身疲乏，忘却了山路难行。不一会，完全天黑了，几乎看不见身旁的山岩和树木，只听见飒飒风声。正惶惑间，前面山下忽然亮起了手电光，杨科长高兴地用彝家话打招呼，原来路益大队几位大队干部正在等着。第二天清晨，我们继续往前赶，下山的路仍然是同样的曲折，险峻，过那个名叫鹦鹉咀峭壁的时候，简直是屏住呼吸，不敢出声，一小步一小步往前移动。稍有不慎，就会坠落山崖，非死即残。过了鹦鹉咀，面前突然开阔，顿时就听得金沙江江涛声惊雷战鼓般地迎面扑来，遥遥望见了皎平渡口。
走在这条如今被人们称为红军路的山间小径上，我们和当地老乡一样怀着崇敬的心情。遥想40年前，红军主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走上万里长征路，又由于错误的指挥，导致损失惨重，五万战士血染湘江两岸，不得不且战且走，五岭逶迤、乌蒙磅礴，走到金沙江边，已是百战之余的疲惫之师。何况，前面还有漫漫的雪山草地无人区。究竟以后的命运如何，会不会被数十倍于我的强大敌人消灭？会不会让蒋介石实现他命令部下“务求全歼”的美梦？不仅是走在长征路上3万将士所日夜悬心，也为国内外一切关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正义进步人士所关注。他们密切地遥遥注视这支移动在黔滇川康丛山荒岭中的军队，默默地为他们祝福。
然而，当年行进在这条山路上的，毕竟不是一支普通的部队，更不是一批仓皇溃退的败兵，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是中国亿万劳苦大众子弟兵。他们担负着改变中国受压迫民族命运的崇高使命，这就决定了他们必然有一个崇高的理想，有一颗火热的心，有一种一往无前要战胜一切困难而决不被困难所压倒、要战胜任何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征服的革命精神。走在这条从未经历过的山路上，前有大山，后有追兵，粮草无着，伤残累累，但他们从未丧失信念，仍然保持工农红军来自工农的本色，依靠当地老百姓，同老百姓打成一片；仍然帮助老百姓解决衣食困难，并且尊重兄弟民族生活习俗，从而赢得老百姓的信任和热爱。为他们引路，为他们送粮送草，皎平渡口的船工，一连9天9夜，将3万红军一船一船送过怒涛湍急的金沙江。3位当年的船工，在渡口木楼里向我们叙述了当年情景，时间过去40年，大爹们还记得清清楚楚，仿佛上个月发生的事，甚至还记得先遣队司令刘伯承整天站在江边那块龙头石上亲自指挥渡江船只时从容镇静的风度。
湘西、黔北、滇东北和川南、川西那些山寨的群众，从来没有见过听说过红军。世世代代为地主官僚、土司头人做牛做马的穷苦人、娃子，什么时候见过这样把他们看作父母兄弟的军队？红军让他们亲眼看到这世界上真有这样一种人。他们也许并不懂得自由、平等、人权的含义，但是他们从心底相信这是真正的好人，是他们的希望。滇东北山区有一种叫辣子草的野菜，味道既辣且苦，还有点涩，灾荒年景，穷苦人靠它果腹充饥。红军路过时，听老百姓的介绍，也挖它当粮食。红军走后，人们就给漫山遍野的辣子草改名为红军草，还流传一首歌谣：
自从红军走过了，到处长满红军草。
红军草，红军草，一年四季长得好。
不分土地肥和瘦，到处长得嫩夭夭。
不怕寒霜和冰雪，天气越冷花越好。
红军草，红军草，风吹叶儿轻轻摇。
红花就像五角星，远望就像红军笑。
走在红军路上，我忽然想起自己15年前的一段经历：1960年10月，我和一位同事初上井冈山。那时山上几乎没有公路，全靠步行。我们从井冈山垦殖场管理局所在地茨坪去大井、小井、大垅和黄洋界，只能沿石块铺成的曲曲弯弯的山路翻山越岭，在丛丛毛竹林中穿行。这些不知从何年何月就陆续铺成的山路，后来也被当地老乡称作红军路。他们说：当年毛委员，朱军长就是走这些山路指挥打仗，下山挑粮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还陈列着一根写有“朱德用”3个毛笔字的扁担，墨色黯淡，依然闪烁着光辉。我们每天在山路上走着走着，仿佛也同样跟着红军战士下山去挑粮食。在那个满天乌云、夜气如磐的黑暗年代，井冈山上的革命志士们正是凭着崇高的理想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依靠人民群众，披荆斩棘，开拓前进的道路。几年以后，也正是他们，举起抗日救国的旗帜，在于都河畔开始伟大的长征。
漫漫红军路，见证了红军战士、共产党人同人民群众不可须臾分离的血肉关系，若是忘却了，离开了人民群众，也就是忘却了、离开了生身衣食父母，那是一天也活不了的。回首我个人平凡的一生中，有两段经历永世不忘，每次想起，就会感到精神振奋，心绪难平，灵魂一次次得到洗礼。那就是有幸走过井冈山和金沙江畔那崎岖曲折，甚至动人心魂的红军路。（人民日报-10-22）
篇5：袁凯简介
推陈出新 极尽凄婉——袁凯《白燕》赏析
故国飘零事已非，旧时王谢应见稀。月明汉水初无影，雪满梁园尚未归。
柳絮池塘香入梦，梨花庭院冷侵衣。赵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阳殿里飞。
袁凯，字景文，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明太祖洪武三年（1730）任监察御史，后因事为朱元璋所不满，伪装疯癫，以病免职回家。
诗人所处的时代正当明初江山一统，人心思定，可诗中偏说“故国飘零事已非”，一个上下求索，徘徊彷徨，劫后余生，心含深深痛楚的“白燕”形象先声夺人，给诗作铺设下犹豫未决，选择难定的基调。接下来诗作突起波澜，说这白燕在王谢等豪门贵族里也很难见到。作者化用刘禹锡“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诗句，一是照应上句故国飘零、人事沧桑之意，二是借典起兴，将一个苏世独立，抱定操守，不为名利所动的“白燕”形象全力推出。
“月明汉水初无影，雪满梁园尚未归。柳絮池塘香入梦，梨花庭院冷侵衣。”白燕的体态如汉水上空一轮高洁的明月，如梁园隆冬中随风飘舞的雪花，如暮春时节池塘边尽情翻飞的柳絮、庭院内悄悄绽放的梨花。“月明汉水”为白燕开辟了展翅翱翔的广阔空间，“初无影”的感觉是自己的高洁品性难以被人发现和赏识的急切与惆怅；“雪满梁园”为白燕造就的是磨练意志的艰苦条件，“尚未归”的胸襟是自己知难而进、壮心不已的自信与豪放；“柳絮池塘”为白燕创设的是一处暂避风浪的小小港湾，“香入梦”的情怀是自己玲珑心地、美好憧憬的低吟浅唱；“梨花庭院”为白燕留下的是静静思考的淡淡雅境，“冷侵衣”的心绪是自己人生经历不堪回首的凄苦哀伤。诗人把客观环境之美与人主观世界高洁之美、壮丽之美、理想之美、清峻之美的有机结合，实现了由比喻贴切的自然形式美到言志至深的人生境界美的跨越，成就了一朵诗苑中耀眼的奇葩。首联为刘禹锡名句的化用，颈联则直接从晏殊的“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模出，这种推陈出新的创造精神与博喻递进的表现手法相贯通，不仅使得“白燕”的艺术形象清晰丰满；也形成了本诗在意与境的结合上如行云流水、剪裁自如的艺术特色。
梁园即兔园，是汉代梁孝王会集天下文士的大型园林，经常为历代文人引用赞扬；“柳絮池塘”不由让人想起谢道韫的“未若柳絮因风起”和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这是诗人借梁园和谢氏家族人才济济的典故，来说明自己的确曾被朱元璋麾下众多的人才各显其能打动过，否则怎能有“香入梦”的感觉呢？可是香梦不长，诗人因事遭朱元璋猜忌，不得不假装疯癫，免职回家，侥幸躲过杀戮之劫。“梨花庭院冷侵衣”，暮春时节的诗人，站在梨花庭院内，心中除了孤芳自赏，更有一种被迫远离尘寰的凄楚与清冷。明初朱元璋实行“金樽共相邀，白刃不相饶”的残酷人才政策，让一些有志之士兼济天下的理想和报负难以施展。原因就是，虽有“金樽共相邀”的诱惑，但“白刃不相饶”的悲惨结局又着实让人感到后怕。矛盾徘徊的心迹通过委婉凄啭的描写，展示了诗人思想的多样性、复杂性。
“赵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阳殿里飞”，诗人借赵飞燕、赵昭仪姐妹专宠于汉成帝的典故，除了实现写物到写人的转换，也是点题升华掀起高潮的结句。表面的理解好像是以赵氏姐妹的相互猜忌来比喻某些文人的相互倾轧，实则是在写皇权在握的人对有才干的臣下的无端猜忌和残酷镇压。这是一个惊魂未定、劫后余生的正直的知识分子，面对血淋淋的现实发出的哀叹，也是对黑暗的封建专制制度无言的揭露与控诉，刚好道出了那个时代被耍弄被蹂躏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故尔，该篇一出，便被传诵一时，作者也获得了“袁白燕”的美誉和称赞。
幽静山水催心潮
――王籍《入若耶溪》赏析
若耶溪位于绍兴县东南部。其源头在若耶山，传说有深潭。现深潭址已成会稽湖（即平水江水库）。
千百年来，若耶溪曾吸引过无数诗人泛舟揽胜。李白曾有诗曰：“耶溪采莲女，见客歌回。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来。”近年来，会稽湖度假区和水上游乐区已建成开放，并有了较高的知名度。而毗邻的云门寺、平阳寺更是绍兴寺庙文化中的精华，尤其是“无尘寺”之称的平阳寺。干净如洗。堪称古建筑中的一大奇观。
今日若耶溪，湖山锦绣，野趣横生。游人来此休闲度假，大可一洗尘埃，享受大自然赋予的无限乐趣。
艅艎何泛泛，空水共悠悠。阴霞生远岫，阳景逐水流。
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
《入若耶溪》的作者王籍，字文海，系琅琊临沂王祥、王导家族的传人，生平跨南朝齐梁两代。该诗约写于525年，此时王籍任湘东王会稽太守萧绎（即后来的梁元帝）的咨议参军，故得游会稽（今浙江绍兴）名胜――若耶溪。他一生很不得志，大都是做王公权贵的幕僚宾客，晚年嗜酒沉醉，在抑郁寡欢中走完人生旅途。
“艅艎何泛泛，空水共悠悠。”诗人乘坐的游船，向着澄碧的若耶溪进发，头顶上蔚蓝的天空倒映在平镜似的溪水中，勾勒出一幅幽静深远的自然画面，好似明清之际石涛的山水画所留下的偌大空白，给人开辟出驰骋思维、酝酿感情的广阔空间。接下来映入眼帘的是“阴霞生远岫，阳景逐水流。”飘悬在山顶上的云朵变幻着瑰丽的霞光，太阳在溪中的影子追赶着水流的脚步，悄然跃动着的阴霞和阳影已把若耶溪反衬的非常幽静了。正在这时，溪边林中传来一阵蝉虫无拘无束的嘶叫，远山中也响起几声逍遥自在的鸟鸣，“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这听觉之静在上联视觉之静的基础上继续动中取静，以动衬静，一环紧扣一环，一个画面连着一个画面，动态的绝佳描写把若耶溪的幽静推向了极致。
静到了极点的若耶溪并没有让作者的心情随之平静舒缓，反而使他一下子动了归念，悲愁的心绪瞬间弥漫开来，“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快乐的山水之游，转眼间成了悲愤之旅、哀痛之旅。极幽静的自然风光与极不平静的内心世界在此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使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产生出强烈的震撼力和感染力。静极生动，乐极生悲的哲理在短短的二十字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诗人一反大多数佳作中情景交融的惯常手法，标新立异，反向开拓，激荡出了千古名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在那个崇尚清谈，文风靡丽的时代里，该篇一出，便马上获得了僧俗两界的共同赞赏，被誉为“文外独绝”。写出如此美妙诗篇的一定不是凡人，非佛即仙。艺术的魅力在于创新，该诗深得其妙。
若耶溪幽静深远意境创设的另一面是诗人内心感情酝酿、激荡的过程，溪愈静、情愈烈。幽静之极正是感情潮水喷涌的触发点，诗作从这里完成了由无我之境向有我之境的转换。感情喷涌的高潮，即是诗的高潮，这时却嘎然而止，给人留下回味无穷的余地，同开篇的手法相照应，实现了由情景的巨大反差到情景在更高层次上的统一。整首诗的艺术创意，既是对事物动静相克相生的真切生动描写，也是艺术辩证法的典型运用。六朝时期的谈玄之风有其附庸风雅、追求华丽外表的流弊，可正是这种追求促进了那个时代人们语言技巧和逻辑严密水平的提升；谈佛入定有其逃避现实的极大不足，却由于对佛之形象的执着臆想，将哲理思辩水平推向了新高峰，辩证法的运用日臻完善。诗人受此浸润滋养，把自己的人生感悟同若耶溪幽静的环境关联起来，给后人留下了这妙趣横生、情词并茂的上佳诗篇。渗透着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和凝结着个性张扬的建安风骨，在六朝时期表面上看是余音不继，但追求真善美的文人还是把她深深埋在心底，埋得愈深，积聚的能量就愈强，爆发的就愈猛烈，遇有恰当的时机必然会闪现出璀璨夺目的光芒。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艺术的必然。
山水情深 风雪意浓
--------纳兰性德《长相思》赏析
山东省苍山县第一中学 焦子栋 邮编277700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地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纳兰性德（1655----1685），字容若，满族正黄旗人。本词写于康熙二十一（1682）年，时作者随康熙帝出山海关，祭祀长白山。
“山一程，水一程”仿佛是亲人送了我一程又一程，山上水边都有亲人送别的身影。“身向榆关（这里借指山海关）那畔行”是使命在身行色匆匆。“夜深千丈灯”则是康熙帝一行人马夜晚宿营，众多帐篷的灯光在漆黑夜幕的反衬下在所独有的壮观场景。“山一程，水一程”寄托的是亲人送行的依依惜别情；“身向榆关那畔行”激荡的是“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的萧萧豪迈情；“夜深千丈灯”催生的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烈烈壮怀情。这情感的三级跳，既反映出词人对故乡的深深依恋，也反映出他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风华正茂，出身于书香豪门世家，又有皇帝贴身侍卫的优越地位，自然是眼界开阔、见解非凡，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定会比别人更强烈。可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身份反而形成了他拘谨内向的性格，有话不能正说，只好借助于儿女情长的手法曲折隐晦地反映自己复杂的内心世界。这也是他英年早逝的重要原因。
“夜深千丈灯”既是上阙感情酝酿的高潮，也是上、下阙之间的自然转换。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时候，更何况“风一更，雪一更”。风雪交加夜，一家人在一起什么都不怕。可远在塞外宿营，夜深人静，风雪弥漫，心情就大不相同。路途遥远，衷肠难诉，辗转反侧，卧不成眠。“聒碎乡心梦不成”的慧心妙语可谓是水到渠成，
“山一程，水一程”与“风一更，雪一更”的两相映照，又暗示出词人对风雨兼程人生路的深深体验。愈是路途遥远、风雪交加，就愈需要亲人关爱之情的鼓舞。因为她是搏击人生风浪的力量源泉，有了她，为了她，就不怕千难万险，就一定会迎来团聚的那一天。从“夜深千丈灯”壮美意境到“故园无此声”的委婉心地，既是词人亲身生活经历的生动再现，也是他善于从生活中发现美，并以此创造美、抒发美的敏锐高超艺术智慧的自然流露。
本词既有韵律优美、民歌风味浓郁的一面，如出水芙蓉纯真清丽；又有含蓄深沉、感情丰富的一面，如夜来风潮回荡激烈。词人以其独特的思维视角和超凡的艺术表现力，将草原游牧文化的审美观与中原传统文化的审美观相融合，集豪放婉约与一体，凝炼出中华词坛上一颗风骨神韵俱佳的灿烂明珠，深受后人喜爱。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一书中将作者推为宋后第一真词人，是非常有道理的。
贫寒情真 风雪人美
山东省苍山县第一中学 焦子栋 邮编277700
────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赏析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刘长卿（709----780），字文房，河间（今河间）人。唐开元二十一年中进士后步入仕途，宦海浮沉，遭际艰难。
“日暮苍山远”落日的余晖慢慢隐去，远处的山峦在渐渐浓重起来的雪雾笼罩下，朦朦胧胧，显得愈发遥远。出外已经多日，今天该是回家的日子了，可眼看着黑夜将临，大雪封山，在外奔波的人还是没有回还，怎能不让家人牵挂担心呢？“天寒白屋贫”，大雪覆盖，山中人家的房子一片白色；天气寒冷，屋内的生活用品却非常的少。看着眼前的贫寒之情状，家里人又对在外奔波的人寄予了一种希望，祈盼他快快归来，带回令人高兴的消息，带回抵御风寒的食品和衣物。等着盼着，夜深了，外面的风一会比一会急，雪一会比一会大，家人的心揪得更紧了。“柴门闻犬吠”就在这久久的期盼中，看门的小狗“汪！汪！”地叫了起来。人，回来了！深山之中、贫寒之家，应该有一个不倒的精神支柱。人的真情在最需要的时候付出，才是她的真正价值所在；在最需要的时候经受住考验，方能显出她的珍贵。“风雪夜归人”不畏山高雪深、天黑路险，依然如期回到家中，这给人以多么大的鼓舞啊！即便是没有带回家中急需的食品衣物，一家人仍十分高兴：人回来了，比什么都好。能在风雪弥漫的深夜赶回家中，说明他和家人的心情一样，他知道家人在焦急地等待，天黑、风高、雪大、路险，他都不怕。因为思归盼归的殷殷亲情就像一盏指路明灯，照亮了他回家的路。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在表现手法上是由远及近，景物的展开极富层次性，为后面“风雪夜归人”的出场创设了一个蕴含丰富、苍凉凄美的意境。同时这两句对仗工整，既让人在咏之难忘的回味中领略到宏丽博约的唐风流韵，更给人以堂堂正正做人潜在主题的巧妙暗示。“天寒白屋贫”与“风雪夜归人”相关，是清泠凄凉境况向热烈温暖氛围的暗中转渡，欲扬先抑艺术辩证法的运用可谓是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山高深、路遥远，风雪弥漫，折射的是“风雪夜归人”威武不能屈，不畏世态炎凉，不向困难低头，勇于进取、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衬托的是他笑对逆境，愈挫愈坚，从容不迫的宏大气量。“天寒”加上“屋贫”，再着一个“白”字点化，又反映出“风雪夜归人”贫贱不能移，抱定操守不为荣华富贵所动，一尘不染的高洁品性。明代著名诗人高启在其《梅花》诗中写下“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的优美诗句，明显是受了本诗的启发，足见它影响之深。
篇6： 袁鹰简介
袁鹰(1924.10.28D)生平简介主要作品
原名田复春、田钟洛，江苏淮安人。1943年考入之江大学教育系，在校期间即参加《莘莘》、《新生代》、《联声》报刊的修改，1947年毕业，先后任教于上海集英中学、广？女中、华模中学。1946年任《世界晨报》记者、修改，1947年任《联合晚报》副刊修改，1948年修改《新文丛》杂志，同时任《新民报》记者、修改，1952年调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修改、副主任、主任。
文学创作开始于中学时代。1940年发表第一篇作品《师母》。早期作品多表现青年知识分子、市民生活的苦闷、哀乐，如反映沦陷区青年苦闷的《掘墓的`人》，反映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青年学生的生活和斗争的中篇小说《年青的时候》。1953年发表《寄到汤姆斯河区的诗》，获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二等奖。1960年发表《刘文学》一诗，获全国少年儿童文学创作一等奖。他的诗朴实、清新。60年代起主要创作散文，也写了不少杂文、随笔和文艺评论。散文《十月长安街》、《蓦然回首》、《岚山花雪》、《玉碎》等，以感情奔放、文笔清丽、细腻而为读者喜爱。
1985年3月获巴基斯坦总统颁发的“领袖之星”勋章。
现为《散文世界》主编，国际笔会中国中心理事。
篇7： 袁鹰简介
作者袁鹰，原名田钟洛，1924年生，江苏淮安县人。4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以散文影响最大。出版散文集有《第一个火花》、《红河南北》、《第十个春天》、《风帆》、《悲欢》、《天涯》、《运行》、《京华小品》以及《袁鹰散文选》等。袁鹰散文题材广泛，感情激越，思想深邃，作品中描述的一人一事、一景一物，都反映了社会的人情风貌，跳动着时代脉博。在艺术方面，他的散文深含着诗的因子，具有诗的联想、诗的意境、诗的语言，充溢着诗情画意作者袁鹰，原名田钟洛，1924年生，江苏淮安县人。4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以散文影响最大。出版散文集有《第一个火花》、《红河南北》、《第十个春天》、《风帆》、《悲欢》、《天涯》、《运行》、《京华小品》以及《袁鹰散文选》等。袁鹰散文题材广泛，感情激越，思想深邃，作品中描述的一人一事、一景一物，都反映了社会的人情风貌，跳动着时代脉博。在艺术方面，他的散文深含着诗的因子，具有诗的联想、诗的意境、诗的语言，充溢着诗情画意.袁鹰简介
篇8： 袁鹰简介
袁鹰（1924～）当代著名作家、诗人、儿童文学家。原名田复春，参加工作以后改名田钟洛。江苏淮安人。学生时代开始向报刊投稿，之江大学毕业后，在上海集英中学等校任教。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被分配在学生运动、文艺和宣传部门工作，长期在报社当记者、修改。195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四十多年来，写了超多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和儿童文学作品。主要作品有散文集《第一个火花》《红河南北》《风帆》等；诗集《江湖集》《花环》（与闻捷合著），儿童文学作品：游记《丁丁游历北京城》，诗集《篝火燃烧的时候》、《寄到汤姆斯河去的诗》等；散文集《胡伯伯向你们问好》，儿歌集《唱一唱北京》。其中《刘文学》在全国第二次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中获一等奖。《寄到汤姆斯河去的诗》在第一次全国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中获二等奖。现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编委会委员和《儿童文学》编委会委员。
篇9：林华简介
林华：我国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者之一
林华，化工专家。我国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者之一。他组建我国化工科研队伍及创办第一个石油化工科研机构，倡导并组织开展石油化工科研，组织改造兰州化学工业公司成为我国第一个石油化工基地，不断推进我国石油化学工业发展。后期他参与我国三大共生金属矿及大西南水利资源开发利用工程的调研、决策和实施。
林华，原名顾森。原籍江苏无锡，1913年6月出生于上海一个老同盟会会员军人家庭。1936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化学系，获毕业论文最优奖，被授予理学士学位，后就职于上海植物油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随迁到重庆植物油厂工作。在上海、重庆，他目睹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消极抗战，十分气愤，深知要抗日救国，必须参加革命。1940年，经何穆介绍，到重庆红岩村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工作，更名林华。同年11月，前往延安，在自然科学院化学系任教员。1941年初，林华接受了制造玻璃的任务。他不畏困难，创造条件，先后生产出玻璃、耐酸陶瓷、耐火材料等，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在1943年陕甘宁边区职工代表大会上，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的亲切接见，并被授予甲等劳动英雄称号。1945年初，林华奉调到瓦窑堡筹建西北铁厂，并任厂长，直到1945年日本侵略军无条件投降。
1945年10月，林华离开瓦窑堡到东北。1946年末到大连，任大连化学厂副厂长。1947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年，调往哈尔滨东北财经委员会（后改为东北工业部）工矿处工作。1948年4月，吉林解放，林华任吉林化工区负责人。在半年多时间里，他一面组织群众恢复生产，一面开始绘制建设发展化工区的蓝图。1948年11月初，沈阳解放后，林华奉命接收沈阳、锦州等地的化工企业，开始进行更大范围的恢复生产和改造工作。与此同时，林华根据东北工业部的指示，组织筹建东北化学公司，后定名东北化工局，任副局长。1949年，根据林华建议，成立了东北化工局研究室和化工设计处，为建设吉林化工区、恢复发展东北化学工业生产提供技术服务。1950年，林华对鞍山、本溪、抚顺、大连等钢厂生产的煤焦油综合利用问题提出规划设想，以后通过科研、设计和建设，得到落实。1951年初，林华作为姚依林团长率领的第一个中国赴苏贸易代表团成员，参加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156项”的谈判，其中有4项建在吉林化工区。1954年6月至1956年6月，林华奉派到苏联学习，并深入到乌克兰有机化工厂、氮肥厂，俄罗斯合成橡胶厂等车间、工段以及有关科研机构考察、访问，调查了解工艺技术、企业管理、科研开发等情况。所学知识在以后从事化工生产、科研开发中得到运用。1956年，化学工业部成立，林华任化工部技术司司长兼沈阳化工研究院院长，经常到沈阳化工研究院主持研究方向的讨论和研究计划的制订。1956年到1958年，在沈阳化工研究院的基出上，分别成立了北京、天津、上海、沈阳4个化工研究院，林华兼任北京化工研究院院长。
在此期间，林华积极从事外事活动。1956年10月，林华先后到匈牙利、民主德国参加经互会专业会议；1959年，任中苏化工科技合作代表团团长，赴莫斯科商谈合作计划，参与十二年科技规划中苏会谈，随后到罗马尼亚参观研究院、所和工厂。
1960年，林华调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工作，先后任合成橡胶厂副厂长、公司副经理兼总工程师。当时兰州缺电、缺原材料，广大职工克服重重困难，避免了化肥厂、合成橡胶厂全面停工的危险。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的生产面貌，林华经过调查研究，提出兰州化学工业要从以煤为原料转为以石油为原料的建议，得到公司党政领导和职工的支持。这样，从1961年开始，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生产开始向石油化工转变。
1962年6月，林华担任国家科委组织的石油化工考察团团长，在西欧六国进行4个多月考察，回国后，周恩来总理听取了他的汇报。同年11月，作为贸易代表团顾问，林华又到瑞士、意大利再次考察石油化工企业，并商谈从联邦德国等引进石化装置事宜。以后经周总理批准，引进了12套装置，其中5套石化装置建在兰州化学工业公司，使该公司终于改造成我国第一个石油化工基地。
70年代初，轻工业部受国家委托建设几个石油化工厂，生产合成纤维和塑料用原料。1976年，林华奉调任轻工业部进口办公室主任，负责组织这批石油化工厂的建设。1978年，林华调国家科委二局任局长，负责能源、原材料方面的科技组织工作。他协助国家科委主任方毅组织协调攀枝花钒钛磁铁矿、金川镍矿、包头稀土铁矿三大共生矿的开发和综合利用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同时，林华积极支持新型化学建材的研究开发工作，促进了它的发展，使产品逐渐应用到工业和人民生活等方面。在国家科委工作期间，林华先后4次到美国考察科研工作、塑料建材、盐湖开发和再生能源开发，参加了有关专业会议；到联邦德国考察钒的提炼、应用以及钛白粉和炼铜新技术。每次出国考察回来，林华都结合国情提出建议和工作部署，使外国技术经验得到应用。1981年，林华调任国家计委任副主任，分管原材料工业建设计划工作。1982年底，他退居二线。在这10多年中，他还多次组织水利、水电专家调查黄河上游、乌江、澜沧江以及四川三江水能源情况，提出办水电，开发资源，发展西南、西北经济的建议，推动了一批大、中、小型电站建设，为开发西北、西南作出了贡献。
林华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参加社会工作。1950年，任中国化学会理事；1951年，参与筹建中国化工学会，后任理事、副理事长；1958年，任国家科委可燃矿物组组长、化工组副组长；1979年，任中国冶金学会理事、中国稀土学会副理事长；1983年起，任全国政协六届、七届委员，经济建设组副组长。
在延安和东北组织化工生产建设
1941年初，为了打破日本侵略军的封锁，十八集团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要求延安自然科学院完成生产玻璃的任务，院长徐特立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林华。林华没有搞过玻璃生产技术工作，知识不足，但在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延安精神鼓舞下，他知难而进，骑马考察，寻找原料，发现生产玻璃的原料除硼砂以外，其他原料边区都有，如金盆湾有石英，边区西北部有提取纯碱的原料，杜甫川有石灰石，桥儿沟和瓦窑堡有白土，火硝各地都有。再一个问题就是缺乏生产玻璃的技术条件。这时，自然科学院收到了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给延安运来的80多箱化学药品和仪器，这为研制玻璃提供了技术条件。接着，又遇到没有烧制玻璃的坩锅的难题。在徐特立院长的指导下，林华向补锅匠学习，向磁窑工人求教，经过反复试验、分析，结合理论探讨，终于制成了耐高温、不易破裂的坩锅。林华和有关人员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终于将玻璃研制成功。工人把玻璃料吹制成了管材、瓶子、灯罩、针药管、试验器皿等供军需民用。1943年初，为了扩大玻璃生产，并解决炼铁用耐火材料的急需，边区军工局所属桥儿沟陶瓷厂成为玻璃陶瓷厂，林华任该厂工程师。1年内，他和该厂同仁制成了生产硫酸、盐酸、硝酸、浓缩硫酸和无烟火药用的成套陶瓷设备，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1945年初，林华到瓦窑堡西北铁厂任厂长，负责组织采煤、炼焦，建炼铁高炉。仅半年，开采出煤炭，高炉也建了一半。正在大家日夜奋战建厂时，传来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喜讯，林华奉命结束了瓦窑堡的工作，参加了由刘鼎率领的军工局干部队出发去东北工作。
林华一行在赴东北途中，因战争影响，几经周折，至1946年末才到达大连。在任大连化学厂副厂长时，他用了半年多时间，组织恢复了硝酸和硫酸生产。1947年，林华在东北经济委员会工矿处与张定一一起考察鸡西矿务局各煤矿、电厂及哈尔滨各工厂，促进恢复与发展生产。为解决这些厂矿缺乏铜材问题，他们还去吉林天宝山铜矿蹲点，组织招募工人，恢复了铜矿生产。
1948年4月，吉林解放，林华奉命到吉林化工区工作。当时化工区东部原日伪吉林电气化学株式会社有残存的洗煤厂、38孔炼焦炉和大型电石炉炉壳；西部原日军军部所属油化厂有未建成的甲醇装置造气炉。化工区内的设备均被苏联军队运走，厂房、宿舍被国民党军队破坏烧毁，化工区一片废墟。林华住在老工人家里，宣传自力更生恢复生产的政策，共商招集工人、献纳器材等大计。流散职工闻讯归来。他们依靠从哈尔滨运来的几车皮玉米，解决了职工吃饭问题。通过招聘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建立了工厂管理机构。半年时间，职工增加到800人。结束了10多年亡国奴生活的职工们，人人勤奋工作，情绪高涨，日以继夜，很快恢复了电石、黄磷两个车间的生产。
林华在恢复吉林化工区生产的同时，积极进行调查研究。他深刻感受到吉林化工区自然和经济条件很好，东西长20多公里，南北宽3—5公里，有公路，有铁路专用线；流过化工区的松花江，水量充沛，水质好，水温低，很适合化工生产之用；松花江上游有丰满水电站，有残存两台7万千瓦机组，修复后可发电。总之，在这里发展化工生产，有很好的条件。为此，林华多次提出发展化工生产的设想和建议。
1948年11月，林华奉命带领吉化职工80余人到沈阳接收了沈阳化工厂、沈阳油漆厂、沈阳油脂厂，接着又接收了位于辽宁西部的锦州合成油厂、锦西化工厂、葫芦岛硫酸厂。在林华的组织领导下，吉林、辽宁地区的化工厂先后恢复了生产，不仅支援了解放战争，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组织开展石油化工科学研究和生产
早在50年代，林华就注意到石油化工工业是新兴工业，许多发达国家竞相发展；也注意到国内有关各方都在努力争取发展石油工业，从而可能给石油化工生产提供原料。为此，他很早就把石油化工科研工作视为重点来抓。
他在担任沈阳化工研究院院长期间，在安排无机盐、化学肥料、染料、涂料、农药等科研工作的同时，安排了乙烯制环氧乙烷、乙烯制聚乙烯、天然气甲烷利用、塑料、合成纤维、合成橡胶等科研工作，为日后发展石油化工科研工作打下了基础。
1956年，沈阳化工研究院有机化工及合成材料部分迁到北京，建立北京化工研究院，林华任化工部技术司司长兼北京化工研究院院长，致力于把北京化工研究院建成为石油化工专业研究机构。在他的倡导下，又安排了石油裂解分离、聚乙烯、聚丙烯、乙丙橡胶、顺丁橡胶等科研课题，使北京化工研究院逐步形成了石油化工科研体系。
林华认为，要推动石油化工发展，不但要搞好科研工作，还要到企业去实践。他考虑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在“156项”榜上有名，有较好的技术基础；同时，附近有兰州炼油厂，可以提供发展石油化工的原料。在林华的请求下，经化工部批准，1960年11月，他到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工作，任副经理兼总工程师。当时，兰州化学工业处境十分困难，缺煤、缺粮食酒精，使化肥厂、合成橡胶厂濒临停产危险。由于缺粮，1．5万名职工吃不饱饭，许多人生病，技术人员要求调走。林华认为，要扭转被动局面，根本措施是要把以煤和粮食酒精为原料改变为以石油或石油产品为原料。为此，他抓了以下工作：
一是制订规划，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发展石油化工的规划报告，求得各方面的支持。
二是进行思想发动和培训干部。1961年底，公司召开首届技术人员代表大会，他号召大家勒紧裤带，闯过难关，积极向石油化工生产转轨。通过会议，有力地调动了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他倡导举办了一系列石油化工讲座，组织教师团讲授石油化工产品生产原理、工艺流程等，历时3年，培养出200多名技术骨干。
三是强化石油化工科研工作。在林华倡导下，在原兰州化学工业公司设计研究院的基础上，分别成立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研究院和第五设计院，一次安排近40项石油化工科研开发课题，分别进行科研和设计工作。1961年底，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建设了一套以兰州炼油厂炼厂气为原料的年产5000吨乙烯的管式裂解装置。由于炼厂气供应不稳定，不能顺利进行生产。林华又组织科研设计人员，在这套装置上进行了以轻油为原料的裂解试验，取得成功后，于1962年下半年完成了装置的技术改造。之后又应用北京化工研究院科研成果，将油吸收分离裂解气改为深度冷冻分离裂解气，提高了乙烯、丙烯的收得率，节约能耗，降低了成本。这套装置经过技术改造后，乙烯年产量增加到2．2万吨，同时，深冷分离裂解气技术更臻成熟，后来还推广到了其他类似工厂。
四是引进技术装置。要发展石油化工，除了依靠国内力量外，还要及时引进国外装置。1962年6月，林华率国家科委组织的石油化工考察团到法国、英国、荷兰、比利时、瑞士、意大利等国考察石油化工工业，回国后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决定引进12套生产装置，其中5套包括3．6万吨／年乙烯砂子炉、3．45万吨／年高压聚乙烯、0．5万吨／年聚丙烯、1万吨／年聚丙烯腈及0．8万吨／年腈纶、0．33万吨／年丙纶，建在兰化。1965年，这些装置破土动工，排除了“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干扰，陆续建成投产。这些装置的“龙头”，按照林华的意见引进了砂子裂解炉，主要因它能使用原油、柴油为原料，技术较易掌握，适合当时国情。1974年至1976年，为增加乙烯产量，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在掌握了技术的基础上，又自行设计建设了第二套砂子裂解炉，促进了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石油化工生产的发展。1984年，各方面情况有了很大变化，林华又积极推动在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引进了先进的8万吨乙烯／年的毫秒炉。建成投产后，经中国石化总公司顾问委员会技术组现场检查，各项指标为国内外各种炉型之首。1992年，中国石化总公司批准扩建毫秒炉为16万吨乙烯／年，并相应改造和扩建配套设备。
五是改变合成氨原料路线。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化肥厂合成氨原以煤为原料进行生产，由于煤供应不足，生产不能正常进行。针对这个问题，林华组织研究、设计人员，利用乙烯装置分离出的甲烷氢和合成粗甲醇的吹出气为原料，进行常压催化部分氧化制合成氨原料气的试验。小试、中试完成后，设计、建设了年产1万吨合成氨装置，成本比用煤为原料降低39％。与此同时，林华又安排研究院进行重油常压气化制合成氨原料气的试验，通过完善和改进，将造气炉处理重油能力由原设计400千克／时提高到1200千克／时；不仅可以使用重油，还可以使用闪蒸重油和石油气等多种原料。重油气化制合成氨原料气试验成功，不仅为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合成氨生产拓宽了原料来源，还为国内其他工厂提供了技术经验。
由于抓了以上工作，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生产日益发展，经济效益显著提高。
组织共生矿综合利用和考察水能资源
四川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甘肃金川镍矿、内蒙古包头稀土铁矿都是我国大型共生矿。限于技术和资金，初期开采时只提炼其中的一部分金属，而使其他共生金属弃之于尾矿或废渣。1977年，方毅任国家科委主任后，对三大共生矿的综合利用十分重视，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林华作为国家科委二局负责人，积极协助方毅抓好这方面的工作。
攀钢搞综合利用之初，安排了六大流程、几十个课题进行试验研究，摊子铺得过大，力量不够集中。林华组织二局同志与冶金部协商，决定缩短战线，集中力量，首先在四川西昌410试验厂重点进行1万吨／年回转窑直接还原电炉熔化分离炼钢新流程试验。1988年，经过鉴定，转为正常生产，成本可以承受，而钒和钛的回收率大大高于旧流程，为进一步建设10万吨级工业试验装置提供了技术。在钛的利用方面，采用氯化法、硫酸法并举分离钛，到1980年建成品位为48％的钛精矿5万吨／年的选矿装置，后又扩建钛精矿10万吨／年选矿装置，生产的钛矿供江苏镇江、四川重庆等地钛白粉厂生产钛白粉用。在钒的利用方面，在攀钢建设雾化法提炼装置，每年副产含10％五氧化二钒的钒渣8万吨。其中2万吨用来生产纯五氧化二钒，其余部分供应辽宁锦州铁合金厂及四川峨嵋铁合金厂提取五氧化二钒。
关于金川镍矿的综合利用，当时金川有色金属公司技术经济基础薄弱，工作中困难很多。根据方毅同志指示，国家科委决定给予支持，具体工作由林华组织进行。1979年，国家科委给金川有色金属公司投资1990万元，仅一年就建成贵金属回收、钻回收和4000平方米的科研楼3个工程，并随之开展由全国50多个科研设计院所参加的科技攻关会战。从1980年至1990年，方毅、林华每年都要到金川有色金属公司参加科技会议，同公司职工一道，检查科研项目进展情况，安排次年科研工作。经过金川公司职工的艰苦努力，10年间进行了460项专题研究，取得148项重大成果，“金川资源综合利用”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现在金川公司除生产镍、铜外，还能回收钴、铂、金、银、饿、铱、钯、铑等贵金属。通过综合利用矿产资源，金川公司由亏变盈。改革开放14年，全公司累计完成总产值67亿元，实现利税30亿元，通过科技进步增加的效益占总效益的45％以上；产量由原来的年产6000吨，增加到1982年的2万吨，之后又进一步扩建改造为4万吨／年。
包头稀土磁铁矿的综合利用，在聂荣臻任国家科委主任期间就给予支持，开展了稀土金属的提炼工作。林华任国家科委二局局长之后，继续推动了这项工作的开展。80年代初，包头钢铁公司建成品位为60％～68％年产2万吨稀土金属矿选矿场，并研究成功钕、钐分离工艺，生产出钕、钐供炼油、玻璃、陶瓷、农业等行业应用。1982年，在甘肃稀土公司建成6000吨／年稀土生产线，成为全国最大的稀土生产厂，稀土金属回收率达85％以上。
1986年，林华率领中国水电学会、能源研究会、国土学会及水利经济学会的30多位专家学者考察团，对黄河上游青海龙羊峡、甘肃刘家峡、宁夏青铜峡等地区的水能及各种工业矿产资源利用进行综合考察，向党中央、国务院写出报告，提出建设开发工作的建议。现在龙羊峡水电站全部建成发电，水库容量为270亿立方米，发电能力为125万千瓦，不仅保障甘肃兰州、宁夏地区免遭水灾，还为开发利用这些地区的铝、铅、锌资源提供了丰富的电力。
1987年，林华又率领上述学会的专家组成考察团考察了乌江流域水能资源，包括白龙头水电站洪家渡坝址，在建的54万千瓦东风水电站，已经建成的乌江渡水电站、40万千瓦索风营水电站、200万千瓦构皮滩水电站、80万千瓦思林水电站坝址、80万千瓦沙沱水电站、120万千瓦彭水水电站坝址、大溪口水电站等等。上述已建、在建和将建水电站总容量达860万千瓦。鉴于开发乌江流域水能资源工作量大，目前管理分散，考察团会同贵州省人民政府共同向党中央、国务院写出报告，建议成立乌江水电开发公司。经过几年准备，乌江水电开发公司于1992年6月成立，为多方集资开发水电奠定了基础。乌江流域水能资源的逐步开发，有力地促进了这一地区磷、煤、钢铁等工业的发展。
1988年，林华又率领专家、学者组成的考察团，考察了澜沧江中下游在建水电设施、昆明钢厂、云南磷肥厂及无钠洗衣粉厂；对拟建的年产18万吨黄磷和120万吨重过磷酸钙基地进行了论证；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了探讨。最后，考察团向党中央、国务院写了报告。林华认为云南水能资源十分丰富，但要开发利用，力量不够，主张多方集资，合力开发。为此他还和有关领导积极参加协调，促成能源部、国家能源投资公司、广东省、四川省四方集资，集中力量，共同开发容量为420万千瓦的小湾水电站。1992年春，国家批准了这个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着手建设。
1989年，林华再次率领专家学者组成的考察团对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以上简称三江）地区以水能为主的综合考察，附带考察了泯江、嘉陵江、青衣江地区。通过考察，他们了解到四川省可开发水能达9260万千瓦，居全国各省、区之冠。目前，四川省缺电严重，煤炭缺乏，但却一直计划建设火电厂。考察团通过考察和论证，形成了三点共识：（一）四川省电力工业应以发展水电为主；（二）应加强安宁河大桥水库电站建设前期准备工作，以便于1993年开始进行大面积施工；（三）川、滇、黔三省水电资源开发利用可达1．9亿千瓦，开发利用条件好，淹没土地少，地区人口少，造价低，水电勘查设计施工力量强，经验丰富。为此，考察团在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报告中建议，西南发展电力工业应以水电为主，华北地区以火电为主，南北呼应，解决我国经济建设所需电力。这个报告得到中央有关部委重视。能源部在此基础上，邀请水电专家进行专题研究，于1992年写出“建设西南水电能源基地战略研究报告”，为我国西电东送提出了新思路。
篇10：袁宏道简介
满井游记分析
课文研讨
一、整体感知
袁宏道始终无意于仕途，万历二十年（1592）就中了进士，但他不愿做官，而去访师求学，游历山川。他曾辞去吴县县令，在苏杭一带游玩，写下了很多著名的游记，如《虎丘记》《初至西湖记》等。他生性酷爱自然山水，甚至不惜冒险登临。他曾说“恋躯惜命，何用游山？”“与其死于床，何若死于一片冷石也。”（《开先寺至黄岩寺观瀑记》）在登山临水中，他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个性得到了张扬，文学创作的激情也格外高涨。
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1598），袁宏道收到在京城任职的哥哥袁宗道的信，让他进京。他只好收敛起游山玩水的兴致，来到北京，被授予顺天府（治所在北京）教授。第二年，升为国子监助教。本文就写于这一年的春天。
袁宏道生于江南（湖北公安）。北国的寒冷，多少阻住了他的游兴。文章的第一段，就写了这种欲游不能的苦恼。早春二月，乍暖还寒，这对北方人来说本不足为奇，但对一个在江南长大的人来说，却是不可忍受的。作者从理性上知道“燕地寒”，但“花朝节后，余寒犹厉”则是他亲身的感受和体验了。一个“余”字，一个“犹”字，两相映衬，把寒流不肯罢去的情状描述无遗。那么，其具体表现是什么呢？作者用了极其简练的语言来描绘：“冻风时作，作则飞沙走砾。”不说“寒风”“冷风”而说“冻风”，意在说明寒冷的程度，也表明作者对“燕地寒”的敏感。这样恶劣的天气，只好“局促一室之内，欲出不得”。从“每冒风驰行，未百步辄返”来看，作者不知做过多少次尝试，都无奈而归。
第二段是全文的主体部分，写郊游的所见所感。“欲出不得”的压抑并没有打消作者出游的念头，反而激发了他出游的热情。等待“天稍和”，作者就偕同“数友”，如脱笼之鸟，飞出城门，来到郊外。但见长堤高柳，大地回春，空旷辽远，一派生机。作者写景，主要写了水光山色，柳条麦田，以及游人的欢欣，鱼鸟的“悠然自得”。其中写水写山的部分是重点。作者先用白描的手法刻画，“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绘出初春水光；“娟然如拭，鲜妍明媚”画出春山之态。然后，分别用两个长句作喻，水如新开之镜，山如髻鬟始梳，新奇而生动。写柳条突出其“将舒未舒”的姿态，写麦田说其“浅鬣寸许”，都是典型的早春景致。写人虽寥寥数语，却颇为传神。“泉而茗者，而歌者，红装而蹇者”，将品茶、饮酒、骑驴观赏诸画面合为一组镜头，虽曰“未盛”，已是热闹非凡。更有晒太阳的鸟，吸水戏浪的鱼，它们的快乐不亚于游人，仿佛羽毛鳞鳍之间“皆有喜气”。最后作者总括一句：“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这一句回应首段，是对自己冒寒出游的肯定，并对“城居者”困坐京城不知大好春光表示惋惜。
文章最后一段以议论作结，再次表明作者寄情山水的兴趣。“不能以游堕事”，这是对那些热中仕途功名的官僚而言的。至于作者本人，本无意于在政治上进取。何况他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教官，当然可以“潇然于山石草木之间”。“惟此官也”，既是自嘲，也是自傲。“余之游将自此始，恶能无记？”这完全是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的口吻。但所不同的是，柳宗元果然一游再游，写出了《永州八记》；袁宏道也许再没有重游满井，因为第二年八月，他就告假回乡，过上了隐居的生活。以后虽又出仕，终非所愿，年仅四十二岁病逝。
二、问题研讨
1．郊田之外未始无春：一个孤独者的漫步。
“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一句，是本文的画龙点睛之笔。这句话看似为作者不经意之谈，是在为自己出城郊游找借口，实则大有深意。袁宏道25岁中进士，不受官，请假归家，又与兄宗道、弟中道遍游楚中，纵情山水，访师问学，可见他追求自由的天性。袁宏道的游记散文，也充满了疏放不羁的精神，是对大自然的热爱，是对官场的厌倦，是个性的张扬和抒发。他是一个漫步郊原的孤独者，“潇然于山石草木之间”，遗落世事，在与自然风物的对话中，感受自由的可贵。
2．白描的笔法。
作者写景，不堆砌词藻，而是用极为简练的笔法勾勒出来。如写水为“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写柳条为“将舒未舒，柔梢披风”。这种表现方法，没有夸张、渲染和烘托，而形象却鲜明如画。
3．拟人的写法。
作者写山，用倩女新妆作喻，写鱼鸟，说它们洋溢着喜气，都是用了拟人的写法。这种表现方法，可以增加景物的动感或“灵气”，同时也融入作者的主观情感。把景物拟人化，是袁宏道常用的写景方法。如他说苏州虎丘“如冶女艳妆”（《上方》），写杭州西湖为“山色如娥，花光如颊”（《初至西湖记》）。在《满井游记》中这种写法也很突出。
4．比喻的妙用。
比喻的表现方法虽然很常见，但袁宏道运用起来自有他的新奇之处。在这篇游记中，比喻大多是用来写景的，如上文分析过的写水写山的句子；但也有的是写人（自身）的，如形容自己出城游玩为“脱笼之鹄”。这些比喻都很恰当，因为是出自作者深切的体会和感受。
练习说明
一、这篇游记写初春景象，抓住了乍暖还寒、万物复苏的特点。如“柳条将舒未舒，柔梢披风”一句，写出了柳枝初展的神韵。熟读课文，试找出几处这样的景物描写，略加分析，想一想，作者在这样的描写中渗透了怎样的感情。
设题目的是让学生在熟读课文的基础上，体会本文写景的特点。
文中这样的景物描写还有几处，如“土膏微润”，写冬去春来大地解冻复苏的情景，简练而传神；“冰皮始解，波色乍明”，写天气转暖湖冰消融的情景，令人精神为之一振；“麦田浅鬣寸许”，写麦苗破土初芽的情景，准确而生动。作者在这样的描写中，无不渗透了对春回大地的喜悦之情，对自然界重新焕发生机的欣赏和赞美。
二、本文在记叙描写中多处运用比喻，比如作者将初春旷野中的自己比作“脱笼之鹄”。你能从文中再找出几例吗？结合上下文体会其表达效果。
本题目的是让学生注意课文中比喻句的用法，体会其恰切生动的表达效果。
文中这样的比喻句还有几处，如“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以新开明镜比喻新绿水波，写出了水光的明丽，贴切而有新意；如“如倩女之面而髻鬟之始掠也”，以新妆倩女比喻被晴雪洗过的山峦，写出了春山的“鲜妍明媚”，生动而又传神；如“麦田浅鬣寸许”，以兽颈之毛比喻还没有长高的麦苗，简明而又形象。
三、下列三组短语中的“之”字，有的表示修饰关系，可译成“的”；有的表示限定关系，可译成“以”；有的起舒缓语气的作用，可不译。试加以辨析，并说说这些用法现在是否还在用。
设题目的是让学生注意课文中助词“之”的用法，体会它在结构或语气上的作用，并作一些古今对比，加深印象。
一室之内郊田之外（表示限定关系，可译为“以”。这种用法现在的书面语中还常用，如“四海之内”“国门之外”。）
脱笼之鹄曝沙之鸟（表示修饰关系，可译为“的”。这种用法现在的书面语中也常用，尤其保留在成语中，如“惊弓之鸟”“一丘之貉”。以上两种，也都兼有舒缓语气的作用，但主要起结构作用。）
倩女之面髻鬟之始掠（起舒缓语气的作用，可不译。这种用法现在已不用。）
教学建议
一、学习本文，应重点引导学生把握作者个性化的写景抒情风格，并结合完成课后练习，体会本文白描和拟人手法的运用以及比喻句的表达效果。教学中，可以以提问的方式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解说或订正。
二、袁宏道的山水游记更注重对大自然的客观描写，也揭示出人们游山玩水的愉悦心情，这与唐宋时代的游记重寄托重理念的写法完全不同。可将本文与本单元前几篇课文作比较阅读，体会它们的不同特点。袁宏道的游记散文现存九十多篇，成就很大。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找来选本作扩展阅读。
三、组织一次春游，仿照本文的风格写一篇游记，要求语言简练，写出独特的感受。
有关资料
一、参考译文
北京一带气候寒冷，花朝节过后，冬天余下的寒气还很厉害。冷风时常刮起，刮起就飞沙走石。拘束在一室之中，想出去不可得。每次冒风疾行，不到百步就（被迫）返回。
二十二日天气略微暖和，偕同几个朋友出东直门，到满井。高大的柳树夹立堤旁，肥沃的土地有些湿润，一望空旷开阔，（觉得自己）好像是逃脱笼子的天鹅。这时河的冰面刚刚融化，水光才闪烁发亮，像鱼鳞似的浪纹一层一层，清澈得可以看到河底，亮晶晶的，好像明镜刚打开，清冷的光辉突然从镜匣中射出来一样。山峦被晴天融化的积雪洗过，纯净新鲜，好像刚擦过一样；娇艳明媚，（又）像美丽的少女洗了脸刚梳好的发髻一样。柳条将要舒展却还没有舒展，柔软的梢头在风中飘荡，麦苗破土而出，短小如兽颈上的毛，才一寸左右。游人虽然还不算多，（但）用泉水煮茶喝的，拿着酒杯唱歌的，身着艳装骑驴的，也时时能看到。风力虽然还很强，但走路就汗流浃背。举凡（那些）在沙滩上晒太阳的鸟，浮到水面上吸水的鱼，都悠然自得，羽毛鳞鳍当中都透出喜悦的气息。（我这）才知道郊野之外未尝没有春天，可住在城里的人（却）不知道啊。
大概说是不能因为游玩而耽误公事的，流连忘返在山石草木之间的，只这个官儿罢了。而此地正好离我近，我将从现在开始出游，怎能没有记录？（这是）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啊。
二、公安派（胡小伟）
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①反对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三、健若没石之羽，秀若出水之花──读袁宏道《满井游记》（马瑞芳）
袁宏道（1568—1610）是明代公安派代表人物。针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字摹句拟，制造赝鼎伪觚的风气，他大声疾呼：创作要充分发挥自己个性，不要从人脚跟，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小修诗序》）他把死学古人的做法斥之为“粪里嚼渣”“顺口接屁”“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与张幼宇书》）。他强调文学要“真”，要有真知灼见、真情实感，要从“假人假言”，也就是从“文以载道”的封建文学观中解放出来。这种尊重个性、要求解放，反对传统的文学主张，使他的创作充满着由儒、道、禅混合的自由放纵思想。袁宏道一生创作了大量山水游记，在他笔下，秀色可餐的吴越山水，堤柳万株的柳浪湖泊，风清气爽的真州，春色宜人的京兆，皆着笔不多而宛然如画。这些山水游记信笔直抒，不择笔墨。写景独具慧眼，物我交融，怡情悦性。语言清新流利，俊美潇洒，如行云流水般舒徐自如。《满井游记》可算其代表作，我们试对此文作一粗浅分析。
燕地寒，花朝节后，余寒犹厉。冻风时作，作则飞砂走砾，局促一室之内，欲出不得。每冒风驰行，未百步辄返。
名为“游记”，下笔不写游，而写不得游，宕开一笔，背面傅粉。以“出不得”，引起人们对出游的关注。
廿二日天稍和，偕数友出东直，至满井。
简捷而准确地点明游记的时间地点后，作者便由远及近，由面及点，层次分明地记游：
高柳夹堤，土膏微润，一望空阔，若脱笼之鹄。
这是满井鸟瞰。只用十二个字，就凝练、洒脱、富于感情色彩地把春景勾勒出来。即景生情，初睹春光的作者感到自己像笼子中飞出来的天鹅。寥寥数语，完成了面的描绘，即移步换形，以细腻而充满诗情的笔调，东鳞西爪地点染满井的秀丽风光：
于时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山峦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鲜妍明媚，如倩女之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条将舒未舒，柔梢披风，麦田浅鬣寸许。
始写水；继写山；后写田野。三组优美的特写镜头，勾魂摄魄地凸现了早春二月独有的特点。作者一方面通过对自然景色的真切观察，抓住了最能体现早春生机盎然特点的景物：河面浮冰刚刚溶化；山峦积雪刚刚消融；柳条鹅黄初染，麦苗冬眠初醒。另一方面，借助于遣词用字的高度技巧，突出这些景物的个性，加重早春色彩。“冰皮始解”，一个“始”字，使时间性更加鲜明，柳条将舒未舒也是早春的特点，不会是暮春的景物。这些特征性景物组成一幅层冰解冻、波光粼粼，山川氤氲，田野生机勃勃的图画，给人以高度谐和的美的享受。作者意犹未尽，更给这些景物一些生动、贴切的比喻，使之可感、可触、可信：一池春水清亮得如同新开之境、出匣宝剑；座座青山秀丽得好像晨妆少女。正写侧写并用，辞采藻饰渲染，“如剥蕉心，愈剥愈出”，明媚秀丽的满井如在目前。
唐朝张彦远《论画体》说：“夫画物特忌形貌采章，历历具足，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所以不患不了，而患于了；既知其了，亦何必了。”袁宏道的《满井游记》便符合这种艺术辩证法。他不是把满井春景纤毫毕露地一一罗列，而是攫取最具典型性的事物，“以少总多，情貌无遗”（刘勰语）。只用山、水、田野三个点，与“一望空阔”的面结合，便尽形尽致地写活了初春的满井。
良辰美景，令作者如“脱笼之鹄”。
随后，作者写出了移情入景的神来之笔：
凡曝沙之鸟，呷浪之鳞，悠然自得，毛羽鳞鬣之间皆有喜气。
真是珠排字字圆!袁宏道的山水游记善于把人的感情与景物水乳交融，此文则采用了心境物化的手段，把无形的情思化为有形的景物，这就是黑格尔讲的：“人把他的环境人化了。”“人把他的心灵的定性纳入自然物里。”（《美学》）清代江《彦冲画柳燕》诗说的：“柳叶西出叶向东，此非画柳实画风。风本无质不上纸，巧借柳枝相形容。”（《服堂诗录》）以有形状无形，曲径通幽。《满井游记》中“毛羽鳞鬣”的“喜气”，曲折、巧妙而韵味十足地表达了作者对春景的欣慕喜悦之情。这也是一种夸饰手法。王充《论衡·感虚》说：“瓠艺鼓瑟，渊鱼出听；师旷鼓琴，六马仰秣。”以生物的反映极写音乐的魅力；“曝沙之鸟，呷浪之鳞”的喜气，更显出春光的和煦。有“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意味。
古代散文家常有意无意地在文章中塑造自己的形象，散文如折光镜，映出作者，映出时代。袁宏道清新俊逸的山水游记恰如他任性而发、狂放不羁的为人。他把做官看作是“猢狲入笼中”，“世人莫道乌纱好，君独垂头思丰草。”（《述内》）《满井游记》是他晚年之作，写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其时，他在礼部作官，虽然官务清闲，不像当吴中县令时“苦瘦苦忙”“进退狼狈”，但污浊的官场仍使他尝尽百暖百寒、乍阴乍阳的人间恶趣。春在溪头芥菜花，当他偶见嫩柳迎风、鱼翔浅底的青山绿水时，他仿佛恍然大悟：人间不是没有春光，人生不是没有乐趣!在游记的最后，他便直抒感兴：
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
夫不能以游堕事，而潇然于山石草木之间者，惟此官也。而此地适与余近，余之游将自此始，恶能无纪？己亥之二月也。
袁宏道之弟袁中道说中郎的文章“出自灵窍，吐于慧舌，写于颖，萧萧泠泠皆足以荡涤尘情，消除热恼。”甚至说袁中郎晚年之作“无一篇不警策”。这或许爱屋及乌，有过誉之嫌。但《满井游记》的确当得起“健若没石之羽，秀若出水之花”的赞语，是一篇令人百读不厌的山水小品。
（选自《散文名作欣赏》，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篇11：袁复礼简介
袁复礼：我国地貌学及第四纪地质学的先驱
袁复礼，地质学家、地貌第四纪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是中国地质学会的创始会员之一。他自始至终参与并领导了由斯文赫定发起的“中国—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获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北极星奖章”。他在地质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与安特生一起从事过“仰韶文化”的考古研究；在甘肃武威最早发现中国的早石炭世地层；在西北最早发现大批爬行动物化石。他是我国地貌学及第四纪地质学的先驱。从事地质教育60多年，培育了几代地质人才。
袁复礼，河北省徐水县人，祖辈为官宦人家，父亲曾中过秀才。祖母彭氏出身于苏州名门世家，读过私塾，为供几个孙子上学，她先后到天津师范学校和奉天师范学校教书。袁复礼19到19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祖母的教养和期望对他影响很大。19考入了清华学堂高等科，19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美国深造。开始在纽约建筑学校办的暑期学园学习，后来他进入布朗大学学习英文、世界历史、生物学、植物学等课程。一次他听了有关海滨地貌的讲演，由于大自然的奇异现象使他对地质学发生了兴趣，19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正式学习地质学，19获学士学位。在学习期间，他广泛汲取各种先进知识。他帮助一位数学老师翻译了《永乐大典》中的“中国山水地形”（郭璞《葬经》）。他十分注重实践，在夏夜里，刻苦地进行天文测量，还到过得克萨斯州进行三角测量，到俄勒岗州学习潮汐观测，还参加了纽约市地下铁道的工程地质工作。他研究了哈德逊河西岸玄武岩的重力分异，第一个在那里划分出了橄榄岩，他于19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美国布朗大学教世界史的老师是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袁复礼跟他学到了许多考古知识。研究生学习期间，他协助导师整理采自世界各大矿床的岩石和矿石标本。6年丰富的学习生活，为他一生从事地质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11月因母病提前回国，被农商部地质调查所聘为技师。1921年12月应江苏省实业厅邀请到南京凤凰山铁矿指导勘探工作，第二年提交了储量报告。1921年冬，袁复礼同瑞典学者j．g．安特生（andersson）到河南渑池仰韶村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获得了重要发现。1923年5月到1924年8月他到甘肃作地质调查，首次确定了我国有早石炭世晚期地层。1923年到1926年曾在北京大学兼课，1927年在清华大学任教。1925年冬到1926年夏，2次到山西夏县西阴村作考古工作。1927年5月到1932年5月参加中瑞合作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任中方代理团长3年，发掘到各类爬行动物化石72具。1932年到1937年在清华大学地学系任教授、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9月学校南迁到长沙，他在长沙临时大学任教。1938到1946年，袁复礼一直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地质人才。抗战胜利后，1946年学校迁回北京，他继续在清华大学任地质系教授，再次担任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他到北京地质学院任教授。此时，他年逾花甲，不再担任行政领导职务，专心从事教学工作。同时，他在冀东完成了迁安、卢龙、滦县简测地形图，并在迁安铁矿进行过铁矿评价及圈定矿体的工作；他参加了长江水利综合考察和三峡水利枢纽的选址工作；参加了黄河中、上游水利考察和三门峡、刘家峡的选址工作；曾为北京地铁选线献计献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虽然已是85岁高龄的老人，还孜孜不倦地培养了多名研究生，并以深厚的外文功底和广博的地质知识，参加编译了《现代科学技术词典》、《韦氏大辞典》和《英汉辞海》；审校了《英汉常用地质词汇》、《英汉地质词典》等外语工具书；重新回忆整理发表了西北考察回忆录。
袁复礼参加创立中国地质学会后，从1922年起即为该学会会员，曾任理事、名誉理事。还曾任中国地质学会第四纪冰川及第四纪地质专业委员会名誉委员，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理事，李四光研究会名誉理事长。曾任燃料工业部顾问（1950年），河北省政府工业厅顾问（1951年），河北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委员（1950年），河北省第一届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1951年），河北省第一、第二、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4年、1958年、1963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4年）。
袁复礼是我国地质学界的一位老前辈，他参加的地质实践十分丰富，为发展我国地质科学和地质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倡议成立中国地质学会，首次发现中国早石炭世地层
1921年11月，袁复礼从美国留学归来，决心以所学的地质知识报效祖国。当时正处军阀混战时期，开展地质工作十分困难，他与1920年从美国学成回国的谢家荣交谈认为：欲发展地质科学，当务之急应建立一个学术团体，以便进行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开阔视野，跟上时代。他们向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和矿产股长翁文灏提出建议，得到了他们的赞同。丁文江责成他们用英文起草了《中国地质学会章程》，经外国学者葛利普修改和审定，最后由翁文灏译成中文。1922年1月27日，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地质调查所正式成立，这是中国成立最早的学会之一，为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和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成立会上，他被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志》编辑。在中国地质事业的开创时期，袁复礼做了大量基础地质工作，而最重要的是1925年在甘肃武威（现划归天祝）西南35公里的“臭牛沟”发现了丰富的海相化石，其中有许多新的属种，如袁氏珊瑚（以袁复礼姓氏命名）、大长身贝等，其时代与西欧的“韦宪期”相当，为此，他第一个确定了我国有早石炭世地层，为我国南、北方石炭纪地层、古生物对比和古地理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袁复礼应用丰富的野外实践经验和几十年教学科研工作中积累的资料，开出了新中国第一门《地貌和第四纪地质学》课程，编出了中国第一本《中国第四纪地质学》教材，首次提出了中国第四纪地质的特点和分区。他是我国地貌和第四纪学科的创始人之一。
在国内第一次发现大量爬行动物化石
1927年10月，中国和瑞典联合组成了西北科学考察团，瑞方团长斯文赫定（sven hedin）博士和中方团长徐炳昶教授，将袁复礼在新疆最初发掘到七具完整的三叠纪爬行动物化石的消息向国内外通电后，北京《晨报》、天津《大公报》和国外的一些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条消息，引起了国内外有关学术界和文化界的重视。3年前，美国人r．c．安德鲁（andrews）在蒙古发现了恐龙化石，他曾嘲笑中国人无能。袁复礼历经磨难，不畏艰险，终于不负众望，在北疆等地共发现和采集了72具爬行动物化石，其中比较完整的新种有：新疆二齿兽（dicynodonsinkiangensis）p2；布氏水龙兽（lystrosaurusbrooni）t1；赫氏水龙兽（lystrosaurushedini）t1；魏氏水龙兽（lystrosaurusweidenreich）t1；袁氏阔口龙（chasmatosaurusyuani）t；袁氏三台龙（santaisaurusyuani）t；奇台天山龙（tianshansauruschi－taiensis）k1；宁夏结节绘龙（pinacosaurusninghsiaensis）k等。发现如此众多而且完整的爬行动物化石，不仅有中生代白垩纪、侏罗纪和三叠纪的，而且有古生代晚二叠世的，这在当时是轰动中外的重要发现。在古生物进化史上，早期兽形类动物化石的发现和它们的地理分布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以前，外国学者在非洲的卡鲁群中找到了二叠、三叠纪的水龙兽和二齿兽等化石，后来在乌拉尔山西北坡也找到了，这次在新疆也发现了同类化石，这对早期兽形类动物的分布和演化中心的研究，对确定当时几个古大陆的再造，以及全球构造的研究都有着重要意义。从此，我国古脊椎动物的研究进入了国际先进行列。袁复礼为中国二叠、三叠纪陆相地层和古脊椎动物的研究，为我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后人谈到袁复礼在西北考察中的功绩时，都十分敬重他的精神。30年代的新疆，自然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十分严酷，许多地区盗匪横行、野兽出没、渺无人烟、四野荒凉。袁复礼在新疆5年，靠驼运和步行，在“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的险恶环境中考察。1928年9月下旬到10月末，袁复礼带领的小队在三台以南5公里的大龙口，发掘到了分属42个爬行动物个体的袁氏阔口龙和袁氏三台龙等化石。1930年夏第二次进入大龙口，又采掘到分属15个个体的赫氏水龙兽等爬行动物化石。12月6日，他们在奇台县北70公里的白骨甸，在晚侏罗世泥质砂岩的一个风蚀残丘上，又发现了两架大型恐龙骨骼，当时天寒地冻，朔风呼号，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发掘。后来袁复礼给古生物学家杨钟健的信中，追述了他们发掘天山恐龙的过程：
“该地无人无水，弟在冬季11月28日抵该处，见化石层即停止（该处最宜秋季开采，夏季大风，炎热，温度37℃，无水）。次日大雪，弟等取雪煮水，作饮食之用。后3日大风，将地雪融化，只得令驼夫每2日至煤窑取水4驼筒。12月中旬．雪又绵延，水无问题，而发掘则成问题。因此次大雪以后，地面岩石将冻坚固，无法使用锥斧及其它细小工具，只有采左近琐琐柴，在一个帐房内炼木炭并煮水，及做大锅面糊，在一个帐内采天山龙，无帐房，飞大雪，柴不燃，水亦不热。采掘方法系将木炭烧红，布满地上，在地上已融化之石渣中，遇骨骼，即将开水注入，使骨与沙分离，并加小凿凿出，立刻用热面糊及麻纸白布裹好，常常不干即冻。3月中旬回迪（即乌鲁木齐），运到迪化后，将冻包放日光下，布纸浆糊一起解冻，石沙亦有堕落。如此，所采恐龙四五大包，晒了1个多月，布又洗过再重新包好。”
为了发掘一个大型的恐龙骨架，他们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连续工作了约4个月。恐龙发掘出来了，而袁复礼的脚却冻伤了，回到乌鲁木齐后，经过手术和休养3个月才痊愈。实为青年探考家之楷模。
新疆考察结束，各团员都取道西伯利亚乘火车东归。袁复礼则选一条新路线，于1931年11月离开乌鲁木齐，继续考察东归。他为了寻找1927年西行时发现但没有来得及做工作的红沙层，自己带一小队人绕道往南追索。1932年3月4日，在人烟稀少的沙丘中，又发现了一具大型恐龙“宁夏结节绘龙”。
发现如此众多而且完整的爬行动物化石，当时在世界上实属少见，斯文赫定（sven hedin）在世界各地演讲，谈到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功绩时，总是把袁复礼的发现放在第一位。袁复礼为此获得了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北极星奖章”。
我国考古事业的先驱之一
过去，世界和我国一些学者，不承认中国存在石器时代。1920年秋天，在北洋政府农商部任矿政顾问的瑞典学者j．g．安特生（andersson），派人到河南采集古生物化石时，在渑池县仰韶村向村民买到了许多石器，引起了他的注意。经中国政府批准，袁复礼和安特生于1921年10至12月到仰韶村开展考古发掘工作。袁复礼在参加发掘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据袁复礼回忆，他和同事们在仰韶村对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进行发掘，收集到带土的实物十余箱，其中有许多石器、骨器和陶器。陶器中多是粗陶，但也有一种素陶，内外都磨得很光滑，外部纹饰十分精美，上有人、兽形的盖纽。1923年安特生将发掘的成果，以《中国的早期文化》（anearly chinese culture）为题发表。袁复礼把其节要译成中文，取名《中国远古文化》。1924年他应清华大学校长之请，为学生作了《石器时代》的报告。此项发掘，揭开了我国史前社会研究的序幕及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第一页，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进而推动了国内的考古工作，在黄河流域也陆续发现了同样性质的村落遗址一千余处。人们为纪念最初的发现，都以“仰韶文化”来命名同一时代的文化。“仰韶文化”成了一个世界性的研究课题。
1925年冬和1926年深秋，一支由李济和袁复礼两位青年学者组织的小型田野考古队第二次前往山西省南部夏县的西阴村进行考古，挖掘一个他们上次调查到的名叫灰土岭的遗址。2个月内，他们采集了76箱出土文物，带回北京清华大学研究院研究。在发掘中，采用的工具虽然简陋，但操作十分精心，采集到的陶片没有工具摩擦的痕迹。对出土文物，采取“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等方法登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主持进行的用现代考古学方法所作的遗址发掘。以后学术文化界充分肯定了这次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认为它是考古学上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科学方法结合较好的一个实例，推动了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
从事地质教育60余年，培育了几代地质学家
早在1922年9月，袁复礼就在北京大学兼课，讲授地质学。从1932年起，袁复礼在清华大学任教，担任地学系系主任，当时图书设备较缺，他四处奔走筹集经费，添置标本、图书和仪器；师资力量缺乏，他多方聘请优秀人才来校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被迫南迁。1938年2月，他和闻一多、黄子坚、李继侗等10多位教师组成“湘黔滇旅行团”，爬山涉水抵达昆明。一路上，他不顾旅途劳累，指导学生采集各种标本、观察地质现象和测制路线地质图。学校迁到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此时办学条件极为困难，他以加强基础理论教学和传授广博的知识来加以弥补。同时通过各种途径，从西康、四川和云南等省承揽一些地质调查或勘查矿产的任务，让学生增长实际知识和学会野外工作方法。他不仅关心学生的学习，而且十分关心学生的生活和毕业后的出路。当时，昆明开展了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袁复礼坚持站在进步学生一边。有一次，他出校门时，特务认出他是联大教授，要他表明对罢课的态度，他表示坚决支持学生罢课，遭到了特务们的毒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济建设急需地质人才，他领导清华大学地质系与北京大学地质系合作培养了200名新型地质人才（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留下的地质人员的总数）。并给海外的留学生写信，号召他们回来报效祖国，邀请分散到各地的优秀毕业生来校任教。袁复礼知识广博，讲授过地文学、地理学、地貌学、地形测量学、地质制图学、普通地质学、矿床学、岩石学和地史学等课程。他培养的许多学生，已成为知名的地质学家、教授和高级工程师。中国科学院地学部的74名学部委员中，就有29位是他的学生。袁复礼的学识、品德和学风，教育和影响了几代学子。原中国地质学会理事、学部委员程裕淇说：“50年前受袁老师的教诲，对我这50年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把袁老师的工作精神带到实践中。”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郝诒纯回顾说：“1940年听袁老师讲述新疆考察的情况，就立志要到新疆工作，1974年才实现了这个愿望，继承了袁老师的事业”，她把在新疆发现的一个古生物新属定为袁氏属，献给了她的老师。北京市地质局总工程师董新菊说：“我就是遵照袁老师要我们重视野外实践的教导，一直坚持在生产第一线工作。”
“诲人常恨少，九十何曾老？桃李沐春风，新花胜火红。”这是袁老30年代到50年代的几十位学生祝贺袁老从事地质教育工作60年的献词，表达了他的几代学生对老师的崇敬和感激之情。
简历
1893年12月31日 生于北京市。
1912年 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
1913—1915年 清华学堂高等科学习。
1915—1917年 美国布朗大学学习。
1917—1920年 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硕士学位。
1921年回国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技师。
1927—1932年 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
1932—1937年 任清华大学地学系教授、系主任。
1938—1946年 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系教授。
1946—1952年 任清华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
1952—1969年 任北京地质学院教授。
1964年 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78—1987年 任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教授。
1987年5月22日 在北京逝世。
主要论著
1 甘肃平凉奥陶系笔石层．中国地质学会会志，1925，4（1）：19—20．
2 袁复礼．甘肃东部地质略记．中国地质学会会志，1925，4（1）：21—28．
3 袁复礼．甘肃西北部石炭系地层．中国地质学会会志，1925，4（1）：29．
4 袁复礼，杨钟健．水龙兽在新疆的发现．中国地质学会会志，1934（4）：573——580．
5 袁复礼，戈定邦．新疆乌鲁木齐南部（十四户）一种鱼化石的发现．清华大学理科报告（丙种），1936（1）．
6 袁复礼．新疆古生代晚期与中生代地层的巨大不整合．清华大学理科报告（丙种），1936（1）．
7 flyuan．thediscoveryoftheromorphreptilesinthemesozoicstra－taonnorthoftianshan．geografiskaannaler，1935（17）．
8 袁复礼．蒙新五年行程记，上下卷（油印本）．1937．
9 袁复礼．湘西黔东金矿观察报告（油印本）．1938．
10 袁复礼．西康冕宁县麻哈金矿勘察记（油印本）．1939．
11 袁复礼．会理凤山营马鞍山金矿勘查记（油印本）．1939．
12 袁复礼，苏良赫．会理通安拉治沟金厂勘查记（油印本）．1939．
13 袁复礼．准噶尔盆地地质（第一部分）．清华大学科学报告，丙种第一册第三分册，1948．
14 袁复礼．云南横路横格锌矿．清华大学科学报告，丙种第一册第三分册，1948．
15 袁复礼，茹廷锵．西康盐源县洼里金厂．清华大学科学报告，丙种第一册第四分册，1948．
16 袁复礼．新疆吉木萨尔县三台以南大龙口及水西沟一带地质、岩层及构造．石油地质，1955（20）．
17 袁复礼．第四纪地质研究及和它相关联的一些问题．土工汇刊，1956（2）．
18 袁复礼．新疆准噶尔东部地质报告．地质学报，1956，36（2）：113—132．
19 袁复礼．新疆天山北部山前拗陷带及准噶尔盆地陆台地质初步报告．地质学报，1956，36（2）：133—143．
20 袁复礼．长江河流发育史的补充研究．人民长江，1957（2）：1．
21 袁复礼．中国西南地区第四纪地质的一些资料．第四纪地质研究，1958（2）．
22 袁复礼．三门峡第四纪地质和其相关的一些地质问题．三门峡第四纪地质会议文集，1959．
23 袁复礼主编．地貌及第四纪地质学．中国工业出版社，1961．
24 袁复礼．天山北部中生界兽形类爬行动物化石的发现．地球科学，1981（1）：1——3．
25 袁复礼．新疆准噶尔东部火山岩．地球科学，1983（4）：5—14．
26 袁复礼．三十年代中瑞合作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中国科技史料，1983（3—4）；1984（1—3）．
27 袁复礼，杜恒俭．中国新生代生物地层学．地质出版社，1984．
参考文献
〔1〕 徐炳昶．徐旭生西游日记（1—3册）．大北印书局，1930．
〔2〕 jg．anderssonchildrenoftheyellowearth．london，keganp．trench，trubner＆co．ltd．1934．
〔3〕 张锦桂．志在山川行，愿做铺路石．地球，1981（1）：28—30．
〔4〕 杨光荣，徐乃和．探宝藏足迹遍中华，育英才桃李满天下．地球科学，1983（4）：1—3．
〔5〕 杨遵仪，苏良赫，王鸿祯等．先生的历史功绩与高尚品德永存．中国地质报，1987，6，8．（第二版）．
〔6〕 徐恒，王忱．他们的功绩与精神永存．人民日报，1987，5，20．（第五版）．
〔7〕 杨遵仪主编．桃李满天下——纪念袁复礼教授百年诞辰．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3：1—295．
篇12：袁家骝简介
袁家骝．高能物理学界的大师
他与他的夫人吴健雄一起， 双双创造着物理学上的辉煌，双双蜚声世界。
在二十世纪的著名物理学家中，大概没有一个人比得上袁家骝的家世显赫。他的祖父袁世凯是清朝末年的首席军机大臣，北洋军阀的首领，又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还当了八十三天洪宪皇帝。大概也没有一个人比他早年的奋斗更艰辛。他三岁时祖父去世，家道中落，寄人篱下。他二十多岁时怀揣二十五美元只身闯美国，靠助学金和兼任助教所得维持学业，获得了博士学位。而且，他的 爱情婚姻的美满也是无人可以媲美的，他的夫人是被学界誉为原子物理学皇后以及“中国的居里夫人”的吴健雄博士。他们夫妻双双创造着物理学上的辉煌，双双蜚声世界。
袁家骝小时候天资聪颖，十三岁入天津教会学校就读。他的物理和数学启蒙于剑桥博士哈特和在北洋大学就读的舅舅。自然科学的瑰丽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使他向往终身从事科学研究。1930年，他入燕京大学师从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谢玉铭。在名家的导引下，他在科学的迷宫里漫游，奠定了终身从事研究的坚实根基。
在校期间，他对刚刚发明的无线电发报技术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常与有着同样爱好的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共同研讨无线电技艺，还常通过无线电波与国内外同行进行交流。1936年，经过司徒雷登引荐，袁家骝踏上了只身闯美国的旅程。他带着仅有的40美元，乘坐简陋的三等舱，在近20天的航程中，只靠充满腥臭味的咸鱼果腹，连一元一碗的稀饭也舍不得吃。到达目的地时，他体重下降了十几斤，身上只剩下25美元。
他就读的第一所学校是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这儿聚集着一大批年轻有为的物理学家，有发明并建造了“回旋加速器”的劳伦斯，有被称为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等等。他靠助学金读完了第一学期的课程。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美国加深了对亚洲人特别是对中国人的歧视。他的助学金被取消了。为了继续学业，他试着给加州理工学院寄了一份入学申请。很快，院长密立肯教授亲自回了信，欢迎他到该校享受奖学金学习。密立肯曾因测出电子的带电荷量而获得诺贝尔奖，这位大科学家的惜才之举成就了未来的物理学大师。此后五年，袁家骝靠奖学金和兼作助教继续学业，凭着一股“虎瘦雄心在，人贫志气存”的豪气，他终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博士学位。这期间，作为一种精神支柱，吴健雄——这位来自江苏的美人给他的爱情力量也是不能等闲视之的。学业的优秀加上人品的出众，终于使这位才貌超群的东方美人与他这位穷光蛋于1942年5月30日在密立肯院长家中举行了婚礼。
1942年，二次大战进入激烈的对峙阶段，美国作为同盟国参战。有着丰厚物理学素养和丰富无线电实践经验的袁家骝受命到美国rca公司从事国防军事设施连波雷达的研制工作。这种雷达的研制成功使飞机的飞行高度及飞机间的距离可以自动控制。战后被应用于民间，大大增强了民航飞机与轮船的安全系数。
二战结束后，袁家骝先后在美国国家科学实验室和普林斯顿大学长期从事基础物理研究，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在“中子的来源”，“高能质子加速器”，“共振物理学”等领域，都有新发现和新成就。这都是袁家骝与合作者们智慧的结晶
由于这些突出成就与贡献，1959年以来，他曾获全美华人协会杰出成就奖，驻美工程师协会科学成就奖。他曾受邀担任欧洲、法国、前苏联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核物理、高能物理研究机构与大学的访问教授，他先后被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十余所大学聘为名誉教授。
袁家骝长期身在海外，但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多年来，他们夫妻往返奔波于大陆和台湾，为炎黄子孙的科研和教育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1981年，双双身为台湾中研院院士的袁家骝和吴健雄向台湾提出筹建第三代同步辐射加速器的建议。这种加速器被广泛应用到各种科研领域，对科学和技术有极大价值，被称为“科学神灯”。从1981年起的十二年间，在他们夫妻的全程参与下，同步辐射加速器于1993年10月16日正式启用。这一成果使中国人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与美国、欧洲在世界鼎足而三，在亚洲第一的地位。在这期间，他们频繁往来于大陆与台湾之间，关怀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合肥同步辐射加速器的研制计划，并促成了南京大学等四所高校的学者赴台进行同步辐射加速器的研制与使用的学术交流与访问。可以这样说，海峡两岸的高能物理研制成果处处凝结着他们的智慧和心血。
对于袁家骝最不幸的是他的爱妻于两年前因病去世。共同生活的55年中，他们无论在事业上或精神上都已融为不可分离的一体。耄耋之年的袁家骝抚慰失妻之痛的方式是带着200万人民币再次到爱妻生前为家乡捐助的明德学校去了却她要为明德学校建一座科技大楼的遗愿。据不完全统计，自1988年以来，他们已为明德学校捐献了近400万元人民币。
一代杰出大师对科学的贡献和对祖国的奉献所展示的智慧和人格的光辉将使中华民族精英的星空更加灿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