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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榆中”城址变迁论文
“榆中”城址变迁论文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设榆中县，属陇西郡。今榆中属甘肃省兰州市，县级行政区域及县府城名，在兰州东南80千米，东经104.06°北纬33.50°处。依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时期榆中没有确切城址，只是一片广阔的区域，属林胡，位置大致在东经107°-112°北纬38°-41°，地域主要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和陕西西北端，大体在黄河几字湾内东半。谭集西汉凉州刺史部图上才有了古代的榆中城，属凉州刺史部金城郡，位置在东经103.55°北纬36.02°，在今兰州正东方。东汉未变。到了三国魏时，榆中仍在今兰州的正东，但城址似乎向西移动了一点，而且成了金城郡的首府(而金城却不是首府)。西晋时属秦州金城郡，也是首府所在地。十六国时属前赵，位置依旧，但不再是金城郡府(郡府在子城，亦非在金城)。南北朝时属北朝魏之河洲金城郡，位置依旧。隋唐五代十国时期，谭其骧的图集中没有榆中这个地名，可能与这一时期金城郡属于吐蕃版图有关。从此经宋辽金元明一直到清，谭集未再标注榆中，说明自南北朝以后榆中在历史事件中不再扮演重要角色。
这里产生二个问题：一是榆中故城何时迁到现址;二是为什么北朝魏以后史事记录不再有榆中之名。
一、榆中故城迁移
榆中什么时候由故城迁至今地现在就只有靠猜测了。假设榆中曾一度迁入今址，那么在什么时候?清代耿喻《金县志》“城郭”条：“尝按邑城创自元至元间，历时增修，坚致牢实，当时称为铁。”金县即今榆中县。然而，此材料仍不能帮助我们断定榆中位置更改的时间，只能肯定此城非榆中城迁移而得。可以断定在此之前如果有个榆中城在附近也早荒废了，如果假设榆中城曾迁至此也在足以颓圮的时间之前。
榆中最初为羌人所据，羌人从远古起就开始迁徙。周代羌人大的内迁有两次。秦汉以来内迁更趋频繁。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从张掖、天水、陇西三郡各取两县，设置了金城郡，郡治允吾县。今榆中县东部属天水郡勇士县。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36年)省金城郡属县并入陇西郡，次年恢复金城郡。汉安帝永初四年(1)将金城郡治迁至陇西郡襄武县(今陇西县)，延光三年(124年)迁回原治。三国时榆中属魏凉州金城郡，郡治榆中县(按谭集非现址)。西晋沿置，西晋末年天下大乱，进人十六国时期行政建置更改纷乱。前凉榆中县属金城郡，郡治榆中县(按谭集非现址)。东晋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年)前秦灭前凉，占领凉州金城、广武二郡，但未曾过黄河占有榆中县。晋安帝义熙十年(414年)西秦灭南凉，榆中属金城郡。太元十年(385年)西秦在其辖境内置苑川等十二郡，筑苑川勇士城(在今榆中县境内)为都城，太元十三年迁都金城县(今西固城一带)，太元二十年(395年)复迁都苑川勇士城。北魏在汉榆中县地设榆中镇，后在今榆中县境设子城县，属临洮郡。从这些材料无法判断榆中何时迁入今址，但上述材料中汉羌的.进退伸缩和建置的频繁变动，为榆中的内迁提供了可能，也为这一迁移的短暂性提供了可能，其中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36年)省金城郡一事与榆中内迁之间有关的可能性最大。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冬，北宫伯玉在河湟地区举兵反汉，金城郡治又迁至榆中县。当时郡治在允吾，位于浩水(今大通河)之东，既然河湟地区发生反叛，金城郡治的迁移应远离叛区，那么此榆中县当在允吾之东。《后汉书·董卓传》说，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年)十一月，“章、遂败走榆中，温乃遣周慎将三万人追讨之。温参军事孙坚说慎曰：‘贼城中无谷，当外转粮食，坚愿得万人断其运道，将军以大军继后，贼必困乏而不敢战。若走羌中，则凉州可定也。’慎不从，引军围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园峡，反断慎运道。慎惧，乃弃车重而退。”新修《榆中县志·附录》认为，此榆中即在兰州东岗镇，葵园峡即桑园峡，所依据的就是这一史料。此一点张国常《重修皋兰县志》早有主张，“案《汉书》灵帝中平二年周慎围边章韩遂与榆中，章遂分兵屯葵园峡，断慎运道。疑即此峡。方舆纪要谓榆中、葵园峡俱在兰州西，殊误。”然而以东岗镇的地形，北为滔滔黄河，南为大山，稍知军事者都知道，在如此狭窄的空间，边章韩遂是断难分兵到桑园峡去而不被周慎的三万围兵发现的。所以，周慎当时围的“榆中”一定不在东岗镇，而在兰州西面某地，但也一定不在最早的位置。因为若此“榆中”仍为大通河下游，那么已经在“羌中”了，孙坚说“若走羌中”就不能成立了。
综合以上材料可以得出结论，榆中故城最早在大通河(浩水)下游区域，后一度迁至今榆中城附近，最迟在东汉灵帝之前榆中城再迁至兰州西某处，民国时以此为金县县城命名就是现在的榆中城。这样，历史上有关榆中故城记载中的各种说法就都能成立，不存在是非之争了。
二、北朝魏以后不见榆中地名
这与北朝魏以后的州郡县建制变化有关。据张国常《重修皋兰县志》卷二“沿革”载，北魏孝明帝时复置金城郡，郡治子城县，属河州。正光五年(524年)废榆中镇，复置榆中县，属金城郡。北周废榆中县，其地并入子城县。
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置兰州，以皋兰山为州名，领金城郡，金城郡领子城县。开皇三年(583年)废郡存州，将金城、武始、广武三郡并人兰州;废勇田县，在今兰州城区置五泉县。兰州领子城、五泉、广武、狄道四县，州治子城县。隋代的兰州大致在今兰州市辖境范围。隋炀帝大业三年(6)改州为郡，兰州改称金城郡，子城县改为金城县，为郡治。以上均未用“榆中”之名。
唐高祖武德二年(6)复置兰州，废金城县入五泉县，为州治;兰州领五泉、广武、狄道三县。后又改五泉县为金城县。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改兰州为金城郡，改金城县为五泉县。天宝三载(744年)析金城郡狄道县置狄道郡，金城郡领金城、广武二县。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复改郡为州，金城郡复名兰州。次年改广武县为金城县。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占领兰州。吐蕃在河陇地区沿袭唐朝制度，亦设州、县，州设大都督，县设都督，亦未用“榆中”之名。
五代至北宋初年，吐蕃衰落，在今兰州地区散居吐蕃部落。是时，党项族崛起，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赵元昊夺取河西，占有今榆中之地。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收复兰州，为防御西夏进攻筑金城关。宋徽宗时在兰州城置兰泉县。北宋兰州辖境在今兰州市黄河以南地区，辖一寨四堡，即龛谷寨(今榆中县小康营)和东关堡(今东岗镇一带)、皋兰堡(今西固区关山附近)、阿干堡(今阿干镇)、西关堡(今西固城附近)，皆未用“榆中”之名。
宋高宗建炎五年金占领兰州，撤兰泉县并入兰州，金代兰州辖定远(今榆中县定远镇)、龛谷(今榆中县小康营)、阿干(今阿干镇)三县，东关(今东岗镇一带)、质孤(今榆中县来紫堡)、西关(今西固城附近)三堡。后西夏攻占兰州，金以龛谷、定远二县置金州，治龛谷县。蒙古灭西夏和金之后占领兰州和金州，撤阿干县入兰州，撤定远县、龛谷县入金州。元代兰州、金州属陕西行省，县级以上机构均未用“榆中”。
明代于洪武二年(1369年)攻取兰州，降兰州为兰县、金州为金县(治所移至今榆中县城)，属陕西布政使司临洮府，未用“榆中”之名。洪武三年(1370年)置陕西都司兰州卫，指挥使驻兰县。成化十三年(1479年)升兰县为兰州，辖区不包括今榆中县。
清初沿明制，兰州、金县仍属临洮府。康熙五年(1666年)清廷析陕西省置甘肃省，将甘肃巡抚自凉州(今武威市)移驻兰州，并将甘肃布政使由巩昌府(今陇西县)迁至兰州，兰州成为省会。乾隆三年(1738年)临洮府移驻兰州，改称兰州府，改兰州为皋兰县，为府治。兰州府领狄道州、河州、皋兰县、金县、渭源县、靖远县，其中皋兰县、金县在今兰州地区，没有“榆中”之名。
直到民国8年(1919年)改金县为榆中县，在沉寂近千年后“榆中”又成为一级行政区名。
篇2：会计报表中心的变迁论文
会计报表中心的变迁论文
随着复式记账法的不断完善，会计账户被区分为实账户和虚账户两类。前者用以核算企业的资产、负债等要素，核算结果以资产负债表的形式反映出来；后者用以核算企业的经营成果，并逐步演化发展为收益表。这两种传统报表共同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辅助信息，但是两者在会计报表体系中的地位却并不相等。一般来说，在不同时期，随着人们的经济管理观念、对会计信息的需求以及会计环境的变化，会计报表的中心会相应变迁。
一、资产负债表中心论
从会计发展史来看，资产负债表的产生要先于收益表。早期的复式记账法只编制资产负债表，却很少编制收益表，对收益情况的了解是通过直接查对收益类账户完成的。这一时期的会计报告理论可谓是“名副其实”的资产负债表中心论。
资产负债表中心论的产生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的，它与人们的观念、法律规定等密切联系。具体而言，资产负债表中心论的形成原因主要有：
第一，尽管当时已出现财产委托经营管理的方式，但是人们对委托管理责任的认识只限于对委托财产的关注。早在中世纪，贵族的庄园就已交由“管家”进行管理经营。作为受托责任人，管家的责任与现代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相类似，承担着保护委托人财产完整、并使之增加的责任。但当时的财产所有人只关心其财产的安全性和增值性，对于保值、增值的过程和手段并不重视。换言之，人们并未清醒地认识到收益才是资产增值的原因，从而造成人们只关心资产负债表中资产的情况，而并不关心收益表所揭示的收益情况。在这种观念下，会计报告以资产负债表为中心就不奇怪了。
第二，当时以资产为税基的税收法规也使人们更加关注资产负债表。例如，15世纪至18世纪，欧洲许多国家的税法主要是以财产税为主。税法规定以业主的应税财产为计税基础，并以业主的净财产确定税率来计算和征收税负。计算财产税所需要的数据完全集中在资产负债表之中，企业经营者、业主以及税收管理当局都自然的将资产负债表视为企业报告的重点，对其反映的信息特别感兴趣。
第三，资产负债表中有关偿债能力的信息倍受人们的关注。20世纪以前，欧美国家无论是政府借款还是商业借款，多以短期借贷为主。短期债权人关心企业的偿债能力，要求债务人按期提供有关短期偿债能力的详细信息。当时，人们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企业拥有充足的资产就具有强的偿债能力，其就是安全的。所以债权人也会更加注意资产负债表的信息。
此外，存货资产存在多种计价方法，人们将较多的注意力集中在资产计量问题上，也使得资产负债表成为会计报告的中心。出于对资产负债表的关注，人们不断改进和完善资产负债表，使之所提供的信息能够满足其使用者的需要。
二、收益表中心论
20世纪后，资产负债表中心论受到越来越多的冲击，收益表逐渐成为会计报表的中心。这一变革是会计观念的变化直接造成的，并与经济、社会等因素变化密不可分。
首先，随着委托代理关系的深入发展，受托责任人的地位不断突出，并逐渐成为会计信息的最重要使用者之一。受托人希望更多的了解企业经营运作效果，以此作为管理决策的依据。而此时的委托人也关心企业的经营效果，因为它可以用来评价受托人工作业绩，成为实施激励机制的基础。同时伴以人们对配比观念的更深刻认识，会计逐渐从以所有人（即财产委托人）为中心转变为以代理人为中心兼顾委托人的会计模式。与此相对应，收益表中心论逐渐代替了资产负债表中心论。
其次，人们逐渐意识到资产负债表所揭示的企业偿债能力并不全面，它是以企业破产为前提的，即企业只有在破产清算时才会直接以长期资产等来偿还债务。在持续经营情况下，企业的收入才是按期偿还债务的安全保障。不仅对债权人如此，“对各利益集团的利益保障也总是直接取决于企业的生产能力，除非企业的生产努力是成功的，否则企业的资产对任何利益集团都没有多大的价值。”所以，各利益集团都更加重视损益表，希望通过它了解企业生产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等信息。
再次，税法内容的变化使资产负债表逐渐退居次席。近现代的税法不再以财产税为主而是以企业所得税为主。企业所得税以企业收入或净利润为应税对象，企业税务的计算和征收需要依靠收益表所提供的信息。因此收益表在税收管理上的价值逐渐为人们所认识。
最后，现代资本市场越来越多的关注公司收益指标。政府和资本市场都偏重于对公司以往业绩的监管；对公司的评价，也主要以相关利润指标为基础。针对个别公司利用各种手段来操纵利润，铤而走险的行为，会计准则作为企业会计核算和信息提供的基础，其规范的重点自然的偏向利润表，而非资产负债表。
另外，其他经济环境的变化也促成了这一转变。例如，20世纪中期，美国企业的融资方式不在以短期借贷为主，融资方式更倾向于长期资金的筹集。对此收益表要比资产负债表更能帮助分析企业的长期偿债能力。
三、会计报表中心的新变化
会计理论是不断发展的，正如会计报表中心的第一次变迁一样，收益表中心论正受到新观念和新理论的挑战。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之后，人们对会计报表的信息需求发生了变化。“到20世纪70年代，FASB在着手起草概念框架时，又开始运用资产/负债观念来决定收益，似乎再次把财务报表的中心从收益表转向资产负债表。”
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美国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的最重要特征就是知识、人力资源等无形资产在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实物资产的作用已退居第二位。投资者已不再只关注企业现在的经营业绩，而是更多的关心企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在股票市场中，高科技企业股票的市盈率相当高，尽管其中许多企业并不盈利，甚至处于亏损状态，但是其股价却一直居高不下。这是因为投资者更看中其未来的盈利能力，相信高科技企业拥有的大量无形资产具有巨大的潜在的创造利润的能力。在此观念下，人们对会计信息的要求不再偏好于现在和过去的经营业绩，而更希望了解企业所拥有的资产情况，因为资产的规模、质量和结构反映了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因此，资产负债表的重要性自然得到了提高。
人们希望通过资产负债表了解企业未来盈利能力，由于无形资产在盈利中的作用，资产负债表必须能详细的提供企业无形资产的相关信息，例如企业无形资产中人力资源的情况，研究开发费用的情况，自创无形资产的情况等。但现有的资产负债表很少提供这样的信息，投资者难以对企业未来盈利能力进行预测。这也正是现代会计报表体系中收益表仍占有重要地位，资产负债表的中心地位并不明显的原因。因此，改进资产负债表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笔者认为，资产负债表的改进应尤为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详细揭示无形资产的有关内容，改革无形资产的计量方式。目前我国资产负债表中无形资产的内容列示非常笼统，其种类、组成结构、质量等重要信息未得到反映。而且无形资产多以历史成本计量，无法展现无形资产的潜在盈利能力。笔者认为，应在资产负债表中详尽的揭示无形资产的组成情况，并以无形资产未来所能创造的`经济利益的现值加以计量。即使出于对信息可靠性的考虑或受计量技术的限制，难以直接在报表中反映现值价值，也至少应在附注中加以补充说明。这将有助于揭示知识经济条件下无形资产的未来盈利能力。
2.突出人力资源的内容。对企业而言，人力资源是其他各种无形资产的源泉。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的创造能力直接决定了企业的盈利能力。所以，在资产负债表中人力资源的信息更应详细、突出。利用未来收益的净现值法对人力资源计量时，其价值中有一部分体现为创造其他无形资产的能力，这部分价值已经在其他无形资产的价值中加以核算了。所以，人力资源的核算应与其他无形资产相分离，以免发生重复计量。
3.充分反映自创无形资产的信息。自创无形资产的本质与外购无形资产并无差异，但是目前会计中对两者的核算有本质的差别。这不但违背了会计的客观性原则，而且不能全面的反映无形资产的真实情况，信息的相关性受到极大影响。为了提高资产负债表对未来盈利能力的预测水平就必须合理反映自创无形资产的内容。
另外，研究开发费用、兼并商誉等问题都直接影响着资产负债表的信息质量。
尽管现代会计理论认为资产负债表的地位日渐突出，但是由于其自身的缺陷阻碍了它代替收益表成为会计报表中心的步伐。但笔者坚信，随着对资产负债表的不断改进和完善，资产负债表将再一次成为会计报表的中心。
从会计报表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社会、经济环境以及人们经济观念的发展变化是会计报表中心变迁的主要动因，而每次变迁又会带动会计系统整体性的向前发展，因此可以说会计报表中心变迁的过程就是会计的进化过程。不断完善的会计报告体系将更加适应于使用者的需求。我们了解、总结、分析会计报表中心变迁的历史规律，将有助于科学的预测会计发展趋势，推动会计改革的深入开展，促进会计理论和实务的快速发展。
篇3：文化景观论文:村寨文化景观变迁思考论文
文化景观论文:村寨文化景观变迁思考论文
国内对村寨文化景观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集中在村寨文化景观要素特点、景观演化及机理、文化感知和保护与规划方面。而学术界对桂北文化景观旅游影响研究成果则较少，主要分为定性和定量两部分。定性研究方面有伍锦昌以龙胜平安寨为例研究民族文化变迁［6］，对桂北龙脊梯田景区所造成的社会文化变迁动因的分析［7］等;定量研究方面有运用人工神经网络理论技术及方法对侗族村寨歌舞文化的研究［8］。
本文以广西融水贝江景区的勾滩作为个案分析，从居民感知视觉，运用因子分析探讨勾滩苗族村寨文化景观变迁具体发生在哪些方面，并从社会学角度思考研究地村寨文化景观变迁程度和旅游发展进程之间的相互影响。
研究区概况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区概况
沟滩苗寨是广西融水县贝江景区的自然屯，隶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融水县新安乡，距桂林158公里，距县城1．2公里。截至6月，沟滩共有78户，339人，其中全屯大部分苗族为半山苗，还有一小部分迁徙过来的汉族。整个自然屯耕面积为143亩，其中水田50亩，旱地93亩。在旅游未开发之前，沟滩主要从事的是自给自足的农业和手工业，主要经济来源依靠竹、木收入。1991年开发旅游，村民通过民族舞蹈表演、餐饮、卖手工艺品等各种形式开展旅游经营活动。近年来，勾滩年均旅游总收入约100多万元。沟滩处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到7月为止，依然没有道路通入该屯，居民依然依靠自古以来的方式划船从贝江进出，而游客也是从码头下来乘坐游船或者偶尔搭乘村民的船只进出。该自然屯是独特的民族旅游地类型，虽然旅游发展到现在将近20余年，已经处在一个旅游发展的中期变迁态势上，虽然由于其相对封闭的环境，它无法像同处在贝江景区的长赖一样快速地获得大量的旅游效益，但是它的原生态社区和文化景观却也已经出现了变化，只是比其他旅游地的变化要缓慢。就旅游产品来说，它有点像过度开发时在时髦一时过后的遗留品，虽不再恢复曾经旅游的黄金期，但是也如小家碧玉，适合不再大刀阔斧的建设，却能更进一步规范化，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文化景观变迁研究里中期变迁的现实案例考察地的缺陷。本文选取其进行文化景观变迁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二)测量指标
论文中文化景观的变迁的测量指标在通过文献研究和专家意见的指导下，综合了前期梯田文化景观研究［9］、中国乡村景观评价的指标体系［10］、传统聚落景观评价［11］和古村落的演化机理［12］等对村寨旅游文化景观变迁因素的调查，最终形成自然、聚落建筑、梯田、服饰、制度精神、歌舞表演、影响程度31个测量指标体系(表1)。问卷采用Likert五级量分法，要求被访居民对每个测量项目从“1—无变化”到“5—变化很大”来进行打分，分值越高则说明旅游对研究地文化景观变迁的影响程度越大。
(三)数据来源
论文调查的方式主要有问卷调查法、“一对一”的深度访谈、观察法等。研究者于206月和7月两次在广西柳州市融水县沟滩屯进行调查和补充调查。为了保证调查的真实有效，采取实地问卷调查，现场填写、现场回收;在深度访谈中，采取以2人为一组的问卷调查小组对当地建筑工匠、旅游经营能手、村干部、寨老进行访谈，平均单份访谈时间在60分钟以上。共发放问卷100份，回收100份，其中有效问卷率为96%。
(四)数据处理
1．受访者基本情况论文主要从性别、年龄、学历、本地居住时间、家庭旅游经营情况及意愿、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和年收入来考察旅游地社区居民情况。本次调研样本男女比例基本相当，样本的年龄层次除了15岁以下的占2．1%外，其他的在各年龄段都分布得比较平均，表明问卷发放的稳定性较高。被访居民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以下的最多，占82%，说明在当地教育水平依然不高。从家庭旅游经营情况及意愿来看，将近半数的被访居民已经从事旅游经营活动，20．8%的居民并不打算经营旅游活动。被访居民家庭年收入93．4%集中在1万元以下，主要收入来源于务农和外出务工，旅游收入所占比例为12．5%。从整体来看基本符合正态分布，因此本研究调研样本抽取比较合适。2．数据信度和效度分析本研究首先进行样本的信度与效度检验，对感知价值维度上测量指标进行可靠性度量分析，效度检验方法采用KMO和Bartlett球度检验。整体样本数Cronbach’sAlpha信度值达到了0．917，表明研究数据的信度是可靠的。Bartlett球度检验统计量Sig＜0．01，检验的P值接近0，表明31个变量之间有较强的相关关系;而样本KMO值为0．770，大于0．7，说明考虑的31个文化景观变迁因子适合因子分析。
民族村寨文化景观变迁分析
村寨文化景观作为人们为满足某种需要而对自然施加影响的结果，它既包括村落(聚落)、道路、服饰、饮食等物质形态，也包括宗教信仰、思想意识、政治制度等不可视的非物质元素。
(一)勾滩苗族村寨文化景观的各景观因子演变情况
文化景观的变迁不仅来源于自然中自趋性的变化，也来源于在间接或直接的社会信息、意识的影响下，作为景观当地文化一部分的居民的思想、观念的变化所带来的文化景观的改变。自然与人文引导源在同时作用与反作用的互相推动与促进中随着旅游开发的发展使得民族村寨的文化景观发生改变。在问卷调查中，村民对所提到的勾滩苗寨文化景观变迁的程度感知不一，对于不同的景观的变迁程度的感知程度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勾滩苗寨文化景观变迁因子的描述性统计具体如表2所示。可以看到，勾滩苗寨的文化变迁确实趋于变迁的中间状态，数据统计中居民感知变化并没有出现突兀的变迁，总的变迁平均分布指数均止于“变化一般”的状态，大多数总体变化水平较小，可是每一个考察的指标却也相对应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二)勾滩苗族村寨文化景观演变的因子分析
为了对勾滩苗族村落文化景观演变的所有因子进行总结分析，寻求苗寨村落文化景观变迁的程度以及主要发生变化的具体方面，本部分采用SPSS．17软件，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并利用正交旋转法(Varimax)来解释所得文化景观变迁的因子，从而建立评价勾滩苗寨文化景观变迁的评价体系。通过总方差解释表(表3)可知，前8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因此，选择8个因子作为主因子就能够包含原始变量71．734%以上的信息，表明因子分析的效果比较理想。然后，为了进一步对上述8个因子进行解释，根据正交旋转法(Varimax)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表4描述了原始的31个变量与8个因子的关系。一般认为，绝对值大于0．4的因子载荷是显著的'，因此，表4中仅保留了因子负载大于0．4的数值。由表4的旋转后的因子解释矩阵可以看到，解释矩阵经过定量分析对文化景观的变迁进行了分类。可以看到，公因子F1(X27、X28、X29、X30和X31)主要集中在旅游的发展对梯田景观的影响上。可以理解为由于旅游的发展、游客量的增多、公共设施的局限，可能不可避免地为村寨的生活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因此，可以将其命名为旅游负面影响因素。公共因子F2(X22、X23、X24和X25)代表了旅游发展中村寨本地的民族习俗中音乐文化景观变迁，将其命名为民俗音乐因素。公因子F3(X2、X9、X10、X11、X12和X19)描述了环境与梯田方面的感知评价，可以将其命名为梯田环境因素。从F3也可以看出，苗族的节庆习俗的变化和田地的耕作的变化有着重要的关联，这和苗族节日本身的起源和发展也是相一致的，各民族节日的发展在其起源之初更多的来源于对收成的祭祀和对收获的庆祝。F4(X14、X15、X16和X17)解释了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及旅游的发展条件下，村寨中古老服饰的制作样式、功能和穿着的时间是否随之变化，将其命名为服饰文化因素。F5(X3、X4、X5和X7)则描述了村寨中的建筑随着旅游的发展其文化景观是否发生了变迁，可将其命名为聚落建筑因素。F6(X1和X6)可以看作是自然方面的变化，而房屋使用材料也是和降水等自然条件息息相关的，因此可将其命名为自然文化因素。F7(X8、X13、X21和X26)中，建房相关仪式的变化和民间信仰的变化可以理解为信仰方面的因素，而梯田耕作工具的变化以及演唱时所使用的语言则是民俗相关的因素，因此，可以将其命名为民俗信仰因素。F8(X18和X20)，描述的主要是由于受到一些外来的不同族群中主体文化的影响，造成旅游地文化景观的一些感知变迁，可将其命名为外来文化影响因素。至此，勾滩苗寨文化景观变迁评价体系可以总结如下:旅游负面影响因素(F1)、民俗音乐因素(F2)、梯田环境因素(F3)、服饰文化因素(F4)、聚落建筑因素(F5)、自然文化因素(F6)、民俗信仰因素(F7)和外来文化影响因素(F8)。勾滩苗族文化景观变迁程度每一个标准化后的原始变量可以通过公式1系列与使用因子分析得出的因子的线性关系进行计算，而综合文化景观变迁竞争力则可以通过公式2来进行计算。
(三)居民对各文化景观变迁的感知程度
在通过因子分析得出勾滩苗寨文化景观变迁体系后，为了定义居民对各景观变迁程度的感知，我们通过对各分因子的变迁度均值进行加权平均值来测量，其具体公式如下:XN=(X1+X2+…Xn)/n，各主因子具体变迁程度如表5所示。在勾滩苗寨的居民感知程度上，认为变迁程度最大的是服饰文化因素(F4)和外来文化影响因素(F8)，这与访谈结果相一致，其中服饰文化是物质文化的变迁，而外来文化影响因素则是非物质要素的变迁。访谈中，村民认为服饰发生较大变化更多是由于游客的到来。村中除一些老年人，年轻的村民更愿意穿着跟随外界的服饰而非自己的传统服饰，他们认为非传统服饰更方便也更具有社会融入感。但是由于旅游发展，青年们有时也愿意穿着传统服饰，因为可以更好地吸引游客或者参加表演。由于穿着目的的不同，所以穿着时间也不再局限于婚嫁和节庆。受到外部主体文化的影响较深的是语言结构和寨老威信，较之传统苗寨，勾滩地理位置偏僻，与外界交流少，村寨内部的语言更多的仅以苗语为主，连移民到此的外地汉族也通晓本地苗语。但在与外界交流的增强和政府教育力度的增大后，勾滩苗寨目前除七八十岁年纪较长的老人外，不仅都能使用本民族的语言，也能用汉语与外界进行各项生活事务交流，有些人还能讲几句简单的英文。而在勾滩，不像其他苗寨所有事务都由寨老主持，作为由半山苗和汉族共生的移民村寨，它最早是没有寨老的，村中的第一个寨老则完全是因为旅游开发，由村民推选出歌舞表演中最擅长吹葫芦笙的芦笙队队长担当。
其次，民俗音乐因素(F2)、梯田环境因素(F3)、聚落建筑因素(F5)和自然文化因素(F6)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勾滩的民俗音乐继承了传统的苗族音乐，但是却在传统上有所发展。整套苗族六管芦笙，包括高、中、低和倍低音。勾滩苗寨的芦笙舞集词、曲、舞为一体，包括迎宾曲、团结舞、踩脚舞、多耶舞等特色苗族舞蹈。在保留传统芦笙种类的基础上，表演队成员吸收其他苗寨中舞蹈师傅所教所授，在词曲舞蹈上进行了小的改编，但基本仍以祖辈流传下来传统的苗寨舞蹈为主。在这种变迁中，民俗音乐虽然也和民族服饰一样发生了变化，但是其根本是不一样的。民族服饰作为一种外在性的文化展示，它成长于该民族的生产生活，它的印记是其民族生活文化的表现，但当它裸露在另外族群的文化包裹下，是很容易遭受更迭的。只要其文化主体的意愿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被影响，它的改变只需要把一种服饰褪去，换上另外一种服饰，这种服饰文化的改变便完成了，而且是彻底的，它只是民族的一种形。可是民俗音乐是一个民族内在生命力与灵魂的体现，它不仅根植于生产生活，更是焕发着整个民族的神与魂。形易动神难迁。也正由于如此，所以承载着整个民族的精神图腾的民俗信仰的变迁度相对前两者就更小。
在梯田环境感知方面，村民认为变化更多的是在于旱田和水田间的变化，村中田地偶有由于居民外出务工而抛荒，大多由家中老人打理或者是请留在村中的其他村民帮种，植被覆盖面积也发生较小变化。勾滩的聚落建筑外观上至今仍为桂北地区典型的干栏木构传统建筑，由山脚到山腰平地而起，呈整体集中、局部分散的空间形态，在建筑外观上保留了传统的样式，建筑内部整体布局也并无太大改变，但是民居内部较之祖辈也发生一些小的改变。以贝江对岸有目前村中唯一特许经营的旅馆为例，经营者为当地苗族，其建筑形式仍采用传统式的木楼外形，而房屋内部设计却采用更适应于游客的标间式设计。其洗手间独立连接在传统木楼后采用传统木楼外形，但内部则是水泥建筑实质现代结构。它本身的景观形态美观度并没有遭到破坏，但居住条件则得到较大改善。目前村中正在筹建的另一家旅馆建筑也采用此类形式。究其原因，这不仅是为了更适应游客的需求，也是由于游客带来的思想、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冲击中所产生的改变，而村民自己外出务工中受到外界社会环境冲击的影响也促使他们在返回村寨中带来这些改变;而村中两三栋不和谐的水泥建筑则是由于村民对更舒适的生活的追求所致，跟木楼防火的局限性存在一定关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美观，但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也不至于阻止，也可以在水泥楼外贴上木板来保持美观。村中建筑也必须进一步提高消防力度。村民普遍认为房屋卫生较之祖辈条件要好一些，比如早期游客到村中做客无法接受传统民居中的茅厕，而现在的民居是在厕所方面很多做了改善。自然文化中降水和河流方面整体变化相对较小，房屋材料的使用方面则依然以传统木楼为主，也有村民会在原木上刷上透明漆，但是村民反映其美观性在使用几年后不如原木材料散发自然光泽。
而变化最小的则是旅游负面影响因素(F1)和民俗信仰因素(F7)。村民普遍认为旅游发展对勾滩的负面影响较小，村中景区内部有专人打扫，到勾滩的游客大多很有素质，他们的到来对梯田和环境的影响也较小。村民对于能和游客一起分享本民族文化也充满自豪感，游客的进入对村寨的农耕生态形式的冲击不大，种地和竹木等经济作物等自给自足的农耕形态依然是农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较之同类旅游地而言，勾滩是旅游负面影响最小的一个旅游村寨。在民俗信仰方面，勾滩苗寨依然沿袭大年三十祭拜祖先的传统习俗，建房的日子、地基和风水都要请村中师公看过，不会随意动工。由于勾滩梯田依山而落，单位面积较小，地理位置不太方便，生产以及农活中使用的工具并没有太大改变，依然采用农耕为主，较少使用机械。
讨论和结论
根据上述研究可以看到勾滩苗寨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由于内部和外部影响，其旅游负面影响、民俗音乐、梯田环境、服饰文化、聚落建筑、自然文化、民俗信仰和外来文化影响等各方面的文化景观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迁，因此，要想可持续地发展旅游，在保护民族文化景观中应当重视以下几个问题:
(1)做好旅游规划的编制。规划要切合当地实况，深挖地方文脉，培养文化的自我传袭能力，加强对民族文化、习俗等隐性的、不可再生的文化景观的保护，强调文化个性，保持地方特色。文化对感知产生影响，感知方式和感知过程的变化同时也引起规划方法和特定景观价值的变化［13］，所以居民应当参与规划的前期展望，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规划的编制也应该更重视居民对自身文化环境的看法。
(2)加强旅游地居民的文化自觉观念。村寨文化景观的开发会促进旅游地的经济发展，在面对旅游发展对当地传统文化的冲击时，要加强对居民的思想教育、引导和宣传，提高本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增强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在旅游带来经济效应的同时，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合理引导本地居民对旅游开发所带来的经济预期，形成良好的旅游服务氛围，并保证居民以主体身份参与旅游发展并分享成果。
(3)不能谋短利舍长益。在旅游开发过程中，不能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来谋取短期利益。旅游是文化性很强的经济行为，文化景观发展要引进市场机制，才能很好地运作。可是在发展的利益最大化过程中，绝对不能忽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只有完整的原生态的文化景观被保存下来，才有可能更长久地开发更多的文化景观资源为旅游业发展所用，否则的话则只能是“无水之源、无木之本”。
但是保护也绝不是阻止其变迁，保护和创新永远是同步的。在条件允许的背景下，也应鼓励实现传统与现代、本族与异族文化景观的大融合与发展，不应一律排斥，也不应是全盘吸纳。应当建立合理的、融合的多元结构，要求文化形式上的传统化和思想体制上的现代化相融合，对古、今、中、外的文化景观采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以弱化旅游开发中产生的劣势影响，而加强其优势部分。
篇4：我国分配制度变迁的论文
我国分配制度变迁的论文模板
【摘要】：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经历了三个经济时代,它们分别是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三个经济时代中,每一个经济时代都有其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要素,它们分别是土地、资本和人力。我们将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因其稀缺性而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要素称之为核心生产要素。这样一来,分配理应向核心生产要素产权主体倾斜。我们根据不同经济时代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要素的不同,将社会经济形态划分为三类:土地经济形态、资本经济形态和能力经济形态。具体地说,在土地经济形态下,分配将向土地所有者倾斜,在资本经济形态下,分配将向资本所有者倾斜,而在能力经济形态下,分配将向拥有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倾斜。 当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处于由资本经济形态向能力经济形态的过渡时期,这就决定了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选择既不是资本经济形态下的按劳动力价值分配,也不是能力经济形态下的按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分配,而只能采取按劳动力产权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现阶段,按劳动力产权分配不仅能同时体现个人收入分配的差别和功能性收入分配的差别,还是实现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有机结合的有效途径。建国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收入分配的基本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根据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效率优先”是第一分配原则,“兼顾公平”其次。本文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实现“效率优先”,就必须实行按劳动力产权分配的原则。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由此引起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经济调节作用,为实现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共同富裕”的目标而努力!
【关键词】：收入分配制度变迁劳动力产权市场经济
【学位授予单位】：
武汉大学
【学位级别】：
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
20xx
【分类号】：
F124.7
【目录】：
中文摘要4-5
ABSTRACT5-9
引言9-10
第一章 经济史中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轨迹10-27
第一节 关于收入分配的几个相关概念10-13
一、收入分配的主体10-11
二、收入分配的对象11-12
三、收入分配的实质12-13
第二节 经济史中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形态13-15
一、社会生产方式13-14
二、社会经济形态14-15
第三节 从经济形态的转变到分配制度的变迁15-24
一、土地经济及其分配制度15-19
二、资本经济及其分配制度19-21
三、能力经济及其分配制度21-24
第四节 对第一种社会生产方式下收入分配制度的考察24-27
一、第一种社会生产方式下的收入分配制度25-26
二、两种社会生产方式下收入分配制度的.本质不同26-27
第二章 劳动力产权及按劳动力产权分配制度27-36
第一节 劳动力产权27-30
一、劳动力产权的含义28-29
二、劳动力产权的特征29-30
第二节 按劳动力产权分配30-36
一、按劳动力价值分配和按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分配30
二、按劳动力产权分配——对现阶段按劳分配的合理理解30-32
三、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按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分配和按劳动力产权分配的比较32-33
四、按劳动力产权分配的数学解析33-34
五、“资本雇佣劳动”和“劳动雇佣资本”的分配实质34-36
第三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制度36-43
第一节 能力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36-38
第二节 按劳动力产权分配——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38-43
一、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选择38-40
二、对资本主义社会收入分配制度的考察40-43
第四章 改革开放前后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实践43-53
第一节 传统分配制度的特征、功能及其弊端43-47
一、传统收入分配制度的基本特征43-45
二、传统收入分配机制的主要功能45-46
三、传统收入分配制度的弊端46-47
第二节 单一的按劳分配向多种分配制度的转型47-53
一、按劳分配机制的演变47-49
二、多种生产方式的生成、扩展49-50
三、通过按劳动力产权分配实现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的分配的有机结合50-53
第五章 按劳动力产权分配下的收入分配差距53-57
第一节 按劳动力产权分配体现了效率优先的分配原则53-54
第二节 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按劳动力产权分配与收入调控手段相结合54-57
一、健全税制，强化税收调节55
二、发挥政府的政策导向功能，促进公平分配55-57
参考文献57-59
后记59
篇5：中国会计制度变迁:特征及解释论文
中国会计制度变迁:特征及解释论文
一、会计制度的性质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派重要代表人物诺斯的解释，“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诺斯，1994）。广义的制度包括正规制约和非正规制约，即“是由当时在社会通行或被社会所采纳的习惯、道德、戒律、法律（包括宪法和各种具体法律）、规章（包括政府制定的条例）等构成的一组约束个人社会行为，因而调节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规则（樊纲，1996）。”按照以上制度含义的一般解释，会计制度应包括制约会计行为人及利益相关者的法律、法规、准则、惯例及单位内部会计制度的总和。
从本质上看，会计制度也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准则。无论是会计法律还是会计准则、会计惯例，或企业内部会计制度，就其本质功能而言，都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的一种规则。因此，同其他社会性制度一样，会计制度也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会计制度的制定同样是在利益矛盾冲突条件下的一种公共选择过程。会计制度的“消费”既具有排他性，又具有某种强制性。尤其是在我国，会计制度大多表现为法律、法规的性质，其强制性“消费”的特征更为明显。
然而，对具有技术规范外在特征的会计准则性质的认定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迄今为止，国外学者关于会计准则性质的认识，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1）会计准则是一种技术手段；（2）会计准则具有经济后果；（3）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是一项纯粹的政治程序（刘峰，1996）。而我国青年学者谢德仁则认为“会计准则的性质在于它是一项关于一般通用的会计规则的公共合约（谢德仁，1997）。
在笔者看来，将会计准则看作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手段，只是看到了会计准则的实施过程所呈现的技术规范这一外在形式，而没有对会计准则制定过程及实施后果给予足够的关注。其实，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会计准则的制定是相关各方利益冲突条件下的一种公共选择过程，甚至因此而上升为一种“政治化的程序”。与此相适应，会计准则的实施会产生影响信息使用者决策、影响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经济利益分配的“经济后果”。第二种观点虽然看到了会计准则所具有的“经济后果”，但没有明确回答会计准则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即没有概括出会计准则的基本属性。第三种观点强调了会计准则制定过程所表现的政治化程序特征，但“政治化程序”毕竟仅是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所表现的特征，而不是从准则制定到准则实施后果全过程的性质。
笔者比较赞成谢德仁博士关于会计准则是一种公共合约的观点。因为将会计准则定义为一种公共合约能够更好地解释会计准则制定、实施及实施后果的系统性特征。不过，笔者要强调的是，会计准则作为一种规范会计行为的制度，虽然也是一种经过各利益集团斗争而形成了的社会合约，但它与其他社会性制度相比具有自己的特征。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其作用机制上。一般而言，制度作为一种社会机制，常常是通过界定个人或组织的行动空间及其责权利，直接约束利益主体的行为来实现对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调节功能的。如税收制度直接约束纳税人、税务机关等当事人的行为，调节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信用制度直接约束借贷双方的行为，从而调节借贷方之间的利益关系；等等。与此不同，会计准则并不直接约束相关利益主体的经济行为，而是通过为会计人员提供技术规范约束会计主体的会计行为，确保会计信息系统提供具有相关性和可靠性的财务信息而间接地实现调节人与人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功能。这正是人们容易把会计准则当作一种纯粹的“技术手段”的原因。但是，纯粹的技术规范，如大量的生产技术标准，并不具有调节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功能。由此不难看出，会计准则作为一项制度安排，与其他制度安排的重要区别是，它通过提供会计信息加工的技术标准，来减少会计信息使用者搜集、鉴证、利用会计信息的交易成本，以减少不确定性，从而实现制度所具有的调节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功能。
二、中国会计制度变迁的特征分析
对于中国会计制度变迁的特征，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把握：一是我国会计制度变迁同国外，尤其是市场经济成熟国家的会计制度变迁相比所具有的特征；二是80年代以来的会计制度变迁同建国后曾发生的重大会计制度变迁相比所具有的特征；三是会计制度变迁同其他经济制度变迁相比所具有的特征。下面，我们按照这一思路展开具体的分析和概括。
1． 政府是制度供给主体。
任何国家的会计法律（包括专门的和非专门的）都是由国家制定的，因而都具有国家的性质。然而作为会计制度结构中核心组成部分的会计准则，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其供给主体却有很大的不同。实际中主要有政府供给和民间职业团体（或机构）供给两种模式，此外也有部分国家由政府与民间职业团体共同供给。美国、英国等是民间职业团体供给模式的代表，法国等则是政府供给模式的代表。我国会计制度历来以政府为供给主体。考虑到会计准则涉及许多技术性问题，会计核算方法和会计信息质量关系到相关利益主体的经济利益，尽管在我国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成立了国内外咨询专家组，并在正式颁布之前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但实质上我国会计准则的供给主体仍然是政府，即属于政府供给型模式的典型代表。
我国坚持以政府为主体供给会计准则的原因主要有三点：（1）制度遗产。制度的制定本身也是一种制度安排。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制度供给主体角色一直由政府充当。特别是会计制度，无论是全国统一的会计制度，还是行业性、地区性的会计制度都由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制度制定程序本身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已经为社会所接受，况且这一制度安排已在《会计法》中明确规定。（2）政府作为会计准则的供给主体可以保证准则的权威性和时效性。由于政府代表国家，因此，政府制定会计准则比民间职业团体更具有权威性。此外，由于政府制定会计准则可以减少制定过程中的交易费用，缩短制定过程和实施推广过程，从而具有更好的时效性，而这种时效性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十分迅速的今天是十分必要的。（3）在大中型企业及上市公司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所具有的主体地位也是政府制定会计准则的重要原因。同其他制度安排一样，会计制度涉及到有关各方的经济利益，而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中，国家是企业的最大利益者，保证国家利益不能不说是政府制定会计准则的一个重要原因。
2． 制度实施具有强制性。
制度变迁有两种基本类型：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林毅夫，1994）。前者是指一群（个）人在响应制度不均衡所引起的获利机会时而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制度创新；后者则是指由政府命令或法律的引入、实施而引起的现行制度的变更或替代。由于我国会计制度制定方面的制度遗产，加之我国快节奏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尤其是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迫切要求会计制度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变迁。在这种背景下，会计制度的强制性变迁也就成为合乎逻辑的选择。强制性会计制度变迁的优点在于，能利用政府的强制力和“暴力潜能”等方面的优势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但政府的有限理性、集团间利益冲突和知识准备不足等则可能影响制度变迁的效果。例如，会计制度的强制运作，可能违背了某些人的利益，而这些人可能不按制度行事，这便会降低制度效率。近年来，一些企业不按会计制度特别是不按具体会计准则要求进行会计处理和信息披露，制造虚假会计信息，便是企业管理当局抵制新会计制度，导致制度效率降低的例证。
3． 制度变迁过程是渐进的。
按照对改革方式进行分类的一般标准，既应包括改革的目标和程序，也应包括改革的速率。据此，笔者认为，中国的会计制度变迁应属于渐进式变迁。其主要特点是：逐步推进、分步到位、先易后难、先试验后推广等。从1980年10月全国会计工作会议提出会计改革问题，1984年10月全国会计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关于会计业务改革的设想（讨论稿）》、《会计改革纲要（试行）》；从《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准则》（基本会计准则），到《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和已颁布的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从1985年的《会计法》到以后两次修改的《会计法》。所有这些制度性内容的变化可以看出，我国整个会计改革的过程是在“边干边学”、“摸着石头过河”中进行的，是分步推进的。而在会计改革过程中，通过在不同所有制、不同组织形式、不同经营方式的企业进行试点，特别是先在外商投资企业、股份制试点企业及上市公司这样一些新的`经济成份或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中率先实行新的会计制度，积累经验，然后再推进全方位的会计制度变迁，具有典型的先易后难、先试验后推广的特征，同时又是一种明显的先“增量”改革，后“存量”改革的策略。时至今日，我国已颁布的几项具体会计准则仍然分为“所有企业执行” 和“上市企业执行”两部分。这也说明，我国的会计制度仍处在渐进变迁过程之中。
我国会计制度的渐进式变迁是由
会计制度的特点及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会计对经济的发展虽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从深层次上看，会计的发展始终依赖于经济环境的变化 ，会计制度作为经济制度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处于一种“配角”地位，而高度依存于其他制度安排。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中，它必须服务和服从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而我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是按渐进的方式进行的，这就决定了会计制度变迁也只能是渐进的。期望在短期内使我国所有会计原则、会计程序和方法都达到一种理想状态，显然是不现实的。
渐进式制度变迁的优点是，因“边干边学”、“先试验后推广”，可以分步骤取得制度替代或转换所需要的信息，逐步积累变迁所需的知识，从而可以减少信息的不确定性和非完备性，变迁的社会阻力也相应减少，摩察成本降低。当然，渐进式变迁也有其缺陷：（1）各项相关制度安排不同步，易造成制度结构失衡，特别是新旧制度安排之间常常发生摩擦和冲突，从而导致效率损失。例如，我国会计制度结构中的会计法、基本会计准则、具体会计准则，还有行业会计制度、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之间就常常出现矛盾，从而降低了制度效率。（2）制度供给相对制度需求常常出现时滞，造成制度空档，为一些企业人为操纵会计信息提供了可乘之机。如关联交易、企业合并等会计业务的处理都曾出现过类似情况。（3）“边干边学”使会计人员学了一些“有效期”很短的知识，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整个变迁过程的学习成本。如1993年会计人员刚掌握的财务状况变动表编制知识，在1998年就不那么有用了，而他们必须重新学习编制现金流量表的知识。
4． 资本市场和国际惯例具有导向作用。
我国正在进行的会计制度变迁与建国后进行的前几次会计制度变迁相比，一个重要的不同点是导向上的差异。80年代之前的会计制度变迁，总的来说是围绕服务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的，即以建立集中统一的会计制度为制度变迁目标。会计信息仅仅为宏观经济计划管理和内部管理服务，在会计制度变迁目标的定位上并未考虑与国际惯例接轨问题。由于当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也谈不上资本市场的导向作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带来了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和经济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因此，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较好地与国际惯例协调的会计制度结构成为这次会计制度变迁的目标。这里所说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适应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要求。事实上，正是资本市场的发展才催生了中国的会计准则。现代资本市场是建立在信息披露基础之上的，而信息披露的核心内容是财务信息，及时、相关、可靠的财务信息是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必要条件。从我国会计准则产生的时机以及各项具体会计准则颁布的时间顺序和所规范的内容都可以看出资本市场所具有的导向作用。
与国际惯例接轨，是这次会计制度变迁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这次会计制度变迁的重要导向。资本市场和贸易的国际化必然要求作为商业语言的会计提高其一致性程度。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财务信息的国际可比性，进而为合理配置资本、降低市场风险和筹资成本提供信息支持。《国际会计准则》在国际之间的会计协调方面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努力使本国的会计准则向国际会计准则靠拢。我国在会计准则制定方面是一个后起的国家，这使我们有可能参照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已经形成的会计准则体系制定本国的会计准则体系，使我国的会计准则体系目标一开始就定位于“国际水平”。从我国已颁布的几项具体会计准则的内容看，均具有与国际会计惯例较高的协调性。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C·诺斯．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
2樊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3刘峰．会计准则研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
4谢德仁．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的范式与变迁J．会计研究，，（9）．
篇6：论文：破产观念的变迁理论
论文：破产观念的变迁理论
破产观念的变迁论
“破产”一词源于拉丁文，意指“其柜台被打破的商人”，因为柜台被打破，商人便无法再继续做生意。①也有学者指出，“破产”（bankrupt）一词源自意大利语（banca rotta），是砸烂板凳的意思，与打破柜台的意思相近，表达了商人在市中心交易市场中专属自己交易用的板凳在其无法偿付债务时，由其债权人按照商业惯例砸烂其板凳以公示于众的含义。
现代破产法则起源于英格兰。最初，英格兰的破产法仅适用于商人，并在十六世纪获得发展。英格兰破产法仅允许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而不允许债务人主动申请破产。那时，无力支付债务的债务人可以被投进监狱。
美国破产法属于联邦法范畴，以破产程序为核心，沿袭英国破产法，分别在18和1841年颁布，但都在实施后不久废止。因此在19世纪中期以前，美国根本不存在有影响的联邦性的破产法，各州也都是一些关于无力清偿债务、延缓执行或免税方面的法律，几乎没有关于企业破产的法律。186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三部联邦破产法，该法允许两种形式的破产。即“自愿的”和“非自愿的”破产。由于该法对企业比较严苛，因而遭到反对，最终也与1878年被废止。
我国破产法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中，随着企业法人制度的逐步确立和完善而建立的。因为破产法是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市场主体“有路可退”，从而保证市场新鲜、富有生机，商业繁茂，商人基本生活有所保障的重要法律。但在这个基本的功能之外，由于经济的发展，个人生活也可能出现破产的可能，对社会生活中可能出现的破产现行进行宏观概括性的把握，纳入立法并加以实施十分必要，也是随社会观念的演进逐步得到认可的法律价值。在破产法立法技术与法律逻辑上，保护债权债务两方、实现经济理智合理分配的平衡观念十分重要，但扩张破产概念的适用范围，使破产法的立法技术在更广阔的领域加以适用，发挥出其法律逻辑蕴涵的独特智慧也很必要。但无论在这两方面的哪个部分，破产法都是开放并不断变化的，对商业历史较短的我国而言，尤其值得重视。在根本上，广义与狭义的破产制度所提供的，都是社会主体优胜劣汰正常循环必需的合法路径，以及财产分配方案，正如自然界能量守恒一样，市场必须借助破产制度提供的拆解、重组、再生以及对债权人合理的清偿才能保障市场参与者对经济活动不利后果稳定预期的实现，免除各参与者普遍的后顾之忧，进而促进市场活力。
虽然现代西方国家对破产法的价值究竟立足于债权人保护还是债务人保护有所不同，甚至往往在考虑债权人的经济利益外，要顾及到的、政治、社会、及个体利益价值的维护与权衡。但植根经济社会，为其稳健运行提供恰当地保障，从而稳定公众、企业乃至市场整体信心的功能始终没有变化，我国破产法的产生虽然较晚，立法后的实践也十分有限，但从国家经济体规模庞大、社会经济转型困难、劳工权益意识日渐增长的现状看，完善破产法设计、扩大破产法适用、转变立法及适用法律的社会观念已成为当务之急，对现有破产法的定位也应从单一的企业破产调整到对社会淘汰机制的建构保全，使破产观念不再停留于道德范畴，真正成为社会生活主体习以为常、普遍发挥功效的良好制度。
如果没有这样的定位，仍局限于企业破产的狭窄领域，事实地阻断了社会经济参与者退出机制的发展路径，不仅无法发挥破产法的功能，反而有可能成为市场整体不良发展的诱因，破产制度形同虚设的后果是任何一个健全的市场都无法接受的状况，我国自破产法公布后，破产案件数量反而有所下降实在让人担忧。
但立法定位的转变亦非朝夕之间的抉择，根基还在于社会实体经济的强壮与呼唤，立法者的观念反应如果过于迟滞，忽视经济参与者迫切的立法需要，必然会对实体经济的发展造成负担，也打断了社会可持续的进步节奏，经济生活本身所蕴涵的自然本性与客观规律应被立法者尊重并着力推行入法，否则社会实体经济无法从法律制度中汲取足够的支持，法律制度也无法为社会实体经济的健壮发展提供稳妥保障，两者脱节，甚至拖累实体经济的自我更新进度，都是任何人所不愿意看到的状况，因此我国的破产法律制度定位亟需加以转变。
篇7：家庭变迁与和谐社会构建论文
家庭变迁与和谐社会构建论文
儒家经典《大学》中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思想，把个人，家庭和社会紧密地联系起来，家庭在人类社会中处于最基础的地位。现如今，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学术界却很少关注家庭这个小元素给构建和谐社会带来极大的考验与挑战，本文就着重对家庭变迁以及它对和谐社会的关系联系起来。
一、现代家庭变迁的现状及趋向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急剧性家庭变迁与“危机”是今天人们能眼见的事实，我把它们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现阶段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家庭的赡养负担加重。到末，全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7.5%，上海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人已占19.3%，到将达22.7%，2040年更将占到40%以上。在我国，人们的生育观念日益改变，家庭观念淡薄，全国户均人口3.38人，上海仅2.81人；据有关部门对上海920个家庭的调查结果显示，56-65岁年龄段被访男女独居或空巢的比重已分别为5%和31%，合计达36%，这些数据表明有很多的空巢家庭，这个数量还在不断的增加。特别是在上海这种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为了获得生活所需，减轻生活压力，锻练自身的学习生活能力，踏上了在外学习与工作的征程，空巢老人成为现阶段特有的社会现象。
2.家庭多样化趋势增强。所谓多样化趋势是指家庭正在向多种多样的模式上发展。核心家庭尽管代传统治地位的家庭，但种种迹象表明，家庭正在核心家庭基础上继续变化，比如向“单身党”单亲制家庭方向转化。21世纪的今天，许多以前没有过的新的家庭出现了，如未婚同居、试婚、同性恋婚姻等。
3.家庭不稳定性，离婚率增高。在21世纪的今天，追求家庭的稳定性却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统计显示，中国内地居民结婚登记初婚人数从1992年到间净下降约350万人。而中国的“离婚对数”却在迅速增加，1985年的“离婚对数”只有45.8万对，到20则达到了178.5万对，今天许多人已不再追求形式上的稳定和从一而终，而是把对家庭质量的追求放在第一位，为了追求高质量的家庭，不惜离婚、出走、进行未婚同居等。
4.家庭功能社会化。古人云：在家不会迎宾客，出门方知少主人。这强调了家庭功能在社会中的核心作用,然而现代家庭功能上渐步弱化，家庭的许多功能都在被社会代替。从生产功能看，在城市，由于工业社会化使家庭生产功能大为削弱，经济体制改革以来除个体企业及私营企业使的部分家庭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生产功能外，家庭生产功能已大大减少，生产纽带已松驰；而农村随着土地承包责任制实施，家庭成为生产的单位，生产功能获得一定恢复和强化，但随着现在乡镇企业的纷纷建立，农村向商品化生产的层层迈进,农村家庭的生产功能将会受到重大的冲击。
二、家庭稳定和谐是社会文明和谐的基础。
1.和谐家庭的构建成为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首先，我们应弄清楚和谐的含义是什么？按《现代汉词典》中的解释，和谐即配合得适当和匀称。如：住穿的这衣服和你的皮肤很协调。《辞海》上则把和谐与协调并称。这就是说，和谐的含义应该是指配合（或搭配）得适当，匀称，协调而不生涩，不别扭。其次，家庭的构建要以社会作为其基础，换句话说，和谐家庭的构建成为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家庭作为社会的一个细胞，但是也在社会中发挥着比较基础的作用。社会这一大家庭是以一个个的小家作为其基础的，在这个庞大的大家庭中，我们必须要使每个小家庭都蓬勃健康的发展。再次，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家庭中生活，家庭和谐了就是多数人的和谐，家庭作为重要的初级群体，是人类社会最为久远的'社会设置之一，作为社会的基础工业，家庭正在发生急剧的变迁，家庭是影响整个社会的各种趋势的交汇点。因此构建和谐家庭就必须先搞婚姻家庭中这几者的关系。
2.家庭稳定对社会和谐的作用。古人云：“家和万事兴”，一个家庭的和谐与否，不仅关系的一个家庭兴旺，而且关系到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以至于整个人类的兴衰。纵观中国的历史，那些战乱的年代，会导致各个家庭的四分五裂，甚至致使整个民族大迁徙；那些和平的年代，家庭相对来说是稳定的，国家是兴旺的，正所谓“兴国安帮”。
3.提升家庭成员感受家庭幸福的能力，为创建社会和谐尊定坚实的家庭基础。根据经济学的边际减规律,我们知道，人们消费物质资料的过程中，随着物质资料的增加满足感是逐渐递减的，到一定的程度，甚至为负。因此，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要让人们学会感知家庭幸福，让家庭成员之间学会相互关爱，相互欣赏自己。
三、家庭稳定和谐重在制度、观念上的建设
应当如何使家庭与社会和谐协调发展？我认为，还须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1.家庭暴力是家庭和谐、社会和谐的最大障碍，必须遏制家庭暴力。调查显示，我国有30%的家庭存在家庭暴力，其中丈夫对妻子施暴的占大多数，90%以上的受害者是女性，每年有10万个家庭因家庭暴力而解体。要预防和根治家庭暴力，首先，要通过家庭多种教育活动形式提高我国人民的思想道德素养，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使家庭暴力这种隐性的隐患彻底在社会生活中消失。二是要完善方法，使整治家庭暴力行为有法可依。针对家庭暴力的长期性、复杂性与严重性，国家应制定系统的家庭暴力法。
2.控制离婚率的进一步上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离婚率一直向上攀升，再加上的金融危机，中国原本脆弱的家庭更不堪一击。从客现上来说，离婚不一定就表示社会不和谐，然而过高的离婚率却为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20世纪的年代中期中国社会面对家庭的急剧变化，开始修改旧婚姻法和制定新婚姻法，以适应新的需要。有些人主张在新婚法中增加有关“夫妻忠诚”的条款，把惩治所谓“第三者”也引入婚姻法中，而且要求严格离婚理由。笔者认为，当人们的道德观念不能很好地约束自己的行为的时候，用适当的法律法规来约束我们需要的婚姻，这是无可厚非的，法律本身就是用来规范人们的生活的。
3.提倡男女和谐互补。近代以来，中国及整个世界都市提出了一个与传说观念截然相反的观点：那就是男女平等，我个人是不赞同这样论述男女关系的。在法律，法规上，男女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公平地接受法律法规的约束，这对于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妻从夫纲来说这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这是值得肯定的，这是应该提倡的，但是除法律法规以外，我们是难提倡男女平等的。
四、结语
总之，在当前家庭急剧变迁的过程中，人类文明得到不断的推进，人们的生活得到不断的提高，但也有许多相关问题不断涌现，在这种背景下建设我们的和谐社会，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挑战和考验，但只要处理好变迁冲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处理好家庭，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我相信和谐社会的构建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孔子：《大学》.[2]参见上海市统计局编:《上海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
[3]周海旺、沈安安等：“20上海人口发展报告”，上海市社会科学院人口所2005年内部资料.
[4]参见上海市统计局编:《上海统计年鉴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
[5]徐安琪，叶文振：“中国离婚率的地区差异分析”，《人口研究》第4期.
[6]盖瑞.查普曼博士：《幸福婚姻》第9期.
篇8：肠球菌耐药性变迁情况分析论文
肠球菌耐药性变迁情况分析论文
【摘要】 目的 分析郴州地区肠球菌耐药性的变化情况，更好地指导临床用药。方法 收集郴州地区各医院～检出的158株和～检出的312株肠球菌，并做药敏试验，使用2检验肠球菌耐药性的变化情况。结果 2006～20的肠球菌比1996～的肠球菌对氯霉素(2=14.582)、红霉素g(2=38.724)的耐药率增升明显，p均<0.05。而对万古霉素、青霉素、氨苄西林、庆大霉素、呋喃妥因、左氧氟沙星的耐药性无明显改变。结论 后肠球菌的耐药性发生了变化，对一些抗生素的耐药率均有增升。因此，临床上使用抗生素类药物时应参考药敏试验结果合理用药。
【关键词】 肠球菌；抗生素；耐药性；变化(迁)
variations of resistance of enterococcus to antibiotics in chenzhou area.
ouyang dan-ming, hu yong-xuan, jiang jing-xing, et al.
1.xiangnan, chenzhou 423000, hunan, p. r.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riation of drug resistance of enterococcus isolated from clinical specimens. methods api was used for detection of enterococcus and k-b method was used in drug sensitivity tests. results totally 158 enterococcus strains isolated in 1996～1997 and 312 strains isolated in 2006～ were tested. the resistance the isolated strains to chloromycetin and erythromycin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that to vancomycin, penicillin, ampicillin, gentamicin, nitrofurantoin and levofloxacin were not varied markedly. conclusion sensitivity of enterococcus to antibiotics varied thus precaution is indicated for physicians in selection of drugs.
key words：enterococcus; antimicrobic agents; drug resistance; variation
肠球菌广泛分布于自然界中, 是健康人上呼吸道和肠道的常居菌。www.133229.Com肠球菌引起人类感染几乎都是由粪肠球菌和屎肠球菌。肠球菌所致感染多发生于泌尿生殖道、伤口、心内膜、肺部及盆腔的混合感染［1,2］，亦是引起严重基础疾病患者败血症和老年病人医院内感染的常见病原菌［3］。近年来，肠球菌已成为医院感染的重要病原菌［4］。随着广谱抗菌药在临床的广泛使用，来源于感染标本中的肠球菌的耐药率在逐年增升，由肠球菌引起致死性的威胁也日趋严重，由它所致的`感染已成为临床治疗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因此，需要定期检测肠球菌对临床常用抗菌药的敏感性指引合理用药,以减少或延缓耐药株的产生和传播。本工作采用k-b纸片扩散法检测其对临床常用抗菌药物的肠球菌的耐药情况并进行比较分析，现将其结果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菌株来源
实验所用肠球菌菌株均来自1996～19和2006～2007年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湘南学院附属医院、郴州市妇幼保健院以及郴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等多家医院的血、尿、伤口分泌物、生殖道分泌物、胸腹水等临床标本。其中1996～1997年分离出158 株，2006～2007年分离出312株。
1.2 试剂
所用培养基、微量生化鉴定管、抗生素药物纸片均购自杭州天和微生物试剂有限公司。鉴定系统为法国梅里埃(biomerieux)api细菌生化鉴定条。
1.3 方法
细菌鉴定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5］常规技术及采用api 细菌生化鉴定条进行鉴定。药敏采用k-b纸片扩散法, 以美国nccls(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标准进行药敏测定。
1.4 质量控制
用卫生部临检中心提供的金黄色葡萄球菌atcc25923、粪肠球菌atcc29212，参考菌株做菌株鉴定和药敏试验的质量控制。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2检验对1996～1997年和2006～2007年检出的肠球菌耐药率进行比较。
2 结果
2.1 检出菌株的标本分布
自郴州市各医院1996～1997年送检的各类临床标本中共检出肠球菌158株，其中呼吸道标本检出54株(34.2%)，尿标本检出50株(31.6%)，创口分泌物检出24株(15.2%)，引流物11 株(7.0%)，前列腺液10株(6.3%)，其他标本9株( 5.7%) 。
2006～2007年送检的各类临床标本中共检出肠球菌312株，其中呼吸道标本检出114株(36.6%)，尿标本检出98株(31.4%)，创口分泌物检出50株(16.0%)，引流物18 株(5.8%)，前列腺液18株(5.8%)，其他标本14株(4.4%) 。
2.2 检出肠球菌的菌种分布
检出的158株肠球菌中，粪肠球菌122株、屎肠球菌21株,分别占总数的77.2%和13.3%;其他肠球菌15株，占9.5%。检出的312株肠球菌中，粪肠球菌236株、屎肠球菌43株,分别占总数的75.6%和13.8%;其他肠球菌33株，占10.6%。
2.3 药敏结果
2.3.1 1996～1997年检出的肠球菌耐药情况
见表1。表1 1996～1997年检出的肠球菌的耐药率(%)抗生素粪肠球菌（略）
2.3.2 2006～2007年检出肠球菌的耐药情况
除对万古霉素和氯霉素外，粪肠球菌对其他几种抗生素的耐药率均比屎肠球菌低，详见表2。表2 2006～2007年检出的肠球菌的耐药率(略)
2.3.3 1996～1997年和2006～2007年检出的肠球菌对常用抗生素的耐药率比较
1996～1997年和2006～2007年分离的肠球菌对常用抗生素的耐药率及两种肠球菌的比较，粪肠球菌比尿球菌对氯霉素(2=14.582)、红霉素g(2=38.724)的耐药率增升明显（p<0.05)，而对万古霉素、青霉素、氨苄西林、庆大霉素、呋喃妥因、左氧氟沙星的耐药率无明显改变,详见表3。表3 1996～1997年和2006～2007年检出的肠球菌对常用抗生素的耐药率比较（略）
3 讨论
肠球菌属在分类上原属于链球菌科，1984 年分出成为独立的一属。肠球菌属是人类肠道的常居菌，也是条件致病菌。根据肠球菌利用糖类的不同，将其分为4组19个种［6］。本组于两期间从郴州市各医院送检标本中分离到的肠球菌主要是粪肠球菌和屎肠球菌，其中，呼吸道标本检出率高，尿液、创口分泌物、引流物、前列腺液等标本检出数居前2～5位。临床应重视这几方面肠球菌感染的防范。
肠球菌的耐药性复杂，既有天然性耐药，又有获得性耐药和药物耐受，肠球菌种类不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有明显的差异。本结果发现经过10年抗生素的应用，郴州市各医院检出肠球菌的耐药性发生了变迁，尤其对氯霉素和红霉素的耐药率显著增高，因此，建议在肠球菌感染的治疗中严格控制氯霉素和红霉素的使用。两期间均未检出对万古霉素耐药的肠球菌菌株，但随着万古霉素在本地区使用的增多，对其耐药性的监测尤为重要，以有效预防和控制耐万古霉素菌株的产生与扩散。
目前，针对治疗肠球菌感染的抗菌药物选择范围非常有限，临床医生必需综合考虑各种抗菌药物对不同肠球菌种的抗菌活性，应严格遵循药敏试验的结果，合理选择抗菌药物，以有效地治疗感染，减少或延缓肠球菌耐药株的产生与传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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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亚兰,庞立峰.老年感染患者的肠球菌分布及耐药分析［j］. 安徽预防医学杂志,,9(4):220～222.
［4］周俊英,付有荣,李杰.137株肠球菌的临床分布及耐药性分析［j］. 疾病监测,,19(4):127～129.
［5］叶应妩,王毓三.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7,500～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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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管理会计变迁管理与创新论文
管理会计变迁进行管理其实就是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来做出的一种应对方式。一般情况下，它是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不会在既定的轨迹下完成，需要通过管理来达到既定的目标。一方面，管理会计的变迁可以认为是对企业的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但是要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作为前提，同时人才、市场等要素会对它产生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传统的经营模式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影响着管理会计的变革，为变迁创造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在当前这种经济新常态下，会计理论体系与方法的应用成为了变迁管理的主要手段。
一、对企业会计变迁管理的认识
(一)会计的变迁
会计行业发生不断地变迁其实就是对制度进行完善和修改，淘汰一些过时的观点，增加新的内容。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由制度引起的集合效应，从而造成变迁的发生；二是组织和制度之间进行相互联系、相互磨合而产生的变迁。
(二)会计变迁管理
变迁管理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是根据组织内部结构而引起的变迁管理，另一方面是根据收益、成本原则来实现变迁管理。在市场经济下，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选择路径，才能更好地达到效果。以当前的市场经济来说，管理会计的变迁可以有多种选择，其中主要的几种有以下：第一，在总体路径不变的前提下尽量调整管理的规则。在这种选择下，又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对传统的线性生产方式进行改变，学会利用网络上的会计工具。二是对企业的发展情况有一个清晰的了解，然后在此基础上找寻到适合自己发展的方法。第二，加强对制度的修订，提出新的路径。利用互联网优势来发展管理会计，让它有一个新的突破。首先，要对管理和信息控制系统进行不断地创新，进而上升到对制度的修订。其次，将管理会计信息控制系统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尽量使会计体系与组织的经营结构不会相差太多。
二、探索管理会计变迁管理的创新方式
(一)以经营系统制度为基础进行创新
要想对当前的经营模式进行改善，需要对管理会计中多个子系统进行相互协调。一方面，会计变迁的管理可以为企业的经营系统提供一个良好的动力。如：合理的会计创新规则能够提高企业整体经营的积极性，从而创造更大的效益。另一方面，适当的会计变革是对企业的资源进行有效地调整，进而使得信息系统更加具有真实性。所以，可以构建成本决策等方法来推动会计变迁的发展，在不改变经营系统的前提之下，站在管理控制和信息支持系统的角度上考量问题，从而为企业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二)放宽会计的假设边界
在新常态下，提高管理会计解决企业难题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对管理会计的边界释放就是一种有效的措施。如：以沉没成本为例，在当前的会计理论体系中，沉没成本被认为是一种与决策无关的成本，它是发生在过去而且收不回来的成本。但是这种定义的成立必须要站在市场是完全合理的基础之上，同时没有发生任何的交易成本。可是我国的经济市场根本做不到这个要求，存在多方面不确定性因素，如：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外部环境的'改变等。因此，企业在进行决策之前，不仅要考虑机会成本，还要将已发生的沉没成本包括在内，这样可以对总成本有一个更加可靠的估计。所以这种将管理会计的假设边界放宽是比较常用的一种方式，它具有很强的创新性。为了更好地达到这个目的，当前主要的措施有：(1)发挥信息支持系统的作用，加强会计沟通。首先，要对管理会计有一个正确的理念认识，然候开发和应用会计工具，使得会计工作有效率地展开。(2)完善会计控制系统的主要功能，减少由于主观原因而引起的决策失误，同时通过这个系统能够公平地对工作者进行评定，根据工作的真实情况来进行奖励或者惩罚，从而达到一定的激励作用，也有利于资源配置能够更加合理。(3)组织结构需要合理安排。建立一个信息识别和信息监管的体系，以此来对组织成员进行合理的安排。但是先要采集正确且全面的员工信息，然后将这些信息通通存储在专门的一个数据库中，最后根据信息来对人员进行最优的安排，从而使组织结构更加合理化。
(三)加强对环境要素的管理
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对决策的制定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它的内容和类型也可能发生质的改变。因此，在管理会计的变迁过程中，绝对不能忽视环境要素，相反，还要针对这个外部的不确定性因素做出一个预防的措施。所以企业在治理这方面问题的时候要结合管理会计的任务和特点，对它产生一个新的认识。除此之外，公司的经营状况对系统的发展也会有产生作用。当企业的决策者和管理者不存在任何的裙带关系，实现相互独立的时候，要对会计信息的质量与它的需求者联系在一起，不同的需求者所着重了解的内容也大不相同，所以注意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在对会计信息进行公布之后，还要对反馈上来的建议进行综合评定，进而不断地完善它。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外部环境的不稳定造成管理会计需要进行不断地变迁，为了能够适应企业的发展，必须要对会计变迁进行适当地管理。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下，传统会计要进行改变，将它与管理学理论相结合，从而可以在变迁中实现创新。虽然目前我国管理会计的变迁管理还不够成熟，但是许多专家和学者还在进行大力研究，在不断创新，促进企业管理会计能力的提高。
参考文献：
[1]姜晓红.浅谈新时期管理会计的发展与创新[J].财经界，(17).
[2]孟小荣.新形势下我国管理会计发展与创新研究[J].财经界，2016(5).
篇10：互联网时代的首富变迁论文
关于互联网时代的首富变迁论文
12月12日，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披露，今年 50 岁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超越李嘉诚成为亚洲首富。目前，马云身家286 亿美元，李嘉诚 283 亿美元。 李嘉诚通过发言人表示：“中国的年轻人干得很好，我对此感到高兴。”
首富们的变迁更迭像是一个万花筒，人们从中看到行业、财富、欲望、命运。而胡宏伟和吴晓波对此深有体会。二人同处杭州城，又是财经作家，也都做过记者，接触和观察过“首富”。这二位在最近的一场公开对谈中，就首富更换问题，发表了引人思考的见解。
充满预示性的变化：伴随着老牌房地产时代的谢幕，互联网精神及技术带来创业创新热潮。有人说，互联网思维和房地产思维代表了新旧时代的思维交替。房地产思维代表了“拥有”(owning)，是过时的、没落的思维方式;而互联网思维代表了“分享”(sharing)，是一个崭新的、进步的思维方式。互联网时代取代老牌精英、房地产时代，是影响中国经济未来最深刻的的现实。
吴晓波：今年是一个转折，从有胡润排行榜以来，、 年以后，排行榜前十位富豪中，40%～ 60% 是地产商，或者从事与地产相关的行业。今年，前十位中半壁江山来自互联网企业。今年阿里巴巴上市，这几年腾讯的股价翻了一番。互联网这波人替代了原来的房地产商。
互联网明显是目前市盈率最高，增长最快的。比如万达即使市值超过了阿里巴巴，王健林也未必能反转成为首富，况且万达本身也需要向互联网转型。
胡宏伟：这其实不是马云和李嘉诚之比，更多反映的是趋势性问题，互联网技术兴于欧美，中国其实是弯道超车的后起之秀。当然必须肯定互联网精英的崛起，这也给行业带来巨大的活力想像空间。但我存有一些担忧，中国的互联网泡沫性太强，现在鼓掌，恐怕还没到时候。BAT(百度、阿里、腾讯)都是以营销为特征的，阿里营销商品，百度和腾讯营销的是人际关系。以德国工业4.0 为例，他们把互联网和实体经济区划得很清楚，主体仍然是实体经济。而中国的实体经济反而成为了互联网的尾随者。
吴晓波：上网人口在增加，现在有 6亿左右，可以享受人口红利。只要在应用层面有所创新，无论电子商务，还是社交模式，只要有创新就会有机会，这个是中国互联网的时间窗口。而互联网速朽与否还是取决于未来的变型，潮流往哪里走。互联网企业主中首个当中国首富的是丁磊( 年)，受益于短信、邮箱的崛起，第二个首富是 年因网络游戏兴起后致富的陈天桥，现在马云是因为电子商务，未来的潮流是不是可穿戴设备、互联网金融之类还不好说……
目之所及的几年内，BAT 所形成的电子商务优势、社交的优势和搜索领域的优势是很难被替代的，最大的网络接入口被这些巨头把持住了。另外，阿里的上市部分中没有包含小微金融的部分，像马云那些未上市资产还没有被计入总量，今年整个阿里的业绩也很好，马云的首富地位暂时没有被替代的迹象。
胡宏伟：有人说互联网的造富效应是明显的，但同时也是速朽的。应该说互联网中的某些风云人物可能是速朽的，持守取决于天赋和时代，但我不认为整个互联网时代会来得快去得也快。如果摆正了互联网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它绝对是个强劲的'发动机。我不太认同马云经常恐吓实体企业说“你们完了”，所有新生产业与传统行业应该是相融共荣的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的。
当传统行业与互联网深度结合的时候，没有人能预示将发生怎么样的变化。唯一可以确知的是，拥抱变化将是不变的主题。这样一个变革时代，维持财富的时间，也许比你想象中更短。而未来的财富版图，一定会与互联网更密切的关联。
吴晓波：我编过一本叫《首富》的书，收录了全世界 20 多个国家的首富，我当时根据这些资料对首富的性格特征做过总结发现，他们都没有受过太多的高等教育或商业教育、大部分都只有一次婚姻、大部分的人不是其他领域的专家(比如同时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大部分是所在国家最大的慈善捐赠人，以及大部分都很低调。
确实，许多国家的首富很长一段时间内就是同一个人，比如巴菲特或者比尔·盖茨。中国的情况有些不同，从 有了富豪榜以后已经出了十八九个首富了，变化很快。很多国家的首富所处的行业同能源、通讯、传媒、金融、房地产等有关，因为属于资源型行业，首富持续时间也比较长。而中国的这些行业都是国家管控的，所以中国不是在资源型行业中产生首富的。中国的首富也相对比较年轻，丁磊、陈天桥当首富时只有 31周岁。
胡宏伟：当今财富积累发展的背景、载体平台跟原来完全不同，就相当于罗斯柴尔德家族 100 年前坐牛车，李嘉诚20 年前坐汽车，马云现在坐火箭。但有几点是人类财富故 事里永恒的东西。不能有太强的赌性，不能把一个企业的命运简单地归结为一种偶发的东西，李嘉诚也罢，罗斯柴尔德家族也罢，他们的成功跟时代机遇、制度积淀、人的耐心、长期的坚忍力量有关，尽管时代、工具、平台在变化，这些东西是永远不变的。
为什么中国人在创新上动力不足，因为他对潜规则、赚快钱更有兴趣，但对长期艰苦的忍者神龟式的耐力严重不足。互联网，哗啦哗啦，在流通领域很容易出现躁动不安的运动式发展，而你扎实地去结合实体经济发展，你可能需要耕耘很多年才有坚实的收获。中国社会总喜欢喧嚣一阵后一地鸡毛，生产力发展持久耐力是不足的。
美国首富比尔·盖茨曾评价中国企业时，中国富人越来越多，所拥有的财富数额也越来越多，但是当他们在世界各地购买豪宅、酒庄的时候，应该在慈善事业上投入更多关注与精力。新晋首富马云说，50岁以后要努力花钱做慈善。
吴晓波：马克思·韦伯写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西方首富大多是基督徒，西方社会的制度支持，比如遗产税，也让首富会倾向去做慈善。六七年前有本书把企业家分成两类，一类是商业企业家，另外一类是社会企业家，这在西方已经达成共识，即用企业家精神去从事一些社会公共事业。而中国这方面才刚刚开始。
胡宏伟：资产的慈善化是一种自觉行为，使命使然，遵从内心的呼唤，我想比尔·盖茨做到了这点，而中国的首富们还有相当的距离，他们是否真的发乎情，我表示怀疑。我们中国富人爱跑到西部去，享受一群孩子可怜巴巴地围着他们欢呼，用弱小者能接受自己的财富馈赠来证明自己是个高尚的人，这是种居高临下的心态。西方的初期财富积累经历了两三百年年，而中国只走了 30 年，尚处于欲望膨胀期，财富增长速度又太快。要从穷人变成富人，十年就够了，一群人的道德回归和修炼，我认为要 100 年。关键在于拥有财富后如何驾驭乃至超越财富。
篇11：产业组织政策与产权制度变迁论文
内容摘要：本文指出产业组织政策与产权制度变迁方式必须有效结合，才能产生有效绩效，笔者就此予以论述。
关键词：产业组织政策 产权制度变迁方式 有效结合
在产业领域内，政府制定产业组织政策，其目的就是要优化企业行为，使市场结构趋于合理，市场绩效达到最佳。但影响企业行为的因素，不只是产业组织政策，企业产权制度及宏观产权制度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企业产权制度是企业微观运行的基础性激励、约束安排，它在极大程度上制约着其它因素发挥作用。宏观产权制度是企业运行的平台，框定了企业产权制度选择集合的范围，限制着企业产权制度创新的程度与空间。因此要优化微观企业的激励、约束安排，改善企业行为，以提升市场结构和绩效水平，必须在实施产业组织政策的同时，审视现有产权制度的不足之处并促其完善。本文仅就经济规模政策、企业并购政策、产业退出援助政策、反垄断政策和中小企业政策实施，需要产权制度变迁相配合予以论述。
经济规模政策与产权制度变迁
规模经济显着的产业，如何扼制小企业盲目进入，防范形成恶性竞争局面，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经济规模政策能否发挥应有作用需要产权制度创新予以配合。政府通过制定最小经济规模标准，限制达不到经济规模标准的新企业进入产业内，这就从源头上杜绝了产业内规模不合理现象的产生和恶化，有利于发挥企业规模经济效应，降低单位产品或服务成本。
产业内现有企业能否实现规模经济，以及是否有符合规模经济标准的企业进入，直接关系到产业实现规模优化的进程。在制定经济规模政策后，这种增量式的规模水平提高，有可能处于停滞状态。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与规模水平相适应的企业产权制度短时期内难以形成，制约了潜在进入者的进入，防碍规模水平提高的进程。也就是说，制定了最小经济规模标准后，产业进入壁垒提高，意欲进入产业领域的潜在进入者，必须在资金、企业产权制度及组织结构等方面作出适当安排，其原因在于有了规模标准要求后，投入资金需要量必然大幅增加，而且对企业产权制度会产生革新性的诱致性需求。特别是当产业内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并具有一定的持续性时，在利润的驱使下，新进入企业常常在企业产权制度创新后，如企业产权结构多元化，企业产权清晰程度及企业产权融合度提升后，才能进入该产业领域。由此可以看出，经济规模政策要发挥尽可能大的作用需要企业产权制度作出适当创新，才能促进产业组织合理化。
企业并购政策与产权制度变迁
企业并购的结果将减少产业内企业的数量，抑制企业间过度竞争，并购减少了供给环节的盲目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竞争的无序状态。
企业间并购涉及到产权变动，不同产权制度的企业将重新整合，企业剩余索取权和企业控制权将解构和重构，人力资本产权主体与非人力资本产权主体的契约关系骤变，这无疑都将触及企业产权制度的创新。政府制定优惠的并购政策无疑改变企业的目标函数，诱致企业行为选择集合丰富化，但企业是否进行并购还依赖于企业产权制度变迁与否。并购过程中原有企业产权关系解构和重构的成本，直接影响着并购行为的发生。如产权确认、产权评估、人力资本产权主体与非人力资本产权主体解除契约与重新签约等成本，以及人们对重构企业产权制度的观念、态度都将影响着并购行为的实施。因此，政府应将优惠政策的制定与产权制度创新结合起来，才能缓解过度竞争、规模不合理等现象的发生。
具体而言，政府应从法律和道德等层面完善宏观产权制度，从法律上界定产权的归属，规范各类产权流动的程序，理顺人力资本产权主体与非人力资本产权主体签约与解约关系；在实施层面大力加强产权交易市场、人力资本市场的建设；通过宣传、教育与思想工作促进非正式规则的转变，如改变人们对产权关系的意识形态、道德观念和习俗惯例。只有实现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与实施机制三个方面的转变与结合，才能有效地创新宏观产权制度，克服企业并购的'宏观产权制度约束，降低并购实施的成本。
如果政府在某一产业领域拥有大量的国有产权，那么政府还负有强制推动微观国有控、参股企业产权制度变迁的义务。并购行为是企业行为集合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国有控、参股企业也不能回避并购行为，由于国有产权主体不能到位，政府必须扮演这类企业并购决策的主体，承担产业走向规模经济的责任。通过政府推动并购与联合促成企业产权清晰、产权结构多元化、产权融合度提升及产权流动性增强，为促成日后的市场化并购作出铺垫，也就是为国有控、参股企业产权制度的再次变革做准备。
由此可知，并购优惠政策发挥尽可能大的作用需要宏观产权制度及企业产权制度创新配合，才能提高产业组织合理化演进的速度，并保证其持续性。
篇12：产业组织政策与产权制度变迁论文
张伯伦在20世纪30年代有关产业组织问题的开创性研究中，就已使用了“能力过剩”的概念。以后贝恩又使用了“过度竞争”的概念。为了解决市场过度竞争长期凝滞的状态，政府应该制定产业退出援助政策，使产业走出低效率的状态。产业退出援助政策的作用在于减少产业的退出障碍，打破产业内存在的企业关系的僵持状态，是诱致企业清算和转产的政策措施。产业退出援助政策有诱致微观产权主体改变既有产权关系的功效，有利于产业内不同产权制度的企业做作出调整，使得产权制度实施成本高昂的企业被淘汰，产业内企业产权制度的类型趋于减少，实际上随着劣势企业的退出，产业内的企业产权制度得以优化。退出援助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即侧重于退出，接受援助的企业必须退出和转产，企业旧有的产权关系必须解构或重新整合。从本质上说，这是政府诱致性政策引致的企业产权制度变迁，这有助于促进产业组织内的有效竞争局面的形成和产业内企业产权制度的优化变迁。
反垄断政策与产权制度变迁
为了发挥竞争机制带来的活力，提高效率，许多市场经济国家制定了反垄断政策，来抑制垄断可能带来的效率低下。反垄断的产业组织政策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控制市场结构；二是控制市场行为。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提出了他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认为只要保持充分的竞争，经济资源的配置最终总能达到最优。在斯密之后，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一直把自由竞争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原动力，认为市场支配力分散的竞争性市场具有抑制与均衡的机能，可以排除垄断的弊害，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同时企业间的激烈竞争会促进技术革新，能取得比垄断状态更好的效果。传统的自由竞争理论的反垄断政策，依据的是企业市场份额过高，经济力量过分集中，即主要是针对抑制市场结构的反垄断政策。现代竞争理论提出，只要进入壁垒较低，潜在的进入者会抑制在位企业滥用垄断权力。新的创新理论认为，只有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最能推动技术创新。上述理论对政府的反垄断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政府的反垄断政策从主要针对结构向主要针对行为转变。
反垄断政策实施带来的结构、行为及绩效的改善，并不仅仅取决于反垄断政策本身，而且还取决于产权制度的既有状态。在经济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产业由于历史及自身特性的原因，形成了国家垄断，即其产业领域内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控制了整个产业领域，形成了政府对产业领域内企业的强干预。这种干预企业的方式不同于宏观政策与产业政策的间接干预，而是作为出资人产权代表对企业剩余索取权和企业控制权的直接干预。在这种产业领域内，企业产权制度可选择范围大大缩小，因为企业产权制度的优劣不能像竞争产业中的企业那样经过充分市场比较，其效率高低也难以量化。如我国
电力、银行等产业领域一直实施传统国有企业控制，没有与产权清晰、融合度高的现代股份制企业贴身比较，其效率不可能确知。
对被政府行政垄断的竞争性产业领域，一方面要制定政策实施反垄断，消除市场进入壁垒，鼓励不同产权制度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进入并形成竞争，使产业内的企业产权制度出现多样化并能同场竞争的局面；另一方面，对竞争中由于企业产权制度缺陷落后的国有及其控股企业，政府不能一味给予补贴或政策支持。特别是加入WTO后，国际市场潜在进入者的存在，形成强大竞争压力，而应对其采取强制性企业产权制度变迁，使产业领域内企业产权制度得以优化，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展开竞争，提高竞争力。因此，反垄断政策与产权制度创新应结合起来进行，才能使产业组织合理化，使企业产权制度得以适宜的变迁。
中小企业政策与产权制度变迁
在产业内部，保持一定数量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使大、中、小企业并存，有利于增强产业组织内部的竞争。现代经济运行发展中，无论从生活需要还是从生产需要，以及从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要求来看，中小企业都是不可缺少的，为此必须制定恰当的中小企业政策。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日本政府先后制定了“中小企业振兴资金助成法”、“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中小企业现代化扶植法”等法规和政策，经过贯彻实施有效地推动了中小企业现代化。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通过财政和金融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开发和应用高新技术，提高独立创新能力（李悦等，）。
政府制定实施的中小企业政策，特别是税收、金融及财政政策对中小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但仅有上述政策显然是不全面的，其效果会缺损。中小企业对技术创新是否孜孜以求，不仅取决于政策优惠与支持，而且取决于知识产权受保护的程度，即宏观层面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备性程度。政府在强制完善宏观层面知识产权制度方面具有重要责任与义务。知识产权有效保护的缺失，将导致创新收益不足以抵偿创新成本及风险，技术创新将减少，研发活动处于停滞状态。大多数企业都等着享用技术创新企业的技术扩散效应。为了鼓励技术创新，确定技术保护的时期，以提高创新收益，是政府不得不做的。中小企业政策的实施和宏观层面知识产权保护的完善，将是中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必不可少的两个重要因素。除了知识产权保护外，政府应强制放开企业产权制度的选择集合，应允许人力资本产权主体和非人力资本产权主体的自由签约，从法律及其实施层面支持和保护战略型和技术型等人力资本主体参与分享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企业可以选择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融合度更高的企业产权制度。
在宏观层面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企业选择企业制度的空间扩宽的条件下，政府辅以促进中小企业开发新技术的政策措施，诱致微观企业产权制度作出调整，以利于融合更多技术型人力资本和创新型企业家，推动企业技术和制度创新在中小企业中的拓展。
据上述，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政府有必要通过经济政策措施，促使产权制度变迁和产业组织演进的良性互动，使资源有效优化配置，产生最大的绩效。
参考文献：
1。胡川。产权制度的分层、构成及其多维度变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
2。李悦，李平。产业经济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3。同勃。日本产业组织政策研究。改革，（6）
4。王俊豪。市场结构与有效竞争。人民出版社，1995
篇13：企业制度变迁中的产权问题 论文
刘雪 (北京化工大学,北京100081)
摘要探讨了我国经济处在一个特殊过渡时期中企业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产权交易问题。
关键词产权产权交易行业特许权
现代产权经济理论认为,产权是一个人或其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它是一种社会工具,有助于一个人与其他人进行交易的合理预期。这一过程的合理预期可以通过社会的法律、习惯和道德得到表达。同时,产权作为一种社会工具,它是通过社会强制实施选择一种经济物品的权利。因此,从其表象上来看,产权是一种具有强制性和排他性的权利束。最终产权就被认为是资产使用权(the rights to use the asset)、资产收益权(appropriater eturns from the asset)和资产形态改变权(the rights to change the form of the asset)的聚合,其实质是剩余索取权的控制和占有。它可以通过实施资产的可能性及其所必需花费的成本来衡量。
我国经济运行正处于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这一过渡时期的最本质特征是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与微观重塑构造在亦步亦趋式地向前推进。正是这种改革方式,使隐藏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的矛盾显性化,宏观经济矛盾微观化。从某种规范的意义上来看,持续了的我国企业体制改革,一直在谨慎地触及产权问题,且每一轮触及都具有不同的政策视点,新一轮的推进又往往带有试错或纠偏的特色。这不仅充分地说明了产权改革的难度,而且也昭示着新一轮选择的慎重。
任何产权交易过程,都是在特定的产权制度和收稿日期:-12-10产权结构中进行的。诺斯(1981)指出:“由于现存产权结构引导着人类的经济行为,个人就会发现,从其利益出发,一种产权制度下的行为不同于另一种产权制度下的行为。”在完全国有产权的产权制度下,因产权的初始界定是模糊的,因而造成了无限制性使用国有资源和资源的无效配置。根据西方产权变迁的经验,“所有权的演进,从历史上看包括两个步骤,先是把局外人排除在利用资源的强度之外,而后发明规章,限制局内人利用资源的强度。”(诺斯,1981)。产权交易过程,首先是从寻求一个最适宜的产权投资者开始,然后再逐步演化出一系列的约束“局内人”行为的规则。由此看来,我国所发生的产权交易,政府行为必须在交易搜寻阶段和交易后的监督阶段都介入产权安排,并在政府预算与企业利润之间、产业进入或退出及产权交易收入的分割等方面,表现出一系列的摩擦和冲突。
1政府的预算最大化与企业的利润最大化
从资源配置的过程看,产权交易是在认可资源配置结构的前提下,因配置效率差异所产生的资源重新配置过程。只要存在着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状况,产权交易就不可避免。在我国所发生的政府主导型产权交易中,效率规则并不处于首要地位,因为各级政府与企业是处于一种等级性的产权安排制度下。这样,一旦发生产权交易,就会表现出政府预算最大化与企业利润最大化之间的矛盾。企业在严重亏损、资不抵债或行业市场不景气、持续萧条的条件下,都可能理性地选择“退出”,搜寻最适宜的购买者。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行为介入就可能使即将进行的产权交易中断,或使原来不想“退出”的企业被迫退出。因为政府追求的是预算最大化,在国有产权制度下,政府官员不可能明目张胆地随意抽取企业盈利,但可以将它们用于其他目的,如通过行政手段撮合“企业集团”,增强地方的税基预期;或干脆增大政府开支,扩大政府机构。这种预算最大化是与企业利润最大化相冲突的。政府介入产权交易,不仅干扰了产权交易的排他性选择,而且增大了产权交易过程的费用。因为只有在排他性成本等于产权交易收益时,产权交易才能最终完成。在我国现实的产权交易过程中,产权的委托――代理是与政府职能的分解高度融合的。即使是以准市场合约原则寻求代理关系,也必须获得政府的帮助。政府行为的介入似乎是可以降低风险的。实际上,政府主导产权交易的结果,往往被假定为是“次优的”。杜绝政府行为介入,一个变通的办法就是产权交易过程仅在国有产权管理部门登记产权变动情况,其他政府部门(包括资产管理部门)都不准介入产权交易过程。政府行为不是影响产权交易过程的排他性选择,只能是使这种排他性选择更为中立,不具有偏向性。因此,政府行为应致力于信息引导和披露,避免交易过程的信息不对称性,克服信息失真和信息丢失。
2产业政策与行业特许权
在一定的时期内,产业政策是通过不同行业的结构调整表现出来,其实质是限制进入者;相反,产权交易却更多地表现为退出和进入替代的过程。产权交易与产业政策联结起来,应该是产权交易发生前必须澄清的政策前提。同时,产业政策通过政府集中规划和实施,是凭借行业特许权来提供安排的。政府主导型产权交易与产业政策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它是通过行业特许权进行安排。造成现行产权交易与产业政策脱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产业政策的制度、履行和监督程序。这一过程与所有权控制相比,显然要复杂得多。因为在产业政策制定和行业特许权分配过程中,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同为一个行为主体,信息透明度稍差;相反,所有权控制却是通过政府职能分解和委托――代理关系进行的,信息透明度稍强。从产权交易的角度看,产业政策的制定、履行和监督应该分离,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负责制定产业政策,行业主管部门履行产业政策,负责国家资本金筹措及监督国有资产运行增值的诸部门监督产业政策执行。这样,就会形成一个稳定的产业环境,那些合理的产权交易就可在最小的交易费用条件下完成,找到最理想的投资者;相反,那些不合理的产权交易,就会因交易费用的增加而无法缔结交易合约。
3产权交易收益的处置
由于现实的产权交易过程存在着政府介入,因而产权交易收益的处置问题,同样具有一定的严肃性。在这里,我们不分析产权投机问题。现实中的产权交易收益的处置,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公共选择”程序:剥离企业债务的产权交易收益基本是按回收注资、偿还债务、补缴税款,最终安置被吐换的劳动力进行分配;存续企业债务的产权交易收益按回收注资、补缴税款和安置劳动力进行分配。这两种程序在清产核资、资产评估过程中,都没有包括“企业办社会”所形成的那部分产权可以转化为一定的工业社区产权,且允许企业产权交易前的营业分离(di-vorcement)或放弃(divesture)。因此,现行两种产权交易收益分配的程序都是不公正的,也不可能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因为回收注资的要求是不合理的,且与补缴税款重复。产权交易收益的分配应该是补缴税款和安置劳动力。安置劳动力可以通过建立产权结构调整基金的办法来解决,而没有必要纳入个人预算。整个产权交易收益应纳入国家资本金预算。
如果企业产权交易同时包容“企业办社会”所形成的那部分产权,则必须在收益分配中增加工业社区援助基金项目,以便重新安排社区的基础服务。因为社区产权是排他性的,从幼儿园、学校、医院、治安、公共卫生、邮电到一些必要的基础设施等,都应是社区产权提供的基础服务。
同时,在我国的.产权交易中尚存在着卖方市场问题。产权交易卖方市场的实质,是产权出售者无力承担搜寻最合适的买方所必须支付的交易费用,而政府行为的介入又使得市场信息不对称加剧。卖方市场问题只能通过破产、债权――股权转换等办法协同解决。因为卖方市场向均衡方向转变,这是一个长过程,也意味着我国的产权交易具有更广阔的探索空间。
4产权交易的案例验证
4.1政府直接介入
保定和武汉于1984年～1985年就开始了企业购并的探索,是我国企业购并发展最早的两个城市。发生在这两个城市的企业购并,都是地方政府自上而下灌顶式推动的结果。针对企业规模扩张的冲劲和购并意识的发育,政府也为了摆脱部分亏损企业要求增加注资的压力,开始有意识地推动购并。其差异是这两个地方政府都选择不同的政府机构介入购并过程:保定是地方经委,武汉是地方银行。通过这两个机构分别监督购并的履约过程,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产权交易事务所。在保定模式和武汉模式中,经委和银行分别代表国有资产产权的处置权,因而使得两个模式所能够涵盖的产权交易打上了地域区划的烙印。
4.2先市场购并,后政府确认
在市场主导类型中,企业的产权交易一般发生在优势企业对劣势企业的购并或营业转让过程之中。在同行业中,优势企业与劣势企业相比,无论是产业的有效规模、研究与开发、资本利润率,还是品牌多元化、商标等,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就会有选择地购并劣势企业的产权;在不同行业,优势企业会凭借自己的资本优势,通过产权投资归并不同的竞争者,获得更多的剩余索取权。在市场主导型的产权交易中,优势企业在购并谈判中享有绝对的优势。如果发生购并的两家企业同为上市企业,则产权购并会有效地平抑或支持劣势企业的股价。在我国所发生的市场主导型产权交易中,大多数案例是上市公司之间进行的,但最终必须得到政府的确认。深圳宝安集团的一系列购并行为基本上反映了市场主导型产权交易的实质。
深圳宝安集团是一家集房地产、金融证券、工业和商贸于一体的综合性上市公司。从1992年开始,在非上市企业和上市公司两方面,策划了一系列的产权交易活动。1992年3月,收购武汉商场股份有限公司4.76%的股权,1992年11月,收购四川峨嵋山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5.65%的股权,1993年6月,再度收购甘肃长风宝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0.61%的股权,收购后成功地促使这三家企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同时,宝安集团也有选择地收购上市公司的产权。1993年9月,通过上海宝安分公司收购上海延中实业公司18.71%的股权。“宝延**”一时间沸沸扬扬,10月得到了中国证监会的肯定。此外,1993年宝安在深圳证交所还收购了新疆宏源信托投资公司(5.7%)、贵州中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5.45%)、江西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广东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0.55%)以及安徽能源股份公司、长沙中意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单商场、北京天桥、云南白药等45家企业的股权。经过一系列的产权交易,深圳宝安集团1993年的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和股东权益比率分别比1992年净增长0.32元、1.62元和11.2%。
4.3外籍所有权参与型产权交易
外籍所有权参与型的产权交易,主要体现在股权投资、契约式经营及行业准入等三个方面。其中,股权投资占有突出的地位,它主要服从于市场规则,但是政府行为的介入也是不可忽视的。外籍所有权参与型产权交易最早可以追溯到80年代初期,但当时的主要形式是通过签订一组包括营业转让、市场配额及经营时限的契约式经营安排来进行,不涉及税收的问题,外商投资一直享有“二免三减半”及免缴“两金”的优惠。正是因为税收征缴制度的不跟进,股权投资式的产权交易后来成为主导形式。其最突出的案例是“中策现象”。
香港中策投资公司(现为中策投资集团)从1992年4月收购山西太原橡胶厂开始,持续不断增加对国有企业的股权投资。到1994年为止,中策所控股的国有企业已逾100家。其基本特点是以现金投入、划片打捆式地控股收购机械制造、电子、化工、饮料食品、医药、金融业、基础设施等数十个行业的国有企业。然后,通过其上市公司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将其收购的大陆部分企业股权转让给第三方,转让股权的收益并没有转变对被购并企业的再注资,一方面表现为其产权投资收益,另一方面实现了其股权的稀释。
5结论
产权是在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下实施的,政府不随意地、有偏向地解决产权问题,产权制度就不会经常变化不定,不会因为政府行为的介入而发生改变。同时,产权制度是稳定的,产权是可交易、可转让的,这样的社会交易费用就会下降。我国产权交易过程的最根本问题,就是政府提供的制度约束不确定,且对不同的交易安排抱有偏向。因此,长期持久、稳定的制度约束,是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根本。
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政府主导产权交易的兴起背景,除经济运行的市场化取向外,一个突出的原因是19年的经济改革,已经引导出国有企业与乡镇企业、本土企业与外籍所有权企业在不同产业的分工,同时国有企业、本土企业的债务负担日益沉重。在这种前提下,我们认为,政府介入产权交易过程应该区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区分产权交易与解决企业的债务危机、债权――股权转换以及企业破产问题;第二,真正确认市场主导型产权交易。从一个简单的产权交易过程来看,由于它是企业存量的调整,要求企业必须是最基本的交易单位,在非常严格的意义上,它是排斥政府干预的,但由于产权归属权和交易完成后所引起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连带反应,又必须引入政府干预。因为资产的专用性,资产物理形态与价值形态的高度“合一性”需要企业对产业进入或退出的机会成本作精打细算,政府有必要将那些确因经营不善所带来的高负债企业推进产权交易市场,并明确交易收益优先足额偿还所欠缴的税款,依次补偿职工工资、养老金和所拖欠的债务。对那些严重资不抵债、且资产的市场价值较低的企业执行清算破产,对小型企业进行拍卖,对中型、大型企业执行“结构性商谈”的破产程序,由所有的债权人投票解决。
最后,我们强调,如果将产权交易与“出售国有企业”的可行性联系起来,就必须特别要求所有权控制和产权准入控制。政府应尽快制定“出售国有企业”的可行方案。在这一方案中,必须明确出售形式、出售者的类型(主要指各级政府),产权受让者的类型、性质、国籍、待出售企业的类型、性质及其政治经济和市场环境状况等因素。对外籍所有权参与型产权交易应作具体的区分。如果它是“再投资类型”企业,则执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如果它是“返汇类型”的企业;则征缴资本流入和流出税。
篇14：浅析中国货币政策变迁的市场化路径论文
浅析中国货币政策变迁的市场化路径论文
摘 要：我国货币政策的改革及发展，体现了我国经济体制由高度集中向市场化的转变，较好地适应了经济体制及金融体系的变迁。本文以市场化的视角，系统论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政策体系改革、变迁、演进的渐进主义路径，总结、归纳了我国货币政策适应市场化经济体制变化的特点，并对我国货币政策未来变革及演进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货币政策；市场化；变迁；路径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面向市场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及制度结构的持续演进，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货币政策作为这些制度安排及结构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改革的深入而逐步深化，体现了我国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路径。研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的变迁路径，有利于理清货币政策的发展趋势，规避改革过程中的制度性风险，从而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推动市场化改革进程，因而具有比较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货币政策变迁的市场化路径回顾
我国中央银行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初步形成了间接化的货币政策调控体系。可以说，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体系的形成是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产物。本文首先从货币政策体系的各个方面，结合我国市场化导向的改革进程及经济金融演进的历史，对货币政策变迁路径做一简要回顾。
（一）货币政策目标的转变和确立
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我国尚无货币政策目标之说。198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条例》，首次将金融机构的任务界定为“发展经济、稳定货币、提高社会经济效益”，这可以理解为对货币政策目标的一个粗略表述。1993年12月《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货币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对多年来我国货币政策双重目标的重大改革。1995年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为“价格稳定”的单一目标提供了法律依据，明确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转变的意义在于，它肯定了货币政策在市场经济中应当并且能够发挥作用，明确了货币政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在于创造一个良好的货币环境。
20世纪90年代前期，在直接调控方式下，我国将信贷总量和现金发行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中介目标为“货币供应量、信用总量”。，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开始公布M0、M1和M2三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指标。此后，现金发行量不再作为货币信贷计划中的控制指标。，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对国有行业银行的贷款规模控制，继续编制贷款规模控制，正式编制基础货币规划，货币政策操作向间接调控迈出重要一步。
（二）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变革及演进
1.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变革及演进
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存款准备金制度，当时制度设计的主要目的是集中必要的资金，平衡信贷收支、发放再贷款及政策性贷款的需要。19，中国人民银行对存款准备金制度实施重大改革，将原来各金融机构的法定准备金存款和备付金存款两个账户合并为准备金存款账户，健全了存款准备金的支付、清算和调控功能。自9月至6月，针对外汇大量流入的情况，中国人民银行先后20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由6%提高至17.5%,发挥存款准备金工具冻结流动性的作用。
2.再贷款和再贴现工具的变革及演进
长期以来，中央银行贷款业务是我国中央银行调控基础货币的重要渠道。中央银行贷款从1984年开始发放，这些贷款投向农副产品收购、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等重点领域，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以后，中央银行贷款的主要用于农业发展银行收购农副产品、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资产以及支持地方关闭资不抵债的中小金融机构。这种情况导致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余额更加迅猛地下降。再贴现业务始于1986年，由于诸多原因的`限制，再贴现业务量在中国人民银行资产中的比重微不足道。
3.公开市场操作的变革及演进
伴随着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市场也从外汇市场操作开始起步。204月以后，中国人民银行将发行央行票据作为央行调控基础货币的新形势，通过发行央行票据收回银行体系多余的流动性。自9月起，中国人民银行启动并逐步加大以特别国债为质押的正回购操作力度，搭配使用央行票据、特别国债等工具，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公开市场操作目前已成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日常操作的重要工具。
4、利率工具的变革及演进
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尚未成熟、金融市场不规范等诸多条件的限制，我国还不能完全实现利率的市场化及自由化，因而利率并不作为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或中介目标，而是货币政策操作的重要工具。19以来，利率市场化改革得以稳步推进。至年底，已实现了银行间市场利率、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发行利率的市场化，先后简化了120种左右的利率种类和档次，在金融机构资产、负债业务中，受利率管制约束的比例由改革前几乎100%下降到51%和74%。
5.汇率政策的变革及演进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汇率体制经历了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存的双轨制时期。1994年1月，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7月，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弹性显著增强，并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三）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变革及演进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金融领域的变革使得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如金融组织体系不断健全、金融市场尤取得了较快发展、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及存款准备金制度的不断改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稳步推进等因素，使依靠行政手段的直接管理（信贷计划→贷款总额→投资与消费→物价与国民收入）转变为运用国际通行的依靠利率、公开市场操作等工具影响经济的间接管理（间接货币政策工具→金融机构流动性→货币供应量→物价和国民收入）。
二、我国货币政策市场化变迁路径的特点
（一）渐进主义的变迁路径
同经济体制的变革相适应，我国货币政策体系遵循了一种渐进性的变革路径。这种渐进性的变革路径，在不触及经济金融的核心问题及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的前提下，采取非均衡的策略，由易到难，逐步放松管制，稳步推进。渐进式的变迁保持了改革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降低了改革的摩擦成本，但同时也增大了改革的时间成本和实施成本。
（二）强制性变迁为主，诱导性变迁为辅
回顾我国近30年来的货币政策的变化，每一步重大变革都体现着政府自上而下强制性的制度供给。政府作为推动货币政策体系内诸因素变革的“第一行动集团”，出于确保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维护经济稳定、实现政府利益最大化等目的，在决定货币政策变革的取向、深度、广度、速度及战略选择等方面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当改革一旦启动，其他方面的因素如各方经济利益的冲突就会对改革产生影响，如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的各地分行划区重组、重新设立，从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央与地方博弈的结果，应当归为诱导性变迁的范畴。总之，货币政策体系的变迁是一个强制性变迁为主、诱导性变迁为辅的过程，两种方式互为交叉，相互作用，共同推动货币政策的演进。
（三）货币政策工具由直接走向间接
近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体现在货币政策领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货币政策工具从直接走向间接。1998年我国央行取消对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管理、以来央行日益成熟的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工具以及正在进行的利率市场化改革都是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间接性的货币市场工具是依靠市场供求为基础来发挥作用的，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对提高市场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等方面都比直接管制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四）货币政策操作由封闭走向开放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我国经济金融的开放程度日渐提高，使货币政策操作从只考虑国内均衡转变为同时兼顾内外两个方面的均衡，同时不得不考虑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货币政策操作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货币政策将不完全有效，同时，操作的空间也受到挤压。如年以来，我国经济经历着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在人民币升值及美元出于降息通道的背景下，利率工具完全失效，央行大量使用准备金工具和公开市场操作对冲流动性，效果也不甚明显。
三、我国货币政策进一步演进的方向
如前文所述，我国货币政策正沿着一条适应经济体制变革的市场化路径演进，由于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的作用，遵循着这条路径，我国货币政策体系应会沿着以下几个方向改革、发展和变迁。
（一）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以先易后难及渐进的原则，不断完善利率的市场形成机制，将现有的市场化利率与实体经济联系起来，增强中央银行对整个利率体系的影响效率，使资金价格能真正引导实体经济资源的配置。
（二）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根据蒙代尔三角理论，独立的货币政策、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三者只能得其二。从我国现状来看，独立的货币政策必须坚持，因而下一步的改革目标就是进一步在坚持渐进、主动、可控的原则下健全面向市场，更加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并在更加远期的目标内实现资本项的可兑换。
（三）大力推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畅通货币政策传导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传导机制的效率。微观层面的金融企业改革、金融市场及支付清算体系的发展，有助于提高资金的运转效率，增强微观主体对货币政策工具反应的敏感度，从而提高货币政策操作效率，使货币政策传导更为顺畅。
（四）加强对经济金融运行的监测，提高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和科学性
必须提高央行自身调查统计的科学性、有效性，对经济金融运行状况进行全面监测、科学分析和预测，以准确判断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和系统性金融风险，迅速反应，缩短政策时滞，增强货币政策决策前瞻性和有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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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5：当代中国消费观念变迁的阶段和特点论文
【论文摘要】本文从广告传播表现的视角考察当代中国消费观念的变迁。以对报纸广告的传播现实证研究为佐证，参照社会、经济等多维视角，分析了上海地区及当代中国消费观念的变迁在20余年时间中经历的四个阶段的演进及其特点趋势。
【论文关键词】消费观念变迁广告传播表现当代中国
消费观念变迁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也是任何一种消费研究或消费者研究都不可忽视的理论问题。对消费观念变迁做跟踪分析．厘清它在一个时间段内的变化轨迹．预测未来趋势，是对消费者未来态度变化预测的基础，也使对消费者未来消费行为的预测更为合理和准确。而以往这方面的研究比较零散而模糊．至今仍待讨论商榷。而广告是消费观念和消费文化的一种重要载体，它对消费观念的承载传达和影响是通过其具体的传播表现来实现的。广告传播表现可以并且应该成为消费观念变迁研究的一个视角．它能清晰而连贯地展现出消费观念变迁的脉络内涵和特点。基于此．笔者对当代中国消费观念的变迁做一番解读．重在关注其历程特点及相关趋势。
一、消费观念及其变迁
从词面上分析．以及从一般意义上来看．消费观念的含义十分抽象。它包含的内容很广．受到的影响因素也非常复杂．而且互相交锚．难以分清。但在总体意义上说．消费观念就是人们对消费持有的态度和意识．包括对消费内容消费目标消费方式和消费结构等消费问题的基本认识态度等。从另一个方面讲．它也是一种选择性．是一种心理上和观念中可选择性的意识。所以个体的消费观念是个人对消费所持有的态度和价值意识．具有很大的个体性和主观性。
而消费主体又不是孤立的抽象的个人．而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个人的消费观念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深受外部社会因素的影响．反映出特定的社会关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观念也是一种文化．或者说是一种文化要素．它同一定的信仰、价值和认识哲学相联系．支配着人们的消费选择和消费活动它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也作用于社会的发展和变迁。
二、解读消费观念变迁的重要视角――广告传播表现
广告表现是”将广告创意概念进行符合特定媒体语言的再创造，完成特定的信息编排与传达效果的创意执行过程”。但是它又不能独立于广告传播而存在，、传播学的视角．”把广告看成一种特殊的传播形态和传播方式．从而广告传播表现就涉及到广告这种”有明确传播主体的．有组织并有偿的大众媒介传播”的基本艺术表现技巧和”传统与现代的传媒技术和信息处理技术”。广告传播表现不仅展现现有消费观念的内容和特点还预示和反映变迁的特点和道劣．这使得它成为观察消费观念及其变迁的重要视角并不可替代．是对从其他视角解读消费观念变迁的一种必要补充。虽然还有偎多其他因素能反映和影响人们的消费观念变迁．但是广告传播表现在消费观念形成过程中提供信息，示范和提供榜样等效应十分明显，特别是在新事物和新观念的扩散上，它的力量更是无形而重要。
三、当代中国广告传播表现和消费观念变迁的阶段
从广告传播表现视角出发．笔者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新民晚报》1982年到每月第一天共3495则报纸广告进行了采集和分析整理．对它们的'广告诉求表现、符号表现信息传播表现和艺术审美表现各方面进行统计和审视．发现在当代25年时间里的广告传播表现呈现出消费观念变迁的明显的阶段性特点．这与消费观念变迁的实际轨迹非常吻合．也可以从对各种经济年鉴、统计年鉴等其他资料的查阅中得到印证。以此为佐证，参照社会经济等多维视角和多种资料．笔者分析了上海地区及当代中国消费观念的变迁经历的四个阶段演进．这与我国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基本上保持了同步。
1．1978年至80年代中期(1985年左右)
这一阶段广告得到了全面恢复和发展，作用日益明显。但是广告传播表现仍显粗糙和简单：生产资料广告占大多数．诉求没有重点。没有选用内涵丰富而鲜明的符号来表现或象征产品及其形象的个性和差异。视觉处理也显粗糙艺术审美性普遍不佳。然而这一阶段的广告信息传播却能有效地到达受众．使受众关注广告信息。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的广告传播表现传递了这样一些讯息：市场上的商品总量和种类比较少而其中生产资料又占了很大比例．所以在生活资料的广告信息和实际消费选择上人们可主动选择的余地不大。固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开放程度，人们仍普遍持有一种”节俭”消费观。但是个体认同意识开始逐渐觉醒，多种需要的消费观念开始萌生．为后一阶段消费观念的变化提供了基础。
2．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1992年左右)
广告的作用被进一步认识．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消费者把广告看作是增加产品知名度、树立良好形象和提供购物信息指南的手段。但这一时期广告过多偏重于产品功能和质量诉求，或企业视角的产品介绍．没有运用特定符号以定义产品差异乃至塑造品牌和形象。但是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元素，国外高档商品和个别发达地区的商品广告表现已经注意情感因素和创作成分的加入广告画面和文字处理开始讲究视觉效果有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的广告数量增多。然而互相竞争和干扰的广告不多广告仍能有效地吸引受众，达成效果。与此同时人们的消费需要更加多样化已经从满足基本的吃穿用度开始向改善生活条件和环境的方向发展。同时人们消费观念中的感受和承受力大大增强，对消费物品、消费行为和消费方式在态度上发生改变，从而产生新的消费认同。前一阶段人们消费观念中的”节俭”为上．已经逐渐地改变成”适度”和”量入为出。
3．90年代初至90年代后期(年左右)
我国广告业进入高速发展期，广告经营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及传播表现的品质都飞速发展。广告诉求日益多样化，逐渐注意与其他产品形成差异和区隔。符号表现传播成为广告传播的重点，它对品牌形象和品牌价值的作用被逐渐确定。同时广告版面扩大，画面为主、文字为辅的设计日益固定．广告信息在整张报纸的各种信息中更加突出。广告画面创作也日益专业和精美，富有艺术感。这一时期的广告传播表现向我们展现了一幅经济活跃、市场繁荣、生活用品丰富、人们的消费选择意识不断增强的画面除了基本的消费需求之外，90年代的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质量和品质，消费观念发生了很大改变。在消费选择上逐渐发挥自主力量，结合个性化创造和各式不同的消费态度，甚至造成时尚、风潮的盛行和生活方式、生活态度的改变。同时，人们对全球化有了更深的体认，消费态度和价值观也越来越适应国际化的潮流。
4．1998年至今
本时期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广告传播表现更成熟、多样和丰富。不同诉求方式被灵活运用，符号选择或带有强烈的品牌风格，或与品牌核心相得益彰．表达得更为巧妙而具强烈冲击力。众多创新运用于信息传播中以提高传播效率，各种艺术化创造也得以实现，最大限度地贴近消费者的审美需要，使消费者的心理和情感上都能得到美的共鸣。这实际上代表的是我国消费结构的继续升级和消费需求的明显回升。新世纪人们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城市居民的消费观念趋向于从近期消费更多地转向中长期消费，从“商品消费”进入”品牌消费”。消费者的消费层次分化也日益明显，更多因素影响到消费观念变迁，个性化的消费观念和行为十分常见，时尚、潮流也比以往更影响人们的生活，多种多样的国际时尚和民族文化在人们的消费选择中交汇共生。开放、多元和变动成为这一时期消费观念最重要的特征。
篇16：当代中国消费观念变迁的阶段和特点论文
从广告传播表现视角展现的当代人们消费观念阶段性的发展不仅留下了清晰的变化轨迹，也显出了诸多重要的流变特点和趋势。
1消费观念上的主动性和选择性越来越强
80年代中期以前，人们满足于较被动的商品消费来实现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缺乏对商品种类、功能和附加价值的主动要求。80年代中期以后，人们的观念中已经能够接受并主动要求更加多样化的消费。与此相适应的是商品种类和市场交换方式的不断丰富。90年代初，消费已经慢慢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相对独立而又可以主动发挥创造性和选择性的特定部分。人们不仅通过消费满足不同需要，还借用消费进行社会交流和沟通。90年代中叶以后，个人在消费观念上的主动性和选择性进一步加强，张扬个性、创造性消费彰显自我等观念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消费革命。总的来看，主动性和选择性增强这一流变特点非常明显，也是把握当代消费观念变迁的重要方面。
2改革开放和全球化对消费观念的变迁影响相当之大
80年代中期之前，人们消费观念上的传统色彩浓重。这与国家和市场的开放程度有关，也与人们思想上和文化上的开放程度有关。80年代中至90年代初，国外商品和广告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传统消费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人们的消费需要、消费感受和消费认同尺度都慢慢放宽。90年代中后期这种变化更加迅速，全球化影响更深，不同人群消费观念的分化也更为明显。这与市场进一步开放，以及广告产品和形象展示的国际化因素的日益加强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90年代末及新世纪以来，多种多样的国际时尚和民族文化在人们的消费选择中交汇共生，人们已能正确对待全球化的消费，对消费意义及多种消费情感的体验也日益丰富，总体上，广告传播表现体现出来的消费观念变迁与全球化过程和程度相适应，这一开放性和全球化的动态发展特点是适应环境开放和变迁的结果。
3．消费观念变迁速度加快．复杂度增加
80年代人们消费观念的改变比较隐性。80年代中期以前人们消费上的需要、感受、认同、价值和情感等变化非常有限。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新事物出现并冲击人们的传统消费观念，但还不足以影响到人们传统消费观念的核心和日常消费的方方面面，也没有扩展到普遍的范围。90年代初，人们的消费观念出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多种消费思潮的兴起。90年代中后期．各种各样的消费言论、思考和尝试相继成为社会大众讨论的热点，超前消费、健康消费、绿色消费、理性消费等各自得到社会不同人群的认可。此后，消费观念的变化明显加快。各种消费观念和行为讨论的时间缩短，新异消费观念和行为出现、流行的周期明显缩短，元素更为复杂。而90年代末到新世纪，这种现象一直加速前行。各种变化更为表面和瞬间化，不再有统一的和基本的调子。
五．结论
通过广告传播表现这个视角．辅以实证分析和其他重要资料，当代中国消费观念变化呈现出四个阶段和特点趋势．它们是把握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消费观念变化的关键。
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在当代中国人消费观念中，科学化、理性化是大势所趋．同时精神文化消费地位日渐突出，多样化、个性化消费趋势明显，开放性因素逐渐增多。而我们的社会转型、传统文化与全球化问题都会与消费观念变迁产生交叉。因此对当代中国消费观念变迁的研究应走向深入，除了在广告传播表现这个视角中做更多调查和实证研究外，还应该开辟更多的研究路径．直达问题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