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应芳研究综述论文（合集14篇）

“脆弱蛋挞吃烧麦”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14篇谢应芳研究综述论文，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后的谢应芳研究综述论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谢应芳研究综述论文

篇1：谢应芳研究综述论文

谢应芳研究综述论文

[摘要]谢应芳是元末明初的理学名人，著名隐士，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古人对他思想的评价多重笃志卫道的一面，偶尔提及他隐逸的方面，并不全面。在对他的作品的评价上，古人多重思想内容，集中阐述其作品淳化风俗、关切民隐的方面，很少涉及其艺术特点，也不全面。今人对谢应芳的研究无论在思想、作品上都有欠全面和深入。

[关键词]谢应芳研究综述古人评价今人研究

谢应芳（1296-1392）字子兰，自号龟巢老人，江苏武进人，生活于元末明初。谢应芳一生好学，以读书为乐，“我生无他长，耽书竟成癖”[1]（卷四）。他学识渊博，有“大雅才，胸藏经史库”[2]（p190）。元朝末年，社会动荡，战火波及大半个中国。谢应芳的家乡也发生了战乱。他被迫携家人逃往吴中，在外整整漂泊了十八年。后来江南战事平定，他才重新回到家乡。战乱归来后，他隐居家乡的芳茂山，直到去世。谢应芳在当地颇有名望，很受士人和官员的推崇。《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他“德望重于东南。”[3]（p12）《明史》也记载：“（谢应芳）避地吴中，吴人争延致为弟子师……达官缙绅过境者，必访于其庐。”[4]（p7224）在他死后，“吊唁者几遍宇内”[2]（p157）。虽然在当地有很高的威望，但是谢应芳始终没有做官，只以一个教书先生的身份终了一生。谢应芳一生清贫，生活上常常陷于困境。但他从不以贫为意，泰然处之，“一室萧然，晏如也”[4]（p7224），显示出超然的隐者风范。

谢应芳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名望，但是他蔑视功名利禄，追求自由安闲的生活状态。他屡次得到当地官员的推荐，却始终不肯出来为官，过着隐逸的生活。谢应芳一生基本靠教书和农耕为生，处境极为贫寒，经常忍饥挨饿。比如在《谢许克敬六月惠炭》中他写到了自己年老体衰还要受严寒之苦的情景：“去年腊月人冻死，我亦牛衣眠不起。家僮赤脚令采樵，日暮归来堕双指。”[1]（卷五）在严寒之中，很多人冻死了，年老体衰的自己躺在牛衣（用麻或草织的给牛保暖的护被）里勉强渡过了冬天。为了取暖，家僮不得不一大早光着脚出外采一些散木，日暮回来后手指都冻断了。虽然处境如此艰难，谢应芳依然坚持过隐逸的生活，并且表现出知足有乐的心态。比如他在诗中写道“侬亦自知足，做诗谢天公”[1]（卷十七）（《负暄》），“眼前能自足，身外更何需！”[1]（卷三）（《和徐仲刚归田》）粗粝的饭蔬，不仅淡而无味，有时其实是难以下咽的。谢应芳却认为其中的味道不亚于山珍海味，“蔬食犹膏粱”[1]（卷四），“藜床甘且寝”[1]（卷四），有无穷的乐趣在其中。对于谢应芳的隐逸行为，后人极为推崇。明人毛宪在《景贤录原序》中也称其“遯世高风，回迈流辈”[2]（p175）。

古人对谢应芳的评价更多的是集中在笃志卫道、发扬理学的精神上。谢应芳一生信奉儒学，认为“九流百家莫大于儒”[1]（卷六）（《芸室记》），尤其笃信程朱理学，“少颖悟，好读书，尤潜心宋儒之学。”[2]（P167）谢应芳一生身体力行，努力实践理学思想。他从小就严守理学所倡导的言行规范。明人段民在《龟巢先生传》中说他“自幼潜心宋儒之学，守其绳墨，斤斤不失尺寸”[1]（p169）。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谢应芳一生始终以移风易俗为己任，“事事维持伦纪，言言扶植纲常”[2]（p163），努力改变有违于儒道的社会风俗，坚决捍卫理学精神，捍卫儒道在社会中的地位。比如《静严公邀同族中谢士鳌等请建专祠呈词》中便记载了谢应芳许多笃志卫道的事迹：“（谢应芳）清议而扶持明教。学中去土神之配，吴中撤范蠡之祀，皆以明大义而振人心。常郡复道乡之墓，苏郡修元公之祠，无非劝忠孝而维名节也。”[2]（p159）

对谢应芳笃志卫道的举动和发扬理学的精神，历代政府和儒者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比如清朝政府公认他是“理学名贤”[2]（p161），把他视为扶植名教的楷模。明人毛宪在《景贤录原序》中说道：“元季以来，道日晦塞，三纲沦灭，禽兽逼人，又何啻老佛而已！当时以道鸣者，偃然都高位而无所救正，而况其他乎！先生崛起其间，本诸醇笃之行，济以精博之学，遁世高风，遯世高风回迈流辈，而其见于言者皆民物则之训。所以距淫辞，息邪说，明天理而正人心者，居然可见。时虽不偶而力障狂澜，志则伟矣！”[2]（p175）这样的评价在关于谢应芳的历史记载中比比皆是。

谢应芳一生著述颇丰。据《龟巢先生行迹》记载他著有：“《辨惑编》五卷、《思贤录》五卷、《怀古录》三卷、《毘陵续志》十卷、《龟巢稿》二十卷，又《汲古录》、《东里志》、《延陵小记》若干卷。”[2]（p169）今天可以见到的有《龟巢稿》、《辨惑编》、《思贤录》和《怀古录》四种。其中谢应芳的存诗将近两千首。谢应芳的作品内容非常丰富，全面反映了他的思想。通过这些作品可以看到谢应芳的思想具有复杂性和丰富性。他不仅有笃志卫道、发扬理学精神的一面，也有超然隐逸的一面，同时也有着一定的出世思想。

对于谢应芳本人的评价，古人多看重他思想上笃志卫道的一面，对他思想中隐逸的一面虽有所提及，但是很少。对谢应芳作品的评价也是如此。古人对其作品的评价多从思想内容着眼，而且基本都从他作品淳化风俗、关切民隐等方面的思想内涵进行评价，非常看重其教化作用。如《毘陵人品记》中言：“其所述皆以正人心、息邪说为主。”[5]（p151）清人沈德潜评价他：“所著诗文雅正醇茂，荟萃经史之腴。凡夫崇论闳议，长歌短谣，多有裨世教。”[2]（p156）等等。

对于谢应芳作品中超然隐逸的思想和入世的思想，古人基本上没有提及。古人也有对谢应芳作品的艺术表现方面进行评价的。如《明史》言其“诗文雅丽蕴藉”[4]（p7225）。但是这方面的内容很少。

可见，古人对谢应芳作品的评价并不全面，体现了一定的思想局限性。

综上所述，谢应芳的作品数量很多，而且全面反映了他丰富复杂的思想，具有比较高的研究价值。同时谢应芳一生都笃信理学，并且为了捍卫理学、发扬理学终生奋斗不息，是一个极受古人推崇的理学名人，在理学史上也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是研究理学不应忽视的一个现象。但是，今人对谢应芳的研究很少。关于今人对谢应芳的研究，笔者仅搜集到三则，其中两则出自文学史著作，一则为单篇的论文。

黄拔荆的《中国词史》提及了他的词在题材上的特点：“表现出强烈的反战情绪；鄙视功名利禄，感慨身世不幸；其词数量最多的是表现他闲云野鹤似的隐者生活风貌”。作者认为第三类词“多属沿袭传统的表现手法，所用的语言、词汇、典实，基本上也是老一套，缺乏新意，使人有似曾相识之感。加上不少作品意境相同或相似，虽时有佳句，而名篇却是寥寥无几。其中比较清顺可读的只有数阙。”[6]（p632-635）

杨镰在《元诗史》中将谢应芳列在“避难诗人”一节，写道：“……作为真正的隐士，身处江山易代，秩序颠倒之际，几十年岁月安然以对，德享高寿。谢应芳可以作为这一类人的典型”。“晚年学行益劭，达官缙绅路经本郡，必到他家相访，他家中一室萧然，仅以布衣韦带与来访者接谈……其诗被世人评为可与傅若金相伯仲。《龟巢稿》中多有关于元末战乱的纪实之作，又证史之用。谢应芳文章则多为应酬而作，缺乏特点。由于他年寿极高，交往面也很广泛，唱和酬答时间跨度较大，相比而言，这类作品一般较真诚坦率。他是元代诗人中年寿最高的一个。”[7]（p563-565）

王广超的文章《谢应芳词初论》结合谢应芳的具体词作阐述了其词的思想内容主要包括三方面：“艺术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表达了元明易代之际普通老白姓的心理感受”；“表达了身处异代的遗民感受”；“抒发了一些闲适之情”。这篇文章还阐述了谢应芳词的散曲化倾向：“大量运用俗语和口语”；“无论是长调作品，还是短调作品，多用散文化的句式来写词，在语义上，句与句之问联系较紧，意义也比较连贯”；“作词韵脚密而多；具有散曲风味。”[8]

可以看到，今人对谢应芳有所关注，对他做出了一些客观正确的评价。如“身处江山易代，秩序颠倒之际，几十年岁月安然以对，德享高寿”，“其词数量最多的是表现他闲云野鹤似的隐者生活风貌”便准确把握了谢应芳思想中的隐逸方面。“这类作品一般较真诚坦率”的评价，也符合他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况。他们的论述中也都涉及到了谢应芳作品对战乱生活的反映。尤其是王广超的文章《谢应芳词初论》从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两方面对谢应芳的词进行了阐述，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谢应芳词的特点。

结合谢应芳的全部作品，会发现今人的研究并不全面和深入。首先，这些研究多局限于谢应芳的诗与词，很少涉及文章，并不全面。谢应芳的文章数量很多，其中大量篇章不仅极富艺术性，而且鲜明地体现了谢应芳的思想，是研究谢应芳绝对不可忽视的材料。其次，对于谢应芳的思想研究和认识不够全面。谢应芳的思想很丰富，既有超然隐逸的一面，又有入世思想，尤其是具有强烈的笃志卫道思想。今人的研究对谢应芳的思想研究虽然有所涉及，但是非常简略。而且这些研究丝毫未涉及谢应芳笃志卫道的一面。所以今人的研究远远不能反映谢应芳思想的全貌。再次，对于谢应芳词思想内容的研究也不够全面。纵观谢应芳的词作，他的词虽然数量不多，但是所表现的思想内容也比较丰富。其中有超然隐逸的思想，有知足有乐的情怀，有强烈的否定功名的意识，有功业未成的悲哀，有战乱之中的特有情怀等。今人则只注意到了其中的一部分。由于崇尚唐宋词的审美趣味，这些研就对谢应芳词的评价也多偏颇之处。比如前述《中国词史》所言：“多属沿袭传统的表现手法，所用的语言、词汇、典实，基本上也是老一套，缺乏新意，使人有似曾相识之感。加上不少作品意境相同或相似，虽时有佳句，而名篇却是寥寥无几。其中比较清顺可读的只有数阙。”便是以唐宋词的审美趣味来要求金元词而得出的结论，并未认识到金元词不同于唐宋词的独特审美价值。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谢应芳具有不小的研究价值。但是古人和今人对谢应芳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作品上的研究都不够，而且他们得出的结论也多有偏颇之处。这些都有待于后人匡正、补充。

参考文献

[1]谢应芳，龟巢稿[A]四部丛刊三编（集部）[C]上海：上海书店，1985

[2]谢兰生，龟巢先生祀录[A]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19册）[C]北京：线装书局，，4

[3]嘉庆颙琰，嘉庆重修一统志[A] 四部丛刊续编本（第88卷）[C]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4]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4

篇2：如梦令,如梦令谢应芳,如梦令的意思,如梦令赏析

如梦令,如梦令谢应芳,如梦令的意思,如梦令赏析 -诗词大全

如梦令

篇3：如梦令,如梦令谢应芳,如梦令的意思,如梦令赏析

如梦令,如梦令谢应芳,如梦令的意思,如梦令赏析 -诗词大全

如梦令

篇4：沁园春,沁园春谢应芳,沁园春的意思,沁园春赏析

沁园春,沁园春谢应芳,沁园春的意思,沁园春赏析 -诗词大全

沁园春

篇5：南楼,南楼谢应芳,南楼的意思,南楼赏析

南楼,南楼谢应芳,南楼的意思,南楼赏析 -诗词大全

南楼

篇6：如梦令,如梦令谢应芳,如梦令的意思,如梦令赏析

如梦令,如梦令谢应芳,如梦令的意思,如梦令赏析 -诗词大全

如梦令

篇7：周邦彦研究综述论文

周邦彦研究综述论文

周邦彦是北宋末年最杰出的词人，历来属词学研究的重点与热点。据定量分析的结果显示，在两宋十大词人“排行榜”上，周邦彦与苏轼同居第二位（参见王兆鹏、刘尊明《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20世纪的周邦彦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3月，《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刊登了崔海正、阎立亮的《近年周邦彦词研究述略》一文，湖北大学词学研究中心主编的《词学研究年鉴（1995～）》（武汉出版社3月版）刊发了董希平《苏轼、周邦彦及其词研究综述》一文，两文分别对前周邦彦及其词的研究成果作了回顾与描述。—三年中，对周邦彦及其词的研究又有新的进展，共发表了近20篇学术论文，关于周邦彦与大晟府的关系有了新的发现，对周邦彦在词史上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关于周词艺术诸方面的探讨在角度上也有创新。现将三年的研究状况综述如下。

一、对周邦彦与大晟府及大晟词人关系的考证

这是三年中对周邦彦及其词研究取得的新突破。周邦彦曾出任大晟府提举官，使得大晟府在词史上蒙上一层炫目的光彩。诸葛忆兵《周邦彦提举大晟府考》（《文学遗产》19第5期）一文考辨了周邦彦在大晟府的任职经历，澄清了诸多史实，有助于重新审视大晟府对宋词的影响。该文认为后人对周邦彦的误解的关键点在于周任职于大晟府的时间及因此所发挥的作用。作者从周的履历和其他大晟府的提举官任期两方面加以考辨，认为周提举大晟府的具体时间，是在政和六年（1116）十月至政和七年（1117）三月之间，任期最长不超过半年，短则或许只有一二个月。此外，作者考证出，大晟府诸多重大举措，均与周无关；而且，周在大晟府期间与其他六位“大晟词人”（据有词收入《全宋词》者）鲜有共事与交游。这样，周对大晟府的贡献显得较小，澄清了自《碧鸡漫志》历《词源》而下的诸多不实之说。

龙建国《大晟府与大晟府词派》（《文学遗产》第6期）一文承杨海明的说法，将周邦彦归入大晟府词派，认为“大声”不仅是周对万俟咏词的审美评价，而且是周及其他大晟府词人共同的艺术追求。将周纳入一定的流派，在群体透视与个案分析中全面把握周词的艺术追求、艺术渊源与艺术表现等是一个新的进步，其思维与视角的突破，实大有功于周词研究。

诸葛忆兵《大晟词风和北宋末年世风》（《文学遗产》19第6期）一文称周邦彦为“大晟词人”。作者探讨北宋末年世风对周邦彦等人的创作影响，认为以周为首的大晟词人创作上呈现出某些共同特征，形成大晟词风。世风的谄媚、浮糜与趋雅相应地形成词风的谀颂、俚俗和醇雅。将周并入大晟词人，并据此而论其词风与世风之关系，有助于深入了解词体内部的某些演化嬗变轨迹。

二、对周邦彦的词史地位的论定

对周邦彦词史地位的探讨，近二年涉及的论文较多，其中以蒋哲伦《论周邦彦在词史上的地位》（《古典文学知识》年第1期）和杨万里《论清真词在宋代的文学效应》（《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为代表。

蒋文对前人“集大成”说提出异议，认为在周氏之前，苏轼等人“以诗为词”，已经对词的传统作了很大的突破，但他并没有接受这方面的成果；在他之后，辛派词入沿着苏轼的路子继续开拓，更有发展，也决不是他的词风所能包容得了的。从后面这个角度来看，周氏尽管“精工博大”，毕竟够不上“集大成”。此外，作者重点从词史演进的角度论述周在词体演进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认为，周作为“词人词”的最大代表，在词史上有着继往开来的巨大作用。同时，作者指出将清真斥作唯美主义或形式主义词风开启者的做法，则不仅无视于其词内蕴的深情远意，实际上也反映出对词史的演进过程的偏颇之见。我们不必完全同意“集大成”、“正宗”之类的封号，但其继往开来之功不可磨灭。

杨文从清真词在宋代被理解和被接受的过程来考察清真词在宋代的文学效应，以此论证周邦彦在宋代的词史地位。作者从宋人对清真词的评价和有代表性的宋人创作实绩两方面入手，对清真词进行历史面貌还原的阐释。宋人对清真词的评价，从三方面探寻：一是宋人词集序言或提要，二是宋人词话，三是宋人选宋词；从宋代词人的创作实绩来看，宋人学清真未得其真。通过两方面的考察，作者勾勒出清真在宋代的接受过程，并总结出三点结论：一、清真词名，始盛于殁后80多年，在此以前，词名并不显著；从南宋中后期开始，特别是到了南宋末，清真成了词坛的领袖，开始了统治词坛几百年的历程。二、宋人学清真往往只抓住其中的一个方面，忽视了从词藻、词法、词律等方面去学他，实际上是没有真正地了解他。广而言之，每个时代，只会依据自己时代的特点与风尚来理解和接受历史上的'某位文学家或某种文学传统。三、清真词集词体之大成，最为词家雅词正宗。

谈周邦彦在词史中的地位，不能不涉及到周在词雅化中的作用及其艺术成就。近年关于这个问题论述较多，依然集中在“集大成”或“结北开南”上，如王洪《试论唐宋词发展史上的五个里程碑及其词史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二期）一文认为“词史之流变，赋予周邦彦的使命，正是上承苏轼的雅格，并完成这种雅化之集大成的历史使命。清真词中的每个字，似乎都经历华夏几千年文明之酒的浸泡，洋溢着几千年文明的高雅之魂。”王兆鹏《宋词流变史论纲》（《湖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一文以代表词人为纲，对宋词的发展流程作了概括和总结。作者认为周邦彦注重词的章法结构，使词的艺术规范性得以提高，因而周最大的贡献，即在于对词艺的规范化。三、对清真词内容题材及艺术表现的探讨

这是三年中对周邦彦研究的热点，不仅研究论文多，而且质量高。此外，对清真部分词作的鉴赏文章也多有妙解。

曹章庆《论周邦彦羁旅行役词的感情心态特征》（《广西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一文运用心理批评的方法，指出周邦彦的羁旅行役词表现出两种比较突出的情感心态。一种是追忆心态，其内容是对故乡的美好回忆的向往，对故乡亲人，尤其是对情人、歌妓们的想念和相思。其特点是在仕途受挫以后，退回内心，一步三回头，默默地咀嚼着过去美好的情景，以作心理补偿。一种是悲抑心态，词人心中的悲苦寂寥往往不是直接地宣泄出来，而是把它埋入心底，强行抑制而造成的一种欲说还休、沉郁顿挫的心理特点。“周邦彦始终没能像苏轼那样，以超然旷达的态度来化解政治上的挫折，而是竭力把这种悲伤加以压抑，潜流暗转，使人感觉此中有无限悲酸，但又无法说破。”这两种心态融合在一起，表现了一个品行正直、性格软弱的知识分子在40多年苦海浮沉中痛苦挣扎的灵魂。

陈磊《从清真、白石词看宋代咏物词的嬗变》（《复旦学报》1998第6期）一文从清真与白石的咏物词入手，对宋代咏物词的嬗变轨迹作过程性描述。在喻象的选择上，清真词喜好以柳作为咏物的对象，来抒发他那郁结于胸而吞吐不尽，令人梦回魂萦的情怀，也造成了他词风上的“蜿蜒流美”。（田同之《西圃词说》）在喻象再现的手段上，周词素以“描写物态，曲尽其妙”（强焕《片玉词序》）著称，周词中的花卉类意象多半呈独枝状态，以使词人描摹物态时逐一加以点染，词人作为超然于物外的独立角色，保持了颇为清醒的自我意识。虽然物象在词人带有移情色彩的观照过程中都被赋予了拟人化的形象，但客体与主体间的距离感却昭然可见。而正是这种空间上的距离感，才使词人得以从旁观者的角度审视物象的具体形态与外貌特征，才能以细腻熨贴的笔触再现出来。在比兴寄托的方式上，周词并不着意于寄托，表现出缘物起兴，情物交感的创作倾向，即所谓“感物言志”。

孙家政《勾勒，暗转，蓄势——周邦彦词艺术三题》（《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1期）一文，总结了周词的艺术表现内涵。周词一般在慢词长调中运用勾勒，讲求谋篇布局，血脉意气，首尾贯穿。题旨勾勒出后，后面的铺陈紧紧围绕，形成一唱三叹之致。暗转手法在周词中运用得极为成功，由于清真一生仕途坎坷，胸中块垒多于常人，作词喜制长调，自然暗转这种技法最适合表达内心抑郁不平，吞吐凝咽的情感。清真情深似海，作词喜欢蓄势，使情满不得不发，使无限情怀，最后展露无遗。勾勒、暗转和蓄势三种技法在周词中结合运用，把柳永慢词的直线型章法结构转变成网状结构，形成自己的独特抒情范式。

清真“下字运意，皆有法度”（沈义父《乐府指迷》）。对周邦彦的艺术规范，今人论述较多，王兆鹏提出“清真范式”，并在《宋词流变史论纲》（《湖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中作了总结，王文对清真词的章法结构、句法炼字和音律诸方面作了阐释。作者认为清真词的章法结构，由柳永词变化而来，变直叙为曲叙，往往将顺叙、倒叙和插叙错综结合，时空结构上体现为跳跃性的回环往复，过去、现在、未来和我方、他方的时空声景交错叠映，章法严密而结构繁复多变。清真词炼字的主要诀窍是善于融化前人诗句入词，浑然天成，如同己出，而意境更新，音律方面清真更是严格规范，用字分平仄，仄字中严分上去入三声，使语言字音的高低与曲调旋律的变化相结合。

关于清真词的雅，论述较多。罗章《从柳、周、姜词结构看宋婉约词的雅化过程》（《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一文较有特色。作者认为周词结构在词雅化中的重要意义是矫变了柳词的平叙结构，清真的这一改变，被视为一种进步，一种雅化的努力，此种结构方式即为“腾挪之法”，不直接抒情，闷住情感，转而研究理性，援用“腾挪”的技术性布局。这种需要反复咀嚼方能领会的结构方式提纯了风月情事中“情”的成分，降低了恋妓内容的刺激强度，有着明显的雅化功用。从审美角度观察，“腾挪”构筑了层层脱换的有意味的形式结构，形成了深深包藏的表现风格，这是将宋代文人极为洗炼的趣味感觉深深融合词这一样式的本来面目或纯粹抒情的质以后所产生的全新境界。

关于清真艺术上的问题，研究的视点趋向多元化与交叉化，在历史还原的基础上，体现出清真词作为当代存在的意义。更为深广的研究有待今后的努力。

关于对清真词作的赏析文章，三年中共有5篇，都写得文辞优美，给人双重享受。集中在对清真名作的赏析上，从题材内容、思想情感、艺术技法诸方面都有精到的描述。其中以黄维华《浅说周邦彦节序词〈解语花·元宵〉的造境技巧》（《古典文学知识》1997年第4期）一文较有特色，显出较高的水平。作者对清真词中的本事及用典阐析精微，并且能旁征博引，将全首词解析得让人尽知其味后觉味之无穷。点明清真此词艺术上的成功之处在于咏节序而又说尽人间风情，以常人之心写出了常人皆能感之的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

纵观以上所述，近年清真词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研究者的观念与思维方式在逐步发展变化，新的理论方法在逐步得到运用。但是，与苏、辛的研究相比较，仍稍逊色。首先，关于周邦彦与大晟府的关系并未得到最终确认，其中仍有许多争议之点。此外，在基础性研究方面，虽然已到较为完备的阶段，但是一部质量较高的词集编年注本仍是人们期待的。再者，作为一个大文学家，其诗与文的研究仍嫌欠缺。如何进一步开拓与创新，将是新世纪的周邦彦研究所面临的课题。

篇8：女作家-研究综述论文

女作家-研究综述论文

论文摘要：后女作家一直是80后文学中被遮蔽的一个群体，她们没有取得“美女作家”创作取得的社会效应，但是她们的创作已经不容忽视，然而对她们的研究从世纪初至今呈现增加趋势。目前有关这个群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文本两个主要方面。

论文关键词：后女作家,研究综述,文化,文本

80后一词是本世纪初被人们频繁提及的一个关键词，在文坛，80后文学作品也带来了一片喧哗争鸣之声。自恭小兵在天涯虚拟社区发表一篇名为《总结：关于80后》之后，80后文学逐步从市场、文学边缘场地进入到文学主流视野，文学评论界也给予充分关注，在白烨主编的中国文情报告（-）中明确提出“青春写作与‘80后’现象进入研究视野”，伴随80后文学群体的成长，其间一些青春女性创作也受到关注。“与80后女作家创作的丰盛相反，统观国内的文学评论，如《中国当代女性写作演变轨迹》、《中国当代女性先锋文学》、《对近二十年来女性写作的一点思考》等等文章，它们只论述到陈染、林白甚或卫慧、棉棉这批新生代作家，对现在涌现出来的‘80后’女作者所论甚少”。

由于这代人多半为独生子女,她们的文本特征没有强烈的性别差异，加之创作成就似乎有限，所以在评论她们的作品时,总体是将她们作为80后文学群体中一员进行多视角批评，喧嚣过后，回归客观，目前已有人关注到80后文学群体中的一个小群体——80后女性作家，对她们的研究可分两部分。

一、文化研究

80后的出场有着独特的时代文化背景，从20世纪末九十年代以降，随着经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尤其是大众传媒迅猛发展，这场景是当代的年青人熟视无睹、习以为常的生活现状，浸染其中的“80后”一代，尤其是生活在都市里的孩子，在很大程度上都慢慢地接受了这种文化的特性，他们的消费观念也随之慢慢形成。大众文化和大众消费形成和发展的后果就是人们，特别是都市里的青年们开始以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进入新世纪，进而影响到她们的后期的文学创作。创作中呈现的特征也引起评论界的关注，目前有关文化关注的评论主要分为：一是，从消费文化视角分析她们的创作过程、文本内容显现。如《80后写作与青年亚文化》（华中师范大学，苏文清，2006）、《消费文化影响下的80后写作》（河北师范大学，梁瑛，）和《消费语境里的自我表达》（华南师范大学，黎玉娴。）这几篇论文中都提到消费文化影响下，享乐主义、物质主义盛行、实用主义、功利主义逐渐取代了理想主义的商品经济时代，因而在他们的作品中缺少对于广阔的变革中的社会现实的深刻观察，更看不到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他们的创作更多的是对校园生活、青春期风花雪月的描述，对个体情感的宣泄和对时尚世俗生活的追捧，带有明显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倾向。二是，大众文化对文学生产的传播方式和接受方式也随之发生重大转变。如《大众传播视野下的80后文学现象研究》（山东师范大学，杜聪，2007）中提到，大众媒体对文学生产不断调整，并出现了80后文学这样的创作局面。文章分析说大众媒体已不仅是文学的载体或介质，它形成了新的文学传播语境，即文学多样而复杂的文化性凸显出来，除审美属性外，文学还有其他多种属性，必须把文学当作文化问题，置放到更为复杂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在拓展文学生产和传播空间的同时，也引发了作家、编辑、受众等文学群体的变动。三是，把世纪之交作为一个整体创作背景评论80后文学现象。具有代表性的评论有上海师范大学杨建龙教授的学生沈佳的一篇硕士论文——《新世纪初的文化语境与80后文学创作》，文章从世纪之交、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盛行，文学的市场化选择，后现代哲学思潮带来观念的变化、出版事业的改革，给80后文学的出场带来一个独特的文化语境和创作心态。

另外有关外部文化研究还有独特的一支，即关于《萌芽》杂志转型研究和由《萌芽》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现象的研究。这些为80后文学生成的研究提供更具体的文学场内分析。目前有关这方面的评论文章不多，具有代表性有两篇硕士论文。一是，华东师范大学2006届毕业生严琳的硕士论文——《当代文学生产转型中的萌芽》，论文主要从萌芽九十年代成功转型的标志——新概念作文大赛这一角度为切入点涉及80后文学生成的部分特征——“着力打造畅销书品牌，牢牢抓住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同时还将经营范围扩大到图书发行领域和教育领域，走上文化产业集团化的道路”。另一篇是，首都师范大学2008届毕业生徐海的硕士论文——《新的文化形态的确立》，论文以研究“新概念作文大赛”为中心研究一种新文化形态的形成，期间具体论述大赛形成发展的背景以及由此带来新的文化形态和新人（80后青春作家）的塑造，这些文化视角研究为80后文学内部文本研究提供详细背景知识和可挖掘的空间。从文学场视角研究80后作家的评论文章不仅有群体性介绍也有针对具体作家展开个案分析，如邵燕君于在《南方文坛》第5期中发表一篇题为《忧伤到生冷怪酷从张悦然的发展看文坛对80后的引导》的评论文章，明确提出“‘80后’由市场进军文坛”在媒体、市场运作下，同时一些著名作家和评论家对张悦然作品可能缺乏正确解读和合理引导，所以导致文本中存在有限经验的拉伸现象。这一难得的担忧不仅拓宽我们的研究视野同时也对80后以后的创作起很好的引导作用。目前从文化角度对80后女作家进行评论的文章至今没有，这依然是可待挖掘之地。

二、文本研究

新世纪初，当“80后”文学成为最为引人注目的风景之一，尤其众多80后作家纷纷出书，引起社会普遍关注，这一现象也引起评论界的关注：

（一）引起人们关注的是文本主题的分析解读。

首先，“忧伤”主题是人们对她们文本内容的首要印象。比较引人注目的专著有黄浩、马政主编的《十少年作家批判书》（中国戏剧出版社，20）文中收集的几位评论文章（主要集中在张悦然身上）观点鲜明得指出张悦然“无谓的忧伤是种病”，虽然言语比较犀利，但是也一针见血得指出张悦然前期小说创作主题的典型格调——无限忧伤。正如莫言在为她的小说集《葵花走失在1980》作序时提出：张悦然的小说是“飞扬的想象，透明的忧伤”，之后众多有关张小说主题研究多沿袭这一脉络。《青春的落落花开_论张悦然小说创作中的心理情结》（《创作研究》，当代文坛，20第二期，张彩荣）从病态心理特征角度分析张悦然童话式叙事背后隐含的青春的忧伤。除此之外，郑州大学一篇硕士生论文《青春迷茫忧伤》（张彩荣，2007）中用“忧伤”一词作为80后写作的青春情节的之一。文章概述出“忧伤”主题之后，着重分析郭敬明、韩寒、张悦然、春树他们各自文本中显现的“忧伤”具体内容，其中提及张悦然主要通过唯美文字彰显愁绪，苏德主要通过残酷的叙事凸显忧伤内容。

其次，“青春的成长”主题是继“忧伤”主题之后的又一次要特征，也是人们对她们研究的重要方向。独特的成长环境，不同的.成长体验形成独特成长题材的青春文本。20世纪80年代是激情的年代，之后的90年代是市场、转型的代名词，成了“飘”的年代。80后成长于价值观念不定的世纪之交，困惑、迷茫、叛逆、孤独不自觉成为他们成长中的主题词。正如胡澜卿在其硕士论文《青春的困惑成长》（首都师范大学，2008）所分析的：“第一代独生子女”“优越的物质坏境”“紧张的教育体制”“新鲜东西诱惑”“时尚刺激”“西方亚文化影响”导致80后与众不同的成长模式。在另外一篇硕士论文《青春与成长》中也提到类似的成长主题：“离群索居的孤独者”“难以彻底的叛逆者”“缺失根性的悬浮者”。对群体的成长主题关照过后，80后女性作家文本中的成长主题也引起大家的重视：《80后美女作家及其小说创作研究》（贵州师范大学，陈芳，2008）中从女性青春成长这一永恒主题，阐释80后女性作家成长中“对自由的不懈追求”“如影相随的孤独感”“挥之不去的忧伤情调”“对爱的呼唤”。除此之外有关80后女作家个案研究中也对成长主题展开了解读，如《爱与成长——读张悦然的水仙已乘鲤鱼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徐媛，）详细阐释了“女主人公在青春期所遭遇的种种爱的缺失和获得,在得而复失的过程中,女孩渐渐长大”的少女成长主题。

再次，“女性特征”是除上述主题创作特征之外的又一内容。80后女作家作为80后作家群体中一员，其性别特征决定她们的文本中应该有属于她们自己的文本主题特点。有关这方面的关注早在20就已经有研究文章。如河南大学李校真在其硕士论文《方舟浮沉》中就已经将张悦然作为女性作家中独特一员，详细分析其小说中女主人翁之间同盟关系、启蒙关系、救赎关系、同性爱关系的存在，并因为女性自身缺陷而导致情谊走向破裂。文章从其文本创作背景、存在方式、破裂纹路、美学意义四章逐级分析、研读。有关于张悦然作品中女性主题的具体分析层出不穷：《郁美之城的三重缺失——我读张悦然》（《文艺评论》2008杨雪）分析了张作品从《葵花走失在1890》到《誓鸟》，女性主题由少女的敏感抑郁向内心隐隐浮动的母性温情嬗变得过程。《自闭天空下的疼痛快感——女性写作视阈下张悦然小说〈誓鸟〉的当代意义》（《名作欣赏》，精品集萃，张妍）从女性“自闭的幻想天空”，“在疼痛中狂欢”和“对现当代女性观的演进和碎裂”三方面逐层深入分析，尤其最后一节分析《誓鸟》中少女形象接续了新世纪以来女性写作的性别意识、先是女人后是人、“欲望化写作”、“身体写作”这些观点。除此之外，《张悦然的女性青春写作》（《文艺争鸣》，20第2期，张文东）从女性青春写作角度分析《黑猫不死》这篇小说中的女性主义特点，作者认为“小说中黑猫墨墨完全是一个隐喻的存在，是文中‘我’的‘体外的灵魂’”“黑猫首先遭受了以父亲为代表的‘父权’的虐待致残，然后遭受了以晨木为代表的‘夫权’的抛弃致死，而它在临死之前却仍然履行了一个母亲所能履行的责任，生下了小猫。”文章还进一步将张悦然这种用“绝望的笔调渲染着女性永远的孤独”与徐坤“满怀热情寄希望于女性自我的成熟、蜕变”进行比较分析，使张悦然独特的女性青春叙写研究更透彻。

（二）叙事技巧是众多有关80后文学研究中的另一个重点。

此外，王冬静在2008年第7期的《湖北社会科学》上发表题为《张悦然小说的修辞艺术论析》的论文，运用语言学领域宏观修辞学的方法，独辟蹊径解析张悦然的作品，其结论诸如“视点转换技巧的恰当运用”，“作者对人物意识的恰当把握和掌控”，“辞格的成功运用———比喻的设置”等等，颇为新颖。

综上所述，从当前的研究现状可以清晰看到有关80后女性创作群体的研究已经有一些成果，但是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首先，把这个群体单独作为一个分析对象的研究仍然不够，即使有一定的研究，其深度仍不足。

其次，有关她们小说中呈现的女性青春叙事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尤其是文本中叙事主题的嬗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群体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青春叙事个性。虽然她们属于80后文学群体中一员，但是由于性别原因决定她们有着新世纪初青春女性的独特性，张悦然的创作近几年备受文学主流界关注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再次，有关80后女、男作家的创作比较也是目前很少涉及研究方向，他们都属于80后，但是在叙事同一青春主题内容和叙事技巧方面必然有诸多的不同。

最后，将80后女作家与其他女作家的创作进行比较分析的文章不多。因此对这个群体进行深入研究有一定的空间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