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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佛教与中医体系形成的重要联系
佛教与中医体系形成的重要联系
佛教产源于印度.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佛教始传入中国.真正影响中国医学的是佛经.主要表现在佛经对中医辨证理论的`影响,佛经对中药品种、认识的丰富,佛经治疗技术对中医的补充.总之,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医学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在隋唐以前,对中医学早期的理论和实践,其补充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作 者：卢祥之 作者单位：科学出版社,北京,100717 刊 名：河南中医 英文刊名：HENA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年，卷(期)： 23(5) 分类号：B948 关键词：佛教 佛经 中医 中药 联系篇2：佛教与中医心理学
佛教与中医心理学
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已渐被中国古文明及人文习俗所接收,成为至今仍对中国民众思想、生活较有影响的一个宗教.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也影响了传统医学的发展.
作 者：邓来送 邓莉 DENG Lai-shun DENG Li 作者单位：湖北省黄石市二医院,湖北,黄石市,435000 刊 名：五台山研究 英文刊名：MT WUTAI RESEARCHES 年，卷(期)： “”(4) 分类号： 关键词：
篇3：李商隐与佛教的联系
李商隐与佛教的联系
李商隐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诗人的种种苦难经历使他的许多人生体验与佛道感悟分不开。
李商隐的人及其诗歌都有着无穷的魅力，他是一个至情至性的人。从佛教的方面来研究他，能让我们对他有着更多的理解。
一、李商隐奉佛的原因
晚唐的社会是动荡不安的，有君王庸懦，朋党之争，宦官专权等诸多问题。很多的有识之士都无法发挥自己的才智，于是对国家和自身的前途都倍感失望。对于如何去排解这样的无力感，很多人都以佛教作为精神寄托。佛教让人们希望来生可以到彼岸世界享受今生所不得的一切。义山也只是一个普通人，在这样的风气下自然也会被浸染。
李商隐的一生是不幸的，经历了太多的伤心事。少年的他便有凌云之志，万丈之才。“五岁读经书，七岁弄笔砚”，“十六岁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1]十八岁时受到了令狐楚的重视，并在其少年时期就以才华享誉文坛。可是即使有这些，他的仕途却依旧充满坎坷，无端端地陷入了党派之争，让他饱受打击。而他的感情也是波折不断!李商隐生性是浪漫多情的，他爱过女冠，苦恋过美艳的使府姬妾，可是这些爱都是无果的花而已。伉俪情深的妻子早早离他而去，也给他的精神上带来了莫大的创伤。
总之，“政治上的挫折，使他欲回天地之志成虚;爱情上的追求，又总是‘一寸相思一寸灰’;昔日的昵交密友，旋成摧抑自己的势力;相濡以沫的妻子，又盛年奄然去世。人生的迷惘失落幻灭之感，经常萦绕心头”。[2]这所有的一切义山都只能默默地承受着，当现实的苦难无法排遣时，便需要从其他的渠道来发泄压抑之苦。而佛教有着自身的法门让人们脱离苦海并求得心灵上的平衡，所以义山奉佛。
二、李商隐的佛学宗派
《宋高僧传》曾如是记载：“有李商隐者，一代文宗时无伦辈，常从事河东梓潼幕，久慕玄大师就属于天台宗。”[3]李商隐最推崇的就是《妙法莲华经》，他曾说过其为诸经之王也。他还有自己对《妙法莲华经》的理解：“换骨惟望於一丸，剜身止求于半谛。儒童菩萨，始作仲尼;金粟如来，方为摩诘，铺舒于无上。
三、诗歌与佛学意理的契合
(一)爱别离、求不得、五取蕴之苦
佛教有“四圣谛说”，即苦、集、灭、道四谛，这些便是佛教人生观的`基石。佛教认为人的一生是茫茫苦海，一切皆苦，有求皆苦。众生被无常所累而不能自主，往往会产生痛苦。“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金刚经》)这句话形象的说明了佛教的无常体验。佛经有云：人世八苦，即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取蕴之苦。义山经历如此多的苦难，在他的诗中看出义山体验最深的应该是爱别离，求不得，五取蕴之苦。
爱别离苦是相爱的人不得不分离，感情融洽双方无奈别离，人生充满了悲欢离合。李商隐的一生是颠沛流离的，在他的诗中，“别”、“离”二字的出现很多。他说“相见时难别亦难”(《无题》)、“伤离适断肠”(《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浮世本来多聚散，红蕖何事亦离披?”(《七月二十九日崇让宅宴作》)、“人生何处不离群”(《杜工部蜀中离席》)，“此生真远路。几别即衰翁”(《寓目》)、“人生死前唯有别”(《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其二)等。爱别离苦是八苦之首，江淹在《别赋》中曾凄叹道：“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义山本就是一个多愁善感且敏感的人，所以对于爱别离的体验尤深。
求不得苦是人生有许许多多的欲求，然而诸法无常，欲求往往是得不到满足，得不到满足便会引起烦恼和痛苦。义山的诗中总是出现“望”、“隔”二字，这便是因为期盼总是难以实现所致。“才闻飘回路，旋见隔重城。”(《咏云》)、“来时西馆阻佳期，去后漳河隔梦思。”(《代魏宫私赠》)、“一片非烟隔九枝，蓬峦仙仗俨云旗。”(《一片》)、“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无题四首》其一)。
五取蕴指的是色、受、想、行、拾五个方面，它被认为是一切痛苦的汇合。其境界便是一种“无我”的境界，都不是我所掌控的。李商隐的诗歌晦涩、朦胧，让人可以从中读出不同的体味，便是因他众多的痛苦汇集而导致诗歌的内涵复杂。如“远书归梦两悠悠，只有空床敌素秋。阶下青苔与红树，雨中寥落月中愁。(《端居》)、“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天涯》)，诗中没有不伤心之处。其中蕴含伤时、沉沦、漂泊、孤寂等种种痛苦，不可不说是“五取蕴“苦的典型体现。
(二)一切皆空、无常幻灭的佛理
佛教认识论的核心在一个“空”字，在佛教看来“空”就是世间一切事物的本质。它并不是说世间万物是不存在的，而是在于事物存在是暂时的。对于“幻”字，现实既然是由“空”所化，最终也将归于幻灭。世间万物是无常的，是由因缘而成，是相对和暂时的。
一篇《锦瑟》可谓是对一切皆空、无常幻灭佛理契合的完美之作。《锦瑟》云：“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4]“锦瑟年华是时间的空，庄生梦蝶是四大的空，望帝鹃啼是身世的空，沧海遗珠是抱负的空，蓝玉生烟是理想的空，当时已惘然、追忆更难堪的‘此情’是情感的空。庄生蝶梦，幻灭迅速;望帝鹃啼，如梦似幻;玉烟轻袅，临之已非。”[5]这些便是佛经所说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现实中的一切皆是虚幻。种种的种种皆是幻灭，惆怅万千。
四、如何看待李商隐诗与佛理
李商隐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妙悟了佛教的真谛，但是他并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诗歌契合佛旨，是人生体验层面、精神感悟方面的契合，不是词字语句上面的契合。我们是不能将他诗歌中的佛学意理给夸大，断章取义的理解。李商隐是一个多情的诗人，他不能达到佛教所要求的绝情弃爱的境地。陶文鹏先生在评论研究王维诗歌的某种倾向时说：“对于王维山水诗中诗情、画意和禅理的关系，我们应该有一个全面、辩证的认识，既要挖掘诗中深层的禅理意蕴，又不能把这些优美的诗仅仅看作是佛教理念的图解。”[6]我们应该从这句话中获得感悟，在研究李商隐诗的时候不是对佛理的简单演绎，而是要深刻体会那种意趣。
篇4：佛教的传入与书院制度的形成
佛教的传入与书院制度的形成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在交流中发展的`,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也是这样.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的传入,无论对我国古代的统治思想还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演变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儒、释、道三家文化的冲突和融合,直接影响了我国封建社会的教育,特别影响了书院制度的形成.
作 者：付瑛 作者单位：西南师范大学 刊 名：教书育人（校长参考） 英文刊名：EDUCATION AND CULTIVATION 年，卷(期)： “”(2) 分类号：B9 关键词：篇5：人力资源会计与传统会计体系的联系及其修正
人力资源会计与传统会计体系的联系及其修正
通过对人力资源会计与传统会计的联系性分析,从成本费用、产权关系等方面探讨了其对传统会计的修正关系.
作 者：宋夏伟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人事处,湖南,长沙,410083 刊 名：湖南商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NAN BUSINESS COLLEGE 年，卷(期)： 9(5) 分类号：F23 关键词：人力资源会计 传统会计 联系 修正 成本 产权篇6：文明的起源与哲学和宗教体系的形成
文明的起源与哲学和宗教体系的形成
提 要：本文通过对轴心期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西方古典文明哲学体系的分析和比较，试图找出这三种文明的不同特点和影响文明形成的不同因素;进而分析这些特点的形成与各自历史进程之间的关联。结论：文明的特性早在其起源时期就形成了，而且，一旦形成，就会对以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文明 轴心期 哲学体系 天人合一
近年来，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越来越多的人从文明的角度来研究世界历史。究其理由，有各种各样的现实考虑。如，冷战结束以后，世界的主要矛盾是否转变为文明之间的冲突?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是否也会出现文化的全球化?等等。要研究这些理由，肯定要涉及世界不同文明的特性如何、怎样产生等理由。本文即意在说明文明的特性是何时和怎样产生的，它为什么会经久不变地保持下来。
各种文明之所以具有不同的特性，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因素有关。在文明的起源时期，首先是自然环境对文明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特定的自然环境又为特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奠定了基础;在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又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和国家形态;随之，又建立起与国家形态相适应的哲学和宗教体系。哲学和宗教体系是文明最集中的体现，它一旦形成，就会长期发生影响。所以，对文明的研究首先应该从文明起源时期人类最初的生产方式、由此形成的社会结构和国家政体以及哲学和宗教体系的研究开始。通过这种研究，找出各种文明的特点，特别是反映在哲学倾向上的特点，进而把特定的哲学体系与特定的历史进程，特别是政治进程相联系，在其相互关系上说明理由。
亚斯贝斯从人类具有共同的人性出发，认为尽管各种文明表现形式不同，但是人类具有共同起源，最终必定要走向共同的发展目标。他认为：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发展中，有一个对世界历史产生根本性影响的所谓“轴心时代”，几个最重要的对世界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文明都有各自的“轴心期”。从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在世界不同的地区产生了最不寻常的事件。在中国，孔子、老子、墨子以及其他哲学流派纷纷产生;在印度，出现了《奥义书》，也出现了佛教的创始人佛陀;在伊朗，出现了琐罗亚斯德和他创立的祆教;在巴勒斯坦，出现了各位犹太教先知;在希腊，则贤哲如云。总之，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人类都开始意识到自身作为整体的存在，开始探讨一些共同关心的理由。这就是亚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亚斯贝斯强调，轴心期对于世界历史具有重要作用。首先，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深思和创造的思想体系存活。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人类的前进总是表现为对轴心时代思想的不断回溯和复归，并通过这种复归来提供新的精神动力。其次，轴心期虽然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开始，但它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却向外扩展，逐渐包罗万象。人们发现，任何未与这3个轴心期文明发生联系的民族，后来都长期保持原始状况;而一旦与轴心期中的任何一种文明开始接触，就会被拖进世界历史。再次，从这3个轴心期文明的相逢之日起，它们之间就可能存在着一种相互的理解，因为它们都关注同样的理由。
亚斯贝斯的理论对于今天研究文明理由具有重要作用。他指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轴心期，人类意识开始普遍觉醒，即经过自身存在的反省达到一种精神上的自觉。刘家和先生认为，这种觉醒包括3方面的内容。第一，人类经过对人与自然或天的关系的反省，达到关于自身对外界的自觉;第二，人类经过对人与人关系的反省，达到关于人类自身内部结构的自觉;第三，人类经过对以上两方面反省的概括，进而对人的本质或人性的反省，达到关于自身精神的自觉。 在轴心期，人类意识觉醒的标志是：在中国、印度和古代西方普遍建立了哲学和宗教的思想体系。这一体系在中国是“天人合一”，在印度是“梵我同一”，在古希腊哲学中是理性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和谐。由于哲学是文明的集中体现，可以从分析这3种轴心期文明的哲学体系入手，来寻找她们的各自特点以及这些特点产生的理由。
一、中国文明起源时期建立的哲学体系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建立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这一体系是以百家争鸣的方式出现的，它以儒家的思想为主体，兼顾了道家、法家、墨家、刑名学家和诡辩学家等多种流派的思想，形成了一个完善的认识论体系。这一体系既具有形而上学的理论，也规划了新的社会制度，还探讨了人性和人类道德理由，最重要的是把人生、社会以及形而上的世界联系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一认识体系成为以后中华文明的基础。
“天命”观念在殷周时期就已形成，它与世界上所有城邦时期的宗教一样，主旨是宣扬君权神授。到了春秋时期，孔子提出了“道”的思想。他看到礼和乐背后就是社会制度，认为礼乐的节文仪式可以随着朝代的更替而有所损益，但礼乐之道却是永恒的。所以，“儒家”就是要体会出礼乐背后的“道”，为创建新的社会制度而努力。孔子认为，礼乐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它以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孝”和“悌”为基础，又超越了血缘亲情，由近及远建立了“差等之爱”的三纲五常，即君臣、父子、兄弟等一系列有差别的社会关系。在这些关系基础上，他提出“正名”，要求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遵守礼的规范，做到权力、财富、义务与其名分相符。他指出，划分这些等级关系既有“别异”一面，又有“合同”一面，从而形成礼乐文化的基本精神。为把“仁”付诸实践，孔子又创立了“修己”和“安人”的学说。“安人”就是为政。孔子认为，一个通过“修己”而获得仁的人，要“行仁”，即以行为惠及他人。这样，他就将政治道德化了。他提倡统治者“为政以德”，对民众的治理以道德教化为主，政令刑罚只能是辅助手段。这体现在经济上，就要轻徭薄赋，让百姓丰衣足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