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ifeng09”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4篇《诗经》所用的音乐，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后的《诗经》所用的音乐，希望对大家带来帮助，欢迎大家分享。
篇1：《诗经》所用的音乐
《诗经》所用的音乐
中国古代诗歌《诗经》所用的音乐。《诗经》305篇，不仅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现实主义的基础，而且大都是可以上口的歌曲，在音乐上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中国古代最珍贵的艺术遗产之一。
《诗经》所包含的歌曲，在周朝极为流行。据《诗经》朱熹《集注》：“风”(国风)是“民俗歌谣之诗”，“小雅”是“燕飨之乐”，“大雅”是“会朝之乐，受□、陈戒之辞”，“颂”是“宗庙之乐歌”，为《周礼》、《仪礼》、《礼记》所记各种典礼仪式所用的音乐（即雅乐）。其中歌唱的、合奏的、单项乐器分部奏的歌曲、乐曲，绝大部分都收在《诗经》内，多数属于“雅”、“颂”两类，少部分属于“周南”、“召南”。有些乐器所奏曲目（“笙诗”），在《诗经》中只有篇名，称为“佚诗”。实际既为乐器所奏，自然没有歌词，不是把歌词佚失了。《仪礼》中“燕礼”所用的歌曲、乐曲排列如下：
工歌（乐工演唱）──《鹿鸣》、《四牡》、《皇皇者华》。
笙奏──《南陔》、《白华》、《华黍》。
间歌──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由仪》。
乡乐（合唱民歌）──“周南”：《关睢》、《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苹》。
其中，歌唱的歌词全部载于《诗经》的“小雅”及“周南”、“召南”中，笙所奏的乐曲列为《诗经》中的“佚诗”，载有篇名。
《诗经》中的歌曲曾被列为上层社会教育的主要科目，所谓诗、书、礼、乐并称“四术”。在贵族的社会交际或各国的外交活动中，也往往引用《诗经》中的篇句作为辩论的根据或必要的辞令，可见《诗经》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至于《诗经》中的民歌，则本来就是流传于群众口头的东西，其影响之深广更不待言了。
由于时代久远，《诗经》的曲调没有传留下来，今人只能从诗句中隐约探索其歌曲的'曲式结构。例如，除多见的启、承、转、合的四句乐段和多段词之外，还有在每章之后带有同一歌词的副歌的“分节歌”形式；也有主歌前加引子的；也有主歌后带尾声的；或既有引子也有尾声的；有两个不同曲调的乐段交替出现的等。
《诗经》的传世乐谱，都是唐、宋以后文人的拟作。宋代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中载有宋代赵彦肃所传《诗经》的乐谱《风雅十二诗谱》，据说就是唐开元时（713～741）“乡饮酒”礼所用的乐曲。其谱为律吕字谱，皆一字一音。此后，元代熊朋来《瑟谱》中除载有赵彦肃的《风雅十二诗谱》(熊朋来题为《诗旧谱》)之外，还有他自己拟作的《诗新谱》17篇。明代朱载□在《律吕精义内篇》、《律吕精义外篇》、《乡饮诗乐谱》中也有拟《诗》乐之作。清代聂双江、汪双池、邱之□等人也均有拟作。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弘历（清高宗）曾命臣僚纂修《诗经》乐谱，刊行了一部卷帙颇为不小的“钦定”《诗经乐谱》。弘历命人纂修的《律吕正义后编》中也有《诗乐谱》。这种出自宫廷的拟作，比之文人所拟乐谱更加脱离历史，甚无可取。
篇2：《诗经》的音乐意味
《诗经》的音乐意味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循着漫漫历史长河追寻、探访绵延数千年的古老文明中的音乐文化的源头，便不能不提到《诗经》，这部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
它约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中叶，一说是由儒家创始人孔子编定的。它共收录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也即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500余年的诗歌305篇，由《风》《雅》《颂》三大部分组成。《风》包括十五《国风》，即《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收录诗160篇;《雅》包括《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收录诗105篇;《颂》包括《周颂》31篇、《商颂》5篇，《鲁颂》4篇，共收录诗40篇。
《诗经》中的乐歌来自社会各阶层，成分非常庞杂，分布地域很广。其中有周朝音乐官员创作的乐歌;有公卿、士大夫进献朝廷的乐歌;有流传于民间的歌谣，有些民歌甚至类似现在的劳动号子或山歌小调，音乐表现极为丰富。有学者认为，周朝设有专门采集歌谣的乐官，负责到民间搜集歌谣，同时体察周朝政治与风俗的利弊，而民间歌谣被搜集来后，常用以作为音乐官员们自己唱词作曲的素材。
现在，《诗经》中的诗歌一般被认为是从其音乐性质角度出发，分成了《风》《雅》《颂》三大部类。整部诗集可以被看作是当时歌曲或歌曲歌词的集成。还常有“四始六义”之说，这是针对《诗经》中不同类型的诗作的科学的归纳性分类;“四始”即指《风》《大雅》《小雅》《颂》。“六义”即“风、雅、颂，赋、比、兴”。如果说“风、雅、颂”是从音乐视角做的分类，那么“赋、比、兴”是对《诗经》表现手法的概括描述。
据有关资料记载，“孔子曾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以此，知《雅》《颂》之名原本不是诗体的名称，而是音乐的名称。所以，至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就重新指出《风》《雅》《颂》的音乐性质。他说：‘诗各有体，体各有声，大师听声得情，知其本义。……然则《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孔颖达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后世的广泛认同。后人结合《诗经》本身的内容特点，大都认为《风》《雅》《颂》属于音乐分类，其中《风》属于地方之乐，《雅》属于朝廷之乐，《颂》属于宗庙之乐。《诗经》与音乐的关系，在此认识中进一步得到了强化。”另外，《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意谓《诗》300余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记·孔子世家》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风》是《诗经》中最重要的部分，里面收录有15个不同地方的民间歌曲，其中大多数歌曲都来自北方陕西至山东的黄河流域一带。《风》里的诗句(歌词)形式活泼而又错落有致，内容及曲调通俗易懂，表现当时社会各阶层的风俗风情，体现着古代华夏之民风声韵。《雅》作为宫廷正乐，承担着与宗庙音乐不同的艺术功能。它的内容涉及民族之历史、国家之大事、施政之得失、朝廷之典仪等，且篇幅宏大，语言典雅，章句整齐，尤其是《大雅》体现得最鲜明。《雅》里面主要收录了用于宴会典礼的颂歌。《雅》里的诗句(歌词)形式整齐规范，措辞典雅，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气质。《颂》属于宗庙之乐。《颂》里面主要收录的是统治者用于祭祖、祭天地的各种乐歌。《颂》里的诗句(歌词)形式则形式简单，内容深奥;如《周颂·清庙》表现出简单、迟缓、凝重、肃穆的风格。演唱《清庙》时的乐器也正好与此风格相配，即“朱弦而疏越”。《礼记·乐记》云：“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又曰：“《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也。”孔颖达疏：“《清庙》，谓作乐歌《清庙》也。朱弦，练朱弦，练则声浊。越，瑟底孔也。画疏之，使声迟也。倡，发歌句也。三叹，三人从叹之也。”
据有关资料记载，《诗经》大量运用比喻手法且富于变化。譬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桃夭》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可以理解为比喻新郎对新娘美貌的赞美，或比喻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等等。
《诗经》里的诗(歌词)大多是四言的基本句式，少数是二言、四言、九言、杂言等其他句式，如至今流传极广的《伐檀》基本是以四言句式为主。那么在音乐上，《诗经》的演唱，其旋律线条，必定大都较平缓自然、简洁单纯，不矫揉造作。
值得注意的是，《诗经》中的《风》里每首诗都分成2至4段，每一段又包含若干句子，且大都在3至5句之间，其开头和结尾部分往往相互呼应，演唱时常常采用一种一唱三叹的重复的民间歌谣形式。另外，《诗经》中双声、叠韵、叠字的语汇非常多，如《关雎》中“关关”(叠字)形容水鸟啼鸣，“窈窕”(叠韵)表现出女子的贤淑清丽，“参差”(双声)描绘了水草的样态，“辗转”(叠韵)表达出难以入眠的相思之愁。这些语汇本身已蕴含着音乐上的美感，演唱时自然朗朗上口，音律和谐，音乐形象生动。
总之，《诗经》是中国音乐与诗歌的瑰宝，是中国音乐史、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光辉的起点。它以其鲜明的现实性，从各个方面热情讴歌了那个时代社会各阶层人民多彩多姿的现实生活，充分表达出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它开辟了中国音乐与诗歌相融合的独特发展道路。虽然受到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物质生产条件以及生活条件、生存条件限制，《诗经》没有体现出更浪漫的幻想性和自由奔放的个性精神的张扬，但它在那个古老年代绽放出的文明之光，已足以值得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自豪和骄傲。
篇3：《诗经》的音乐意味
《诗经》的音乐意味
它约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中叶，一说是由儒家创始人孔子编定的。它共收录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也即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500余年的诗歌305篇，由《风》《雅》《颂》三大部分组成。《风》包括十五《国风》，即《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收录诗160篇;《雅》包括《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收录诗105篇;《颂》包括《周颂》31篇、《商颂》5篇，《鲁颂》4篇，共收录诗40篇。
《诗经》中的乐歌来自社会各阶层，成分非常庞杂，分布地域很广。其中有周朝音乐官员创作的乐歌;有公卿、士大夫进献朝廷的乐歌;有流传于民间的歌谣，有些民歌甚至类似现在的劳动号子或山歌小调，音乐表现极为丰富。有学者认为，周朝设有专门采集歌谣的乐官，负责到民间搜集歌谣，同时体察周朝政治与风俗的利弊，而民间歌谣被搜集来后，常用以作为音乐官员们自己唱词作曲的素材。
现在，《诗经》中的诗歌一般被认为是从其音乐性质角度出发，分成了《风》《雅》《颂》三大部类。整部诗集可以被看作是当时歌曲或歌曲歌词的集成。还常有“四始六义”之说，这是针对《诗经》中不同类型的诗作的科学的归纳性分类;“四始”即指《风》《大雅》《小雅》《颂》。“六义”即“风、雅、颂，赋、比、兴”。如果说“风、雅、颂”是从音乐视角做的分类，那么“赋、比、兴”是对《诗经》表现手法的概括描述。
据有关资料记载，“孔子曾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以此，知《雅》《颂》之名原本不是诗体的名称，而是音乐的名称。所以，至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就重新指出《风》《雅》《颂》的音乐性质。他说：‘诗各有体，体各有声，大师听声得情，知其本义。……然则《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孔颖达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后世的广泛认同。后人结合《诗经》本身的内容特点，大都认为《风》《雅》《颂》属于音乐分类，其中《风》属于地方之乐，《雅》属于朝廷之乐，《颂》属于宗庙之乐。《诗经》与音乐的关系，在此认识中进一步得到了强化。”另外，《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意谓《诗》300余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记·孔子世家》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风》是《诗经》中最重要的部分，里面收录有15个不同地方的民间歌曲，其中大多数歌曲都来自北方陕西至山东的黄河流域一带。《风》里的诗句(歌词)形式活泼而又错落有致，内容及曲调通俗易懂，表现当时社会各阶层的风俗风情，体现着古代华夏之民风声韵。《雅》作为宫廷正乐，承担着与宗庙音乐不同的艺术功能。它的内容涉及民族之历史、国家之大事、施政之得失、朝廷之典仪等，且篇幅宏大，语言典雅，章句整齐，尤其是《大雅》体现得最鲜明。《雅》里面主要收录了用于宴会典礼的颂歌。《雅》里的诗句(歌词)形式整齐规范，措辞典雅，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气质。《颂》属于宗庙之乐。《颂》里面主要收录的是统治者用于祭祖、祭天地的各种乐歌。《颂》里的诗句(歌词)形式则形式简单，内容深奥;如《周颂·清庙》表现出简单、迟缓、凝重、肃穆的风格。演唱《清庙》时的乐器也正好与此风格相配，即“朱弦而疏越”。《礼记·乐记》云：“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又曰：“《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也。”孔颖达疏：“《清庙》，谓作乐歌《清庙》也。朱弦，练朱弦，练则声浊。越，瑟底孔也。画疏之，使声迟也。倡，发歌句也。三叹，三人从叹之也。”
据有关资料记载，《诗经》大量运用比喻手法且富于变化。譬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桃夭》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可以理解为比喻新郎对新娘美貌的赞美，或比喻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等等。
《诗经》里的诗(歌词)大多是四言的基本句式，少数是二言、四言、九言、杂言等其他句式，如至今流传极广的《伐檀》基本是以四言句式为主。那么在音乐上，《诗经》的演唱，其旋律线条，必定大都较平缓自然、简洁单纯，不矫揉造作。
值得注意的是，《诗经》中的《风》里每首诗都分成2至4段，每一段又包含若干句子，且大都在3至5句之间，其开头和结尾部分往往相互呼应，演唱时常常采用一种一唱三叹的'重复的民间歌谣形式。另外，《诗经》中双声、叠韵、叠字的语汇非常多，如《关雎》中“关关”(叠字)形容水鸟啼鸣，“窈窕”(叠韵)表现出女子的贤淑清丽，“参差”(双声)描绘了水草的样态，“辗转”(叠韵)表达出难以入眠的相思之愁。这些语汇本身已蕴含着音乐上的美感，演唱时自然朗朗上口，音律和谐，音乐形象生动。
总之，《诗经》是中国音乐与诗歌的瑰宝，是中国音乐史、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光辉的起点。它以其鲜明的现实性，从各个方面热情讴歌了那个时代社会各阶层人民多彩多姿的现实生活，充分表达出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它开辟了中国音乐与诗歌相融合的独特发展道路。虽然受到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物质生产条件以及生活条件、生存条件限制，《诗经》没有体现出更浪漫的幻想性和自由奔放的个性精神的张扬，但它在那个古老年代绽放出的文明之光，已足以值得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自豪和骄傲。
拓展：《〈诗经〉两首》教材分析
《关雎》是“周南”的第一首诗，《蒹葭》是“秦风”中的一首爱情诗。这两首诗的思想内容、抒情意味、意境出现和比兴叠韵，足为“国风”之始，《诗经》之冠。
《关雎》描写了一位君子爱上了一位采荇菜的美丽姑娘，却又“求之不得”，只能将美好的愿望寄托在内心的敬羡与想像之中，这也许就是“单相思”。总之这位“君子”的追求是失败了，但这位君子的心理和行为都是积极健康的，是令人感动的。你看，虽然为想那位河边的“窈窕淑女”而“寤寐思服”“辗转反侧”，但他能严格控制自身的感情和行为，他觉得只有用自身的才气和品德才干赢得姑娘的芳心，于是他采用了“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文明之举去努力打动吸引姑娘，这位小伙子不愧是真正的“君子”。难怪古人用诗歌来教育感化人称之为“诗教”，它让人变得文明礼貌温柔敦厚。古人在解释这首诗时，有说它是“美后妃之德”，有说它是“刺康王晏起”，这实际上是一种封建礼教的涂饰，是一种歪曲。《蒹葭》是“秦风”中的一首爱情诗，主人公反复去寻求“伊人”，而“伊人”恍惚迷离，可望而不可和。主人公没有因此罢休，决心突破天堑。一忽儿逆水而上，一忽儿顺水而下，但咫尺天涯，漫漫行程，令人无限难过！抒情主人公的左右求索、执著坚定，与“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涵义有异曲同工之妙。《蒹葭》的主题今天来看，有着深沉而丰富的多义性。它可能是以描绘的方式表达一种可望而不可和的美好人生。人生有许多东西是可望而不可和的，爱情、事业、学习生活，在理想神往中更是常有。
《诗经》两首，充溢了细致、隽永的抒情意味，弥散着忧伤的情感。《关雎》从全诗结构和内在脉络上看，分做三章较宜。首章见物起兴，激起主人公的爱情，一片情思，无限向往。次章写他的寤寐不忘，以缠绵悱恻之情，直率地写出了追慕之心，姑娘劳作的窈窕身影，使他日思夜想，须臾不能忘怀。绵绵的忧思，两个字“优”“游”，流露出难耐的相思之苦。三章写愿望实现时的欢乐之情，实际上是向往之辞。情到极处必生幻，弹琴奏瑟的热闹局面，让抒情主人公简直陶醉在预想的胜利之中了。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它写思慕、写追求，写向往，既深刻又细微，又止所当止，情感率直、憨厚、真挚、健康。《秦风·蒹葭》已达到纯情的高度，秋水伊人的咏吟，为爱情诗之旷古绝唱。主人公追寻所爱不得，而出现了“宛在水中央”的幻影,所表达的情感是“哀而不伤”。首章的“苍苍”，次章的“萋萋”，末章的“采采”，写出芦苇的颜色由苍青到泛白，把深秋凄凉的气氛渲染得越来越浓，烘托出诗人当时所在的环境十分清冷，心境十分寂寞。白露的变换，形象地画出了时间发展的轨迹。试想，一人久久徘徊在清冷萧索的旷野，面对茫茫秋水，等人不见，寻人不着，其心情该是何等焦急和难过！
《诗经》反映实际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都是关于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关雎》的意境简约，具有日常性。全诗以展现滩头水畔的形影不离的雎鸠鸟开头，看这美好的和谐之景，听它们一唱一和，自然引起岸边的青年的无限情思。“窈窕淑女”，她在参差的荇菜之间，在潺潺河流之上，形象不时叠加，勾勒出一幅翡翠兰苕的画卷。《蒹葭》意境空灵虚泛。细品诗中文字，金秋之季，拂晓之时，芦花泛白，清露为霜，瑟瑟秋风，苇丛起伏，茫茫秋水，清澈澄明，水上烟波缥缈，空中雾霭迷蒙，弯曲的河道，水中的小洲，宛然在目。此时，一位痴情的恋者，踯躅水畔，他（她）热烈而急切地追寻着心上的恋人。那恋人好像在水一方，但一水盈盈，河道阻隔，“伊人”可望而不可和，于是他（她）徘徊往复。此情此景，情调凄婉，意境的营造出现出多重叠合、交互融会的架构，显示出幽邃繁富的色彩。
《诗经》大量运用赋、比、兴的表示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赋”和“比”都是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示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示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关雎》开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与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云云。很难发现相互间的意义联系。进一步，“兴”兼有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发生的，所以它是虚灵微妙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
篇4：《诗经》与《楚辞》的音乐特征异同
《诗经》与《楚辞》的音乐特征异同
本文通过从歌曲结构、演出场面、乐器使用等方面分析《诗经》与《楚辞》的音乐特征差异，阐明任何艺术作品都具有其鲜明的时代性，能够反映一定的社会现实。
距今二千多年的东周是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它可确切的分为两个阶段：春秋(奴隶社会的瓦解)和战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在这五百年的动荡变革中，一方面，战争此起彼伏，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另一方面，客观地促进了文化的大发展。春秋晚期孔子的儒家思想，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最早的一部歌诗总集《诗经》与风靡长江流域的《楚辞》分别为春秋、战国时期在文化上取得辉煌成就的典型标志。
《诗经》原称《诗》，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现存三百零五篇，采集了由西周初期到春秋末期(前1066至前541年左右)共五百多年间的各类音乐作品。《墨子・公孟篇》云：“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可见，《诗经》具有可诵、可奏、可歌、可舞的音乐性质。《诗经》音乐在汉初仍得以保留，三国时杜夔只保留了四篇，到魏明帝太和年间，只传《鹿鸣》一篇，到了晋朝所有曲调一概失传，从而成为纯粹的诗歌形式。它不仅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现实主义的基础，在音乐上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中国古代最珍贵的艺术遗产之一。
《诗经》表现了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对于周的兴起，周初经济制度和生产情况，重大的历史事件等都有所描述，对于人民的思想感情，西周后期至春秋的政治混乱情况，统治者的罪恶也有所反映。《诗经》把音乐分为民间歌曲、宫廷歌曲和祭祀乐舞三类不同内容和形式的音乐作品，即“风”“雅”“颂”三部分。它所包含的歌曲，在周期极为流行。据《诗经》朱熹《集注》：“风”(国风)是“民俗歌之诗”，“小雅”是“燕飨之乐”，“大雅”是“会朝之乐，受 、陈戒之辞”，“颂”是“宗庙之乐歌”，为《周礼》《仪礼》《礼记》所记各种典礼仪式的音乐(即雅乐)。
“风”“雅”“颂”除了在表演形式上的侧重点不同外，还有着根本的区别：“风”属于民间音乐的范畴，共有诗一百六十篇，大致为春秋初期至中期的民间创作，它是文化中心与非文化中心都有的音乐。而作为文化中心之一的周王室除了具有自己的民间音乐“王风”之外，还收集了周南、召南、邶、、卫、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地的民间歌谣。其中，除周南、召南是当时江汉流域一带民歌外，其余都是黄河流域地区的民歌。这时民间音乐在宫中用于低于大飨一级的燕饮活动，在宫外卿大夫用于宴享士庶。“风”是采风而来，作品题材丰富，感情多样，朴素自然，经过乐官与文人的润饰修改，形式与音韵都很统一。周王子奉养年老无子的人，委派他们到民间求诗，每五年又命采诗官到各地视察并收集民间诗歌，目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正所谓“观风俗，知得失”。“雅”属于宫殿廷音乐的范畴。它产生于王室，因而“雅”主要是西周王畿贵族(公卿、大夫、士)创作的乐章。它共一百零五篇，分“小雅”“大雅”。所含内容丰富，大部分作品是贵族创作的讽谕歌曲，有的是批评国政，揭露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还有的是对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作品。“小雅”七十四篇，属于西周末期至东周初年的作品，风格与“风”相近，内容丰富，刻画细腻，不少作品具有民间歌曲的基础。“大雅”三十一篇，属西周时期的作品，主题多集中在歌颂周王朝与文王的政绩功德，或是描绘宗朝祭祀活动中的礼节，与人民生活有较远的距离。西周时，由于受“礼乐制度”的制约，它仅仅限于在周王室演奏，而后随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各诸侯国也开始演奏宫廷音乐。“颂”作为传统的祭祀乐舞，共四十篇，是文化中心所特有的产物。因为传统祭祀乐舞规模宏大且词语晦涩难明，只有在经济比较发达，文化根基比较深厚的文化中心才能保存，演出这种大型祭祀乐舞。“颂”包括周颂(西周)、鲁颂(鲁国)和商颂(宋国)三个文化中心地区的作品。西周雅乐的内容包括传统的祭祀乐舞，从这个意义上说，“周颂”也就作为宫廷音乐中的雅乐来表演了。“雅”与“颂”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产生于周王室，是贵族创作的音乐作品，后者是保存下来的一种古老的音乐文化――祭祀乐歌。
由此时的三个文化中心(周王室、宋、鲁)不禁使我们联想到楚国代替东周王朝，与宋、鲁同为文化中心。那么在《诗经》中为何没有“楚颂”呢?作为文化中心，应有其文化产物。如鲁国的孔丘创儒家学派，宋国大夫墨翟创墨家学派。《楚辞》的形成与曾侯乙墓乐器群所反映的曾国(楚国的国中之国)的宫廷音乐都可看作楚国成为文化中心的标志。而《楚辞》中最具特色的作品《九歌》编辑于战国，且曾候乙下葬的年代也应在前433年或稍晚些，属于战国初期，也就是说，从公元前520年“王子朝奔楚”后经过了至少几十年的时间，楚国才发展成为文化中心，而孔子整理《诗经》的时间为公元前484年，此时楚国尚未发展为文化中心，故《诗经》中无“楚颂”。
世称“风骚”，是指《诗经》的《国风》与新兴的文体：“骚体”。它们是中国诗歌的两大源流，各自展现出不同的艺术魅力。“风”朴实敦厚，“骚”瑰丽沉寂，两者分别是古代黄河和长江文明精髓的体现。“骚体”作品，被后世统一整理为《楚辞》一书。宋代黄伯思对《楚辞》的特点解释得比较精辟：“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东观余论》)《楚辞》不但想像丰富，文采华丽，当中引用了大量楚国的神话故事，涉及不少宗教礼祭，加上感情热烈奔放，使作品充满一种神秘、浪漫的色彩。它实际上是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民间音乐的集中体现。楚国民间音乐的内容，以祭神歌舞为主，它在“巫”与“史”两大文化源流中属于“巫”的系统。《吕氏春秋・侈乐》说：“楚之衰也，作为巫音。”将楚国的衰亡归咎于它的文化形态。据文献记载，当时主要流行三类不同的乐歌模式，歌舞乐三为一体便是其中一种重要类型。另一种类型为徒歌，即没有配上乐器的歌唱方式。有时歌者也会遥相互应和唱，展示出楚地流行和唱的传统。此外，史籍中也有楚人配上器乐的歌唱形式，称为弦歌。《楚辞》各篇章均为韵文，多方面具备各种音乐特征，与音乐有密切关系。经屈原修辞、加工而成的《九歌》是最能体现《楚辞》特色的作品。它是由歌词、音乐、舞蹈组合而成的一套祭祀神鬼的歌曲，清丽悲壮，兼而有之，委婉曲折，感发人心。共有十一首歌曲，依次祭祀不同的神鬼，采用不同的标题。从这十一首歌曲中不难发现，楚国一带(南方)把神赋于了人性化，认为鬼十分可爱，尤其在《山鬼》中把鬼描写得十分美。这种风俗一直延续至今，现在南方“鬼”指亲昵的爱称，并且还有“喊魂”的民俗，这一切都是“巫文化”的遗存。楚人“崇火尊凤”，多次征伐和民族融合，为楚文化带来新元素，“王子朝奔楚”，带去了大量的华夏经典。楚文化的兼收并蓄精神使它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精髓，兼各家所长，最后它的哲学成为经典，它的诗歌被人传颂。 我们已知，楚国在战国初期，已发展成为文化中心，《诗经》中“颂”是文化中心特有的产物，那么楚国是不是应有“颂”呢?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说《楚辞》是楚国文化中心的产物，而非“颂”呢?
首先，战国是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各诸侯国纷纷开始变法革新，封建经济萌芽产生，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音乐形态也随之逐渐开始转形，由以钟磬乐为代表的先秦乐舞阶段向以歌舞大曲为代表的歌舞伎乐阶段过渡。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以传统祭祀音乐为主的雅乐早已不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审美需求，被一种热烈奔放、生动活泼的民音乐――“郑卫之音”所取代。由于此时的祭祀乐舞大多为群众性的民间祭歌，其内容与形式“颂”有较大的差异。
其次，楚文化属于“巫文化”体系。此体系的祭祀乐舞既娱人又娱神，它不同于西周“史文化”体系下的祭祀乐舞，主要用来娱神。因而，楚国的祭祀乐舞要比“周颂”通俗易懂，娱乐性强，在民间广泛流传。从《九歌》歌词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楚辞》有着非常独特的艺术风格，它充满了奇特的浪漫主义气息，热烈奔放的感情，因此，《楚辞》成楚国文化中心的产物。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归纳出《诗经》与《楚辞》的音乐特征差异：一是从歌曲结构来看，《诗经》的作品可分为三类唱和形式：对唱(交替歌唱)、帮腔(一领众和)、重唱(反复歌唱)。除多见的启、承、转、合的四句乐段和多段词外，杨荫浏先生将其归纳成十种不同的曲式，如一个曲调重复时使用“换头”手法，两个曲调各自重复，联为一曲等。台湾学者朱孟庭参考了杨先生的分类法，将其分为三大类(一个曲调的重复、一个曲调重复外另有综合性的引子或尾声、多个曲调的组合)和十小类。而《楚辞》并非所有篇章都可以入乐，它的乐句参差错落，托体兮猗，歌曲结构术语有“乱”“倡”“少歌”等，大约是插入歌曲中间部分的小段或单句。这些术语不但反映乐曲的明显分段，也意味着分段间在速度、节奏、曲调或歌者与乐器编配等方面具有对比性的音乐编排。“兮”字以其抑扬、具有弹性的性质，显示《楚辞》篇章在时间律动的自由及不规则的特点。除“兮”字的连用方式之外，句式结构与句子字数的变化也反映节奏、乐句乃至其他音乐层面的方向起伏。押韵现象与歌节编排有莫大关系，即决定歌节分段，故能反映乐曲整体的结构与脉络。二是从演出场面和乐器使用来看，《诗经》与礼乐制度紧密相连，音乐的使用除了有场合之分，还有等级之别。根据用途，大致可以把音乐分为郊社、尝 、食飨、乡射、王师大献、行军田役六大类。音乐的演奏都遵循一定的次序：声乐、器乐、声乐与器乐交替进行、声乐与器乐同时进行。礼乐乐队的表演形式，是歌唱者在堂上，而乐队置于堂下，以此体现“人声为贵”。乐队的排列：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在三百零五篇诗中，共出现二十九种乐器，其中打击乐器二十一种，吹奏乐器六种，弹弦乐器两种，没有拉弦乐器。《楚辞》的演出场面有浓烈的戏剧性质，巫觋率领的“巫舞”，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演奏时，手持丝竹乐器的乐工和巫觋舞者位于中央，演奏钟磬及鼓的乐工排于四周。《楚辞》中一般使用的乐器，在八音里包括金(编钟)、石(编磬)、革(鼓)、丝(瑟)、匏(笙)、竹(参差、篪)六种，没有土类和木类乐器。楚乐在不少地方有与周代传统相似之处，当中的选择取舍与演进反映楚文化性格和审美差异。如在钟的编制上扩大了音域，增强了低音，并且转向音色方面的考量：令低音甬钟余音绵长，但当衬托较高音区的工作，而高音组则余音较短，当演奏较快旋律不会模糊不清。“一钟双音”的巧妙编排，其他线条性乐器丰富，音色不同，使乐曲色彩变化强烈。三是从调性关系来看，《楚辞》音乐在旋律方面有相当丰富的音高变化。楚钟音列的演变，不仅透露出楚乐使用六、七声音阶的可能性，同时也揭示出接近关系旋宫转调的频繁使用的出现。在艺术性较高的篇章，不同曲调和段落转换，特别是“乱”的部分，涉及更大的变化。
从二者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出：任何文艺作品的产生都受到特定时期历史条件的限制，超越历史条件的作品是不存在的。《诗经》中尚存“周王室”的踪影，曾被列为上层社会教育的主要科目，所谓诗、书、礼、乐并称“四术”。在贵族的社会交际或各国的外交活动中，也常引用其中的篇句作为辩论的根据或必要的辞令。随着封建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至《楚辞》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这正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文化上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