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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行政法毕业论文
行政法毕业论文范例
行政法治，是近现代国家宪法法治原则在行政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是用法律来调整整个行政管理活动。在宪政制度下，法律要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的实现，此乃法治的目的。为此，法治的根本要求是要对人民授予的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合法有效行使。简言之就是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和关键。法制国家的最基本特征是实现行政法治。只有实行依法行政，实现行政法治，才能使我国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而实现行政法治，关键是要发挥法律调控行政权的规范作用：一为法对行政权行使的保障；一为法对行政权行使的监督。
一、对行政权行使的法律保障是依法行政的前提和基础
国家管理是权力管理。行政活动以行政权力为后盾，是国家行政机关履行职能所必需的。对行政权力的法律保障与法律监督是加强行政法治促进行政权合法行使的两个方面。行政权力的法律保障是依法行政的前提和基础。
国家存在的目的在于对公共事务的组织和管理，归根到底在于谋求公共利益、维护公共秩序，谋求公共福利。它是基于行政权力的行使而展开的。行政权力是一种可以支配的人的力量，是一种可以强制他人服从的力量，即要求或禁止从事某种活动，社会成员必须服从，否则就采取制裁或强制的措施迫使违反者服从。所以，它能为实现公共行政的目的服务，而被誉为公共权力。行政权力重要性就在于此。宪政制底下的行政权力说到底来源于人民。人民不会把那种害人乱世的权力授予行政机关行使。正因为权力具有公益性，才成为国家和公共事务管理这一基本事实的需要，才成为源于人民而授予行政机关推动国家机器运转的动力，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行政不断膨胀，并得到宪政制度的确认。至于权力异化偏离公众所期望的方向，与其说是其本性，不如说是掌权者的错误行使更为恰当。正如英国理论家J洛克所指出的，是“由于人性具有贪权的弱点，一个人同时具有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的权力是很危险的”。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与各团体、组织和个人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但并不是说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在任何时候、任何方面都能经常保持一致。当公共利益与公民、社会组织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行政权力往往会受到挑战。或是法律法规规定一般公民和社会组织的义务遭到拒绝履行；或是行政机关的命令、决定受阻不能执行；甚至少数公民或者组织置法律、法规于不顾，违反行政法上的义务，破坏行政管理秩序，严重威胁、损害公民的人权、权利与自由和公共利益。因此，为了有效地实施行政管理，保障法律、法规贯彻执行，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为行政机关设定相对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行政管理权，如采取行政强制权和行政处罚权、行政裁决权等，对行政权的支配力、强制力加以认可，并赋予行政权以优益性的法律保障，使行政机关用以控制行政相对人的意志，排除其抵抗和妨碍，以适应现实的迫切需要：或确保行政调查和执行的进行；或迫使相对人履行义务；或追究既往，予以惩戒，制止将来重新违法；或参与解决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特定的民事争议；实现维系行政管理的必要状态，达到行政管理预期的决策和目标。现代行政管理异常复杂，范围广泛，随着社会不断进步，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国家也要通过立法保障行政权力的实现。
二、对行政权行使的法律监督是依法行政的保证。
保障行政权力的顺利形势固然重要，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事物的另一方面，即对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会导致行政权力的失控。权力不受制约，必然会被滥用。滥用行政权力，必然导致政府的腐败。现代社会由于社会管理的复杂化，行政权力日益膨胀，在某些地方、某些部门行政权力被滥用甚至成为一种见怪不怪的普遍现象。因此没有对行政权力有效的监督机制，就会发生以权谋私和腐败。
从立宪主义的角度来看，行政的腐败是一种滥用行政权力、以权谋私的任意行为，它直接影响着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破坏着法律的尊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人为紧张与对抗关系，严重者甚至危害到整个国家的政权基础。
现实是不容忽视或回避的，在我国的各级行政机关的执法工作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滥用职权、钱权交易等腐败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地破坏了我们的'社会风气，损害了党的形象，践踏了国家的法律。对行政权利进行合法、有效的监督，早已成为党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心声，也是现代民主政论制度发展的必然要求。
加强对行政权利的监督，必须有策略上的讲究和应遵循的原则。要依法行政，消除腐败，防止行政权利的滥用，实行对行政权利有效的监督，在策略上应当从如下方面入手：
（一）行政权利的配置合理
对行政权利的有效制衡，首先是建立在行政权利的合理配置基础上的，这是加强行政权力控制的前提。
（二）加强对行政权利的制约，以权力制约权力，即通过行政法制的监督，加强对行政权行使的控制。
行政法制监督是控制、制裁行政违法和行政不当的特殊手段。通过检查，监督，审查，对于违法和不适当行政行为和实施行政管理，予以纠正并追究其法律责任。法制社会，就是责任社会，任何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行政机关也不例外。有权力就必须有责任，行使权力就必须承担相应责任。其次，必须运用国家不同的行政权利来进行互相的监控，如加强审计监督，行政检查等等。再次，应当加强在同一机关内部不同工作职权间的互相监控和制约。
（三）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权力和行政机关的监督。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利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论的精义所在。我国“依法治国”，“行政法治”的实质是人民依靠法律治理国家机关，管理国家和公共事务。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机关行使立法权，制定宪法和法律，设定和规范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分别独立行使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由此可见，行政权利的所有者只能是人民，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都只能是行政权利的行使者，这正是我国行政权力的来源。因此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必须加强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包括定期对行政机关的业绩进行考核，对重要的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行政执法进行全程监督，及时发现纠正行政不当和违法行政。
（四）行政执法者对权力意识的正确认识，是加强行政权力控制的内在动力。
当前，在提高行政执法人员法律意识的过程中，首先必须从法学基本理论的角度，使他们通过学习，真正弄清权力和职责，权利和义务的基本内涵，特别应当弄清权力和权利的区别。在干部职责的法制观念方面，至今仍然在工作作风上还保留着浓厚的“衙门”味道，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就是这一作风的真实写照。遇到应该处理的问题，有些干部往往听下级汇报的多，真正下去深入了解调查情况的少；采取简单命令者多，征求群众意见的少；一锤定音者多，采取民主措施的少。动辄从干部自身权力“管”、“治”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不注意履行干部职责或管理义务。鉴于此，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增强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法制观念，行政机关从事行政管理活动要合法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超越法律的界限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在我国的许多行政法律和法规中，都规定有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的责任条款。我国行政责任法律制度正趋向完备和明确，对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防止滥用职权，维护被管理者的合法权益将起着积极的作用。
（五）对行政机关加强舆论监督。
舆论在任何时候都是一块重要的阵地。对行政权力和行政机关的监督，我们也离不开这块阵地。毕竟对各种社会关系的调整应该是循序渐进的。道德调整不了，我们才借助法律。
综上所述，行政权依照法律规定的要求去行使。简言之，即依法行使是职权和职责统一的必然规定。行政机关行使职权既要遵守行政实体规范，也要遵守行政程序规范。不履行或延迟履行法定职责，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当然应着重监督控制，否则职权的合法行使也没有保障。行政权行使既有权限，范围的法律规定，也有职责，程序的法律规定；既是行政行使的法律保障的依据，也是行政权行使的法律控制的依据，都是行政法要件解决的核心问题。就行政法合法行使的前提和基础而言，应肯定行政法律规范的保障功能；就确保行政权合法行使而言，应强调行政法律规范的控制功能。两者并不矛盾。保障和监督是法律规范两个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功能。“保障”是“监督”的要求和基础，没有“保障”，“监督”就没有标准；“监督”是“保障”的实现和保证，没有“监督”，“保障”就会落空。作为规范行政权的行政法，体现着法律的保障和控制功能。对行政权行使的法律保障和法律控制是实现行政法制不可缺少的。
篇2：行政法毕业论文
摘要：民法和行政法是我国的基本法律，两者的适用范围并不相同，但是这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行政法中存在漏洞，无法解决案件纠纷时，就可以通过民法来裁定。本文就民法在行政法中的适用进行分析。
关键词：民法规范；行政法；适用分析
民法的发展已经超过千年，现在是几乎完美的法律。而行政法是在资本主义末期产生的，也就是在近代才发展起来的，其发展的时间相对民法是比较短的，而且行政法在立法的理论上和法律适用的规定上都不是特别的完善，所以在实际的应用中，就存在漏洞，无法解决案件，这就需要参考其他的法律。民法是比较先进的法律，本文就是研究民法在行政法中能否适用。
一、民法和行政法的区别与联系
民法和行政法作为基本的法律，其使用范围的主体不同，行政法是公法，主体是行政单位和行政相对人，其调节的是行政单位和相对人之间的关系，行政法是对国家机关的行政权力的制约，避免国家的权利滥用，使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受到影响，同时也可以保护私法的存在。而民法是属于私法，主要调整的是具有平等身份的主体之间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其可以对抗公权，保护私权。民法和行政法也是相互联系的，其可以相互监督，相互促进，民法的严重的民事纠纷可以采用行政法解决，而行政主体在行使职责，与行政相对人发生的关系时，一定要使用行政法，在执法中贯彻公平、平等的原则。
二、民法在行政法中适用的可能性
（一）“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
目前的公法和私法的划分并不是逻辑前提，也不是绝对需要的，现在英美法系国家并没有公法和私法之分，其各种案件都是通过法院受理的，其法学研究和法律的实际运用中都没有出现过太大的问题。而且就现在大陆法系对公法和私法的划分，也有了一定的动摇。现在的社会公益处于尊重和促进的状态，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将原有的界限打破，现在已经实现了交融。而且“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也出现了交融的发展趋势。民法的私法领域中加入了更多的诚实守信和公序良俗原则，这对民法中的一些规定是有一定影响的，现在的民法和行政法中的很多弹性规则的介入产生了行政方式改变的趋势，现在的行政指导、计划和合同等都具有一定的非强制性，其强制性色彩淡了。现今作为私法的民法和作为公法的政法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淡了，所以民法在行政法中的适用有了现实的基础。
（二）私法和公法的共通性
私法和公法虽然有一定的不同，其法律的主体不同，也各有特殊性，但是在公法和私法上都是具有约束力的，都是国家制定的被社会认可的社会生活方式，现在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都是那么的深，对人与人之间的义务关系进行了规定，私法和公法之间应该存在共同的观念，其适用的法律和法规也是相同的。在民法和行政法的发展中并不平衡，先进的民法和行政法在适用上有可能性。民法中的很多现代化的手段和成功的经验都可以利用，都可以在行政法中应用，行政法的发展也不能只靠自身。民法已经积累了几千年的经验，在行政法的发展中，要重视这一点，利用这些条件，更好的完善自身，若是从头开始只会将自身与其他法律的发展距离拉得更大。民法是在经济高速发展中得到的产物，其中很多的原则和基本的规范都是具有普遍的意义的，民法对行政法的完善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三、民法在行政法中适用的必然性
（一）私法精神的缺失，导致民法在行政法中适用的必要
私法的主要精神就是司法自治，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独立的人格在古代的中国，公民并没有独立的人格。在家人中更多的是血缘和天然的义务。在国家，皇上和官员是全体臣民的寄托。在目前的经济体制下，国家观念主宰这一切，其吞并了市场的逻辑，抹杀了市民的社会重大作用，公民只是社会的一部分，并没有独立的人格。在市场经济实施后，《行政诉讼法》诞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但是在私法精神也并没有产生。目前，最主要的还是市民社会，尊重市场逻辑，其意义很重大。民法在行政法中的适用可以渗透到更多的领域，可以将民法的私法精神渗透到公共领域，现阶段私法精神还是缺席，还是要在法律中适用这种精神。
（二）服务和合作的要求
斗争和抗衡不是主体对行为的唯一选择，也不是社会交流的唯一模式。在阶级取得政权后，利益冲突和行为斗争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对社会的稳定和政局的动荡都是比较不利的。在和平时期，要保持利益关系的一致性，保持行为的相互合作。服务和合作是行政相对人的合作，这也是行政法的新理念。新的理念使得行政方式也在发生着改变，现在的行政理念是非强制性的，但是传统的行政方式是偏向命令和服从性质的。非强制性的行政法体现了更多的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平等，在民法规范中对于非强制的行政方式并没有太多的规定，所以在行政法中民法的适用是很有必要的。
（三）避免行政机关的部门设租或寻租
现在很多的行政机关已经将行政法作为保护伞，有些行政法律对行政部门的利益的保护十分过分，其已经严重的损害了其他人的利益，很多规定都违反了公序良俗的原则。如较为著名的就是邮政部门设立的《邮政法》，其对自身利益的保护十分过分，已经影响消费者的使用，《邮政法》已经成为邮政部门的保护伞，邮政部门的有些规定忽视了广大百姓的合法权利。如，邮政法中规定，在其邮寄的邮件中，若是发生邮件丢失的问题，只能赔偿5元，这项规定就十分的不合理，很多邮件对收件人的意义非凡，如，重要的合同、大学的入学通知书、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准考证等，这些邮件对收件人的意义很大，影响着收件人一生的命运，影响着收件人的未来发展，这样的理赔显然是不合理的。所以对于邮件的丢失应该根据《民法通则》进行优先的理赔，而不是《邮政法》。这样才能有效的保证收件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可以避免行政单位谋取暴利，影响其他人的利益。而且还有的行政机关为了获得利益，会通过制定特殊的法规，达到非法利益获得的目的。我国的法律范围过于宽泛，很多的法律法规都包括在内，如，行政法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等。虽然这些法律法规的'效力低于“法律”，但是其也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
（四）行政裁决、行政仲裁和行政调解的要求
行政司法行为视为了满足行政案件成本、降低当事人的诉讼负担，这就是行政司法产生的意义。行政裁决和行政仲裁的都是行政调解，主要也都是特定的民事争议，并不是一般的行政争议。行政司法针对的对象比较特殊，这也就决定了在行政仲裁和行政调节是需要采取民法为依据，这时的民法在行政法中的适用就比较合理了。
四、民法在行政法中适用的条件和范围
（一）民法在行政法中的适用条件
民法在行政法中的适用，只有满足以下条件才能适用：
1、民法的基本原则和总则在行政法中可以适用
民法的基本原则和总则虽然是在民法中，但是其并不是属于民法的，这是属于法律的，基本原则和总则可以适用的法律很多，其中就包括行政法。民法中的基本原则和总则是法律制定的依据，所以具有一定适用性，它也是属于法律部分的，其与民法并不是所属关系。
2、民法可以采取类推的方式，应用在公共领域
民法采取类推的方式应用在行政法中的一些公共领域，但是在应用中也要注意应用的条件：一是在行政法中缺失相关的法律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行政法存在的漏洞必须要通过其他的法律来弥补，这时可以采用民法来弥补行政法的不足。二是在一些政策、公理和衡平中，行政法无法满足要求，但是还需要以一定的法律作为基础，这时可以采用民法，即民法可以适用。三是行政案件中，案件或某些行为类似，其基本的原理和原则是与民法相同的，这样就可以采用这种方式。
（二）民法在行政法中的适用范围
行政法和民法虽然存在共同点，但是立法的依据和法律的功能是不同的。民法立法的依据是个人，一个人意思自治，其主要就是解决公民之间存在的矛盾，民法主体的身份是公民，公民之间产生矛盾或利益的纠纷无法解决，民法可以对其矛盾和纠纷进行裁定。而行政法的主体是行政机关或相对人，以主体的意思先定，其主要就是对行政单位和相对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进行调整，规范国家的权利为国家权利限定界限和标准。新增机关在符合以上条件的时候可以采取一定的私法措施，但是这并不等同于“私人自治”。纯粹生长与自由思想下的民法是不能以公共利益为由适用在行政法中，民法在行政法的适用是有一定的范围的。在满足以下条件时，民法在行政法中可以适用：
1、内容为财产关系的民法规则
在行政法中适用就财产而言，其不仅包括民法上的规定，也包括行政法上的规定，其都具有类似的规定，所以同一性质的法律应该适用于相同的问题，这样才符合公平性的原则。在财产案件中，除了行政法有特殊规定的法律，其他的都可以使用民法。
2、民法总则的基本原理和制度
在行政法中适用民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是可以在行政法中直接运用的。因为民法的基本原理和制度是属于法律范畴的并不是民法特有的。很多的制度都是行政法和民法公用的，所以这些情况下，民法适用于行政法。
五、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民法与行政法之间虽然有区别，但是两者也具有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就是民法在行政法中适用的重要因素。但是民法在行政法中的适用也是有一定的条件和范围的。民法在行政法中适用的条件就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和总则在行政法中可以适用、民法可以采取类推的方式，应用在公共领域；适用的范围为内容为财产关系的民法规则在行政法中适用、民法总则的基本原理和制度在行政法中适用。民法的发展时间比较长，积累的经验更多，而行政法相对落后，行政法的发展可以采用民法的经验，所以民法在行政法中的适用是比较具有意义的。
篇3：行政法本科毕业论文
《 简论行政强制法的实践难题与因应之道 》
摘要：行政强制是行政法上的一项基本的制度，作为一种手段它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被广泛使用。然而，理论上对此问题的研究较为混乱，制度实践也表现出诸多困扰和冲突。为应对这种现实，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在历经四次审议后，由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并于1月1日起施行。此法的出台弥补了以前行政强制制度的散、乱、软的问题，但在实践中如何做到尽善尽美仍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 ：行政强制 实践难题 因应之道
《行政强制法》出台以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一套自成体系的行政强制法律制度，但是在行政强制领域中还存在着许多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历时12年，我国的行政强制法终于出台，这部法律肩负着规范行政权力和维护行政相对人利益的双重责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支架性法律，其出台是我国行政法治建设历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其以完备的逻辑结构紧扣行政强制的各个方面，兼顾了从实体到程序、从总则到分则、从行政机关实施到法院实施行政强制等特点，并始终将人文精神贯穿其中。但是，该法自实施以来仍然面临着一些难题亟需加以完善。
一、行政强制法的实践难题
我国《行政强制法》在实践中遇到的难题主要体现在一下方面：
(一)行政强制原则笼统抽象，实践中无法具体实施
《行政强制法》明确规定，或者虽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和整个条文中呈现出来的原则有六项，具体为：平衡原则、比例原则、行政强制法定原则、教育与强制相结合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和救济原则。其中，第五条所确立的比例原则是我国第一次在行政立法中明确确立的原则。比例原则，要求在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上，应在其所追求的目的与所采取的手段进行平衡，采取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此原则源于德国19世纪的警察法学，现在是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以及欧共体法中一项重要的一般行政法原则和宪法原则。广义的比例原则的内容包括必要性、适当性和比例性的要求，这些要求都是具有不确定的弹性要求。比例原则的核心内容是“最小损害”原则。这一原则在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在具体的行政强制实践中，往往是以公益为名，对个人正当权益过分忽视，一种普遍的观念认为，目的的正当性当然可以证成手段的正当性。行政强制执行手段带有强制性，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在行政强制执行手段下是被服从与服从的关系。为了尽快实现行政目的，行政机关往往以各种理由运用强制手段提高效率，对于非强制手段会很少适用。所以，这一原则在实践中如何操作是一个很重要的难题。
(二)落实限制“委托执行”困难重重
《行政强制法》第十七条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行政强制措施应当由行政机关具备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其他人员不得实施。这条显然是针对多年以来社会上由非行政机关或者不具备资质的人员行使行政强制的“乱象”而制定的，本条禁止了“委托执法”及公务员执法，有利于肃清行政强制中的混乱现象。但是，法律规定禁止其他人员执法和实施强制，而实践中其他人员执法现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还有扩大增加的趋势。究其原因：一是基层执法力量不足，基层执法编制不够，执法任务又很重，因此导致很多执法主要靠其他人员去完成。二是执法重心没有下移到基层，很多执法编制和执法人员都浮在中层和高层，或者是执法贵族化倾向，有执法资格的人员不执法，没有执法资格的人员满大街执法。这就是我们基层执法的部分现状。此条过于绝对的表述造成了立法上的尴尬：有些强制执行是行政机关的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无法亲自实施的，就会导致行政强制的软弱无力。
(三)人民法院执行能力面临挑战
《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有学者认为，由行政机关自行实施行政强制执行，即由行政机关自己执行自己做出的行政决定，背离基本的正当程序原则。所以，加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可以说是在程序上又为行政强制执行多了一道审查程序，从理论上来看，这有一定的益处。但是，行政强制执行权毕竟是行政权，执行的内容是行政决定，目的是实现行政职能。行政强制执行往往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也包括专业性很强的行政强制执行活动。从法院的系统来看，一般由执行庭负责执行，由行政庭负责审查。由于人力和物力的缺乏，往往由行政庭来担任执行庭的部分执行任务，这就必然导致在审查过程中的马虎。另外，行政主体容易形成惰性。我国行政主体自行强制执行的前提是必须要有法律的授权。如果行政主体没有法律的授权，那么它必须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机关可能为了免责或怕麻烦，有可能将本来可以自行执行的事项统统申请人民法院执行，这不但不能充分发挥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职能，而且增加了人民法院的负担。反之，属于法院的执行事项，本应立即执行，法院故意不执行或拖延时间，会降低行政效率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最后，人民法院对行政主体提出的申请执行案件，只能进行形式审查，同时由于案件数量的巨大，人民法院作出错误执行裁决并强制执行的情况难以避免。在此，违法的行政强制执行并不是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机关不会因此承担责任，要求法院承担责任，若法院出现司法腐败，相对人的维权途径就更加困难。
二、实践中运用行政强制法的因应之道
鉴于行政强制法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我们可以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完善。
第一，贯彻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现代法治国家是建立在以人为本、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基础上的。行政强制原则笼统抽象，运用行政强制过程中应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对弱势群体应有包容态度。首先，行政强制原则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如何解决?传统的观念认为公共利益高于私人利益，私人利益要向公共利益让路，在实践中我们应该具体分析，必须动态的考量相关利益，做到公私利益兼顾。其次，运用行政强制原则时应树立服务意识。服务是政府的存在基础，在民主政体下，政府只是手段，是达成公民福祉的工具，而非目的。政府的地位决定了它不能剥夺公民的自为的权利，不能以强制手段为政府自己提供扩张权利的机会。当然树立服务意识，也不是一味的要求行政机关迁就公民，在对相对人的合法权利给予适当的考虑后，也要适时的运用强制手段，以维护行政权威。再次，强制手段要体现人性化。手段的人性化并不是只讲人情，不讲法治，而是在以人为本理念的支撑下，在法治的大前提下，进行执法手段的更新，更多的关切相对人的现实，真正把相对人当人看。
第二，适当进行扩大解释，维护行政权威。针对《行政强制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有些强制执行是行政机关的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无法亲自实施的，就会导致行政强制的软弱无力的现象，我们认为可以在实践中适当的进行扩大解释。所谓扩大解释，即对法律条文有关词句的含义作出扩展，使其比字面通常理解的含义更广泛、更丰富，当然，这种法律解释不能违背立法原意。第十七条的立法原意是如果可以通过委托来获得行政强制措施权，则意味着不需要依据“法律、法规”，只需要依据“行政决定”就可以获得一种对公民人身权和重要财产权产生直接影响的权力，这显然有违行政法治的精神，也不符合行政强制法定原则。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现实生活中执法空白也是大大存在的，如果将职能进行重新配置会对部门之间的权力和利益产生重大影响，这将是一个长期的部门之间相互博弈的过程。为了维护行政的权威，有必要对第17条进行扩大解释，以应对执法空白。同时，必须真正解决执法重心下移问题，解决执法重心下移的体制和制度配套问题。还要提高执法装备的技术化、信息化程度，减少对执法人员数量的过分依靠。
第三，合理配置行政强制执行权，加强监督。不同的国家机关的权力应该是独立的，各国家机关之间是相互监督相互协调的关系，将不同国家机关的职能混淆起来会造成混乱。《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此条执行不当，会造成强制执行权的混论，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法律设定的标准问题，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应当把握以下两个标准：其一，涉及重大公益、行政行为内容须及时实现的，授权特定的行政机关。如税务机关的强制划拨权等。其二，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授权特定的行政机关。如专利管理机关的强制许可、外汇管理机关的强制收兑等。而专业性和技术性不强、各行政机关普遍需要的，如强制拍卖、强制扣缴、强制划拨等，则不宜普遍授权，原则上应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关于代履行和执行罚这种在性质上较温和，不易造成相对人权益的损害的间接强制执行方法可以适当由行政机关执行，以减轻人民法院的负担。同时，我们也要加大对行政强制执行的监督，加强权力机关、司法机关、人民群众与新闻媒体的监督，并加强各机关自身的内部监督。关于人民法院审查方式上应以形式审查为一般原则，以实质审查为例外。
三、结语
重视保障公民权利的《行政强制法》的颁布仅仅是行政强制行为走向法治化的开端，为保证该法有效执行，充分发挥其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功能，除依赖于自身的完备性外，还依赖于与其他行政法律的有效衔接，各级行政机关的有效执行，清理与本法不相符的滞后内容，以及全社会的法律素养。我们相信，此法的实施将是完善我国法治体系的有益探索。
篇4：行政法本科毕业论文
《 简论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之选择 》
摘要：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的选择体现了立法的价值取向，并确定了立法的基本架构。因此，目标模式是制定行政程序法的先决问题，选择什么样的目标模式对行政程序法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目前，法学界对行政程序法应具备目标模式并未达成共识，因此，对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的研究将有利于推动我国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本文从比较法的视角对现代西方国家分别以美国和奥地利为典型代表两大目标模式——控权模式和服务模式进行阐述，从中比较和借鉴，再结合我国法律体系建设进程并提出在转型期的中国大陆的行政程序法宜选择控权模式、维权模式和服务模式并重模式作为其目标模式，希望本文对中国大陆行政程序法的法典化有所裨益。
关键词 ：目标模式 控权模式 维权模式 服务模式
随着法学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模式”分析方法被引入来对程序法的体例、目标进行整体研究。在行政程序法中，学者们提出的目标模式是对未来我国立法行为模式和内容模式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当今世界各国来看，各国程序法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立法目的，一是限制行政权力的扩张;二是加强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三是与行政实体法紧密联系，围绕实体法的管理和服务功能展开，形成了行政程序法三大目标模式：控权模式、维权模式和服务模式，我国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侧重于三种模式的结合，更注重对行政权力行使的控制，公民权利的保护与服务社会的功能。
一、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之概述
(一)何谓目标模式
所谓模式(model，pattern)是指“事先或者将要确定的某一事务的样式或者特征。”例如专利法规定的发明样本，产品或者项目的风格或样式。行政程序法中所说的目标模式特指一个国家的立法机关从本国的法律传统、法律文化、公民的法律意识等各种因素考虑，从本国的实际出发，继承本国优秀的法律文化，法律制度的同时，吸收别国先进的对发展本国法律具有进步作用的各种法制因素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对行政程序法具有指导作用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体现了行政程序法的设计、价值、功能等多方面的指向，并与立法目的紧密联系。
(二)研究并选择目标模式的重要意义
研究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对于完善和发展我国行政程序法具有重要的作用，对控制行政权力，维护人民利益、服务社会、完善依法行政程序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推动我国依法行政具有进步的意义。
特定的目标模式体现了特定行政程序法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其基本架构、基本原则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各种规则和制度。它对行政程序法的构架、体例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更深层次地影响到行政程序法的理念、法律精神和制度，它的确定性往往也会影响到人们对法的认识程度、开放程度、思维定势。
二、目标模式之厘清——基于比较法视角下的认识
目标模式是研究行政程序法众多热点问题中的一个。我国法学界有关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把目标模式分为控制模式、效率模式和权利模式三种。控制模式是指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要求下级行政机关不得违反自己统治意志的模式，体现强大的强制性。效率模式是指以效率为中心，服务于效率的模式。权利模式主要体现为维权，保障权利。
第二种观点把目标模式分为保权模式、控权模式和效率模式三种。保权模式主要指在行政程序中，最大限度地保障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所享有的权利的一种模式。控权模式主要是控制行政机关行政权力的扩张，保证依法行政的一种模式。效率模式主要是基于管理和服务的效能而产生，强调高效。
第三种观点把目标模式分为公正模式和效率模式两种。公正模式主要强调对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的监督，防上偏私，效率模式指以效率为中心，服务于效率的模式。
第四种观点将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与行政程序法价值模式放一起探讨。提出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分为维护模式和保护模式，与此相应行政程序法的价值模式可以分为民主模式和效率模式。
分析以上各种观点，各个学者都是站在本国的立场和自身研究的方向去阐述这一问题，从行政程序法所要求的目标上去看，各种观点都有自身的合理性、适用性。但都存在着划分标准不明确和划分概念不周延的不足。本人特别指出，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应归结控权模式、维权模式和服务模式三位一体的目标模式。在当今各国，由于受民族传统、法律传统、人文传统、法律意识、法律心理、法律文化、、经济发展、民主发展、社会制度以及地域的影响，各国的行政程序立法目标模式不完全相同或完全不相同。但各国都在一定程度上遵循控权和服务的模式。而这一模式则是将两者都放在同一或基本同一的高度和位置，都给以共同重视，并以此为出发点，在实践中视具体情况而允许其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条件能有一定程度的侧重点。或者说，并重模式作为一种目标模式其实是一个呈现出动态侧重点的兼容模式，是站在一定的制高点上，起着统摄、引领和指导作用的模式。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将从比较法的视角对现代西方国家(分别以美国和奥地利为典型代表)两大目标模式——控权模式和服务模式的实践情况进行阐述和分析，指出不同国家于目标模式之不同选择是历史的选择，是规律性和必然性的统一。
(一)行政程序法之目标模式——控权模式(以美国为例)
《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简称APA)于1946年6月11日公布施行，作为行政程序法控权模式的典型代表。美国行政程序立法之所以选择了控制行政权力，侧重于保护公民的权利的控权模式，主要是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所制约：第一，注重程序价值观的法律传统的内在要求。将程序的公正作为行政行为公正、公开、民主的保障手段，提高对行政权力的监督。第二，满足行政权力运作的现实需要。立法目的的最终确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对行政权力运作的现实需要。第三，受行政法观念的影响。美国将行政法视为“控制行政权力的法”，控权理念使美国更注重防止限制行政权力滥用，保障公民权益。第四，受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美国强调个人的权利，强调个人主义，人权意识和观念很强。此外还有其他因素影响和制约着目标模式的选择，但这些因素的合力皆偏向了控权模式，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对社会的服务。
(二)行政程序法之目标模式——服务模式(以奥地利为例)
奥地利是行政程序立法较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其行政程序法在行政法中享有很高的.地位，早在1925年6月，奥地利国会就通过了《行政执行法》、《行政处罚法》、《普通行政程序法》、和《行政程序法施行法》。这4部法律奠定了奥地利行政程序法的服务模式。奥地利目标模式之选择，亦由其诸多因素来共同影响和决定的。比如说有以下方面：第一，程序价值观的影响。奥地利属于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历来很重视实体法而轻视程序法，把实体法应用于管理社会、服务社会之中，而程序法被视为实体法实现其目标和介值的工具，具有从属性。常更多关注于结果、实体上的正义实现，努力追求效率的提高。第二，以行政行为为核心，将行政法视为行政权力运行规则的行政法观念的影响。第三，在社会价值观念方面，大陆法系国家倾向于传统的集体主义思想，习惯于依照一些事先已经拟制好的规则行事。总之，奥地利选择服务模式与该国所存在的各种因素有关。
三、我国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之选择——控权模式、维权模式和服务模式并重
我国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选择上，应力求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出发，一是考虑行政机关权力运行的有效控制，防止权力无限扩张;二是考虑行政程序的完备;三是考虑人民的权利得到保护;四是兼顾国家利益的实现，最终实现社会和谐这一目标奋进，因而我国行政程序法科学的目标模式应是控权模式、维权模式和服务模式并重，突出对行政权力的控制、人民权利的维护、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服务，三者之间不能顾此失彼，应并重发展，科学发展，科学立法。
在我国《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都从不同的角度上体现控权模式、维权模式和服务模式并重的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这在我国是有现实的土壤基础的，且理论上是确实可行的。
控权模式、维权模式和服务模式并重的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是我国行政程序法发展的必然，这一模式和我国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在广泛而深刻的意义上促成了中国这个社会的转型，是一个新的起点，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看，中国属于后发现代化国家，与许多已经完成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相比，在各个方面皆有“赶超”的特点。在法治和法律体系的建设方面也不例外。
可见，中国的法律体系是具有一定规模和优越性的，但也指出未来实质意义的法律体系的建设之路是漫长而艰辛的。于是，在今后将要制定的行政程序法更需要有一种高瞻远瞩。在目标模式的确立上，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控权模式、维权模式和服务模式并重是我们目前境遇下的理想殿堂，但又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和趋势。毕竟在中国当下，人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民主政治化的发展，并重模式成为我国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的必然选择。一方面由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有所提高，生活质量也有所提高，人民对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的要求日增不减，人民要求有序的政治参与、要求政务公开、民主监督呈现上升趋势，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应该落到实处，这就要求我们更科学地运用法律的手段控制行政权力的扩张。
另一方面，我国现正处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是各种社会矛盾突发和高发的时期，人民处于弱势状态，因此对人民权利的维护必不可少。最后，我国改革就是为了发展，发展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作为支撑，作政策指导，作法律导向，这就离不开政府的服务，因此，总的来说控权模式、维权模式和服务模式并重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显得更为符合中国转型时期的立法的诉求，也更符合我国在新形势下深入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进一步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必然选择。
四、结语
在我国，控权模式、维权模式和服务模式并重的这一模式看起来具有一定的理想性，但对于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行政机关权力的控制、人民权利的维护、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服务是现实的，不容我们否认，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在某一时期可能会有不同的目标选择、价值选择，因而在这一并重模式中偏重一某一种模式是有可能的，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不会因此而完全脱节，这要求立法者自身具备较高水准的辩证的理性的思考力，在立法的过程中，不仅要着眼于现在，注重现实，更要明查将来，把这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推动我国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科学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