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善伐谋，攻心为上”的下一句是：“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句话出自《孙子兵法·谋攻篇》，是中国古代兵家智慧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华战略思想的精髓所在。它不仅在军事领域影响深远，更在政治、外交、商业乃至个人处世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这句话所蕴含的哲学，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成为指导人们在复杂局势中运筹帷幄、以智取胜的不二法门。
“上善伐谋，攻心为上”强调的是最高明的战略，是通过谋略和心智的较量来达成目标，而非依赖武力或蛮力。这里的“善”并非简单的善良，而是“善于”“最擅长”之意，“上善”即最高明的策略。而“攻心”则是指从心理层面瓦解对手，使其失去斗志、产生动摇，甚至主动归附。这种策略的核心在于洞察人性、把握心理、预判行为，通过非对抗的方式实现战略目标。它体现的是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境界，也是《孙子兵法》中“全胜”思想的直接体现。
在历史长河中，无数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正是通过“攻心”之术，实现了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奇迹。春秋时期，管仲辅佐齐桓公，不以武力征伐诸侯，而是通过经济调控、外交联盟和礼乐教化，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他深知，真正的统治不在于征服土地，而在于赢得人心。战国时期，张仪以连横之策游说六国，瓦解合纵联盟，其手段并非刀兵相见，而是利用各国之间的猜忌、利益冲突和君主的心理弱点，逐一击破。他通过言辞、情报、权谋，让对手在不知不觉中陷入被动，最终归附于秦。这正是“攻心为上”的典型实践——不费一兵一卒，却改变了天下格局。
“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则进一步揭示了战略选择的层级关系。在“攻心”之后，次优之策是“伐交”，即通过外交手段分化、联合、牵制对手。外交的本质是利益交换与关系构建，它依赖于对国际形势的精准判断、对各方立场的深刻理解以及对谈判技巧的娴熟运用。历史上，苏秦合纵六国抗秦，虽最终失败，但其外交布局之宏大、言辞之雄辩，至今仍为人称道。而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联吴抗曹”的战略，正是“伐交”思想的精妙体现——通过建立稳固的同盟，形成战略均势，从而为蜀汉争取生存空间。
“其次伐兵”则指通过军事手段进行对抗，但强调的是“慎战”与“智取”，而非无谓的消耗。孙子主张“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强调兵力优势与战术配合，反对盲目进攻。真正的军事胜利，往往建立在情报、地形、士气和指挥艺术的综合优势之上。赤壁之战中，孙刘联军以少胜多，靠的不仅是火攻之策，更是对曹操军队内部矛盾、北方士兵水土不服、战船连营心理依赖等“心”的弱点的精准把握。
至于“其下攻城”，则被视为最下策。攻城不仅耗费巨大，伤亡惨重，而且极易激起敌方同仇敌忾之心，导致战略被动。孙子明确指出：“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历史上，许多原本占据优势的军队，因执意攻城而陷入僵局，最终败亡。如安史之乱中，唐军多次强攻叛军据守的城池，虽付出巨大代价，却收效甚微。反观李靖平定东突厥，采取长途奔袭、心理震慑、分化瓦解的策略，未攻一城而敌自溃，正是“上善伐谋”的典范。
在现代社会，“攻心为上”的思想依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在商业竞争中，企业之间的较量早已超越产品与价格，进入品牌、文化、用户心理的深层博弈。苹果公司以用户体验为核心，通过设计、服务、生态构建“心理认同”，使消费者产生情感依赖，这正是“攻心”的体现。在公共治理中，政策制定者若仅靠强制手段推行政令，往往引发抵触；而若能理解民众需求、疏导社会情绪、建立信任关系，则事半功倍。在国际关系中，软实力、文化输出、舆论引导等“非军事手段”日益成为大国博弈的关键。
“上善伐谋，攻心为上，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不仅是一条军事原则，更是一种深刻的处世哲学。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力量，不在于肌肉的强壮，而在于心智的敏锐；不在于表面的征服，而在于内在的认同。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唯有以智为先、以心为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无论是个人成长、组织管理，还是国家治理，这一古老智慧依然闪耀着永恒的光芒。它告诉我们：最高明的胜利，是让对手心服口服，而非伤痕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