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殿不拜持剑的下一句是：“此乃天子剑也。”
这句出自《史记·刺客列传》中的典故，原句为：“上殿不拜，持剑而入，此乃天子剑也。”讲述的是春秋战国时期，荆轲受燕太子丹之托，前往秦国行刺秦王嬴政。在咸阳宫觐见时，荆轲以献图为名，持剑上殿，面对秦廷森严的礼制与群臣的惊愕，他不仅未依礼下拜，反而昂然持剑直入。秦王惊怒，群臣哗然，然荆轲镇定自若，言道：“上殿不拜，持剑而入，此乃天子剑也。”此语一出，既是对自身行为的解释，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宣示——他手中的剑，并非凡俗兵刃，而是承载正义、肩负使命的象征，是“天子之剑”，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利器。
这一场景，不仅是《史记》中极具戏剧张力的片段，更成为后世文人反复吟咏、哲思的典故。它之所以流传千年，不仅在于其情节的紧张激烈，更在于其中蕴含的深层文化意涵：礼制与勇武的冲突、个体与权力的对抗、道义与暴力的分野。在先秦时代，礼乐制度是维系社会秩序的根基，“上殿必拜”是臣子对君主的臣服之礼，是权力结构的象征性体现。而荆轲“不拜”，是对这一秩序的公开挑战；“持剑”，则是对暴力手段的明示。他并未以蛮力夺权，而是以“天子剑”之名，赋予自己的行为以正当性。这里的“天子”，并非实指秦王，而是借“天子”之名，代指“天道”或“正义”。在荆轲看来，他行刺秦王，并非出于私怨，而是为了阻止暴秦吞并六国、残害百姓，是以一人之身，行天下之义。他的剑，是“代天行罚”之剑，是超越世俗权力、直指天道的存在。
进一步分析，“天子剑”这一概念，在先秦诸子思想中早有渊源。《庄子·说剑》中，赵文王好剑，招致三千剑客，日夜相击于前，太子忧之，请庄子劝谏。庄子入殿，言有“天子剑”“诸侯剑”“庶人剑”三说。其中“天子之剑，以燕谿石城为锋，齐岱为锷，晋魏为脊，周宋为镡，韩魏为夹；包以四夷，裹以四时，绕以渤海，带以常山；制以五行，论以刑德；开以阴阳，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剑，直之无前，举之无上，案之无下，运之无旁，上决浮云，下绝地纪。”庄子借“天子剑”之喻，强调真正的王者之剑，不在于锋芒锐利，而在于顺应天道、统御四方、以仁德服人。荆轲所言之“天子剑”，虽与庄子的理想化描述有所不同，但其精神内核却一脉相承——剑，不应是杀戮之器，而应是正义之具，是道义在现实世界中的具象化表达。
荆轲虽以“天子剑”自命，但其结局却是失败。他未能刺杀秦王，反被击杀，燕国亦随之灭亡。正是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使他的形象超越了成败的评判。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荆轲的“不拜”与“持剑”，不仅是对秦王的挑战，更是对命运的抗争。他明知秦宫森严，护卫环伺，仍毅然前行，其行为本身已是一种精神的胜利。而“此乃天子剑也”一语，正是他内心信念的宣言——他并非刺客，而是义士；他手中的剑，不是凶器，而是道义的载体。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这一典故深刻影响了中国士人的精神结构。后世文人常以“持剑不拜”自况，表达不媚权贵、坚守气节的态度。唐代李白有诗云：“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虽为游侠之语，实则暗合荆轲之风。宋代文天祥在《正气歌》中列举历代忠烈，亦将荆轲列入“天地有正气”之列。他们并非推崇暴力，而是敬仰那种在强权面前不屈服、在生死关头不畏惧的精神品格。
今天，我们回望“上殿不拜，持剑而入，此乃天子剑也”这句话，其意义早已超越历史事件的本身。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勇气，不在于是否拔剑，而在于为何拔剑；真正的尊严，不在于是否下跪，而在于是否坚守内心的道义。在礼与力、顺从与反抗、生存与尊严之间，荆轲的选择，是一种对精神高度的追求。他的剑，或许未能改变历史的车轮，但他以生命为代价，在历史的星空中划出了一道不灭的光芒。
“上殿不拜持剑”的下一句，不只是“此乃天子剑也”六个字，更是一种精神的回响，一种对正义、勇气与人格独立的永恒呼唤。它穿越千年，仍在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