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上的下一句，是“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这句话出自宋代学者胡瑗的《松滋县学记》，原句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职教化之任者在师儒，安教化之本者在郡邑守令。”这短短数语，道出了国家治理与人才培育之间的深层逻辑，揭示了人才、教化、师儒、地方治理四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它不仅是古代治国安邦的智慧结晶，更在当今时代展现出历久弥新的现实意义。
人才是国家发展的核心资源，是推动社会进步、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力量。无论是科技突破、经济发展，还是文化繁荣、社会治理，都离不开高素质人才的支撑。人才并非天生，亦非凭空而来，其成长与成熟，必须依赖系统而持续的教化过程。教化，即教育感化，不仅包括知识的传授，更涵盖品德的塑造、思维的训练、价值观的培育。唯有通过教化，才能将潜在的个体转化为具备社会责任感、专业能力与道德修养的真正人才。教化是人才成长的土壤，是“成天下之才”的根本途径。
在古代中国，教化体系以儒家思想为核心，通过官学、私学、书院、科举等多种形式，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代代相传。孔子设坛讲学，倡导“有教无类”，打破了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使平民子弟得以通过求学改变命运。汉代设立太学，唐代完善科举制度，宋代书院兴起，这些制度安排不仅提升了国民的文化素养，更为国家输送了大量治国安邦之才。历史反复证明，一个重视教化的社会，必然是人才辈出、文明昌盛的社会。反之，若教化废弛，即便有天赋异禀者，也往往因缺乏引导而湮没无闻，或误入歧途。
进入现代社会，教化的内涵与形式虽已发生深刻变化，但其核心功能并未改变。当代教育体系更加多元，涵盖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终身学习等多个层次，技术手段也日益先进，如在线教育、人工智能辅助教学等。无论形式如何演进，教化的根本目标始终如一：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当前，一些教育实践过于强调分数与升学，忽视了人格塑造与价值观引导；一些地区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导致教育公平难以实现；一些社会风气浮躁，功利主义盛行，削弱了教化的深远影响。这些问题提醒我们，教化不仅需要制度保障，更需要理念的回归——即教育应以人为本，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师儒，即教育者与知识传承者，是教化的直接承担者。他们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学生人生路上的引路人。一个优秀的教师，能够点燃学生的求知热情，塑造其独立思考的能力，引导其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在基层，一位扎根乡村的教师，可能影响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命运；在高校，一位潜心治学的学者，可能推动某一领域的学术突破。提升教师地位、改善教师待遇、加强教师培训，是强化教化功能的关键环节。同时，地方官员作为“安教化之本者”，其治理理念与政策导向，直接影响当地教育资源的投入与教育环境的营造。若地方主政者重经济轻教育，重短期政绩轻长远发展，教化便难以扎根。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教化不仅是个人成长的阶梯，更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往往体现在其国民的素质与精神面貌上。通过教化，可以增强社会凝聚力，培育公共精神，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人才竞争日益激烈，而真正的竞争优势，不在于资源的多少，而在于能否持续培养出适应时代需求、具备创新能力与责任担当的人才。这背后，正是教化的力量。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不仅是一句古训，更是一条贯穿历史与现实的治理逻辑。人才是目标，教化是路径；人才是结果，教化是过程。没有教化的滋养，人才难以成材；没有人才的支撑，天下之治无从谈起。今日之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也更加需要重视教化。唯有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深化教育改革，提升教育质量，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才能真正“成天下之才”，进而“致天下之治”。唯有如此，方能在时代洪流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长治久安与持续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