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相如功为上卿的下一句是：位在廉颇之右。
这句话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是司马迁对战国时期赵国两位重臣——蔺相如与廉颇——关系的精辟总结。它不仅揭示了当时赵国朝廷内部的权力格局，更折射出个人功业、国家利益与政治伦理之间的复杂互动。蔺相如因完璧归赵、渑池之会等外交功绩，被赵王擢升为上卿，其官位甚至超过了久经沙场、功勋卓著的将军廉颇。这一人事安排，在当时引发了巨大争议，也埋下了将相不和的伏笔。正是这种看似失衡的封赏，却成就了一段“将相和”的千古佳话，成为中国历史上政治智慧与人格修养的典范。
蔺相如的崛起，并非偶然。在战国七雄并立、弱肉强食的背景下，赵国的国力虽不及秦、楚，却始终在外交与军事上保持一定的主动性，其中蔺相如的作用不可忽视。完璧归赵一事，面对强秦的威逼，蔺相如以智勇双全的手段，不仅保全了和氏璧，更维护了赵国的尊严。他深知，若一味退让，只会助长秦国气焰；若贸然动武，又恐引火烧身。于是，他选择以言辞为刃，以胆识为盾，在秦廷之上据理力争，最终迫使秦王让步。这一事件不仅展现了蔺相如的外交才能，更体现了他对国家利益的高度忠诚。此后，在渑池之会上，蔺相如再次挺身而出，以命相搏，迫使秦王击缶，为赵国争得平等地位。这些功绩，皆非寻常臣子所能及，赵王以“功为上卿”，实至名归。
蔺相如的升迁，却在赵国武将集团中激起波澜。廉颇，作为赵国的宿将，曾率军屡破强敌，为赵国开疆拓土，功勋赫赫。他出身行伍，性格刚烈，崇尚以战功立身，对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列其上深感不满。在他看来，战场上的生死搏杀，远比朝堂上的巧言令色更为可贵。这种情绪并非出于私怨，而是源于对传统价值体系的坚守——武将的荣耀，应建立在军功之上。廉颇公开表示：“我见相如，必辱之。”这一态度，反映出当时文武分途、价值取向差异的深层矛盾。蔺相如得知后，并未以牙还牙，反而选择退避三舍，甚至称病不朝，避免与廉颇正面冲突。他解释道：“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这番话，不仅化解了个人恩怨，更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展现出超越个人荣辱的政治格局。
蔺相如的退让，并非懦弱，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智慧。他深知，赵国若因将相不和而内耗，必将为强秦所乘。在战国乱世，国家存亡系于一线，个人的荣辱得失，必须让位于整体的战略安全。他的选择，是一种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政治艺术。而廉颇在得知蔺相如的良苦用心后，深感惭愧，遂“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上演了“负荆请罪”的动人一幕。从此，将相和睦，同心协力，赵国得以在强敌环伺中维持数十年安定。这一转变，不仅挽救了个人关系，更维系了国家的根本。
“以相如功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表面上是官职高低的排列，实则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启示。它告诉我们，功业的评判不应局限于单一标准。蔺相如的“口舌之功”，在特定历史情境下，其价值不亚于廉颇的“征伐之功”。国家治理需要多元人才，外交与军事、文治与武功，缺一不可。同时，这句话也揭示了政治智慧的重要性。真正的贤臣，不仅要有能力建功立业，更要有胸襟化解矛盾，有远见顾全大局。蔺相如与廉颇的故事，之所以被司马迁载入史册，正是因为它超越了简单的功过评判，升华为一种关于忠诚、谦逊、团结与家国情怀的精神典范。
今天回望这段历史，我们仍能从中汲取力量。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个人成就的衡量标准日益多元，但“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胸怀，依然是值得珍视的品质。无论身处何位，唯有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要，方能成就真正的伟业。蔺相如的升迁，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他与廉颇的和好，不是妥协，而是升华。这或许正是“以相如功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背后，最深沉、最持久的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