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媚上者必欺下的下一句，是“此乃人性之常，亦为世道之弊”。这句补全，不仅揭示了权力结构中一种普遍存在的行为模式，更指向了社会关系中深层的心理机制与制度困境。媚上欺下，看似是一种个体选择，实则是权力异化下人性扭曲的缩影。当一个人为求升迁、保全或利益，选择对上级阿谀奉承、曲意逢迎，往往也必然对下级颐指气使、苛责压制。这种行为的背后，不是简单的道德败坏，而是一种在特定环境中被反复强化、内化为本能反应的生存策略。
这种现象并非现代独有，而是贯穿于人类组织结构的漫长历史。在古代官僚体系中，下级官员为博取上级青睐，常不惜夸大政绩、隐瞒灾情，甚至构陷同僚。而一旦获得提拔，他们又往往以更为严苛的标准对待下属，以彰显自己的权威与能力。这种“向上讨好、向下施压”的行为链条，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媚上者深知，自己的地位依赖于上级的认可，而非民众或下属的拥戴，因此他们将全部精力用于揣摩上意、制造政绩工程、营造表面和谐，而对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视而不见。与此同时，他们又必须通过压制下属来维持自己的控制力，防止他人挑战其权威，或暴露其无能。于是，欺下便成了巩固地位的工具，而非偶然的情绪发泄。
这种行为的心理基础，源于“权力距离”与“生存焦虑”的双重作用。在等级森严的组织中，权力距离越大，下级对上级越缺乏监督与制约能力，媚上的动机就越强。而一旦获得权力，个体往往因缺乏真正的能力或自信，转而依赖对下级的控制来弥补内心的不安全感。他们害怕被质疑、被取代，于是通过制造恐惧、信息封锁、人事打压等方式，构建一个封闭而顺从的小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下级要么选择顺从，要么选择沉默，久而久之，整个组织便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境——真正有才能、有原则的人被边缘化，而善于钻营、善于表演的人则步步高升。这种生态下，媚上欺下不再是少数人的劣行，而成为系统性的文化惯性。
更为深远的是，这种行为模式会侵蚀组织的信任基础与公共精神。当媚上成为晋升的“潜规则”，正直与能力便不再是评价标准，取而代之的是“听话”“会来事”“能扛事”。下级不再以工作成果为荣，而是以“领导是否满意”为最高目标。欺下则进一步割裂了上下级之间的信任，使组织内部充满猜忌与冷漠。基层员工感到被忽视、被压榨，而高层则因信息被层层过滤，无法了解真实情况。整个系统陷入“信息失真—决策失误—绩效下滑—更依赖媚上”的恶性循环。企业如此，政府如此，学校、医院等各类组织亦难以幸免。
要打破这一循环，不能仅靠道德教化，而需从制度层面重构权力的运行逻辑。应建立透明、公正的晋升与评价体系，让能力与实绩成为核心标准，而非上级的个人好恶。强化基层监督与反馈机制，使下级的声音能够上传，上级的决策能够被检验。再次，鼓励组织内部的多元声音与容错文化，让敢于直言者不被打击报复，让创新尝试不被轻易否定。领导者自身应树立“向下负责”的意识，认识到真正的权威来自服务与担当，而非压制与控制。
凡媚上者必欺下，此乃人性之常，亦为世道之弊。但人性并非不可改变，世道亦非一成不变。当制度能够抑制投机、激励担当，当文化能够崇尚真实、尊重个体，媚上欺下的链条便可能被打破。一个健康的组织，不应是金字塔顶端的独舞，而应是每一层都能发声、每一人都能被看见的共生体。唯有如此，媚上者不再有生存土壤，欺下者亦无从施展手段。权力回归其本真——服务，而非压迫；连接，而非割裂。这才是对“凡媚上者必欺下”最根本的回应，也是社会进步的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