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功过碑上刻的下一句，是人心向背史中留。
这句看似简单的续写，实则蕴含着深沉的历史哲思。石碑，作为人类文明最古老的记忆载体之一，承载着时间的重量，也铭刻着权力的意志。从秦始皇的泰山封禅碑，到岳飞的忠烈碑，再到近代无数纪念性碑刻，它们矗立于山川城郭之间，静默地诉说着过往。碑文所记，往往只是权力筛选后的“正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而真正的“是非功过”，未必尽数刻于石上，更多沉淀于百姓的口耳相传、史家的笔锋之间，乃至后世的反思与批判之中。石碑可以风化，文字可以篡改，但人心所向，却如江河奔流，难以遮蔽。
历史从不缺少被碑刻定格的“定论”，但这些定论却常经不起时间的冲刷。以秦桧为例，他跪在岳飞墓前的铁像，是后人对其“奸臣”身份的审判，而当年他权倾朝野时，也曾被立碑颂德，称其“忠勤体国”。可见，碑文所载，未必是真相，而往往是时代的需要。再如王安石，变法之初被斥为“乱臣贼子”，百年之后却被追认为“改革先驱”。同一人，同一事，在不同时代的碑文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这说明，碑刻所记的“功过”，本质上是权力与意识形态的产物，而非永恒不变的真理。真正的评判，往往要等到时代远去，尘埃落定，由后人以超越当下利益的眼光重新审视。碑文所刻的，是“一时之是非”，而人心所留的，才是“千秋之功过”。
人心的评判，虽无形无相，却比石碑更为持久。它不依赖金石之坚，而根植于道德、良知与历史经验的沉淀。当碑文被风雨侵蚀，字迹模糊，甚至被人为推倒、重刻，民间的记忆却可能代代相传。比如屈原投江，史书记载简略，但两千多年来，端午节的龙舟与粽子，早已将他的忠贞与悲情刻入民族血脉。又如海瑞，虽在朝中屡遭排挤，其奏疏被束之高阁，但“海青天”之名却在百姓中口耳相传，成为清官的象征。这些人物，未必有宏伟碑林，却比任何碑文都更深刻地影响着民族的精神结构。人心的向背，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道德判断，它不随政权更迭而轻易动摇，反而在时间的发酵中愈发清晰。它不急于盖棺定论，而是让历史在反复咀嚼中显现本相。
更进一步，人心的评判往往具有超越性。它不只关注行为的结果，更重视动机的纯粹与道义的坚守。一个官员可能因政绩卓著被立碑颂扬，但若其手段卑劣、背离民本，百姓心中仍会将其视为“能吏而非良臣”。反之，一些在当世被视为“失败者”的人物，如戊戌六君子，虽身死名裂，却在后世赢得广泛敬仰。他们的“功”，不在一时之成败，而在唤醒民族觉醒的启蒙意义。这种评判，超越了功利主义的尺度，指向更高的人文价值。正因如此，人心向背，才是历史最公正的法官。它不急于在碑上刻下结论，而是让时间本身成为审判者。
是非功过碑上刻，人心向背史中留。碑石终会风化，文字终会湮灭，唯有人民心中的记忆与价值判断，如星火相传，历久弥新。历史不是由石碑定义的，而是由无数普通人的选择与认同塑造的。当我们仰望那些矗立千年的碑林，不应只看到权力的铭刻，更应思考：谁真正被人民铭记？谁的名字在民间传颂？谁的精神在岁月中不朽？真正的历史，不在金石之上，而在人心深处。碑可毁，文可改，但人心所向，如江河奔海，不可逆也。唯有顺应民心者，方能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不灭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