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国当以和为上的下一句，是“共处须以信为本”。这句看似平实的话语，实则蕴含了千百年来人类在处理国际关系中的智慧结晶。历史反复证明，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从来不是单靠善意或口号就能维系，而是建立在互信、互谅、互利的基础之上。当“和”成为目标，“信”便是通往这一目标的必经之桥。没有信任的和平是脆弱的，如同沙上筑塔，经不起风浪的考验。“以和为上”之后，紧接着的必然是“以信为本”——这是对和平理念的深化，也是对现实外交逻辑的精准把握。
在国际政治的漫长演变中，和平始终是人类共同向往的理想状态。和平并非自然生成，它需要主动构建，更需要持续维护。回顾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林立，纷争不断，但《左传》中早有“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训诫，强调与邻国建立良好关系是国家安定的根本。到了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不仅开辟了丝绸之路，更以诚意与西域诸国建立互信，使中原与中亚在数百年间保持相对和平的交往。这种以和平为追求、以诚信为手段的外交实践，正是“和为上，信为本”的早期体现。唐代的长安，汇聚各国使节、商旅、僧侣，其繁荣不仅源于国力强大，更源于朝廷对异族文化的包容与对盟约的守信。唐太宗曾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种平等与诚信的态度，使唐朝在周边国家中赢得了广泛尊重，也为边疆稳定创造了条件。
进入近代，国际关系日益复杂，但“和为上，信为本”的原则并未过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试图通过《凡尔赛条约》建立和平秩序，但由于缺乏对德国的真正尊重与信任，条约中充满惩罚性条款，反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成立，倡导集体安全与和平解决争端，其核心机制之一便是“互信”——各国通过外交对话、信息透明、军备核查等方式建立信任措施。冷战期间，美苏虽处于意识形态对立，但通过“热线”机制、军控谈判、相互核查等手段，避免了直接军事冲突。这正说明，即使在高度紧张的对抗中，只要双方保持最低限度的信任，和平仍有可能维持。20世纪末，中国与越南、印度等国通过边界谈判逐步解决领土争端，其成功关键不在于军事优势，而在于双方愿意坐下来，以诚相待，以信换信。每一次会晤、每一份备忘录、每一次联合声明，都是信任的积累。
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网络安全等跨国议题要求各国超越零和思维，走向合作共治。此时，“和为上”更需“信为本”来支撑。在应对新冠疫情时，疫苗分配、信息共享、边境管控等合作，都依赖于国家间的信任。若一方隐瞒疫情数据，或囤积疫苗，便会破坏全球防疫体系，最终反噬自身。同样，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发达国家是否兑现资金与技术援助承诺，直接影响发展中国家参与减排的意愿。这种“承诺—兑现—再信任”的循环，正是国际信任机制的核心。中国近年来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各国应携手应对共同挑战，其内在逻辑正是“以和为上，以信为本”——和平是目标，信任是路径，合作是结果。
和平不是静止的状态，而是动态的平衡；信任也不是天然的馈赠，而是需要持续投入的资本。国家之间的信任，如同人际关系中的信任，需要时间培养，需要行动证明，更需要制度保障。建立互信，不能仅靠领导人之间的个人情谊，而应通过多边机制、国际规则、透明政策来制度化。中国与东盟国家通过《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及后续磋商，逐步建立海上危机管控机制，正是以制度性安排增强互信的体现。同时，媒体、学术、民间交流等非官方渠道，也能在潜移默化中增进彼此理解，减少误判，为官方外交提供信任基础。
“邻国当以和为上，共处须以信为本”，这不仅是一句外交箴言，更是一种文明智慧。它提醒我们，和平不是靠强权维持的秩序，而是靠信任维系的共生。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唯有以诚相待，以信立身，才能真正实现国与国之间的持久和平。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规律始终存在：那些以和平为志、以诚信为基的国家，终将在国际舞台上赢得尊重与安宁。未来，无论国际格局如何演变，这一古老而深刻的智慧，仍将指引人类走向更加理性、包容与可持续的共处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