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成不肯受上赏的下一句是：“推功于人，让名于下。”这句话出自中国古代典籍，虽非直接见于《史记》《左传》等经典原文，却高度凝练了传统士人精神中一种极为推崇的品格——功成身退、不贪名利。它不仅是古代贤臣良将的处世信条，更是中华文化中“谦逊”“内敛”“重义轻利”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在历史长河中，无数人物以行动诠释了这句话的深意，也让我们得以在今日回望时，重新思考成功之后的姿态与选择。
功成而不居，是一种超越功利的精神境界。古往今来，功高震主者往往难逃猜忌与灾祸，而真正能保全自身、赢得后世敬仰的，往往是那些在功成之后主动退让、不争不抢的人。春秋时期的范蠡，助越王勾践灭吴复国，立下不世之功。他并未贪恋相位与荣华，反而在功成之际悄然离去，泛舟五湖，化名陶朱公，转而经商，富甲天下。他深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更明白真正的智慧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懂得何时放手。他不仅不接受上赏，反而将财富散于百姓，推功于勾践，让名于同僚。这种“功成而弗居”的胸襟，正是“推功于人，让名于下”的生动写照。范蠡的选择，不是怯懦，而是一种对人性、权力与命运的深刻洞察。他懂得，真正的奖赏不是金银爵位，而是内心的安宁与后世的口碑。
再观东汉的邓禹，光武帝刘秀的开国元勋之一，位列云台二十八将之首。他在平定天下后，并未居功自傲，反而主动辞去高位，归隐乡里，教导子弟，修身养性。他常言：“吾将百万之众，未尝妄杀一人，后世必有兴者。”他不以功业自矜，反将成功归于天时、地利与众人协力。在朝中，他从不争权夺利，反而屡次推荐贤能，让功于同僚。这种“让名于下”的胸怀，不仅赢得了同僚的敬重，也保全了家族的绵延昌盛。邓禹的子孙在东汉数代皆为显贵，与其谦退家风密不可分。可见，功成之后的不争，并非放弃，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智慧经营——以退为进，以让为得。
这种精神在后世不断被传承与演绎。唐代的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再造唐室，功盖天下。然而他始终谨言慎行，不结党、不专权，每逢朝廷赏赐，必再三推辞，甚至主动请求削减兵权。他深知，功高易招忌，唯有谦退才能保身全族。他常对家人说：“吾受国恩深重，岂可贪赏以招祸？”他不仅不接受上赏，反而将功劳归于将士，将荣耀归于君主。正是这种“推功于人，让名于下”的品格，使他在权臣环伺、政局动荡的唐代得以善终，家族也得以延续百年。他的宅邸被称为“汾阳王府”，却从不设门禁，百姓可自由出入，以示无藏私心。这种坦荡与谦和，正是对“功成不肯受上赏”精神最深刻的践行。
回望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真正的伟大，往往不在于站在聚光灯下接受欢呼，而在于光芒散去后，仍能保持清醒与自省。功成而不居，不是虚伪的谦辞，而是一种对生命本质的尊重。名利如浮云，转瞬即逝；唯有德行与智慧，方能穿越时间，沉淀为精神遗产。在当代社会，竞争激烈，成功被不断量化、标榜，人们追求的是“上赏”——金钱、地位、名声。当一个人真正取得成就之后，若仍执着于占有、炫耀与控制，反而可能陷入新的困境。相反，若能像范蠡、邓禹、郭子仪那样，主动让出功劳，分享荣耀，反而能赢得更持久的尊重与信任。
“功成不肯受上赏，推功于人，让名于下”，这不仅是一句古语，更是一种人生哲学。它告诉我们：成功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真正的奖赏，不在于外在的封赏，而在于内心的从容与外界的敬重。当我们学会在巅峰时低头，在荣耀时退让，我们才真正拥有了驾驭成功的能力。历史不会记住每一个争名夺利者，但会永远铭记那些在功成之后，依然保持谦卑与清醒的灵魂。这，或许才是“功成”二字最深刻的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