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却斜阳上的土堆，是童年记忆里一道模糊又清晰的伤痕。那是一座小小的坟茔，没有墓碑，没有名字，甚至连埋葬的是谁，我都记不清了。它孤零零地立在村后山坡的半腰，背对村庄，面朝西斜的太阳。每当黄昏降临，阳光便如碎金般洒在土堆上，将那微微隆起的泥土染成琥珀色，仿佛时间在那里凝固，又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无声地等待被唤醒。我小时候常和伙伴们从它旁边跑过，却从未驻足。大人们说，那里埋的是个“不该记住的人”，于是我们便也学着大人的样子，把目光移开，把记忆抹去。可越是如此，那土堆便越像一根刺，扎在心底，隐隐作痛。
那土堆究竟属于谁？我曾不止一次问过祖母。她总是沉默片刻，然后轻轻摇头，说：“忘了好，忘了才安生。”可她的眼神里，分明藏着某种难以言说的哀伤。后来，我偶然在村中的旧账本里翻到一页泛黄的纸，上面用褪色的墨迹写着：“光绪三十二年，冬，村南李氏女，年十七，病卒，无亲无靠，葬于后山。”没有更多解释，没有死因，也没有为何无人立碑。我忽然明白，那土堆下躺着的，或许是一个被时代遗忘的女子，一个在礼教与贫困中悄然消逝的生命。她不曾留下名字，不曾留下故事，甚至连悲伤都无人承接。她的存在，被简化为一句“不该记住”，而她的死亡，则被自然化为一片沉默的土堆。可正是这份沉默，让我在多年后重新凝视它时，感受到一种近乎窒息的重量。
我开始留意村中老人的只言片语。有人说，李氏女是外乡人，逃难至此，因染风寒无钱医治而亡；也有人说，她曾与村中某户人家的儿子私定终身，却被家族拆散，最终郁郁而终。这些说法真假难辨，却都指向同一个核心：她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人，一个在集体记忆中无法安放的存在。她的死亡，不是因为疾病本身，而是因为社会结构中那些看不见的裂缝——性别、出身、贫富、礼法，这些无形的刀锋，早已在她生前就割断了她的归途。而那土堆，不过是这一切的具象化。它不是一座坟，而是一面镜子，照见一个村庄、一个时代如何对待那些“多余的人”。更令人心悸的是，这种遗忘并非偶然，而是一种集体共谋。人们用“忘了好”来安慰自己，用“安生”来逃避愧疚。可真正的安生，难道不是直面真相，承认伤痛，然后给予哪怕最微小的尊重吗？
多年后我回到故乡，特意走到后山。斜阳依旧，土堆却已被野草覆盖，几乎与地面齐平，仿佛大地正在缓慢地收回它的秘密。我蹲下身，轻轻拨开草叶，指尖触到一块被风雨磨平的石角——或许是当年某人悄悄立下的标记。那一刻，我忽然不再执着于她的名字或死因。重要的是，有人曾记得她存在过，哪怕只是一瞬；重要的是，有人曾为她留下一块石头，哪怕只是无心之举。遗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遗忘成为习惯，成为理所当然。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斜阳下的土堆，埋葬着被忽略的亲人、被压抑的情感、被回避的真相。它们沉默地存在，不是为了被挖掘，而是为了提醒我们：记忆，是一种责任。
斜阳终将西沉，土堆也终将被岁月抹平。但人不能永远背对过去。唯有正视那些被遗忘的角落，倾听那些无声的哀鸣，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自己从何而来，又该走向何处。忘却斜阳上的土堆，或许曾是生存的策略；而记住它，才是对生命最深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