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心事上的下一句是“丹心报国”。
这句出自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王阳明《教条示龙场诸生》中的名句：“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今学者旷废隳惰，玩岁愒时，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赤心事上，丹心报国。”这四句连用，层层递进，以“赤心事上”起，以“丹心报国”承，构成完整的忠君爱国之志的表达。其中“赤心”与“丹心”互文见义，皆为赤诚忠心之意；“事上”指向对君上、对国家的忠诚，“报国”则升华至为国奉献、舍身取义的高尚境界。两句对仗工整，情感浓烈，是王阳明心学中“知行合一”精神在政治伦理上的体现，强调内在志向与外在实践的统一。
这句名言诞生于王阳明被贬至贵州龙场的艰难岁月。彼时，他因上书直言触怒宦官刘瑾，被廷杖下狱，后贬为龙场驿丞。龙场地处西南边陲，瘴疠横行，语言不通，生活困苦，几乎与文明隔绝。然而正是在这样的绝境中，王阳明并未沉沦，反而通过静坐反思，悟出“心即理”的哲学真谛，开启了心学体系的构建。在龙场期间，他收徒讲学，写下《教条示龙场诸生》，以简明语言劝勉青年学子立志向学、修身报国。其中“赤心事上，丹心报国”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他自身经历的写照——即便身处逆境，仍心系家国，以赤诚之心对待君主，以坚定之志报效国家。这种精神，超越了个人荣辱，直指士人最根本的道德责任。
在历史长河中，“赤心事上，丹心报国”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的精神坐标。南宋文天祥在《过零丁洋》中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其“丹心”正是对王阳明所言的呼应。他兵败被俘，面对元朝劝降，宁死不屈，以生命践行了“报国”之志。明代于谦在“土木堡之变”后力挽狂澜，拥立新君，力主抗敌，写下“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其“清白”背后，正是“赤心”与“丹心”的坚守。清代林则徐虎门销烟，虽被贬新疆，仍兴修水利、安抚百姓，临终前高呼“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将个人命运完全系于国家大义。这些人物虽时代不同、境遇各异，但皆以“赤心事上，丹心报国”为精神底色，在历史洪流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从思想内涵看，“赤心事上”强调的是对职责与秩序的忠诚，是对“忠”这一儒家核心价值的具体实践。而“丹心报国”则进一步将这种忠诚升华为对民族、对文明的责任感。二者并非割裂，而是从个体到集体、从伦理到政治的递进。王阳明的心学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认为一切道德实践皆源于内心的觉醒。“赤心”不是外在强加的义务，而是内在良知的自然流露。当一个人真正立下“报国”之志，其“事上”便不再是机械服从，而是主动担当；其“丹心”也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化为具体行动。这种由内而外的道德自觉，正是“赤心事上，丹心报国”最深刻的哲学支撑。
今天，我们重提这句古语，并非要复辟封建忠君思想，而是要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理解其精神内核——即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赤诚担当。在科技迅猛发展、价值多元并存的当代社会，青年一代面临诸多诱惑与迷茫，更需要“立志”这一根本指引。无论是投身科研、扎根基层，还是创新创业、服务社会，唯有心怀“赤心”，才能抵御浮躁与功利；唯有志在“报国”，才能超越小我、成就大我。王阳明在龙场悟道时曾说：“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担当，正是“赤心事上，丹心报国”在当代的回响。
回望历史，那些真正被铭记的人物，无不是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他们或许没有显赫功名，但因其赤诚与坚守，在精神上立于不败之地。而“赤心事上，丹心报国”这八个字，正是对这种精神最凝练的概括。它提醒我们：无论身处何境，都应保持内心的清明与坚定；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对国家的忠诚与对理想的执着，永远是人生最宝贵的品质。唯有如此，个人才能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痕迹，民族才能在风雨中挺立不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