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仞却上摩天的下一句，是“一峰飞峙大江边”。这句出自毛泽东《七律·登庐山》，原诗为：“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而“五千仞却上摩天”虽非原诗直接连句，却与“一山飞峙大江边”在精神气质与意象构建上高度契合，常被后人引用以形容庐山之高峻、气势之雄浑。若将“五千仞却上摩天”视为对庐山巍峨的极致描绘，那么“一峰飞峙大江边”则为其提供了地理与诗意的落脚点——从数字的夸张到空间的实感，从视觉的仰望到心境的俯瞰，两句之间，构成了一幅由远及近、由虚入实的山水长卷。
庐山，自古便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圣地。它不似泰山那般以“五岳独尊”的礼制地位著称，也不像华山以险峻奇绝闻名，更不若黄山以奇松怪石取胜，却以其兼具雄奇与灵秀、历史与哲思的特质，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象征。庐山之“高”，不仅在于其海拔，更在于其文化海拔。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逸情怀，到慧远法师结白莲社、开净土宗之先河；从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浪漫挥洒，到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哲思顿悟，庐山早已超越了地理意义上的山，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座高峰。而“五千仞却上摩天”这一句，正是对这种精神高度的礼赞。仞为古代长度单位，一仞约七至八尺，五千仞即三万余尺，近乎万米，远超实际海拔，其夸张手法并非虚妄，而是以数字的极限，表达人对崇高境界的向往。当诗人仰望庐山，山势直插云霄，仿佛与天相接，那种震撼与敬畏，唯有“上摩天”三字方能尽述。
而“一峰飞峙大江边”则从另一个维度完成了对庐山的诗意定格。如果说“五千仞却上摩天”是从垂直方向上描绘山的高，那么“一峰飞峙”则是从水平方向上展现山的势。飞峙，是动态的静立，是静止中的腾跃，仿佛整座山从大地跃起，凌空矗立于长江之畔。江是长江，中国最长、最富生命力的河流，自西向东奔流不息，而庐山却如一位沉默的守望者，横亘于江畔，形成“山—水”对峙的宏大格局。这种对峙并非对抗，而是一种平衡，一种自然与人文的和谐。山因江而显其孤高，江因山而得其依托。诗人立于山巅，俯瞰江流，视野由近及远，由实入虚，从“四百旋”的盘山公路到“云横九派”的浩渺江天，空间在诗中层层展开。此时，“冷眼向洋看世界”一句，更将视野从自然拓展至世界，从个体升华为民族。庐山不再只是风景，而成为观察中国、思考时代的制高点。毛泽东登庐山时正值1959年，国家处于复杂的历史节点，而诗人以“冷眼”观世，以“热风”洒雨，既是对外部世界的冷静审视，也是对内部变革的热切期待。山的高，在此刻转化为思想的深；江的广，则化为胸襟的阔。
这两句诗，看似写景，实则写心。五千仞的攀登，是精神跋涉的隐喻；一峰飞峙的姿态，是文化自信的彰显。在当代社会，我们虽不再以“仞”为度量单位，但“上摩天”的追求从未改变。无论是科技攀登高峰，还是文化传承创新，亦或个人在困境中砥砺前行，都需要一种“却上摩天”的勇气与毅力。而“飞峙大江边”则提醒我们，无论走得多高多远，都不能脱离现实的土壤。真正的崇高，不是孤悬于世的绝壁，而是扎根于大地、面向江河、连接世界的存在。庐山之所以能承载千年的文化重量，正因为它既高耸入云，又毗邻人间烟火。它既是隐士的归处，也是志士的瞭望台。
“五千仞却上摩天”与“一峰飞峙大江边”的接续，不仅是诗句的衔接，更是精神的延续。前者是对极限的挑战，后者是对根基的确认。在快速变迁的时代，我们既需要仰望星空的志向，也需要脚踏实地的定力。山不会自己说话，但诗人赋予它语言；山不会自己行走，但文化让它穿越时空。当我们再次诵读这两句诗，所见的不仅是庐山，更是中华文明在山水之间沉淀的智慧：高而不孤，远而不离，峻而不冷，静而不寂。
庐山依旧伫立，江水依旧奔流。而那五千仞的攀登，那飞峙江边的峰影，早已化作民族精神的坐标，在历史的长河中，静静守望，默默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