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于屋上的下一句是“争于堂下”。
这句出自《左传·昭公二十七年》的典故，原句为：“斗于屋上，争于堂下。”表面看似描写一场发生于屋檐与厅堂之间的争执，实则暗喻权力斗争中不同层级的对抗——高处者以气势相压，低处者以实利相争。屋檐之上，是象征性的、仪式化的对抗，是名分、礼制、道义之争；堂下则是现实利益的争夺，是资源、地位、权力的博弈。两者看似分离，实则互为表里，共同构成古代政治斗争的完整图景。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诸侯纷争，大夫专权，家臣僭越，社会秩序在“尊尊亲亲”的表象下逐渐瓦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斗于屋上，争于堂下”不仅是一句描述场景的语句，更是一种深刻的政治隐喻。屋上之斗，往往表现为言辞交锋、礼仪之争、名分之辩。鲁国三桓专权，季氏欲行天子之礼，奏八佾之舞于庭，孔子怒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这便是“斗于屋上”的体现——礼制不容僭越，名分不可淆乱。真正决定胜负的，却往往不在屋上，而在堂下。季氏之所以能公然违礼，是因为他掌握着鲁国的实际军权与赋税，其家臣阳虎甚至一度掌控国政。堂下的权力网络，才是支撑屋上姿态的根基。屋上的“斗”是表象，堂下的“争”才是本质。
这种“屋上—堂下”的二元结构，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也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家族内部，嫡庶之争常表现为祭祀排位、宗庙主祭等“屋上”之争，而背后的财产分配、田产归属、仆从调度，则是“堂下”的暗流。士人之间，清谈玄理、标榜风骨，看似高居屋上，不染尘埃，实则门第高低、仕途进退、荐举机会，皆在堂下悄然运作。就连文人雅集，表面是诗酒唱和、琴棋书画，背后也少不了对声望、地位、影响力的争夺。屋上之斗，是话语权的争夺；堂下之争，是生存资源的较量。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若只知在屋上高谈阔论，而无堂下之实权支撑，终将沦为笑柄；若只知在堂下钻营算计，而无屋上之名分加持，则易被斥为“小人得志”。唯有屋上堂下兼顾，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这种结构在后世的历史演进中不断重演。汉代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外戚以“国舅”“国丈”之名居屋上，掌朝纲、定废立；宦官则以“中常侍”“黄门令”之职居堂下，控禁军、通消息。唐代牛李党争，牛党以科举新进自居，标榜清流，是为屋上；李党以世家大族为基，掌控地方军政，是为堂下。明代东林党人讲学于书院，高谈“风声雨声读书声”，此为屋上；而魏忠贤则掌控厂卫，罗织罪名，清除异己，此为堂下。屋上者常以道义自居，堂下者常以实效自辩，二者之间的张力，构成了中国政治文化中一种持久而深刻的矛盾。
“斗于屋上，争于堂下”并非仅指对立，更揭示了权力运作的复杂机制。屋上的“斗”往往需要堂下的“争”来落实，而堂下的“争”也需屋上的“斗”来正名。王安石变法，其“理财”“整军”之策为堂下之实，而“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宣言，则是屋上之辩。屋上立论，堂下推行，二者缺一不可。若屋上无高论，则堂下之行易被斥为“苛政”；若堂下无实功，则屋上之言终成“空谈”。真正的政治智慧，在于在屋上赢得话语，在堂下掌握资源，使名与实相统一。
理解“斗于屋上，争于堂下”，不仅是对历史现象的解读，更是对权力本质的洞察。它提醒我们，任何社会中的冲突，都不应仅从单一维度去理解。高处的道义之争，往往根植于低处的利益分配；而低处的权力博弈，也常需高处的名分加持。真正的变革者，既要有在屋上立论的气魄，也要有在堂下行事的手段。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名实相悖”的困境，实现秩序与变革的平衡。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但“屋上”与“堂下”的辩证关系却始终未变。在当代社会，舆论场中的观点交锋，可视为“屋上之斗”；而政策制定、资源分配、利益协调，则是“堂下之争”。无论是公共治理，还是组织管理，唯有兼顾二者，才能避免空谈误国或实干无据的偏颇。斗于屋上，是理想的表达；争于堂下，是现实的回应。二者并存，方为完整的社会图景。
“斗于屋上，争于堂下”，短短八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