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家今上郡”的下一句是“秦地昔长城”。
这句诗出自唐代诗人王维的《送刘司直赴安西》。全诗为：“绝域阳关道，胡沙与塞尘。三春时有雁，万里少行人。苜蓿随天马，葡萄逐汉臣。当令外国惧，不敢觅和亲。汉家今上郡，秦地昔长城。若遇单于使，无劳问姓名。”这首诗是王维为友人刘司直出使西域所作，既表达了对友人远行的关切，也抒发了诗人对边塞历史的深沉感慨与对国力强盛的期许。其中，“汉家今上郡，秦地昔长城”一句，凝练而厚重，将历史的纵深与现实的疆域融为一体，成为全诗的点睛之笔。
上郡，是汉代北方的重要边郡，治所在今陕西榆林一带，地处河套以南，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前沿阵地。而“汉家”一词，不仅指代西汉王朝，更承载着一种文化认同与政治正统的象征。在唐代，尽管疆域已远超汉代，但诗人仍借用“汉家”这一称谓，既因唐代文人习惯以汉喻唐，借古言今，也因“汉”已成为强盛、文明与边疆治理的象征符号。当王维写下“汉家今上郡”时，他并非单纯指地理上的上郡，而是借这一历史空间，唤起人们对汉代抗击匈奴、开拓西域的记忆。此时的上郡，虽已历经数百年变迁，但在唐代的边防体系中，依然具有战略意义。它连接着河西走廊与关中平原，是通往西域的门户之一。“今上郡”三字，既是对现实的指涉，也是对历史的回望。
而“秦地昔长城”则进一步将时间轴拉回更早的秦朝。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防御匈奴，命蒙恬修筑万里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其中一段正穿过今陕西北部，即上郡以北。秦长城不仅是军事工程，更是帝国意志的体现。它象征着中原王朝对边疆的掌控，也标志着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野。王维以“昔长城”呼应“今上郡”，形成一种时空的对照：秦时筑长城以御外敌，汉时设上郡以控边陲，而今大唐的使节正穿越这片古老土地，延续着前代未竟的使命。这种历史延续感，使诗句超越了单纯的地理描写，升华为对国家命运与文明传承的深刻思考。秦与汉虽已远去，但长城的精神——守卫、开拓、不屈——仍在唐代的边疆政策中延续。
在这两句之间，诗人巧妙地构建了一种“历史镜像”：秦的长城是防御的象征，汉的上郡是治理的体现，而唐的使节则是和平与威慑并重的实践者。王维并未直接描写战争的惨烈或边塞的荒凉，而是通过历史地理的对照，暗示大唐的强盛不仅在于军事力量，更在于对历史经验的继承与超越。唐代的边疆政策，既延续了秦汉的边防传统，又发展出以羁縻府州、和亲、互市等多种手段并用的灵活策略。刘司直出使安西，正是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他肩负的不仅是外交使命，更是文化输出与政治影响力的延伸。“汉家今上郡，秦地昔长城”不仅是对地理与历史的回顾，更是对当下国家实力的自信表达。
从更深层次看，这两句诗也反映了唐代文人的边疆观。在盛唐时期，国力强盛，文人普遍怀有“建功立业于边陲”的理想。王维虽以山水田园诗著称，但其边塞诗同样气势雄浑，充满历史纵深感。他笔下的边塞，不是单纯的苦寒之地，而是承载着文明记忆与国家意志的神圣空间。上郡与长城，作为秦汉边防的象征，被重新赋予现实意义，成为大唐边疆治理的历史基石。诗人通过“今”与“昔”的对照，既表达了对历史的敬意，也暗含了对未来的期许：今日的使节，将如昔日的将士一般，在边塞书写新的篇章。
这两句诗的语言极为凝练，对仗工整，音韵铿锵。“汉家”对“秦地”，“今”对“昔”，“上郡”对“长城”，不仅在形式上形成工对，更在内容上构成时空的呼应。这种对仗不仅是诗歌技巧的体现，更是思想深度的外化。它使诗句在有限的字数内，承载了无限的历史容量。读者在吟诵之间，仿佛看到秦时明月照长城，汉家烽烟起上郡，而今日的大唐使节正踏着前人的足迹，走向更远的西域。这种历史的连续性，正是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不绝的重要精神资源。
王维的这首诗，表面上是送别之作，实则是一曲对中华边疆文明的礼赞。它告诉我们，国家的强盛不仅在于疆域的辽阔，更在于对历史的理解与传承。上郡与长城，作为地理坐标，早已融入民族的记忆；而作为文化符号，它们仍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守护家园、开拓边疆。当“汉家今上郡”与“秦地昔长城”并列而出时，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两个地名，更是一段绵延千年的文明史诗。
今天，当我们重读这句诗，仍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家国情怀与历史责任感。它提醒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对历史的敬畏、对边疆的重视、对文明延续的担当，始终是一个民族走向未来的基石。王维以诗为笔，记录的不只是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