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运不能自通的上一句是“天不得时，日月无光；地不得时，草木不生”，下一句是“人不得时，利运不通”。这句出自明代传奇《破窑记》中的名句，以天地人三才为喻，揭示命运与时机之间深刻的关联。它不仅是一句文学表达，更是一种对人生境遇的哲学思考。在历史长河中，无数人面对逆境时，常以此语自省或慰藉，试图在困顿中寻找命运的转机。这句话之所以流传久远，正因其触及了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在努力与结果之间，似乎总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左右成败，那便是“时”与“运”。
天不得时，日月无光；地不得时，草木不生。这是对自然规律的凝练概括。当气候异常，日月被云层遮蔽，天地间便失去光明；当地气不调，土壤贫瘠，万物难以生长。自然界的运行尚且如此依赖“时”，更遑论人类社会的运转。一个人即便才华横溢、勤勉不懈，若生不逢时，或身处动荡、资源匮乏的时代，其抱负往往难以施展。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屈原忠而被谤，贾谊才高而遭贬，李白狂放不羁却终不得志。他们并非缺乏能力，而是时代的“气候”不适宜其生长。正如一棵树苗，若种在岩石之上，纵有根须百转，也难成参天大树。“时”并非虚无缥缈的宿命，而是客观存在的环境条件，是个人发展所依托的土壤与空气。
非运不能自通，道出了个体在命运洪流中的被动与局限。这里的“运”，并非指偶然的幸运，而是指一种综合性的趋势——包括社会结构、经济环境、政治局势、文化氛围等宏观因素。一个人若缺乏“运”，即便有通天之志，也如逆水行舟，举步维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这些圣贤之所以能成就伟业，并非因为他们天生好运，而是在逆境中抓住了“运”的转折点。他们或因被贬而深入民间，或因流亡而洞察世情，或因困顿而潜心著述。可见，“运”并非全然外在的赐予，它往往在“不得时”中悄然酝酿，在“不通”中埋下转机。真正的“通”，不是等待好运降临，而是在无运之时积蓄力量，在逆境中寻找破局之机。
人不得时，利运不通，是对现实最冷静的观察。在科举时代，寒门子弟十年寒窗，未必能金榜题名；在商业社会，创业者殚精竭虑，也可能因市场突变而功亏一篑。这种“不得时”的困境，并非个人努力不足，而是结构性因素所致。正因如此，才更显“运”的可贵与可求。所谓“运”，并非完全不可控，它可以通过对时势的洞察、对资源的整合、对人际的维系而逐步积累。曾国藩早年屡试不第，仕途坎坷，但他并未因此沉沦，而是通过修身、读书、结交贤士，逐步建立起自己的“运道”。他深知“天下事未有不由人力而成者，亦未有不由天时而败者”，故在逆境中始终不放弃自我提升，最终在太平天国乱世中崛起，成为晚清中兴名臣。这正说明，“运”虽不可强求，却可培育；“时”虽不可逆转，却可顺应。
从天地到人事，从自然到社会，这句古语揭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个体的命运，从来不是孤立的奋斗史，而是与时代、环境、机遇紧密交织的复杂叙事。我们无法选择出生的时代，也无法掌控所有的外部变量，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面对“不得时”的境遇。是怨天尤人，还是静心沉淀？是随波逐流，还是主动求变？答案决定了一个人能否在“非运不能自通”的现实中，走出属于自己的“通途”。
真正的“通”，不是命运的垂青，而是在无运中修运，在不得时中造时。当我们理解“天不得时，日月无光；地不得时，草木不生”，便不会对一时的困顿过于悲观；当我们明白“非运不能自通”，便不会将失败归咎于虚无的宿命；当我们正视“人不得时，利运不通”，便会更清醒地认识到，唯有在逆境中积蓄力量、在沉默中等待时机、在努力中创造可能，才能最终迎来属于自己的“时”与“运”。人生如舟，运为水，时为风。水浅则舟滞，风逆则行难。但只要舟不沉，桨不停，终有顺水顺风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