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致君”三字，语出《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而“上致君”虽非原文直引，却是后世儒者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理想路径的凝练概括，尤以宋代以后士人常用“上致君，下泽民”作为自我期许的座右铭。此句所承载的，不仅是一种政治抱负，更是一种道德担当与文化自觉。那么，“上致君”的下一句，究竟为何？若仅从字面接续，或为“下泽民”，但若深入其精神内核，则远不止于对仗工整的修辞，而是一种士人精神在历史长河中的延续与升华。
“上致君”所指向的，是士人通过自身修养与学识，辅佐君主、参与国政、实现治国安邦的理想。在传统儒家观念中，君为天下之本，政令所出，万民所仰。士人唯有“致君”，方能将个人所学转化为国家之治道。这一“致君”并非简单的阿谀逢迎或权谋依附，而是一种以道事君、以义辅政的道德实践。孔子言“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孟子更直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皆说明“致君”之“致”，是“致其道”而非“致其位”。真正的士人，不是君主的附庸，而是道义的守护者。他们以经典为据，以民心为镜，以天下为己任，在朝堂之上敢于直谏，在危难之际勇于担当。从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再到海瑞抬棺上疏、冒死进言，皆是对“上致君”这一理想的身体力行。这种精神，不因时代更迭而褪色，反而在每一次王朝兴衰、国运起伏中，愈发显现其价值。
“上致君”若止步于庙堂之高，则易流于空谈或权术。真正的士人精神，必须向下扎根，惠及苍生。“下泽民”便成为“上致君”的自然延伸与必然归宿。所谓“泽民”，即润泽百姓、教化万民、改善民生。这不仅是政治责任，更是道德使命。儒家讲“仁政”，讲“民胞物与”，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核心正是对普通民众的深切关怀。士人若只知向君主献策，却对民间疾苦漠然视之，则其“致君”不过是为一己功名，而非为天下苍生。真正的“下泽民”，体现在地方治理中体察民情、减免赋税、兴修水利，也体现在兴办书院、传播知识、移风易俗。如朱熹在漳州推行经界法、整顿赋役，王阳明在江西平定民乱后设立社学、教化百姓，皆是将“致君”之志落实为“泽民”之行。他们明白，治国之基在民，而民之安在教与养。唯有上通君心，下达民隐，方能实现真正的“天下平”。
更进一步看，“上致君，下泽民”并非割裂的两个动作，而是一体两面、互为支撑的道德实践。君若得道，则政令清明，百姓安乐；民若得养，则国本稳固，君位可安。士人作为中间桥梁，既要以道事君，又要以仁泽民，其角色既是谏臣，也是师者，更是实践者。在历史长河中，无数士人虽身处不同时代、不同境遇，却始终坚守这一信念。他们或在朝为官，或在野讲学，或著书立说，或躬耕乡野，但心中始终怀有“致君泽民”之志。这种精神，超越了官职的高低、境遇的顺逆，成为一种文化基因，深植于中华文明的肌理之中。即便在今日，当我们回望历史，仍能感受到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浩然之气。
“上致君”的下一句，不只是“下泽民”三字，更是一种贯穿千年的士人精神——它要求我们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既心怀天下，又体恤民生。在当代社会，虽无君主可“致”，但“致君”可转化为对公共责任、对制度正义、对文明进步的追求；“泽民”则体现为对公平正义、对弱势群体、对生态环境的关怀。无论是从政者、学者、教师，还是普通公民，皆可从中汲取力量，以自身所学、所行，服务社会、改善民生、推动文明。唯有如此，“上致君，下泽民”这一古老箴言，才能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成为我们共同的精神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