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其上者的下一句，是“取其中者得其下，取其中下者不可得”。这句话源自中国古代的哲学智慧，常被引用以强调目标设定与最终成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它并非出自某一部典籍的原文，而是对《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经典中思想的凝练总结，体现了东方文化中“志当存高远”的深层逻辑。人们常引用“取其上者得其中”来激励自己或他人树立高远目标，但鲜少有人深入探讨其后的逻辑链条——为何一旦目标降低，结果便层层下滑？这背后，不仅是心理预期的问题，更涉及人性、动力机制与系统反馈的复杂互动。
当我们设定一个极高的目标时，即便最终未能完全实现，所达成的成果往往仍高于中等目标所能带来的结果。这并非偶然，而是一种心理与行为的双重驱动。高目标激发人的潜能，促使个体投入更多精力、调动更多资源、制定更周密的计划。以登山为例，若一个人立志登顶珠穆朗玛峰，他必须进行长达数年的体能训练、高原适应、装备准备与团队协作。即便最终因天气原因未能登顶，他仍可能抵达海拔七千米以上的高度，这已远超一般登山者的成就。而若目标仅为登顶一座三千米的山峰，其准备程度、意志强度与技能水平自然不可同日而语。高目标带来的“溢出效应”，使人在过程中不断突破自我边界，即使结果未达顶峰，也已站在常人难以企及的位置。这种“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状态，本身就是一种成功。
当目标从“上”降至“中”，结果便滑向“下”，其根本原因在于动机的稀释与标准的松弛。心理学中的“目标设定理论”指出，明确且具有挑战性的目标能显著提升绩效，而模糊或容易达成的目标则导致努力程度下降。当一个人设定中等目标时，他往往在潜意识中已为自己预留了“安全边际”——“差不多就行”“不必太拼命”。这种心理一旦形成，便会在执行过程中不断自我强化：计划可以简化，时间可以压缩，质量可以妥协。久而久之，原本可能达成的中等成果，也因执行不力而滑落至低水平。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向下兼容”的趋势具有惯性。一旦习惯于接受“中等”甚至“下等”的结果，人的自我评价与外界反馈都会逐渐调低期望，形成一种“低目标—低努力—低成果”的恶性循环。教育领域中，常有学生因“只求及格”而最终连及格都难以维持，便是此理。
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也在无形中放大这一效应。在一个鼓励“稳中求进”的环境中，追求极致往往被视为“不切实际”或“好高骛远”。人们被教导“脚踏实地”，却忽略了“脚踏实地”的前提是“仰望星空”。若整个群体都倾向于设定中等目标，那么社会整体的创新力、突破力与竞争力都会受到抑制。历史告诉我们，真正推动文明进步的，往往是那些敢于挑战极限的人：达·芬奇绘制飞行草图时，人类尚未发明飞机；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时，连实验验证都遥不可及。他们的“上”目标，在当时看来近乎妄想，却为后世开辟了全新的可能。反观那些只满足于“够用就好”的文明，往往在技术迭代中被迅速淘汰。
“取其上者得其中”不仅是一种个人成长的策略，更是一种文明存续的智慧。它提醒我们，目标的设定不应以“现实”为唯一尺度，而应以“理想”为锚点。现实是动态的，而理想是推动现实前进的动力。这并非鼓励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强调在理性评估自身能力的基础上，主动将目标置于“略高于当前可达”的位置，从而激发内在潜能。真正的智慧，不在于能否达到目标，而在于能否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不断超越昨日的自己。
取其上者，得其中；取其中者，得其下；取其中下者，则不可得。这一逻辑链条揭示的，不仅是目标与结果之间的线性关系，更是一种关于人性、动力与文明演进的深层规律。它告诉我们：唯有敢于仰望星空，才能在地面上走得更远；唯有设定高远目标，才能在现实的荆棘中开辟出属于自己的道路。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目标，正是那根决定航向的船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