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ywmw”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6篇《边城》的三重结构，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边城》的三重结构，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篇1：《边城》的三重结构
在大学读中文系的时候，对沈从文没有印象。那个时候，文学史还是按照左派传统编写的，对政治右倾的作家不是被屏避，就是作为批判的靶子。参加工作后，忽然发现一群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作家。他们披着历史的烟尘，横空出世，光芒万丈，掀起一波又一波文学的浪潮。在这群作家里面，除了钱钟书、张爱玲、徐志摩等之外，就是沈从文。
沈从文的代表作是《边城》。《边城》篇幅不长，名气却非常之大。可以这样说，正是《边城》奠定了沈从文在中国文学史的不朽地位。可是，《边城》好在哪里呢？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让我陷入深深的思考。沈从文写《边城》的时候，语言已经走向成熟。但是，这种语言尽管独特，仍不免生涩。不怕别人笑话，读第一遍的时候，这种感觉非常强烈。后来一点一点琢磨，才把一句句冰冻的文字融化。情节呢？也说不上曲折离奇，甚至可以说非常简单，以致于觉得《边城》不像小说，更像一篇诗化的散文。那么，《边城》到底靠什么征服了读者呢？
要想了解《边城》的奥秘，就必须了解《边城》的三重结构。
走进《边城》，首先看到的是第一重结构。在第一重结构里，人物是翠翠，核心是爱情。的确，大部分读者欣赏的就是翠翠和翠翠式的爱情。什么是翠翠式的爱情呢？在现代社会，商品经济腐蚀下的现代社会，翠翠式的爱情已经像原始生态一样越来越稀少。现在，爱情很多时候已经成为借口。有时候，是欲望的借口；有时候，是利益的借口。就像已经找不到可以信任的食品一样，现在也已经很难找到翠翠式的绿色的爱情。但是，越是稀少，越是渴望。越是稀有的东西，就越是珍贵。所以，翠翠那种完全天然的不被污染的绿色爱情就特别令现代人向往。在《边城》里面，翠翠并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读完《边城》之后，一个活生生的可爱的翠翠在脑海里就再也挥之不去。给文学画廊增添一个永恒的人物形象，是文学作品的最高境界。所以，《边城》也因此而成为经典。
也许，大部分读者到此就打道回府了。但是，这仅仅是《边城》的第一重结构。继续向前走，就看到了《边城》的第二重结构。那些关心人类生存状态的读者，会对《边城》里面翠翠的生活环境产生浓厚的兴趣。的确，沈从文在《边城》里，花了大量的心血和笔墨描绘了淳朴的湘西。沈从文在湘西出生，成长。在湘西的时候，他生活得也许并不快乐。但是，当他来到北京，来到喧哗的`城市的时候，这个灵魂上打着太深湘西烙印的乡野之人就陷入了痛苦。没到过城市的人不知道什么是农村，没到过农村的人也不知道什么是城市。当沈从文在《边城》把淳朴的湘西像化石一样挖掘出来之后，被所谓的文明熏陶得心灵扭曲的现代人忽然发现了自己的丑陋。于是，他们开始向往。于是，《边城》就成了他们流浪的灵魂梦寐以求的精神家园。
《边城》还有第三重结构。这个第三重结构，在《边城》无处不在，同时，又埋藏很深。当你沿着文学的羊肠小道在湘西的群山中无路可走的时候，你就会遇见一座哲学的高峰。在这个哲学的高峰上，隐藏着古今中外哲学和宗教的全部秘密。这个秘密是什么呢？就是死亡。这也是沈从文最深刻的地方。沈从文说过：爱与死为邻。在《边城》，只要有爱的地方，就有死亡的影子。翠翠的父亲因为爱而死，翠翠的母亲因为爱而死，爷爷最担心的事情是翠翠像妈妈一样为爱而死，翠翠为了爷爷的爱幻想着自己去死，天保大老因为爱翠翠也爱弟弟而死，傩送二老因为爱翠翠也爱哥哥而体验着死。小说结尾说：“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很多人记住了这句话，却不知道为什么记住了这句话。在这句话里，渗透着的是我们每个人潜意识里那个执着的死亡意识。死亡给人一个爱的天堂，同时，也让人更加明白生的意义。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反过来，也许是一个更加伟大的真理：“未知死，焉知生？”生命如诗，死亡是一个个斑斓的文字；生命如歌，死亡是一座座华丽的舞台；生命如彩虹，死亡是经历风雨的蓝天；生命如兰舟，死亡是承受一切的大海。
拓展阅读：《边城》读后感
读边城，是一种享受。边城里的文字是鲜活的，处处是湿润透明的湘楚景色，处处是淳朴赤诚的风味人情，可每每读起便会不由自主的忧伤。
合上书，我心里很难过，为翠翠的遭遇，也为她的祖父。
《边城》蕴含着诗一般意境和韵味，作者不仅创造了诗一样意境而且赋予作品中人物与景物以深厚象征意味，集中了湘西秀美山水和淳朴情致。
《边城》里人情亦如水，却不是如水样淡薄，而是一如湘西河川明澈纯净。在阅读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人性的芬芳。翠翠和爷爷一起守着渡船相依为命彼此关怀，他是古代劳动人民代表，他善良、勤劳、朴实、憨厚、忠于职守，他对外孙女无私关爱，炎黄子孙得以繁衍血缘纽带，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中华民族那原始而又古老纯朴人性之美。
翠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她那双清明如水晶的眸子，以及她清澈纯净的性格。她天真善良，温柔恬静，在情窦初开之后，便矢志不移，执着地追求爱情，痴情地等待着情人，不管他何时回来，也不管他能不能回来。那白塔绿水旁翠翠伫立远望的身影，是如此的娇艳灿烂！我虽理解傩送的出走，却也不能释怀他的出走，因着他的决定最后让一个人的悲剧变成了三个人的悲剧！这不禁令我想起韦庄的那首《思帝乡》：“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一寸相思一寸灰，翠翠的爱情不若词中女子那般冲动炽烈，却也分外耀眼，志不可夺。她一生都在用她那份脉脉的温情守候一段飘渺的希望，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这段爱情，是如此可悲、可叹、可敬。
此外，作品中的其他人物也鲜明可爱，跃然纸上。古朴厚道的老船工、豁达大度的天保、豪爽慷慨的顺顺、热诚质朴的杨马兵……他们都是美好道德品性的象征，都体现了理想人生的内涵。这里的人们无不轻利重义、守信自约；酒家屠户，来往是客，人人均有君子之风；“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理和羞耻的城中绅士还更可信任”。比起物欲横流、纷繁复杂的社会，这里俨然是一派桃源仙境，令人无限神往。
然而，《边城》对于我，除了心灵和人性的回归感，更多的却是，它将我带回到童年的阳光里去。那里有我的爷爷，他给予我的爱浓的化不开也忘不掉，于是记忆当中，永远抹不去的，那暖暖的感觉，随着翠翠的一声声“爷爷”被触动着。
读完《边城》，不能不被沈从文笔下湘西名族和整个中华民族美好的文化精神所打动。那幽碧的远山、溪边的白塔、翠绿的竹篁、质朴的百姓以及这美好的边城所发生的那段爱与守候的故事，将永远在我心中闪耀美好的人性光辉。
篇2：沈从文《边城》的三重结构
在大学读中文系的时候，对沈从文没有印象。那个时候，文学史还是按照左派传统编写的，对政治右倾的作家不是被屏避，就是作为批判的靶子。参加工作后，忽然发现一群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作家。他们披着历史的烟尘，横空出世，光芒万丈，掀起一波又一波文学的浪潮。在这群作家里面，除了钱钟书、张爱玲、徐志摩等之外，就是沈从文。
沈从文的代表作是《边城》。《边城》篇幅不长，名气却非常之大。可以这样说，正是《边城》奠定了沈从文在中国文学史的不朽地位。可是，《边城》好在哪里呢?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让我陷入深深的思考。沈从文写《边城》的时候，语言已经走向成熟。但是，这种语言尽管独特，仍不免生涩。不怕别人笑话，读第一遍的时候，这种感觉非常强烈。后来一点一点琢磨，才把一句句冰冻的文字融化。情节呢?也说不上曲折离奇，甚至可以说非常简单，以致于觉得《边城》不像小说，更像一篇诗化的散文。那么，《边城》到底靠什么征服了读者呢?
要想了解《边城》的奥秘，就必须了解《边城》的三重结构。
走进《边城》，首先看到的是第一重结构。在第一重结构里，人物是翠翠，核心是爱情。的确，大部分读者欣赏的就是翠翠和翠翠式的爱情。什么是翠翠式的爱情呢?在现代社会，商品经济腐蚀下的现代社会，翠翠式的爱情已经像原始生态一样越来越稀少。现在，爱情很多时候已经成为借口。有时候，是欲望的借口;有时候，是利益的借口。就像已经找不到可以信任的食品一样，现在也已经很难找到翠翠式的绿色的爱情。但是，越是稀少，越是渴望。越是稀有的东西，就越是珍贵。所以，翠翠那种完全天然的不被污染的绿色爱情就特别令现代人向往。在《边城》里面，翠翠并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读完《边城》之后，一个活生生的可爱的翠翠在脑海里就再也挥之不去。给文学画廊增添一个永恒的人物形象，是文学作品的最高境界。所以，《边城》也因此而成为经典。
也许，大部分读者到此就打道回府了。但是，这仅仅是《边城》的第一重结构。继续向前走，就看到了《边城》的第二重结构。那些关心人类生存状态的读者，会对《边城》里面翠翠的生活环境产生浓厚的'兴趣。的确，沈从文在《边城》里，花了大量的心血和笔墨描绘了淳朴的湘西。沈从文在湘西出生，成长。在湘西的时候，他生活得也许并不快乐。但是，当他来到北京，来到喧哗的城市的时候，这个灵魂上打着太深湘西烙印的乡野之人就陷入了痛苦。没到过城市的人不知道什么是农村，没到过农村的人也不知道什么是城市。当沈从文在《边城》把淳朴的湘西像化石一样挖掘出来之后，被所谓的文明熏陶得心灵扭曲的现代人忽然发现了自己的丑陋。于是，他们开始向往。于是，《边城》就成了他们流浪的灵魂梦寐以求的精神家园。
《边城》还有第三重结构。这个第三重结构，在《边城》无处不在，同时，又埋藏很深。当你沿着文学的羊肠小道在湘西的群山中无路可走的时候，你就会遇见一座哲学的高峰。在这个哲学的高峰上，隐藏着古今中外哲学和宗教的全部秘密。这个秘密是什么呢?就是死亡。这也是沈从文最深刻的地方。沈从文说过：爱与死为邻。在《边城》，只要有爱的地方，就有死亡的影子。翠翠的父亲因为爱而死，翠翠的母亲因为爱而死，爷爷最担心的事情是翠翠像妈妈一样为爱而死，翠翠为了爷爷的爱幻想着自己去死，天保大老因为爱翠翠也爱弟弟而死，傩送二老因为爱翠翠也爱哥哥而体验着死。小说结尾说：“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很多人记住了这句话，却不知道为什么记住了这句话。在这句话里，渗透着的是我们每个人潜意识里那个执着的死亡意识。死亡给人一个爱的天堂，同时，也让人更加明白生的意义。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反过来，也许是一个更加伟大的真理：“未知死，焉知生?”生命如诗，死亡是一个个斑斓的文字;生命如歌，死亡是一座座华丽的舞台;生命如彩虹，死亡是经历风雨的蓝天;生命如兰舟，死亡是承受一切的大海。
拓展阅读：《边城》好句摘抄
1) 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山上篁竹在月光下皆成为黑色。身边草丛中虫声繁密如落雨。间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忽然会有一只草莺“落落落落嘘!”啭着它的喉咙，不久之间，这小鸟儿又好象明白这是半夜，不应当那么吵闹，便仍然闭着那小小眼儿安睡了。
2) 这办法决定后，老马兵以为二老不久必可回来的，就依然把马匹托营上人照料，在碧溪岨为翠翠作伴，把一个一个日子过下去。
3) 学贸易，学应酬，学习到一个新地方去生活，且学习用刀保护身体同名誉，教育的目的，似乎在使两个孩子学得做人的勇气与正义。
4) 一个对于诗歌图画稍有兴味的旅客，在这小河中，蜷伏于一只小船上，作三十天的旅行，必不至于感到厌烦，正因为处处有奇迹，自然的大胆处与精巧处，无一处不使人神往倾心。
5) 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6) 该笑的时候没有快乐。该哭泣的时候没有眼泪。该相信的时候没有诺言。
7) 白河下游到辰州与沅水汇流后，便略显浑浊，有出山泉水的意思。若溯流而上，则三丈五丈的深潭皆清澈见底。深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常年作深翠颜色，逼人眼目。近水人家躲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
8) 这并不是人的罪过。诗人们会在一件小事上写出整本整部的诗，雕刻家在一块石头上雕得出骨血如生的人像，画家一撇儿绿，一撇儿红，一撇儿灰，画得出一幅一幅带有魔力的彩画，谁不是为了惦着一个微笑的影子，或是一个皱眉的记号，方弄出那么些古怪成绩?翠翠不能用文字，不能用石头，不能用颜色把那点心头上的爱憎移到别一件东西上去，却只让她的心，在一切顶荒唐事情上驰骋。她从这分稳秘里，常常得到又惊又喜的兴奋。一点儿不可知的未来，摇撼她的情感极厉害，她无从完全把那种痴处不让祖父知道。
9) 时候变了，一切也自然不同了，皇帝已不再坐江山，平常人还消说!杨马兵想起自己年青作马夫时，牵了马匹到碧溪岨来对翠翠母亲唱歌，翠翠母亲不理会，到如今这自己却成为这孤雏的唯一靠山唯一信托人，不由得不苦笑。
10)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黒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切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
11) 翠翠依傍祖父坐着，问祖父：“爷爷，谁是第一个做这个小管子的人?”“一定是个最快乐的人，因为他分给人的也是许多快乐;可又象是个最不快乐的人作的，因为他同时也可以引起人不快乐!”
12) 照规矩，一到家里就会嗅到锅中所焖瓜菜的味道，且可见到翠翠安排晚饭在灯光下跑来跑去的影子。
13) 日头没有辜负我们，我们也切莫辜负日头。
1.《边城》叙事结构特征浅析
2.《边城》的三重结构
3.浅析《边城》叙事结构特征
4.《边城》叙事结构特征
5.论《边城》的圆形结构艺术
6.《边城》的结构主义叙事学解读
7.沈从文《边城》的深层叙述结构
篇3：《边城》叙事结构特征
《边城》叙事结构特征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由于《边城》的美学艺术，《边城》这部小说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边城》成书于1931年，那正是沈从文爱情事业双丰收的季节。1931年社会虽然动荡不安，但总体上还是稍显和平，这个时候中国有良知的文人，都在思考着人性的本质，沈从文自然是走在前沿的，于是，他希望通过自己对湘西的印象，描写了一个近似于桃花源的湘西小城，给都市文明中迷茫的人性指一条明路。人间尚有纯洁自然的爱，人生需要皈依自然的本性。
中国传统小说多重视故事的讲述与结构的营造，现代作家沈从文的系列“湘西小说”，对于故事情节的叙述亦颇具特色。例如，沈从文在他的小说《边城》中，用简洁质朴的文字描绘湘西人民种种生命形式，寄寓了作者对民间文化、乡土文明、乡下人性的探索和认识，以及对理想人生的赞美与追求，为现代文坛筑起了一个神奇优美的“湘西世界”，而且在继承古典小说叙事方法的基础上，又有了一定的突破，形成了小说自身独到的多重叙事结构特征。例如，古典小说中的重复多为情节上的重复，而沈从文则重视事件场景、语言和某些象征性意象的重复。这种叙事策略既可以取消读者对小说内容的陌生感，又进一步深化了小说主题。从艺术上讲，《边城》作为沈从文的代表作，它从本质上整体地体现了作家的文艺理念和艺术追求。关于《边城》的结构，汪曾祺先生曾经说过：“《边城》的结构异常完美。”那么，这种“完美”又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有鉴于此，本文专就此小说《边城》中的叙事结构特征略加剖析，借以观照沈从文小说创作艺术特质之一隅。
首先，在情节的构筑上，《边城》运用了重复叙事的结构模式。众所周知，传统的小说是讲究叙事的，而沈从文小说的创作却往往突破原有的情节叙事模式，淡化情节，强调感情的渗透，注意凝结诗意。加强作品的含蓄性，扩大了小说艺术表现空间。表现在小说《边城》中，则尤其十分重视事件场景的重复，以此来增强小说的诗化意蕴。简言之，事件场景的重复是沈从文《边城》中惯用的叙述模式，比如端午节赛龙舟的场景重复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描写翠翠在端午节的`龙舟赛会上与爷爷走散，遇见了船总顺顺的二儿子傩送，傩送派人将翠翠送回家，两人在相处中彼此产生了朦胧的好感;第二次，翠翠为了不能忘记上个端午节遇见傩送的“甜而美”的经过，又同祖父到城边河街上去看赛龙舟。天突然下了雨，为避雨，祖孙两人到船总顺顺家，没有见到傩送却遇上了大老天保，这就为日后兄弟两个去碧溪姐唱歌埋下了伏笔。端午节场景第三次出现时，翠翠还一直“温习着两次过节、两个日子所见所闻的一切，心中很快乐”时，听闻傩送要娶有碾坊陪嫁的王团总女儿。这对翠翠来说无疑是一个坏消息，因为她对傩送的爱情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生长了。于是当傩送与翠翠热情打招呼时，翠翠“当真仿佛觉得自己是在生一个人的气，又像是在生自己的气”。作家通过这三个相似的端午节场景记录了翠翠与傩送感情发展的不同阶段，这既是作家将自己的人物安插在写意的风景画里的一种策略，又十分巧妙地挑战了中国自古以来简单重复叙事手法的不足。
重复叙事结构还体现在小说中出现的三次死亡事件上。这三次死亡事件看起来是孤立的，实则有深层的内在联系，有一种潜在的因果关系。这三次死亡事件的总根源是翠翠父母的自杀身亡。翠翠的母亲和一个军官恋爱，但却不能自由地结合，于是双双殉情而死。他们最终选择死亡乃是维护生命的尊严，死亡是他们自主选择的一种生命方式。沈从文把他们的死亡极度诗意化，在诗意的氛围中展示出一种理想的生命形式与人性形态。翠翠父母的死产生一种悲剧性的连锁反应。老船夫不得不承担起抚养孤维的责任，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把翠翠交给一个可靠的人”，对翠翠的婚事总是犹豫、小心，以防女儿的悲剧在翠翠身上重演。老船夫的这种谨慎又导致天保遇难身亡，天保之死又导致傩送出走，最终自己也抱憾离开人世。死亡事件通向《边城》的深层意义结构，具有整体象征的意味，彰显出边城的理想生命形式及其无可挽回的悲惨结局，由此形成了《边城》田园牧歌与悲剧挽歌的双层结构。
其次，围绕翠翠的爱情这一主线，以时间顺序展开叙述，其间穿插着另外两条线索，尽管故事并行交错，但其脉络十分清晰，使得小说的情节更生动、丰富。翠翠的爱情故事是小说的主线，几乎贯穿小说始终，以时间顺序展开叙述，脉络清晰。此外，围绕翠翠的爱情，小说还叙述了翠翠母亲的爱情故事，天保兄弟的爱情故事等。纵观其文，小说本身是从翠翠母亲的故事开始的，翠翠母亲的爱情故事发生于前，美丽、多情、善唱山歌的母亲，认识了一个唱歌第一名的茶峒军人。两人在白日里对歌，很秘密地背着忠厚的爸爸发生了暧昧关系。有了小孩子后，这位军士不便逃走毁去做军人的名誉，服了毒殉情;翠翠母亲没有离开孤独的父亲远走的勇气，羞惭、怜悯地仍守在父亲身边。小孩生下后，她到溪边喝了许多冷水死去，最终也为爱情殉情。这个故事基本上采取的是倒叙方式，通过老船夫的讲述来呈现，前后并不连贯，脉络忽明忽暗。这两条线索通过老船夫而交织起来，形成对照关系。如老船夫不仅常在与翠翠谈话时说到死去的翠翠母亲，给翠翠讲述母亲的故事，而且常常产生一些相关联想：“翠翠的母亲，某一时节原同翠翠一个样子。”“假如翠翠又同妈妈一样。”“他有点忧愁，因为他忽然觉得翠翠一切全像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觉到这母女二人共同的命运。”
天保兄弟的爱情故事虽然也是以时间为顺序叙述，基本上与翠翠的爱情故事相并行发展，天保、傩送兄弟情深，都是当地的优秀小伙子，两人都爱上了翠翠。天保先是托人说媒求亲，不成后与傩送商议夜里同去唱山歌向翠翠求婚，自知自己唱不过傩送，便主动退出，远走闯滩不幸而死;傩送不仅向天保表明自己喜欢翠翠，同意与天保一起夜里唱山歌向翠翠求婚，而且在面对渡船、碾坊的选择时，不顾父亲的阻扰，最终选择了渡船;但最后因天保的死而心怀内疚出走他乡。久久未归。当然，相对于翠翠的塑造而言，傩送的碾坊故事是通过人们的议论而呈现，兄弟两人夜里唱山歌是补叙的。换句话说，相对于翠翠的爱情故事，线索并不明晰。这三条故事线索时而并行、时而交织，最终以翠翠等待傩送归来而结束。不仅使翠翠的爱情故事丰富、曲折，而且使小说的情节更生动、丰富，显得尤为精致、完美。关于这一点，与沈从文的艺术审美追求是相一致的，这正如沈从文自己所说：“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筑。”由此可见一斑。
最后，从小说对主人公的命运安排情况来看，和沈从文其他“湘西小说”一样，《边城》一文在这方面同样采用了圆形循环的结构模式。《边城》里的主人公翠翠的命运，对圆形循环结构模式的运用极为到位娴熟。在作者的笔下，天真美丽的翠翠生活在茶峒山城一里外的小溪边，与看渡船的爷爷相依为命。这时候的翠翠处在命运的原点位置上。翠翠在无忧无虑的状态里幸福度日，在端午节的龙舟赛上，偶遇船总顺顺的二儿子傩送并且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傩送的哥哥天保也爱上了翠翠，命运的发展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兄弟两人约定按照当地的习俗，在月夜里到溪边山上轮流唱歌，由翠翠作决定。在翠翠方面，她爱老二傩送，不爱老大天保，所以天保无望之下驾船离开，事情似乎刚有了一些起色，天保却不幸淹死了。这时候，翠翠的命运处在转折点上，傩送也因为哥哥的死而选择了离开，于是也驾船外出了。在一个电闪雷鸣的晚上，与翠翠相依为命的爷爷也离开了人世，孤苦无依的翠翠又颓废无奈地回到了原点，在原来的地方等候那个人……命运在绕了一个大圈子之后，最终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
主人公翠翠命运的这种圆形循环，与其母亲的命运是一脉相承的。《边城》第一章里，作家便讲述了翠翠母亲的故事：十七年前，她同一个屯防军人唱歌相熟后，便发生了暧昧关系。有了小孩但又结婚不成，军人便服毒自杀了，她生下翠翠后，喝冷水死去。后来，翠翠母亲又多次出现在文章中，而且一次比一次清晰地指向那个似乎难以逃开的阴影——翠翠将步母亲可怜命运的后尘。不论起点和终点的处境是多么惊人的相似，但是在主人公命运旅行的途中，心境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无论是翠翠的命运，还是翠翠母亲的命运，都在重复着这种圆形的命运循环模式。用小说中的话来说：“翠翠的母亲，某一时节原同翠翠一个样子。”“假如翠翠又同妈妈一样。”“他(指爷爷)有点忧愁，因为他忽然觉得翠翠一切全像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觉到这母女二人共同的命运。”她们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痛而惨淡的人生，却找不到摆脱这种命运的途径。
另外，从艺术特质角度来看，小说《边城》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双重结合，这就使得《边城》的叙事结构具有诗化的特点，并且呈现出结构的散文化倾向。“21节，一气呵成;而各节又自成起讫，是一首一首圆满的散文诗。”《边城》打破了情节结构模式的惯性。强调主观的抒情成分，把故事情节以外“情调”的渲染作为整篇小说的结构中心，事件本身并不具有必然发展的因果联系，不再讲究故事的有头有尾起承转合，不再追求情节的连续性、完整性，在小说中忆往述怀的情绪串起细碎的片段，运用诗化、散文化的情绪结构形态，使结构跳跃变化多端，呈现出开放性、多元性。小说讲述事件、介绍人物的目的是为了营造一种意境，渲染一种恬淡平和的氛围。沈从文用很多的篇幅来写风土人情，自然风光、小镇的环境，营造出一种古朴恬淡、温馨和谐、淳厚朴素的文化氛围。用自然原生态的“湘西叙述”，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静静流淌的辰河水、矗立百年的吊脚楼、闲坐街旁的老人、沉寂肃穆的古城墙、平整无语的石板路，等等。这些自然景物与人文景物，反映出人与自然契合的一种完美的生存状态，这就使得《边城》展现出来的生活既是真实的，同时又具有了理想化的成分，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换言之，小说的叙述并非写实而充满写意，不追求表现客体的逼真，而突出主客体相契合的某些特征，形成了象征性的叙述。作者用贴近生活的淳朴人性和古***俗的描写来取代情节故事性的冲突，将带有浓郁抒情色彩的纯朴自然风物、人情世态、地方文化，通过精英化处理，俗事雅化，人物纯化，形成情调，融入意境，构成了民间理想的象征，而形成独特的诗化小说。
《边城》寄托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处处闪耀人性光环，然而它却构筑了一个悲剧的结局。小说中，生活在纯自然的状态下的湘西人，处处受命运的摆布，有着一种难解的凄凉。或许正是这种悲凉，才使得《边城》的叙事结构特征显出如此多样化的特质，在中国现当代文坛上大放异彩。
篇4：《边城》叙事结构特征浅析
中国传统小说多重视故事的讲述与结构的营造，现代作家沈从文的系列“湘西小说”，对于故事情节的叙述亦颇具特色。例如，沈从文在他的小说《边城》中，用简洁质朴的文字描绘湘西人民种种生命形式，寄寓了作者对民间文化、乡土文明、乡下人性的探索和认识，以及对理想人生的赞美与追求，为现代文坛筑起了一个神奇优美的“湘西世界”，而且在继承古典小说叙事方法的基础上，又有了一定的突破，形成了小说自身独到的多重叙事结构特征。例如，古典小说中的重复多为情节上的重复，而沈从文则重视事件场景、语言和某些象征性意象的重复。这种叙事策略既可以取消读者对小说内容的陌生感，又进一步深化了小说主题。从艺术上讲，《边城》作为沈从文的代表作，它从本质上整体地体现了作家的文艺理念和艺术追求。关于《边城》的结构，汪曾祺先生曾经说过：“《边城》的结构异常完美。”那么，这种“完美”又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有鉴于此，本文专就此小说《边城》中的叙事结构特征略加剖析，借以观照沈从文小说创作艺术特质之一隅。
首先，在情节的构筑上，《边城》运用了重复叙事的结构模式。众所周知，传统的小说是讲究叙事的，而沈从文小说的创作却往往突破原有的情节叙事模式，淡化情节，强调感情的渗透，注意凝结诗意。加强作品的含蓄性，扩大了小说艺术表现空间。表现在小说《边城》中，则尤其十分重视事件场景的重复，以此来增强小说的诗化意蕴。简言之，事件场景的重复是沈从文《边城》中惯用的叙述模式，比如端午节赛龙舟的场景重复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描写翠翠在端午节的龙舟赛会上与爷爷走散，遇见了船总顺顺的二儿子傩送，傩送派人将翠翠送回家，两人在相处中彼此产生了朦胧的好感;第二次，翠翠为了不能忘记上个端午节遇见傩送的“甜而美”的经过，又同祖父到城边河街上去看赛龙舟。天突然下了雨，为避雨，祖孙两人到船总顺顺家，没有见到傩送却遇上了大老天保，这就为日后兄弟两个去碧溪姐唱歌埋下了伏笔。端午节场景第三次出现时，翠翠还一直 “温习着两次过节、两个日子所见所闻的一切，心中很快乐”时，听闻傩送要娶有碾坊陪嫁的王团总女儿。这对翠翠来说无疑是一个坏消息，因为她对傩送的爱情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生长了。于是当傩送与翠翠热情打招呼时，翠翠“当真仿佛觉得自己是在生一个人的气，又像是在生自己的气”。作家通过这三个相似的端午节场景记录了翠翠与傩送感情发展的不同阶段，这既是作家将自己的人物安插在写意的风景画里的一种策略，又十分巧妙地挑战了中国自古以来简单重复叙事手法的不足。
重复叙事结构还体现在小说中出现的三次死亡事件上。这三次死亡事件看起来是孤立的，实则有深层的内在联系，有一种潜在的因果关系。这三次死亡事件的总根源是翠翠父母的自杀身亡。翠翠的母亲和一个军官恋爱，但却不能自由地结合，于是双双殉情而死。他们最终选择死亡乃是维护生命的尊严，死亡是他们自主选择的一种生命方式。沈从文把他们的死亡极度诗意化，在诗意的氛围中展示出一种理想的生命形式与人性形态。翠翠父母的死产生一种悲剧性的连锁反应。老船夫不得不承担起抚养孤维的责任，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把翠翠交给一个可靠的人”，对翠翠的婚事总是犹豫、小心，以防女儿的悲剧在翠翠身上重演。老船夫的这种谨慎又导致天保遇难身亡，天保之死又导致傩送出走，最终自己也抱憾离开人世。死亡事件通向《边城》的深层意义结构，具有整体象征的意味，彰显出边城的理想生命形式及其无可挽回的悲惨结局，由此形成了《边城》田园牧歌与悲剧挽歌的双层结构。
其次，围绕翠翠的爱情这一主线，以时间顺序展开叙述，其间穿插着另外两条线索，尽管故事并行交错，但其脉络十分清晰，使得小说的情节更生动、丰富。翠翠的爱情故事是小说的主线，几乎贯穿小说始终，以时间顺序展开叙述，脉络清晰。此外，围绕翠翠的爱情，小说还叙述了翠翠母亲的爱情故事，天保兄弟的爱情故事等。纵观其文，小说本身是从翠翠母亲的故事开始的，翠翠母亲的爱情故事发生于15年前，美丽、多情、善唱山歌的母亲，认识了一个唱歌第一名的茶峒军人。两人在白日里对歌，很秘密地背着忠厚的爸爸发生了暧昧关系。有了小孩子后，这位军士不便逃走毁去做军人的名誉，服了毒殉情;翠翠母亲没有离开孤独的父亲远走的勇气，羞惭、怜悯地仍守在父亲身边。小孩生下后，她到溪边喝了许多冷水死去，最终也为爱情殉情。这个故事基本上采取的是倒叙方式，通过老船夫的讲述来呈现，前后并不连贯，脉络忽明忽暗。这两条线索通过老船夫而交织起来，形成对照关系。如老船夫不仅常在与翠翠谈话时说到死去的翠翠母亲，给翠翠讲述母亲的故事，而且常常产生一些相关联想：“翠翠的母亲，某一时节原同翠翠一个样子。”“假如翠翠又同妈妈一样。”“他有点忧愁，因为他忽然觉得翠翠一切全像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觉到这母女二人共同的命运。”
天保兄弟的爱情故事虽然也是以时间为顺序叙述，基本上与翠翠的爱情故事相并行发展，天保、傩送兄弟情深，都是当地的优秀小伙子，两人都爱上了翠翠。天保先是托人说媒求亲，不成后与傩送商议夜里同去唱山歌向翠翠求婚，自知自己唱不过傩送，便主动退出，远走闯滩不幸而死;傩送不仅向天保表明自己喜欢翠翠，同意与天保一起夜里唱山歌向翠翠求婚，而且在面对渡船、碾坊的选择时，不顾父亲的阻扰，最终选择了渡船;但最后因天保的死而心怀内疚出走他乡。久久未归。当然，相对于翠翠的塑造而言，傩送的碾坊故事是通过人们的议论而呈现，兄弟两人夜里唱山歌是补叙的。换句话说，相对于翠翠的爱情故事，线索并不明晰。这三条故事线索时而并行、时而交织，最终以翠翠等待傩送归来而结束。不仅使翠翠的爱情故事丰富、曲折，而且使小说的情节更生动、丰富，显得尤为精致、完美。关于这一点，与沈从文的艺术审美追求是相一致的，这正如沈从文自己所说：“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筑。”由此可见一斑。
最后，从小说对主人公的命运安排情况来看，和沈从文其他“湘西小说”一样，《边城》一文在这方面同样采用了圆形循环的结构模式。《边城》里的主人公翠翠的命运，对圆形循环结构模式的运用极为到位娴熟。在作者的笔下，天真美丽的翠翠生活在茶峒山城一里外的小溪边，与看渡船的爷爷相依为命。这时候的翠翠处在命运的原点位置上。翠翠在无忧无虑的状态里幸福度日，在端午节的龙舟赛上，偶遇船总顺顺的二儿子傩送并且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傩送的.哥哥天保也爱上了翠翠，命运的发展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兄弟两人约定按照当地的习俗，在月夜里到溪边山上轮流唱歌，由翠翠作决定。在翠翠方面，她爱老二傩送，不爱老大天保，所以天保无望之下驾船离开，事情似乎刚有了一些起色，天保却不幸淹死了。这时候，翠翠的命运处在转折点上，傩送也因为哥哥的死而选择了离开，于是也驾船外出了。在一个电闪雷鸣的晚上，与翠翠相依为命的爷爷也离开了人世，孤苦无依的翠翠又颓废无奈地回到了原点，在原来的地方等候那个人…… 命运在绕了一个大圈子之后，最终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
主人公翠翠命运的这种圆形循环，与其母亲的命运是一脉相承的。《边城》第一章里，作家便讲述了翠翠母亲的故事：十七年前，她同一个屯防军人唱歌相熟后，便发生了暧昧关系。有了小孩但又结婚不成，军人便服毒自杀了，她生下翠翠后，喝冷水死去。后来，翠翠母亲又多次出现在文章中，而且一次比一次清晰地指向那个似乎难以逃开的阴影——翠翠将步母亲可怜命运的后尘。不论起点和终点的处境是多么惊人的相似，但是在主人公命运旅行的途中，心境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无论是翠翠的命运，还是翠翠母亲的命运，都在重复着这种圆形的命运循环模式。用小说中的话来说：“翠翠的母亲，某一时节原同翠翠一个样子。”“假如翠翠又同妈妈一样。”“他(指爷爷)有点忧愁，因为他忽然觉得翠翠一切全像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觉到这母女二人共同的命运。”她们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痛而惨淡的人生，却找不到摆脱这种命运的途径。
另外，从艺术特质角度来看，小说《边城》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双重结合，这就使得《边城》的叙事结构具有诗化的特点，并且呈现出结构的散文化倾向。“21节，一气呵成;而各节又自成起讫，是一首一首圆满的散文诗。”《边城》打破了情节结构模式的惯性。强调主观的抒情成分，把故事情节以外“情调”的渲染作为整篇小说的结构中心，事件本身并不具有必然发展的因果联系，不再讲究故事的有头有尾起承转合，不再追求情节的连续性、完整性，在小说中忆往述怀的情绪串起细碎的片段，运用诗化、散文化的情绪结构形态，使结构跳跃变化多端，呈现出开放性、多元性。小说讲述事件、介绍人物的目的是为了营造一种意境，渲染一种恬淡平和的氛围。沈从文用很多的篇幅来写风土人情，自然风光、小镇的环境，营造出一种古朴恬淡、温馨和谐、淳厚朴素的文化氛围。用自然原生态的“湘西叙述”，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静静流淌的辰河水、矗立百年的吊脚楼、闲坐街旁的老人、沉寂肃穆的古城墙、平整无语的石板路，等等。这些自然景物与人文景物，反映出人与自然契合的一种完美的生存状态，这就使得《边城》展现出来的生活既是真实的，同时又具有了理想化的成分，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换言之，小说的叙述并非写实而充满写意，不追求表现客体的逼真，而突出主客体相契合的某些特征，形成了象征性的叙述。作者用贴近生活的淳朴人性和古***俗的描写来取代情节故事性的冲突，将带有浓郁抒情色彩的纯朴自然风物、人情世态、地方文化，通过精英化处理，俗事雅化，人物纯化，形成情调，融入意境，构成了民间理想的象征，而形成独特的诗化小说。
《边城》寄托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处处闪耀人性光环，然而它却构筑了一个悲剧的结局。小说中，生活在纯自然的状态下的湘西人，处处受命运的摆布，有着一种难解的凄凉。或许正是这种悲凉，才使得《边城》的叙事结构特征显出如此多样化的特质，在中国现当代文坛上大放异彩。
篇5：沈从文《边城》的深层叙述结构
叙述学的名称，由法国文艺理论家托多罗夫(T.Todorov)在《〈十日谈〉语法》(1969年)一书中确定。叙述学主要研究叙事文本，淡化作者与读者。从20世纪代俄国形式主义，特别是普洛普(V.propp)的《民间故事形态学》的理论、方法开始，到法国结构主义文论、英美新批评对诗歌的研究等都关注对文本的批评。这给文艺批评提出了一个新的视野。《边城》是沈从文成熟的又具代表性的中篇小说。从叙述学的视角研究《边城》，会发现许多新的东西，扩大我们的眼界。
文学叙事的表层结构(surface structure)和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是叙述学中的重要概念。表层结构主要由故事构成的，遵循时间的自然顺序与因果逻辑原则。深层叙述结构由共时性的动力要素构成，不直接表现行动，但是行动过程的根据和源泉。深层结构是借助当代语言学“转换生成”的理论提出来的。《边城》的表层结构是由湘西小镇茶峒的环境和三个事件组成的。
叙述人在小说的一、二、三章中，以全知型叙述人的身份介绍了这个湘西茶峒的秀美的自然景色，古朴、和谐的民风和端午节赛龙舟的热闹场面，令人神往。这使人想到巴尔扎克在《高老头》开篇中用大量篇幅介绍伏盖公寓的劲头。
故事是由一系列的事件组成的。事件有核心事件和催化事件。《边城》中核心事件是老船夫为女儿的遗腹女翠翠找合适婆家的事件。而船总的大儿子天保和二儿子傩送同时爱上翠翠的事件则为催化事件。老船夫为孙女翠翠婚事忙碌的事件，又与女儿与戍边士兵对歌而怀孕，前后双双殉情，留下翠翠有直接关系。这三个事件是表层叙述结构。
深层叙述结构则使我们由表及里，由事件到动力，由行动到心灵。从《边城》的深层叙述结构中，更能使我们看到湘西人的勤劳、勇敢、朴素、善良的优秀品德，同时也能从田园牧歌的生活中看到心灵的疼痛，在没有硝烟、没有刀光剑影中看到善良人的悲剧，引起人们对人生的思索。
一、责任与失落
有故事必有事件，有事件必有行动，有行动也就必有动力。人的行动是自觉的有目的的行动。动力存在人的心中，看不见，摸不着，属于深层结构，但可通过行动与语言表现出来。在老船夫的核心事件中引起老船夫一系列行动的依据是“责任”。
老船夫第一个责任是管理渡船。“渡船为公家所有，故过渡人不必出钱。”老船夫说:“我有了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人的行为有经常性行为和偶然行为之分。老船夫的经常性行为揭示了他的忠于职守的责任心。从二十岁开始到七十岁，无论晴天雨天，随叫随到，为过渡人服务，五十年皆如此，真难做到。叙述人在第一三章直接标示：“在职务上毫不儿戏的老船夫，因为明白过渡人皆是赶回城中吃饭的人，来一个就渡一个，不便要人就在那岸边呆等，故不上岸来。只站在船头告翠翠，不要叫他，只让他做点事，把人渡完事后，就会回家里来吃饭。”先人后己，责任第一，是老船夫的优秀品德的表现。但有时责任与私心也会发生矛盾，如管理渡船与看龙舟比赛有矛盾。端午节赛龙舟，每年只有一次，老船夫要看龙舟是偶然行动。但他能妥善处理，或做完事再走，或有人代理，总不放弃责任。老船夫经常行为第二个表现是过渡不收钱。叙述人用了“复述”和“叙述频率”的手段，叙述多次。但偶然的行动也有，新娘过渡按风俗可收钱，有的人硬要给钱不好拒绝，就买茶叶，置茶缸给过渡人解渴，买烟给过渡人抽，可以说”取之于人，用之于人“，自己不贪，淡薄财利，严守责任。
老船夫第二个责任是把孙女翠翠抚养长大，嫁给一个合适人，不受委屈，自己就安心，了结女儿重托的心愿。叙述人把事件聚焦在老船夫七十岁，翠翠十五岁，端午节前后这段时间。叙述的直接时间只有几个月。对翠翠从一岁到十二岁的生活采取“零叙”手法，即略去不叙。又用回叙的方法，交代翠翠十三岁时与傩送偶遇，十四岁时与天保偶遇，兄弟两人都爱上翠翠，为矛盾埋下伏线。老船夫从表面上看，生活是平静的，白天管理渡船，晚上喝酒、吹笛、唱歌、给孙女讲故事，可内心深层却是焦虑的，激烈冲突的。首先是责任与孤独的矛盾，翠翠已长大到十五岁，按习俗可以嫁人了。翠翠嫁人了，有着落，老船夫就尽了责任，但翠翠与他相依为命，翠翠出嫁又会使自己孤独，自己在情感上又离不开翠翠。责任战胜孤独，因为翠翠总有一天要出嫁的。其次，责任与年老的冲突。老船夫年事已高，到了“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年龄：“人太老了，应当休息了，凡是一个良善的中国乡下人，一生中生活下来所应得到的劳苦与不幸，业已全到了。”“他以为死是应当快到了的，正因为翠翠人已长大了，证明自己也老了。可是无论如何得让翠翠有个着落。翠翠既是她那可怜的母亲把她的，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如果他自己老死了，责任就没尽到。责任始终是老船夫行动的深层的心理依据。后来，当天保表明爱翠翠时，他提出走车路与马路的解决办法，天保走了车路即快车道，让父亲顺顺托人来提亲事。而天保的弟弟傩送也恋翠翠，兄弟交换意见，采用走马路的唱歌方法，天保失利，失望出船，在险滩上失手落水而亡。变化打乱了老船夫的计划。老船夫又转移到傩送身上，但傩送的冷淡，顺顺的拒绝，使老船夫绝望，在雷电交加的晚上离开人世，无奈地丢下孤独的翠翠。老船夫的悲剧是谁造成的呢?老船夫尽力了，顺顺，天保，傩送是好人，没错，翠翠未成年，不懂事，爱情朦胧，没有明确表态，谁都没错。老船夫对天保失足落水认为是“天意”。老船夫的死也是“天意”。这是命运的悲剧。
叙述人将核心事件聚焦在老船夫十岁，翠翠十五岁时的端午节前后，将密叙与约叙结合起来，慢叙与快叙交替使用，使情节集中，紧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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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荷马史诗《伊里亚特》的结构相似。特洛亚王子帕里斯掳去希腊美女海伦，引发了希腊联军攻打特洛亚的十年战争，但史诗叙述只从第十年开始，事件集中。《边城》的叙述也有相同的功效，使深层叙述结构集中展现。
二、追求与性格
老船夫的行动的动力是责任，而天保与傩送行动的动力是追求：对事业和情感的追求。天保，傩送不是爱情至上主义者，经营父亲顺顺的船务是放在第一位的追求。 “两个年轻人皆结实如小公牛，能驾船，能泅水，能走长路。”能吃苦,“荡桨时选最重的一把，背纤时拉头纤二纤，吃的是干鱼、辣子、臭酸菜，睡的是硬邦邦的舱板。”傩送曾说：“有饭吃，爹爹说年青人也不应该在家白吃不作事!”
两兄弟的性格却有差异。“年纪较长的，性情如他们爸爸一样，豪放豁达，不拘常套小节。年幼的则气质近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即知其为人聪明而富于感情。”傩送长得美，被茶峒人视为戏台上的小生“岳云”。叙述人对兄弟的事业追求采用“约叙”的方法，写得不多，而对兄弟共同追求翠翠却采用“详叙”的方法。
感情追求，天保，傩送两人都是热情，执着的，不作“情人奉让”，不“如大都市懦怯男子爱与仇对面时作出可笑行为。“但这对难兄难弟，也不会照茶峒人规矩，来一次流血的挣扎。”在感情追求上有两个深层的选择。
第一、走车路还是走马路。走车路是由父母出面提亲，带有封建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色彩。走马即唱歌、对歌，自由恋爱，自主选择。天保开始选择走车路，由父亲顺顺托人到老船夫那里提亲，主要原因是自己唱歌不是好手。但傩送后来提出公平的办法是唱歌，天保也同意：“好，就是这样子，我们各人轮流唱，我也不要你帮忙，一切我自己来吧。树林子里的猫头鹰，声音不动听，要老婆时，也仍然是自己叫下去，不请人帮助的!”这就说明兄弟两人都能作出走马路的选择。
第二、碾坊与渡头的选择。从深层次看，这是选择金钱，还是选择爱情的问题。王团总有钱，嫁女用碾坊陪嫁，顺顺有心让傩送去做王团总的女婿。傩送不选碾坊，说：“我早就那么打算了。家中不答应，那边若答应了，我当真预备去弄渡船的。”而兄弟都是富家子弟却愿意摆弄穷渡船，表明不羡慕物质诱惑，追求心爱恋人的思想。
竞争总有输赢，天保与傩送同时去唱歌，“两人凭命运来决定自己的幸福”。天保性格豪爽，让弟弟先唱，可弟弟一开口，哥哥却因为明知不是敌手，更不能开口了。为了忘却这不如意之事，驾新游船运货去了。不幸的是：“天保大老坐下水船到茨滩出了事，闪不知这个人掉到滩下游水里就淹坏了。”天保是自杀还是失手落水?天保之死不是翠翠父亲的那种自杀，而是失手。据与他同时下水的人说：“十六中上，船搁到石包子上，船头进了水，大老想把篙撇着，人就弹到水中去了。”平时天保是泅水的好手，因为唱歌失败的打击，心情不舒畅，“这几天来他都不说话”，可能精神不集中，睡不好，气力不济，又遇漩涡，所以丧命。天保之死与追求恋情失败有关，但不是自杀。天保将事业的追求放在第一位。
天保之死与其性格有些关系。天保性格豪放豁达，粗鲁爽直，“他就知道马路只二老有分，他自己的事不能提了。”他不愿傩送代唱歌，后又自知不行，主动放弃，不白刃相见，对弟弟的宽容，表现茶峒人善良的一面。弟弟必然要争翠翠，也是茶峒人的敢于追求的性格，这才造成兄弟竞争的矛盾。兄弟二人都没错，性格是影响天保出事的因素之一，也有性格悲剧的色彩。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是性格悲剧的`代表作之一。奥赛罗是威尼斯公国的一员勇将，道德高尚，嫉恶如仇，由于性格中的轻信的弱点，被艰险的阴谋家阿古挑拨，怀疑善良，美丽的妻子苔丝狄蒙娜对爱情不忠，将妻子掐死。而天保的悲剧没有受人陷害，是善良人性格的悲剧。
三，自由与规约
叙述人对翠翠父母双双殉情之事件，总体上采用“约叙”的方法，叙述很简略，但震撼人心。其中深层次的原因是自由与规约的矛盾。追求爱情自由是翠翠父母行动的重要动力，但自由不是绝对的，受有形的或无形的规约的限制，这就产生矛盾冲突。
唱歌、对歌是茶峒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一种方式和民族的风俗习惯，即所谓车路与马路中的马路，为社会所认可。对歌可以表达自己的情感、心愿和要求，又能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直接交流和了解对方的思想和意愿。对歌以艺术性的声音，带有浪漫、温情的色彩。翠翠的父亲是茶峒的军人，会唱歌的屯戍兵士。祖父对翠翠讲故事：“翠翠的父亲，便是当地唱歌的第一手，能用各种比喻解释爱与憎的结子,这些事也说到了。翠翠母亲如何爱唱歌，且如何同父亲未认识以前在白日里对歌，一个在半山上竹篁里砍竹子，一个在溪面渡船上拉船，这些事也都说到了。”但，乐极生悲，翠翠的母亲怀孕了，没有与憨厚的爸爸商量就私定终身，但老船夫知道这事后，宽宏大量，没有责备的字眼。问题在于翠翠的父亲有违军规，想与恋人向下游逃走，私奔，远走他乡，但这又“违背军人的责任”，成了逃兵。老船夫的女儿也不想抛下孤独的父亲出走，不愿违背伦理的责任。伦理的责任是一种道德规范，会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受众人指责，违者会羞愧难当。这些规约是社会的历史的规约。
屯戍士兵追求爱情自由与军人责任与荣誉的规约发生矛盾。老船夫的女儿又不愿离开孤独的父亲，不愿违伦理。屯戍士兵经过一番考虑后，“就心想：一同去生既无法聚首，一同去死应当无人可以阻拦，首先服了毒。”把爱情自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老船夫的女儿也追求爱情自由，但没有马上自杀，既怜父亲，又关心腹中的孩子，这是做女儿和做母亲的责任。她“待到腹中小孩生下后，却到溪边故意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如果老船夫的女儿与那个屯戍士兵生活在法律规定婚姻自由的文明的社会就不会出现悲剧。他们惨死地殉情可看做是社会的悲剧。但这种社会悲剧，与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不同，与鲁迅的《伤逝》也不同，他带有湘西民族的特点，这是善良人们在有形与无形的社会规约下的无奈的选择。
参考文献：
[1]傅修延•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
[2]谭君强•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3]沈从文•边城•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篇6：论《边城》的圆形结构艺术
结构是文学作品的组织形式和内部构造，和作者的创作意图有着内在的对应和同构关系，是作品意蕴和作者世界观的重要载体。沈从文小说的结构、意蕴与其创作意图和世界观达到了完美的统一，这种完美的统一在《边城》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这篇小说中，无论是叙述方式、时间结构、人物塑造以及意象等，都贯穿着一个鲜明的特色：圆形美。
一、圆形叙述者
叙述视角是叙述语言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特定角度。一般说来，小说叙述视角又有内与外、全知与有限的区分。在《边城》里，沈从文主要采用了全知全能的外视角，但同时也运用了人物的有限内视角，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产生了小说的复合视角，获得了独特的艺术效果。
在《边城》的开头，作者这样写道：
这是一种作为整个故事背景的外在视角的叙述。叙述者以全知的视角置身于小说情景之外，引领读者跨越现实与虚拟的界限，深入到作家笔下营造的偏僻“边城”，去感受和体验那里人们的生活。
全知叙述凸显了一种游刃有余的从容风格，达到了小说自由时空安排、极具对照、穿插等艺术整合功能的独特效果。对于《边城》而言，全知视角更是从文化层面审视人性世界，作者显示出一种深刻，对人生真相有更清醒的认识。因此，全知的叙述手法在小说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若仅此而已，《边城》则充其量只会是一部有着独特叙事内容的传统小说。但事实并非如此。小说虽然运用了全知外视角，但读者始终能潜入文本，既不与人物隔阂，又不游离于故事。究其原因，这与小说文本整体上运用全知外视角，但局部细微处却运用人物内视角，从而潜入人物内心深处，形成灵犀相通、代人立言的叙述风格，是分不开的。如下面这一片断：
翠翠睨着腰背微驼的祖父，不说什么话。远处有吹唢呐的声音，她知道那是什么事情，且知道唢呐方向。要祖父同她下了船，把船拉过家中那边岸旁去。为了想早早的看到那迎婚送亲的喜轿，翠翠还爬到屋后塔下去眺望。过不久，那一伙人来了，两个吹唢呐的，四个强壮乡下汉子，一顶空花轿，一个穿新衣的团总儿子模样的青年，另外还有两只羊，一个牵羊的孩子，一坛酒，一盒糍粑，一个担礼物的人，一伙人上了渡船后，翠翠同祖父也上了渡船，祖父拉船，那翠翠却傍花轿站定，去欣赏每一个人的脸色与花轿上的流苏。
这里总体上属于全知外视角切入的叙述，但其中划线部分转为翠翠的视角，借其眼光去“眺望”所见，见之细，见之切，真实准确。人物内视角蕴含着丰富的主观情感，以一种体验的态度显示了主人公好奇、羡慕的内心活动。
另外，小说中每当老船夫与翠翠同时成为语境的中心时，叙述者便转换成一位特殊的戏剧化的叙述者，称老船夫为“祖父”(见以上片段中的黑体字)，像翠翠一样。这时叙述者变成了和其所讲述的人物同样生动的人物，作者在小说中隐藏起来。这位戏剧化的叙述者借助小说中人物翠翠的旁观眼光，让生活以最自然的形态呈现在读者面前，竭力避免以自己的身份去阐释人物的思想，从而达到一种自然、生动的效果。由于看不到叙述者，读者往往自然而然地随着人物角色进入了作者创造的世界，从而可以毫无中介地直接体会其情感和生活。
小说第十三章开头是对翠翠内心情感体验的一段叙写：
黄昏照样的温柔，美丽和平静。但一个人若体念到这个当前一切时，也就照样的在这黄昏中会有点儿薄薄的凄凉。于是，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翠翠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好像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要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像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
这一小段叙述充满了叙述者的议论与评价(见划线部分)，明显烙上了作者印记。虽然议论暂时阻遏割断小说的情节展现，但因为作者的这种介入是建立在感人物所感的基础之上，凸显了人物内心情感体验的真实与细腻，因而它能言人物所欲言而未能言的内心生活，带给读者的也是贴近人物心灵的真实感，因此没有明显地破坏小说的连贯性，也没有导致文本接受的生硬和隔膜。
由于《边城》的叙事采用外聚焦式的全知视角与多重移动的内聚焦视角进行叙事组合，于是小说的叙述声音也就出现了多重叙述声音的状况。小说《边城》中清晰地呈现出两个叙事人的声音，亦即存在着两个不同的隐指作者——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的叙述者。按照布斯的看法，“可靠的叙述者指的是当叙述者在讲述或行动时，与作品的思想规范(这里所说的是，与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相吻合，不可靠的叙述者则并不如此。”就不可靠叙述者而言，“不可靠”一词可以保留给这样一些叙述者：“这些叙述者装作似乎他们一直在遵循作品的思想规范来讲述，但他们实际上并非如此”。
沈从文曾说：“一个伟大的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对于当前社会的黑暗的否认，以及未来光明的向往。”“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为人类‘爱’字作一恰如其分的说明。”《边城》正是通过对湘西边地邻里之睦、男女之爱、友人之谊、父子母子祖孙之情等世态人性的精雕细刻，赞美了湘西人民简单而执着的生活信仰、坚韧顽强的生命活力。所以，《边城》是一座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一个精神上不堪现代商业文明挤压的美丽的神话世界。隐含作者的性情、对人类未来发展的渴望及美学原则正是这一现代神话的创构原则;人性美、人情美则是其灵魂。叙述者一直忠实地维护着隐含作者的理想，贯彻隐含作者的审美精神。所以，《边城》中这位神秘的叙述者是完全可靠的。
衡量叙述者是否可靠的另一方法是看体现叙述者创作追求的述本与底本之间的关系。所谓底本是指处于自然状态中的未经叙事处理的生活现象，它是述本的基础;所谓述本，则是指叙述者创作的体现叙述者意愿的叙事文本。从底本到述本的过程是叙述者实现自己叙述目的的过程，是一个倾注了叙述者满腔情感的艺术生产过程。如果叙述者过份地扭曲、变形底本，使述本与底本在质上根本不同，那么其叙述也是不可信的，叙述者失去了可信性。由此标准出发，我们不难发现《边城》中叙述者又是不可靠的。 《边城》以浪漫主义的风格和情调，构筑了一个没有人间烟火味的纯净世界。在这里，弥满了大自然的清新气息，氤氲着近于原始的传统风习，渲染出一段清新而美丽的爱情悲剧。自然之美、风俗之美和人性之美建构起了令人心驰神往的桃源净界。叙述者面对的似乎不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现实世界。他以诗意的笔触，向人们展示了生活在湘西这块独立自足世界上平凡人的值得称颂的人生方式。这是一个平静而又单纯的世界，“一切皆为一个习惯所支配”，生活于其中的人们都在一种淳厚古朴的人情中遵从着约定的社会礼仪，运用“习惯规矩排调一切”。这里的人重义轻利，守信自约。这是一个无须法律规范的世界，一个合符情理、人格平等的世界。这里一切未经商业文明污染。显然，“边城”完全是作家人性理想的一种感性形式，对于现代人来说，它永远那么陌生，那么不可趋近、不可获得，相对于我们的理性而言是不可靠的叙述，但是，小说却以强烈的情感性判断，给我们描述了这一现状。
此外，在作者如诗如画的描述的字里行间点缀着这样一些议论：“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歌女，也永远那么浑厚”、“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水陆商务既不至于受战争停顿，也不至于为土匪影响，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似乎就永远不曾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这些明显的充满情绪性的介入式的叙述，同样使得叙述声音显得迷离而不可靠。
综上所述，《边城》的叙述者是一位性格极为鲜明生动的叙述者。这位多元性格的叙述者可以被称为圆形叙述者。小说的叙述声音游走在可靠与不可靠、全知与有限之间，腾挪闪躲，丰富了表现的效果。同时，叙述者众多不同的个性看似矛盾，叙述功能看似不同，但指向一致，均服务于隐含作者的创作目的，以此透视作家的人生追求和审美理想。
二、时间结构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基督教义在沈从文思想中的长期积淀，因此《边城》也重复着这种近似圆形的时间结构。小说中的“边城”是一个具有神话模态的异域世界，人物的诗意造型再辅以自然胜景，让人有美不胜收之感，乐园图式中的自然崇拜和刻意展示，在《边城》里也发挥得淋漓尽致。
《圣经》中的创世纪，描述了一个乐园——失乐园的图式，其中，那场大洪水扮演了关键角色。洪水被看成神对当时那个邪恶、堕落的时代所施行的审判，它预示着乐园时代的结束。《边城》中也有一场洪水。洪水，在中国民间叙事中是一场浩劫。暴雨之夜，爷爷死了，渡船跑了，白塔坍塌了。这意味着诗性人格在现实面前所遭受的重创，边城所象征的乐园的倾颓。就像《圣经》中有诺亚方舟以拯救上帝的选民一样，《边城》也提示了新生的可能性：翠翠虔诚地等待，二老“也许‘明天’回来”，白塔的重建都暗含了希冀。
如果从整体去观照《边城》，我们的确可以感觉到一种复返乐园的强烈冲动。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说，《边城》有助于读者“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或许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许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这里虽然语气有点隐晦，但已透露出《边城》是怀古之作，描绘的是伟大的过去，弦外之音是引领读者怀想远逝的黄金时代，以激起在乱世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由此可见，《边城》创作遵循了一个“乐园——失乐园——乐园守望”的近似圆形的时间结构。沈从文想展示中国人在接受西方文明，而被动现代化的过程中人性美的消蚀，以此呼唤那个淳美的湘西时代的回来。他预先设计了一个湘西乐园，之后又记录了乐园的覆灭。作者的终极目的是想通过乐园的历劫后获得乐园的重生。
三、人物塑造
《边城》人物塑造上的镜像结构，也反映了圆形美的特征。所谓镜像结构，是指人物之间或人物自身前后行为的相同相似或某种特殊联系，使故事的前后情节如镜像一般相互映照，人物的对映互照和形象的矛盾张力，产生了人物结构艺术的圆形特征。
首先，翠翠和她母亲存在着镜像关系。母女二人都是那样的美丽、乖巧、为长辈着想，都一样的用唱歌来选择对象，而二人爱情悲剧又是如此的相像。小说的第一章就交代了翠翠母亲的悲剧，同时也为下文翠翠的爱情悲剧埋下了伏笔。翠翠母亲的爱情故事发生于15年前，美丽、多情、善唱山歌的母亲，认识了一个唱歌第一名的茶峒军人。两人很秘密地背着忠厚的爸爸发生了暧昧关系。有了小孩子后，这位军士不便逃走毁去做军人的名誉，服了毒殉情;翠翠母亲没有离开孤独的父亲远走的勇气，羞惭、怜悯地仍守在父亲身边。小孩生下后，她到溪边喝了许多冷水死去，最终也为爱情殉情。翠翠的命运和她母亲如出一辙。在作者笔下，天真美丽的翠翠生活在茶峒山城一里外的小溪边，与看渡船的爷爷相依为命。在端午节的龙舟赛上，翠翠偶遇二老傩送并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傩送的哥哥大老天保也爱上了翠翠。大老与二老按茶峒人的规矩，打算轮流为她唱三年六个月的歌，看谁先赢得她的心。大老自知要失败，就悄悄退出，怀着一颗痛苦的心，领船下行，不幸在激流中丧生。消息传来，二老禁不住伤感，也悄悄出走了。在一个电闪雷鸣的晚上，与翠翠相依为命的爷爷也离开了人世。孤苦无依的翠翠只能在原来的地方等候那个人。命运在绕了一个大圈子之后，最终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
无论是翠翠母亲的命运，还是翠翠的`命运，都在重复着这种圆形的命运循环模式。在老船夫的心灵镜象中，深切地感到“翠翠一切全像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觉到这母女二人共通的命运。”为了获得爱情的精神生命并永久地占有它，都不明而然地要接受生生死死的严峻考验。在这个意义上，翠翠是她母亲的爱情生命的“复活”，也要责无旁贷地担负起爱神的使命。而翠翠与傩送的情缘所遭遇种种磨难所导致的爱情悲剧，也与翠翠母亲、父亲那一辈人的爱情悲剧有一致之处。由此可见，两代人互为镜像，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痛而惨淡的人生，却找不到摆脱这种命运的途径。
《边城》中两个关键性的对比人物是老船夫和船总顺顺。小说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介绍了二人，两个家庭的两位家长一前一后，互为对照。老船夫靠摆渡为生，忠厚善良，安贫乐道，以奉献和牺牲为人生之要义。岁月的风尘与人世的沧桑，陶冶着他博大宽厚的襟怀。几乎是在老船夫死的同时，小城那座象征着纯朴道德民风的白塔也坍塌了。掌水码头顺顺作为老一辈中的另一代表性人物，“欢喜交朋结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远近各色人物“闻名求助的，莫不尽力帮助”。在这一点上，作者把穷的爷爷和富的船总均置于善与美的同一道德水平线上。茶峒人对老船夫“充满好感”，对船总顺顺却是怀着“一种尊敬”，从茶峒人这两种态度上也显示出老船夫和船总顺顺的身份、地位不同。随着翠翠和傩送爱情故事的演变，在对待儿女婚事上老船夫和船总顺顺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前者是让儿女婚事自己作主，后者是父母包办儿女婚事。当有人向老船夫的外孙女提亲时，他却斩钉截铁地回答：“一切由翠翠自己作主!”相比之下的船总顺顺虽然“大方洒脱”，但在对待两个儿子的婚姻大事上却和老船夫的态度全然两样。他为大儿子天保请媒人向老船夫攀亲戚，是因为他同意这门亲事;他为小儿子傩送安排和王团总的女儿相亲，也是因为他同意。他唯一不同意的是傩送和翠翠的亲事，即使傩送和他争吵也无济于事，最后傩送只好离家出走下桃源去了。顺顺的处事风格暴露出其商人的势利心态。老船夫死后，顺顺虽然对翠翠表示同情，但那只是对由他造成的爱情悲剧的一种虚伪的补偿。老船夫和顺顺互为镜像，人情味和人性丑在顺顺身上的混合映衬出人情美和人性美在老船夫身上的完美统一。
天保与傩送都可以视为翠翠父亲的变体。翠翠的父亲“按照绿营军勇的装束”，常“使女孩子动心”，同时，还“是当地唱歌的第一手，能用各种比喻解释爱与憎的结子”;二老傩送和屯兵一样美丽的很，“八面山的豹子，地地溪的锦鸡”便是称赞他的好处;且他们俩都有云雀一般的嗓子，都用唱歌来向心上人表达爱情。
翠翠父亲的爱情不幸在天保兄弟两人身上延续着。茶峒屯兵和翠翠母亲相恋后，困于虚无的常理无法结合而最终殉情。大老、二老与翠翠的感情纠葛中，也正是由于琐碎的常理影响而变得曲折，最终导致大老死于非命，二老离家出走。而三人在面对爱情挫折时，都采取了消极逃避的态度，从而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茶峒屯兵爱情遇到挫折时，“就心想：一同去生既无法聚首，一同去死应当无人可以阻拦。”从而服毒自杀。天保个性豪爽、坦率，相中了翠翠，就托人说媒。在得知弟弟也爱上翠翠后，便抽身而退，却不幸闯滩而死。二老虽然在面对爱情和金钱的选择时候选择了爱情，但却未能向翠翠再靠近一步，所以他的心思并未被翠翠所知，在哥哥不幸遇难后，难以承受现实的打击而孤独地远走他乡。这三个男人爱情命运的前后映照，让人倍感人生的无奈和命运的无常。
结语
《边城》的艺术结构形式看似散漫，实则呈现为一种极为开放的圆形结构模式。在文艺美学中，圆形美属于古典美，但在沈从文的小说《边城》中，有其复杂性。小说的叙述方式、时间结构、人物塑造等都具有圆形美的特征，源于传统而又超越传统是小说《边城》圆形美的重要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