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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陈鸿简介
陈鸿
陈鸿 唐文学家。字大亮，贞元、元和间人。曾任尚书主客郎中。长于史学。曾 以七年之力，修《大统纪》三十卷。所作传奇《长恨歌传》、《东城老父传》，反映了玄宗时代的一些历史史实。因《东城老父传》中叙述颍川陈鸿祖访贾昌事，今人或疑陈鸿、陈鸿祖实为二人，而其传乃陈鸿祖所作。
篇2：崔鸿简介
《十六国春秋》
分别记述十六国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北魏崔鸿撰。崔鸿东清河县(今山东平原西南)人，崔光从子，青年时即有志于修史。西晋亡后，晋室南渡，中原地区遂有匈奴族刘渊、羯族石勒、鲜卑族慕容廆、氐族苻坚等先后建立的割据政权，史称十六国，这些政权虽各有本国史书，而体例不同，详略互异，不相统一。于是根据旧有记载，加以增损褒贬，从宣武帝景明(500～503)初年着手撰写到正始三年(506)，除成汉以外，完成了九十五卷。成书后共一百卷，另有序例一卷，年表一卷。
魏收撰《魏书》，唐修《晋书》，都依据了该书。但到北宋时，已经残缺不全，只剩二十余卷。司马光修《资治通鉴》虽曾引用，所见已非全书。现在传世的有三种不同的《十六国春秋》。一为明代屠介孙、项琳所编的百卷本，托名崔鸿，是以《晋书·载记》、《资治通鉴》以及《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涉及十六国史事者补缀而成；二为《汉魏丛书》中保存的十六卷本，十六国各为一录，是明人依据《晋书·载记》编排而成；三为清代汤球所辑的《十六国春秋辑补》，他以上述《十六国春秋》为底本，以各种类书中所引佚文补足，所辑大多注明出处，是研究十六国史的重要参考书。
篇3：李鸿藻简介
李鸿藻简介
李鸿藻（一八二○——一八九七年），字兰孙，直隶高阳人。咸丰二年（一八五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典山西乡试，督河南学政。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年），特诏授大阿哥读。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擢侍讲。因李是同治皇帝师傅，深受西太后信任。累迁内阁学士，署户部左侍郎。四年（一八六五年），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命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反对崇厚擅订《里瓦几亚条约》，并策动清流派弹劾洋务派李鸿章。是清政府中钳制洋务派的守旧人物之一。
一八九四年日本挑衅于朝鲜，清廷命李鸿藻商办军务，授军机大臣。在对待日本侵略问题上，他在军机大臣中和翁同龢的主张一致，支持光绪皇帝主战，反对西太后、孙毓汶、李鸿章等人的妥协退让。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赔偿日本军费二亿两，割让澎湖、台湾、辽东半岛等大片土地与日本。这一屈辱卖国条约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许多封疆大吏和朝廷重臣以及御史台谏、领兵将领纷纷上疏，反对批准马关条约。许多人主张迁都再战，斥责主和非计。
军机大臣中孙毓汶主张早日批准条约。李鸿藻与翁同龢主张暂缓批准。但由于国内外的压力，卒不能阻。此后，迁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调吏部。充乡试、会试、殿试等阅卷大臣。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以病乞假，旋卒，年七十八岁。予谥文正，赠太子太傅。李鸿藻虽为军机大臣，但持躬俭约。“其在枢府，独守正持大体……所荐引多端士。”与李鸿章等引用私人，扩大派系势力不同。
篇4：辜鸿铭简介
辜鸿铭
姓名：辜鸿铭
性别：男
出生年月：1857年
出生地：南洋马来半岛
作洋文 讲儒道
辜鸿铭真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奇人，他精通九种语言，学贯中西，本世纪之初，当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们大力宣讲西方文明的时候，他却用西方人的语言倡扬古老的东方精神，他的思想和文笔在极短的时间轰动了整个欧洲，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成为当时访问中国的外国作家、政治家、记者的口头禅。他创造性地向西方译介了“四书”中的三部，即《论语》、《中庸》和《大学》。英文著作有《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等。他保守的思想、古怪的言行也国内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作为第一位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典籍、中国精神的人，辜鸿名是应该被历史记下的。
“生在南洋、学在西洋”的天才
1857年，辜鸿铭出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侧的槟榔屿。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而这个几辈子惯同西方人打交疲乏的家庭也让辜鸿铭继承了西方人的潜质。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一到英国，布朗先生马上安排辜鸿铭的教育。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他让辜鸿铭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家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9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40年后当另一位圣手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
回到南洋的辜鸿铭，在新加坡碰到了另一位学贯中西的人物、语言学家马健忠。马健忠建议他认真研究千年流传的中国文明，并劝道：“似你这等深通西洋学术文物、典章制度的人才，正当国家用人之际怎好居此不中不洋之地，久困于庸庸凡夫之中呢？”这次会面改变了他的生活，他很快地捧起线装书开始研读。说服母亲后，他回到祖辈世居的中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并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还自号“汉滨读易者”。
很快，他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同时作为文化捍卫者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英文著儿《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春秋大义》（英文版名为《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拖长辫子的北大教授
晚年的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英文诗。在讲台上他说：“英文诗分三类，国风、小雅和大雅。国风中又可分为苏格兰风、威尔士风等七国风。”他还让学生练习翻译《三字经》、《千字文》。这位民国时代仍穿长袍、拖长辫的“古怪”老头成为北大一景，也吸引了许多外国著名我士慕名拜访。英国作家毛姆、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印度诗人泰戈尔、日本首相、俄国皇储都登门。他毫不客气地以其渊深的西洋学术涵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令各位大家钦佩不已。与此同时，胡适、陈独秀等人也把守旧的辜鸿铭立为论战的靶子。 1928年4月30日，潦倒的辜鸿铭在北京病故，结束了他奇异的一生。
他死后，围绕着他的炫丽的光环与“落伍、倒退”的声名几乎同时消逝了，近年来，辜鸿铭的著作被重新发现，人们将负载着中国精神的洋文重又译回中文。热闹的同时，又似乎过分执著于他留辫子、穿长袍的古怪形象和对小脚、蓄妾的赞美，而忽视了他的精神。另一位作洋文很有名的中国作家林语堂曾评价他说： “辜作洋文、讲儒道，耸动一时，辜亦一怪杰矣。 其旷达自喜，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然能言顾其行，潦倒以终世，较之奴颜婢膝以事权贵者，不亦有人畜之别乎？”而一位外国作家也曾说过：“辜鸿铭死后，能作中国诗的外国人还没有出现。”看来西方人也是当他为同类的。
译作：《论语》、《中庸》、《大学》
英文著作：《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等
篇5：许鸿平简介
许鸿平
许鸿平男，1955年10月生，福建省闽清县人。
副主任医师。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现任福建省劳动厅社会保险处调研员、副处长。兼任《中华现代医院管理杂志》常务编委、福建省社会医疗保险协会、医药行业协会、医院管理协会、农村卫生协会、见义勇为基金会、预防医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吸烟与健康协会常务理事或理事。主要事迹：自幼爱好体育，擅长球类，多次参加省、市篮球、排球青少年组比赛。1972年高中毕业上山下乡。1974年底作为体育骨干应征入伍，在师球队打篮球和手球，参加全军第三届手球选拔赛，曾在广州解放军体育学院受训3个月。偶然机会改任学习卫生员，从连队卫生员干起，先后在部队医院和军师两级卫生机关任职。专业受训于军区军医学校临床医学专业、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卫生勤务系、第二军医大学卫生事业管理，专科进修了创伤矫形外科一年。较长时间从事部队卫生行政管理领导工作。1994年初担任卫生处副处长、处长，最高被授予上校军衔。机关工作中，在军内外国家级杂志上发表了10多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战时动员与使用地方卫生力量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对策》一文在解放军《后勤学术》杂志上发表，被收入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军事文库》第5卷中。主编的省军区卫生系列1991-1995《医学论文汇编》一书，受到同行与上级机关、领导的好评。1995年-连续4年被评为福建省爱国卫生工作先进个人。被南京军区评为全军除害灭病先进个人。19转业地方后，参加福建省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工作。在承担与业务专长不一致的医疗保险计算机管理网络建设的探讨课题中，积极钻研新业务，提出自己的见解被组织采纳，在《福建劳动》杂志第10期上发表了该课题的论文。近年多篇论文在《中国卫生经济》、《中国卫生资源》、《中华现代内科》、《中华现代医院管理》、《福建医药杂志》、《福建劳动和社会保障》等杂志和《中国劳动保障报》、《中国劳动保障医疗保险周刊》等报刊上发表，专著《福建省医疗保险用药实用指南》由福建省人民出版社出版。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获省劳动保障调研重大成果奖，被评为优秀公务员，获劳动保障重大课题调研奖。被聘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中国经济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篇6：任鸿隽简介
任鸿隽：科学与“中国科学社”
“社会”的意义
当今中国大概无人不知“科学”，“科学”被赋予“第一生产力”的重要地位，而且成为兴国的纲领性举措之一，科学的地位不可谓不高。但有多少人知道为了在中国传播科学、使科学在中国扎根而筚路蓝缕、厥功至伟的任鸿隽和他创办、经营的中国科学社呢？我也是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现代科学思潮、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时，才知道、了解了任鸿隽和他的伟业。钦佩之余，不禁感叹历史的健忘，当然，与那一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也是“有意”被遗忘的。因此，在尘封数十年后，《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的出版标志着历史记忆的“恢复”，意义不容低估。今天重温他们的辛勤努力和坎坷际遇，更给人价值非常的启示。
1912年岁末，曾积极参加辛亥革命此时已经二十六岁的任鸿隽怀着寻求救国之方的理想赴美留学，进入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两年后的一个夏夜，第一次世界大战正要爆发，国际形势分外紧张，一直关心国事的任鸿隽与其他几个中国留学生不能不思考、讨论在这紧急关头他们这些海外学子能做一点什么为国效力。他们认为，中国现在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因此决定办一个专门向国人宣传科学的杂志。1915年元月，由任鸿隽为主要发起人、大家集资创办的《科学》杂志在上海创刊；这年10月，他们在美国成立了民间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任鸿隽被选为第一届董事会会长（中国科学社社长）。而后，他又先后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化学工程系就读，获化学硕士学位。1918年秋，他离美归国，中国科学社也移回中国，此后他便倾全力于祖国的科学发展和教育事业。
在《科学》第一卷第一期的例言中，他们说明了自己付出巨大精力创办《科学》杂志和中国科学社的初衷：“一文明之国，学必有会，会必有报，以发表其学术研究之进步与新理之发明……同人方在求学时代，发明创造，虽病未能；转输贩运，未遑多让……他日学问进步，蔚为发表新知创作之机关，是同人之所希望者也。”1920年在学社第五次年会和庆祝社所和图书馆成立的开会词中，任鸿隽明确说道：“现在观察一国文明程度高低，不是拿广土众民、坚甲利兵作标准，而是用人民知识的高明，社会组织的完备和一般生活的进化来做衡量标准的。现代科学的发达与应用，已经将人类的生活、思想、行为、愿望，开了一个新局面。一国之内，若无科学研究，可算是知识不完全；若无科学的组织，可算是社会组织不完全。有了这两种不完全的现象，那末，社会生活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科学社的组织，是要就这两方面弥补缺陷。”作为私人民间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的经费完全自筹，会员会费无疑是杯水车薪，远远不够。在筹款、经营和组织管理方面，任鸿隽表现出了杰出的行政才能。他深谙中国国情，与学界、商界、政界的重要人物广泛接触，得到他们的支持和捐助。在任鸿隽的苦心经营下，中国科学社蒸蒸日上，规模越来越大，活动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广。《科学》月刊从1915年创刊到1950年停刊止，共出刊三十二卷近四百多期。为了进一步普及科学，中国科学社又于1933年创办了《科学画报》，先是半月刊，后改为月刊，发行量曾达二万以上，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数字。他们还刊印了多部论文专刊，出版了“科学丛书”和“科学译丛”这两套影响深远的丛书。在上海和南京创办图书馆，收藏大量中外文科学图书、杂志和学报供公众阅读，其中不乏珍品。1922年，中国科学社在南京成立了生物研究所，为中国最早的科学研究机关之一，更是国内私人团体设立研究所之嚆矢，意义重大，当然也困难重重，“此研究所成立之始，研究员皆无薪给，常年经费不过数百元。”他们深知科学术语的准确应用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所以在科学社成立之初就将编订科学名词列为该社重要事业之一，早在1916年就在《科学》杂志进行了名词讨论；1934年国民政府成立国立编译馆，由国家统一译名工作，但相当一部分是以科学社已有的工作为基础的。在这几十年间，中国科学社还举办多次科学展览，举行科学报告会，设立奖金鼓励青年科学家研究著述，参加大学、中学的科学教育，组织中国科学家参加国际会议，为各界提供科学咨询，创办科学图书仪器公司推进科技图书和仪器制造业的发展……
在战乱频仍的年代，一个民间私人学术团体为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至为不易。这也说明，“民间社会”的力量何其伟大！而民间社会之所以能有如此巨大的能量，也有赖于现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即从传统的民间社会向现代“市民社会”转变。中国传统也有很强大的非政府的民间社会，但传统的民间社会大都不是开放的，而是具有“私”的性质，如会馆、宗族祠堂、行会等，主要是对“内部人”开放，具有地域性或血缘性，以“家长式”管理为主。而现代民间社会或曰市民社会则是一种“自由人的协会”，具有“公共性”，强调个人的权利和平等。在这种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戊戌维新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1895年春“公车上书”失败之后，康有为意识到仅靠朝廷是不够的，应造成一种社会力量来推动、促进维新事业。他先后在北京、上海组织了强学会。强学会经常集会，发表演说，探讨政治，研究国是，宣传种种新知识，还出版了自己的机关报。强学会的每次演讲，都吸引大批听众，影响日大。这是第一个公开的合法社团，开近代合法结社之先声，意义重大。正如梁启超所说：“我国之有协会、有学社，自此始也。”正是在维新运动期间，中国兴起了前所未有的创办学会的热潮。到1899年9月“戊戌政变”止，短短二三年中各地兴办各类学会就有七十余个。有政治性学会，也有各种专门学会，如算学会、测量会、不缠足会、农学会、法律学会、地图公会、工商学会……虽然政变发生，各种学会被迫解散，但这种潮流已无可阻挡，几年后各种社团又遍地而起。确如谭嗣同言：“大哉学会乎，所谓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者也。”此处所谓“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即指政治虽然未改变，但社会结构已经变化。及至辛亥军兴，建立民国，虽以后几十年中“国家”政治一直混乱不堪，腐败黑暗，但市民社会却在蓬勃发展。正是这种市民社会的强大，为民间私人团体中国科学社提供了大有作为的基础。
1949年，神州风雨起苍黄，这的确不是一般意义的政权更替而是社会的根本性变化。新的社会结构以国家所有制为核心进行社会改造，这样，一切资源都为国家掌握。作为民间私人团体的中国科学社，自然也要被改造。1951年已有三十五年历史的《科学》杂志停刊；1953年初，《科学画报》由上海市科普协会接办；1954年，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所有标本、仪器及工作人员分别移交、调往中科院有关研究所；1956年春，科学社的图书馆全部图书、馆舍设备和购书基金交给国家；1956年秋，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的印刷厂合并于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编辑部合并到上海科技出版社，仪器部分则合并于上海量具工具制造厂；1959年，在“大跃进”、“总路线”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下，中国科学社的所有房屋、图书、设备和八万余元的款项全部上交国家。这时，任鸿隽提出希望由中国科协再办《科学》杂志，不使其长期中断；但这个毫不过分的小小要求并没有得到实现……
历史表明，当所有资源都为国家掌握时，“社会”必然消失。这样，如果国家政策正确，一切都可顺利发展；而一旦国家决策失误，诸如发生“大跃进”、“文革”那样的混乱，则无任何其他因素可以纠正或减低种种损失。也就是说，当国家不能有效配置资源时，社会可以作为另一种资源配置体制弥补国家的不足或失误。更重要的是，市民社会可以划定国家行动的边界，活跃而强大的市民社会，是自由、民主不可缺少的条件；社会与国家应是一种互相制衡又良性互动的关系，使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使国家真正繁荣稳定。“现在观察一国文明程度高低，不是拿广土众民、坚甲利兵作标准，而是用人民知识的高明，社会组织的完备和一般生活的进化来做衡量标准的。”任鸿隽先生在近九十年前提出的这个标准，确是智者的真知灼见。（雷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