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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后现代的思潮对西方现代景观设计的影响论文

篇1:浅谈后现代的思潮对西方现代景观设计的影响论文

浅谈后现代的思潮对西方现代景观设计的影响论文

摘 要:本文试图从后现代文艺思潮的角度,来阐明前者对西方现代景观设计的影响。文中通过大量的创作实例,来证实这种“影响”的结果和对景观设计师们的启示。

关键字:后现代;现代主义;景观设计;功能主义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而在文化领域出现了很多震荡和转变。现代主义先驱们所注重的功能是设计的中心以及功能主义特色也越来越受到大众怀疑。人们对此已感到不耐,希望有新的形态和观点出现。同时,社会又普遍存在这样的心理,就是对过去传统文化价值的怀念,而历史的价值,基本伦理的价值又再次得到提升。

在这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建筑界有一些人开始宣称现代主义已经死亡,后现代主义时代已经到来。后者以反讽、出位、世俗的艺术风格让人们耳目一新,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一种现代的表现,然而更多的,它却表现为乡土、隐喻、诙谐、复兴或文脉的涵义。

对于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关系人们说法很多。总的观点认为: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前者是后者的继续和超越,与现代主义相比,后现代主义主张艺术多元化,反对完全统一的世界观,反对现代主义对待不同的问题却用相同的方法去处理,以简单的中性方式应付复杂需求设计模式。对个人情感与要求的重视和不确定性的体现是后现代设计的追求之一,最坏的走向是退化到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较为积极的则是设计中活跃的试验。而这些试验也产生了一些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面向大众反映其审美情感的景观设计作品。

建筑师查尔斯、摩尔1974年设计的新奥尔良市意大利广场是典型的后现代作品。广场地面吸收了附近一幢大楼的黑白线条,处理成同心圆图案,意大利地图横穿了中心水池。广场周围建了一组无任何功能、漆着耀眼的赭、黄、橙色的弧形墙面。罗马风格的科林斯柱式、爱奥尼柱式使用了不锈钢的柱头,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勾勒了墙上的线角,不锈钢的陶立克柱式、喷泉形成的塔斯干柱式,以及墙面上的一对摩尔本人的喷水的头像,无不充满了讽刺、诙谐、玩世不恭的意味。

在后现代之前的现代主义也对景观设计师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们知道,现代建筑兴起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新材料的应用和大工业生产的出现。而景观设计中的主要材料----土地、水、石和植物却无法变换。然而,他们却同样赞同现代主义者对对称、历史风格和附加装饰的攻击。因此,在这一点上,现代主义使景观设计学认识到设计的起点应该是功能而不是某种美丽的风景和其他观念,从而使景观设计在借鉴纯美学的形式基础上转向实用与美的融合,并赋予了景观设计以适用的理性、崭新的创作出发点和更大的创作自由度。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现代主义所推崇的功能主义,其强调设计专家的能力和作用,认为专家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可以应付千变万化的设计要求,这在社会实践中越来越暴露出其局限性。同时,形式中严格的功能主义是不存在的,一个设计在被赋予最终形态时,除了满足一些功能要素之外,设计者还有很大的自由决定形式的指向。这些都表明了现代主义所提倡的功能主义在多变的社会需求面前似乎误入了歧途。而在所有的专业中,形式设计工作都一样不可避免,设计从某种程度上不能说是完全理性的。景观设计师如同工程师一样,他们负有一种责任,应当使所设计的景观功能合乎理性、安全。

因此,现代主义理论愈来愈不符合社会的发展,日益衰败。最后,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家查尔斯.詹克斯将1972年7月15日圣路易斯的普鲁蒂-艾尔公寓的爆破标记为现代主义的死亡时间。紧接着后现代运动这个具有颠覆性的潮流开始了。

在景观设计中,后现代的思潮包括解构主义和极少主义等思想。许多强调构成形态的景观设计作品既可以说是极少主义的“后现代”,也可以说是有解构主义烙印的。他们一方面继承了现代主义对于设计中合理功能的倡导,另一方面却大力宣扬与现代主义价值观相背道而驰的思想和理念。在这样的设计思潮中,常常采用变化多端的人工材料和自然材料使得设计非常新颖,如用有机玻璃和水构筑的竹子。另外,出位、戏谑和随心所欲取代了目的的严肃性,擅用复杂凌乱的构成形式取代简单的设计模式。如施瓦兹设计的“斯特拉花园”。在同样的思想脉络上,我们不难看到设计中的自我放纵取代了社会责任的严格制约,而在某些景观设计中这一点也体现了出来。后现代主义中放松的、强调非理性作用的'思想,指引了更多的设计走向不同的艺术方向,在不断地探索和尝试中使得设计成为现实的可能。

但是,物极必反,一旦陷入自我陶醉式的艺术手法的操作,则失去了本来积极的意义。后现代主义中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对多元主义的认同。

随着后现代的思潮的兴起,现代景观设计在这股潮流的冲击下也泛起生机,很多景观设计师思维跃动,作品呈现多元化趋势。这其中,著名的设计师有彼得・沃克,他的作品风格鲜明带有极简主义意味。还有一位是本文重点介绍的美国设计师玛莎.施瓦兹,她是一名风景园林师同时也是艺术家。她的设计包含了私人、社团以及市镇项目。她设计的很多作品往往视角独特,经常使用非常规性材料,这些作品给人的印象就如同茫茫雪原上怒放着娇艳的鲜花,诧

异、惊喜、夸张、感叹种种感觉不一而足,带给人们以新的思考和启示。在“面包圈花园”中,施瓦兹的构思以法国文艺复兴时期为跳舞和庆典而设计的舞台为出发点,并在现状归整的花园中加入了两个同心的方形绿篱。在16英寸高的内外黄杨篱方块之间,她布置了一条30英寸宽的紫色卵石带,其上网 格状安放了8打经过防腐处理的面包圈。在内侧方形树篱里面,她种植了30株紫色霍香用以搭配卵石带,也成为现状一棵鸡爪槭的配景。

在“怀特海德学院拼合园”中,她试图把花园同学院从事的生物研究联系在一起,她设计的花园给人的感觉警备性很高,把不可能联系的因素放在了一起,就好象生物研究中的基因拼合,充满了危险性,因为一不小心就会产生怪物。在她设计的花园中:一边是法国文艺复兴风格的花园,另一边是日本的禅宗庭院。组成这些花园的要素已被扭曲:典型的禅宗庭园中的石块组成了法国花园中的整形树坛;其他的植物,例如棕榈和针叶树,都处于奇怪而陌生的联系中。一些植物从垂直的墙面上伸出,其他的则在墙顶上遥遥欲坠。花园中所有的植物都是塑料的。可以当坐凳的修剪的树篱,是包裹了人造草皮的钢材。绿色的沙砾和涂料做出了最强烈的暗示:这是一座花园。

施瓦兹在亚特兰大市中心的一座特制品购物中心庭院中,设计了一群镀金青蛙拜着一个球体框架。青蛙成网格状地排列在高达40英尺球体的基部.他们位于通往庭院道路的斜坡上,全都面朝巨大的球体,仿佛在表示敬意。

在雅各布・贾维茨广场的设计中,她用复杂的形式和颜色使广场活跃了起来。她设计了背靠背的曲线长椅,弯曲的绿色线条来回盘绕,形成了各种座位形式。长椅的中间围绕着修剪过的6英尺高绿色半球,它们在热天能够散发出水雾。

施瓦兹还设计了很多诸如这样令人深思的作品。她所设计的作品思想大胆、出位,用材独特,常常出其不意,使不可能成为可能,在精心巧妙的构思中上演惊人的旋律。这也许就是后现代的思潮所主张的不拘的形式和多样的艺术风格启发了设计师们。但是正是由于这些自由奔放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们从遵守固有文化的规则中走了出来,投身到创新者的角色中,从而使我们的文化不断丰富和繁荣。随着理论和艺术界思想潮流以及社会价值观的不断发展,我们对艺术设计形式的追求必然是无止尽的,其中永远充满着对前卫艺术的探讨和思考。虽然审美的品位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但是我们可以确定,如果一种特殊的品质或风格曾经打动过心灵,它必然会在历史灵魂中留下印记,并有可能卷土重来继续给后人以思想上的启迪。

参考书目

1.彼得・沃克 极简主义庭园.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 玛莎・施瓦兹 超越平凡.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

3.林箐.王向荣.西方现代景观设计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4.唐军.追问百年――西方景观建筑学的价值批判,东南大学出版社,

篇2:后现代主义对景观设计影响论文

摘要: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社会思潮,影响社会的各个领域,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后现代主义的影响非常深远,在进行景观设计的环节中,结合传统的设计方式,并吸收后现代主义的风格,使景观的设计更加具有文化内涵,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景观设计;审美;文化内涵;影响

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对建筑观念产生重大的影响并逐渐覆盖到文化艺术领域。后现代主义具有大众性,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反艺术的特征,通过粗俗、生活化的场景,展现生活真实的面貌。后现代主义逐渐模糊了不同类别的艺术间的界限,艺术的欣赏不仅仅涉及到视觉,而且也涉及到听觉和嗅觉方面。

1后现代主义的定义

后现代主义对社会的各个领域产生的影响都比较大,其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产生的作用更大,影响力非常的深远。在进行艺术设计中,在建筑设计领域首先出现后现代主义,由美国的建筑学家提出,对现代主义加以肯定,但是也具有反现代主义的倾向。在19世纪末兴起现代主义建筑,在当时的建筑设计中更加注重建筑的功能,并且在建筑结构的设计中更加理性。通过简单的平面和空间的设计,可以为人们带来开阔的空间,并且可以形成良好的视野,在建筑设计的环节,非常注重采光和通风的设计。尽管现代建筑的设计可以满足人们的使用要求,但是随着人口负增长的出现,人们对于建筑的精神需求在上升,因此,后现代主义强调环境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篇3:后现代主义对景观设计影响论文

景观设计在中国的发展时间不长,如今,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非常迅速,我国的景观设计中还存在千篇 一律的局限性。所以,在中国的景观设计中可以借鉴后现代主义,在景观设计中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并且在设计中展现出个性化的特征,结合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并且使设计更加具有民族特色。4结语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民族文化受到很多外来文化的冲击,在进行景观设计的过程中,设计人员应该在了解当下艺术发展的基础上,融入各种新的思潮,从而可以表达抽象的内涵,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运动已经深入人心。在景观设计中,应该融入后现代主义的理念,在借鉴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新的元素融入景观设计中。

参考文献

1林争春.后现代主义对园林景观设计的影响研究[J].林业勘察设计,(2)

2张健健.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想影响下的景观设计[J].林业科技开发,(1)

篇4:后现代主义对景观设计影响论文

2.1景观设计中后现代主义的产生

在后现代主义的设计观念中,强调科学的重要性,但是在景观设计中,设计的艺术性被泯灭。且当时人们对景观设计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并不能保障设计的科学性。所以,在景观设计中,人们呼吁回归自然。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开始意识到艺术化设计的重要性,在研究传统的艺术设计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景观设计历史的研究,为后现代主义设计师提供了更多的灵感。后现代主义的景观设计理念,总结了前人的经验,从而使艺术更加完美。

2.2后现代主义景观设计的思想

后现代主义运用在景观设计中,主要是结合传统的思想观念和新的理念,从而使景观的设计更加具有新意,在景观设计中可以呈现出新的意象。在景观设计中,可以紧密的联系景观设计和艺术设计,在规划废旧的场地的基础上,可以建设优美的景观。在景观设计中,设计师会重新改造废旧的场地,重新理解艺术设计,从而实现景观设计的多元化的发展。2.2.1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后现代主义在进行景观设计的环节中,会继承优良的传统设计观念,但是并不是单纯的模仿传统的设计理念,而是在对传统的设计理念有完善的理解的基础上,吸取传统设计理念的精华部分,从而根据现代人对文化的需求,结合现代的'问题,实现传统和现代的结合,在景观设计的过程中,展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个观点在现代主义观念中不具备,所以,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升级版,在传统符号和古典文化应用的基础上,还能设计出具有时代性的作品。2.2.2对新的造型形式的追求。在后现代主义设计的过程中,其追求新颖的造型形式,在进行景观设计的环节中,非常的重视光影的应用,而且结合了色彩、声音等元素,在景观设计中,将建筑与具有生命力的水体和植物结合起来,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形成独特的造型形式,在现代主义理念的基础上,为人们呈现更加宽阔的空间。2.2.3材料与技术的创新。随着后现代主义理念的不断完善,在传统的景观设计中,设计会受到技术和材料方面的限制,很多设计仅仅在设计师的头脑中呈现,但是并不能在现实中展现,后现代主义在景观设计中,将目光投放在新的技术和材料的运用上,这些材料和技术的使用使景观设计更加具有质感,并且通过光影和透明度的设计,实现传统设计的创新。

篇5:后现代主义对园林景观设计的影响论文

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环境污染及能源危机等城市化问题日益凸显。西方世界开始反思工业文明与现代化模式是否合理,因此兴起了一股批判与反思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聚集了多元文化,是人们反省现代性、修正现代主义过分强调理性和机能主义的结果,是人们对于自然情感、历史情感的喜好和依赖切断的一种直觉反应,也是对现代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后现代主义对景观设计产生了重大影响,促使人们对景观设计的目的与手法重新认知思考。1980年1月份的《风景园林》杂志展示了玛莎舒瓦茨设计的面包圈花园照片,通过在迷你型庭院展示的具有历史风格的树篱、紫色卵石及像兵营式排列的具有邻里文化特征的面包圈,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缩影。设计师将园林景观与艺术紧密结合,形成了园林景观艺术设计,探索将城市中的小空地变成由生产产品或消费产品组成的艺术庭院的可能性。在这以后便激发了景观设计师们就如何运用艺术形式表现园林景观的激烈辩论。通过辩论,艺术的表现形式在园林景观行业中得到了重视,在新的高度上重新赋予了艺术表现形式的涵义,促进园林景观设计不断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1后现代主义景观的产生

现代主义倾向于设计的科学性,弱化了景观设计的艺术性。鉴于人们认识的局限性,设计的科学性难以得到很好地实施。20世纪80年代初,园林景观设计者们重新意识到设计艺术化的迫切性与重要性,借助当时已成体系的园林景观相关理论,开始研究传统的艺术设计手法。后现代主义园林景观是现代主义园林景观的延伸,它批判与继承了现代主义园林景观,是非理性对理性的叛逆,是基于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的设计思想。广义的后现代主义园林景观是指受文化上的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园林景观设计;狭义上的后现代主义园林景观是以功能性、无装饰性为目的,以历史的折中主义、大众化的装饰风格和戏谑性的符号为主要特征的园林景观设计思潮,它反对现代主义的纯粹性,更倾向于大众艺术[1]。

篇6:后现代主义对园林景观设计的影响论文

2.1传统与现代结合

①传统符号的应用:后现代主义设计中最常见的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手法就是提取传统园林中的片段、语汇和符号,使其成为联系历史要素的有力工具,是非传统方式组合的传统部件。②古典与传统风格相结合:注重保留传统园林的内容或文化精神,在整体上仍沿用传统的园林布局,但在材料的应用及形式上采用新的思想,并尝试从抽象艺术中提取元素来构成新的形式。

2.2追求新造型形式

①艺术化的地形设计:后现代主义的地形艺术化设计则以土地为基础素材,通过用完全人工化、主观化的艺术形式来改善大地原有面貌,设计艺术化的地形,使得人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②创新的造型设计:后现代主义时期,受波普艺术理念的影响,景观设计师们在园林要素造型和设计上更为自由、大胆甚至怪诞,在造型手法的处理上出现变形扭曲、过分夸张或自相矛盾,或是学习波普艺术家们在玩笑、讽刺、幽默之中完成对艺术构成方式的改变。

2.3革新材料与技术

①创新材料的利用:不锈钢、玻璃等材料具有简约、大方的造型,对光线具有反射、折射、透射等特性的创意性体现,能够让参观者在虚实之间游移。因此,当引入热塑塑料、化学纤维、工业橡胶、聚酯织物或者是食物等令人意想不到的材料时,将产生一种与传统形式迥异的设计作品,达到标新立异的目的。②新科技的利用:在科学技术方面,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设计师们在现代园林设计的表现手法上有了更多自由的想象和发挥的空间,同时发展起来的照明技术更是给予了景观设计师们更多的灵感,通过光影对已有形体的塑造,使得景观更具观赏性,身在其中更能准确感受设计师的设计意图。③色彩的应用:在色彩的应用方面,后现代主义的设计师们更大胆,通过丰富甚至人们认为滑稽的色彩组合,运用对比手法创作出区别于传统的设计作品。

3后现代主义的表现

3.1历史主义景观

历史主义景观不同于现代景观追求简洁的几何形式与功能至上的理性主义,而是强调与传统园林建立联系,对历史文脉的回归试图唤起人们对历史的回忆,增强人们对此地块的归属感与独一无二的个性,使其摆脱千篇 一律的国际式风格。彼得沃克在德国的慕尼黑机场凯宾斯基饭店环境设计中,将传统勒诺特式园林中常用的整形绿篱、草坪、彩色砂石等元素提炼出来,没有用传统的手法去再现,而将其彻底分解,并用带有极简主义色彩的现代手法将这些元素重新整合,创造了一个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现代庭园。

3.2地方主义景观

地方主义景观强调地域特色,尊重场地原貌与特色。地方主义景观遵循地方文化传统,但不等于地方传统的仿古、复旧。它既阐扬地方文化精粹,又张扬自我风格,是一种民族文化倾向,并具有一种隐逸的风度。广东中山岐江公园项目对场地内工业时代遗留的产物进行保留和再设计,体现出场所的文脉和记忆,这与后现代主义注重文脉的历史主义,尊重场地特性的原则是一致的。设计尊重了场地的历史和特性,全部古树都保留在场地中,同时在防洪考虑和要求时把榕树岛,钢结构、水泥框架船坞、水塔、红烟囱这些工业时代遗留物都保留并结合在场地设计中,古老机器的.保留使人们身处其间的时候有更为丰富的体验。

3.3隐喻主义景观

隐喻主义景观重视景观设计的概念与内在含义的表达,并通过一些符号或者特殊的有冲击力的手法表达景观自身的内涵与个性[2]。重观念,轻形式是隐喻主义景观的重要特点。在玛莎舒瓦茨的怀海德研究所“拼合园”的设计中,体现自然永恒美的日本庭园和展现人工几何美的法国庭园被“基因重组”到了“拼合园”中。在日本禅宗枯山水园中,绿色水砂模仿传统枯山水大海形式,耙出了一道道水纹线,但枯山水中的岩石和苔藓却被塑料制成的黄杨球所代替。法国园部分为整形树篱园,另有九重葛、羊齿、郁金香等开花植物,修剪的绿篱实际上是可休憩的条凳。“拼合园”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屋顶花园,而是用这样抽象的园林符号的拼合来隐喻这个景观附属建筑的功能与独立的意义———变异创新与融合。

3.4生态主义景观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绿色生态、低碳环保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被引入后现代艺术设计作品中[3]。主要体现在:植被的生态保护设计、污染物的生态处理、水体的净化与循环利用及工业废弃物的回收处理。德国杜伊斯堡北风景公园是在一个废弃的钢铁厂旧址上建造而成的。设计师彼得拉茨在公园的中心区域设计了一处“金属广场”,作为公园的标志性景观,该广场由在地面上整齐排列的7×7共49块、每块重达7~8t的方形铸铁板构成,设计师对这些表面具有各异腐蚀状态的铸铁板拍照、编号,排列成抽象图案,并通过水在铁板表面的流动来象征钢铁加工制造的熔化和硬化过程,铁板在自然状态下继续被腐蚀,隐喻了对自然演变过程的尊重,把这些铁板在自然中风化、锈蚀的过程展现给参观者,让参观者对于工业生产、人、自然之间的关系产生自己的思考和理解。

浅谈后现代的思潮对西方现代景观设计的影响论文

3.5波普主义景观

波普艺术是大众的艺术,波普艺术反对现代主义的“精英化”高雅艺术。波普园林设计师的景观材料直接从消费生产、大众生活的东西里提取,将周围环境常见的图像与物品纳入艺术范畴,以此再现都市文明、反思现代社会[4]。受此影响,部分景观设计师通过将从周围生活中常见的物品放入作品中,取代传统的园林景观装饰物,体现大众审美特性。如设计师玛莎在自家宅院北面6.7m见方的小花园的两行40cm高的绿篱间,紫色碎石地面上放置96个面包圈,经过海焦油涂抹之后它还具有防水的特性。她选用了日常生活中最常见到的材料,放在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中,产生了颠覆的怪诞的景观效果,这也是后现代主义对形式的夸张怪诞追求的一个体现。她设计的另一个作品———亚特兰大的瑞欧购物中心,庭院中放置了300多个镀金青蛙,是生活中实物形象的直接运用。

4中国园林景观设计的不足

4.1利益驱使现象始终存在

在我国园林景观的设计和建设中,部分景观项目的设计规划和相关建造过程中,领导的意愿或利益占据主导地位,园林景观设计师为了博得领导好感或者推销某些高利润的植被而不考虑植物的生物学特性和气候规律,肆意设计,导致很多园林植物不能正常生长。

4.2园林景观设计缺乏特色

目前的园林景观可以较为明显地看出其中存在着严重模仿欧式建筑的现象,而且园林景观建筑的颜色、用料以及形式等诸多方面均存在雷同,没有地方特色,缺乏城市个性,甚至有些植被的应用完全不符合当地的现状。

4.3园林景观设计缺乏对人性的思考

园林景观的设计与建设就是为了使人感到舒适,能够陶冶人们的情操,因而其在设计时要着重考虑以人为本。然而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存在设计者们为了吸引大众眼球而标新立异,不顾大众的基本生活需求,设计出来的景观可观而不宜居,植物景观的设计缺乏人文气息,忽视了景观的休憩、游玩等功能。

篇7:后现代主义对园林景观设计的影响论文

后现代主义是源自西方社会的文化思潮,西方社会现代化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历程不尽相同,其哲学思想和社会背景千差万别。然而,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对我国当代园林的确形成了较大的影响,不仅在丰富了我国园林思想理念和设计方法,造成了当代园林规划设计理论和多元化风格并存的格局;同时也向中国传统园林设计方法提出了挑战。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当代风景园林设计的意义并不在于它代表了某种设计思想,而在于其转换一种视角看待园林的过去和未来。中国是有悠久传统历史的文明古国,后现代主义景观建设绝不是要抛弃传统和不考虑中国的背景。我们必须有选择性的将后现代主义园林中蕴含的思想理念和设计方法运用到基于我国经济文化基础的园林实践设计中来,形成具有我国传统特色的后现代主义园林设计方法,以指导园林实际工作。要注重在延续中华历史和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突出地域特色、时代特色及富于个性与创造性,注重人本和大众意识。只有通过不断研究和探索,才能解剖和借鉴西方后现代主义园林设计思想,并引入符合我国国情的园林设计方法,实现中国特色园林之路。

篇8:关于在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探讨

三、沉寂期(1989至今)

90年代初,由于先锋作家们的作品过于强调形式而忽视内容,在读者中逐渐失去市场,先锋作家们因此纷纷降低了探索的力度,作品的叙述风格采取了一种更能为一般读者接受的方式,有的甚至和商业文化结合,作品转型到小说的其他领域。但中国先锋小说的探索并未从此停止,在90年代,仍然有一批作家坚守“先锋”孤寂的阵地,如韩东、朱文、海男、黑孩等等。他们依然用自己的创作继续着中国文学的先锋之舞。

中国先锋小说的繁荣期虽然短暂,但是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它打破了传统写实模式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终结了一个被政治权威控制着的小说时代,中国的小说创作,从此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另外,先锋作家们所取得的探索成果,如时空错位、零度情感叙述、叙事的圈套等等,也被90年代的作家们适当而娴熟地运用着,中国的文学,因此也被注入了新的因素,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彩的景象。

二、存在主义:存在的探险

存在主义思潮是80年代涌入中国的各种西方哲学思潮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思潮之一。但是,存在主义绝不是在70年代末才进入中国的,在70年代以前,我国就翻译和出版了一些存在主义的著作。如1955年,萨特访华时,《人民日报》发表了萨特的《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为配合其访华,《译文》杂志发表了他的剧作《丽瑟》。60年代,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小说集《厌恶及其他》等等,曾经作为批判材料出版过。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限制,存在主义的传播和影响都非常有限。

70年代末,刚刚从那个时期十年中走出来的人们对浩劫心有余悸,在精神上都有一种危机感。他们对过去进行着反思,对现实充满了怀疑,对未来感到迷茫。迷惘、彷徨、失落与孤独成为普遍的社会情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把人的重要性放在第一位,认为人的存在先于本质,崇尚自由,倡导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在重新被引入中国的时候,便取得了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一代人心灵上的共鸣。一时间,“他人即地狱”、“人被判决为自由”、“人被无缘无故地抛到这个世界上”等存在主义的格言成为大学生们的口头禅,中国的新一代人面对无趣的世界、森严的戒律,也有足够的底气喊出“厌恶及其它!”在哲学界和文学界,各种存在主义的讨论会也纷纷召开,研究者们运用各种途径、以各种形式介绍存在主义,一时间,存在主义成为一股受到遍关注的社会思潮。

正因为人们对存在主义心灵的渴求,翻译家和出版社也开始大量地翻译和出版存在主义的著作。在80年代产生巨大影响的存在主义著作和研究论著有:《萨特戏剧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厌恶及其他》(上海译文出版社)、《存在与虚无》(三联书店)、《鼠疫》(上海译文出版社)、《加缪中短篇小说集》(外国文学出版社)、《萨特及其存在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萨特其人及其“人学”》(复旦大学出版社)、《萨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个绝望者的希望:萨特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探索”人生的奥秘:萨特与存在主义》(北京出版社)、《萨特论艺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存在主义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等等。其中取得较大成就的翻译家和批评家有:柳鸣九、袁树仁、郑永慧、亚丁、施康强、潘培庆、刘放桐、徐崇温、黄颂杰、杜小真、魏金声等等。

90年代,存在主义不再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但对存在主义的研究却没有停止,存在主义的著作依然在不断地被出版着,有价值的研究文章也不断地被发表。如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萨特小说集》(上、下卷)曾经成为图书界的热点,畅销一时。而关于存在主义的研讨会,也经常举行,如1994年在西安举办的“‘存在’文学与20世纪文学中的‘存在’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受到了人们极大的关注。

存在主义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存在主义哲学强调的是人的自由选择与自由承担责任,萨特认为人生的意义只有在个体的自由选择中才能得以实现,海德格尔也认为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人的“筹划性”。但在现实世界中,人的处境往往是只能处在一种“被选择”与“被筹划”之中。因此,“自由选择”与“被选择”、“筹划性”与“被筹划性”就构成了人生的一种无可逃避的矛盾。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关注和人生的意义的追问是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命题,可以说从80年代中后期到整个90年代,中国各流派的小说创作,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存在主义的影响。

存在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无处不在,在批评家们看来,存在主义思潮作用于当代文学最集中体现在三个文学思潮上:“反思文学”、1985年前后的“先锋小说”和“新写实主义小说”。下面,我们就这三个文艺思潮谈存在主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一、“反思文学”与存在主义

“反思文学”是与“伤痕文学”在同一时段崛起的文学创作思潮。“反思”一词,最早来源于英国哲学家洛克的著作中,他将“心灵内部活动的知觉”,称为“反思”。“反思文学”中的“反思”指从理的角度去沉思历史,去发现畸形的政治、十年浩劫给我们的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根源。同时,在历史和自然的大的环境背景中展开对“人”的价值的思考。

存在主义探讨的是人的存在,是一种“人学”。萨特认为:万物尽管存在着,但它们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因而不是真正的存在,只有人才能认识到自己存在,并且能揭示万物的存在,因而人的存在是真正的存在。没有了人的存在,万物的存在就失去了确定性和意义。人比物高贵的地方就在于人自己创造自己的本质。人都是特殊的,只有表现自己的特殊性,“成为他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存在。“人的本质靠自己的行动去创造。是英雄使自己成为英雄,是懦夫使自己成为懦夫。”他还指出,人之初是一种虚无,外部自在世界又是偶然的,人的行动就会有多种可能性,人选择哪种行动,完全是自由的,所以人命定是自由的。既然每一行动都是人自由选择的结果,那么他就要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存在主义的这些人道主义的观点,与“反思文学”所要探讨的“人”的诸多问题不谋而合,而“反思文学”兴起的时段,正是存在主义被重新发现并广为传播的时段,因此,我们认为,“反思文学”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其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反思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思潮,重新发现了文学作品中的“人”。

在此之前的文学作品,人基本上都是集体的一份子,主人公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国家,为了集体,人只是一个符号。而“反思文学”在其“反思”过程中,逐渐将作为个体的人重新发现出来。早期的“反思文学”作品,如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张弦的《记忆》等作品,从政治的层面,反思个体在大时代背景中的生存;随后的作品,如《离离原上草》、《女俘》、《驼铃》、《如意》等,开始从人际关系、母子亲情、友情和爱情等层面思考人本身。中国文学也以此为起点,将写作重心转向了“人本身”,如“人性”、“人的价值”、“人的生命力量”等更深刻的问题的思考上。代表作品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活动变人形》、《芙蓉镇》、《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等等。

2、“反思文学”张扬与倡导的是久违的人道主义精神。

那个时期十年的作品,“阶级性”几乎取代了一切的世俗的情感,如八个样板戏中甚至干脆取消了主人公的配偶设置。“反思文学”作品反其道而行之,刻意张扬的是被左倾思潮压制多年的“人道主义”。例如谌容的《人到中年》,写的是中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在作品中,作者描述了中年一代“人”的基本生存境况、探讨人的价值和“人”所应该得到的权力,可谓是一篇典型的人道主义的宣言。刘心武的《如意》通过描写一个老校工的爱情悲剧,揭示出一个深刻的人道主义主题:应该把人当成人,理解人的感情,尊重人的选择。张笑天的《离离原上草》讲述了发生在不同阶级阵营里的人们的感情故事,赞颂了超越阶级和政治的人类之爱。这篇小说发表后有人认为它“在人性问题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但作者所要传达的文学理念是:人性、人道主义并不是资产阶级特有的东西。可以说它与当时正在流行的存在主义思潮是互相呼应的。

3、一些“反思文学”作品开始涉及人性更为复杂的层面,对环境对人的异化现象有了一定的发现与认识。

一些“反思文学”作品在揭示人性的时候,不自觉地触及到了政治和环境对人的异化的问题。例如《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写出了人的理想如何被平庸的生活现实磨灭、人的追求如何屈从于社会环境、“物的世界”如何将人“物化”的过程,向读者展示了人生世事的复杂和不可捉摸;张贤亮的小说,率先把反思的目光由外部世界转向自己内心,他冷静地直面真实的自我,暴露出自己尴尬甚至可鄙的负面,并由点及面,进而对整个民族知识分子灵魂进行深刻的剖析;《桑那高地的太阳》写到了平庸却复杂的人际关系如何战胜个人的理想主义,最后逼迫主人公抛弃“自我”,与环境同化的过程,揭示了环境对人的异化。

二、“先锋小说”与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对“反思文学”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反思文学”中表现出来的许多与存在主义相近或者一致的特征,大多来自作家们对生活的感悟和对历史的反思,而非从存在主义的学说中直接汲取得来。国内作家真正有意识地接受存在主义的滋养,并将存在主义运用到创作实践中,基本上是8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

研究者们认为,新时期文学对存在主义的学习,在1985年达到了一个高峰,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陈村的《少男少女,一共七个》、残雪的《苍老的浮云》等作品,都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其特征主要表现在:

1、1985年前后的“先锋小说”表现出来的荒诞感与孤独感深受存在主义哲学观的影响。

这些作品着力于揭示现代人的孤独感,世界的荒诞性以及对“人性”的呼唤。这与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如世界是荒谬的,现实本身是不可知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独等等,是相互对应的。如《你别无选择》中的主人公,陷入了生活为他们设定的怪圈中难于自拔,时常陷入“别无选择”的绝境中,人生的荒诞性,在他们的经历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又如《无主题变奏》中的“我”,总在追问自己:“我是什么”,“我搞不清除了我现有的一切之外,我还应该要什么……”,“我”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孤独得要命”,生存的荒谬性,在徐星的笔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

2、1985年前后的“先锋小说”对存在本质的追问以及对人本体存在的思考是存在主义作用于中国当代文学最直接的体现。

存在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它深化了当代文学的主题上,也表现在它为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力量。以刘索拉、徐星、残雪为代表的当代作家,他们的作品很明显地带有一种反主流的“存在的危机”意识。他们在作品中对人本体存在进行的形而上的思考,事实上就是一种充满存在主义色彩的思考。

三、“新写实小说”与存在主义

1989年3月,《钟山》杂志隆重推出了“新写实小说大联展”的专刊,意味着“新写实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正式在中国文坛亮相。在这期杂志的“卷首语”中,有一个关于“新写实小说”的宽泛定义:“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的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这些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仍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不仅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还分明渗透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哲学意识。但它减褪了过去伪现实主义那种直露、急功近利的政治性色彩。而追求一种更为丰厚更为博大的文学境界。”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新写实小说作家在创作意向上,受到了存在主义的极大影响,作家们重新关注人的生存现实,可以被看作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又一次与作家发生共鸣”。

存在主义对“新写实小说”的影响,可以从以下方面看出:

一、“新写实小说”作家们热衷于对现实生活“原生态”的刻划,通过平凡的事件揭示隐藏在生活本身的荒诞面目,从而直逼存在的本质。

“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们热衷于选取那些平庸的、丑恶的、甚至残酷的生活现象为他们的写作素材。如池莉的《烦恼人生》通篇以流水帐一般的形式叙述武汉的一名普通工人一天的琐碎生活:上厕所、挤公共汽车、吃早点、发奖金、接待日本人参观、给自己父亲和老丈人买生日礼物、支付昂贵的菜金、儿子就近入托、黑白换彩电等等,这些事情,都在作者的笔下呈现出一种令人十分无奈的灰色。方方的《风景》勾勒出“五、六十年代”这一一向被描写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儿童幸福生活在红旗下”的时间段底层百姓穷困生活的“风景”。小说呈现在读者眼前的生存图景是触目惊心的:在一个肮脏破旧的河南棚子中,“父亲”带着他的妻子和七男二女住在一个十三平米的板壁屋子里,火车平均七分钟一趟从屋侧呼啸而过,父亲毒打母亲的行为几乎成为夫妻之间的一种娱乐,孩子们在贫困狭窄的环境中彼此压榨斗殴,而拾破烂、捡菜叶、偷煤及父亲的打骂则构成了他们幼年时代的主要记忆……等等。这样的描写,无疑是对萨特所说的“人生存在是既痛苦而荒诞的故事”的观点的最好的诠释。

二、“新写实小说”作家刻意追求的远离社会中心价值体系的“个人化写作立场”表明他们更加关注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状态。他们的作品表现出来的人的异化及对世界的荒诞感很明显是受到了存在主义哲学观的影响。

“新写实小说”作家常常通过叙写凡夫俗子的日常生活,揭露人性的丑恶,探究人性丑和恶与人类生存境况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作品可以让读者透过貌似平静的生活水面,去感知隐伏于生活里的大量不合理和荒诞的漩流。例如方方的《一波三折》,将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放大、突出,将小人物在大灾难面前的无助与绝望展现在读者眼前,使读者可以更真切地了解到小人物是怎样地不能把握自己——不论“已遇到什么或将遇到什么”,“小人物”有的只是对生活的无奈与无助。“新写实小说”也常常涉及人的“异化”问题。如刘震云的《单位》,就写到了沉重的生活现实如何使一个充满热情和理想的年轻人变得平庸的“异化”过程。

存在主义对“新写实小说”的影响,正如一些批评者所说的:“‘新写实’崛起,重新关注人的生存现实,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又一次与作家发生共鸣,在沉重的氛围中,作家关注现实中那些愚昧的、落后的沉积,那些反人民反人道的蒺藜,有意去展露那荒诞的,令人‘恶心’的生活现象。”当然,“新写实小说”产生的背景与存在主义产生的背景是迥然不同的,它在对人生与世界的绝望方面,也与存在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大多数“新写实小说”,虽然基调是灰色的,但总是在作品中注入一些亮光,让读者看到生活的希望。例如《烦恼人生》中的主人公印家厚,虽然在生活中充满烦恼,但他并没有对生活感到绝望:他从妻子早晨目送自己的目光、傍晚递到手中的热毛巾、催促自己多吃菜的话语中感到家的温馨;从往昔知青伙伴的来信中对比出自己处境的优越;从渡船上与同事关于诗的讨论、他人对自己工作的赞许中,感到做人的自信。他的“烦恼”,用作者池莉的话来说:“是一种达观而质朴的生活观,正是当今之世我们在贫穷落后之中要改善自己生活的一种民族性格。”

90年代中后期,“新写实小说”逐渐偃旗息鼓,但是,存在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却并未消失。其后的“新生代小说”或者“晚生代小说”也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这些作品在探讨非理性的意志、情感、直觉、本能欲望等精神因素对人的作用方面,在揭示现代人的生存图景方面,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果。

三、魔幻现实主义:寻根之旅

中国的社会现实虽然与魔幻现实主义的发源地拉丁美洲千差万别,但是,同样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相近的生活土壤却使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产生了天然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最终导致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广为传播并在80年代中期催生出一种新的文学思潮——寻根文学。

魔幻现实主义在70年代末和其他哲学和文学思潮一起进入中国,对它的介绍与研究在1985年前后达到了高潮,进入90年代后,它也始终是中国作家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1979年,《外国文艺》发表了由王央乐翻译的多篇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南方》、《交叉小径的花园》、《马克福音》、《一个无可奈何的奇迹》。这些作品后来成为中国作家们学习与模仿的经典范本,但由于当时的中国作家们还沉浸在“伤痕”与“反思”的氛围之中,讲究叙事结构、醉心于营造“迷宫”的博尔赫斯的作品并未引起重视。1980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在这期间,《外国文学动态》上先后发表了《博尔赫斯答记者问》、《博尔赫斯就诺贝尔奖金问题答记者问》等博尔赫斯谈话的文章,中国作家由此开始了解魔幻现实主义文学。

随后,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也越来越多地被翻译和介绍进中国。1982年,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一事件激发了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兴趣。同年,《世界文学》杂志发表了《百年孤独》的选译片段,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1984年,高长荣翻译的《百年孤独》全译本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在这期间,《当代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拉丁美洲名作家短篇小说选》、《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也纷纷出版,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的了解渐渐深入。

1985年前后,随着中国文坛“寻根热”的掀起,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及研究论著的出版也出现了高潮,如《族长的没落》(山东文艺出版社)、《霍乱时期的爱情》(漓江出版社)、《魔幻现实主义》(花城出版社)、《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资料》(南开大学出版社)、《拉丁美洲当代文学评论》(漓江出版社)等纷纷出版。中国作家对于魔幻现实主义,开始有了一个全景式的了解。

90年代以后,对魔幻现实主义的介绍和研究并未因为“寻根热”的退潮而降温,事实上,整个90年代,魔幻现实主义一直是出版界、研究界、创作界关注的热点。在90年代出版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及研究论著有:《将军和他的情妇——迷宫中的将军》(南海出版公司)、《劫持》(中国电影出版社)、《巴比伦抽签游戏》(花城出版社)、《巴比伦彩票》(云南人民出版社)、《生活的迷宫——博尔赫斯传》(知识出版社)、《拉美四作家作品精粹》(河北教育出版社)、《拉美作家谈创作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两百年的孤独》(云南人民出版社)、《解读博尔赫斯》(人民文学出版社)、《拉美文学流派的嬗变与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马尔克斯》(辽海出版社)、《我们看拉美文学》(云南人民出版社)、《陷阱里的先锋:博尔赫斯传》(四川人民出版社)、《博尔赫斯——书镜中人》(中央编译出版社)等等。,由陈众议编、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的三卷本《博尔赫斯文集》出版后,再次掀起国内学习和研究博尔赫斯的热潮,这套丛书,也一度成为热门的畅销图书。

魔幻现实主义思潮之所以会在80年代中期以后在中国广为流行,并对中国的“寻根文学”产生巨大影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吸收了西方现代思潮养分,立足于本土文化传统和现实境遇的魔幻现实主义能够发展成为世界先进文学,对中国作家是个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他们由此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文学走向世界的希望。中国作家一直有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情结,拉美作家的成功使他们更加坚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文学理念。为了寻找与世界对话的途径,中国作家开始了自己的“寻根”之旅。他们以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为范本,借鉴着博尔赫斯们、马尔克斯们成功的经验及写作技巧。魔幻现实主义传统在中国的传播因此有了心理契机;

其次,在80年代中期,中国对西方各种现代思潮的达到了一个高峰,面对五花八门的各种思潮,中国作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西方的东西再好,毕竟也是人家的。中国文学的位置在哪里?应当如何发展?这成为当时的作家共同寻找的问题。与此同时,80年代初王蒙等创作的“伪现代派”作品也暴露出了致命弱点:虽然借鉴了“意识流”等现代主义的手法,但是,一方面,未能更为全面广阔地反映现实生活,另一方面,也与实际的生活经验发生了极大的偏离。如何将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的优秀成果相结合,创作出既中国又现代的文学作品,成为当时作家们共同思考的一个问题。于是,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便有了现实契机;另外,随着文学“反思”由政治向民族文化心理层面的深化,人们开始注意到中国文化的“断裂”现象。如阿城所说:“五四运动在社会变革中有着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较全面地否定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使民族文化的断裂延续至今,‘那个时期’更加彻底,把民族文化判给阶级文化横扫一遍,我们甚至差点连遮羞布也没有了。”韩少功也认为:“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向外国学习,学西洋的,东洋的,俄国的和苏联的;也曾向外国关门,夜郎自大地把一切‘洋货’都封禁焚烧。结果带来民族文化的毁灭,还有民族自信心的低落。”中国作家渴望通过文学来弥补这一文化的断裂。这,便是魔幻现实主义流行一时的文化契机。

篇9:关于在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探讨

引言:焦虑与狂喜

不可否认,如果没有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将是另外一个模样,新时期的文学,也将面目全非。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尤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与渗透是全方位、多层次、无处不在的。

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由传统文化孕育、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学,已不能满足和适应新型社会人们在精神、情绪和感觉方面的需求,走向衰亡。时代要求中国的文学求新、求变。在这种大背景下,各种西方现代思潮挟其经济、政治、科技方面的威势,大举进入中国,中国的传统文学在这些思潮的冲击下不堪一击、迅速解体,新一代作家们在胡塞尔、海德格尔、尼采、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等人思想的影响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学运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以此为起点,开始由封闭向开放,由本土面向世界。这一时期的作家的作品,无不受到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鲁迅的《呐喊》在现实主义基本精神与手法之外,汲取了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等多种手法,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品格;郭沫若的《女神》受到泰戈尔、歌德、惠特曼、雪莱等人的多元影响,形成了浪漫主义的风貌;冰心、周作人的散文,也是在西方散文作家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到了30年代,受弗罗伊德主义及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中国还出现了以刘呐鸥、穆时英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不过,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的思想是有限的,它主要作用于中国文学的形式,而没有深入中国文学的骨髓,未能真正地影响到中国文学的精神。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思潮的学习,也仅停留在表层上,没能深入到西方文化思潮的深处。

建国后几十年的禁锢,将西方现代思潮一律挡在了国门之外,偶尔作为批判材料和反面教材被翻译的国外哲学著作,如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在60年代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等丛书,以及萨特、海德格尔等人的著作,也受到了人们的抗拒、怀疑、批判和漠视,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国门重新向世界敞开,各种西方现代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刚刚从十年那个时期的政治梦魇中挣扎出来的知识分子,对于来自西方的文化资源有着巨大的渴求。翻译家们为了满足国人的这些迫切的需求,开始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西方各种现代思潮,出版社也大量地出版西方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著作。如四川人民出版社率先在 80年代初期出版了百余本的“走向未来丛书”,其中大部分是翻译介绍当今世界新的科技、人文、社会科学和政治法律方面的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紧跟着出版了“现代西方哲学译丛”,其后,三联书店全力推出《文化:中国与世界》、“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翻译出版近百部西方近现代典籍,更是前所未有地推动了80年代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人们不仅接触到了康德、新康德主义,黑格尔、新黑格尔主义,也接触到现象学、解释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分析哲学,以及现当代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在文学领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也被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袁可嘉主编的共四卷八册的《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出版之后便风行一时,成为最热门的畅销书。其他出版社也竞相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如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出版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广西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作品集》以及各出版社出版的大量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受到了广大读者的亲睐。伴随着思想界不断掀起的西学热,如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海德格尔热、解释学热、解构主义热、女性主义热、新历史主义热,中国当代文学也不断地产生各种文学思潮,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女性文学”等等。中国的批评家们,也从中学到了各种方法论。如1985年被人们称为“方法论年”,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方法、文艺心理学方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涌进了学界。评论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当代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

中国文学批评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而中国作家也纷纷从纷至沓来的西方现代思潮中吸取养分,将他们从中学习到的各种写作技巧及受到的启发运用到了他们的创作中。80年代知名的作家作品中,基本上都带有摹仿与学习的痕迹。如王蒙在80年代初创作的一系列带有实验性质的中短篇作品,受到了“意识流”小说的深刻影响;余华的作品,受启发于卡夫卡、川端康成和罗布—格里耶;孙甘露、格非的作品,飘荡着博尔赫斯的影子;莫言的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等等。外国文学的影响在80年代中后期曾使中国作家感到深深的焦虑,随着他们在创作上的成熟,进入90年代后,这些作家逐渐从外国作家的阴影中走出,在发现自己之后感到了巨大的狂喜。

进入90年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持续发生着相当复杂多变的“转型”,曾经风靡一时的各种西方现代思潮热逐渐降温,社会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逆反性的变化:随着文学轰动效应的消失和启蒙工程的崩塌,知识分子精神领路人的优越地位归于消解,不再是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出现了分化,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告别了80年代的理想化,走向世俗,抨击崇高,张扬私人化,逃辟历史和现实,文学在90年代也逐渐由中心走向了边缘。中国社会在90年代出现了后现代的倾向,解构性话语成为文坛主流,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如福科、拉康、德里达、罗兰·巴特的学说,成为时代的精神主角。中国的文学,受此思潮的影响,也出现了“后现代倾向”。在90年代流行一时的西方现代思潮还有女性主义与新历史主义。这两大思潮也促成了中国文坛“新历史小说”与“女性文学”兴盛一时。

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下面,我们将选取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最大的六个思潮:现代主义、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作为研究对象,以它们为代表来分析和透视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一、现代主义:先锋的舞蹈

中国的先锋文学是在十年那个时期造成的信仰废墟之上生长起来的。它的萌芽、壮大以及衰落都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息息相关。

十年那个时期对人们,尤其是新一代年轻人的信仰和价值观念的摧毁是致命的:他们对曾经“伟大”和“崇高”的各种观念产生了怀疑,他们心中的信仰支柱逐渐消失,他们因生存迷失了确定的依托和方向而陷入迷惘与彷徨;而此时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则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人们工作与生活的重心,由从前的“阶级斗争”转向了经济建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的确立,也为人们接受更多的西方先进文化提供了一个大环境;另外,改革中变幻的生活使人们对世界和艺术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和体验,以往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模式、表现手法已经使许多人感到了表达上的局限;长期处于闭塞状态中的中国人,在这历史急剧变革的时刻,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大洋彼岸、投向了世界。

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在信仰危机、人的异化和自我价值迷失基础上产生的现代主义思潮,以锐不可挡之势涌入了中国。

从1978年开始,国内的各种文学刊物便开始大量发表介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论文,各出版社对现代派作品和现代主义研究著作的出版,也蔚然成风,并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其中影响较大的图书有:《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漓江出版社)、《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集》(漓江出版社)、《外国文学研究资料》(外国文学出版社)、《欧美现代派作品选》(云南人民出版社)、《西方文艺思潮论丛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意识流小说理论》(四川文艺出版社)、《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现代小说美学》(湖南文艺出版社)、《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等等。另外,西方现代派小说作家的经典作品,如普鲁斯特的《追忆流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伍尔芙的《到灯塔去》、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川端康成的《雪国》等等,也纷纷被翻译成中文,为中国的先锋小说作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对中国的先锋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对西方现代主义理论的了解主要来自于翻译家们的翻译和介绍文章,据统计,从1978年到1982年,各刊物发表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文多达400多篇。以袁可嘉、陈焜、瞿世镜等为代表的批评家为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的译介文章和论著有:袁可嘉的《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创作及理论》、《象征派诗歌·意识流·荒诞派戏剧——欧美现代派文学述评》、《意识流是什么》、《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述》、《略论西方现代派文学》;陈焜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意识流问题》;瞿世镜的《“意识流”思潮概观》、《伍尔芙意识流小说家》;李春林的《东方意识流文学》等等。

随着翻译工作的展开,从1980年开始,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争论,也在创作界和评论界拉开了序幕。由于在此之前,人们长期接受的主要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滋养,思维形成了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定势,因此,当反现实主义传统的现代主义突兀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时,有相当一部分“忠诚”于现实主义文学的批评家们便纷纷撰文抨击现代派文学,并从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角度来否定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而另一些批评家对保守派们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反驳。持赞同现代主义观点的批评家们一般不否定现实主义文学既定的种.种原则,如“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艺术源于生活”等,也都认为西方现代派文学有颓废和消极的一面,但是,他们指出,现代主义文学比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更多的视角、层次和侧面来反映生活,可以为中国未来的小说创作提供更多的写作技巧和文学方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80年代中期,批判现代主义的论调渐渐销声匿迹,评论界对现代主义文学可以开拓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空间、适当运用可以丰富与深化文学的表现力这一观点逐渐达成了共识。正是因为评论界对现代主义文学有助于中国文学发展的肯定,使80年代中期的中国先锋文学勃兴一时,也正是因为评论界对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界限的暧昧态度,以及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概念的模糊不清,使中国作家和评论家们对西方现代主义产生了“误读”,并使中国的先锋文学成为带有浓厚现实主义色彩、富于中国特色的先锋文学。

1986年,鲁枢元在《文艺报》上发表了《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一文,提出文学艺术要“向内转”,即转向文学艺术自身的存在,回归到文学艺术的本真状态的主张。鲁枢元的这一文学理念马上遭到了以周崇坡为代表的一批评论者的反击。于是,一场关于文学是否应当“向内转”的争论以《文艺报》为阵地热烈地展了开来;1988年,争论中心又转移到《文艺争鸣》。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代表性的文章有:周崇坡的《新时期文学要警惕进一步“向内转”》、童庆炳的《文学的“向内转”与艺术创作规律》、鲁枢元的《大地与云霓——关于文学本体论的思考》、武林伟的《“向内转”与文学的现代意识》、张炯的《也谈文学“向内转”与艺术规律》、曾镇南的《新时期文学“向内转”之我见》等等。这一争论直接导致了当时文化界的“本体论”热。中国的知识分子因此更多地关注存在、价值、对话、心灵交流等一系列哲学、美学、文学问题。人们不仅注意到宇宙“时空本体”的总体存在性,现代“人的本体”存在语境与状况,而且注意到文学“作品本体”存在的诗意表述,“主体间性”存在的“价值本体”交流,以及读者和作者间的“本体对话”等问题,使得文坛出现了理论深化和文学作品的深度意义发掘的连锁效应。在同一时段,中国的先锋文学运动也被推向了高潮。

直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而产生的中国现代派小说,在新时期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一、“伪现代派”时期(1979-1981)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意识流、象征主义)的影响,中国文学曾出现过以“新感觉派小说”和“现代派诗歌”为代表的、在文学形式和写作技巧方面进行探索的实验作品。代表作家和诗人有刘呐欧、穆时英、施蛰存、戴望舒、李金发、卞之琳等等。这些作家的作品或者在小说的形式、节奏、手法上带有现代主义的特征,注重捕捉新奇的感觉,以表现作家眼耳感官里的城市风貌;或者受弗洛伊德性心理学的影响,更重于心理分析;或者用朦胧的意象和含蓄的语言来暗示、表现感觉和情调……不过,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它们只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流派而存在,并没有产生更大的影响。80年代初中国文坛现代派文学创作潮流的兴盛繁荣,也不是二、三十年代前后现代派文学思潮的简单回归,而是改革开放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涌入催生的产物。

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最早在诗歌界显现出来。顾城、北岛、舒婷等人的“朦胧诗”,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文**流,对传统文学的理念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朦胧诗所强调的“自我”,也使人们开始思考“人”这一命题,文学也由此开始向文学本身回归。“朦胧诗”虽然不能算作现代主义文学,但是,它的怀疑精神、它的诸多创作手法、它的荒诞意识,却是与西方现代主义的精神互相呼应的。

当理论界正在掀起介绍西方现代主义理论高潮的时候,小说家们也迫不及待地将这些刚刚被引入的理论运用到创作实践中。一向被奉为文坛大哥的王蒙,重出江湖后在创作中有意识地突破传统小说的写法,大胆地吸收、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些表现手法。从1978年初到1985年上半年,他先后发表了19部充满探索精神的中短篇小说,其中《夜的眼》、《布礼》、《春之声》、《风筝飘带》、《海的梦》、《蝴蝶》等作品,很明显是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尤其是“意识流”的影响,在形式上体现出与传统文学很不一样的特征。与此同时,一批像王蒙一样曾经活跃于50年代文坛的老作家们也纷纷加入了探索的阵营。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用电影蒙太奇镜头组合的手法,扩大了作品的容量,使作品内容具有立体感,并通过梦幻,突破时空局限,给人以全新的感受;宗璞的《我是谁》、《蜗居》、《泥沼中的头颅》等作品着力用荒诞的历史、荒诞的现实、荒诞的环境,乃至荒诞的思想、感情的描摹等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开掘知识分子复杂的精神世界。另外,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谌容的《减去十年》的小说,也都有意无意地借鉴了现代主义小说的写作技艺。

随着创作实践轰轰烈烈的展开,关于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探讨与争鸣,也一发不可收拾。其间涌现出来的代表性文章有: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等。这些争鸣探索文章和当时译介论著一起,汇成一股强有力的理论体系,影响着中国新时期的现代主义文学创作。

80年代前期的探索性作品,虽然在形式上开始打破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结构方式,以主观的心理意识流程来安排叙事时空,但是,从总体上看,它们并没有触及到中国作家深层的审美观念、创作观念和创作模式。所谓“现代主义”只是运用了象征、变形、意识流等现代主义艺术手法和技巧,其作品整体上仍是充满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的“社会写实文学”,其目的是为了表达作家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认知与意见,即对主观意识的描写是为反映客观现实服务的,作品的主题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忧虑,而不是西方现代派所表现的对“个体生命”的忧虑,因此他们的创作事实上仍旧是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延续。正因为此,他们的创作被人们称为“东方意识流”或“心理现实主义”,也有人称其为“伪现代派”。

但是,这一时期作家们的创作,却为后来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对现代主义具有亲和力的读者群和评论者群体。他们的作品是80年代中国文学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取得的最初的成果。

二、先锋小说的繁荣期:(1985-1988)

随着西方现代主义思潮越来越多地被翻译和介绍进中国,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如心理分析小说,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新小说,以及理论界的形式主义、叙述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等在80年代中期成为人们所关注与争论的热点,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也开始深入人心。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刺激下,中国的先锋小说创作在1985年后呈现出一种“井喷”的态势。

最早引发“井喷”的是于1985年先后发表的两部小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你别无选择》用“音乐式”的结构和“黑色幽默”的语言方式,以看似荒诞的情节,展现某音乐学院僵死的教学方式对学生们心灵的扼杀;《无主题变奏》则将心理片断和生活片断“无主题”地串联起来,通过一个自动由大学中退学,并安心于做一个“无所事事”的饭店服务员的青年的自述,展现出年轻一代孤独、迷惘的生存状态。和王蒙、宗璞等“伪现代派”作品相比,这两部作品已经超越了形式探索的层面,将现代主义精神融入到作品中,在思想意识、文学精神和表现手法上更加成熟,更具有现代主义的特点。正因为此,批评家们认为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正在步入繁荣期。而《你别无选择》也被称为“第一部成功的中国现代派文学作品”,是“一代人‘情绪历史’的一个浓缩”。

继刘索拉、徐星之后,马原、洪峰、格非、残雪、余华、孙甘露、莫言、苏童、扎西达娃、北村等一批作家纷纷登上文坛,开始了先锋文学之舞。中国的先锋文学先天地带有现代文学影响的痕迹。如莫言将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比喻为“两座灼热的高炉”,认为他们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余华则对卡夫卡和川端康成推崇倍至,他的小说也充满了新小说和罗布-格里耶的痕迹;残雪的作品,飘荡着卡夫卡的影子;格非、孙甘露的作品,受到了博尔赫斯的深刻影响……当然,他们的探索并不是纯粹的摹仿,也体现出了很强的个性和本土化的特征,如马原、格非等人不同于博尔赫斯对纯粹的幻想世界的迷恋,带上了一种传统东方关注“现象”而不重视“真”与“幻”的区别的亦真亦幻色彩;孙甘露的诗性探索也立足并着力于对现代汉语诗性功能的挖掘,等等。

在对“形式”的变革上,马原无疑是叙事革命的代表人物,他创作的《拉萨河的女神》,第一次把叙述置于故事之上,把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在一起。他在《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虚构》、《大师》、《涂满古怪图案的墙壁》等小说中,使用元叙事的手法打破了小说的“似真幻觉”之后,又进一步混淆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马原的这引起叙述探索形成了著名的“马原的叙事圈套”,并以独特的方式消解了此前人们所熟悉的现实主义手法所造成的真实幻觉,成为以后的作家的模仿对象和小说实验的起点。

残雪的《山上的小屋》等小说中的世界,都是变形的,她的人物,都带有某种“神经质”,互相间缺乏沟通、信任,并存在一种“自虐”和“他虐”的心理。她的小说以一种丑恶意象的堆积凸现外在世界对人的压迫,把一种个人化的感觉上升到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寓言的层次。

格非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便致力于叙事迷宫的构建,他以人物内在意识的无序性构筑出一团线圈式的迷宫──其中有缠绕、有冲撞、也有意识的弥散与短路。如他的短篇小说《褐色鸟群》,首次运用了“叙述空缺”的手法,叙述了一个似真似幻的故事。它打破了传统文学对“真实性”的追求,透露出现代人对“存在”的实在本质的怀疑。

在小说的语言方面,先锋小说家们也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孙甘露的《信使之函》、《访问梦境》、《请女人猜谜》、《我是少年酒坛子》等作品,着力于使小说语言诗化的诗性探索,词语被斩断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搭配起来,使能指自我指涉与相互指涉。他的小说语言实验,其实最接近的是超现实主义诗歌与绘画,他的小说是这些语言的与视觉的幻象集合而成的恍惚暧昧的梦与诗。

余华的小说,如《四月三日事件》、《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难逃劫数》等,以一种冷静的笔调描写死亡、血腥与暴力,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人性的残酷与存在的荒谬。

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小说作家们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与生存探索这三个层次进行了深层次的探索。和传统现实主义作家相比,先锋作家大多力图追求一种“现代性寓言效果”,刻意追求情节的淡化和荒诞,追求“有意味的形式”,将叙述角度、语法修辞的独特做为创作的最大目标。这些特点,是“先锋小说”得以区别于被人厌倦了的传统现实主义而繁荣一时的最大特征,然而同时,这些特征中也蕴含着先锋派的创作局限,正因为此,中国的“先锋小说”在80年代末开始盛极而衰,许多作家的创作也开始转向。

篇10:在西方现代艺术思潮影响下的中国画的意象论文

在西方现代艺术思潮影响下的中国画的意象论文

[摘要]西方现代绘画大致可以分为两大主流,即“抽象绘画”与“超现实绘画”。而抽象的趋势,则是贯穿于现代艺术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因而一些西方评论家索性把20世纪称做“抽象绘画的时代”。

[关键词]具象 抽象 意象

自从被誉为现代艺术之父的塞尚提出“要用圆柱体、球体、圆锥体来处理自然”的著名命题,西方艺术家便相继从各个角度投入了对抽象绘画的探讨。有人以修拉的“点彩派”为出发点,通过拆解物体的外在结构,使绘画走向了纯粹的几何图形,这一流派以毕加索的立体主义为其高峰,以荷兰画家蒙德里安的“冷抽象”为其归宿;有人则从更高的“原始派”艺术理论获得了灵感,以直抒胸臆地表现内在情感为绘画的终极目标,结果使绘画走向了纯以色彩构成的点线面组合,这一流派以马蒂斯的野兽主义为其枢纽,直至康定斯基的“热抽象”集其大成。当然,无论抽象画是“冷”是“热”,其大方向却是一致的,那就是他们统统离具象越来越远,以至在画面上再也找不到一丝可以辨识的痕迹了。

有些国内的艺术论著以西方抽象画几十年的发展结果来反衬中国画,据此便认定:中国画发展了几千年,竟然始终没有摆脱具象的“束缚”,即使是号称“写意”的水墨画也不肯把残留的那点具象的“尾巴”割掉,足见它是无法走向现代的“顽固不化”的艺术品种,只有等着让现代艺术的浪潮淘汰了。

还有一些论著认为,要想中国画不被时代潮流所淘汰,那就必须赶紧向西方现代派靠拢,当机立断,抛弃具象成分,使之尽早“抽象”起来,这样才会绝路逢生,柳暗花明。

我们并不怀疑上述论点的持有者,都是些恨中国画之“铁”,不成现代派之“钢”的热心之士。然而,他们的比较方式和立论标准,却好像出了点毛病。因为在艺术评价中,历来是只以美丑分优劣,而不能单靠新旧论高低。新的未必是美的,而旧的未必是丑的。把西方的“新潮”简单的搬来用做否定中国画的依据,这种做法本身便缺乏科学的精神。

回顾一下中国艺术发展的历程,便会发现中国画其实是世界上最早摆脱具象束缚的画种。在中国古代,起初也是以逼真为圭臬的,然而,到了东晋顾凯之时代,绘画观念发生了质的飞跃,古老的“逼真为上”的观念被顾恺之的“传神”论所替代了。只要能够“传神”,具象的逼真可以被忽略,甚至被破坏。此后,中国画在宋元时期又兴起了更具抽象意味的大写意水墨画,使具象的成分进一步锐减。从此,写意画成了中国画的主流,其最大的特点正如齐白石老人所精辟概括的:“要在似与不似之间。”在这里,“不似”中就含有抽象的意味,而“似”则又专指抽象之中的具象。在中国画看来,“太似”则视为媚俗,是断不可取的;而完全不似则为“欺世”,是糊弄老百姓。中国画的高妙之处恰恰在于,它的抽象从不超出欣赏着所能接受的极限,而它又同具象永远保持一定距离,这是唯有中国人才能领悟的艺术哲学,是一种极高妙的对立统一。它把具象和抽象兼容于一体,不论似与不似均能否抒写画家的“胸中逸气”为归依,这种主观意志与客观物象的高度融合,便构成了中国艺术语汇中的一个特殊概念;“意象”。《文心雕龙神思》中有句“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在这里,“意”可以解释为主观情意,“象”则可理解是客观物象,这两者本身一对矛盾,然而它们却在中国画家的笔墨之中得到了完美和谐的统一。意象是对具象与抽象的高度融合,是画家创造力的集中体现。此外,与意象相对应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意匠”。意匠在中国传统画论中,更多地体现在画家的主观意念上,如果说,意象之“象”还是指客观物象,那么,意匠之“匠”则直指艺术家的主观本体,更加强调了作为创造者的“独照之匠”。譬如,人们见到一幅风格独特、与众不同的画作,便常常会说它“匠心独运”、“别具匠心”。无论意象还是意匠,强调的其实都是艺术家对客观物象的独特观照于表现;无论他画的是具象还是抽象,画中皆贯穿着画家本身的主观意念,正如《文心雕龙》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纯粹由东方文化所衍化出来的艺术观念,正是许多西方人梦寐以求却难得其门而入的'。

西方人历来习惯于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科学实证,因此不论搞科学还是搞艺术,都喜欢条分缕析、穷源竟委的理性思维。他们一旦认定抽象艺术是对自然具象的反叛,就干脆离自然具象越远越好,而且不惜发微探奥地引入数学公式,将抽象绘画分解成几何图,直至走到抽象的极端,令观者不知所云,落得个“但伤知音稀”。接着,循着物极必反的规律,从抽象折返到具象中来。在这里,我们不妨引用梵高的一段话,来印证西方画家的这种困惑和矛盾的创作心态,他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抽象在我看来似乎是一条有诱惑力的路子。但它也使人迷惑不解,上了岁数的人,甚至每一个人都会很快发觉:抽象是条死路。”这段内心自白出自一位最先大胆的摆脱具象、走向抽象的现代艺术先驱,确实耐人寻味。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西方画家又回过头来痛责“抽象艺术是死亡的标志”,呼吁“抽象主义画家需要重新求教于现实世界”。于是,作为抽象绘画的对立面,一个个“超现实主义”画派又应运而生,有的深入事物的微观领域去尽精刻微,有的倡导“比真实的自然还要逼真”的照相写实主义,更有人干脆抛掉画笔和画布,直接将实物搬进展览厅(杜尚的《泉》)……纵观西方现代艺术思潮,虽然名目繁多,宗旨各异,但大抵总是在极端抽象与极端写实这两个极点之间大幅度摇摆和轮回。这种经常性的艺术倾向急剧递转,固然曾使艺坛此起彼伏、热闹非凡,但是它对整个西方艺术的负面效应也是不容低估的。不少西方艺术家都对此忧心忡忡,不知如何是好。

英国著名艺术理论家赫伯特里德,就曾以折衷的方式劝告艺术家们“很有必要在抽象和现实两条艺术道路之间来回游离,自由选择”,因为“以现实主义方法进行艺术创作,可增添你对生活、人类和地球的爱;以抽象主义方式进行的艺术创作,会使你的个性获得解放,知觉变得敏锐”。说的确实不错,然而,倘若套用这个“西方观念”,来关照一下中国画的话,那么你会惊奇的发现,其实中国画家从来就是在抽象和现实之间“往来游离”、“自由选择”的,他们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会极端抽象,一会又极端具象的偏颇,他们才是真正的有能力兼容似与不似的“意象画家”呢!

篇11:西方经济学对现代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影响论文

西方经济学对现代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影响论文

西方经济学自从引进之后就融入到了中国经济发展中,并且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主要从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开始讨论,浅谈西方经济学的各个主要分析方法对中国经济学的影响。

一、西方经济学的引进

西方经济学的引进没有一个特定的时间,是随着我国资产阶级革命逐渐引入的,纵观历史可以发现,在我国半殖民半封建时期西方经济学就已经逐步走进中国。在百日维新时期,以梁启超、康有为等人发起的变革带动了西方经济理论的传入。根据统计,在我国“五四运动”开展之前,大约有四十部西方经济著作的完成,系统介绍了西方经济的基础理论以及分析方法。但是这个时期都是以翻译为主,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我国才有自己著作的相关西方经济理论书籍。此时著作的理论水平较低,达不到学术水平的高度,所以出版和阅读量也十分有限。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了建国都没有太大的改观。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对于西方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引进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时对西方经济的研究由表面开始逐渐深入,并且有很多人员开始专门从事西方经济理论的研究工作。这个阶段,推动了我国西方经济学更大程度的发展。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初期,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仅限于对凯恩斯经济学以及外国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像是美国的《宏观经济学》以及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也在研究范围内,但是经过目前的研究发现,我国当时对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最为深入。这个现象和我国的国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凯恩斯经济的主张是政府要干预经济的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国情相符合,此时,西方一些非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也被翻译引进,在某些方面弥补了凯恩斯经济学的不足。综合引入的各种经济学理论可以看到,对经济进行适当干预的理论是最符合我国国情的一种理论,并且也得到了我国众多学者的一致认同。在九十年代初期,在我国又兴起了产权经济学,这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种西方经济学理论,产权经济学主要是以制度为核心进行的一种经济理论,强调产权制度也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建设的一个方面。此种经济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我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二、西方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影响

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首先就表现在分析方法的影响上。

(一)实证分析法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是偏向于规范分析,而西方的经济学主要是运用实证分析法来进行分析的。实证分析法相比较而言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主要分析“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主要强调的是对目前状况现象的分析,而不着眼于对现存问题的解决。第二,通过数据统计和经验,对实证提出的假说进行正面或者反面的论述,具有很大的客观性。这种分析方法对我国很多中年学者产生了较大影响,他们认同经济学是一种实证类的学科,所有的假说和研究者的.道德伦理价值理念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们只在客观条件下研究经济学问题。所以,经济学这一学科就被赋予了“道德中性”的客观意义。目前,西方经济学家一般倾向于实证经济学方法,但并不完全排除规范经济学。

(二)结构分析法

结构分析法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宏观经济学的引入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法主张在“整体”上对经济有一个宏观的判断。在分析的过程中要依据经济内部发展规律和模式,这种分析方法认为经济之所以有质的变化是因为结构不同的原因。结构分析法的学者认为我国经济的矛盾不是通过单纯的数据分析就可以解决的,真正的矛盾是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结构矛盾,所以这种分析方法主张对我国的经济结构进行分析,从结构方面来把握经济的增长矛盾。这种分析方法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是缺乏一定的弹性的,弹性缺乏造成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归根结底就是结构的不合理,结构对于经济方向的判断有着有着重要意义,所以对经济的分析是需要从结构方面开始的。

(三)制度分析法

制度分析法是在八十年代开始被中国的学者广泛接受,这个分析方法的热度一直持续到了九十年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视需要一定的制度作为前提和保证的,因为西方经济学都是基于成熟的制度之上的分析,所以中国经济之所以有问题就是因为制度的不成熟。此种分析方法着重关注我国的制度问题,第一,我国现存的经济制度不是最终完善的。第二,我国的经济制度还在不断的发展。第三,我国目前的经济制度在很多方面来讲都只有暂时意义可以参考。这种制度分析的方法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来说更具有现实性意义,就如著名经济学家诺斯所言:“制度理论集中考察的是制度在决定交易费用中的作用……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作出决定……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

三、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的影响

(一)有关我国经济学的学科定位

西方经济学帮助我国经济学进行一个更好的定位,我国的传统理论认为经济学是要对社会与生产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的学科。而西方经济学学者更认同于将经济学看作为是一门“科学”的观点。虽然在西方,对于经济学的定位也存在分歧,但是这种分歧对于我国经济学的定位来说是微不足道的。随着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大多数的学者都认同中国经济学是建立在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综合权威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经济学其实是一门社会学科,而不能称之为是科学。因为经济学中的很多变量是无法通过准确的计算而得出的,只能得出一个宏观的概念,综合西方经济学学家马歇尔的概念也可以看到,经济学通过分析只能得到一种经济发展的“趋势”,而不是一个可以通过数字来证明的可以参考的规律。加入经济学可以通过数学数字准确的计算出来,那么也就是失去了其学科意义。经济学没有准确的数字计算,因为其中的因素复杂多样,所以只能出现相关的趋势和方向预判。经济学和哲学等其他学科有着很大不同,这个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践特点,不是通过单纯的逻辑和推理就可以得出答案的。很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可以通过数学学科的介入来得到答案的,其实不然,经济学尤其是和我国国情相结合的经济学,是需要一定的前提假设的,只有经过了历史检验的经济学才是真正所追求的学科。

(二)关于我国经济学的学科范畴

我国经济学的学科范畴也是在不断发展中最终成形的,最初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并没有绝提的范畴划分。我国对于经济学的界定由最初的研究生产与需求的关系到了现代经济学的范围拓展。目前学术界认为经济学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为经济理论,经济正常,经济规律的应用。这三个部分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经济理论是一切研究的基础,只有将研究基于理论的基础上才具有更大的公信力。发展到现在,经济理论不止一种,有很多经济理论是需要结合现实进行创新研究的。经济政策主要值得是对我国现存的政策方针的研究,主要是利用已有的理论和结果制定相应的经济发展参考政策。这种政策是针对现实问题而定的,必须具有现实意义才可。而经济应用研究是将理论应用到各行各业的一种最终实现,必须要提供具有参考性和操作性的依据。

(三)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融合

自从西方经济学的传入,就不可避免的与中国国情相融合,这是一个必然趋势。但是这种融合趋势是隐性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呈现出来。这表现在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理论被应用到中国经济发展中,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也被用来分析一些西方经济现象。虽然两者之间有融合的趋势,但是这种融合并不是融为一体,而是在某些理念和应用上的融合,必要的分支依旧十分明确。目前我国已经划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两个经济学主流,研究相关经济学问题。

四、结语

西方经济学有很多的可取之处,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带动作用,能给我国经济学带来活的生机。西方经济学自传入中国以来就被不断的充实和应用,不仅确定了我国经济学的学科定位,还提供了一种新的经济思路,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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