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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三国志演义》原编撰者及问题
《三国志演义》原编撰者及有关问题
古代小说《三国志演义》（注：罗贯中此书原名究竟叫什么？今见诸明刻本卷端除附加“按鉴”、“精镌”等许多词语外，书名或题“三国志传”，或题“三国志通俗演义”，或题“三国志”，或题“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等等。考小说史，其书名乃依傍陈寿《三国志》而来。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诚德堂熊清波本有《序》亦曰：“《三国志》一书，创自陈寿，……罗贯中氏又编为通俗演义，使之明白易晓，而愚夫俗士，亦庶几知所讲读焉”云。故知罗氏原著书名无疑不叫“三国演义”，今姑通称而谓之《三国志演义》，以俟后考。拙作《罗贯中原著书名非“三国演义”辨》（载《文史知识》1995年第5期）已叙说之，可参见。）早期刻本很多，诸明本的书名题署各有异同，先后参与整理者也甚夥，而其原本为罗贯中所编撰，则成为学术界大多数人的共识。一
近年来，有的学者以为《三国志演义》编撰者不是罗贯中，因为这部小说的某些明代“梓行”本（如黄正甫本）并未署作者姓名，而这黄正甫本却被认为是最早的刻本。因此，问题的澄清还须从版本谈起（按：关于黄正甫本的详细讨论拟另具文，此处只对涉至原编撰者与相关的问题略作旁及而已）。
众所周知，《三国志演义》成书后，长期一直以抄本形式流传。明弘治七年甲寅(1494)庸愚子（金华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说：“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又说：“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弘治七年此序只提“誊录”传抄，不及当时有刊刻之事。到明嘉靖元年壬午(1522)关于修髯子（关西张尚德）《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乃托称有客请求刊刻，以传“四方”，于是才有了刻本。这应该是可以相信的事（注：今人沈津先生认为此前或有刻本。他在上海图书馆所藏明周显宗刻本《陶渊明集》上，发现改装用的衬纸中有《三国志演义》残叶，谓据残叶“衬纸的字体、纸张、文字等进行鉴定，此种刻本应在明嘉靖刻本之前，或在明成化、弘治间。查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不载此刻之行款，当另一新版本也。”见《文献》季刊1990年第2期第200页。 陈按：1989年10月在沪开会时，当月20日曾专往观看该残叶。所见此刻确为未著录的早期明刊本，半叶12行，行22字。但其年代的最后鉴别，尚待进一步的充足证据，故而暂时未敢苟引。况且，今见之所谓“嘉靖元年本”（即“人文影本”的底本）并非此年刊印。其真实的刻书时间还需要重新确定。当然，真正的嘉靖元年本也有待查找。至于嘉靖元年前的刊刻问题，并不排除存在的可能性，但要等真实可靠的发现来作结论，目前只好暂从修髯子（张尚德）《引》之说。）。
不过，今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下称“人文影本”），虽然学术界普遍认为其底本是明嘉靖元年壬午张尚德刊刻的，但是事实上未必如此。从同系统的夏振宇刊本（注：夏振宇本的板心刻“官板三国传”，可见其母本为官版，尽管分卷不同，正文与注也有所加工，且有不少错误，但是从总体来看，夏本与“人文影本”有许多相同或接近的地方（包括误文误注），而且其卷首也有明嘉靖壬子（午）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等。夏本的祖本当是嘉靖元年张尚德“小书庄”刻本（或其底本），与“人文影本”的母本（或祖本）同出于一源，只是各自在历次翻刻过程中又进行了不同的整理和修饰。因此，通过夏本当可窥探嘉靖元年张尚德原本的某些面貌。）来看，尽管夏本晚出而且有许多加工整理，却也保存了嘉靖元年原刊的某些文字。下面仅举数例以略说之。例一，“人文影本”底本有脱文。如卷首庸愚子《序》，夏本写“若读到古人忠处，便思自己忠与不忠；读到孝处，便思自己孝与不孝。”这里有两个“读到”，乃正是原文骈体对句的提示需要。但“人文影本”此处缺失后一个“读到”，显然是其底本刊落的缘故。又如夏本此《序》分析曹、孙、刘三家时，指出孙权父子“虎视江东，固有取天下之志，而所用得人，立心操行，又非老瞒可议。”接着说刘备“君臣契合，辅成大业”。这里其实也是评说三家的用人，以为刘备“君臣契合”乃最上，孙权“得人”的“立心操行”为其次，曹操则又无可与孙权相比。前后呼应，意思层次分明。但是，“人文影本”却刊落“立心操行”四字，那末东吴孙氏所用人之“得”便隐然不显，也模糊了三家“得人”的差别，此当非嘉靖元年本的原来面貌。例二，“人文影本”底本有误字，夏本可正之。如夏本修髯子《引》，谓此书“简帙浩瀚，缮本甚艰，请寿诸梓，公之四方。”“缮本”，即抄本。《后汉书》卷八十四《董祀妻传》载曹操问蔡邕遗书，邕女琰因书已流失，“罔有存者”，乃凭“诵忆”而“缮书送之，文无遗误”。“缮书”，即抄写所成本也。按因《三国志演义》“简帙浩瀚”，此前只有“誊录”相传而抄写工作繁重，所以这里才说“缮本甚艰”。然而，“人文影本”此《引》“缮本”作“善本”，非也。通常所谓“善本”乃指珍贵难得的版本，虽然也包含有抄本在内，但是当时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明嘉靖元年此《引》不可能称其近代小说为“善本”，故知此处当以夏本为是。例三，“人文影本”底本经过文字修饰，删除了一些“忌讳”性的细节描写，而其母本（或祖本）某些文字则从夏本中可以看得到。如夏本所保留对关羽、诸葛亮的一些微词，当为未加修饰的祖本原有，但不见于“人文影本”。又如“人文影本”写曹操得冀州后，“操自统大军征袁谭，直抵平原。谭料非敌，遂弃平原，走保南皮。”而夏本在“直抵平原”与“谭料非敌”之间，还有一段约十二行近三百个较为朴实的文字，描写袁谭向刘表求救，表听刘备“只宜养兵自守，彼虽求援，切莫妄动”之计，遂贻书拒绝。如果说刘备在白门楼落井下石，是因为吕布曾经抢夺过他的地盘，其负“射戟”之恩似尚为情理中事。但是，袁谭既与他并无嫌隙，而又在他穷途匹马来投时，还曾亲自迎奉而待之为上宾。袁谭有大难，刘备理应设法救援，今却反而阻止刘表出兵，其行为实在鄙劣。这种有损于刘备形象的描写，在尊刘贬曹倾向日益强化的情况下，后出的夏本是不可能擅自增添的，而当是保存原本之所有。例四，“人文影本”底本的正文又有挖改的明显痕迹，当非原本所为。如夏本写鲁肃过江邀孔明，说：“孔明之兄为江东参谋官，望公既久，……愿请公同见孙讨虏，共议大事，若何？”这里鲁肃直呼之“孔明”。但是“人文影本”的底本此处进行了挖改，将“孔明”二字改作“贤公”，殊不知通检全书并无称谓孔明作“贤公”之词语。这里的挖改，显然不是因为校正文字的需要，实亦乃为尊刘而敬重孔明之缘故（注：《三国志演义》写孔明被称为“大贤”、“公”等，“人文影本”的底本经过挖改而合称之为“贤公”。但“贤公”之谓，亦不见于尚保存对孔明有某些微词的夏本等。）。如此等等，可见“人文影本”及其底本并不是明嘉靖元年张尚德“小书庄”的原刊本。如果把“人文影本”当作嘉靖元年原本，并以此为坐标来判断、分析或研究《三国志演义》的版本及其年代问题，所作的结论无疑将不会是十分可靠的。况且，经过了漫长岁月的传抄以及后来诸多的增改刊刻，《三国志演义》的版本问题已变得十分复杂，而且依据刊刻的先后有时也还并不足成为证明其对原书接近程度的唯一标尺。
今有学者认为，黄正甫本是刻于明嘉靖元年（甚至是弘治十三年）以前的最早刊本，此本未署作者名，于是便否定罗贯中
是《三国志演义》的原编撰者。诚然，属于“三国志传”系统的黄正甫本中的某些文字，应该说仍保存其祖本面貌而可能比较接近于罗贯中的原书。所以，拙著《诸葛亮形象史研究》曾将此本与“人文影本”有关诸葛亮形象的描写进行了比照。不过，我至今仍然还认为此本刊刻时间晚于“人文影本”的底本，孙楷第先生据序末题署而确定为“明天启间”刊的'说法，还当是可信的。今仅就有关问题作如下简述，并向方家请教。
首先，从刊行者其人的年里与刻书活动来看。（一）黄正甫乡里。此本卷端题“书林黄正甫梓行”，全书卷末木记又作“闽芝城潭邑艺〔书〕林黄正甫刊行”。刊行者为黄正甫，是学术界确认而没有争议的事实。按《明史》卷四十五载，建宁府下辖建阳县。据明清地方志记述，“芝城”即建宁府的别称，“潭邑”则为建阳县，此“书林”乃特指建阳县崇化里书林地方（注：芝城，据清康熙《建宁府志》载，因府城南有紫芝山（古代产紫芝）而得名。“潭邑”（或又作“潭阳”），明万历《建阳县志》载：“建阳县古有大潭城。闽粤王无诸筑城于上，以拒汉。下瞰大溪，潭水泓澄，故以名焉。”书林，方彦寿《建阳刘氏刻书考》（上）说：“在建本中，凡出现‘书林’二字，均指崇化书林”。又说：“建阳崇化里村外歌乐山上，历史上曾有一座书林门，门的上方即大书‘书林门’三字，系出入书林的古驿道的必经之地。”（见《文献》季刊1988年第2期第208页））。明代当地著名刻书世家，如余氏刊本等亦多自题“闽书林”、“闽建书林”、“建邑书林”、“书林”云云。由此可见，黄正甫乃是福建建宁府建阳县崇化里书林（今书坊乡）人，其所刻的是明代数量甚多的闽建本《三国志传》中之一种。
（二）主要家世与生活年代。南宋理学家黄gàn＠①（朱熹弟子、女婿）曾寓建阳，有子遂定居于此。据清刻《敕建潭溪书院黄氏宗谱》记载，其后裔黄尚问(1299～1383)入赘至崇化里，黄正甫（名一鹗）即尚问之十世孙。
此《宗谱》又载：一鹗（即正甫）父名黄世茂。“世茂公之子，讳一鹗，字正甫。妣江氏成女。生卒俱失考……生子三：国荣、国堂、国丙。”世茂尚有子黄一方，即正甫胞兄。此谱又云：“一方公长子，讳国聘，邑庠生。万历十三年乙酉九月初五日（生），殁康熙十九年庚申正月初十日。”（注：见方彦寿文（《文献》季刊1989年第3期第241页）及其惠函。）今依当时一般民间习俗来推算，男子年十八娶亲，约二十岁前后得长子，那末由黄国聘生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上推，黄一方则当约在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前后出生。黄正甫在《宗谱》排名上，是黄一方紧邻相接的胞弟，如果他比其兄少三至五岁或稍后些，则约当生于明隆庆三至五年(1569～1571)或稍后。按明隆庆只有六年，由此而知，黄正甫主要活动年代大约在明万历、天启期间。这也许离事实并不会太远（尚可参见下文）。至于说黄正甫大约在明弘治十三年(1500)以前，即他出生前约七十年左右，便已经“梓行”这部《三国志传》，就令人难以置信了。
（三）刻书活动。黄正甫刊本除《三国志传》外，今所知见的还有刊行于明万历年间的其他通俗畅销书。
《兴贤日记故事》四卷，明万历三十九年辛亥(1611)刊，现藏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卷一端题“新镌徽郡原板校正绘像注释便览兴贤日记故事”，“洪都詹应竹校正”，“书林黄正甫梓行”。书末有木记题“万历辛亥孟夏月／书林黄正甫绣梓”（注：关于《兴贤日记故事》一书，承蒙日本新xì＠②大学副教授中川谕博士协助调查并寄来书影，谨此致谢。）。
《二十四孝日记故事》一卷，现亦藏日本内阁文库。卷端题“锲便蒙二十四孝日记故事”。此书上图下文，每半叶有两则行孝故事，全书六叶共二十四则君臣行孝故事。此书与《兴贤日记故事》合为一册（其编叶：前《二十四孝日记故事》，从第一叶始至第六叶；后为《兴贤日记故事》，从第七叶始至书末（注：关于《二十四孝日记故事》，参见福建省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学者方彦寿先生、日本学者中川谕博士等惠函及日本京都大学金文京教授惠赠的书影。对于以上学者的盛情支持，深表谢意。）。陈按：以上两种同时合编入此丛刻本，俱为黄正甫所刊。故日本酒井忠夫《明代の日用类书と庶民教育》一文录载作：《锲便蒙二十四孝日记故事》，“万历辛亥（三十九年）‘书林黄正甫绣梓’”。
《精选古今诗词筵席争奇》三卷，“明万历书林黄正甫”刊，见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卷一著录。按当时此类争奇体裁作品十分风行，如明万历、天启间建阳书林余氏萃庆堂就刻有当代作家邓志谟的六种“争奇”各三卷：《花鸟争奇》、《山水争奇》、《风月争奇》、《童婉争奇》（有天启四年序）、《蔬果争奇》（有天启四年序）、《梅雪争奇》（注：邓志谟，名灵，号景南，别号竹溪散人、亦号百拙生。今人孙一珍说他“生于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左右，卒于天启四年(1624)以后”，是“在万历和天启年间多产的作家”（见《中国通俗小说家评传》第72、78页）。邓志谟著述颇丰，有小说、戏曲、“争奇”系列作品，以及通俗日用类书等数十种。余泗泉萃庆堂刻其书最多。但是邓志谟作品，今多流失国外。据金文京教授《晚明小说类作家邓志谟生平初探》说，邓志谟六种“争奇”作品都为余氏萃庆堂刻，余刻本现藏日本内阁文库五种、龙谷大学一种。除此之外，所见《山水争奇》三卷，尚有明天启间清白堂刻本，存“康生”藏书印。
此外，另《茶酒争奇》二卷，天马山人（朱永昌）撰，明天启四年(1624)甲子清白堂刻本，亦有“康生”藏书印。
由上可见，明万历、天启间“争奇”体作品风行一时，黄正甫书坊刊刻《筵席争奇》是毫不为怪的。）。其《山水争奇》三卷，还有明天启间建阳书林杨氏清白堂刻本。黄正甫所刻《筵席争奇》当也是时尚畅销书。
由上可见，黄正甫其人主要生活年代及其刻书活动都是在晚明时期。
其次，再从黄正甫所“梓行”的《三国志传》来看。
此书乃孤本，今仅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图）。据原北平图书馆旧卡记录：“《三国志传》二十卷八册，明书林黄正甫刻本。购订处：邃雅斋（北平琉璃厂）购。收到日期：（民国）24（1935年）／3（月）／11（日）”。是1935年原北图从琉璃厂书肆购得的。所见八册乃金镶玉重装本，入藏前当已为之。有学者说：“黄正甫刊本的封面、叙、目录是天启年间重印时补配的”；而正文是“今见”之“最早刻本”（见《明清小说研究》第1期）。即正文比“叙”、“目录”早，其“刊刻时间大约应当在公元15（明弘治十三年）以前”（见《〈三国演义〉的作者真的是罗贯中吗？》）。因此，对于这些问题应该进行必要的探讨。
（一）关于正文。从各卷卷端所刻的书名来看，此本首卷端题“新刻考订按鉴通俗演义全像三国志传”（第七卷同，第二卷只缺“全像”二字、第八卷“新刻”作“新镌”二字）；然而，第三卷端题“新刻京本按鉴考订通俗演义全像三国志传”，其第四、五、六、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卷端题都同第三卷。此书共十六卷卷端刊刻有“京本”二字，全二十卷卷端都题“新刻”、“考订”等字样。何谓“京本”？郑振铎先生说：明代闽地书铺，“凡翻刻南京、北京书，皆冠以京本二字，以示来源，有别杜撰”（见《西谛书话》第60页）。可见黄正
甫是据“京本”（这里当指南京刻本）翻刻的，当然也不排除他利用先前已翻刻“京本”而成的部份旧板来印行，无论属于哪种情形，都是曾经加过工（所谓“考订”、“按鉴”等）的“新刻”。既然有“京本”在先，黄正甫本就绝不是什么“最早刻本”，这完全是不言自明的事。即使以为“新刻”、“京本”云云是一种商业宣传手段，那末这种宣传的本身，无疑也透露出当时已经出现了《三国志传》众本纷呈而黄正甫本并不“最早”的消息。
今见黄正甫本正文的一些文字，未必都能算得上“最早”。以其卷之二《曹操兴兵报父仇》段对曹操在兖州招纳贤士的描写为例，来与余象斗双峰堂刻本《批评三国志传》（下简称“余本”）相比照，不难发现其多处文字是经过改易的。(1)“余本”写郭嘉推荐刘晔，说他“十三岁与母报仇，杀仇人头拜墓；二十馀岁在扬州席上砍杀刚强郑宝，名闻淮海。”而黄正甫本则删去杀人之事，并把刘晔从“光武嫡派子孙”改为“光武宗派”。“余本”写荀yù＠③推荐程昱时，说他“身长八尺三寸，美须髯，眉清目秀”，黄正甫本也加删除。这些是因为强化尊刘贬曹倾向的需要。(2)“余本”写曹操访请程昱，“遣人于乡中根问，果得消息于山中读书”；黄正甫本改写作“操遣人于乡中访问，在山中读书”。又，“余本”写夏侯dūn＠④推荐典韦时，对曹操谈其发现典韦的经过：“某（dūn＠④自称）于中山射猎，见一大汉逐虎过涧，问之即典韦也，收在军中久矣。”而黄正甫本改作“dūn＠④于山中射猎，见此人逐虎过涧，收在军中久矣。”显然，黄正甫本的这些文字经过了改易，尽失其本色；而且将“根问”改作“访问”，将“一大汉”改作“此人”等等，使活生生的口语变成僵硬的书面语。(3)“余本”写曹操招纳人才，在列举四位谋士姓名后，谓“更有五十七人不录”；接着又列出“文武兼全”者、“武将”名单，随即说“多有部下之人，不及录亦多。部有精兵三十万。”黄正甫本保留了“余本”前句“更有五十七人不录”的文字，却将后句“多有部下之人，不及录亦多”等大加删改。经过一番修饬，黄正甫本的文字确实是简洁多了，但留下的斧凿痕迹也十分明显。从这些描写中可以看到，黄正甫本的某些文字不可能比“余本”更早，而“余本”刊刻的确切时间是在明万历二十年(1592)。
（二）关于“叙”、“目录”等正文卷前文字与所谓“封面”问题。单就字体而言，很难断定这些卷首资料与正文刊刻时间的前后。因为一家书坊不会只有一个刻工，而一个职业刻手也不会只熟悉一种字体。同期刻印的正文，可能有时与卷首资料的字体并不完全一致。所以，如要对这个问题作鉴别，还需再从其他方面来探索。
黄正甫本卷首目录的段数与段目，与正文互有异同。(1)黄正甫本二十卷，每卷十二段，所以卷首《目录》末云：“首尾共计二百四十段”。但是，除了缺叶外，今所见正文失刻了四则段目，实只存二百三十六段。即卷之二缺刻原第七段段目（按卷首《目录》此段作《李催［jué＠⑤］郭＠⑥［汜］杀樊稠》。“余本”、乔山堂本同黄正甫本的卷首目录。下凡如此，俱简作：“同某本”），卷之五缺刻原第十二段段目（按卷首作《曹操乌巢烧粮草》，同“余本”、乔山堂本），卷之十二缺刻原第五段段目（按卷首作《曹操试神卜管辂》，同“余本”），卷之十九缺刻原第十段段目（按卷首作《姜维祁山战邓艾》，同“余本”、乔山堂本）。黄正甫本正文虽然不刻这些段目，但是其内容与文字依然保留，而且描绘这些故事的上图也照刻不误。今见这些故事图，依次为：“李jué＠⑤席上计斩樊稠”（卷一）、“曹军烧绍乌巢粮草”（卷五）、“操令管辂卜左慈事”（卷十二）、“司马望救邓艾出阵”（卷十九）。足见这些卷首目录是正确无误的，而恰恰只是正文应有的这些段目漏刻了，却并非原本（或祖本）正文就是如此。(2)卷首段目文字与正文不尽一致，在明闽建刻本中是并不罕见的。黄正甫本有这种情形，其他建本也都不乏其例。如“余本”卷八正文段目《诸葛亮计伏周瑜》，而卷首作《孔明智伏周瑜》；汤宾尹校本《三国志传》（下称“汤本”）卷二十正文段目《司马炎复夺受禅台》，而卷首作《□□□［司马炎］复受魏禅》；乔山堂本《三国志传》（下称乔山堂本）卷二正文段目《刘玄德北海解围》，而卷首作《刘表［备］北海解围》等等。至于黄正甫本卷九正文段目《赵云智取桂郡》、《黄忠魏延献长沙》，而卷首作《子龙翼德各得郡》、《关索荆州认父》；卷十二正文段目《瓦口关张飞战张hé＠⑦》，而卷首作《张飞关索取阆中》，这是因为正文删改了关索故事而另题段目的结果。其实，这种情况全同于乔山堂本，而乔山堂本刊刻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或万历四十七年(1619)，比明天启三年(1623)才出现的黄正甫本要早许些年头。这里还应该附带地指出，乔山堂本的卷首目录存有卷十二之段目《曹操试神卜管辂》，正文删去此段目（黄正甫本同），并将此段正文紧接于上段末（黄正甫本与之大体相同），只不过乔山堂本正文删去描写管辂的文字比黄正甫本要多得多，故其卷首似已完全没有必要保存此段目。尽管如此，至今还没有学者提出乔山堂本的卷首文字要比正文晚刻的看法。因为这些并不能用以证明正文与目录之间刊刻的先后。
黄正甫本卷首《目录》之前有癸亥（即天启三年）博古生《叙》，其后有《君臣姓氏附录》。正文有些错字，《君臣姓氏》中也可以找得到。如卷二写夏侯dūn＠④推荐典韦时，曾说：“此人乃陈留巴吾人也”；《君臣姓氏》之魏国臣纪也载：典韦，“陈留巴吾人。”其实，“巴吾”乃为“己吾”之误。按陈寿《三国志》卷十八本传载：“典韦，陈留己吾人也。”又，《后汉书志・郡国三》亦记陈留郡下有“己吾”县。可见正文与《君臣姓氏》都一起错了。又如黄正甫本往往将“阿”字误作“河”。正文卷二写曹操“留荀yù＠③、程昱领军三万，守鄄城、范县、东河三县”；《君臣姓氏》之魏国臣纪亦谓程昱“东河人”。但据《三国志》卷十四、《后汉书》，“东河”俱为“东阿”之误（“东阿”，时属兖州东郡）。正文卷三写孙策移家属于“曲河”并曾以“曲河”为据点，此“曲河”即“曲阿”。黄正甫本正文错误与卷首《君臣姓氏》之如此划一，也难以令人相信正文与卷首刊刻时间距离竟达一百二十多年之久。
至于说到黄正甫本的“封面”，更令人十分惊讶。因为今见此书根本没有封面。所谓古籍的“封面”，刘国钧先生《中国书史简编》说：“书的起首处总有题着本书名称的一叶，现在称为书名页，从前称为封面叶或内封面。现在称为封面的一页，从前称为书皮或护封，是不计算在全书之内的。”“国图”入藏的此书已缺失封面叶，所见题有“三国演义二十卷 明书林黄／正甫刊本”字样的外叶，其实就是书皮（即俗称“书衣”）。上文已经说到，“国图”所藏此书乃是民国年间金镶玉重装本。今见原书叶内，已加有稍大于原宽长尺寸的衬纸。此书皮大小尺寸俱同于衬纸，再从其纸质与色泽来看，书皮纸也当产于民国时（最早不过于清末）而不可能到明代后期。所见书皮是民国间重装时加上去的，根本不是明天启三年的原物；况且书皮上的字样也并不是刻印的，而是重装后用墨笔添写上去的。因此，将民国年间重装时所加的书皮当作明天启三年之物，并用以为刊刻时间先後的例证，实在可以说是牛头不对马嘴，丝毫不能说明问题。
综上所述，黄正甫本尽管有一些文字比较接近《三国志演义》原著，但它刊行于明天启间而绝不是什么“最早刻本”，
这当是无可变更的事实。晚明时期，在《三国志演义》被大量刻印的情况下，人们既已熟知其原编撰者是谁，而省刻罗贯中的名字是不足为怪的，并不一定是要对其著作权提出挑战，更何况黄正甫本又没有对作者问题提出新说法。后来的毛本《三国志演义》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今见最早的毛评本是清康熙十八年刊出的《四大奇书第一种》，亦不署原编撰者姓名（后来的毛本都如此），此时批评者毛宗岗本人尚还在世。其实毛宗岗并非不知道。早在康熙初年，他曾协助瞽目的父亲毛纶评《琵琶记》而成《第七才子书》，并在其代父执笔的《总论》中说：“昔罗贯中先生作《通俗三国志》一百二十卷，其记事之妙，不让史迁，却被村学究改坏，予甚惜之。”又说：“予因叹高东嘉《琵琶记》与罗贯中《三国志》皆绝世妙文，予皆批之”云云（注：引文见清成裕堂刊本《第七才子书》卷首。有关毛评本，可参见拙作《毛宗岗的生平与〈三国志演义〉毛评本的金圣叹序问题》。）。可见毛宗岗并非否认罗贯中的著作权，而只是忽略了原编撰者的署名权。黄正甫本亦当如此。所以，在著作权观念十分薄弱的古代，尤其是对流传已久而群众熟知的小说作品，书坊有时省刻其原编撰者的姓名，当时人们对此是不难理解的。
二
明代的记载屡屡不绝，可以证实罗贯中是《三国志演义》的原编撰者。
第一，明代著述的记载。
（一）书目簿录：
著名藏书家高儒有自序作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的书目著作《百川书志》，其卷六《史部・野史》记载：“《三国志通俗演义》二百四［十］卷，晋平阳侯陈寿史传，明罗本贯中编次。据正史，采小说，……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该括万事。”按高儒是涿州人。这位北方的私人藏书家，其藏书簿录已经记载了《三国志演义》并确认原编撰者是罗贯中。
（二）杂著叙录：
文学家郎瑛(1487～1566)笔记集《七修类稿》卷二十三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又，此书卷四辩关羽怪诞事时，说“玉泉显圣，罗贯中欲申公冤，既援作普净之事，复辏合《传灯录》中六祖以公为伽蓝之说，故僧家即妄以公与颜良为普安侍者”云云。按郎瑛是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其《七修类稿》有明嘉靖间刻本。今姑暂且不论籍贯问题，但从郎瑛书中，可以看到当时江南地方已经熟知罗贯中是《三国志演义》的原编撰者。
文学家胡应麟(1551～1602)所著《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在谈及施某编《水浒传》时，说：“其门人罗本亦效之为《三国志演义》”。按胡应麟，浙江兰溪人，明万历四年(1576)举人。家中藏书极富。所谓罗本乃施某“门人”说姑先勿论，但他对《三国志演义》的编撰者问题也是确信无疑的。
（三）小说序跋：
明代小说的序跋很多，其作者姓名或有伪托。今以明本所刊为据，大致可免误将清人作品混入。
先说《三国志演义》的序文。最早的作品是明弘治七年(1494)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说：“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此时，罗贯中之书还只处在传抄阶段。到嘉靖二十七年(1548)钟陵元峰子《三国志传加像序》，说：“……而罗贯中氏则虑史笔之艰深，难于庸常之通晓，而作为传记，”又，万历二十四年(1596)诚德堂熊清波刊本《新刻京本补遗通俗演义三国全传》卷首有《重刊杭州考正三国志传序》，说“《三国志》一书，创自陈寿，……罗贯中氏又编为通俗演义，使之明白易晓，而愚夫俗士，亦庶几知所讲读焉”云云。这些都明确承认罗贯中的著作权。
再说其他明刻的许多小说序文，也都载及此事。如万历四十七年(1627)龚绍山刊本《镌杨升庵批点隋唐两朝志传》，卷首有题林瀚《序》。其开端便说：“《三国志》罗贯中所编”云。明带月楼刊本《东西晋演义》卷首有杨尔曾《序》，谓曰：“一代肇兴，必有一代之史，……以通俗谕人，名曰演义，盖自罗贯中《水浒传》、《三国传》始也。”《古今小说》绿天馆主人《叙》说：“暨施、罗两公，鼓吹胡元，而《三国志》、《水浒》、《平妖》诸传，遂成巨观。”明刻本《今古奇观》笑花主人《序》：“元施、罗二公，大畅斯道，《水浒》、《三国》，奇奇正正，河汉无极。”《新列国志》可观道人《叙》：“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等等，也都明白无误地确认罗氏为原编撰者。
第二，明代的版刻记录。
根据知见版本的首卷端题，明确著录罗贯中为原编撰者的《三国志演义》诸刻本，今大体依照年代顺序而记述之。计有：
嘉靖元年(1522)序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二十四卷，“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贯中编次”。（按今见“人文影本”及其底本虽非嘉靖元年原刊，但其原刊本卷首题刻当作如此，故记录之。又，以下只记有关罗贯中及刊行者的题刻；凡刻“晋平阳侯［相］陈寿史传”或类似字样者，俱略而不再记录。）
嘉靖二十七年(1548)序本：《新刊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十卷，“东原罗本贯中编次”、“书林苍溪叶逢春cǎi＠⑧像”。（按卷首序末题“嘉靖二十七年岁次戊申春正月下浣之吉钟陵元峰子书”。）
万历十九年(1591)本：《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十二卷，“后学罗本贯中编次”、“明书林周曰校刊行”。（按卷首《引》后有云：“万历辛卯季冬吉望刻于万卷楼”。）
万历二十年(1592)本：《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二十卷，“东原贯中罗道本编次”、“书坊仰止余象乌批评”、“书林文台余像斗绣梓”。（按末卷尾有木记：“万历壬辰仲夏月／书林余氏双峰堂”。）
万历二十四年(1596)本：《新刻京本补遗通俗演义三国全传》二十卷，“东原罗本贯中编次”、“书林诚德堂熊清波锲行”。（按木记云：“万历岁次丙申冬月诚德堂熊清波锲行”。）
万历三十三年(1605)本：《新镌京本校正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二十卷，“东原贯中罗本编次”、“书林少垣联辉堂梓行”。（按卷末木记：“万历乙巳岁孟秋月闽建书林郑少垣梓”。）
万历三十九年(1611)本：《新锲京本校正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二十卷，“东原罗贯中编次”、“书林云林郑世容梓行”。（按有木记：“万历辛亥岁孟秋月闽书林郑云林梓”。又，魏安谓此种是郑少垣联辉堂本的“翻印本”。）
万历三十九年(1611)后（？）本：《新刻汤学士校正古本按鉴演义全像通俗三国志传》二十卷，“东原罗贯中编次”、“江夏汤宾尹校正”。（按此本刊刻时间，从周兆新先生说。）
天启崇祯间（？）本：《新锲京本校正按鉴演义全像三国志传》二十卷，“东原贯中罗本编次”、“书林冲宇熊成冶梓行”。（按卷二端题“书林种德堂熊冲宇梓行”。此本封面称“刻卓吾李先生订正三国志传”，其刊刻时间当在“李卓吾”评本风行之後。魏安说在“天启崇祯间”。）
崇祯间本：《精镌合刻三国水浒全传》二十卷，三国部分题“元东原罗贯中演义”、“明温陵李载贽批点。”（按此本版心题《二刻英雄谱》。有熊飞馆本。）
明清间（？）本：《新刻按鉴演义京本三国英雄志传》六卷，“元东原罗贵志演义”。（按“罗贵志”疑当为“罗贯忠［中］”之形误。又，此本刊刻时间，
可参见岑桦《六卷本三国志简记》，《三国志演义古版丛刊・六卷本三国志》。）
此外，夏振宇刊本《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传通俗演义》首卷端题“后学罗贯中编辑”，夷白堂刊本《新镌通俗演义三国志传》题“后学罗本编次”，藜光堂刊本《精镌按鉴全像鼎峙三国志传》题“元东原罗贯中演义”，杨美生刊本《新刻按鉴演义全像三国英雄志传》题“元东原罗贯中演义”，□［书］林魏氏刊本《二刻按鉴演义全像三国英雄志传》题“元东原罗贯□□□”等等。除少数刻本不署名外，大量的明刊本都题刻罗贯中为《三国志演义》的原编者。
以上可见，长篇巨著《三国志演义》的原编撰者即罗贯中。这应该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韩去韦加（人下加木）
＠②原字氵加舄
＠③原字或上加两丿
＠④原字忄加享
＠⑤原字亻加鹤去鸟
＠⑥原字王加己
＠⑦原字合加阝
＠⑧原字纟加采
篇2：三国志演义作文
有人问过我，你
东汉末年，曹操想吞并蜀吴两国，一统天下。蜀吴联姻，合力对抗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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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孔明草船借箭，黄盖献出苦肉计，庞统使得连环计。终，东风吹，火起，几十万大军灰飞烟灭。这便是了三大战役之一的赤壁之战。这一战，魏国损失惨重，被迫撤回。蜀舞胜利。暂时稳定了三国鼎立的趋势。
到了这里，作者罗贯中似乎就有了一些幸灾乐祸的意味，整部演义，拥刘反曹。似乎，始终，在作者的笔下，刘备是正统，曹操是奸雄。我并不那么认为，历史上没有好坏奸仁之分，人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自己的目标，可能不择手段，但不能因为这样就给一个奸诈的评价。
如果这样说，那这1中，多少人都成了奸诈小人不是？就连被人们奉为神明的的诸葛孔明，也有当过小人的嫌疑。
既然说三国志演义，妙在一个“志”字，关云长重情重义，虽死的不值，但英魂称一义绝，这是为志；曹操心怀天下，曾说过，宁教天下人负我，休教我负天下人！为大志；赵子龙忠君爱民，平等正确地对待每一个人，亦是一志；诸葛孔明博学多才，知天下，晓地理，又何不为志……这些人，都曾耍过计谋，难道说，都是奸诈的？他们为的，或许都只是一个“志”字。
三千红尘为天下，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无论什么时代，都逃不过这个命运。280年，天下归晋，一个新的时代又开始了……
古今多少事，都付谈笑中。
六年级:慕容凌蝶
篇3：《三国志演义》的插叙叙事论文
《三国志演义》的插叙叙事论文
[摘要]
《三国志演义》的插叙既有与历史叙事相似之处，也有其自身的特点。概括起来，总共有两种。其一是西方理论意义上基于时间意识的插叙，与史传插叙的时间顺序相同。它侧重于时间的倒错，往往于人物出场时插入该人物此前的一段小史。其二侧重于空间的穿插，是指在主叙述进程中穿插一段当下时间里事关他方的故事，插入的故事与第一叙事是共时关系。二者都大大拓展了小说的叙事空间，具有多种作用。
[关键词]
《三国志演义》、时间意识插叙、空间意识插叙
按照西方叙事理论，插叙是在第一叙事（主故事）进程中插入此前的另一段故事，以交待第一叙事发生的原因或对其中的人事进行解释，插入的故事称之为第二叙事。从时间序列看，插叙是一种时间的倒错。如《左传鲁宣公二年》，赵盾被灵公设宴谋杀，被甲士围困，危在旦夕，叙述者紧接着插入此前翳桑饿人的故事，然后恢复第一叙事进程，继续叙述一个甲士（即当初之翳桑饿人）倒戈舍身相救，帮助赵盾免遭大难。这段插叙既交待了卫士挺身相救的缘起，又生动地点染了赵盾和翳桑饿人二人的形象。《史记》、《三国志》和《资治通鉴》中的插叙屡见不鲜。据关四平统计，“《资治通鉴》三国部分共用‘初’字135次，平均每卷有五次之多。”总的来看，史传中的插叙，多是以“初”、“尝”、“始”等时间性词语领起，它一方面具有适时解释或预示主故事的功能，另一方面还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主故事线索的清晰和单一，使文章叙事简练，重点突出，不会使线索过于繁杂。
《三国志演义》的插叙既有与历史叙事相似之处，也有其自身的特点。概括起来，总共有两种。其一是西方理论意义上基于时间意识的插叙，与史传插叙的时间顺序相同。它侧重于时间的倒错，往往于人物出场时插入该人物此前的一段小史。其二侧重于空间的穿插，是指在主叙述进程中穿插一段当下时间里事关他方的故事，插入的故事与第一叙事是共时关系。对于这两种插叙，以下分别论之。
一、基于时间意识的插叙
《三国志演义》中的人物一般在需要登场的时候及时出现，直接进入叙事视野，接着多插入其一段小史简介其过去之生平经历，毛宗岗称之为“小传”。按照王平先生的观点，这些“小传”的形式主要有三种，即叙述者讲述人物过去之事、小说中某人讲述他人之事和小说中人物讲述自己以前之事。从内容上看，这类插叙主要包括：姓甚名谁、籍贯乡里、主要性格、个人素质、命相评论等。按照重要性和人物主次的不同，插叙的内容也有所不同。主要人物介绍得详细，次要人物较为简略。如刘备、孙坚、孙权、曹丕、曹植等人物出场时，插入的内容就比较多。以刘备为例，不仅插叙其爱好、温厚的性格、帝室之胄的高贵血统，还叙述刘备居处附近“童童如小车盖”的高大桑树、相者李定对刘备未来的预言、幼年刘备的志向、叔父的评价等诸多内容。孙坚出场，叙述者惟妙惟肖地插叙其钱塘捉海贼的故事，并且历数其在诛杀黄巾军中的功绩。
在故事演进的关键时刻起重要作用的人物，叙述者对其出场也给以高度重视。典韦凭借自己的勇力在千钧一发之际救了曹操一命，王粲在刘琮为是否投降曹操而犹豫不决的时刻挺身而出，促使其拿定了投降的主意。他们出场时的插叙也是叙述者笔墨详染之所在。而对叙事进程无甚大影响的人物的出场插叙，则相对简略一些，甚至略为零。如曹操的谋士郭嘉、荀，袁绍处的淳于琼、许攸等，多是几句话带过，交待其主要性格特征。而对于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众多露脸即逝的人物，则没有插叙笔墨。
闪回式人物生平插叙的叙事作用除了可以避免叙事的枝蔓外，还具有性格奠基作用和对后文的预示作用。
其一是性格奠基作用。“小传”中的人物性格奠定了其人在全书中的主导性格，此后的内容就是对该性格特征不遗余力的层层渲染。叙述者通过大量的事例在叙述过程中不断地抓住一切机会强化这一特征，把人物这种性格特征放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刘备出场插叙说他“平生不甚乐读书，喜犬马，爱音乐，美衣服。少言语，礼下于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游天下豪杰，素有大志。”从叙述者对其性格特征的直接概括中不难看出，刘备是个胸怀大志，以礼待人，喜怒哀乐不随意显露的人，城府极深。这一总体性格特征的覆盖面极广，几乎为刘备在全书中的性格定下了基调，此后刘备行事的彬彬有礼在几乎所有的事件中都有所体现，他耐心求贤，每战必问，而三顾茅庐则把其礼下于人的一面写到了极致。而他的城府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当赵云把阿斗完璧归赵交给刘备，竟被其“掷之于地”，并说“为汝这孺子，几乎损吾一员大将！”他把真实的爱子之情深深的按捺住，一席话赢得赵云“虽肝胆涂地，不能报也”和众将“皆哭”的效果，可见其城府之深。不仅如此，后园学圃以避曹操谋害和青梅煮酒话英雄也可见其城府。尤其是青梅煮酒，曹操对刘备多有猜疑，刘备身处险境，如坐针毡，但他凭借超强的城府，沉着应答，让曹操疏忽大意，从而躲过一劫。再如孙坚出场插叙中，其钱塘捉海贼的魄力和胆识是叙述者着力刻画之所在。而这也正是后文叙事中孙坚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读者不会忘记，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时，愿为前部先锋直抵沂水关下打头阵的正是拥有胆识和魄力的孙坚其人。后来有仇必报，主动攻击刘表的也是孙坚。可见，其魄力和胆识是其后来行事的性格基础。
主要人物出场插叙只是先行描述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并不能覆盖人物的全部性格。如刘备仁义的一面就无法从中看出，虚伪的一面更未曾提及。曹操出场插叙中只见其奸诈，其“雄”的一面则未显端倪。可见，通常认为《三国演义》人物出场就已经定型的论断是值得商榷的。如果说，人物出场插叙奠定了人物某方面性格特征，为其后该人物的活动提供某方面性格依据，则较为妥当。
次要人物出场插叙所显示的性格则基本能够与后文的叙事相符，基本覆盖了其人在全书中所呈现出的性格。这种人物出场插叙除了简要交代其生平和核心性格外，还交待其能力、特长或智慧。能力和智慧预示其未来成就事业的方向，性格优缺点隐隐埋下其或悲或喜的命运结局。如鲁肃将要出场，叙述者插叙周瑜对鲁肃的介绍，就指明其“胸怀韬略，腹隐机谋”的智慧。许褚的插叙着重叙述其两大事迹，一是聚集宗族数千人抵敌“黄巾贼”数万人，“亲自飞石击之，无不中，贼方退去。”二是用双手掣住两条牛的尾巴，“倒行百余步”，吓退“黄巾贼”。因此，许褚给我们的'初始印象便是力大无比，有胆有识，无所畏惧，已具备“虎痴”行事风格的基本特征。后来大战马超时，许褚下战书单搦马超，恶战两百三十余合打个平手，并凭借其力大，“绝断枪杆”，此等胆识和勇力是从其出场插叙中便可见出端倪的。再如典韦出场是通过夏侯之口着重插叙其逐虎过涧、手刃张邈帐下十数人和“幼年与友人刘氏报仇，杀李永全家，提头直出闹市，数百人皆不敢近视”三件事迹。我们知道，典韦最著名的战绩是在曹操征伐张绣时创下的。当时张绣发动突袭，夜围操所住之营帐，典韦独自一人死拒寨门，杀死多人后大叫数声而亡，敌人吓得“半晌无一人敢从门前而入”，与插叙中的描述有异曲同工之妙。还有的次要人物只用三言两语概述其主要性格，点到为止。如淳于琼出场插叙道：“字仲简，平生好酒性刚，军士多畏之”，对许攸的出场插叙仅揭其短曰：“为人多傲，酷嗜财帛。”最终，淳死于“好酒性刚”，许死于“多傲”，插叙中点睛似的性格提示有着很强的目的性，叙述者以此为人物未来命运埋下了伏笔，似乎具有性格悲剧的朦胧意图。
其二是富贵命相预示。三国之主出场的插叙中多含有命相预叙的内容，他们生来就有大富大贵的帝王福相，叙述者或写其容貌形体，或录其儿时特异之语，或记其周围人物的预言，或描绘其出生时的神秘现象，叙述者以此兆示他们有朝一日将飞黄腾达，问鼎权利富贵的巅峰。且看刘备出场插叙。幼年刘备自己发为异言：“我为天子，当乘此羽葆车盖。”相者李定以旁观者身份依门前楼桑算定“此家必出贵人。”叔父刘元起认定其“宗中有此人，非常人也。”凡此种种，都不约而同地预示着刘备终将成为九五之尊。再如，孙策新亡，孙权开始打理军马大事，叙述者插叙道：“权生得方头大口，碧眼紫髯。昔日有汉使刘琬入吴，见孙氏昆仲曰：‘吾遍观孙家弟兄，虽各才秀达然，皆禄祚不终。惟孙仲谋形貌奇伟，骨体非常，必有大贵之表，而又享高寿。众皆所不能及也。’”按照相书，“方头大口，碧眼紫髯”是长寿的相貌，孙权薨于太和二年，在位二十四年，寿止于七十一岁，这在古代绝对可以算作长寿的了。而且刘琬根据形貌骨相断定其必将“高寿”和“大贵”，也是暗示着孙权以后的帝王之尊。人物出场插叙以回忆的姿态，把人物以前的履历和典型事迹浓缩为一篇“小传”或一句性格概述，填补了出场前的叙事空白，规划了人物的未来性格和富贵命运，在述往事中示未来。华莱士马丁就认为，“记忆的闪回，如果不是提示性的，也许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手段，用以圆满我们的人物画面。但是，如卡勒所暗示，提示的最重要的用处是在过去之中寻找意义的起源。”
二、基于空间意识的插叙
用“细作报说”、“飞报”等方式插入的叙事，从时间上说，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且一般和第一叙事共时发生，可以称之为共时性插叙。这种插叙很好地解决了故事空间的多维性和叙事时间的单线条性的矛盾。同一段历史时间内发生了无数个故事，要想通过单线条的叙事过程把这些同一时间内的故事都呈现出来，就必然有先后主次之分。在叙述主要故事的过程中把其它居于次要地位各方的事件插入叙述，既可以把同一时间内另一空间的事件展现出来，又可以用插入的事件推进主故事。因为在战事频繁、互相兼并的三国时代，获得敌方情报是己方做进一步战略安排的依据，有了情报之后，就可以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了，这是连锁反应的过程。如卷三“曹操定陶破吕布”。当时曹操斩了黄巾首领何仪、黄劭，班师山东。一个叙事段落已经结束，此时曹仁教夏侯接见，言：‘近日细作报说，兖州薛兰、李封军士，皆出掳掠，城邑空虚，可引得胜之兵，速攻兖州，一鼓可下。’曹操接下来立即奔袭兖州和濮阳大战吕布。显然，正是细作的情报使得濒临“枯竭”的叙事获得接续下去的“补给”材料，生发出新的情节。还有的是获得情报后的被动布置。如斩颜良后，曹操正封关羽“寿亭侯”时，“忽闻人报袁绍又使大将文丑渡黄河，已据延津之上。”于是曹操“先使人移徙居民于西河，操自领兵迎之。”这是被动的迎战，引出了延津诛文丑的情节。
还有一种共时性插叙，它虽然和第一叙事共时发生，但并不用“细作报说”、“飞报”等方式简单插入，而是在第一叙事的适当位置完整详细的插叙出来。如第五十一回“曹仁大战东吴兵孔明一气周公瑾”至第五十六回“曹操大宴铜雀台孔明三气周公瑾”。这七回书所叙述的主干情节是“三气周瑜”，核心人物是诸葛亮、周瑜、刘备、孙权和鲁肃，主要的叙事空间则集中在荆州城及附近地区。其间多次使用“横云断山”之法，插入孙权大战张辽、曹操大宴铜雀台等事件，将叙事空间从荆州一带扩张至合淝、邺郡等地。所插之事都是和三气周瑜这一主干情节同时但发生在另一空间的事情。
上述共时性插叙可以避免文章的平铺直叙，增加叙事的灵活性，使一段过长的叙事不至于显得繁冗拖沓。其效果如毛宗岗所言：“文之长者，连叙则惧其累坠，故必叙别事以间之，而后文势乃错综尽变。”适当的共时性插叙可像调味品一样，纵笔荡开而后回归主干情节，宛然有味。而其更重要的叙事功能是，插叙空间既为与其共时的主干情节创造隐含条件，又对未来的主干情节产生催化作用，可谓“一石二鸟”。孙权大战张辽就是典型例子，合淝战场作为插叙空间，与荆州战场是同一时间中的不同空间，合淝战场分散了孙权极大的兵力，减轻了刘备荆州战场的压力，否则刘备取四郡焉能如此轻松！而孙权在合淝战场的失败又直接导致其加速讨还荆州的行动，紧接着刘琦死亡鲁肃即刻讨还荆州，又推动了主干情节的新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曦钟,宋祥瑞,鲁玉川辑校.三国演义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2][美]华莱士马丁著,伍晓明译.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3]关四平.从历史到小说的关键一环――论《资治通鉴》在三国题材演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北方论丛,,(6).
篇4：三国志通俗演义序阅读理解答案
夫史，非独纪历代之事，盖欲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载政事之得失观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以至寒暑灾祥褒贬予夺无一而不笔之者。有义存焉。然史之文，理微义奥，不如此，乌可以昭后世?语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此则史家秉笔之法，其于众人观之，亦尝病焉。故往往舍而不之顾者， 由其不通乎众人，而历代之事愈久愈失其传。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
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则三国之盛衰治乱，人物之出处臧否，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矣。其间亦未免一二过与不及，俯而就之，欲观者有所进益焉。予谓诵其诗，读其书，不识其人，可乎?读书例日：若读到古人忠处，便思自己忠与不忠；孝处，便思自己孝与不孝。至寸：善恶可否，皆当如此，方是有益。若只读过，而不身体力行，又未为读书也。予尝读《三国志》求其所以，殆由陈蕃、窦武立朝未久，而不得行其志，卒为奸宄谋之，权柄日窃，渐浸炽盛，君子去之，小人附之，奸人乘之。当时国家纪纲法度坏乱极矣。噫，可不痛惜乎！矧何进识见不远，致董卓乘衅而入，权移人主，流毒中外，自取灭亡，理所当然。曹瞒虽有远图，而志不在社稷，假忠欺世，卒为身谋，虽得之，必失之，万古奸贼，仅能逃其不杀而已，固不足论。孙权父子虎视江东，固有取天下之志，而所用得人，又非老瞒可议。惟昭烈，汉室之胄，结义桃园，三顾草庐，君臣契合，辅成大业，亦理所当然。其最尚者，孔明之忠，昭如日星，古今仰之；而关、张之义，尤宜尚也。其他得失，彰彰可考，遗芳遗臭，在人贤与不贤。君子小人，义与利之间而已。观演义之君子，宜致思焉。
弘治甲寅仲春几望庸愚子拜书。 （有删改）
16．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史：虚浮、不实
B. 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 目：为……拟定标题
C. 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 庶几：接近、略同
D. 则三国之盛衰治乱，人物之出处臧否 出处：身世、出身
17．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
A. 由其不通乎众人 浩浩乎如凭虚御风
B. 士君子之好事者 夫晋，何厌之有？
C. 而不身体力行 而谋动干戈于邦内
D. 求其所以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18．下列对原文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作者蒋大器对《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几方人物进行了鉴评，推举蜀刘为汉室正统，其“尊刘贬曹”的思想态度极为鲜明。
B.作者认为以前的有关三国的评话“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文字不艰涩，文词不鄙俗，事件记述基本属实。
C.作者对孙权父子的肯定在曹操之上，认为孙权父子“虎视东南”，有取天下之志，尤其在用人方面远胜曹操。
D.本文行文比较严谨，既高度评价了《三国志通俗演义》小说的`特点和价值，也不讳言其存在“过与不及”之处。
19．用“／”给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断句（限断七处）。（3分）
盖 欲 昭 往 昔之 盛 衰鉴 君臣之 善 恶 载 政 事 之 得 失 观 人 才 之 吉 凶 知 邦 家 之 休 戚 以 至 寒 暑 灾 祥 褒 贬予 夺 无 一 而不 笔 之 者
20．把文中画线的句子译成现代汉语。（7分）
（1）此则史家秉笔之法，其于众人观之，亦尝病焉。
（2）曹瞒虽有远图，而志不在社稷，假忠欺世，卒为身谋
答案
16.D（出处，意为“出仕或隐居”）
17.C（皆为连词，表转折，意为“却”。A介词，相当于“于”／助词，形容词词尾，意为“……的样子”。B助词，定语后置标志代词，无义／助词，宾语前置标志，无义。D意为“原因”／意为“用来……的”） ．
18.C（孙权父子，有取天下之志，但在用人方面不及曹操）
l9．盖欲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载政事之得失／观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以至寒暑／灾祥／褒贬／予夺／无一而不笔之者。（共3分，错断或漏断一处扣1分，扣完为止）
20．(1)这是史家写作（史书）的原则，（但）它从一般人角度来看（它在一般人看来），也未尝不是一种缺陷（也曾是一种缺陷）。（“秉笔…‘病”各1分，其余1分，共3分）
(2)曹瞒虽然具有深远的谋划，但其意不在国家，他假装自己忠心耿耿，欺骗世人，最终却是为自身谋取利益。（“图”“假”“卒”各1分，其余1分，共4分）
篇5：语言问题设计原则例谈(网友来稿)
文本语言问题设计原则例谈(网友来稿)
杨延涛
课堂提问是一种教学手段，更是一种教学艺术。宋代教育家朱熹说过：读书无疑须教有疑，有疑者都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须教有疑”需要通过巧妙的激疑设问，使学生心中产生疑窦，引起积极的思考，方能撞击学生的大脑，引发和点燃智慧的火花。课堂问题设计的基础则是教材文本语言问题的设计。结合个人教学实践，我认为文本语言问题设计的原则有这样几点，一要于无声处听惊雷；二要抓“非紧要处”动全身；三要激发“矛盾”意识。
一 于无声处听惊雷
学生在研习小说的过程中，关心的往往是热闹的故事情节和人物结局的喜怒哀乐，忽略了作者展现故事情节和揭示人物命运的文本语言的体会。而对文本语言的深入咂摸探究则是语言学习成功的关键，也是进一步激发学生搞好语文学习的一个杠杆。
教师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和学生一起读文章，二者的读书感受常常很接近。如果在这个基础上来教授学生，他们听课会乏味的很，因为你讲授的东西是大家咀嚼过且大体明白的问题，没有认识的新奇感和思维的挑战性；如果再浅尝辄止硬套教参，效果只能是乏味且僵化，结果是语言产生后就有的多层面的思维性没有了，语言体会的个别差异性没有了，语言内涵的丰富延展性没有了，语文课堂教学的生命力也要终止了。教师要超越与学生共有的思维层面，必须深入研读大家没有注意的地方，做到“于无声处听惊雷”，方能打破平庸，进一步激发学生求知的欲望。
鲁迅的文章向来以深刻著称，但这种深刻如果停留在教参解说的层面上，如果停留在阶级思想意识的空洞剖析上，如果停留在人物命运、主题结构的结论性教授上，学生听来也会感觉“深刻”，但此处的深刻其实是“一头雾水”。原因就在于学生缺少主动深入地研读文本语言的感性认识，这与教师研读文本时有无深层次的思考和独到的问题设计有很大关系。在学习鲁迅先生的小说《药》时，我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华小栓得了痨病，老栓拿蘸有夏瑜鲜血的馒头让小栓吃下以后，对儿子的病报有愈加殷切的希望。但是小栓吃下以后依旧是一阵紧过一阵的咳嗽，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满清爪牙、刽子手康大叔的一声高过一声的“包好！包好！”。儿子小栓病症的剧烈发作和康大叔“包好！包好！”的承诺声是对立的、是矛盾的，但这种对立和矛盾又能说明些什么哪？
这个问题引起了同学们的思考，因为这个问题视角独特、新颖。拿一般的对课文的认识不好解答，我接着点拨，面对现实华老栓又是如何表现的？大家有了回应“只是恭恭敬敬的垂着手，笑嘻嘻地听。”我说，难道就没有一点对康大叔“包好！包好！”结论的疑惑吗？“没有。”同学们很有把握的回答。我说，那就怪了，蘸有夏瑜鲜血的馒头对小栓痨病很明显没有疗效，小栓一阵紧过一阵的咳嗽就是明证。面对“馒头治病无效”的事实，老栓对康大叔的话语权没有一丝的疑问，这不奇怪吗？一位同学紧接着就说，这说明了华老栓的愚昧、麻木。对于华老栓的麻木、愚昧是一个普通读者都能感知到的，而上面的几个问题则展现出了一个同学积极参与思维的过程，明确感受到了“麻木、愚昧”这样的词语是何等的生动、何等的可怕，因为它是以漠视人的生命的为前提的。
这时大家的思维和感情都已活跃起来，纷纷发言。从中学生表现出了对华老栓一类国民“愚昧、麻木”的怒，表现出了对康大叔杀人于无形的“包好！包好！”的恨，也有对鲁迅行文构思、用语精妙的无限叹服，纷纷说“深刻，确实深刻。”
此时，大家对鲁迅的“深刻”不再怀有畏惧，倒是一种愿意研读探究的读书态度了。
我说，在文本语言中，你也能找出一处你认为有内涵的语句吗？
一会后，大家都划出了自己认为较有内涵的语句。我就尝试着让他们自己说，自己探讨补充。同学们的发言较先前有了很大的深入，知道了研读文本语言要“于无声处听惊雷”。其中，一位同学的疑问是，在文章的第四节的第一段中，“路的左边，都埋着死刑和庾毙的人，右边是穷人家的丛冢。两边都已埋到层层叠叠，宛然阔人家里祝寿时的馒头。”为什么要把这层层叠叠的丛冢比做阔人家里祝寿时的馒头？看到这位同学提出的问题，我一愣，原因是我在备课时没有意识到这里面的“为什么”，紧接着却是兴奋和高兴，学生在拿自己的“于无声处听惊雷”来向施教者“反击”，多么可贵的疑问啊！
经过师生热烈的讨论、释疑和总结，大家再次强烈感受到了封建社会吃人的罪恶本质，于细微处又一次品味了作品语言的魅力。
接后的自主研讨中，还有很多同学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和见解，比如一个同学提出的问题是：“小说最后一段对乌鸦飞离枝头的描写为何如此生动和具体，这中间有没有隐含作者本人的感情？”还有一位同学提出的问题是“康大叔对人血馒头能治痨病是不是真的坚信不疑？”这些问题教参均没有涉及到，但都能触及文本语言的内涵，很有见地。
我们的学生在“于无声处听惊雷”问题设计的.引导和点拨下，也能尝试深入地去思考，去倾听文本语言无声处的惊雷声，难能可贵。在研习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的“于无声处听惊雷”仅二三处，却引爆了同学们自发寻出的众多的“于无声处听惊雷”。其实，施教者“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问题设计（中间包含有读书方法、态度的养成和对文本语言鉴赏兴趣的培养）目的就在于使学生也能养成“无疑处生疑，有疑处必疑”的读书习惯和阅读文本语言时的能“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鉴赏能力。
二 抓“非紧要处”动全身
此处所谓“非紧要处”是指淡散在行文之中，看似平常实则关键的文本语句。抓住并体会这样的语句可以收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功效，可以引导学生浅入而深出，进而把握住文本的整体蕴涵。在研习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时，我提到这样一个问题：“祥林嫂两次来到鲁镇做女工，人们对她的称呼怎样？
①大家都叫她祥林嫂。
②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
③镇上的人们也仍然叫她祥林嫂。
同学们很快找到了这三处语句。
哪位同学能说说这三个句子的相同点？一位同学说，这三个句子都是普通陈述句，主要意思是说镇上的人们对她的称呼没有多大的改变。我说，这个问题大家比较容易地解决了，但是文本中的“她”无名无姓吗？祥林指的又是谁？这样的问题设计相对于文本结构主题和人物形象的总体把握而言，确是一个细小的“非紧要处”。从大家的表情和反映上看，同学对这个问有兴趣，很快大家齐声嚷嚷道，“祥林”应是“她”的第一个丈夫的名字吧。我说，为什么要以她的丈夫的名字来称呼“她”哪？
“这体现了在旧社会中妇女地位的低下。”学生的回答切中了问题的要害。
接着诱导，祥林嫂再嫁的是深林山坳里的贺老六，再次死了丈夫来到鲁镇打工时，人们为何还称“她”为“祥林嫂”而不是“六嫂”或者“贺家媳妇”什么的？问题一提出来，一位同学就说，在封建社会里要求妇女“从一而终”，寡妇再嫁是很伤风败俗的事，依旧称“她”为祥林嫂是对其再嫁的不承认。紧接着又问，祥林嫂愿意再嫁吗？“不愿意，还有抗争哪。”祥林嫂被迫再嫁得不到鲁镇人们的认可，被认为是“败坏风俗”，“不干不净”，这固然说明礼教的可恶，那祥林嫂再嫁时的拼命反抗又说明什么哪？学生经过讨论明晓了祥林嫂对当时社会道德要求看的很重的心态，也明白“她”拼死抗争的目的不是觉悟而是被精神毒害的表现，并且可以看出同学们在个人情感上对祥林嫂有了命运层面上的理性把握。
在课文语言的研习中，要让学生自己找找所谓的“非紧要处”，谈谈自己对文本语句的理解，加上教师的引导、点拨是可以收到浅出而深入的效果的。上文几处语句均淡散在文本行文中，处在情节衔接过渡处，实属不易觉察的“非紧要处”，但就是这样的几处语句也能使学生清晰地触摸人物灵魂的苦难。
我常想，语文学习的难度不在于语文本身有多难，而在于我们的学生有没有掌握住一种或几种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有没有养成一种要从文本语言中挖掘出金子来的兴致。事实证明，砸向同学们“半块砖”是能引出“一块玉”来的！
三 激发“矛盾”意识
思维的火花只有碰撞才能产生，真理也只有愈辩愈明的道理。在文本语言的研习中，常常会出现一些需要辨证思考和认识的问题。其实，这样问题的出现是一个激发学生“矛盾”意识的有效切入点。抓住这样的切入点并善加利用，既能锻炼学生内在的分析文本语言的思维鉴赏能力，也能锻炼学生外在的语言条理表述的能力。
在研习课文《失街亭》时，大家结合课后问题三“失街亭，谁之过？”进行了讨论。结果，有的同学认为是诸葛亮的错，错在用人不当；有的同学认为是马谡的错，错在刚愎自用。我说，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从文中收集支持你观点的句子，论据充足后再论。我把同学分成了两方，一方认为错在诸葛亮；一方认为错在马谡；此处不允许第三方的旁观，目的是要求每一位同学都能持有立场分明的观点去研习文本语言，找清找足论据去驳斥对方，断绝他们思维妥协的后路。
在水火不容的辩论中，有的同学声情并茂地结合课文阐述了诸葛亮用兵之谨慎，用心之良苦；有的同学则声色俱厉地从诸葛识人的角度阐述，不派我马谡，我尚可做一良谋，是你诸葛断送我的生命。
有的同学反驳道，诸葛派将向来有根有据，是想给你一个锻炼实战的机会，谁知你如此不济，倒断送了诸葛先生一世英明。
另一方则反驳道，我马谡离间司马懿、献计擒孟获，也是见识颇多，既用我为主将，应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确无实战经验，但亦有报国之志，在这之前为何不给我实战锻炼的机会？既知我不济，为何不驳回先前的请战要求，用王平为将哪？
那是因为你立下军令状，用身家性命担保，方才信你，另一方的同学接着说道。
……
两方的辩论确实是在深入研读文本语言的基础上，做到了言之有据，驳之含情；有些同学甚至还进入了角色，怀着一种千年的思考，纵横整个三国。
给同学们一个展示的舞台，他们也能异彩纷呈。
孔子云：“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教师的设疑置问是一种启发和诱导的艺术，适当、适时、适度的文本语言问题设计确实可以逐步开掘课堂教学内容、培养学生对文本语言的鉴赏表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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