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观后感范文（精选19篇）

“松岡昌宏”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19篇西南联大观后感范文，下面是小编整理后的西南联大观后感范文，欢迎您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篇1：西南联大观后感

昨天用了较长时间把中央电视台记录片频道播放的《西南联大》五集看了一遍，有许多感慨。“回首抗战岁月，中国的大地上，由东向西，真是一场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大迁徙，这其中有无数读书人高昂着头颅、挺直着腰板在行走。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有过如此大规模的文化大转移？世界上有哪个民族遭受过这等苦难？世界上又哪有过这么一群读书人，把大学当作捍卫国家荣誉与民族精神的第二战场”？这就是西南联大带给我们的震撼。

西南联大全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开始后1937年11月1日，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中旬，经中华民国教育部批准，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在中国教育史上只存在了8年，但因其英才辈出，又产生了无数故事与传奇，成为了中国大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

它存在于中国教育史上的特殊时期，所以那里的师生、那里的精神都很特殊。

感慨一

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信念。在谈论西南联大，大家一定会想起从那儿走出来的一批优秀中华儿子，如：闻一多、吴大猷、李政道、邓稼先、钱钟书、费孝通……很多很多，那都是有形的，而最最可贵的是在国家危亡时刻、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所凸显现的中国知识分子高贵精神气质，是硝烟弥漫的战火中，众多师生弦歌不辍，坚持到底，稳定人心的力量。

感慨二

精忠报国、为国献身的精神。一大批联大师生在抗战的艰苦环境下，克服了许多无法想象的困难，坚持教学育人。1100名学生直接参战，他们有的在前线作战，有的服务保障。记得有一幕，为了战场需要，一批翻译人员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好多就死在了胡康河谷。更多的人则在后方支援抗战，用科技支援前线，开展学术研究和应用研究，取得了很大成果。因为如此联大毕业率不到50%。

感慨三

坚韧不拔，奋发努力的精神。在吃不饱穿不暖，天天挨敌机轰炸的环境下，坚持学习，坚持科研、坚持著作，从不放弃。让我印象很深的这样一幕：金岳霖先生花费数年心血撰写的70万字的手稿因躲避轰炸中丢失，所有的心血付之东流，他不气馁，从头开始，没有参考资料仅凭记忆，白天教学、晚上一盏油灯，实践着西南联大校训——“刚毅坚卓”。

感慨四

甘愿吃苦、乐于清贫的精神。抗战时期，全国人民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生灵涂炭、饿殍遍野，联大学生，吃穿住都成问题，敌机轰炸，所有人天天都面临着生死的威胁，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也没能影响到联大师生做学问、学知识。他们抱定知识救国的决心，孜孜不倦，舍身忘我，确实值得现代学生好好学习。有一个镜头：闻一多带领几百名学生从长沙行走1600公里来到了云南，他们边走边学、边走边体查民情、边走边讨论，把队伍当成了移动的课堂。在那么恶劣的条件，那样的环境他们都能如饥似渴地坚持学习，我们今天的学子们还有理由整天游戏、抖音，荒废学业吗。

余秋雨说过：只有经典，才能将辽阔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浇灌给你，把历史上早已消逝的高贵灵魂的讯号传递给你。观看这部纪录片，让我们在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西南联大的艰苦卓绝、感受那不灭的精神和一个个崇高的灵魂时，从他们身上给予我们的是前行的力量和顽强生长的动力。

篇2：西南联大的观后感

看完《西南联大》纪录片后，感触颇深。是抗日战争的烽火催生了这样一所优秀且特殊的学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它的诞生无疑是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磨难的，清华、北大、南开大学在日本的炮火逼迫下不得不迁校，于是他们联合起来来到了长沙成立了临时大学，最后来到了云南昆明，虽然现在已不在，但这所大学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是无法抹去的，在云南师范大学里仍有西南联大的旧址与博物馆，供人们来回忆与纪念。

这部纪录片共有五集——八音合奏、刚毅坚卓、大学之大、火的洗礼、嘉荫长留，无一不在向我们讲述着西南联大的历史。三校联合没有任何分歧，由“寡言君子”梅贻琦担任西南联大的校长，他以清华的教学体制来管理西南联大，成果也是显著的。当然不少优秀的教授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小觑，被称为“好教授”的韩咏华改变院系进入了社会科学院关注教育;国文老师沈从文教学吸引不少学生愿跨过整个昆明城来听一堂课;闻一多在抗日步行中不忘写生，采集素材;虽有助教但仍亲自批改学生作业的朱自清;吴宓，陈寅恪，郑天挺，吴大猷，华罗庚，杨振宁，邓稼先等一批爱国志士为了中国的.胜利在默默的付出。

那时候的西南联大并没有太多资金，学习环境也是非常艰苦，一间茅草房就是一间教室，一把羊椅就是书桌与凳子，40多个人一间宿舍，再看看我们现在的学习环境，教学楼，阶梯教室，四人宿舍，多么舒适的环境，可竟很难再出现像以前那样的教授，我们是否该深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而即使如此他们仍坚持着“刚毅坚卓，明德睿智”的校训，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努力，从不懈怠。在他们那个时代时刻都担心着日本人的突袭，只要警报器一响就拿着装满手稿的公文包到处躲避，而金岳霖在一次空袭中忘记跟着人群躲避，仍在教室里手握笔。不得不赞叹这些教授们对于文学的态度，没有丝毫怠慢。曾有人说，那些伟大的教授死去不需要一秒钟，而生产一名这样的人，则需要几十年。逝去了多少伟大的人，不禁惋惜下一次这样的伟人出现还需要多长时间。曾有人这样比喻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西南联大有着这样优秀的大师，也创造出了许许多多的大师。

而新时代的我们不应该是迷失的一代，国家为我们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我们不应该沉迷于虚拟的游戏世界，应该多思考我们可以为我们的民族做些什么，而不只是在被窝里幻想着今天的计划却从未实行过。以前的西南联大教学制度也是非常严厉的，大一时期是不分个院系的，所有的学生一起上课，但如果有的科目没有及格就不能升级，而不像我们现在的大学一样，即使有的科目没有过还是可以补考重修。

让我们树立起我们的雄心壮志，充满斗志，抓住时代的机会，努力成为更优秀的人，为中华民族注入青春活力。

篇3：西南联大的观后感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不得不说，看完《西南联大》这部纪录片之后，我被它的氛围感染了。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文人言语之间，描绘出那令人神往的年代，还有时代文人可敬可叹的风骨。所谓风骨者，置生死于度外，千金不改其志，万难不屈。国难当头，又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各地爱国青年离开家乡，求学归来。

他们用先进的思想与杰出的才华，挽救水深火热中的中华民族。他们在大学中传播西方先进文化，探索知识，冲击着旧中国的思想、文化、家庭与教育，同时还组织反抗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日本发起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为躲避战乱，三所一流大学齐聚昆明。“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在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等人的带领下，三校团结到了最后。在面对外敌入侵的情况之下，我们不再是一盘散沙，在有多少困难，都要克服，最后要把它联合到底。

正是这些大师，正是这些民族脊梁，把西南联大办好，培养了一代代像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在学术上有相当成就的人才。“但我们若着眼于文化的更可贵的一方面，则八年多的西南联大，始终都在雍容和睦的气氛中长成，这非特是我们教育史上的佳话，亦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有光辉的事情”。

这部纪录片，最终反映了西南联大为什么如此成功，同时也提现了我们作为大学生的使命。西南联大与许多优秀的前辈体现出来的艰苦奋斗、敬业勤学的精神，现在尤其值得我们学习。

所以我认为现今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学者之谓也，应有学实也。我们应该反省自身，坚定信仰，无畏无惧，忍辱负重，教书育人，著书立说，科研立国，为中华之崛起而奋力拼搏！

篇4：西南联大的观后感

观看了《西南联大》历史纪录片之后让我感触良多，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挺惭愧的，我们现在的条件多好啊。可是还在抱怨学校这样差那样差，甚至以这些借口来逃避我们应该学的很多专业知识，我们是幸运的，我们处在和平年代，可以放心的在学校里汲取丰富多样的知识，却不懂得珍惜，还经常想尽各种办法来逃课“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要知道，当时联大的学生正处在水深火热的战争年代，依然是那么的渴望学习，甚至连生活都令人堪忧，但还是不能阻挡他们学习的决心。

他们在校舍被摧毁后没有就此放弃学习，而是抓住了每一个学习机会。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依旧坚持学习，真的让人十分震撼!古有勾践卧薪尝胆、苏秦头悬梁锥刺股等故事都是发人深省的，至近代的联大学生同样在艰苦的时代，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抱负。他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忍辱负重，敢于与恶势力斗争到底。联大师资雄厚，尽管当时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他们依然坚守“刚毅坚卓”的校训，培养了不少人才，当时的就有朱自清、梅贻琦，闻一多、冯友兰等著名教授。联大也因为有这些学富五车、爱国学士的存在，联大也因此蓬荜生辉，联大的莘莘学子也在他们的教导下学到了很多知识，有所成就，例如:邹承鲁、杨振宇、华罗庚等人才均出于此。

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便是学校环境。当时联大的办学理念是“适应社会，培养通才，追求真理，学术自由，民主办学，教授治校;汇聚名师，培养精英”，正确的办学理念是西南联大办学成功的必要条件，宽松的学习环境和严峻的教学要求也是西南联大办学的一大特点，西南联大实行学分制、弹性学制以及淘汰制，重视基础，强调课程要以基础为重心，这使得学校立德气氛十分浓厚。在这样的教学理念下，西南联大培养了大批人才。

篇5：西南联大的观后感

“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群星闪耀的一处所在，也是中国人的血性与风骨展现得最淋漓尽致的时期。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西南联大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八年时间，在那段山河破碎、烽火硝烟的艰难岁月中，众多世界顶尖的学术泰斗为战乱中的孩子提供了一个自由学术的大环境，这群读书人不畏枪林弹雨，不惧条件艰苦，凭着一身风骨，守护国家文脉。是他们，书写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担当着民族脊梁，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一所优秀的学校应该有自己的学校文化和精神。，西南联大恰恰就是这优秀学校之中的一所。刚毅坚卓是它的校训，更是抗日战乱中的突出表现，敢为天下先是各位联大学者共有的高贵。

西南联大，国难中诞生，苦难中坚守，是中国教育文化史上永远的辉煌，它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大学之一。在战火纷飞的时代，西南联大培养出很多学术上的巨人，两弹一星获得者，国家最高科技奖科学家，更有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现如今，由于上一辈人所提供的优越条件，下一辈人反而只会坐享其成，丧失了他们应有的斗志。生活在这个和平年代的我们，不是更应该继承先辈们的志向，努力拼搏，积极进取，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吗？

黑格尔曾说：一个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才会有希望。作为一名光荣的小学语文教师，我们承担着教书育人的重任。首先我们应当做一个仰望星空的人，积极、努力、向上的生活。在孩子的心中，我们从小就要种下希望的种子，传扬刚毅坚卓的精神，且多用鼓励的词语，为孩子营造一个和谐的生长环境。

篇6：西南联大的观后感

自由的学术风气，严谨的教学态度，众多世界顶尖的学术泰斗，以及一群认真求学的学生，一同构成了那绚烂明媚的八年。这是最震撼，也最令我泪目的地方。

山河破碎、烽火硝烟的年代，这群读书人不畏枪林弹雨，不惧条件艰苦，凭着一身风骨，守护国家文脉。是他们，书写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担当着民族脊梁，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它是一个传说，更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奇迹。纵然岁月匆匆，历史不断在时光中揭开了一页又一页，它也会一直为无数人所深深铭记，持续绽放着璀璨光芒。

心神往之的一段历史，务实又浪漫，艰苦而又活泼，大师星布，浩篇充栋，可是联想到他们在浩劫中四散，命运不一，心里不免震撼，再联想如今大学的氛围和状态，我们应该自省和反思，在最和平的年代，却浪费了最好的资源。

篇7：《西南联大启示录》观后感

《西南联大启示录》观后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1938年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当年，这三大所大学的优秀教师和莘莘学子用可歌可泣的爱国奋斗事迹感动了我们很久很久?? 曾经在战火硝烟中，他们书写了一个个艰苦奋斗的故事；曾经在山河破烂下，他们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

他们是一群代表了国家最出色的学术水平和最优秀的人格魅力的大师级人物——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他们都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最高境界。为此，我敬仰他们——那些乐观进取的学生 汪曾琪说过，联大很大部分学生都是呆在茶馆里看书自习，他们在那里“养其浩然之气”，能够保持绿意葱茏的幽默感，用来对付恶浊和穷困。 联大的.校舍出奇的简陋，条件艰苦得惊人。教室是土墙，屋顶仅盖一层铁皮。下雨的时候，雨点打在铁皮顶上，叮叮当当地响，教授讲课要提高嗓门，大声喊叫才能压得过雨声和风声。 一次，经济系教授陈岱孙上课，因下雨，学生根本听不到教师讲课。无奈，陈教授便在黑板上写了“下课赏雨”。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学校培养出了邓嫁先、杨振宁、朱光亚等享誉世界的名人。 从西南联大的勉词“西山沧沧，滇水茫茫，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岳潇湘。

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时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恢复失掉的家乡”中，我已深刻感受到当年学子们刚毅坚卓、报效祖国的高尚品格。 相比之下，我们现在大学的条件比那时候好多了，然而我们不仅没有像他们那样刻苦学习，而且时常为生活锁碎和小困难烦恼。 正如美国总统尼克松所说，“青年人不要总是想着社会能为你提供些什么，要想想自己能为社会做些什么贡献。”看完西南联大启示录之后，我也想说：“我们不要总是想着学校能为我们提供些什么，要反思我们能为咱们可爱的校园——广技师做些什么。”

希望我们在踏进这所大学时，以能进来这所学校感到自豪，将来离开这所大学时，能让学校以我们为豪。

篇8：《西南联大启示录》观后感

《西南联大启示录》观后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1938年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当年，这三大所大学的优秀教师和莘莘学子用可歌可泣的爱国奋斗事迹感动了我们很久很久……

曾经在战火硝烟中，他们书写了一个个艰苦奋斗的故事；曾经在山河破烂下，他们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他们是一群代表了国家最出色的学术水平和最优秀的人格魅力的大师级人物――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他们都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最高境界。为此，我敬仰他们――那些乐观进取的学生

汪曾琪说过，联大很大部分学生都是呆在茶馆里看书自习，他们在那里“养其浩然之气”，能够保持绿意葱茏的幽默感，用来对付恶浊和穷困。

联大的校舍出奇的简陋，条件艰苦得惊人。教室是土墙，屋顶仅盖一层铁皮。下雨的时候，雨点打在铁皮顶上，叮叮当当地响，教授讲课要提高嗓门，大声喊叫才能压得过雨声和风声。

一次，经济系教授陈岱孙上课，因下雨，学生根本听不到教师讲课。无奈，陈教授便在黑板上写了“下课赏雨”。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学校培养出了邓嫁先、杨振宁、朱光亚等享誉世界的名人。

从西南联大的勉词“西山沧沧，滇水茫茫，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岳潇湘。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时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恢复失掉的家乡”中，我已深刻感受到当年学子们刚毅坚卓、报效祖国的高尚品格。

相比之下，我们现在大学的条件比那时候好多了，然而我们不仅没有像他们那样刻苦学习，而且时常为生活锁碎和小困难烦恼。

正如美国总统尼克松所说，“青年人不要总是想着社会能为你提供些什么，要想想自己能为社会做些什么贡献。”看完西南联大启示录之后，我也想说：“我们不要总是想着学校能为我们提供些什么，要反思我们能为咱们可爱的校园――广技师做些什么。”希望我们在踏进这所大学时，以能进来这所学校感到自豪，将来离开这所大学时，能让学校以我们为豪。

今天我们纪念联大，不只是为了缅怀多年前有这样一群中国的骄傲用他们孱弱的肩膀做出了这样的伟业，传承了我们民族赖以长存的精神和文化，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让今天的中国可以出现像联大这样有生气、有信仰的学校，实际上也只有这样的学校，才可能带给国家希望和未来，让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扬眉吐气，屹立不倒！

诚然，西南联大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但西南联大的精神将永记史册，它所释放出的力量将永远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奋斗、奋斗！

篇9：西南联大的观后感

近年来以传统文化、科技创新掀起了一番热潮，也因业务上的需要，寒假时间也特地观看了《西南联大》、《假如国宝会说话》、《书迷》、《创新中国》四部纪录片。换做平时，我对这些枯燥无味的纪录片是不感兴趣的，因为我此刻正在惬意的享受着安逸的生活，无需忧虑，可仔细看看中国一路走来的艰苦历程，才能真切感受这种安逸的珍贵。

看完，我觉得我们是幸运的，我们有强大祖国的庇护，有稳定的生活和工作。而当时的老师和学生为了中国的教育甚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不畏艰难，从北平、天津等地先后前往云南，为的就是保存号文化的种子，国家的明天。西南联大之所以会出现，跟日本的侵略有直接关系。她的成立当然也离不开那些为了中国教育事业而做出巨大贡献的联大教授。梅贻琦、蒋梦麟、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等等。这些都是中国近代教育的肱骨，也培养了邓稼先、杨振宁等等一大批著名科学家和新中国的栋梁。

有时候我们总是说，设施条件不好，影响教和学。西南联大当年却是以几间茅草屋、几支粉笔在日军狂轰滥炸之中培养出无数国之栋梁。故，物质不是主要的，主要在于教育的理念是否先进，教育的信念是否坚定。如果你把教书当做一份工作，那你在乎的就是工作条件和薪水；如果你把教书当做一种职业，你就会在乎你的工作成就，如果你把教书当做一种情怀，你便会用这种情怀去教育每一个孩子。我想《西南联大》中的教师便是那个有情怀的老师吧。

篇10：西南联大的观后感

刚毅坚卓是西南联大的精神。“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西南联大人才辈出，例如朱自清先生，杨振宁教授等等，他们都生活简朴，住着简陋的楼房，吃着简单的食物，虽然物质生活清贫困苦，但是他们学识渊博，饱含对国家的热忱之情，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努力。

国家动荡不安，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纷纷与日寇做着各种斗争，因而遭到报复，学校被炸，学生被抓，教授入狱。尽管日本人残酷无情，但作为中国人，上至校长，下至学生，每个学校没有一个人屈服。在战乱纷飞的年代，怀揣着甘为天下先的远大抱负，努力学习，奋发图强，丝毫不惧侵略者的杀戮，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人！

篇11：西南联大的观后感

爱国是西南联大的灵魂，是学者生命力的源泉，是其精髓和核心的所在。

刚毅坚卓是它的校训，更是抗日战乱中的突出表现，敢为天下先是各位联大学者共有的高贵。西南联大，国难中诞生，苦难中坚守，是中国教育文化史上永远的辉煌，它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大学之一。在战火纷飞的时代，西南联大培养出很多学术上的巨人，两弹一星获得者，国家最高科技奖科学家，更有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联大师生置任何困难困苦于不顾，教师为国振兴而教，学生为抗日建国而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刚毅坚卓”的联大精神支撑着他们，在强敌深入，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激情不减。

无问西东，世间再无西南联大，那是一个时代独有的灵魂。

篇12：西南联大的茅草房

西南联大的茅草房

1937年7月,日寇全面侵华,清华、北大、南开的.师生万里迁徙,辗转南下,在昆明共同组成了西南联大.师生们头顶日寇飞机的骚扰和轰炸,忍受着物质条件的困苦贫乏,为民族复兴和国家昌盛而教而学.

篇13：汪曾祺散文《西南联大中文系》

汪曾祺散文《西南联大中文系》

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教授有清华的，有北大的。应该也有南开的。但是哪一位教授是南开的，我记不起来了，清华的教授和北大的教授有什么不同，我实在看不出来。联大的系主任是轮流做庄。朱自清先生当过一段系主任。担任系主任时间较长的，是罗常培先生。学生背后都叫他“罗长官”。罗先生赴美讲学，闻一多先生代理过一个时期。在他们“当政”期间，中文系还是那个老样子，他们都没有一套“施政纲领”。事实上当时的系主任“为官清简”，近于无为而治。中文系的学风和别的系也差不多：民主、自由、开放。当时没有“开放”这个词，但有这个事实。中文系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工学院的机械制图总要按期交卷，并且要严格评分的;理学院要做实验，数据不能马虎。中文系就没有这一套。记得我在皮名举先生的“西洋通史”课上交了一张规定的马其顿国的地图，皮先生阅后，批了两行字：“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似乎这样也可以了。总而言之，中文系的学生更为随便，中文系体现的“北大”精神更为充分。

如果说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一点什么“派”，那就只能说是“京派”。西南联大有一本《大一国文》，是各系共同必修。这本书编得很有倾向性。文言文部分突出地选了《论语》，其中最突出的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超功利的生活态度，接近庄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对联大学生有相当深广的潜在影响。还有一篇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一般中学生都读过一点李清照的词，不知道她能写这样感情深挚、挥洒自如的散文。这篇散文对联大文风是有影响的。语体文部分，鲁迅的选的是《示众》。选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是意料中事。选了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就有点特别。更特别的是选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这一本《大一国文》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严家炎先生编中国流派文学史，把我算作最后一个“京派”，这大概跟我读过联大有关，甚至是和这本《大一国文》有点关系。这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这本书现在大概是很难找到了。如果找得到，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

“京派”并没有人老挂在嘴上。联大教授的“派性”不强。唐兰先生讲甲骨文，讲王观堂(国维)、董彦堂(董作宾)，也讲郭鼎堂(沫若)，——他讲到郭沫若时总是叫他“郭沫(读如妹)若”。闻一多先生讲(写)过“擂鼓的诗人”，是大家都知道的。

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是东拉西扯，有时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倒是有些骂人的话，留给我的印象颇深。他说有些搞校勘的人，只会说甲本作某，乙本作某，——“到底应该作什么?”骂有些注解家，只会说甲如何说，乙如何说：“你怎么说?”他还批评有些教授，自己拿了一个有注解的本子，发给学生的是白文，“你把注解发给学生!要不，你也拿一本白文!”他的这些意见，我以为是对的。他讲了一学期《文选》，只讲了半篇木玄虚的《海赋》。好几堂课大讲“拟声法”。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挺长的法国字，举了好些外国例子。曾见过几篇老同学的回忆文章，说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有人问我，“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上课时连工学院的同学都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那真是“满坑满谷”，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闻先生把自己在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吸引人。还有一堂“叫座”的课是罗庸(膺中)先生讲杜诗。罗先生上课，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仇注都背出来。唐兰(立庵)先生讲课是另一种风格。他是教古文学的，有一年忽然开了一门“词选”，不知道是没有人教，还是他自己感兴趣。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他自己一度也填词，极艳)。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实是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pass了。沈从文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沈先生怎样教课，我已写了一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兹不赘。他讲创作的精义，只有一句“贴到人物来写”。听他的课需要举一隅而三隅反，否则就会觉得“不知所云”。

联大教授之间，一般是不互论长短的。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但有时放言月旦，也无所谓。比如唐立庵先生有一次在办公室当着一些讲师助教，就评论过两位教授，说一个“集穿凿附会之大成”、一个“集罗唆之大成”。他不考虑有人会去“传小话”，也没有考虑这两位教授会因此而发脾气。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对学生的要求是不严格的。除了一些基础课，如文字学(陈梦家先生授)、声韵学(罗常培先生授)要按时听课，其余的，都较随便。比较严一点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诗”。他一首一首地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有些课，也有考试，考试也就是那么回事。一般都只是学期终了，交一篇读书报告。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书，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一个同学交了一篇关于李贺的报告给闻先生，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闻先生激赏。有一个同学在杨振声先生教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这样的合乎情悖乎理的想象写了一篇很短的报告《方车轮》。就凭这份报告，在期终考试时，杨先生宣布该生可以免考。

联大教授大都很爱才。罗常培先生说过，他喜欢两种学生：一种，刻苦治学;一种，有才。他介绍一个学生到联大先修班去教书，叫学生拿了他的亲笔介绍信去找先修班主任李继侗先生。介绍信上写的是“……该生素具创作夙慧。……”一个同学根据另一个同学的一句新诗(题一张抽象派的画的)“愿殿堂毁塌于建成之先”填了一首词，作为“诗法”课的练习交给王了一先生，王先生的评语是：“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须论。”具有“夙慧”，有“仙骨”，这种对于学生过甚其辞的评价，恐怕是不会出之于今天的大学教授的笔下的。

我在西南联大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去看书。有时只我一个人。中文系在新校舍的西北角，墙外是坟地，非常安静。在系里看书不用经过什么借书手续，架上的书可以随便抽下一本来看。而且可抽烟。有一天，我听到墙外有一派细乐的声音。半夜里怎么会有乐声，在坟地里?我确实是听见的，不是错觉。

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我也许会成为一个画家。如果考不取联大，我准备考当时也在昆明的国立艺专。

一九八八年

历史上国学家汪曾祺是怎样评论西南联大的

有人归纳总结：大众教育、成人教育才是造就西南联大奇迹的.最根本的教育，培养通识人才，先成人再成才，“八载弦歌不绝，万千桃李芬菲”，这是它文化基因传承不断的第一个秘密。

严谨的学风和学术规范是联大文化基因传承不断的第二个秘密。联大之联合，是教育之联合，学术之联合，更是中华民族精神之联合。敢于担当，居安思危——这正是联大文化基因传承不断的第三个秘密。而汪曾祺认为西南联大出人才皆因“自由”。为什么，可以看他的两篇回忆文章。

《新校舍》

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汪曾祺的母校是西南联大。1939年，他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云南考大学，这一去就在昆明待了七年。汪曾祺数学一般，作文突出，喜欢画画，在中学属于偏科学生，报考由清华、北大、南开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多少抱有一些碰运气的心态。他当时想，一旦落榜，就再去考也在昆明的国立艺专，如此则后来的汪曾祺就应该是一个画家而非作家了。

汪曾祺的同学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地区，有一个河南的同学是从老家一步一步走来的，一个西康的同学是买了一头驴一路骑过来的，可见战时上大学，是何等的不易。汪曾祺说：大部分同学是来寻找真理和智慧的，他却这样自问自答：“我寻找什么?寻找潇洒。”

在那个时期，办学条件非常艰苦。西南联大的校舍很分散，有借用昆明原有的学校、房舍、祠堂，也有自建的新校舍，条件确实说不上好。汪曾祺读的是中文系，住在新校舍。学生宿舍在新校舍的西边，土墙草顶，汪曾祺说：“土墙上开了几个方洞，方洞上竖了几根不去皮的树棍，便是窗户。挨着土墙排了一列双人木床，一边十张，一间宿舍可住四十人，桌椅是没有的。两个装肥皂的大箱子，既是书桌，也是衣柜。”

教学区也同样简陋。教室是土墙、涂上绿漆的铁皮屋顶，汪曾祺说：“这些教室方向不同，大小不一，里面放了一些一边有一块平板，可以在上面记笔记的木椅，都是本色，不漆油漆……这种椅子的好处是不固定，可以从这个教室到那个教室任意搬来搬去。吴宓先生讲《红楼梦》，一看下面有女生还站着，就放下手杖，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于是一些男同学就也赶紧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到宝姐姐、林妹妹都坐下了，吴先生才开始讲。”

很多著名教授已不复清华北大时期的优雅，破衣烂衫者比比可见，汪曾祺提及一个例子：“有一个女生从南院(女生宿舍)到新校舍去，天已经黑了，路上没有人，她听到后面有梯里突鲁的脚步声，以为是坏人追了上来，很紧张，回头一看，是化学教授曾昭抡。他穿了一双空前(露着脚趾)绝后鞋(后跟烂了，提不起来，只能半趿着)，因此发出此梯里突鲁的声音。”即使穷到这个份儿上，联大教授的授课质量却没打折扣，这从西南联大培养出的大量人才，便可为证。

汪曾祺回忆说：“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在一篇文章中细数几个教授讲课时的风采：“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

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汪曾祺：西南联大的中文系

篇14：汪曾祺：西南联大的中文系

汪曾祺：西南联大的中文系

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教授有清华的，有北大的。应该也有南开的。但是哪一位教授是南开的，我记不起来了，清华的教授和北大的教授有什么不同，我实在看不出来。联大的系主任是轮流做庄。朱自清先生当过一段系主任。担任系主任时间较长的，是罗常培先生。学生背后都叫他“罗长官”。罗先生赴美讲学，闻一多先生代理过一个时期。在他们“当政”期间，中文系还是那个老样子，他们都没有一套“施政纲领”。事实上当时的系主任“为官清简”，近于无为而治。中文系的学风和别的系也差不多：民主、自由、开放。当时没有“开放”这个词，但有这个事实。中文系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工学院的机械制图总要按期交卷，并且要严格评分的;理学院要做实验，数据不能马虎。中文系就没有这一套。记得我在皮名举先生的“西洋通史”课上交了一张规定的马其顿国的地图，皮先生阅后，批了两行字：“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似乎这样也可以了。总而言之，中文系的学生更为随便，中文系体现的“北大”精神更为充分。

如果说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一点什么“派”，那就只能说是“京派”。西南联大有一本《大一国文》，是各系共同必修。这本书编得很有倾向性。文言文部分突出地选了《论语》，其中最突出的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超功利的生活态度，接近庄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对联大学生有相当深广的.潜在影响。还有一篇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一般中学生都读过一点李清照的词，不知道她能写这样感情深挚、挥洒自如的散文。这篇散文对联大文风是有影响的。语体文部分，鲁迅的选的是《示众》。选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是意料中事。选了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就有点特别。更特别的是选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这一本《大一国文》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严家炎先生编中国流派文学史，把我算作最后一个“京派”，这大概跟我读过联大有关，甚至是和这本《大一国文》有点关系。这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这本书现在大概是很难找到了。如果找得到，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

“京派”并没有人老挂在嘴上。联大教授的“派性”不强。唐兰先生讲甲骨文，讲王观堂(国维)、董彦堂(董作宾)，也讲郭鼎堂(沫若)，——他讲到郭沫若时总是叫他“郭沫(读如妹)若”。闻一多先生讲(写)过“擂鼓的诗人”，是大家都知道的。

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是东拉西扯，有时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倒是有些骂人的话，留给我的印象颇深。他说有些搞校勘的人，只会说甲本作某，乙本作某，——“到底应该作什么?”骂有些注解家，只会说甲如何说，乙如何说：“你怎么说?”他还批评有些教授，自己拿了一个有注解的本子，发给学生的是白文，“你把注解发给学生!要不，你也拿一本白文!”他的这些意见，我以为是对的。他讲了一学期《文选》，只讲了半篇木玄虚的《海赋》。好几堂课大讲“拟声法”。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挺长的法国字，举了好些外国例子。曾见过几篇老同学的回忆文章，说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有人问我，“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上课时连工学院的同学都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那真是“满坑满谷”，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闻先生把自己在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吸引人。还有一堂“叫座”的课是罗庸(膺中)先生讲杜诗。罗先生上课，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仇注都背出来。唐兰(立庵)先生讲课是另一种风格。他是教古文学的，有一年忽然开了一门“词选”，不知道是没有人教，还是他自己感兴趣。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他自己一度也填词，极艳)。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实是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pass了。沈从文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沈先生怎样教课，我已写了一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兹不赘。他讲创作的精义，只有一句“贴到人物来写”。听他的课需要举一隅而三隅反，否则就会觉得“不知所云”。

联大教授之间，一般是不互论长短的。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但有时放言月旦，也无所谓。比如唐立庵先生有一次在办公室当着一些讲师助教，就评论过两位教授，说一个“集穿凿附会之大成”、一个“集罗唆之大成”。他不考虑有人会去“传小话”，也没有考虑这两位教授会因此而发脾气。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对学生的要求是不严格的。除了一些基础课，如文字学(陈梦家先生授)、声韵学(罗常培先生授)要按时听课，其余的，都较随便。比较严一点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诗”。他一首一首地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有些课，也有考试，考试也就是那么回事。一般都只是学期终了，交一篇读书报告。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书，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一个同学交了一篇关于李贺的报告给闻先生，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闻先生激赏。有一个同学在杨振声先生教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这样的合乎情悖乎理的想象写了一篇很短的报告《方车轮》。就凭这份报告，在期终考试时，杨先生宣布该生可以免考。

联大教授大都很爱才。罗常培先生说过，他喜欢两种学生：一种，刻苦治学;一种，有才。他介绍一个学生到联大先修班去教书，叫学生拿了他的亲笔介绍信去找先修班主任李继侗先生。介绍信上写的是“……该生素具创作夙慧。……”一个同学根据另一个同学的一句新诗(题一张抽象派的画的)“愿殿堂毁塌于建成之先”填了一首词，作为“诗法”课的练习交给王了一先生，王先生的评语是：“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须论。”具有“夙慧”，有“仙骨”，这种对于学生过甚其辞的评价，恐怕是不会出之于今天的大学教授的笔下的。

我在西南联大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去看书。有时只我一个人。中文系在新校舍的西北角，墙外是坟地，非常安静。在系里看书不用经过什么借书手续，架上的书可以随便抽下一本来看。而且可抽烟。有一天，我听到墙外有一派细乐的声音。半夜里怎么会有乐声，在坟地里?我确实是听见的，不是错觉。

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我也许会成为一个画家。如果考不取联大，我准备考当时也在昆明的国立艺专。

一九八八年

篇15：汪曾祺忆母校-西南联大

汪曾祺忆母校-西南联大

汪曾祺的母校是西南联大。1939年，他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云南考大学，这一去就在昆明待了七年。汪曾祺数学一般，作文突出，喜欢画画，在中学属于偏科学生，报考由清华、北大、南开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多少抱有一些碰运气的心态。他当时想，一旦落榜，就再去考也在昆明的国立艺专，如此则后来的汪曾祺就应该是一个画家而非作家了。

汪曾祺的同学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地区，有一个河南的同学是从老家一步一步走来的，一个西康的同学是买了一头驴一路骑过来的，可见战时上大学，是何等的不易。汪曾祺说:大部分同学是来寻找真理和智慧的，他却这样自问自答:“我寻找什么?寻找潇洒。”

在那个时期，办学条件非常艰苦。西南联大的校舍很分散，有借用昆明原有的学校、房舍、祠堂，也有自建的'新校舍，条件确实说不上好。汪曾祺读的是中文系，住在新校舍。学生宿舍在新校舍的西边，土墙草顶，汪曾祺说:“土墙上开了几个方洞，方洞上竖了几根不去皮的树棍，便是窗户。挨着土墙排了一列双人木床，一边十张，一间宿舍可住四十人，桌椅是没有的。两个装肥皂的大箱子，既是书桌，也是衣柜。”和汪曾祺同睡一张床的是一个历史系的同学，虽说是上下铺，但两人几乎等于不认识，汪曾祺说:“他是个很守规矩，很用功的人，每天按时作息。我是个夜猫子，每天在系图书馆看一夜书，即天亮才回宿舍。等我回屋就寝时，他已经在校园树下苦读英文了。”

教学区也同样简陋。教室是土墙、涂上绿漆的铁皮屋顶，汪曾祺说:“这些教室方向不同，大小不一，里面放了一些一边有一块平板，可以在上面记笔记的木椅，都是本色，不漆油漆……这种椅子的好处是不固定，可以从这个教室到那个教室任意搬来搬去。吴宓先生讲《红楼梦》，一看下面有女生还站着，就放下手杖，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于是一些男同学就也赶紧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到宝姐姐、林妹妹都坐下了，吴先生才开始讲。”

像吴宓这样提着手杖去上课的教授是极个别的一例。很多著名教授已不复清华北大时期的优雅，破衣烂衫者比比可见，汪曾祺提及一个例子:“有一个女生从南院(女生宿舍)到新校舍去，天已经黑了，路上没有人，她听到后面有梯里突鲁的脚步声，以为是坏人追了上来，很紧张，回头一看，是化学教授曾昭抡。他穿了一双空前(露着脚趾)绝后鞋(后跟烂了，提不起来，只能半趿着)，因此发出此梯里突鲁的声音。”即使穷到这个份儿上，联大教授的授课质量却没打折扣，这从西南联大培养出的大量人才来看，便可为证。汪曾祺回忆说:“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在一篇文章中细数几个教授讲课时的风采:“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上课时连工学院的同学都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还有一堂‘叫座’的课是罗庸先生讲杜诗。罗先生上课，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仇注都背出来。唐兰先生讲课是另一种风格。他是教古文字学的，有一年忽然开了一门‘词选’……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他自己一度也填词，极艳)。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实是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凤。’——好!真好!”

汪曾祺自称“是个吊儿郎当的学生”，他晚年回忆说:“我不好好上课，书倒真也读了一些。中文系办公室有一个小图书馆，通称系图书馆。我和另外一两个同学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看书。系办公室的钥匙就由我们拿着，随时可以进去……有的同学看书是有目的有系统的。一个姓范的同学每天摘抄《太平御览》。我则是从心所欲，随便瞎看。我这种乱七八糟看书的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我觉得这个习惯挺好。”多数教授对他这样的学生还算宽松，因而他能经常旷课而照常毕业。但朱自清对学生要求很严，三天两头考试，汪曾祺说:“我老是缺课，因此朱先生对我印象不佳。”教西洋通史的皮名举一次布置学生画历史地图，对汪曾祺交上去的马其顿地图批了一行字:“阁下所绘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期末考试给了他37分。这样一来，按照当时的章程，汪曾祺下个学期必须考到83分，凑成120分，两学期平均，才能及格。下个学期考试时，汪拉了两个历史系的同学坐在他左右两边，左边抄一道题，右边抄一道题，最后得了85分。

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篇16：西南联大纪念馆游记作文500字

清明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妈妈带我来参观位于云南师范大学内的西南联合大学纪念馆。

进到纪念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西南联大的简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是由当时中国的三所名牌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而成。为了躲避抗日战争的炮火，培养优秀的人才，西南联大一路南迁至昆明，在昆明办学8年，培养毕业生20xx余人，其中有800余人从军，为抗日战争时期贡献了大批优秀的人才！

在校史简介旁，是雕刻在石壁上的西南联大校歌，简简单单的几句歌词生动地描绘出了当时西南联大的师生们环境的艰难，但他们仍然保有顽强的求知精神和坚定的爱国信念，我的脑海里出现了西南联大师生们饥餐渴饮，一边躲避战火一边还努力学习的场景，我不禁被这种精神所感动，对着石壁深深地鞠了一躬！

参观完纪念馆，我和妈妈来到了烈士纪念碑。纪念碑立在一个小平台上，上面整齐的排列着在“一二一”运动中牺牲烈士的墓。四周的围栏上挂满了鲜艳的红领巾，也许是哪个学校的少先队员来祭拜过烈士们吧！我在烈士墓前送上了一束鲜花，并庄严地敬了少先队礼，心想：革命是多么艰苦呀！烈士们用他们宝贵的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我们要懂得珍惜，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就像西南联大的校训所说的：“刚毅坚卓”。我们这一代要学会刚强、毅力、坚持、卓越，好好学习，长大报效祖国！

篇17：云南西南联大干部教育学院揭牌

云南西南联大干部教育学院30日在云南师范大学揭牌。

云南西南联大干部教育学院是经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批准，依托云南师范大学创办的省级干部教育学院。内设有云南教育干部培训中心等经验丰富、优质高效的培训服务平台，拥有西南联大旧址现场教学基地等特色资源，对学院的建设与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支撑作用。

该学院将充分发挥西南联大旧址资源，整合全省教育文化资源，开展以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民族精神教育、教育思想传承、云南党史教育等内容的培训。

据工作人员介绍，学院具有灵活的培训模式。借力承担国际合作项目、教育部培训项目、省委组织部干部研修、省委高校工委基层党组织书记示范培训等项目的经验积累，结合成人学习特点和规律，在教学中采取专题讲座、现场教学、参与式教学、结构化研讨等方式。

学院同时具有良好的研发能力，具有一支包括国家级和省级知名专家、基层一线优秀人才、校内和学院青年骨干教师等组成的培训教师团队和项目研发团队，所研发的“高校党组织书记培训”、“中小学校长领导力提升”、“爱生学校建设”等项目得到省内外教育干部的充分肯定，所开发的西南联大现场教学课程和领导力训练系列课程深受学员欢迎。

“云南西南联大干部教育学院的成立，为充分发挥西南联大旧址资源在干部教育培训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平台，对推动我省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云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饶卫表示，学院将积极引入国内外高端培训资源，注重整合全省教育文化资源，结合中央、省委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的要求，着力培养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政廉洁的好干部，努力办成内涵深厚、特色鲜明、区位优势突出，立足云南、面向西部、服务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的品牌干部教育学院。

篇18：汪曾祺散文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三门课我都选了，——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必修课，其余两门是选修，西南联大的课程分必修与选修两种。中文系的语言学概论、文字学概论、文学史(分段)……是必修课，其余大都是任凭学生自选。诗经、楚辞、庄子、昭明文选、唐诗、宋诗、词选、散曲、杂剧与传奇……选什么，选哪位教授的课都成。但要凑够一定的学分(这叫“学分制”)。一学期我只选两门课，那不行。自由，也不能自由到这种地步。

创作能不能教?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争论问题。很多人认为创作不能教。我们当时的系主任罗常培先生就说过：大学是不培养作家的，作家是社会培养的。这话有道理。沈先生自己就没有上过什么大学。他教的学生后来成为作家的，也极少。但是也不是绝对不能教。沈先生的学生现在能算是作家的，也还有那么几个。问题是由什么样的人来教，用什么方法教。现在的大学里很少开创作课的，原因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教。偶尔有大学开这门课的，收效甚微，原因是教得不甚得法。

教创作靠“讲”不成。如果在课堂上讲鲁迅先生所讥笑的“小说作法”之类，讲如何作人物肖像，如何描写环境，如何结构，结构有几种——攒珠式的、桔瓣式的……那是要误人子弟的。教创作主要是让学生自己“写”。沈先生把他的课叫做“习作”、“实习”很能说明问题。如果要讲，那“讲”要在“写”之后。就学生的作业，讲他的得失。教授先讲一套，放学生照猫画虎，那是行不通的。

沈先生是不赞成命题作文的，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有时在课堂上也出两个题目。沈先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我记得他曾给我的上一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有几个同学就这个题目写了相当不错的散文，都发表了。他给比我低一班的同学曾出过一个题目：“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我的那一班出过些什么题目，我倒不记得了。沈先生为什么出这样的题目?他认为：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我觉得先作一些这样的片段的习作，是有好处的，这可以锻炼基本功。现在有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往往一上来就写大作品，篇幅很长，而功力不够，原因就在零件车得少了。

沈先生的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前已说过，他大都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这些作业讲一些问题。他是经过一番思考的，但并不去翻阅很多参考书。沈先生读很多书，但从不引经据典，他总是凭自己的直觉说话，从来不说阿里斯多德怎么说，福楼拜怎么说、托尔斯泰怎么说、高尔基怎么说。他的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但是你要是真正听“懂”了他的话，——听“懂”了他的话里并未发挥罄尽的余意，你是会受益匪浅，而且会终生受用的。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话一样：“举一隅而三隅反”。

沈先生讲课时所说的话我几乎全都忘了(我这人从来不记笔记)!我们有一个同学把闻一多先生讲唐诗课的笔记记得极详细，现已整理出版，书名就叫《闻一多论唐诗》，很有学术价值，就是不知道他把闻先生讲唐诗时的“神气”记下来了没有。我如果把沈先生讲课时的精辟见解记下来，也可以成为一本《沈从文论创作》。可惜我不是这样的有心人。

沈先生关于我的习作讲过的话我只记得一点了，是关于人物对话的。我写了一篇小说(内容早已忘记干净)，有许多对话。我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从此我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不要哲理，不要诗意。这样才真实。

沈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同学不懂他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小说要避免“学生腔”。

我以为沈先生这些话是浸透了淳朴的现实主义精神的。

沈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也有时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见解精到，文笔讲究。——一个作家应该不论写什么都写得讲究。这些读后感也都没有保存下来，否则是会比《废邮存底》还有看头的。可惜!

沈先生教创作还有一种方法，我以为是行之有效的，学生写了一个作品，他除了写很长的读后感之外，还会介绍你看一些与你这个作品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记得我写过一篇不成熟的小说《灯下》，记一个店铺里上灯以后各色人的活动，无主要人物、主要情节，散散漫漫。沈先生就介绍我看了几篇这样的作品，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学生看看别人是怎样写的，自己是怎样写的，对比借鉴，是会有长进的。这些书都是沈先生找来，带给学生的。因此他每次上课，走进教室里时总要夹着一大摞书。

沈先生就是这样教创作的。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教创作。我希望现在的大学里教创作的老师能用沈先生的方法试一试。

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发表。这对学生是很大的鼓励。多年以来，沈先生就干着给别人的作品找地方发表这种事。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了。我在一九四六年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这辈子为别人寄稿子用去的邮费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了。为了防止超重太多，节省邮费，他大都把原稿的纸边裁去，只剩下纸芯。这当然不大好看。但是抗战时期，百物昂贵，不能不打这点小算盘。

沈先生教书，但愿学生省点事，不怕自己麻烦。他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夺金标毛笔，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他上创作课夹了一摞书，上小说史时就夹了好些纸卷。沈先生做事，都是这样，一切自己动手，细心耐烦。他自己说他这种方式是“手工业方式”。他写了那么多作品，后来又写了很多大部头关于文物的著作，都是用这种手工业方式搞出来的。

沈先生对学生的影响，课外比课堂上要大得多。他后来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空袭，全家移住到呈贡桃园，每星期上课，进城住两天。文林街二十号联大教职员宿舍有他一间屋子。他一进城，宿舍里几乎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学生，客人来，大都是来借书，求字，看沈先生收到的宝贝，谈天。

沈先生有很多书，但他不是“藏书家”，他的书，除了自己看，是借给人看的。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扉页上用淡墨签了 “上官碧”的名字。谁借了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大“复员”，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而漂流到四面八方了。沈先生书多，而且很杂，除了一般的四部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译本，社会学、人类学、黑格尔的《小逻辑》、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髹饰录》、《糖霜谱》……兼收并蓄，五花八门。这些书，沈先生大都认真读过。沈先生称自己的学问为“杂知识”。一个作家读书，是应该杂一点的。沈先生读过的书，往往在书后写两行题记。有的是记一个日期，那天天气如何，也有时发一点感慨。有一本书的后面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这两句话我一直记得，可是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胖女人为什么使沈先生十分难过呢?

沈先生对打扑克简直是痛恨。他认为这样地消耗时间，是不可原谅的。他曾随几位作家到井冈山住了几天。这几位作家成天在宾馆里打扑克，沈先生说起来就很气愤：“在这种地方，打扑克!”沈先生小小年纪就学会掷骰子，各种赌术他也都明白，但他后来不玩这些。沈先生的娱乐，除了看看电影，就是写字。他写章草，笔稍偃侧，起笔不用隶法，收笔稍尖，自成一格。他喜欢写窄长的直幅，纸长四尺，阔只三寸。他写字不择纸笔，常用糊窗的高丽纸。他说：“我的`字值三分钱!”从前要求他写字的，他几乎有求必应。近年有病，不能握管，沈先生的字变得很珍贵了。

沈先生后来不写小说，搞文物研究了，国外、国内，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熟悉沈先生的历史的人，觉得并不奇怪。沈先生年轻时就对文物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他对陶瓷的研究甚深，后来又对丝绸、刺绣、木雕、漆器……都有广博的知识。沈先生研究的文物基本上是手工艺制品。他从这些工艺品看到的是劳动者的创造性。他为这些优美的造型、不可思议的色彩、神奇精巧的技艺发出的惊叹，是对人的惊叹。他热爱的不是物，而是人，他对一件工艺品的孩子气的天真激情，使人感动。我曾戏称他搞的文物研究是“抒情考古学”。他八十岁生日，我曾写过一首诗送给他，中有一联：“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是记实。他有一阵在昆明收集了很多耿马漆盒。这种黑红两色刮花的圆形缅漆盒，

篇19：汪曾祺散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汪曾祺散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三门课我都选了，——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必修课，其余两门是选修，西南联大的课程分必修与选修两种。中文系的语言学概论、文字学概论、文学史(分段)……是必修课，其余大都是任凭学生自选。诗经、楚辞、庄子、昭明文选、唐诗、宋诗、词选、散曲、杂剧与传奇……选什么，选哪位教授的课都成。但要凑够一定的学分(这叫“学分制”)。一学期我只选两门课，那不行。自由，也不能自由到这种地步。

创作能不能教?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争论问题。很多人认为创作不能教。我们当时的系主任罗常培先生就说过：大学是不培养作家的，作家是社会培养的。这话有道理。沈先生自己就没有上过什么大学。他教的学生后来成为作家的，也极少。但是也不是绝对不能教。沈先生的学生现在能算是作家的，也还有那么几个。问题是由什么样的人来教，用什么方法教。现在的大学里很少开创作课的，原因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教。偶尔有大学开这门课的，收效甚微，原因是教得不甚得法。

教创作靠“讲”不成。如果在课堂上讲鲁迅先生所讥笑的“小说作法”之类，讲如何作人物肖像，如何描写环境，如何结构，结构有几种——攒珠式的、桔瓣式的……那是要误人子弟的。教创作主要是让学生自己“写”。沈先生把他的课叫做“习作”、“实习”很能说明问题。如果要讲，那“讲”要在“写”之后。就学生的作业，讲他的得失。教授先讲一套，放学生照猫画虎，那是行不通的。

沈先生是不赞成命题作文的，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有时在课堂上也出两个题目。沈先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我记得他曾给我的上一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有几个同学就这个题目写了相当不错的散文，都发表了。他给比我低一班的同学曾出过一个题目：“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我的那一班出过些什么题目，我倒不记得了。沈先生为什么出这样的题目?他认为：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我觉得先作一些这样的片段的习作，是有好处的，这可以锻炼基本功。现在有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往往一上来就写大作品，篇幅很长，而功力不够，原因就在零件车得少了。

沈先生的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前已说过，他大都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这些作业讲一些问题。他是经过一番思考的，但并不去翻阅很多参考书。沈先生读很多书，但从不引经据典，他总是凭自己的直觉说话，从来不说阿里斯多德怎么说，福楼拜怎么说、托尔斯泰怎么说、高尔基怎么说。他的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但是你要是真正听“懂”了他的话，——听“懂”了他的话里并未发挥罄尽的余意，你是会受益匪浅，而且会终生受用的。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话一样：“举一隅而三隅反”。

沈先生讲课时所说的话我几乎全都忘了(我这人从来不记笔记)!我们有一个同学把闻一多先生讲唐诗课的笔记记得极详细，现已整理出版，书名就叫《闻一多论唐诗》，很有学术价值，就是不知道他把闻先生讲唐诗时的“神气”记下来了没有。我如果把沈先生讲课时的精辟见解记下来，也可以成为一本《沈从文论创作》。可惜我不是这样的有心人。

沈先生关于我的习作讲过的话我只记得一点了，是关于人物对话的。我写了一篇小说(内容早已忘记干净)，有许多对话。我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从此我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不要哲理，不要诗意。这样才真实。

沈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同学不懂他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小说要避免“学生腔”。

我以为沈先生这些话是浸透了淳朴的现实主义精神的。

沈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也有时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见解精到，文笔讲究。——一个作家应该不论写什么都写得讲究。这些读后感也都没有保存下来，否则是会比《废邮存底》还有看头的。可惜!

沈先生教创作还有一种方法，我以为是行之有效的，学生写了一个作品，他除了写很长的读后感之外，还会介绍你看一些与你这个作品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记得我写过一篇不成熟的小说《灯下》，记一个店铺里上灯以后各色人的活动，无主要人物、主要情节，散散漫漫。沈先生就介绍我看了几篇这样的作品，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学生看看别人是怎样写的，自己是怎样写的，对比借鉴，是会有长进的。这些书都是沈先生找来，带给学生的。因此他每次上课，走进教室里时总要夹着一大摞书。

沈先生就是这样教创作的。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教创作。我希望现在的大学里教创作的老师能用沈先生的方法试一试。

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发表。这对学生是很大的鼓励。多年以来，沈先生就干着给别人的作品找地方发表这种事。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了。我在一九四六年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这辈子为别人寄稿子用去的邮费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了。为了防止超重太多，节省邮费，他大都把原稿的纸边裁去，只剩下纸芯。这当然不大好看。但是抗战时期，百物昂贵，不能不打这点小算盘。

沈先生教书，但愿学生省点事，不怕自己麻烦。他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夺金标毛笔，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他上创作课夹了一摞书，上小说史时就夹了好些纸卷。沈先生做事，都是这样，一切自己动手，细心耐烦。他自己说他这种方式是“手工业方式”。他写了那么多作品，后来又写了很多大部头关于文物的著作，都是用这种手工业方式搞出来的。

沈先生对学生的影响，课外比课堂上要大得多。他后来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空袭，全家移住到呈贡桃园，每星期上课，进城住两天。文林街二十号联大教职员宿舍有他一间屋子。他一进城，宿舍里几乎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学生，客人来，大都是来借书，求字，看沈先生收到的宝贝，谈天。

沈先生有很多书，但他不是“藏书家”，他的书，除了自己看，是借给人看的。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扉页上用淡墨签了“上官碧”的名字。谁借了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大“复员”，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而漂流到四面八方了。沈先生书多，而且很杂，除了一般的四部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译本，社会学、人类学、黑格尔的《小逻辑》、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髹饰录》、《糖霜谱》……兼收并蓄，五花八门。这些书，沈先生大都认真读过。沈先生称自己的学问为“杂知识”。一个作家读书，是应该杂一点的。沈先生读过的书，往往在书后写两行题记。有的是记一个日期，那天天气如何，也有时发一点感慨。有一本书的后面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这两句话我一直记得，可是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胖女人为什么使沈先生十分难过呢?

沈先生对打扑克简直是痛恨。他认为这样地消耗时间，是不可原谅的。他曾随几位作家到井冈山住了几天。这几位作家成天在宾馆里打扑克，沈先生说起来就很气愤：“在这种地方，打扑克!”沈先生小小年纪就学会掷骰子，各种赌术他也都明白，但他后来不玩这些。沈先生的娱乐，除了看看电影，就是写字。他写章草，笔稍偃侧，起笔不用隶法，收笔稍尖，自成一格。他喜欢写窄长的直幅，纸长四尺，阔只三寸。他写字不择纸笔，常用糊窗的高丽纸。他说：“我的字值三分钱!”从前要求他写字的，他几乎有求必应。近年有病，不能握管，沈先生的字变得很珍贵了。

沈先生后来不写小说，搞文物研究了，国外、国内，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熟悉沈先生的历史的人，觉得并不奇怪。沈先生年轻时就对文物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他对陶瓷的研究甚深，后来又对丝绸、刺绣、木雕、漆器……都有广博的知识。沈先生研究的文物基本上是手工艺制品。他从这些工艺品看到的是劳动者的创造性。他为这些优美的造型、不可思议的色彩、神奇精巧的技艺发出的惊叹，是对人的惊叹。他热爱的不是物，而是人，他对一件工艺品的孩子气的天真激情，使人感动。我曾戏称他搞的文物研究是“抒情考古学”。他八十岁生日，我曾写过一首诗送给他，中有一联：“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是记实。他有一阵在昆明收集了很多耿马漆盒。这种黑红两色刮花的圆形缅漆盒，昆明多的是，而且很便宜。沈先生一进城就到处逛地摊，选买这种漆盒。他屋里装甜食点心、装文具邮票……的，都是这种盒子。有一次买得一个直径一尺五寸的大漆盒，一再抚摩，说：“这可以作一期《红黑》杂志的封面!”他买到的缅漆盒，除了自用，大多数都送人了。有一回，他不知从哪里弄到很多土家族的桃花布，摆得一屋子，这间宿舍成了一个展览室。来看的人很多，沈先生于是很快乐。这些挑花图案天真稚气而秀雅生动，确实很美。

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谈天的范围很广，时局、物价……谈得较多的是风景和人物。他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就是这样一户!他谈某一位老先生养了二十只猫。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很好!”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去。谈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他谈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金先生终生未娶，长期独身。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他到处搜罗大石榴、大梨。买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比输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他再去买!……沈先生谈及的这些人有共同特点。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这些人的气质也正是沈先生的气质。“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沈先生谈及熟朋友时总是很有感情的。

文林街文林堂旁边有一条小巷，大概叫作金鸡巷，巷里的小院中有一座小楼。楼上住着联大的同学：王树藏、陈蕴珍(萧珊)、施载宣(萧荻)、刘北汜。当中有个小客厅。这小客厅常有熟同学来喝茶聊天，成了一个小小的沙龙。沈先生常来坐坐。有时还把他的朋友也拉来和大家谈谈。老舍先生从重庆过昆明时，沈先生曾拉他来谈过“小说和戏剧”。金岳霖先生也来过，谈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金先生是搞哲学的，主要是搞逻辑的，但是读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江湖奇侠传》。“小说和哲学”这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他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也不是哲学。他谈到兴浓处，忽然停下来，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说着把右手从后脖领伸进去，捉出了一只跳蚤，甚为得意。我们问金先生为什么搞逻辑，金先生说：“我觉得它很好玩”!

沈先生在生活上极不讲究。他进城没有正经吃过饭，大都是在文林街二十号对面一家小米线铺吃一碗米线。有时加一个西红柿，打一个鸡蛋。有一次我和他上街闲逛，到玉溪街，他在一个米线摊上要了一盘凉鸡，还到附近茶馆里借了一个盖碗，打了一碗酒。他用盖碗盖子喝了一点，其余的都叫我一个人喝了。

沈先生在西南联大是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六年。一晃，四十多年了!

1986.1.2.上午

沈从文与汪曾祺的艺术风格的异同

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处处流贯着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和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他们的生计,他们的命运无时无刻不缠绕在沈从文心间,使他痛苦,使他忧伤,使他不平。忧于中而泻于外,这使他的作品在浓郁的抒情诗意中总是笼罩着一种忧伤而不甘寂寞的基调。这种深厚的感情在他的创作中起着主宰和支配的作用。他从不拘泥于故事的首尾照应、高潮的设置安排、人物的来龙去脉,而是以感情去牵动读者去注意那些使人伤心动情的事情..帮助他表达这种特殊思想感情的,是他作品中那种歌的节奏,诗的韵律,画的色彩。它们与作者的思想感情天然溶合,在语言、句式、场景、意蕴等方面都表现出了略带忧郁的偏冷色的美。沈从文简直不是在写,而是在唱,长歌当哭地唱。诗韵不经意出现在字里行间,复唱也常常出现在似乎是淡淡的述说里。沈从文善于节制自己的感情,从不采取剧烈的表达情感的方式。但他也没有关死情感的闸门,他让情感的细流在平静的叙述里缓缓流动。他不象鲁迅那样,把火样的热情包裹在冰一样的冷静里;也不像巴金前期那样,是爆发的、倾泻式的情感洋溢。而是在微笑里藏着哀痛,微凉里夹着忧郁,形成自己独有的抒情风格。

综上所述,沈从文风格的主要特点:不拘格式,不受约束,在笼罩着淡淡哀愁的诗意美中表现对现实生活的思考。

如果按主题分,汪曾祺相当多的一部分作品属于人性关系和人类感情探索的,汪曾祺在作品中着力表现他对生活的思考、对理想的苦苦追寻、对现实中尚未消退的阴影的忧心,他总是随着这些感情的流泻组织素材、结构文章,而传统的篇章布局却在他那里遭到了蔑视。这种感情除了细腻、清新、温婉外,如同沈从文一样,还略带感伤,有一种淡淡的哀愁。他作品主人翁的性格都带有这种略带忧郁而美好的诗情,象那个圣洁而宽容的虞芳、颇有清玩雅趣的靳彝甫、仙风道骨的王淡人镲一幅幅幽雅而娟秀的淡墨山水画。诗情画意被笼罩在一层由温柔的感伤构成的朦胧烟雾之中,就在这些忧郁的诗情中表现出作者对真、善、美的执着。 首先,作家创作风格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民族和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