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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坚守文艺的审美理想论文
坚守文艺的审美理想论文
审美理想是隐藏在文艺作品中的坚硬内核。它在隐秘处支持着作品的结构，平衡着作品内部的各种关系，并使作品从内到外辐射出美和力量。时代进入21世纪，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浮躁和喧嚣的庞大世界，商业的气息吞并一切，大众的评判笼罩一切，“娱乐”更在诸多领域成为至高无上的准则。而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文艺创作者的审美理想才显得更为关键和可贵，它仍然、而且必将永远是制约和影响文艺作品的重要元素之一。文艺工作者能否在这样的复杂环境中坚持自己的审美理想，以及选择什么观照对象作为审美理想的载体，尤其是当下值得关注和思考的。
审美理想和世俗理想、具体利益的追求有冲突，但并不是根本对立、完全没有双赢的可能性，保持创作的审美理想，并不等于不见容于高度商业化的社会。纳博科夫在商业气息浓厚的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创作了不朽名作，这部把病态人性描写得如此细腻有层次感，荡气回肠直至成波涛汹涌之势的天才之作，同时也是一部吸引人的眼睛、让人一读之下欲罢不能的作品，其文字之优美精致，很难想像英语并不是作者本身的母语。西方电影界，包括电影大师库布里克对其多次改编，每次皆能带来极大的关注。昆德拉远离他动荡的祖国，在西欧写下他诸多的传世佳作，他反复探讨着人的自由，精神、肉体以及社会的终极自由。从对政治和性的反思，延伸到对生活本质的哲学思考，他逐渐成为一个他所言的“世界性的人”。他的作品也证明了审美理想和世俗利益并非是你存我亡的根本冲突。这些经典作家们，他们的创作环境和雨果、福楼拜、司汤达等伟大的19世纪作家们都不同，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商品化、媒介发达、物欲横流的社会，但他们坚硬而恒在的审美理想，他们对于文字的悉心经营，对于人性和生存孜孜不倦的终极探索和追问，使他们的作品有了魂魄和性灵，在历经时光磨砺之后，仍能让读者感受到极致之美的熏陶。
反之，如果文艺创作者放弃审美理想，而仅仅执著于挖掘作品的商品潜力，则往往会使其止于感官娱乐，外表可能华美，内涵却空洞如散沙。以近期盛行的以各种文艺形式出现的武侠作品为例，如果我们把堆积的色彩、完美的构图、流畅新奇的打斗、故弄玄虚的故事一一如剥洋葱般剥去，最后出现的却是难堪的虚空。在这些作品中，所谓审美理想的内核只是一个虚拟的戈多，从未真实存在过。所有在作者创作谈中讲到的“对于复杂人性的挖掘”等诸如此类的论调都是赤裸裸的幌子，创作者的目的起于并且止于感官的娱乐，作品几乎所有的创作元素，包括主题、情节、人物、布景，完全为这个终极目的服务，而不是全面地实现和具化创作主体的审美理想。这样的作品，它们的美仅仅流于形式和表面，止步于感官层面而和心灵无关。在被充分娱乐的感官之下，观众的精神完全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和充实。席勒曾经说：“情绪激动，作为情绪激动，是某种无关紧要的东西，而表现它，单从它来看，不会有任何美学价值；因为，我们再重复一遍，没有什么仅仅与感性本性相联系的东西是值得表现的。”更何况简陋而浅显的感官娱乐呢。文艺创作者审美理想的缺失，造成了作品华美表层下艺术之美的贫乏？而缺乏审美理想支撑的作品，既不能得到观众的真心认可，更不可能经受住时光的考验，注定只能是喧嚣一时的过眼烟云。
同时，在审美理想的载体、即审美对象的选择上，创作者也要进行有目的的取舍。在这个大众的时代，民主的时代，文艺创作者的审美理想中仍然应该包含着启蒙的重要内容，不应放弃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启蒙重任，更不应该在创作导向上走向启蒙的反面。在当下各种形式的文艺创作――小说、电影、电视剧中，作者审美理想的载体常常是皇宫贵族，各种各样或霸气或美艳的“王”、“后”、“王子”、“嫔妃”，以及相对应的阿谀奉承、丑态百出的弄臣、太监，这些角色们共同上演着各种各样关于无穷无尽的权势和欲望的尔虞我诈的争斗，这争斗后面，蕴藏着的则是创作者对宫闱秘事津津乐道的窥视欲望、对曾经的统治者强烈的艳羡心理以及代入感。从秦始皇以降，汉武大帝、唐太宗、嘉靖、康熙、雍正、乾隆，历史上的统治者们次第粉墨登场。统治者们曾经的血腥和残暴被轻轻地一笔带过，或者被圆滑地粉饰掉，他们的“人性之美”却被充分地、淋漓尽致地挖掘出来，他们对于国家和人民――当然还有对女人们的'“深沉博大”的爱，以及他们的无奈、他们的努力、他们的悲哀……创作者对于角色无微不至的体恤简直感天地、泣鬼神，所以诸如“好想再活五百年”、或者“你燃烧自己，温暖大地，让自己成为灰烬”之类的电视剧主题曲，竟然常常会轻而易举地煽出观众廉价共鸣的热泪。而在那些精心构织的“君民同欢”的美好面纱里，创作者潜意识里保留着的对强权和暴政的畏惧甚至渴望昭然若揭。无论是赤裸裸的、令人发指的对君王的歌功颂德，还是热衷于解读暴君背后慈悲为怀的人性内涵，都应该是那段强权历史给经由其中的创作者留下的最可耻的印记了。而社会的大多数――普通平凡的底层大众，以及当下正在剧烈变动中的中国现实，这个轰轰然前进的大时代，却被淹没和有意地忽视了。诚然，从娱乐的角度来看，作为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度，曾经处于人类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人群，肯定有着更为跌宕的命运，更为传奇的人生，这些人物的故事无疑能够吸引更多的眼球，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但热衷于此种题材的创作者背后所体现出的艳羡心态和不遗余力的赞美，却着实让人怀疑我们中国是否已经进入21世纪――半个多世纪以前，鲁迅所痛心疾首指出的中国人的“奴性”，竟然阴魂不散，甚至还存在于艺术的创作和传播者之中，实在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
当下，除了盛行的皇宫贵族、弄臣太监之外，常常作为文艺创作者审美理想的载体出现的，还有各式各样细小的“自我”――一些文艺创作者在创作中，由于从形式到内容对“自我”的过分关注，而使得作品流于自恋式的、浮光掠影的私语，自由职业者、酒吧歌手、画家、吸毒者，这些映射着创作者自我认同的城市边缘人角色，成为他们审美理想的载体。因为过分囿于个人经验和趣味，他们的作品更大程度上是孤芳自赏，陷入狭隘的一己悲欢之中，而始终不能获得更大范围的共鸣，无法走通艺术接受中从个体经验到人类普遍经验的道路。创作者要有一颗敏感、富于感知的心灵，即使在描写“自我”的时候，也不要忘记挖掘那隐藏在“自我”背后的深厚广大的全“人类”。丁玲的“莎菲”无疑是富有自传意味的，是创作者“内窥”视角的产物，然而莎菲的追求和狂热，莎菲的失望和消沉，却刻画出了上世纪初整整一代青年人的心灵痛苦，在绝望的呐喊中表现出了一个时代的特质，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上世纪初青年的代言人，甚至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也能得到诸多的共鸣。挖掘一条从“自我”到“人类”、从个人到时代的渠道，是创作者能否成功的必要条件。上世纪九十年代，喧嚣一时的“新生代”作者群在新世纪的分化和发展，便鲜明地证明了这一点。那些能够走出年轻时代轻浮的伤感和自恋，逐渐深入到时代和人群中去，描写他们在生存中的痛和尴尬、理想和希望的创作者们，写作道路慢慢变得宽广，作品丰厚，如鱼得水；而那些缺乏生活经验和文学素养，无法在“自我”之上再上升和深化一个层面的创作者们，则逐渐地淡出了读者的视野。
在审美载体的选择上，文艺工作者不应该拘泥于皇宫贵族、弄臣太监以及过于狭隘的自我，而应该把目光转向平凡沉默的大多数，通过对这部分群众生活的描摹和展现来具化审美理想。评论家郝建在评价路学长的电影《卡拉是条狗》的时候言简意赅地说：“在英雄狂舞时，人也活着。”这个“活着”的“人”，便是指一些文艺创作者对于大时代中底层小人物的关怀和注视，以及对于中国现实的忠诚纪录。当下的这个时代，正处于持续的社会转型之中，价值标准的不稳定、终极信仰的缺失、社会气氛的浮躁，使得生存于其中的人们很难获得心灵的平静和安稳的俗世生活，而处于底层的众多的小人物们，永远是弱势群体，是时代所带来的难以避免的伤害的最大程度的承担者，因此更值得关注、抚慰和被记录。事实上，这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生存者的状态，都是非常难得、珍贵，稍瞬即逝的，在即将到来的转型之后的时代中，将再也看不到只属于此时的诸种特殊状况。因此，忠诚的纪录和勇敢的参与，就是这一代文艺创作者不能逃避的职责。回到当下，记录底层小人物以及他们身上附着的中国现实，正在逐渐成为越来越多的文艺工作者的创作重点。普通如你我他的小人物在生活之流中挣扎、前进，被打击、被摧残、被爱、被抚慰，而创作者选取人物生命流程中的一个事件、或者一个时间段，以此为标准切开一个平剖面，表现他们所感受到的时代和人性的真实。从这个平剖面中，他们看到可以从小人物身上蕴涵的美和力量，表达对于生命力的敬畏和赞美，并且捍卫小人物的尊严和理想。创作者不应回避现实的残酷和不圆满，相反，正是因为现实的艰难和不圆满，人物身上所蕴涵的那种向上的、坚韧的求生力才更为弥足珍贵，从而和有些文艺作品中流行的粗鄙的实用主义观划清界限。由此，这些真实平凡的小人物，如同国画中的梅兰竹菊一样，将成为艺术创作者心中审美理想的载体。
摆在当下的文艺创作者眼前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世界。不可抵挡的商业化和娱乐化的时尚，将属于文字和纯文艺的空间一再挤压，使之滑至边缘。但文艺工作者仍应该在创作中坚持着高蹈的审美理想，关注和记录在新环境下人性的细微变化，并应该通过对底层群众长久的、忠诚的注视，而体现出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社会责任感，应该是文艺工作者在具化审美理想的过程中所应时时铭记的。
篇2：传统审美理想与现代艺术的冲突论文
传统审美理想与现代艺术的冲突论文
摘要：传统审美理想，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是受时代影响的。中西方文化、思想、审美、社会背景等都不相同，中西方的传统审美理想也有所区别。该文从传统审美理想出发，比较分析中国古典美学和西方现代美学，从西方现代美学看西方的“意”和“真”以及西方艺术的现代性。
关键词：审美;现代艺术;美学
一、传统审美理想的发展
美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状态。美和丑是相对的，美和丑的历史就是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历史。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是与生俱来，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样就产生了审美。美学在提高人们的精神状态、境界方面是不断变化的。美学作为一门年轻而又古老的学问，在各国有不同的发展历程。20世纪时，中国曾经出现过几次“美学热”，在当时国际上美学处于发展低谷的时候，美学一下子成了中国人热烈探讨的学说，并且在各方面都有深入的探究。传统审美理想伴随着美学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发展，并受到时代的影响。传统审美理想的发展有着明显的时代倾向性，传统审美理想深受时代大环境的影响。唐代的女子以丰满为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丰满为美是那一时期人们审美理想的集中表现，一时间女子都追求丰满与圆润的美感。但杨玉环霓裳羽衣舞时曼妙、丰满的身姿在如今以骨感为审美标准的社会是不会被归为理想美的。时代对美女的判断标准从以丰满为美发展到如今的以骨感为美，由此不难发现，不同时期的审美理想是变化着的。
二、比较分析中国古典美学和西方现代美学
笔者比较分析中国古典美学和西方现代美学时发现，传统审美理想的发展受到艺术氛围和社会环境的巨大影响。首先，在“真”和“意”的中国古典美学里，从古代沿袭而来的深厚的哲学基础和文化氛围对传统审美理想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此外，以传统艺术门类之一的绘画为例，笔者发现中国的传统审美理想更重意象，而西方的传统审美理想更重具象，这从中西方绘画的材料与表现手法中也可以看出来。中国画的水墨意象感受与西方油画的写实感受截然不同，中西方传统审美理想的差异由此可见一斑。其次，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古典审美中，都不难看到继承、积淀、中和等思想。西方历史中出现的新思潮美学，一方面继承了以往的美学思潮，如古希腊人的审美喜好；另一方面，在继承的时候，又有所发展，而且提出了新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影响了人们生活和思想的方方面面，对中华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把宇宙、人生、自然界、人类社会等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都看作相互联系的、和谐的、平衡的、有序运动的。儒家以“内圣外王”为人格理想，而“内圣外王”的极致就是“天人合一”，这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
三、从西方现代美学看西方的“意”和“真”以及西方艺术的现代性
西方现代美学中出现了许多非理性的内容，它是对以柏拉图、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美学的反叛。我们不能说西方现代美学没有意义、思想、主体、客体等。西方传统美学从古希腊人的审美理想开始不断发展，讲究比例和谐美、理性美、浪漫美等。西方现代美学追求新的审美对象，讲究抽象美、工业美、媒体美等，它从形式到物质，再到精神，始终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对于艺术现代性的讨论始于19世纪晚期，然后一直持续到今天。西方现代艺术流派有许多，如印象派、新印象派、后印象派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又出现了一批新的艺术流派，如抽象派、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等。我们不能忽视艺术的时代性，艺术思想的“维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争论从未停止过。随着现代艺术的出现，新的艺术理念和艺术思想对传统审美理想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这也说明了艺术多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现代绘画艺术是从印象派发端的。与以往的艺术理念相比，印象派的艺术理念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印象派主张户外写生，追求光与色。印象派向具有数千年发展历史的西方古典主义绘画理念发起了挑战，但初期印象派的作品并不被当时的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之后，后印象派画家继承了印象派鲜丽的色彩，但他们更强调个人主观因素在绘画作品中的表达，他们通过笔触和色彩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如，与传统决裂的法国画家塞尚，追求亮色和笔触的荷兰画家凡高，抛弃欧洲文明而到塔西提岛追求原始文明的高更，等等。后印象派艺术家的思想、理论影响了许多画派，如毕加索等开创的立体派、马蒂斯等人开创的野兽派、德国的表现主义。后来，美国纽约取代法国巴黎成为新的艺术创作中心，在艺术火花的撞击下开始了新的征程，如抽象表现主义。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重视过程而轻视结果，体现了美国人追求自由和富有创造力的特点。安迪沃霍尔于1962年创作的《金色调玛丽莲梦露》把商业图像变为艺术图像。安迪沃霍尔的艺术仍然是造型艺术，是对传统审美理想的巨大挑战。现代艺术进入了一个多元化发展的时代，艺术家利用新的材料、技术、理念进行深层次的探索和发现。越来越多的现代艺术家没有具体的流派可言，因为这些现代艺术家追求个性、表达自我。从此，西方现代艺术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阶段。现代艺术的发展必然伴随着传统审美理想与现代艺术的冲突和融合，并且逐渐生成新的审美价值和艺术理念。新的审美价值是现代艺术发展的方向，促进了现代艺术的成长，其本身也接受来自传统审美理想的考验。
结语
随着现代艺术的发展，之前人们难以接受的艺术形式逐渐受到大众的认可，成为人们提高自身艺术修养的重要媒介。凡高曾说：“无论艺术被世界描绘成什么样子，它都没有腐朽。”现代艺术与传统理想审美不断碰撞，永恒不再是衡量艺术的标准。正因为如此，艺术才能不断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1]金丹元.艺术感悟与审美反思.学林出版社，.
[2]（美）卡斯比特.艺术的终结.吴啸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篇3：探析中国传统审美理想与现代美术的冲突论文
探析中国传统审美理想与现代美术的冲突论文
论文关键词：传统审美 现代美术 冲突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艺术在历史的岁月中沉积了千年的精华散发出特有的气质和沁人心脾的馥香。现代艺术在审美实践的意义上，不仅在自身内部激化出前所未有的话语形式，而当代艺术对传统审美理想的颠覆冲突愈明显。下面笔者试从三方面论述中国传统审美与现代美术的冲突
一、审美思维方式的冲突
传统的审美理想在思维方式方面上,注重万物的联系和感性自觉的心理体验。这种思维方式中没有把大千世界看成是独立于人以外的纯粹客体中国传统审美理想体现一种宏观整体的审美思维方式，艺术讲求心灵的物化，又是物的情话，心物合一超以象外。老子云：“塞其兑，闭其门”就是清除心灵的尘灰，保持内心的最大虚空、静寂，直观体悟世界万物“和其光，同起尘”达到“玄同”的艺术理想。同时这种思维方式有着虚空灵动，就是传统审美中的神韵、飘逸、超拔、高逸、虚清等。所以在传统中国画中讲求“气韵生动”、“妙在能会、神在能离”等一种格调清高的审美追求。
现代美术与传统审美思维的冲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现代美术缺乏主体内心的自省，取而代之的是西方人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潮，即以人性对抗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以人为中心的思维倾向。两者都是以“人”为中心，但两者的审美思维方向有质的差异。中国传统审美思维方式强调虚静、心灵自由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现代美术在艺术思维上强调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显示为人对自然的'征服力、控制力，人于自然产生一种外离对抗性。在一定的社会时代中以人性对抗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体现出了人类意识的觉醒有进步性。其次，现代美术思维方式中缺乏传统审美宏观整体性，现代美术多用类似解构主义的思维方式，肢解、分割使主体思维独立单一。
二、审美价值取向的冲突
传统审美理想的价值取向，重交感，重人生。首先“交感”就是“天人合一”的动态过程，也就是万物生命的发生过程。按《周易》的观念，整个宇宙是阴，阳两种元素交感而成的动态过程。西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宋明理学家主张的天人相通都是在审美取向上重交感。再次“重人生”源于“交感”的基础。周敦颐说“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就是把人看作万物之灵，天地之德，天地之心。即以人的生命活动为内在机制的宇宙一体化，天地万物看作统一生命系统。中国古人是以这种对自然的特殊情感和内求自省的方法完成美的理想追求。传统中国画家在对大自然领悟人生，借物寓意，予以挥毫把无情之物变成有情之物。现在我们还能从他们画的顽石中感受到“雪尽身还瘦，云生势不孤”的气概；从山林中感受“春山澹治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的情态。
现代美术中这种“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的审美价值取向很少了。现代美术审美取向倾向于个人自我价值、自然价值、社会价值分离，强调主体对社会对人生的悲观消极或厌恶不满发泄的态度。现代美术价值取向其实是自身内部激化出前所未有的话语形式，突显当代审美文化所面临的困惑。
三、艺术表现形式的冲突
传统中国画的艺术表现形式只在笔墨之间唱吟画家心声，简单而单纯的黑白水墨却孕育着中国文化之精华。
第一、以水墨为上。故有墨从笔出，笔以墨显，笔取其气，墨取其韵。中国古人将自己实践经验和精神追求集中于此，其作品中的造型符号融哲理、艺术、人生一体，体现儒道佛三家哲理。第二、重意忘形。“画之当意写，不在形似耳”【《元・汤》画鉴画论】，纵观中国美术史，除徐渭、八大、石涛等大写意画家不论，即便是工笔画：山水、人物、花鸟也不是单纯的模拟，刻意酷似，而是“画见其大意，而不为刻画之迹”【《林泉高致・山水训》】。
中国传统绘画重物象的内在体态、气韵、生命神采。西方绘画则重写实性，艺术形式追求逼真，强调对事物科学精确的刻画。印象派的出现是现代艺术的里程碑。在一定程度上印象派否定了西方传统的单一的艺术表现形式，放弃了原有严谨的造型能力。美术开始分门别派，艺术表现形式也愈加丰富。“现代派艺术之父”塞尚，他不再重客观事物的模仿而注入永恒的形体结构；还有梵高，他用明亮灼热的色彩、奔放颤动的曲线传达激动炽热的心身。从印象派到野兽派、表现主义、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这些现代主义美术丰富了原有的艺术表现形式，给人以全新的艺术震撼，为人类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西方的文化艺术有着他们本身民族文化发展的轨迹。如果一味仿照其表现形式，牵强附会、打着复兴中国艺术的旗号却是在毁灭中国艺术之灵魂和生命。
综上所述，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广泛，一方面使我们的艺术发展更多元化，另一方面一些现代艺术家盲目臣服于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艺术的绘画方式。伴随着的是美术价值的空洞性、虚无性，一些现代艺术与传统审美理想相去甚远。
参考文献：
[1]汪建.使论中国古代传统思维方式[J].哲学研究，1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