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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江西省法律援助工作的现状和对策/唐毅法律论文网
江西理工大学唐毅
内容提要：法律援助是政府对法律资源进行再分配，以保障弱势群体及特殊人群的合法权益的政府公益性行为，服务于建设和谐社会的制度架构。对于司法资源尚为薄弱的江西省，资金瓶颈，人才匮乏势必影响法律援助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本文以法律援助的法经济学分析提出法援在保持社会稳定和和谐的重要性，并根据江西省法援的现状，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
关键词：江西省 法律援助 现状 对策
（一）法律援助的历史及制度化分析法律援助的重要性。
法援援助（legal law）起源于十九世纪的英格兰，起初是由当时的法律工作者出于社会公益的角度的个人慈善性行为，当时的援助只是基于社会公德、良心和正义，并非一个系统，受限制的行为。法援的起源正是根源于人的公德心和社会属性所体现出来的，无组织性的法律援助活动。但是这种社会良心及正义的价值追求也是法援不断发展的彻动力。到20世纪代关于法律援助的作用的法律服务的观念，开展向更深的层次发展。其内容也从提供诉讼程序中的代理和辩护的需要而拓展到国家法制运用的各个环节、各个层次的对经济困难、国际道义，人权的实现而难以通过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会权利者提供帮助，提供法律咨询也越来越认为是低成本，高效率的一种法律援助方式，由于国家有责任保障每个公民诉讼法律，寻求司法救济及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向经济条件较差或处境不利的公民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法律授助主要是国家或政府的行为，并始终朝向社会化发展，法律体系的不断构建的趋于进步和完善，正是基于国家民主化，法制化进程的提高，体现了从社会的民主化，法制的主导途径而延伸到法的公正、公平、公开宗旨的伸张。
政府在提供及完善法援体系彰显了以依法治国为政府政策指向，这也是现代各国政府在开展民主政治化及法制化进程中以完善法律体系及规范法律行为的具体行动，通过具体的法援开展有利于促进社会正义，通过司法正义实现社会正义，进而成为保障人权的重要内容，通过法核心的法律扶养的社会行为、以制度化的形式对法律资源进行再分配，以保障弱势群体及特殊人群因经济、政治、语言的差异，使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政府通过制定法，完善法，保障法的实施，帮助人们用文明、理智、规范的方式解决社会通向文明的步伐，用来规范、减弱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政府的法律援助行为不仅自身蕴含丰富的道德价值，更以制度化的方式保障道德文明的重要措施。现代化的务实的政府正是借助于这样一种规范化、文明化的法律措施，来维护管理，减少社会运行的成本及其社会文明的构建。
在社会文明入规范，司法公正，控制政府运行成本的基础上，法制援助的制度优势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同时其存在是（1）权利保障之要求：公众对法院诉求无非与保障其私有权利为基础的扩展，经济、文化、政治的差距使人们不能有效的应用法正义武器，处于信息优势的一方面则可能会滥用优势，做出机会主义的行为损害他人的利益对抗弱势方的法律行为维护之权利，正是出现这样的不平等，法援即保障处于劣势的权利行使者权利维护，提高法之公正性基本权利的维护地位。（2）实现控辩的平衡:主体间的地位不平等，必须要增加交易成本，弱势群体对于实现权利的漠然，加剧社会的矛盾激化，法援的出现和完善可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不平衡的现实，为权利的实体提供制度的保障。（3）扶贫助弱法制化发展之必须：程序的公正进而维护实体的公正，进而维护相对的正义价值体系，弱势群体在社会体制化运行中，缺乏所必要的条件追求受侵害的权益，政权就必须要以公力救济来促进司法公正，降低维护社会秩序运行的成本，提高整体运行的效益和安全。（4）制度变迁的帕累托最优：制度的安排决定了经济效率，由于一种制度安排的效率可能不用于另一种，历史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就要到制度变迁中寻找原因，法援的产生是配合了社会环境及生产力条件下的制度安排，制度变迁迫使法援的完善，在国家制度的框架下加以确认的一套能使转化社会关系的复杂性，节约交易成本，帮助社会成员安全、快捷、有序地进行效的“标准化”和“模式化”的规范体系，这种制度的完善遵循成本最低，最有效率的帕累托最优，其建立和完善对于文明法制社会的必然性。
以理论化的体系，国家的政治到社会道德，司法的追求，及其制度建立的成本核算，进而从各个层面理论化的提出法援的建立和完善是社会发展需要，从起源时的个人道德主义到制度化的建立和普及，法援体系从个人自主的行为上升到政府行为，从慈善行为到个人的基本权利，彰显了法援制度上的优越性和可塑性，但面对社会制度的变迁，以保持动态的信息观，加强对法援体系的再构完善。
（二）随着中国以建立理想的和谐社会的目标，法援制度不断的健全，建设不断的深入。江西省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大力加强法律援助工作。
“和谐社会”的法律条件就是建设以和谐、发展为目的法律系统工程，使该系统工程在社会结构、法律要素及运行匹配条件方面符合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基本要求。只有法律系统工程运行良好，形成稳定的社会运行机制，也才能构建理想的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必须有统一的秩序价值：稳定、和谐、发展。这个价值是最高价值，不同层面的规则价值都要服从这个价值来构建。法律援助的体系化正是服从于和谐社会建设的理念，追求社会的稳定、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在结构设计上符合宪政基本的衡平性，符合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和政府资源的高效使用。
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是在94年3月陆续在北京、广州、上海、青岛等城市试点，起步较晚，起点低，其构建是以区域为单位的法律援助的机构满足了部分公民的诉讼权利的行使，取得良好的效果，为了全面的铺开法援工作在全国的推广，司法部于12月批准成立了国家法援中心，下辖于司法部积极开展区域化的法援中心的建设，9月1日正式实施的《法律援助条例》以立法的形式来保障这项制度的顺利运行，在政策、法制的范畴内规范了法援的发展方向，但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法援的发展依托于政府的政策指向，经济水平，重视程度，整体发展不平衡，贫困地区法援发展的缓慢。据03年数据表明，全年全国共需法律援助条件70万件，实际援助不足四分之一，全国法援案件平均每件国家支付60元至70元，而平均300元的实际成本相去甚远，法律援助经费平均每人每年不足6分钱，投入的不足往往是法援的整体质量不高难以保证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甚至导致为数不少的法律从业者规避法律援助服务的现象。
江西省地处中国中部，优良的革命传统孕育了一代代辛勤的建设者，但由于传统的农业大省思路，经济基础薄弱，经济总量和水平在全国处于一个较低的位置，经济的欠发达制约了法援工作的进步，面对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增多，以研究江西省法援
工作的现状和对策为突破口，具有典型的推广价值和普遍性。
省政府在其工作报告中指出“以建设和谐平安江西，共创富民兴赣大业”为主题，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确保社会和谐平安。深化全民普法教育，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建立和完善群体突发事件的预警机制，化解矛盾的排查调处机制和运转高效的处置机制。江西省法律援助中心自底成立，初开始运作，最初以开展组织机构的建设为突破口，加大管理法援案件和法援宣传及经费的保障力度至今基层组织机构建设已完成，保证到了三级（省、市、县）网点的建设，在目前的法援实践中，已经建立了统一的申请、统一审查批准，统一的指派办案中。统一的指派办事件，统一监督（五统一体制），有条件的法援中心设立了网上受理援助事件。经过全体法援工作者努力，江西省法援在机构建设，制度的制定和规范、统一的思想、不断创新的工作思想的前提下保障部分法援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但现实摆在江西省法援工作者更多是资金的瓶颈，人力资源的不足，机构基础建设薄弱，援助工作与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机制不完善，专职法援工作者的职业身份和社会保障。困难和困惑，制度的先行，实际的制约，老区人民一双双渴求公正的眼神，一桩桩公民在没有得到法援帮助权利无法伸张的事实，短时期内需要建立一个有地方特色，可推广性的法援制度，摆脱目前的困境。
（三）对于江西省法援的思考及对策
（一）认真学习宣传《法律援助条例》，进一步提高对法律援助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加强政府和律师的责任感。
法律援助是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重要工作直接关系到广大贫困群众的切身利益。加大《条例》宣传力度，使法律援助制度深入人心，加强与新闻媒体的合作，通过采取形式广泛宣传，使各级党政领导更加重视法援工作，使社会各界认识到法援的重要性，支持法律援助工作，使需要帮助的群众，了解并实际运用法律援助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形成全社会都关心，支持参与法律援助的发展，通过宣传和汇报争取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工作提供经费支持，积极争取地方党委、人大、政府等领导重视，主动与财政部门沟通，落实各级政府对法援的财政支持，将法律援助纳入财政预算建立政府对法援的最低经费保障机制，并随着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不断增加经费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做为法援主力军的从业律师们，面对着援助人数少，资金不足等因素始终无法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对法律服务需求，这样就决定了律师自动提供法律援助的空间和舞台，加强宣传《条例》，以一个法律从业者的社会责任感出发。同时具有责任和义务的国家对于从业者与法援条件的补贴不足并非是逃避法援条件的根本原因，关键是律师缺乏责任感及利用法律援助来做为自身宣传的最好平台的意识。加强《条例》的宣传目的就是政府、社会、个人三位一体的思想统一充分重视和支持法援开展。
（二）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多渠道筹集资金，扩大“节流”的实体程序的设定和利用网络快捷的工作渠道。
人民不断增强的法律援助服务的需要同目前稀缺的法援资源产生矛盾政府的投入不足，大部分法援资金没有列入政府的预算，软、硬件建设相对于滞后。将法律援助纳入财政预算，建立起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是低经费保障机制，充分的保障法援工作的正常开展，相对于增长快但经济基数较小政府收入有限，财政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的压力较重，通过利用常规的筹款方式满足不了法援需要，必须充分开展社会化运作，积极拓展法律援助经费的社会捐渠道，建立公益性的基金会。90年3月北京就已经成立了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内设办公室，财务部，集资部、外交部、开展大型法援公益活动筹集资金。
在开源的同时，采取一定保障节流的措施，降低法援的成本1、引导律师鼓励确已构犯罪的被告在法庭上做有罪答辩。法援的目的性决定了追求程序和实体公正的目的性，保障援助对象的合法权益，对业以犯罪的对象鼓励做有罪答辩，减少诉讼环节和调查费用。2、普及网上办公，加强援助网络的营造和以网络为基础的网上法援救助，利用网络的覆盖面和快捷方便援助人员和受援助者的交流和公开法援案件的援助流程。 通过程序上的公正高效有序的措施保障弱势群体权利的伸张，实体上的改革同样保证了法援工作的效益及提高资金的利用， 盘活法律资源，保证社会运行的稳定及司法公正。
（三）积极开辟法律援助的人力资源，使众多的社会团体，法学院校参与进来，为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完善的法援体系，包括一个高效的人力资源体系，法援案件的不断增多和复杂对从业者提出考验同时也增加了援助成本，自身制度设定的壁垒也限制部分热忱于法律援助的团体和个人。《条例》颁布以明显的规定吸引有能力从事法律援助团体和个人从事法援工作，面对于制度设计不完善的中国法制教育，过于注重理论，缺乏法律实务经验及社会经验成为被评击的重点，法学教育可否与法援工作相融合，答案是肯定的。“福特基金”在资助中国高校的法律诊所课程中将法学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展具体的法律援助案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在其具体实践中获得极大的成功，以导师为业务指导，学生共同解决，并在《美国律师协会关于法学院的批准标准》302条e款中明确规定，法学院就鼓励学生参加提供减免收费的公益性法律服务活动，并为学生提供这样的机会，以制度的形势保证了学学院的实践融入法援体系，其主要的目的（一）向学生教授有效的辩护的技法，职业道德及法律对于穷人的作用（二）在为那些无法得到公正人辩护的同时，批判性的检验的应用法学理论。（三）改革法学教育弊端，并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学生的融入无非是教学与法援的两赢之选，除学生外，有能力的社团组织和个人也是扩宽法援人力资源选择的范围，部分省市下发的法援指导性文件中均提出引入法学院学生和社团意见，却鲜见实施的具体细则。此制度何参照美国英国等成熟的制度，推行导师制和公益性团体有限参加，即法学院的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展援助活动，对于社会团体设定团体设定准入机制，依其水平，章程和法援的需要有限的介入援助工作。
江西省的大多数开设法学教育专业的学校也纷纷开设了法律诊所课程，其主要的课程设置包括了法律实务的讲授、典型案例的讨论和协助执业的律师和教师办理案件，学生通过课程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和高校教师的指导，有能力并迫切的希望服务与法律援助的工作中。
（四）以实际出发，高起点设定法援的准入制度，培训制度及福利及保障制度，营建法援的良性发展的快车道。
外部因素是法援开展的重要原因，自身的造血机能是其发展的源动力，高起点的设定其准入，培训及福利保障制度，根据省情把握尺度。（1）准入制度，以省情，法学教育为坐标的基础上，法援需要一个准入的机制的设定，律师行业在其准入制度以国家司法考试为框架，结合《律师法》的相关规定，保证了中国律师的良性发展，除律师外，专职的法援工作者的整体素质和律师行业有较大的差距，合理的法援人才及准入构架是以法律援助机构为主要组织者，以广大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法律援助专职工作人员为主要提供者，以社会法律援助志愿者为补充的人力体系，对于身份定位不明显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援助专职工作人员以
学历，素质上的设定保障整体质量。（2）培训制度，培训制度基于人力资源状况的现实，利用高校的教学资源和援助思想观，不断加强法律实务学习，政策法律强化为基础的培训体系。充分利用法援的实践平台，辅助开展实务和理论研究。（3）福利及保障制度：高效率、高质量的法援体系的设定，必须高度重视从业者的待遇及地位，专职法援工作人员的经济待遇和政治待遇，目前的法援实施办法设有具体的操作指引，法律援助经费尚未单独列入地方财政预算，导致部分地方法援机构难以为继，人才流失，特别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江西，在现有条件下通过与地方的合理协调和法援工作者的身份设定，将他们的福利及保障纳入财政预算和社会保障体系中来，给予人事编制指标。
（五）努力营造援助网络，加强监管和内部管理。
法援机构做为一个担负排解社会矛盾职能的机构不是独立的，高效的法援动目标是短时间内合理处理矛盾，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社会的公正。这一目标是和众多政府机构，社团的职能是相一致的，提倡一种联防联控措施的有效处置机制，减少诉讼的机会成本和快速处理矛盾的机制。我省九江市法律援助中心目前已和九江边检站（援助军人军属）、团市委（援助未成年人）、劳教所（援助劳教学员）建立了援助工作站，逐步形成九江市法律援助中心的援助网络正是由于援助网络的成熟，有效的提高了法援的资源的利用和覆盖率，机构间的协作加速了矛盾的解决。
篇2：江西省法律援助工作的现状和对策
一、法律援助的历史及制度化分析法律援助的重要性。
法援援助（legal law）起源于十九世纪的英格兰，起初是由当时的法律工作者出于社会公益的角度的个人慈善性行为，当时的援助只是基于社会公德、良心和正义，并非一个系统，受限制的行为。法援的起源正是根源于人的公德心和社会属性所体现出来的，无组织性的法律援助活动。但是这种社会良心及正义的价值追求也是法援不断发展的彻动力。到20世纪10年代关于法律援助的作用的法律服务的观念，开展向更深的层次发展。其内容也从提供诉讼程序中的代理和辩护的需要而拓展到国家法制运用的各个环节、各个层次的对经济困难、国际道义，人权的实现而难以通过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会权利者提供帮助，提供法律咨询也越来越认为是低成本，高效率的一种法律援助方式，由于国家有责任保障每个公民诉讼法律，寻求司法救济及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向经济条件较差或处境不利的公民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法律授助主要是国家或政府的行为，并始终朝向社会化发展，法律体系的不断构建的趋于进步和完善，正是基于国家民主化，法制化进程的提高，体现了从社会的民主化，法制的主导途径而延伸到法的公正、公平、公开宗旨的伸张。
政府在提供及完善法援体系彰显了以依法治国为政府政策指向，这也是现代各国政府在开展民主政治化及法制化进程中以完善法律体系及规范法律行为的具体行动，通过具体的法援开展有利于促进社会正义，通过司法正义实现社会正义，进而成为保障人权的重要内容，通过法核心的法律扶养的社会行为、以制度化的形式对法律资源进行再分配，以保障弱势群体及特殊人群因经济、政治、语言的差异，使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政府通过制定法，完善法，保障法的实施，帮助人们用文明、理智、规范的方式解决社会通向文明的步伐，用来规范、减弱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政府的`法律援助行为不仅自身蕴含丰富的道德价值，更以制度化的方式保障道德文明的重要措施。现代化的务实的政府正是借助于这样一种规范化、文明化的法律措施，来维护管理，减少社会运行的成本及其社会文明的构建。
在社会文明入规范，司法公正，控制政府运行成本的基础上，法制援助的制度优势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同时其存在是（1）权利保障之要求：公众对法院诉求无非与保障其私有权利为基础的扩展，经济、文化、政治的差距使人们不能有效的应用法正义武器，处于信息优势的一方面则可能会滥用优势，做出机会主义的行为损害他人的利益对抗弱势方的法律行为维护之权利，正是出现这样的不平等，法援即保障处于劣势的权利行使者权利维护，提高法之公正性基本权利的维护地位。（2）实现控辩的平衡：主体间的地位不平等，必须要增加交易成本，弱势群体对于实现权利的漠然，加剧社会的矛盾激化，法援的出现和完善可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不平衡的现实，为权利的实体提供制度的保障。（3）扶贫助弱法制化发展之必须：程序的公正进而维护实体的公正，进而维护相对的正义价值体系，弱势群体在社会体制化运行中，缺乏所必要的条件追求受侵害的权益，政权就必须要以公力救济来促进司法公正，降低维护社会秩序运行的成本，提高整体运行的效益和安全。（4）制度变迁的帕累托最优：制度的安排决定了经济效率，由于一种制度安排的效率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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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浅析司法鉴定工作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倪毅法律论文网
杭州市司法局 倪 毅
司法鉴定是在诉讼过程中，对于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按诉讼法的规定，经当事人申请，司法机关决定，或司法机关主动决定，指派、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专门性问题作出判断结论的一种核实证据的活动。简单地说，司法鉴定就是侦查、起诉、审判等诉讼活动中依法进行的鉴定。作为司法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司法体制改革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国务院明确赋予司法部指导全国“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工作”，这是我国法制建设是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改变现阶段我国司法鉴定现状，适应依法治国方略的需要，推动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今年我市市级机构改革中，也在司法行政机关中增设了“司法鉴定管理处”，明确赋予了“指导全市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工作”的职责，司法鉴定统一管理模式也在我市呈现出积极探索、稳妥推进的新局面。作为司法行政系统中的普通一员，本人就我国司法鉴定工作的历史发展及现状、存在主要问题及改革完善作尝试性的探讨。
一、 司法鉴定制度历史发展与现状
(一)西方司法鉴定制度的起源与完善
鉴定活动是随诉讼活动产生的。国家的司法职能出现以后，由于诉讼活动的开展，便有通过鉴定提供证据和审查证据的客观要求。
西方国家的司法鉴定制度起源于封建社会初期。有史料证实，司法鉴定在16世纪就被纳入法典。1532年，德国的《加洛林纳法典》219条当中有40条涉及到对鉴定的规定。
从18世纪到19世纪末期，西方国家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促进了司法制度的大变革，其中的刑事诉讼制度由纠问式向控告式转变。许多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等)相继制定了适合于资本主义社会需要的较为完备的刑事诉讼法典，其中对于鉴定问题作了与过去有诸多不同的具体规定，如鉴定的申请权、鉴定决定权、鉴定主体资格、鉴定程序、鉴定结论的效力等均写入了法典，体现了与资本主义司法制度相适应的特点。这是现代西方国家司法鉴定制度的雏形。
20世纪以来，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对自己的诉讼法典至少进行过3次以上的修订增补，其中关于鉴定问题增补的条款与内容不少。主要集中在鉴定对象、鉴定机构、鉴定标准、鉴定活动方式、鉴定结论的评断、鉴定人的权利义务与责任等适应现代法制需要的深层次问题上。反映出鉴定制度改革的时代特点及与司法制度发展的同步性、层次性。有的国家为了实施诉讼法中关于鉴定的规定，还制定了单行的鉴定法规或鉴定条例。如美国1937年制定的《统一鉴定证言法》等。
(二)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发展现状
根据史料证实，我国最古老的鉴定活动产生于距今两千余年的奴隶社会。在周朝就有了为诉讼服务的伤害鉴定。封建社会鉴定手段较为普遍，鉴定的对象和范围也较宽，并制定有许多法规。秦汉以后，法医鉴定、笔迹鉴定、文书鉴定、痕迹鉴定逐渐兴起与扩大。我国唐、末时期，鉴定制度发展到较为完备的程度：唐代将鉴定人“作虚假结论依罪受罚”加以法定化；宋代的法律规定了鉴定官员的身份与职责、检验内容、检验记录的格式等，说明鉴定管理制度有了雏形。
我国现代司法鉴定制度确立于本世纪初期。19《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对鉴定问题作出规定，但这部法典末获得批准。19清政府颁布了《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此中对鉴定作了较多的规定，仅鉴定人就有2条：“凡诉讼上有必须鉴定，始能得其事实真相者，得用鉴定人”(第74条)；“鉴定人须由审判官选用，不论本国人或外国人，凡有一定学识经验及其技能者，均得为之”(第75条)。1928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刑事诉讼法》，对鉴定作出了较具体的规定。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司法鉴定工作有很大发展，在处理各类诉讼案件中起了积极作用。五六十年代公检法机关，根据当时的法规和各自办案的需要，分别制定了部门鉴定工作细则，作为不成文的“习惯法”共同遵守。1979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鉴定作了原则性规定，在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又对伤情和精神疾病的医学鉴定作了增补。1989年和1991年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对民事鉴定和行政鉴定问题作了规定。
50多年来，我国立法、司法、执法活动都经过十分艰难、曲折的历程，法制基础薄弱，作为诉讼制度中一个微小组成部分的司法鉴定制度无疑较显稚嫩。
二、 我国现行司法鉴定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司法鉴定工作一直被作为司法工作的一个重要手段，在侦查、审判工作中得到较多运用。建国以来，我国每年鉴定案件由最初几万件上升到近几年来的近百万件，司法鉴定在为处理各类案件提供线索、收集证据、审查核实证据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技术建设角度来说，这项工作发展速度很快，尤其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30年中，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推动下，司法机关加强司法科技建设，把“科技强警”、“科技兴检”、“提高办案的科技含量”作为业务发展战略，具备了与其他业务建设相应的规模。但从法制建设角度来讲，司法鉴定工作显得滞后，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存在多种弊端，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司法鉴定的法律制度较为滞后
19以来，在司法鉴定工作改革过程中司法部根据国务院职能配置，颁布了《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和《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两个规范性文件，规范了面向社会鉴定机构的设立条件、鉴定人的资质条件等准入标准；黑龙江省、重庆市、吉林省、四川省结合本地实践，先后出台了司法鉴定地方性法规，有力地推动和规范了上述地区的司法鉴定工作。但从全局上看，我国至今没有一部全国统一的司法鉴定法，对司法鉴定的法律规定分散于三大诉讼法中。由于没有规范司法鉴定的统一法律，只有各部门规定的调整特定范围的司法鉴定规则，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鉴定的标准和效力层次无统一规范，鉴定的程序和方法无统一规则，鉴定的受案范围无统一标准；鉴定的执业分类无统一规定；鉴定的管理无统一的主管部门，鉴定的法律责任无统一的确认体系等等。于是，国家各司法机关因司法工作具体操作急需，相继制定了一些调整司法鉴定购规章性文件：比如公安部制定的《刑事技术鉴定规则》、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法医工作细则(试行)》，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还有最高检、最高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精神疾病鉴定暂行规定》和《人体轻伤鉴定标准》、《人体重伤鉴定标准》等，这些规定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司法鉴定领域无法可依的困扰，对于本部门的司法鉴定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但总的来说难以解决根本问题。循其原因主要是：
1、这些规定的效力从本质上讲只适
用本部门。比如最高人民法院以法发[]23号文件形式下发的《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本人与辽宁六合律师事务所刘洋飞律师的观点相同，即从文件本身的性质来看其不是司法解释，而是法院内部管理制度，与其他行业、单位的管理制度的性质是相同的，对外没有法律效力。该规定第4条“凡需要进行司法鉴定的案件，应当由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鉴定，或者由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统一对外委托鉴定”，的确带有明显的部门利益倾向，当然也如同刘洋飞律师所述：违反了当事人意志自治原则，侵害了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的平等竞争权，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所以从法理上讲由于这些规定仅适用于本部门，不具有普遍效力，同时诉讼活动也不仅仅限于某一个系统，一旦诉讼推进到新阶段，由于各部门各有自己的规则，往往会出现相互扯皮、重复鉴定的情形，使司法鉴定的公正性受到损害。
2、这些规定限定了司法鉴定的主体范围。实践中鉴定对象的范围日益扩大，使超出本部门规定范围的司法鉴定对象无法可依，使大量的民事、经济案件找不到鉴定机构，或因当事人对鉴定机构的鉴定权有异议，而被拖延甚至无法裁判。
3、对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立和鉴定人权利义务等规定参差不齐。由于各部门的规定内容粗细不均，技术标准和法律水准不一，甚至失衡，往往会出现各行其是，造成矛盾、冲突现象，难以适应诉讼领域的逐步拓宽，新型案件不断出现，司法鉴定范围日趋扩大的新情况。
(二)司法鉴定的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当前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为保证侦查、检察、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都建立了与本部门工作相适应的鉴定机构。由于公检法机关都分别设置了鉴定机构而形成了各自为鉴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这种“自侦自鉴”、“自检自鉴”和“自审自鉴”的管理体制虽有有利于诉讼的某些阶段，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制约和监督，行政干预和人情鉴定难以避免，违背了诉讼的原则，也降低了司法鉴定的权威性，损害了司法公正。在司法鉴定各项制度的设置上存在种种不匹配和扭曲的现象，一方面规定鉴定人同司法人员一样应实行回避制度，要求鉴定人中立于双方当事人，以体现保持“中立鉴定人”的底蕴；另一方面又规定这些人员属于司法机关内部人员，如列入司法机关人员编制、享有公职人员身份等，使鉴定人处于不能中立的结构中，致使鉴定人的定位和实际处境相矛盾。一旦案件涉及司法机关自身的责任问题，鉴定程序的公正性、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就难以保证。
(三) 司法鉴定的范围、对象无明确界定
司法鉴定的范围，一般是指司法鉴定开展的学科范围，其鉴定对象则是指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l19条至122条、《民事诉讼法＞第72条、《行政诉讼法》第35条对鉴定的范围仅以“与案件有关的专门问题”一言概之，但对什么是“专门问题”法律上没有界定，也没有补充性法规作明确规定。由于法律没有规定如何调整鉴定范围，致使实践中对该对象鉴定结论的证据效力无法律依据。
(四) 司法鉴定的运行机制较为混乱
当前，尤其是公、检、法等不同系统、不同层次的司法鉴定机构之间受理鉴定的范围不明确。这主要是因为没有一套科学完备的有关鉴定受理的统一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各系统、各层次的鉴定机构的鉴定受理工作普遍存在着随意性、混乱性和重复性，只要有送鉴的，不管自己有无鉴定权，不管有无办案机关的委托信，也不管是否属于自己管辖区域和是否有能力鉴定，更不管是否进行重复鉴定，只要有利可图，就来者不拒，造成当前鉴定工作混乱无章，各鉴定机构之间相互扯皮，对案件的起诉和审理产生了负面效应。鉴定结论的效力级别也较为混乱，不同的鉴定机构就同一问题作出意见相反的鉴定结论的证明效力的确定无章可循。尽管各级公、检、法、司以及部分院校设立了鉴定机构，可是其鉴定结论的效力级别却未见国家有明文规定，也使得司法鉴定工作的秩序出现了严重的混乱。
(五)缺乏科学的鉴定人培训和考核晋升制度
健全和实施科学合理的培训制度，是进行司法鉴定工作的基础，而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系统的考核晋升制度，则是不断提高鉴定人员技术水平，使鉴定事业不断发展的必要途径。两者互为联系，互为影响。近几年来，在技术职称考核晋升的工作中做了一些改进，对外语和计算机的能力与水平考核予以了相当的重视，但对于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的考核，还没有形成一套科学的完整体系，晋升标准仅仅以学历和工作年限为主要参考，客观上形成了技术职称晋升就是论资排辈，无水平高低、能力大小、贡献多少之别，影响了鉴定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进取精神。
我国司法鉴定制度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自近代以来，接受大陆法系的法律传统、奉行职权主义的纠问式诉讼模式，为了追求案件的实质真实，司法人员积极主动地提起追诉，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重实体、轻程序，忽视包括司法鉴定在内的证据法制建设等造成的。近年来，我国通过修改民诉法、刑诉法，初步地改革了审判制度，审判实务上也正在探索审判方式的改革，收到了一些成效。但由于受上述诉讼理念的束缚，对包括司法鉴定在内的证据制度却未有大的突破，有碍于司法公正。因此，改革与完善现行的司法鉴定制度，是我国诉讼领域法制化建设的必行之路。
三、 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与完善之我见
兼顾公正和效率的价值追求以及保持与我国诉讼制度的协调统一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基于以上认识，对确立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提出以下主要设想：
(一)建立鉴定机构统一管理制度，确保司法鉴定严格的中立性和公正性
司法鉴定实质上是一种服务于司法诉讼活动的技术性活动，其功能是从科学的角度帮助司法机关确认证据。这就要求司法鉴定必须居于中立的地位，从公正的角度提出符合客观规律和科学认识的鉴定结论。因此，从司法公正的要求看，司法鉴定主体不应当是执行诉讼职能的司法机关。在我国，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是刑事诉讼中执行控诉职能的一方诉讼主体，对其控诉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及其所属机构充任鉴定主体提供鉴定结论，并用作定案的根据，无异于是用基于自身的主观认识并由自己制造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这与其在刑事诉讼中所处的地位和所执行的职能是不相符的，难保其鉴定结论的客观公正。人民法院在诉讼中执行着审判职能，本居于诉讼的中立地位。对诉讼证据进行审查判断是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重要内容，而诉讼证据的最终采信权也归属于审判机关。如果人民法院既充当司法鉴定的主体，又行使对该司法鉴定结论的审查判断权和采信权，就会有损司法鉴定的公正性。实践中，许多循私枉法案的发生与审判机关的“自审自鉴”有一定关联。
实现司法鉴定机构同公、检、法机关的分离，是司法公正的内在要求。同时，这种分离也可避免司法鉴定机构的重复设置以及司法实践中的多头鉴定，符合效率的价值准则。在实现司法鉴定机构同公、检、法机关分离的基础上，应将司法鉴定机构独立设置，鉴定活动独立进行，司法鉴定管理权统一于某一职能部门，这样更能保证鉴定结论的真实性，避免许多人为因素的干扰，保障司法公正。从西方国家实践和我国现情
来看，我国司法行政机关独立于诉讼之外，对司法鉴定的管理职能应全部交由司法行政机关行使。公、检、法各自专职司法鉴定机构应逐步取消或移交地方并由司法行政机关统一管理。司法行政机关对司法鉴定的统一管理应包括鉴定机构的设置、鉴定人资格的审定和取消、鉴定人的业务培训和职称晋升、鉴定标准、程序、范围、对象的制定、对司法鉴定活动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以及对鉴定人的必要奖惩等等。
(二)设立四级专职司法鉴定机构，实行两级终鉴制度
在司法鉴定组织体系中，司法鉴定机构应分级设置。本人认为应建立四级专职制，即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县级司法鉴定机构。考虑到大量的一般性司法鉴定案件在基层诉讼案件中产生，从方便组织鉴定、提高办案效率、降低鉴定成本、加强属地管理等角度出发，县级、地市级司法鉴定机构的.存在符合我国国情。同时考虑到司法鉴定的严肃性、专门性和高技术性，对于一些在本地区、本省、全国具有重大影响或重大疑难的鉴定案件可由省级、国家级司法鉴定机构鉴定。
四级鉴定机构在人员的职能结构、专业层次、鉴定范围以及鉴定结论的效力上必须有所区别。
在鉴级制度上，实行两级终鉴制，即每一审级可进行两级司法鉴定，对初鉴定如有疑议，可申请由上一级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复鉴定，复鉴定为该审级的终局鉴定。这与我国的两审终审的审判制度相一致，也与司法职能的地域管辖相配套，兼顾了诉讼的公正性与效率价值。
(三)实行鉴定主体资格预先审定制度
司法鉴定所涉及的都是专业性很强的专门性问题，因而对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的专业技能的要求是很高的。为保证司法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和公正性，需要确认司法鉴定主体的资格。
国际上对司法鉴定主体资格的确认主要有两种方式：大陆法系国家多采用预先审定方式，即由有关机关预先确定享有司法鉴定权的人员和单位，并登记造册。只有被列入名册的人员和单位才能受理司法鉴定。英美法系国家多采用法官临时审定方式，即当事人选聘的鉴定人是否具备鉴定资格，由法官在诉讼过程中临时确认。还有的国家是兼取两种做法，既由国家明确规定享有司法鉴定权的人员和机构，又允许民间专业机构和人员从事司法鉴定工作。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司法鉴定主体资格的确认应采取预先审定的方式。凡是专职司法鉴定机构都由司法行政机关统一审核确认、登记造册。其他可以从事司法鉴定的机构及其鉴定人员的司法鉴定资格也应由司法行政机关预先统一审定，并登记造册。对诉讼中涉及需要进行司法鉴定的专门性问题，均只能由预先审定注册的法定机构及其法定人员进行鉴定。但是，对某些不常见的专门性问题存在无鉴定能力的情况是难免的。对这类问题不得不由非法定机构、非法定人员进行鉴定，这种情况下，建议其鉴定资格由省、部级司法行政机关组织专家委员会（或由省、部级司法鉴定委员会）安预定程序临时审定。
(四)建立诉讼中司法鉴定的决定权、委托权由司法职能部门行使的制度
司法鉴定是由司法职能部门决定和委托，还是由当事人决定和委托，不同的国家在立法上是有差异的。与职权主义诉讼制度相适应，大陆法系国家通常实行由职能部门决定和委托鉴定的制度，而实行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的英美法系国家，通常采用由当事人自行决定和委托鉴定的制度。
从我国实情来看，虽然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和法院庭审制度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的某些做法，完善了三种诉讼职能的分工，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地位有所加强，但整个诉讼制度的总体特征仍然趋向于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行当事人委托鉴定制度，司法鉴定的公正价值将难以实现，同时也有悖于效率的价值准则。因此，本人认为当前我国建立诉讼中司法鉴定的决定权、委托权由司法职能部门行使的制度是适当的。
在由司法职能部门决定、委托司法鉴定的情况下，当事人的司法鉴定申请权和回避申请权应切实得到保障。当事人的司法鉴定申请权包括提请决定司法鉴定申请权和复鉴定申请权。对当事人的司法鉴定申请，司法职能部门应予接受，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也不得将自己对鉴定结论正确与否的判断作为是否接受当事人申请复鉴定的根据。另外，应要求司法职能部门在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之前征求双方当事人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意见，鉴定人在相同专业层次注册人员中随机产生，鉴定人的人数应三人以上并呈单数，以此作为对司法职能部门行使司法鉴定委托权的一种制约手段，制止可能发生的“暗箱操作”行为，以利客观、公正地实施鉴定。
(五) 纠正立法失误，加快司法鉴定法治建设步伐
当前司法鉴定存在的种种不正常现象，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立法严重滞后，司法鉴定呈现“没有规则的游戏”的状态，因而必须尽快制定“规则”，加快完善司法鉴定法律制度，以此巩固司法鉴定体制改革中已经取得的成果，使司法鉴定工作真正步入法治化健康发展的轨道。目前，司法鉴定立法工作已经有了突破，三个地方性法规的出台、两个部颁规章的颁布以及部、省有关司法鉴定的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的制定，都为下一步的立法工作奠定了基础。同时我国在立法过程中，一定要纠正以往立法上的失误。如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将“鉴定”作为“侦查章”中的一节，与其他各项侦查措施并列，意昧着鉴定属于侦查行为或侦查活动。刑诉法上这种结构与条文并列的关系，属于立法上的疏忽或失误，导致侦查活动与鉴定活动界限上的混淆，引起“自侦自鉴”和“依法回避”法律概念的争论。
综上所述，改革与完善我国现行的司法鉴定制度，可以纠正与改变当前司法鉴定实践中存在的主要缺陷和弊端，有利于促进鉴定结论这一特殊证据更加客观、公正、科学与权威，使其在诉讼活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服务。
/10/8
篇4：区法律援助工作的现状、成因及对策调研
区法律援助工作的现状、成因及对策调研
重视法律援助关爱社会弱势群体
在法治不断完善的今天，打官司难，尤其是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应如何得到切实保护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国务院颁发的《法律援助条例》，明确界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一种责任，司法部、财政部对《法律援助条例》的贯彻落实，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意见和通知。为弱势群体，特别是为未成年人，残疾人和农民工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援助，成为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
为了解我区法律援助机构当前的现状以及近年来法律援助开展的情况，我们从多方面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调研，深深感到我区法律援助中心现有的援助力量与我区弱势群体对法律援助的需求量之间的比例，已经处于一种严重的失衡状态。
一、我区法律援助中心近年来开展法律援助的现状
根据某某区司法局提供的材料反映，某某区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8月，现有专职人员3人（无法律援助专职律师）。具体的援助案件都由瑞盈、劲峰、金钰三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承办。由于政府投入的法律援助经费的不足，无法满足办案需求，应该支付给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也一直都是在打欠条。自成立以来，共受理案件256件，其中刑事案件216件，民事案件40件，免收诉讼代理费60余万元。接待群众来信来访人次，解答法律咨询865人次，发放各种法律法规读本和宣传资料1万册，为老弱病残等社会群体挽回经济损失100多万元。
根据某某区法院提供的材料反映，自以来，法院共受理并审结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94件，涉及弱势群体的民事案件和执行案件150件。法院除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94件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依法发函给援助中心为其指定了辩护人以外，对涉及弱势群体的民事案件这一块，当事人受到法律援助的状况，却成为一纸空白。而民事案件牵涉到的恰恰又是最贫弱的群体，包括妇女、老人、残疾人、农民工等等。法院虽然在受理涉及弱势群体的民事案件的入门过程当中，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给予诉讼费用的缓交、减交和免交，但是，在整个诉讼过程当中，由于这些群体请不起律师，又得不到应有的法律援助，根本不知道应该从哪些方面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基于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法院也无法代替当事人去收集一切必要的的证据。由于诉讼技巧的欠缺和举证不力，严重影响了弱势群体请求法院保护其合法权益，同时也使法院对弱势群体在诉讼费问题上提供的司法救助失去其应有的意义，不利于法院公正裁判，无法体现司法为民的精神实质。
我们到各律师事务所了解到的情况是，律师事务所在――期间，都已经脱钩改制走向市场，成为一个自打鼓、自划船的社会中介机构，原来的国资律师事务所都不复存在。根据司法部关于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条例》，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的意见的规定，走向市场的律师只是作为法律援助队伍的一支协助力量，倡导的是一种行业奉献。但由于某某区法律援助中心没有配备法律援助专职律师，所有的援助案件都由原某某区改制出来的三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承办。三家律师事务所现有的执业律师合计只有20来人，本身人力资源不足，又要面临激烈的社会竞争环境和生存的压力。而且在办理援助案件的过程当中，不仅拿不到法律援助的办案补贴，还要垫付大量的办案成本费用。因此，办案过程当中的积极性不高，大多流于形式，在开庭时应付了事，直接影响了援助案件办理的社会效果。
我们在调研过程中，直接接触了未成年人、残疾人和农民工等几个方面的弱势群体。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反映不知道政府设立法律援助中心的性质和目的,不知道应该如何去申请得到法律援助。小部分人虽然知道法律援助中心这么个机构，但是因为门槛过高，手续繁琐，而且援助案件的办理质量不高，而丧失寻求法律援助的信心。在这些弱势群体当中，因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而迫切需要得到法律援助的，以农民工为多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国务院在《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要求：“要把农民工列为法律援助的重点对象”。这是《法律援助条例》颁布实施之后，国务院第一次明确法律援助的“重点对象”。不容分辩，农民工已经成为法律援助对象的特殊弱势群体。我区现有人口为56.56万人，其中农业人口44.17万人，占总人口的77.9。目前已进城务工的农民数量多达12万人，占我区农业总人口的27.16，这些农民工，都无奈地游离于城市社会正规组织和制度之外，面临着工资低、生活困苦的种种困境。据有关部门的调查表明，全国72.5的农民工工资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拖欠，劳动合同平均签订率为57左右，私营企业签订率仅为30左右，一旦发生劳动争议，又得不到必要的法律援助，维权将极为困难。
二、影响某某区法律援助中心援助开
展的原因
从我们调研的情况来看，直接或者间接影响我区法律援助开展的因素很多，如政府的支持力度、社会各界的关心程度、法律服务人员的积极性、特殊群体的知晓率、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经费保障等等。经综合分析，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以下三个方面：
1、能够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的人力资源短缺，应援尽援难。
既然国务院颁发的《法律援助条例》，已经将法律援助明确为政府的责任。那么政府设立法律援助中心的本意，也就是在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能够直接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一个政府救助机构。因此政府有义务组织、配备高素质的法律队伍来为受援当事人提供最优的服务，以达到其所能达到的最佳援助效果。但是，从我区法律援助中心目前的人力资源现状来看，由于法律援助专职律师配备不足，基层法律者能力又较弱，从而使作为协助力量的社会律师充当了法律援助服务者主力军的角色，法律援助中心事实上成为一个中转站的性质，这与政府设立该机构的本意相违背。
2、部门配合机制不健全，维权成本高、难度大。
当前在法律援助方面的政策、机制还不是很健全，相关部门不把法律援助案件当一回事。比如，工商、房产、国土、档案等部门对援助人员的调查、查询、复印资料等仍然坚持要收费，不收费就采取推诿、拖延等。这些情况明显违背国务院颁发的《法律援助条例》的相关规定，使本来就严重不足的法律援助经费雪上加霜。再比如，农民工发生工伤后，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要以劳动争议仲裁为前置条件，即一定要先仲裁才能诉讼，仲裁费、鉴定费等又无疑给弱势群体的维权设置了一道门槛。而且如此一来，光走程序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就大大增加。加上弱势群体的法律意识普遍淡薄，不注意保存相关证据，不知道怎样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导致超过诉讼时效，或者因举证不力而承担败诉后果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都无形之中增加了法律援助的难度。
3、法律援助经费的拨付不能够满足需求。
资金是援助事业发展的保障。因此，资金不足是影响法律援助开展的关键因素。有了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队伍，有了广泛的法律援助对象，但缺少资金这一纽带，法律援助还是不可能真正落到实处。我区财政虽然已经将法律援助专项经费列入到预算当中去，但预算额明显偏低，与法律援助的需求相差甚远。今年区财政拨付的援助经费，和普法、安置帮教、清明纠纷调处等费用一起打捆，总共才拨了5万元。省财政拨付的援助费用唯独零、冷两区的没有到位。因此，仅凭借现有的财政拨付经费，我区法律援助中心援助的开展，也的确是举步维艰。
三、对某某区法律援助中心援助开展的几点建议
1、加强援助中心人力资源建设，整合法律援助的社会力量。
为援助中心配备必需的法律援助专职律师，是保障法律援助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单纯靠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来承办援助案件，既不利于律师事务所事业的长远发展，也不符合政府设立法律救助机制的基本精神，不能够确保对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法律援助的落实到位。
基于我区法律援助中心目前人力资源匮乏的现状，我们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给予缓解：第一、向社会公开招聘已经取得律师资格并且愿意从事援助事业的有志人士来充实援助队伍；第二、整合法律援助的社会资源，鼓励和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社会团体和组织，为本社团范围内特定的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第三、由政府牵头建立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动员社会各界符合条件的人士自愿参与，为弱势群体提供与其业务知识和能力相适应的法律援助。
2、加强法律援助机构与相关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确保援助途径的畅通。
法律援助的顺利开展，离不开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在现阶段援助经费本身紧张的情况下，与相关部门之间的沟通、配合，将有利于大大降低援助的成本，减少不必要的人力和财力的投入，加快援助案件的办理进程。
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们认为：第一，要加强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不仅要让弱势群体了解法律援助的性质和目的，还要让社会各界都认识到援助深远的社会意义；第二、由政府出面，以文件的形式直接协调援助机构与相关部门的关系，调集一切社会力量参与到援助中来，共同开通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
3、加大对法律援助经费的投入，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我区法律援助的开展，已经远无法满足现阶段越来越多弱势群体的迫切需求，除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费得不到切实保证。
法律援助虽然是政府的责任，但它同时又是一项社会公益性的事业，因此，对援助经费的补给，应从两个方面予以考虑：第一、增加财政投入。政府应当根据我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及财力状况，将每年法律援助所需要的经费数额，专项纳入到年度财政预算中去做到专款专用。同时尽可能争取市财政和省财政的专项拨款；第二、充分利用社会财力。弱势群体的范围很广，需要得到援助的对象很多，仅靠政府财力的投入难以满足需求。要建立资金筹措的社会化、经常化机制，开辟政府财政拨款以外的法律援助经费筹措渠道，调动社会财力来支持法律援助事业。
篇5：区法律援助工作的现状、成因及对策调研
区法律援助工作的现状、成因及对策调研
重视法律援助工作关爱社会弱势群体
在法治不断完善的今天，打官司难，尤其是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应如何得到切实保护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国务院颁发的《法律援助条例》，明确界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一种责任，司法部、财政部对《法律援助条例》的贯彻落实，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意见和通知。为弱势群体，特别是为未成年人，残疾人和农民工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援助，成为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
为了解我区法律援助机构当前的现状以及近年来法律援助工作开展的情况，我们从多方面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调研，深深感到我区法律援助中心现有的援助力量与我区弱势群体对法律援助的需求量之间的比例，已经处于一种严重的失衡状态。
一、我区法律援助中心近年来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现状
根据某某区司法局提供的材料反映，某某区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208月，现有专职工作人员3人（无法律援助专职律师）。具体的援助案件都由瑞盈、劲峰、金钰三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承办。由于政府投入的法律援助经费的不足，无法满足办案需求，应该支付给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也一直都是在打欠条。自成立以来，共受理案件256件，其中刑事案件216件，民事案件40件，免收诉讼代理费60余万元。接待群众来信来访人次，解答法律咨询865人次，发放各种法律法规读本和宣传资料1万册，为老弱病残等社会群体挽回经济损失100多万元。
根据某某区法院提供的材料反映，自20以来，法院共受理并审结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94件，涉及弱势群体的民事案件和执行案件150件。法院除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94件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依法发函给援助中心为其指定了辩护人以外，对涉及弱势群体的民事案件这一块，当事人受到法律援助的状况，却成为一纸空白。而民事案件牵涉到的恰恰又是最贫弱的群体，包括妇女、老人、残疾人、农民工等等。法院虽然在受理涉及弱势群体的民事案件的入门过程当中，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给予诉讼费用的缓交、减交和免交，但是，在整个诉讼过程当中，由于这些群体请不起律师，又得不到应有的法律援助，根本不知道应该从哪些方面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基于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法院也无法代替当事人去收集一切必要的的证据。由于诉讼技巧的欠缺和举证不力，严重影响了弱势群体请求法院保护其合法权益，同时也使法院对弱势群体在诉讼费问题上提供的司法救助失去其应有的意义，不利于法院公正裁判，无法体现司法为民的精神实质。
我们到各律师事务所了解到的情况是，律师事务所在20――20期间，都已经脱钩改制走向市场，成为一个自打鼓、自划船的社会中介机构，原来的国资律师事务所都不复存在。根据司法部关于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条例》，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的'规定，走向市场的律师只是作为法律援助队伍的一支协助力量，倡导的是一种行业奉献。但由于某某区法律援助中心没有配备法律援助专职律师，所有的援助案件都由原某某区改制出来的三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承办。三家律师事务所现有的执业律师合计只有20来人，本身人力资源不足，又要面临激烈的社会竞争环境和生存的压力。而且在办理援助案件的过程当中，不仅拿不到法律援助的办案补贴，还要垫付大量的办案成本费用。因此，办案过程当中的积极性不高，大多流于形式，在开庭时应付了事，直接影响了援助案件办理的社会效果。
我们在调研过程中，直接接触了未成年人、残疾人和农民工等几个方面的弱势群体。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反映不知道政府设立法律援助中心的性质和目的,不知道应该如何去申请得到法律援助。小部分人虽然知道法律援助中心这么个机构，但是因为门槛过高，手续繁琐，而且援助案件的办理质量不高，而丧失寻求法律援助的信心。在这些弱势群体当中，因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而迫切需要得到法律援助的，以农民工为多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国务院在《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要求：“要把农民工列为法律援助的重点对象”。这是《法律援助条例》颁布实施之后，国务院第一次明确法律援助的“重点对象”。不容分辩，农民工已经成为法律援助对象的特殊弱势群体。我区现有人口为56.56万人，其中农业人口44.17万人，占总人口的77.9。目前已进城务工的农民数量多达12万人，占我区农业总人口的27.16，这些农民工，都无奈地游离于城市社会正规组织和制度之外，面临着工资低、生活困苦的种种困境。据有关部门的调查表明，全国72.5的农民工工资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拖欠，劳动合同平均签订率为57左右，私营企业签订率仅为30左右，一旦发生劳动争议，又得不到必要的法律援助，维权将极为困难。
二、影响某某区法律援助中心援助工作开
篇6：在农村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之我见/王晨法律论文网
北京市通州区司法局永乐店司法所 王 晨
法律援助制度是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享有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人权保障机制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等法律都对法律援助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为这一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奠定了法律基础。5月26日，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及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正式成立；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85号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正式生效施行。据统计，至20底，全国共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80多万件，解答法律咨询600余万人次，有近97万人通过法律援助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 法律援助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福音，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越来越多的人们投入法律援助事业，为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增添了人性化的关怀与温暖，在国际上树立了我国保障司法公正和维护人权的良好形象。中国法律援助事业呈现出良性的发展态势，前景十分美好。
作为一名基层法律工作者，笔者学习了法律援助的相关知识，也曾经办理过法律援助案件，在平时的工作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产生了在农村进行法律援助工作的一些看法和认识，以下笔者将结合农村的现实状况对在农村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意义、问题、对策进行论述，与大家一同交流。
一、在农村开展法律援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我国，法律援助的对象主要是生活比较贫困的群众和一些特殊社会群体，所以笔者认为法律援助工作的重心应该放在农村，援助对象的重点要针对农民，原因有以下三点：
1、农村的贫困人口多。
我国13亿人口，9亿在农村，通过查看数据可以得知，农村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农民的人均收入都是比较低的，经济的落后使得教育水平无法提高，从而导致农民整体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精神道德素质不高。以笔者工作的永乐店镇为例，永乐店镇地处北京市最东南端，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截止到现在全镇常驻人口30000余人，拥有农村低保户781人，人均年纯收入不到7000元，大多数农民都过着穷苦日子。有很大一部分前来咨询的农民都不愿意诉讼解决，笔者通过调查发现，其中因为怕伤和气的占30%，认为打官司很没面子的占6%，而有64%的人是由于家里穷不愿意再额外拿出一笔钱去打官司。随着物价的上涨以及诉讼成本的提高，这个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2、符合法律援助范围的案件多。
由于历史习惯、观念意识、经济发展等诸多原因的影响，发生在农村或农民身上的案件有许多属于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比如，在农村，每个家庭普遍都有两个孩子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五、六个，孩子多导致家庭贫困，孩子长大成家后，由于文化素质不高或因为贫困、子女之间的矛盾就产生了对老人的赡养问题。笔者在承办的一个索要赡养费的法律援助案件就是因为老人的两个儿子都不尽赡养义务，其中大儿子同意赡养，但前提是二儿子也必须承担赡养义务，否则他也不赡养老人；二儿子则因为贫穷拒绝赡养老人。最终老人一气之下将两个儿子告上了法庭，用法律武器维护了自身的权益。在农村像这种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的案件为数不少。另外，现在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农民工的权益保障。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条件恶劣及安全措施不当导致农民工因工受伤的情况层出不穷，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民工是无助的，这时候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无疑是雪中送炭。
3、在农村加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可进一步加大普法力度，产生法律宣传的效应，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
在农村接受法制宣传的机会要比城市低得多，相当多的农民对法律知之甚少，对诉讼敬而远之。而农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村与村之间联系很多，李家出了什么事，过几天全村甚至外村都会听说。因此笔者认为切实地为农民办几件实事比单纯进行法制宣传的效果要好，因为当事人回去会向其他人讲述自己的事情，其他人在听的过程中不仅了解到一些法律法规知识，而且还对此深信不疑，他们再去向另外一些人讲述，这样在无形中就提高了农民对法律法规的认知程度。在农村开展法律援助工作，让广大农民多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可以扩大影响，消除一些农民认为法律遥不可及的偏见，改变农民对法律、诉讼的一些认识，提高农民知法、学法、用法的'积极性，从而提升农民整体素质，减少因农民不懂法而吃亏上当的情况的发生。
二、现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法律援助工作宣传力度不够。
笔者认为如今对法律援助的宣传存在偏颇，在城市宣传的较为广泛，法律援助中心也多设在城市里，而针对基层农村的宣传较少，因为农村生活比较贫困，真的广泛宣传恐怕会有相当多的农民找上门来寻求法律援助，造成法律援助机构应接不暇。但这样就与成立法律援助机构的初衷背道而驰了，因为宣传的少，广大农民就不了解法律援助，不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非常困难，而且对于整体素质不高的农民，一旦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他们不知道求助于法律援助机构或者法律服务者，又缺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意识，那么只有凭感情用事，采取其他非法手段去维护自身权益，从而引发了更多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2、法律援助审批程序亟待完善。
当前法律援助审批权在法律援助机构，当事人只要交齐相关的证明和材料一般就能够获得免交代理费等法律援助。而笔者在工作中发现，在农村，开具一份无收入或生活贫困证明非常容易，这就给一些人留下了可乘之机，难以确保全部法律援助资源都切实用于帮助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受援人，加大了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成本，降低了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效率。因此，如何进行严格且有效的审查是法律援助审批程序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法律援助除了免交律师费、代理费外，还应包括减、缓、免交诉讼费，这就涉及到法院对法律援助案件的审批。而对于法院来说，法律援助案件一般仅限于或说多限于刑事辩护案件的法律援助，对于民商行政诉讼案件，当事人要想减、缓、免交诉讼费，一般不太可能，得到法律援助的可能性很小。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法律援助机构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民事案件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而法院却没有同意其缓、免交诉讼费用，最终导致无法立案。笔者在从事法律援助工作中也遇到过同样的一个问题，索性赡养案件诉讼费只有50元，笔者先行垫付了，那诉讼费要是几百元甚至上千上万元呢？因此，法律服务费的减免和诉讼费缓、减、免的衔接问题至今尚未很好解决，经济困难的农民经法律援助机构审查批准得到减、免费的律师服务后，往往由于得不到法院缓收和减免诉讼费而不能进入诉讼程序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法律援助最终落不到实处。
3、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与大量的法律援助需求之间矛盾突出。
随着普法宣传的深入，广大农民的法律意识不断
增强，据笔者在永乐店镇的调查显示，《法治进行时》、《法制播报》、《今日说法》等法制栏目在农村拥有很高的收视率，农民寻求法律帮助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对法律知识的运用越来越广，对法律援助的需求量也就越来越大。然而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重视程度等因素的制约，法律援助受到人力、财力等条件的限制，加上法律服务和运作成本在不断增加，使得我国的法律援助资源不能适应正在急剧转型和变化的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超过70万件，而实际受到援助的低于18万件，受援率不足1/4。
三、解决对策。
1、加强宣传，让农民“知”法律援助。
随着时代的进步，农民获取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多样化，仅仅依靠在农民赶集时向他们发放宣传资料已经远远不能达到宣传的效果了。在当今这个信息多元化的时代，在有条件的农村要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电台、电视、网络等媒体宣传法律援助的相关内容；在条件落后的地区，可以通过送法下乡、法律咨询等途径，进一步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让需要法律援助的人了解法律援助的基本原则，明确法律援助的条件范围，在权益受到侵害时知道怎样去寻求法律保护，使他们“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难题得以解决。
2、协调配合，让农民“用”法律援助。
仅仅“知”法律援助是不够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让那些需要法律援助的人“用”法律援助来维护自身的权益。首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工作中遇到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当事人要主动向当事人提出并积极协助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的有关事宜；其次，法律援助机构要严格审查制度，提高工作效率，使应该得到援助的人得到应有的援助。最后，法律援助机构应与人民法院密切配合，杜绝因无法交纳诉讼费而致使法律援助终止的情况发生，使农民能够顺利地“用”法律援助。
3、提高质量，让农民“信”法律援助。
市场经济体制下，产品质量尤为重要，法律援助工作也不例外。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农民对法律援助的信任度，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法律工作者要认真做好案件的审阅、调查和准备工作，不能因为农民懂得少、是弱势群体就敷衍了事，要确保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切实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法律援助只有获得了信任，才能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关注它，才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才能为维护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做出更加巨大的贡献。
4、加大投入，让农民“靠”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应该加大对法律援助的投入，使更多的人能够得到法律援助。笔者设想，在将来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农村贫困地区以乡镇为单位设置法律援助工作站，每个工作站配备2-3名公职律师，由法律援助机构每月为公职律师发放工资，公职律师负责本乡镇的法律援助工作，免费办理咨询、代书等非诉法律事务并承办本乡镇范围内的法律援助案件，这样就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使更多的农民能够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利益，真正做到让农民“靠”法律援助。
篇7：新时期法院纪检监察工作初探/唐时华法律论文网
在我们几千年沉沉的法蕴中，司法总是被民众赋予了更高的期望，法律、法官，构成了一幅意蕴悠远的哲言。法律作为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社会和谐与秩序的重要规则，法官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守护者，古语道：“法平如水，见是非曲直”，在这样的历史底蕴中，在国家审判机关中担负监察职能的纪检监察机关，更是要树立与时俱进的思想，做到主题鲜明、思路明确，重点突出，使司法公正和司法廉洁能够相得益彰，真正把新时期法院的纪检监察工作抓实抓好。同时，从惩治司法腐败，树立司法权威的角度上讲，加强法院的纪检监察工作，也是当前司法机关提高司法公信力、捍卫司法权威的一件大事。因此，在新时期做好法院纪检监察工作，保证司法的公正、高效、廉洁和文明，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思想明确，主题鲜明
新时期人民法院的纪检监察工作的指导思想，从总体上讲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执行中纪委三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胡锦涛提出的“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具体到每个法院本身，要认真体会司法为民的具体要求，把司法为民宗旨贯穿于法院纪检监察工作的始终，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龙头”工程来抓，切实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真正体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做到通过纪检监察工作达到抓审判强业务、带队伍树形象、建机制重预防的目的，以监督求质量，以改革谋发展，以纪检监察工作树立司法公信、促进队伍建设和以审判为中心的各项工作协调发展，达到整个法院工作的良性循环。
二、实施“五个加强”，切实抓好法院纪检监察工作
（一）加强“三观”教育，建设廉洁高效的学习型法院
当前中国法院的建设，面临着历史性的机遇与挑战，唯有大胆改革，革故鼎新，只有建设学习学习型法院、培养学习型法官，站在单位看全省、站在全省看全国，才能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这就需要从不断提高法官的知识水平和创新能力和领导班子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入手。而上述目的的达到，开展科学的发展观、政绩观和群众观的“三观”学习教育活动是一个必由之路。通过学习教育，指导审判实践，切实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使法院干警时时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处处慎权、慎欲、慎微、慎独，真正打造一支廉洁高效、务实求真、从法如流的法官队伍。
（二）有力领导，切实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党风廉政建设是我国法院应当长抓不懈的工作任务，法院纪检监察部门要以协助法院党组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同审判业务紧密结合，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结合，努力优化司法环境，积极发挥职能保障作用。
基于这一考虑，在具体工作中，法院纪检监察部门在党风廉政建设中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领导有力，方案明确。法院纪检监察部门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周密计划，明确要求，做到有计划、有检查、有落实。同时，针对法院工作的热点和难点，对症下药，务必出成果、见成效；二是层层落实，范围明确。通过签订党风廉政责任书的方式，在整个法院系统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建立“不愿为”的自律机制，“不敢为”的惩戒机制，“不能为”的监督机制和“不必为”的有效机制；三是监督检查，严格考核。任何好的制度的实施，关键还要看是否具体落实，所以，法院纪检监察部门要根据结合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要求和重点，对贯彻情况严格考核，将廉政精神真正落到实处。
（三）不断学习，增强司法为民服务意识
司法为民，意识是关键，意识是过程，更是结果，唯有真正树立“为民”的意识，加强和深化职业道德建设，从讲政治的高度，增强法院干警遵纪守法的自觉性，深化从源头上治理、用规范约束人、用纪律保护人的意识。同时，学习教育要密切联系法院的审判工作实际：一是对群众反映的案件，要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以娴熟的法律技巧和高度的责任感加以认真解决；二是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意见和建议，认真进行疏理，并负责督促落实；三是切实履行纪检监察职责。凡发回重审等案件，可以考虑先交监察室审核登记备案，再移交审判监督庭进行案件质量检查，从源头上扩宽监督渠道；四是建立案件质量检查通报制度。对案件质量的检查情况作出通报，查找存在问题，提出整改对策，使案件审判进一步公正和规范。
（四） 加强信访督察，真正体现司法为民
法院纪检监察工作的一个重点监控区是群众信访，因为群众的意见，相当部分是在信访工作中体现出来的.，所以，建立信访初访工作责任制和有效的信访处理机制，及时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做到涉法信访件件有落实、事事有交待，真正将涉诉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是法院工作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要敢于面对，不怕揭短，勇于面对，要以高度的责任感来大胆开展工作，从群众最关心的事情入手，从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入手，对信访案件认真登记，及时回复，对徇私枉法、损害司法机关形象的害群之马，要严肃处理，以维护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
（五）加强制度建设，发挥规范化管理的效果
当前，人们群众对全国上下如火如荼的司法改革寄予了厚望，但是在我们全力改革的同时，也要看到任何改革制度保障才是关键，只有建立健全各项规范制度，做到法院工作的有序开展，形成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机制，才能不断推进廉政建设的进一步深入，才能做到改革有成。为此，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的纪检监察部门，必须针对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强烈和内部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对症下药，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完善制度建设，把管案、管事、管人三者有机结合，在法院的点滴工作中体现制度的作用，真正让法院工作向制度化、规范化和合理化方向发展。
三、把握三种关系，达到纪检监察工作的目的。
在做好法院纪检监察工作的同时，我们的广大纪检监察干部也要注意把握好以下三种关系：一是处理好纪检监察与法院审判工作的关系。一位哲人说过，没有监督的权力都将会导致暴政，而作为掌控生杀予夺司法大权的审判机关，庄重严肃，但如果不慎用司法权，必然会导致司法腐败。在当前的审判监督体制下，人大的监督是宏观意义的，个案意义上的监督还是主要依靠法院纪检监察部门。从这一层面上讲，审判工作与纪检监察具有方向上的同一性，都是为审判工作更好地服务社会大局而努力。二是监督与爱护的关系。纪检监察工作的主要工作内容是教育和查处，这就需要切实把握好监督与爱护之间的关系。人民法院的纪检监察工作的真正含义在于防微杜渐，未雨绸缪，唯有如此，才能确保司法公正，使我们的每一位法官在下笔敲键之时，勿忘自己的法律人身份和法律良知，勿忘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责任感，真正在充满诱惑的社会里保持法律人甘于清贫的本色，时刻牢记先贤“一枝一叶总关情”的古训，时刻体现司法为民、司法利民、司法护
民和司法惠民的宗旨。三是实现监督与公正的共赢。在我们的法院工作实践中，纪检监察工作与法院的公正司法相矛盾，相反，两者的良性互动却能实现纪检监察工作与司法公正的双赢效应，我们要从改革、发展的角度面对这一问题，从而从根本上实现法院纪检监察的根本目的。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当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形势和国际司法协作的进一步加强，司法公正这一永恒的主题也被时代赋予了新的内容，作为法院的纪检监察部门，只有认真面对日益发展的新形势，积极探索在纪检监察方面的新方法和新内容，大胆开拓、积极创新，紧紧围绕“公正与效率”主题，逐步建立和完善符合审判工作规律、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官惩戒制度体系，有效地预防和遏制司法领域中的腐败现象，才能真正在审判工作中体现法院“公正司法、一心为民”宗旨的深刻内涵。
篇8：浅析当前法律援助工作的问题与对策/林书设法律论文网
林书设 蒋芳榴
我国从1994年开始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十年来，法律援助事业迅速发展，为实现社会平等，促进司法公正，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2001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五”计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建立法律援助体系。我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02年1月20日以地方立法形式通过《福建省法律援助条例》，并于2002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同时省委、省政府将“建立面向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中心”列为2002年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有力地促进了法律援助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但是，在运作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与大量的法律援助需求之间的矛盾较突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方面有众多的法律援助需求者，特别随着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和普法宣传的深入，广大群众尤其是社会特殊群体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法律援助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能够用于法律援助的资源有限，受到人力、财力等条件的限制，各地法律援助中心只能量力而行，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仅局限于刑事指定辩护案件以及经济特别困难的当事人寻求法律帮助的案件，其他许多依法可以获得法律援助的事项，我们还不能予以满足。
二是对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在认识上比较模糊。一些人认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可有可无，要么抱着能搞则搞，不能搞就拉倒，要么实行“会上重要，会后次要，碰到实际困难不要”的作风，导致人员不到位，职能没发挥的局面；还有一些人认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是律师的事，在职能上界定错误；也有一些人认为法律援助中心就是承担法律援助任务的机构，今后所有的法律援助案子都应该由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承担该项任务，以此抹杀法律援助机构的行政管理的职能。
三是法律援助经费没有保障。由于基层财政困难，领导一怕增加人员编制，二怕增加负担，很难在经济上予以支持，多数地方只给予少量的开办费，法律援助工作所需的业务经费没有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个别人甚至地方连开办费都做不到，存在“法律援助中心”机构批准后长期不挂牌开展工作的状况，有名无实。
四是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不高。由于经费的制约，法律援助机构考虑不增加办案费用负担，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工作中走过场，工作不认真细致，直接影响案件质量的提高；而有的援助机构由于缺乏必要的工作资料，东拼西奏，工作效益可想而知。
此外，宣传力度不够，队伍建设未加强，工作制度不完善，对法律援助工作管理指导不足等，都严重制约法律援助工作的正常开展。当前，面对现实，如何把法律援助工作抓紧抓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笔者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谈点粗浅看法。
一、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加快发展法律援助事业重要性的认识。
法律援助是国家的义务和政府的职责，法律援助工作不仅是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本质要求，也是贯彻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必然体现，是贯彻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进一步改进作风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法律援助既是一项法律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更是一项群众工作，它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面对社会的弱势群体，解决他们在平等实现自己合法权益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也就是“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问题。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当前很重要就是要关心弱势群众体，因为他们眼前最困难最需要帮助，能不能富有成效地帮助他们排扰解难，是实践“三个代表”要求好不好的试金石。只有真正让社会弱势群体通过法律援助渠道，在法律服务方面遇到困难能及时得到法律帮助，从而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实现和维护好他们的合法权益，分享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财富――法律援助制度，实现人的尊严和价值，进而调动社会弱势群体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加大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通过宣传，使各级领导干部真正意识到法律援助工作不是可搞可不搞的事业，而是依法治国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真正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
二、加强联系，构筑法律援助网络，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建立起社会共同参与的法律援助工作格局。
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项“功在党和政府，利在人民群众”的特殊公益事业，需要政府支持、社会参与，才能发扬光大。法律援助中心要加强对外联系，广泛发动社会各有关部门共同参与。不仅要加强与工会、妇联、共青团、残疾人联合会等群团组织的联系和配合，在这些部门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而且要真正发挥这些部门工作职能的优势，以减轻法律援助中心工作的压力，扩大法律援助工作的覆盖面和社会影响面。同时，正确处理好法律援助中心与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等其他法律服务机构的关系，多联系、沟通，工作上互相支持配合，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在有条件的乡镇可以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把触角延伸到基层。针对工作中实际问题和困难，积极主动与财政、编制等政府部门和公检法沟通，还可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法律援助工作，多向他们汇报工作情况，依靠多方面的理解、支持和帮助，初步形成以法律援助机构为中心，以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为主体，由社会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的法律援助工作格局。
三、积极建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广泛开辟法律援助资源。
法律援助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一项社会事业，但主要是政府的职责，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主要由政府财政负担，应当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建立起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最低经费保障机制。同时，可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设立专门援助基金，接受社会的'广泛捐助，专款专用，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功能。在开辟财力资源的同时，也要积极开辟法律援助的人力资源，使众多的优秀法律有才包括社会团体、法学院校有资格的优秀人才参与进来，为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四、加快发展，不断提高社会弱势群体文化水平、科持本领和法制观念。
发展是硬道理，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自己。法律援助的主要对象是在农村生活比较贫困的群众和一些社会特殊群体，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弱者原本不是弱者，但在各种主客观因素作用下，才使他们成为弱势群体，如文化水平低、科技本领弱和法制观念淡薄。特别是由于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不知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不知国家鼓励什么，限制什么，一切都是凭感情用事，无法用理性的眼光来判断，于是出现大批“文盲”、“法盲”和“流氓”（违法犯罪），更谈不上如何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加快发展，特别是发展自己成为核心问题，也只有这样，让弱者不再是弱者，才是治本之策。
五、加强领导，狠抓建设，开创法律援助工作新局面。
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政府履行法律援助工作的职能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积极主动地向当地党委、政府请示汇报工作，及时反映法律援助工作开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争取党政领导理解、重视
和支持。狠抓建设，包括队伍建设和制度建设。加强法律援助队伍建设，提高法律援助队伍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以高素质的队伍来保障高质量的法律援助服务。建章立制，规范运作，建立健全由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统一受理、统一审查决定、统一指派、统一监督检查的法律援助运作程序和制度，不断探索方便群众、简单易行的工作程序，规范法律援助信息、统计和档案管理体系，保障法律援助办案质量。
作者单位：中共大田县委政法委 大田县司法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