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对传统伦理观念的冲击与科技立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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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科学技术对传统伦理观念的冲击与科技立法问题

科学技术对传统伦理观念的冲击与科技立法有关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新科学、新技术的迅速进步正在引发社会伦理观念的巨大危机。尤其是二十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生物技术、生命科学，计算机技术，天文科学、宇航科学等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最直接地冲击着社会诸多重要伦理规范。这些重要伦理规范主要包括：人与人之间诸如辈分、性关系等伦理关系，人与环境之间的伦理关系，人与动物之间的伦理关系、人与神之间的伦理关系。上述重要伦理规范都受到了新科学、新技术发展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重大挑战。

例如，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克隆(生物复制)技术是目前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由于克隆人直接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规范，直接影响人作为人的尊严，因此，尽管克隆人甚至克隆其他动物的技术还远谈不上成熟，但反对克隆人技术的呼声已经是甚嚣尘上。虽然目前从实定法角度来看，各国对于克隆人的行为还没有法律规定，但在美国、日本等国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禁止了对人进行复制的行为。

那么，针对新技术和新科学的发展对人的伦理观念的冲击，作为调整科学和技术发展的科技立法究竟应采取什么态度呢?是否应禁止伤害人的伦理情感或引起人的厌恶的科学实验呢?对于上述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行为所采取的立法态度必然直接影响科技发展的方向和脚步，同时也必然影响人们的态度的转化和演进，因此，这一问题十分值得思考。笔者以为，确定科技立法的立场，首先应该确定立法所追求的核心价值，而后，以从人类历史进程来认识科技发展、法律规制和伦理道德的关系为基础，在逻辑地分析法律在科技和社会发展中的客观地位的过程中得出结论。

二、对科学技术与伦理关系的历史分析

从科技发展史和人类文明史的发展来看，科学和伦理之间的关系是(哲学意义上的)矛盾关系。

首先，科学研究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总是冲击人的伦理观念，并且引起伦理观念的改变。人类基本伦理价值之一——宗教伦理的发展历程表明，科技的发展促使宗教伦理发生了巨大变化。“宗教本身是一个广泛的现象，包含着许多的信仰和表现形式。”在古代，图腾崇拜和多神教是宗教的主要表现形式。而正是随着人类对事物认识的不断深化，图腾崇拜和多神教演变成了现代一神教的。图腾崇拜的对象是某种动物、植物甚至是石头、山等无生命之物。而人对自己上述崇拜对象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的不断认识，这些崇拜对象逐步失去了作为人类心灵寄托的权威性。中世纪时期，作为一神教主要表现形式的基督教中的核心价值——上帝，在客观世界中也拥有自己的位置，也就是“天堂”。这一时期的天堂不仅是抽象的，不仅是人类心灵的归宿地，同时也是具体的，具有客观实在性。人类赋予了“天堂”以客观认识上的地理位置，事实上，人和上帝及“天堂”间是有可循的物理通道的。而随着天文学研究的进展，人对宇宙的认识逐步深化，使上帝和“天堂”失去了在天上的存身之处，逐步演化为纯抽象意义上的人类心灵的归宿地。按照基督教代言人自己的看法，这一过程就是：“正如这个世界承认教会是一个社会实体和历史的一个推动力量，教会也明白它自己从人类的历史和发展中得到益处。教会从以往世代的经验中，从科学的进步中，从隐藏在各种文化中的财富中得到益处，由此更强烈的光芒将照耀人性，通往真理的新的大道展现出来。”

从人类基本伦理之一的人人关系角度来考察，我们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传统上，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以生理关系为依据的，即父母之间的两性关系决定了父子、母子关系。父母之间有合法的婚姻关系所产生的子女才是伦理道德所认可的，同时也是法律所接受的。而主要是在人工授精技术发展起来以后，这一伦理规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采用人工授精技术后出生的子女与其母亲的丈夫如何确定关系?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在“养育父亲”与“遗传父亲”之间，“哪一个是对他具有道德上和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以美国为例，“人工授精技术刚在美国开展时，该国法院对这类(人工授精所生的)子女的出生裁定为非法。”而到了1967年，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法律则规定，凡由指定的开业医师进行的异源人工授精并且附有夫妻两人同意书的，子女出生即具有婚生子女身份，并且这一规定已被列入联邦法律。事实上，许多国家是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仅仅具有生物学意义上关系的所谓“父亲”，不再与其所谓“子女”有任何关系和权利义务。

其次，历史也表明，人类伦理规范的有效性总是限制科学的发展。还以宗教伦理来考察，中世纪的西方有着著名的以宗教伦理的规范借助法律的力量制约科学研究的事例。欧洲被广泛接受的人神伦理的代表——罗马教皇及基督教会，为了维护上帝造人和人是上帝之子等基督教核心教义(也就是中世纪的核心宗教伦理)得以成立的“客观物质基础”，对于在认识领域提出进化论和日心说的科学家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对科学家们进行了臭名昭著的审判，企图利用法律的力量阻止科学的发展。

经验的历史表明，以伦理规范限制科学研究是没有道理的、也是没有可行性的，只有打破旧的伦理界限，科学研究才能发展，社会才能进步。事实上，尽管伦理规范在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的过程中扮演了卫道士的角色，但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的发展最终会改变伦理规范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伦理规范随着科技成果被接受的范围扩大而不断演变。应该看到，科学和伦理规范的矛盾只是暂时的、可变的，法律与伦理规范的一致性也必然是暂时的，而科学的发展是稳定的，具有恒常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讲，法律在科学和伦理规范的'矛盾关系中应扮演科学卫士的角色，保护科学研究的权利。

三、科学技术与伦理的概念和逻辑关系的分析。

学者认为，“人是那种必须有某种善的标准的生灵。人如果不以自己所处的这种境况为前提，即不首先断定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善“的，那么就不可能从这种境况中解脱出来。”伦理就是这样一种作为人的“善”的标准的社会规范。在“我们喜爱或选择一个东西——物质客体、行为方式、观念或理想、个人而不是选择另一个东西时，价值评价就出现了。”而“价值是既能令人满意又能使人完善的经验。”可以说，正是基于伦理的规范，人们得以对自己的行动作出预期，并在预期中获得安全感和情感上的满足感。

篇2：科学技术对传统伦理观念的冲击与科技立法问题

科学技术对传统伦理观念的冲击与科技立法有关问题

新科学、新技术[1]的迅速进步正在引发社会伦理观念的巨大危机。尤其是二十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生物技术、生命科学，计算机技术，天文科学、宇航科学等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最直接地冲击着社会诸多重要伦理规范。这些重要伦理规范主要包括：人与人之间诸如辈分、性关系等伦理关系，人与环境之间的伦理关系，人与动物之间的伦理关系、人与神之间的伦理关系。上述重要伦理规范都受到了新科学、新技术发展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重大挑战。

例如，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克隆（生物复制）技术是目前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由于克隆人直接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规范，直接影响人作为人的尊严，因此，尽管克隆人甚至克隆其他动物的技术还远谈不上成熟，但反对克隆人技术的呼声已经是甚嚣尘上。虽然目前从实定法角度来看，各国对于克隆人的行为还没有法律规定，但在美国、日本等国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禁止了对人进行复制的行为。

那么，针对新技术和新科学的发展对人的伦理观念的冲击，作为调整科学和技术发展的科技立法究竟应采取什么态度呢？是否应禁止伤害人的伦理情感或引起人的厌恶的科学实验呢？对于上述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行为所采取的立法态度必然直接影响科技发展的方向和脚步，同时也必然影响人们的态度的转化和演进，因此，这一问题十分值得思考。笔者以为，确定科技立法的立场，首先应该确定立法所追求的核心价值，而后，以从人类历史进程来认识科技发展、法律规制和伦理道德的关系为基础，在逻辑地分析法律在科技和社会发展中的客观地位的过程中得出结论。

二、 对科学技术与伦理关系的历史分析

从科技[2]发展史和人类文明史的发展来看，科学和伦理之间的关系是（哲学意义上的）矛盾关系。

首先，科学研究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总是冲击人的伦理观念，并且引起伦理观念的改变。人类基本伦理价值之一――宗教伦理的发展历程表明，科技的发展促使宗教伦理发生了巨大变化。“宗教本身是一个广泛的现象，包含着许多的信仰和表现形式。”[3]在古代，图腾崇拜和多神教是宗教的主要表现形式。而正是随着人类对事物认识的不断深化，图腾崇拜和多神教演变成了现代一神教的。图腾崇拜的对象是某种动物、植物甚至是石头、山等无生命之物。而人对自己上述崇拜对象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的不断认识，这些崇拜对象逐步失去了作为人类心灵寄托的权威性。中世纪时期，作为一神教主要表现形式的基督教中的核心价值――上帝，在客观世界中也拥有自己的位置，也就是“天堂”。这一时期的.天堂不仅是抽象的，不仅是人类心灵的归宿地，同时也是具体的，具有客观实在性。人类赋予了“天堂”以客观认识上的地理位置，事实上，人和上帝及“天堂”间是有可循的物理通道的。而随着天文学研究的进展，人对宇宙的认识逐步深化，使上帝和“天堂”失去了在天上的存身之处，逐步演化为纯抽象意义上的人类心灵的归宿地。按照基督教代言人自己的看法，这一过程就是：“正如这个世界承认教会是一个社会实体和历史的一个推动力量，教会也明白它自己从人类的历史和发展中得到益处。教会从以往世代的经验中，从科学的进步中，从隐藏在各种文化中的财富中得到益处，由此更强烈的光芒将照耀人性，通往真理的新的大道展现出来。”[4]

从人类基本伦理之一的人人关系角度来考察，我们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传统上，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以生理关系为依据的，即父母之间的两性关系决定了父子、母子关系。父母之间有合法的婚姻关系所产生的子女才是伦理道德所认可的，同时也是法律所接受的。而主要是在人工授精技术发展起来以后，这一伦理规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采用人工授精技术后出生的子女与其母亲的丈夫如何确定关系？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在“养育父亲”与“遗传父亲”之间，“哪一个是对他具有道德上和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以美国为例，“人工授精技术刚在美国开展时，该国法院对这类（人工授精所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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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科技发展对传统伦理的影响及其启示

科技发展对传统伦理的影响及其启示

传统伦理观念在现代科技发展的条件下正受到猛烈冲击.现代科技发展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途径影响着传统伦理观念.在当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人与自然界的矛盾;现代科技发展与传统的爱情、婚姻、家庭伦理的`矛盾;高消费与幸福之间的矛盾等方面.它启示我们,伦理学研究应由传统伦理学转向现代伦理学;从民族化研究转向国际化研究;科学研究应融入伦理意蕴.

篇4：近代知识女性对传统伦理观念的突破论文

近代知识女性对传统伦理观念的突破论文

[论文提要]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将女性局限在家庭的范围内，而近代有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首先把活动的范围从家庭延伸到社会。本文试就纵向和横向比较中得出近代妇女所从事的新伦理建构对传统观念的突破。

明清以来理学在思想界占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而理学对妇女行为的规范则集中表现在针对妇女的传统伦理观念上。于是有所谓“夫为妻纲”、有“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有“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主内、男主外”等等观念。将女子局限在家庭的范围内，服务于家庭的需要为主。这样女子的角色担当就被圈定在家庭这一狭小的范围之内。 纵向对比而言，单以知识女性的角度说，将近代知识女性与清代和现代女性放在一起研究，就可以在其思想发展的脉络中发现这一时期女性思想的价值，尤其是在伦理观上的突破和所做的重建女性新伦理观的尝试。

在才情方面，清代女子不乏才华横溢者，从胡文楷先生《历代妇女著述考》一书中清代所占的比重超过百分之八十可以证明其盛况。但是，研究这些著作后就发现，几乎全是清一色的文学作品，少有其它类型的创作。这就说明当时妇女没有思考过女性社会地位的问题，可以称为传统的最佳执行者时期。近代女性首先对这些观念做了破冰。大致可将其分为二类：

第一类：对传统伦理观持彻底颠覆的态度。这类女性可以以同盟会时期的女革命志士为代表如：秋瑾、张竹君、唐群英、王国昌、沈佩贞。她们与旧家庭决裂，进而欲推翻这个专制体制。她们领导妇女运动、争取女权。孙中山先生曾这样评价她们“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至若勇往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 她们是在整个传统面临全面挑战与解体的时代，对传统伦理观大胆颠覆，并进而提出了全新的妇女价值观，试图构建全新的适合妇女发展的思想体系和社会观念。

第二类：对传统伦理观持反对态度，但不正面批判，而是采用兴办教育、创办杂志的`方法。如《中国新女界杂志》，该刊创办于19，是留日学生早东京办的一个提倡妇女救国、两性平等的月刊。该刊反映了先进的妇女拯民济世的热情和胆略。而教育的兴办可以吕碧城的兴办第一所女子公学为例。 这两类女性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接受了西方文化。本身教育程度教高，所以要改变或者影响全国妇女的观念只有从两个方面入手，其一，从社会大环境上说，改造旧社会，提倡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这就不单是颠覆传统的对妇女的伦理制约，而是寻求制度层面上妇女解放的保证。其二，从妇女自身入手。提高广大妇女的文化水平，在妇女总体智识提高的前提下，发动更广大的妇女争取自身权益。 现代知识女性的思想在近代基础上又有长足进步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传播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无产阶级知识女性群的出现，以向警予、蔡畅、邓颖超、刘清扬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妇女领袖，才自觉地把妇女解放同无产阶级的解放结合在了一起，在广泛发动劳动妇女参加社会革命的过程中把妇女解放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以历史的角度看作为对于不合理传统的反叛和批判，近代女性在重塑伦理观，重新寻回自身价值这一点上值得我们肯定。 在将近代知识女性与非知识女性作一横向比较。

如果说知识女性进行的是自上而下的突破，那么传统之外的非知识女性则更多的是自下而上的颠覆。如太平天国时期的女子从军，让女子与男子从事性质相同的工作等。这种形式更多的继承自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少数民族地区的女性伦理与汉族地区不一样。太平天国这个平台正是这种少数民族的女性价值观对传统意义上的女性伦理的反拨。没有社会大环境的许可，单是形式上的这种推广无疑是昙花一现。

通过纵向的比较，可知近代女性的历史进步性和局限性。通过横向比较，可知近代知识女性所做的对传统伦理观的突破是当时条件下最为有效的方式。筚路蓝缕之功非但彤史增辉亦必青史留名。

篇5：知识经济对传统会计的冲击与会计创新论文

知识经济对传统会计的冲击与会计创新论文

[摘要]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创新基础上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它以快速的技术变革、不断增长的不确定性、无形资产取代有形资产成为企业价值创造的驱动因素为特征。本文将介绍知识经济对传统会计模式的挑战，并对相应的会计创新提出一些看法。

[关键词]知识经济；无形资产；储备确认会计

知识经济是和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它是当今世界一种新的经济类型。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之上的经济。知识经济是以不断创新的知识为主要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它领依靠新的发现、发明、研究和创新，是一种知识密集型的经济。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形成，以及由信息技术推动的经济变革的迅猛发展，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经济时代。“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会计如何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呢？

一、知识经济对传统会计的冲击

传统的会计计量模式以公认会计准则（gaap）为指导，采用了历史成本的计量原则。这种会计模式正面临着知识经济的严峻考验。

1无形资产成为会计核算的核心内容。在知识经济时代，无形资产在企业资产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尤其在高新技术领域，衡量企业价值的主要标志不以物质资源为主，而是以无形资产为主。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拥有的无形资产如专利权、版权、商标权、专营权、土地使用权、商誉等都将正式纳入会计系统进行管理和核算。传统会计系统中确认的无形资产大部分是外购无形资产，自创无形资产不作为资产在账面上反映。这样，一方面使企业的无形资产不能得到全面的体现；另一方面，财务报表中没有无形资产的详细项目，既不利于全面衡量企业的真正价值，又不利于投资人了解无形资产的构成以及科研投入和技术含量。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全面来临，无形资产在企业资产总值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企业自创的无形资产将会正式纳入财务报表。特别是为盘活存量资源，企业间将会产生重组、购并，如何科学地、客观地评价企业的全部资产，编制出合理的财务报表，对传统会计是一个挑战。

2投资者的决策依赖于企业的未来现金流量。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创新对于企业的生存和成功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基础，同时也是企业盈利能力的基础。这一特性也就决定了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盈利能力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对于投资者决策的成败起决定作用的是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和盈利水平，而这恰恰是历史成本会计所难以解决的问题。根据gaap，可以在企业财务报表上进行反映的收益应当是企业已经依据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的已实现收益，是建立在收入/费用（配比）概念基础上的“收益”。这种建立在收入/费用（配比）概念基础上的“收益”不仅容易被企业管理当局所操纵，更为重要的是它不能提供有关企业未来盈利能力的信息，以使投资者对企业的发展前途和投资价值做出判断。因此，如何科学地反映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向投资者提供相关信息，对传统会计也是一个挑战。

二、知识经济条件下的会计创新

会计作为一种管理信息系统，其核心任务就是向投资者和债权人提供相关与可靠的财务信息，以帮助他们做出正确的决策（决策有用论）。其中，相关的信息是指投资者能够用来评估企业未来经济发展状况的信息，而可靠的信息则是指未被管理当局操纵的信息。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历史成本会计在提供相关与可靠的财务信息方面存在着上述弊端，需要进行较大的创新。

（一）对相关无形资产实行资本化在知识经济时代，无形资产正在成为企业价值创造的主要驱动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给出基于价值创造的无形资产定义：无形资产是指由企业创新活动、组织设计和人力资源实践所形成的非物质形态的价值创造来源。鉴于无形资产（诸如企业的研究开发能力、畅通的营销网络、高素质的人力资源等）在企业盈利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继续采用历史成本原则核算无形资产，特别是将企业自创的无形资产进行费用化而不在企业的财务报表上进行反映，就不能准确地向投资者和债权人提供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相关信息，甚至有可能误导投资者和债权人。因此，对于无形资产特别是自创无形资产的会计核算需要进行改进。国际上使用的自创无形资产计价方法，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1）全额费用法，即将研究与开发费用全部作为期间费用，在发生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2）全额资本法，即将研究与开发费用在发生期内归集起来，待开发成功并投入使用时列作无形资产，分期摊销其价值。（3）成果决定法，即在研究与开发费用发生期内，设置多栏式账户专门记录其相关支出，最后按研究与开发活动的结果来决定采用何种处理方法。若已经取得成果并预期能够产生收益时，就将相关支出全部资本化；反之，将其全部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考虑到无形资产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作用，笔者认为应当抛弃当前gaap会计对自创无形资产进行费用化的做法，采用上述第二或第三种处理方法较好。

（二）将储备确认会计作为现有会计报表的补充

1982年，fasb（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颁布了sfas69，要求石油天然气公司对其经营做出一些补充披露。sfas69要求披露的其中一点，就是要求石油天然气公司对其已证实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所能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做出估计和披露。这一披露的目的，是为了在未来现金流量方面，向投资者提供比以往历史成本为基础的会计报表所披露的信息更为相关的信息。这一现值会计，就是储备确认会计（reserverecognitionaccounting，rra）。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历史成本数据与其价值相关性极低。例如，美国最大的500家公司，其市值与账面价值之比（m/b）的平均数，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1左右持续增长到的6倍以上。这表明，每6美元的市场价值只有1美元反映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其余的5美元则代表了投资者对未来盈利能力的预期。知识经济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使得以历史成本数据为基础编制的会计报表在提供信息方面满足不了投资者和债权人的要求。因此，在现有会计报表的基础上，应补充一张rra报表，作为会计报表的补充，以大体反映企业未来现金流量情况以及未来收益对企业现值的影响。虽然在rra的运用过程中，会出现诸如折现率的确定、未来现金流量的估计、主观因素过多等问题，从而会削弱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但值得肯定的是，rra能够提供比历史成本计量更为相关的信息。对于投资者来讲，rra具有潜在的有用性（williamrscott）。

（三）以经济资产为基础改造会计系统

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曼曾指出“资产价值是由它可能产生的未来收益所决定的”。这种将资产视为企业对一项预期权益的权利的定义，使得资产的形成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法律形式或交易形式，而是将一切可能在未来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都包涵于“资产”的定义之内。在这一“资产”定义的指导下，一些原来在gaap会计模式下难以计量的项目，包括知识创造系统、独特的组织设计（如dell以网络为基础的计算机直销系统）、独特的人力资源以及其他管理创新等可以给企业创造未来收益的项目，都可以并入会计的统一核算之中。这样，以经济资源为基础的会计系统可以将gaap会计下许多难以计量的资产项目加以合理的计量，以向投资者和债权人提供更加相关的信息。

（四）突出财务会计报告的及时性与充分性

知识的快速更新，加大了外部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决策风险。而金融工具创新、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现，更是加剧了经济的动荡。为减少知识更新所带来的决策风险，在保证会计信息真实性的基础上，外部会计信息使用者必然要求进一步提高财务报告的及时性与信息披露的充分性。鉴于上述分析，为满足外部会计信息使用者减少决策风险的需要，应对财务报告的及时性与充分性适当创新。这不仅涉及到财务报告本身结构框架的改变，而且也导致了报告所依据的会计基础理论的创新。在会计理论方面，提高及时性与会计分期假设有关，可考虑缩短报告的时间间隔，也可以根据业务经营特点，实行灵活的不等距的报告制度。同样，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充分性，从空间跨度来说，企业应提供“金字塔”式的报告结构，从最底层的原始数据到最高层的高度浓缩的信息，以适应不同使用者对“充分性”的需求差异。而从时间跨度来看，会计不但要提供“过时”信息，而且要提供“实时”信息与预测信息。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提高财务报告的及时性与充分性将是财务报表创新的主要方向。

知识经济已经渗透到社会和经济的各个领域，同样也给会计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会计创新已经成为一个崭新的课题。无形资产的确认与计量、企业风险的管理、未来收益的计量等都是需要我们积极研究、探索的新问题。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只有进行会计创新，变革传统财务会计体系，才能更好地为投资者和债权人服务。

篇6：从科技异化到科技人化--西方后现代主义对科技的伦理反思与道德重塑

从科技异化到科技人化--西方后现代主义对科技的伦理反思与道德重塑

借助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和理论对近年来科学技术异化的现象和根源作了深入的分析,提出科学技术应当在道德方面进行价值重塑,即从忽视人文价值的科技异化泥沼中走出来,以到达科技人性化的幸福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