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席勒的获奖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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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席勒的获奖感言

篇1：诺贝尔经济学奖席勒的获奖感言

诺贝尔经济学奖席勒的获奖感言

席勒：许多人可获奖我从未期待

皇家科学院宣布获奖者后拨通席勒的电话，后者称自己一时“不相信”获奖。

席勒在接受瑞典电视台记者现场提问时说：“我知道有许多人配得上这份奖项，所以我从未期待获奖。”

席勒说，他投身经济与金融领域研究是因为“受到吸引”。按他的说法，金融业是社会的支柱，如果得到适当监管，应在“人类文明中处于核心地位”。

“金融是一种理论，尽管其中有许多有争议的.因素，但对社会有用，”席勒说。

被《瑞典日报》记者问及如何看待在一些欧美国家蔓延的金融危机时，席勒说，那反映出“金融体系中的一些错误与瑕疵，我们正在修正”。

“在一些人看来，金融意味着自私和贪婪，其实不必这样看，我们经历的金融危机是一次创伤，但我们正从中吸取教训。”席勒说，“我期待金融业的进一步发展，以服务社会。”

篇2：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The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是由瑞典银行在1968年，为纪念诺贝尔而增设的并非诺贝尔遗嘱中提到的五大奖励领域之一，全称为“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学奖（The Bank of Sweden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通常称为诺贝尔经济学奖（Nobel economics prize），也称瑞典银行经济学奖。其评选标准与其它奖项是相同的，获奖者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评选。1969年（瑞典银行的300周年庆典）第一次颁奖，由挪威人弗里希和荷兰人扬・廷贝亨共同获得，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弗里德曼等人均获得过此奖。

目录简介名称变迁评价颁发统计收缩展开简介

经济学奖并非根据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所设立的`，但在评选步骤、授奖仪式方面，与诺贝尔奖相似。奖项由瑞典皇家科学院每年颁发一次，遵循对人类利益做出最大贡献的原则给奖。经济学奖是唯一由诺贝尔基金会官方颁发的非诺贝尔奖（non-NobelPrize）。

名称变迁

官方全名变迁 1969年以来，经济学奖的官方全名，历来有不同的翻译。以英文举例：年间官方全名英译（中文转译） 1969年C1970年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 dedicated to the memory of Alfred Nobel （致力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经济科学奖） 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1971年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 （经济科学奖） 1972年 Bank of Sweden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瑞典银行经济科学奖） 1973年C1975年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经济科学奖） 1976年C1977年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经济学奖） 1978年C1981年 Alfred Nobel Memoria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纪念经济学奖） 1982年 Alfred Nobel Memoria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纪念经济科学奖） 1983年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 1984年C1990年 Alfred Nobel Memoria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纪念经济学奖） 1991年 Sveriges Riksbank (Bank of Sweden)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瑞典国家银行经济学奖） 1992年C Bank of Sweden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瑞典银行经济学奖）至今 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瑞典国家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

评价

质疑

经济学奖被质疑的常见论据是，经济学有广泛的伦理基础，和数学一样严谨。经济学奖的颁发，也常被质疑违背了诺贝尔遗嘱中“对全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要求。因为，经济学家的贡献不见得名实相符，而获奖最多的新古典主义学派，也不存在“处理金融灾难的知识系统”。

争议

虽然经济学奖在1969年设立之后，成功整合进入了诺贝尔奖的评选体系里，但争议辈出。包括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974年得主）在内的四名获奖人，皆曾经呼吁废除此奖。哈耶克领奖时表示，倘若当年征询他的意见，肯定不建议设奖。，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机构呼吁瑞典皇家科学院废除经济学奖。根据诺贝尔基金会在的官方立场，经济学奖并不是诺贝尔奖。但此一声明旋遭移除。诺贝尔后人对于瑞典国家银行的作法，也多所批评，认为这是经济学者企图提升地位和声誉的手段，其侄孙Peter Nobel更称有关奖项是占诺贝尔之名的布谷鸟。

颁发统计

自1969年，迄今共颁出44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中22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一人独揽，17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两人同享，5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三人共分。

篇3：“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断想

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断想

中国人的诺贝尔奖情节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浓重。有人统计，一个国家平均在建国后30年之内获得首枚诺贝尔奖牌，而我们的共和国50华诞，却至今与此项学术界的最高荣誉无缘。人们不禁要问：什么时候中国能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

笔者不是“诺奖”的专家，无意于对此进行深入严谨的学术研究，只是在这项“盛事”年复一年的冲击下，有了一些完全属于个人的想法，写在这里与有兴趣的读者进行交流，故称“断想”。

一、什么人能得诺贝尔奖？

任何一个学科，包括经济学在内，本质上都是一个以现实为蓝图，以其创立者所赋予的方式而存在的符号体系，它构成一个建立于理念世界的王国。这个理念王朝的产生与发展与世俗世界的发展几乎完全相似，“混沌”初开――形成社会――诸侯林立――三足鼎立――实现一统。在这个王朝中，以其理论核心为主体，发展出不同的学科门类，它们都构成这个王朝的某个特殊领域，这些领域则被一个或一群在世或已故的权威所占据。一个学者要想在这个王朝中拥有一席之地，无非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对前人的学习而精通大部分甚至全部学说，使自己的“功夫”鹤立鸡群，使原有理论具有更加成熟的形式，从而超越所有现代人，使自己成为学术权威，代表一方神圣。另一个途径则是独辟溪径，超越前人，或者开拓新的地盘，或者使自己所在的领域攀上新的高度，这也正是通常所谓“创新”的内涵。前一种人很可能成为世俗经济学届的领袖人物，引导甚至左右着经济学的现实活动。然而经济学的历史却总是由后一种人写成的，两者的本质不同是：前者仅仅超越现代人，而后者则超越前人；前者修饰“家园”，而后者则开辟“新地”。诺贝尔奖属于后者――那些书写历史的人。

所以，很可能某个经济学家，在学术领域拥有极高的声望和各类头衔并代表着当代国际某一领域最高水平却与诺奖无缘；而一个看上去似乎理论功夫并非无可挑剔的人，只因一篇小文，一个方程却得了奖，对此我们不必感到惊讶。

诺奖青睐那些开拓“疆土”的勇士，而不是学富五车的智者或执掌朝政的“国王”。

二、什么样的成果能得诺贝尔奖？

其实，诺奖颁给创新者，这是一个常识。但什么样的创新容易获得青睐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思想的国度里不存在时空界限，每一个人都拥有上帝一般的能力，纵横万里随心所欲。但要使自己的造物成为学科主流的一部分则必须使之找到一个与其母体相连接的部分，使自己成为母体的一个逻辑必然。比如，微观经济理论历经一、二百年的变迁，形成现有的以新古典理论为核心的看上去十分复杂的体系，然而其理论内核却是十分简单的，那就是：以个体为出发点，建立在效用极大化前提上的一个市场均衡体系，最终不过是为源于亚当斯密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提供理论说明。然而由于这个体系是以高深的数学为其语言的，人们要想进入已属不易，而一旦进去又常常如入五里雾中，再也出不来了。因该说，西方经济学的成功之处正是它有效的使用了数学语言并构建了这样一个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相当成熟的体系，所以它成为主流是历史的必然，它的存在规定了经济理论的走向甚至理论研究的方向和表现的形式，任何一个模型或理论体系只有当使其自己直接或间接与此相一致时，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成就”，成为这个理论核心的自然延续。否则，即使是一个明显没有错误的“理论”也不会被承认。所以，最容易得到诺贝尔奖的成果，应当是现有成熟理论的一个逻辑必然。

无论那一种学科，历经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形成现在的模样都有其必然的一面，同时也是历史一个偶然的产物，最近笔者看到一则报导：有人用了半生的时间创造出一套与牛顿力学相反的物理学体系――“万有斥力论”。我们假定它在逻辑上完全没有错误，并且可以解释一切牛顿力学可以解释的现象，那么如果他诞生于牛顿之前，很可能将牛顿取而代之，只可惜生不逢时。除了其精神尚有可嘉之处外，他的这个结果最终不会成为一项“成果”，他的这项努力一开始就注定了他在现实中失败的结局。要改变牛顿在物理学体系中的位置，与企图改变二次大战加诸于世界的灾难一样是不可能的。据说：一位企图否定爱因斯坦的学者将自己的论文交给华裔诺奖得主杨振宁（可能不准确）教授请教，杨振宁只说了一句话：任何与爱因斯坦相对论相悖的理论都不必提。开拓创新固然重要，但首先要尊重历史和现实。我们看到中国有很多人在搞自己的体系，但除非作者能够找到其理论与现代经济学主流的结合部，使这一理论成为主流学说逻辑发展的必然，并以量化的数学语言表达出来，否则就不会有任何结果，自然与诺奖无缘。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成就，是那些以现代经济学核心理论为本土而新得的“实地”，不是旧貌新颜的“故居”，更不可能是游离其外的“孤岛”。

三、中国人有没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关于这个问题早已有人提出过，也有不少人预测说某某领域是中国人有可能问鼎诺奖的领域，对此我不想太多评论，因为这实在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就目前中国经济学术水平而言，其落后于国际的程度不是几年的问题。看一看我们主流经济学杂志的内容和形式，看一看我们研究生用的教科书，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差距。我们没有必要刻意于长人家志气，灭自家威风，但我们必须有勇气面对现实，承认自己的不足，唯如此才可能改变这种现状。

有人说走自己的路，搞中国的经济学，本来这没有什么不可，但建一个学科与打嘴仗出口气完全是两回事，我们必须承认，现代西方经济学所走的道路，代表着人文科学走科学化道路的走向，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我们甚至可以预言，在未来某个时代，任何一门以“科学”二字作为其后辍的门类都将以定量的形式出现。现代经济理论产生于西方，是以西方特有的思维模式为其背景的，其本质与现代科学精神是完全相吻合的。这种科学精神就是从事物最基本的存在出发，逐渐演绎出其整体的形态。就象固体物理需要建立在分子物理学的基础上一样，对社会总体的解释必须建立在个体人的基础之上。因此，原本存在于市场中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却一定要从个体的偏好中寻求答案，这绝不是某一个西方的先哲拍脑门子的产物，而是一种必然，因为这是科学精神所要求的。然而，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其方向与此恰恰相反，其出发点总是从大到小，从总体再到个体。所以作为中国国粹的中医理论中充满了气血、阴阳这些无法量化的概念，很难找到它的微观基础；没有人能否定中医学的有效性，但它在西方人眼里却是不符合科学的精神的，我们可以断言，如果有朝一日，某个伟大的中医终于获得了根治所有癌症的方法，在他说明这种方法的科学机理之前是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然而令人尴尬的是，一旦其方法的科学机理得到说明，这种方法也将不再是属于中医学理论的了。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所以，要建立一个以中国的思维模式为背景的理论体系很难有出路。而经济学通往科学之路已经被西方人所占据。我们除了迎头赶上，没有第二条路好走。面对中国经济学教学的现实，我们没有理由不感到悲观。君不见，数量经济学是否能够作为主科而列入经济学系课程还是一个尚在争论中的问题，在这样一个数学还是可有可无的教学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科班”经济学家，即使门门5分，也注定与诺奖无缘。所以说，就中国经济学教育总体水平的落后状态而言，是不具备产生足以获得诺奖成就的土壤的，这是一个总体状态，我们不知道还需要几代人才能使之产生根本的改变，但近期内恐怕希望不大。

说希望不大只是指“总体”，而并不是说中国这块土地上就一定不会产生获得诺奖的成果。我认为这样的人可能存在，只是条件非常苛刻。

首先，此人熟谙现代科学的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能够深刻理解并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及方法论背景；

其次，此人具有相当的数学能力，能够以西方流行的数学语言撰写论文；

第三，此人对现代经济理论具有总体把握的能力，能够洞悉其未来十年到二十年的走向和潮流；

第四，此人对现代经济理论存在的问题及其薄弱环节有超越西方学者的眼光，从而为自己找到一个理想的切入点；

第五，此人具有为经济理论献出一生的气魄和胆略。

第六，……

笔者无意说明上述几条是获得诺奖的充分条件，甚至连必要也谈不上，但具备这几项素质的中国人无疑是最可能的未来经济学诺奖得主。

综上所述，如果一定要对“中国人能否获得诺奖”这一问题作出回答，那就是：有，但极少；很可能出现于中国的“主流”之外，或者是那些曾经在国外接受过严格训练并具有数学能力及西方哲学背景的少数精英之中。

四、中国经济学家如何面对西方经济学主流？

面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无异于面对一个数学的海洋，在那些被精美的数学模型包装起来的理论大厦面前，人们很可能感到茫然，手足无措。于是产生了两种极端情绪，俯首称臣自叹不如或一概否定我行我素。自然这两种态度都不可取，因为我们有更好的选择。事实上，在西方经济学理论面前，我们大可不必感到自卑，富丽堂皇的数学表象掩盖了其哲学底蕴的贫乏。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西方经济学是一个数学巨人和哲学侏儒的结合。当这个数学大厦的营造者为其精美的作品所陶醉时，他们也不知不觉中在其中迷失方向。不能说从亚当斯密以来西方经济哲学没有任何发展，但这种发展却都不足以将西方经济学带向一个新的高度，换句话说，西方经济学近百年来除数学以外的成就，都没有发生于其哲学基础的至高点上。这是现代经济学面临危机的本质所在。同时也是上帝赐予我们这些“局外人”的良机。俗话说：当事者迷。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人比西方人更容易看到西方经济学的这一致命弱点，因而也更具有一种把握全局与方向的可能性。果能如此，我们就等于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之上，人间秋色一览无遗，世间万象尽收眼底。你会发现西方经济学不过如此，实在是一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我们有什么理由对它俯首称臣！

由于西方经济学的大腕们正在忙于玩弄数学技巧，却忽略了对经济学理论的主要对象――人的'研究。现代经济学的微观理论作为所有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其内容和形式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中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唯一不变的是个体经济人追求效用极大化这一基本假定。然而，效用这一概念仅仅适用于描述一个孤立个人以其自身偏好为前提而规定了的一种单纯的个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他只代表着建立于人与物之间的价值关系，本质上仅仅反映了人的一种自然属性，却完全不能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加尔布雷斯有一部著作《权力的分析》，他明确表示，经济学必须关心权力问题，他将自己的这部著作看得很重，认为是他集一生功力而写成的精品。然而，经济学主流中，没有“权力”这个概念，因为加尔布雷斯以及所有意识到“权力”重要性的西方经济理论的大家，都没有能够将他表现为数学模型。事实上，与“效用”相比，“权力”似乎更能反映人的本质。后者反映着人的另一面，即其社会性，他代表着人面对其他主体人时所建立起来的价值关系，是人的社会属性的反映。所以我认为，权力问题必将成为未来经济理论的一个增高点，谁首先将这一问题量化为数学语言，谁就等于占据了当代经济学理论的半壁江山。

现代经济理论中没有权力这一概念，并不意味着没有反映这一现象，只不过以另一种方式而已。比如，在厂商理论中他反映为“利润”极大化，在福利经济学中他反映为“独裁性”，还有寻租理论中所谓的“租”的本质也无非“权力”二字。利润极大化和效用极大化是有本质区别的，孤岛上的鲁滨逊完全可以追求效用极大化，“利润”极大化对他却没有任何意义，当然他也是无“租”可寻的。他是一个自然人，只有当他面对其他主体人时，他才是一个社会人，“利润”、“租”这些属于社会人的概念才会对他适用。所以说，利润极大化以及寻租行为正是权力极大化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反映，然而，“利润”和“租”都不是能与效用相提并论的概念，他们不属于同一个哲学层次，只有当“权力极大化”作为微观经济理论的另一个基本假定而与“效用极大化”平分秋色之时，经济理论的基础才谈得上真正的完备，那时，也将意味着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自然，以上属一家之言，或许人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找到某个更好的切入点。但无论如何，看到的并不一定就能得到，尽管孙行者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想取到真经却还是要一步一步地走到西天，你要想超越巨人，就一定要首先成为其中的一员，至少你要具备与巨人叫板的实力。所以我们必须脚踏实地，向西方学习，当然，要学习他的最精华，最成熟的部分，还要进得去，出得来，进而立足其间，超乎其上，作出令其信服的成果，然后才可能言及实现自己的宏图。

客观的说，现代经济学理论尚在其形成时期，经济学的“牛顿”什么时候出现，还是一个尚须等待的悬案。所以，我们面临空前的成为经济学巨人的机遇，关键是看我们是否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奋起赶上其步伐。我认为，这里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问题，就是要对现代经济理论的方法论背景有比较清醒的理解：为什么有了效用理论，还要搞出一个偏好的概念？为什么看上去非常直观有效的基数效用论被序数论所取代？为什么在现实中毫无用途的“显示偏好”理论在经济学理论中能有一席之地？答案实际只有一个，因为西方经济理论的方法论背景是行为主义与实证主义的结合体，它们要求一切可以作为科学事实的东西都要建立在可实际观测的前提下，一切概念都要具有可操作性，这也是科学精神的方法论背景。只有深刻理解了这些背景，才有可能摸清现代经济学的脉络，掌握其精神实质。这样自己的作品才可能被接受，才具有了一分获得诺奖的可能性。

总之，面对西方经济学我们的态度应当是：

不排斥，不盲从，不迷信；

学会居高临下，不要高山仰止；

在深刻理解其核心思想的前提下掌握数学语言，然后在靠近其内核的周围寻找突破点；

要迎头赶上，不要亦步亦趋；

……

笔者作为一个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者，对微观经济理论有过长期的学习过程，上面一些想法称之为“断想”实际上也从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本人对现代经济理论由浅入深的思考过程。笔者对诺奖的公正性没有任何怀疑，也无意于比较中西方文化的优劣。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作为主流的现代科学精神其核心思想是源于西方哲学的。即使每一个诺奖评委都怀有一颗真诚和公正之心，也免不了偏见的结果。因为他们（也包括我们）本来就生在“偏见”之中。倘若今天的话题不是诺贝尔奖，我们大可变得轻松起来，搞一些适用于中国但西方人未必能欣赏的东西。日月轮回，或许未来某个时代，当西方理论式微之时，未尝不能变成主流，但那想必只能是下下个世纪的事情了。

篇4：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

北京时间10月10日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教授Douglas W. Diamond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Philip H. Dybvig3名美国经济学家获得这一奖项，表彰他们对银行和金融危机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伯南克曾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担任美联储主席。据诺贝尔奖官网，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Sveriges Riksbank)设立了纪念诺贝尔奖创始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经济学奖。该奖项是根据诺贝尔基金会在瑞典中央银行成立300周年时收到的一笔捐款而设立的。

官网显示，诺贝尔经济学奖自1969年至期间共颁发了53次，有89名获奖者。尽管诺贝尔经济学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诺贝尔奖，但自设立以来，一直由瑞典皇家科学院按照与19以来的诺贝尔奖相同准则颁发。

篇5：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

北京时间10月10日17点45分，备受瞩目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

根据官方消息，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2022 年瑞典央行经济科学奖授予Ben S. Bernanke(本·S·伯南克)、Douglas W. Diamond(道格拉斯·W·戴蒙德)和Philip H. Dybvig(菲利普·H·戴布维格)，以表彰他们“对银行和金融危机的研究”。

诺贝尔奖委员会称，今年的经济学奖得主显著提高了我们对银行在经济中(尤其是在金融危机期间)所扮演角色的理解。他们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发现是，为什么避免银行倒闭至关重要。经济科学奖委员会主席Tore Ellingsen表示：“获奖者的见解提高了我们避免严重危机和昂贵救助的能力。”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得主都曾在金融机构任职。伯南克曾是美联储前主席，道格拉斯·戴蒙德曾是美国金融协会的前主席，迪布维格也曾担任西方金融协会主席。

01 伯南克：大萧条的研究者，曾带领美联储应对次贷危机

本·伯南克无疑是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最受关注的一位，不仅是因为他对1929年大萧条的经济史研究理论，更是因为他曾以美联储前主席的身份应对的金融危机。

公开资料显示，本·伯南克1953年12月13日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1975年获得哈佛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79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在那里，他在著名经济学家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her)的指导下系统学习了宏观经济理论。伯南克本人的研究兴趣主要是大萧条，他的毕业论文研究的就是这个话题。

博士毕业后，伯南克曾在斯坦福大学任职，此后又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曾担任经济学系主任。在学术研究上，伯南克最大的贡献有两个，一是对1929年大萧条的经济史研究，二是对“金融加速器”的理论探讨。

伯南克认为大萧条的发生确实是源于流动性紧缩，但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却是当时存在的金本位制度。正是金本位制度的固有缺陷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的黄金盈余国对黄金流入进行冲销，从而引发了货币收紧。而这种货币的紧缩又通过金本位制度传导到了全世界。

伯南克在书中援引了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说明了越早放弃金本位制的国家，从大萧条中复苏越快，从而反证了金本位制度的存在乃是大萧条的根源。当然，除了需求方的因素外，伯南克也讨论了供给因素的影响。他着重分析了工资刚性的重要性。他认为，由于民众对政府的巨大压力，政府不得不通过行政政策维持一个较高的名义工资，而这显然会造成更多失业，让大萧条持续更久。

由于对大萧条有深入研究，相比于同期的宏观经济学家，伯南克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他的“金融加速器”理论就是这种关注的体现。

所谓金融加速器，顾名思义，就是金融系统对于冲击的放大和加强作用。在1989年发表的论文《代理成本、净值与经济波动》(Agency costs， Net Worth and business fluctuations)中，伯南克及其合作者马克格特勒(Mark Gertler)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

伯南克和格特勒认为，在现实中，金融市场是不完美的，因而外部融资的代理成本会高于内部融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投资就会受到企业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充足的现金流和高资产净值会从两个渠道影响投资。直接的，它本身就可以构成内部融资的来源，从而激发企业的投资意愿。间接的，它还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多抵押品，从而减少外部融资成本。当企业受到冲击时，其现金流和净值当然会受到影响，而这种影响本身又会进一步放大冲击的效用，由此，金融市场对冲击的放大效应就出现了。

在伯南克看来，金融市场越不完美，代理成本越高，这种放大效应就越明显。而代理成本本身是反周期的，因此它就会延长周期，放大周期。

，伯南克被布什任命为美联储理事，开始了自己在美联储的职业生涯。在进入美联储后，伯南克迅速展示了自己善于引导市场和决策层就某一焦点问题展开辩论的才能。

20冬，美国经济界开始担忧通货膨胀的危险，他此时就出面暗示，美联储可能采用包括印发更多货币等非常规措施，来制止通货膨胀的出现。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了金融市场的高度关注。汇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金评价说：“伯南克关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讲话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在向市场保证，美联储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防止通货膨胀)。”

初，世界金融市场再次将注意力投向伯南克的“世界正在遭受储蓄过剩煎熬”的经济新理论。他在这一理论中指出，美国的经常性账目逆差并不是美国人肆意挥霍消费的恶果，而是世界其他地区国家过分节俭的结果。伯南克的这一新理论已经成为了本年度经济界争论的一大焦点。

206月，伯南克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2月，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夕，伯克南接任格林斯潘成为美联储主席。

从20的春季开始，美国的房地产价格开始出现下降，次贷违约现象开始出现。到了，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经波及全世界，欧美股市出现了全线暴跌，大批金融机构出现了巨大亏损，甚至有一些机构还濒临倒闭。刚刚接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也成为“接盘侠”。

不过，面对来势汹汹的次贷危机，伯南克并未惊慌失措。他很快认识到，其实整个市场的金融风险主要集中在几家关键的金融中介机构身上，正是它们的告急导致了恐慌和挤兑。因此，要想拯救整个金融市场，就必须给这些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以保证它们能够在危机中挺住。在这种信念之下，他说服并带领美联储人员，制订并实施了一系列对于关键机构的救助计划。

然而，这些金融措施虽然帮助金融市场挺过了危机，却把伯南克本人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不少人指责伯南克主张援助那些贪婪的大型金融机构完全是对市场的扭曲，这种做法很可能在未来助长道德风险。但从后来的发展看，伯克南的这些救助对于稳住金融市场、遏制金融风险的蔓延是十分重要的。

12月16日，美国《时代》周刊宣布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当选20年度人物。伯南克被认为处理金融危机措施得当，成功避免通货紧缩。《时代》周刊给出伯南克当选的理由是，在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他以“富于创意的领导能力”，令情况没变得“更糟”。

en S. Bernanke(本·S·伯南克)

如今，在美国通胀率居高不下，全球经济面临大衰退，金融危机可能卷土重来的情况下，伯南克关于大萧条的研究和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或许也能够为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情况提供一些借鉴，这可能也是其这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原因之一。

诺贝尔奖委员会在颁奖词中也写道：“本·伯南克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这是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此外，他还指出，银行挤兑是导致危机变得如此严重和持久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当银行倒闭时，有关借款人的宝贵信息丢失了，无法迅速恢复。社会将储蓄用于生产性投资的能力因此严重削弱。”

伯南克最近的动态是关于新冠疫情影响的一个讨论会。伯南克在讨论中指出，当前的新冠疫情和大萧条是有本质不同的，前者源于实体经济，而后者则源于金融市场，然后传导到实体经济。在他看来，只要保持好金融体系的运作，那么疫情的影响就是短暂的，疫情一结束，经济就可以迅速恢复。

02 戴蒙德和迪布维格：“Diamond-Dybvig 模型”的提出者

另外两位诺贝经济学奖的获得者道格拉斯·戴蒙德和菲利普 · 迪布维格则是“Diamond-Dybvig 模型”的提出者。

迪布维格与道格拉斯·戴蒙德因论文《戴蒙德-迪布维格》(Diamond-Dybvig，1983)而闻名，这是《金融与经济学》(Finance and Economics)中被引用最多的论文之一。Diamond-Dybvig 模型显示了银行如何通过创造流动性为经济服务，以及如果没有任何存款保险或其他保护措施，这种流动性创造如何迫使银行挤兑。

公开资料显示，道格拉斯·戴蒙德出生于1953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目前是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University of Chicago’s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默顿 H 米勒(Merton H. Miller)杰出服务金融学教授。他自1979年以来一直在教职工。

道格拉斯·戴蒙德专门从事金融中介、金融危机和流动性的研究。他是美国金融协会的前主席。他还是西方金融协会、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美国金融协会的会员。戴蒙德于获奥纳西斯金融奖，获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数学科学研究所创新量化应用奖，以及获摩根士丹利美国金融协会卓越金融奖。

Douglas W. Diamond

菲利普 · 迪布维格出生于1955年5月22日，是美国经济学家。他是位于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奥林商学院的银行和金融学博特曼银行股份教授。

迪布维格专注于资产定价、投资和公司治理。他以前是耶鲁大学的教授，也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助理教授。迪布维格从年到担任西方金融协会主席，并且是多种期刊的主编或副主编，包括《金融研究评论》、《经济理论杂志》、《金融与随机》、《金融杂志》、《金融中介杂志》、《金融与定量分析杂志》和《金融研究评论》。

Philip H. Dybvig

诺贝尔奖委员会在颁奖词中写道：“要使经济运转，储蓄必须用于投资。然而，这里有一个矛盾：储户希望在意外支出的情况下立即提取他们的资金，而企业和房主需要知道他们不会被迫提前偿还贷款。在他们的理论中，戴蒙德和迪布维格展示了银行如何为这一问题提供最优解决方案。通过充当接受许多储户存款的中介机构，银行可以允许储户在他们愿意的时候提取他们的钱，同时也向借款人提供长期贷款。

然而，他们的分析也表明，这两种活动的结合如何使银行容易受到有关它们即将倒闭的谣言的影响。如果大量储户同时跑到银行取钱，谣言可能会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银行发生挤兑，银行倒闭。通过政府提供存款保险和充当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可以防止这些危险的动态。戴蒙德演示了银行如何执行另一项重要的社会功能。作为许多存款者和借款者之间的中介，银行更适合评估借款者的信用度，并确保贷款被用于良好的投资。”

篇6：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

尽管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尘埃落定，但最终的人选还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此前呼声较高的德隆·阿西莫格鲁(Kamer Daron Acemoglu)等人并未获奖。

而美联储前主席伯克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引起不少争议。国外社交媒体上有不少人质疑伯克南在20次贷危机中的做法是否妥当，还有不少网友吐槽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被美国的前官员们“承包”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席勒的获奖感言实际上，诺贝尔经济学奖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充满争议。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根本没有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化学家以及火药发明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18遗愿中所创立的奖项只包括物理，化学，生理医学，文学和和平奖。

我们所熟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实际是由瑞典中央银行在1968年其成立300周年时所创立，奖项的官方名称实为“瑞典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奖项于次年即1969年首次颁发，得奖人是两位计量经济学的奠基人挪威人弗里希(Ragnar Frisch)和荷兰人丁伯根(JanTinbergen)。

由于此项经济学奖和其他诺贝尔奖项一样由诺贝尔基金会负责管理，瑞典皇家科学院按照同样的遴选过程投票选出获奖人，并享有与其他奖项同等数额的奖金，以及同时举行颁奖仪式，所以人们习惯上将其称之为诺贝尔经济学奖。

但近些年来，关于得奖名单的争议越来越大，许多人开始认为没有足够多真正杰出的经济学家配得上这个奖。公众指责经济学奖在诺奖里面越来越像是个“外包贴牌”的，学者则指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新的颠覆性思想越来越少，“含金量”越来越低。

而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几乎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议。当然，这可能与经济学是社会科学有关。由于经济理论的价值通常要多年后才能得到正确评判，因此瑞典皇家科学院较少将经济学奖授予近期的经济研究成果。

而且，由于经济学奖设立较晚，早期获奖人通常都是年事已高早该获奖的学界泰斗。与物理学奖获得者的平均年龄52岁相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平均年龄达到了67岁。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那些无可争议的伟大人物已经纷纷得奖或者不在人世后，评奖委员会便很难在剩下的候选人中作出让所有人都满意的选择。

胡捷指出，目前做经验主义这种实证研究确实比较容易出成果，所以绝大部分研究者的贡献还是在经验主义方面。这就导致诺奖得主也是以这方面偏多。但这并非否定了大家对于颠覆性、突破性思想的追求，而是说颠覆性的思想是可遇不可求的，需要通过长时间的积累之后，会瓜熟蒂落自然而然的出现。

此外，诺贝尔经济学奖还面临着实用主义方面的质疑。有专家表示，经济学模型和数理化大多建立在对过去人类活动的解释和证实上，它只能解释世界，不能改变世界，因此经济学已经成了“黑板经济学”，经济学诺奖也就成了圈子内的游戏。

对此胡捷表示，研究本身就分两类，一类是Positive Research，即实证经济学，研究经济体系的客观状态，描述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也就是有些人说的所谓的“黑板经济学”;还有一类叫Normative Research，即规范经济学，研究如何达到某种理想体系。胡捷认为，这两者并不是割裂的，“其实是前者是后者的一个基础，你不可能坐在书斋里面凭空想出怎么去创造一个理想的社会。”

事实上，即便是那些存在争议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不能否认他们的优秀表现。他们可能不是所有人心中的最佳人选，但绝对是经济学领域的翘楚。正如曾担任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的Lars E. O. Svensson所说：“诺贝尔设立奖项的初衷不仅是奖励伟大的成就，而且也是鼓励未来的工作。”

中国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有哪些

1、屠呦呦：1930年12月30日生于浙江宁波。10月，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理由是她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品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她成为首获科学类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2、莫言：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高密。20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亦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获奖理由是：通过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3、高锟：1933年11月4日出生于中国上海，拥有英国、美国国籍并持中国香港居民身份。因在“有关光在纤维中的传输以用于光学通信方面”做出突破性成就，获颁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4、钱永健：1952年2月1日出生于美国纽约，祖籍中国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是“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的堂侄。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5、高行健：1940年1月4日出生于中国江西赣州。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因此成为首位获得该奖的华人作家。

6、崔琦：1939年2月28日出生于中国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解释了电子量子流体这一特殊现象，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7、朱棣文：1948年2月28日出生于美国，美籍华人。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6月5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8、李远哲：1936年11月29日出生于台湾省新竹市。1986年，李远哲和哈佛大学的达德利·赫希巴赫、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约翰-波拉尼三人共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表彰他们应用交叉分子束实验方法在反应动力学方面的研究成果。

9、丁肇中：1936年1月27日生于美国密歇根州安阿伯城，祖籍是中国山东省日照市。1976年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奖。

10、杨振宁：1922年10月1日出生于安徽合肥。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杨振宁在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等领域作出了里程碑性的贡献。

11、李政道：1926年11月25日生于中国上海。1957年，与杨振宁一起，因发现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2、赛珍珠：赛珍珠其实不算是正统的中国人，而是美国人，但她在中国生活多年，所以也提一提她。赛珍珠出生于1892年6月26日在弗吉尼亚州西部，4个月后，随传教士父母来到中国。先后在镇江、宿州、南京、庐山等地生活和工作了近40年，其中在镇江生活了，她在镇江经历了她人生的早期岁月，因此她称镇江是她的“中国故乡”。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她也是唯一一个同时获得普利策奖和诺贝尔奖的女作家，也是目前作品流传语种最多的美国作家。

篇7：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比较分析

20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比较分析

本文对年和20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计量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及其所作的'贡献作了一个比较分析,意在阐明他们对计量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以及我们从中得到的启示.

作者：王红玲杨小威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商学院,武汉,430062 刊名：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ADULT EDUCATION COLLEGE OF HUBEI UNIVERSITY 年，卷(期)： 22(1) 分类号：F016 关键词：诺贝尔经济学奖比较分析计量经济学

篇8：莫言诺贝尔获奖感言

尊敬的国王、王后和王室成员，女士们先生们：

我获奖以来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由此也可以见证到，诺贝尔奖确实是一个影响巨大的奖项，它在全世界的地位无法动摇。我是一个来自中国山东高密东北乡的农民的儿子，能在庄严的殿堂里领取这样一个巨大的奖项，很像一个童话，但它毫无疑问是一个事实。

我想借这个机会，向诺奖基金会，向支持了诺贝尔奖的瑞典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要向瑞典皇家学院坚守自己信念的院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感谢。我还要感谢那些把我的作品翻译成了世界很多语言的翻译家们。没有他们的创造性的劳动，文学只是各种语言的文学。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劳动，文学才可以变为世界的文学。

当然我还要感谢我的亲人，我的朋友们。他们的友谊，他们的智慧，都在我的作品里闪耀光芒。

文学和科学相比较的确是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文学的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

谢谢大家！”

篇9：莫言诺贝尔获奖感言（全文）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者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女。但有一个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据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边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透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地将白天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什么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地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儿，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里人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的说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有我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

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想。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做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得那样：“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书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篇10：诺贝尔获奖者的获奖感言

，

但是经过终身的.追求，我问自己：“逻辑到底是什么？谁决定原由？”我的探索让我从现实走到抽象，最后到了妄想症，再恢复正常。在事业上我有了最重大的突破，在生命中我找到了最重要的人：只有在这种神秘的爱情方程中，才能找到逻辑或原由来。今晚我能站在这儿全是你的功劳，你是我成功的因素，也是唯一的因素。谢谢你！

篇11：屠呦呦诺贝尔获奖感言

屠呦呦诺贝尔获奖感言

屠呦呦，1930年12月30日出生于浙江宁波，药学家，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10月5日，获得20诺贝尔医学奖;同年12月6日，屠呦呦参加由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组织的新闻发布会。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以下是小年精选的屠呦呦诺贝尔获奖感言。

尊敬的主席先生，亲爱的使用过青蒿素的人们：

今天我极为荣幸能在卡罗林斯卡学院讲演，我报告的题目是：感谢青蒿，感谢四个人。

我不是中国本土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我只是中国科学家群体中第一个获奖的女性科学家。我相信未来中国将有许多的项呦呦、齐呦呦、柴呦呦、尚呦呦、魏呦呦能够获得这一殊荣。

在此，我首先要感谢诺贝尔奖评委会、诺贝尔奖基金会授予我年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荣誉，也是生长在中国大地上成片成片的青蒿的荣誉，更是中国中医的荣誉。

可以这么说：我是一个为青蒿素或者说是为诺贝尔奖而生的人。

1930年12月30日黎明时分，我出生于中国浙江宁波市开明街508号的一间小屋，听到我人生第一次“呦呦”的哭声后，父亲屠濂规激动地吟诵着《诗经》的著名诗句“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并给我取名呦呦。

不知是天意，还是某种期许，父亲在吟完“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又对章了一句“蒿草青青，报之春晖”。

也就是从出生那天开始，我的命运便与青蒿结下了不解之缘。

只是当时，我还不认识什么是青蒿，也不知道什么是青蒿素，也不知什么是中医，更不知道什么是诺贝尔奖。

感谢完父亲，我想感谢中国的一位伟人――毛泽东。这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诗人十分重视民族文化遗产，他把中医摆在中国对世界的“三大贡献”之首，并且强调“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1954年，毛泽东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它就是我的工作单位――中国中医研究院的前身，也是成就我一番事业的平台。

我时常在想：假如没有成立中医研究院;假如把我分配到一个乡村医院，我顶多是一个平庸的中医，更别谈什么青蒿素，什么诺贝尔奖了。

我还要感谢一个中国科学家――东晋时期有名的医生葛洪先生，他是世界预防医学的介导者。

葛洪精晓医学和药物学，一生著作宏富，自谓有《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颂诗赋》百卷，《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三十卷，《神仙传》十卷，《隐逸传》十卷;又抄五经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技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另有《金匮药方》百卷，《肘后备急方》四卷。

当年，每每遇到研究困境时，我就一遍又一遍温习中医古籍，正是葛洪《肘后备急方》有关“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截疟记载，给了我灵感和启发，使我联想到提取过程可能需要避免高温，由此改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方法，并最终突破了科研瓶颈。

只叹生不逢时，如果东晋时期就有诺贝尔奖的'话，我想，葛洪应该是中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医者。

我还想感谢一个人，准确地讲，应该是一群人，一群数以百万的非洲人。正是他们对中国中医、对青蒿素的信任，才换来生命的重生，见证了青蒿素的神奇。

在感谢四个人的同时，我还要感谢当年从事523抗疟研究的中医科学院团队全体成员，感谢全国523项目单位的通力协作。

我唯一不感谢的，就是我自己。因为痴迷青蒿素，我把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情感投入到科研当中，没有尽到为人妻、为人母的义务和责任。

最后，我要万分感谢的，是一种生长在中国大地上的草本植物――青蒿。它星散生长于低海拔、湿润的河岸边砂地、山谷、林缘、路旁等，也见于滨海地区。在中国近二十个省、区都能见到它的身影。

一岁一枯荣的青蒿，生，就生出希望;死，就死出价值。

其茎，其叶，其花，浓香、淡苦，蕴含丰富的艾蒿碱、苦味素，是大自然送给人类的一种廉价的抗疟疾药。

在我的科研生涯中，一代又一代，一茬又一茬的青蒿“前赴后继”，奉献了自己的身驱，成就了中国的中医事业。

正是因为他们的牺牲，才铺就了我通往诺贝尔的坦途。

青蒿呦呦。

情感呦呦。

生命呦呦。

临来瑞典前，我曾经有一个想法，想带85株青蒿来到卡罗林斯卡学院，让它们和我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但我怕在机场、海关遇上安检、植检的麻烦，便打消了这个念头;我还想邀请85名参与过523项目的科学家来到瑞典，共同发布青蒿素的科研报告，但我怕诺贝尔奖基金会无法承担这笔庞大的开支，最终，我决定还是一个人来，代表中国，代表中国中医和中国科学家，领取诺贝尔奖。

尊敬的主席先生，再过几天，我就要返回中国，临走前，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希望您能告诉世界：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理由。

作为一名中医工作者，我有幸参与了青蒿素的研发工作，但我不是以获得诺贝尔奖为终极目的。

我唯一的追求是：抗疟、治病。

因此，我不想对于自己已经没有多大价值的诺贝尔奖，给我的晚年生活带来巨大的困扰、烦恼和质疑。

我喜欢宁静。蒿叶一样的宁静。

我追求淡泊。蒿花一样的淡泊。

我向往正直，蒿茎一样的正直。

所以，我请求您能满足一个医者小小的心愿。

终有一天，我将告别青蒿，告别亲人，如果那一天真的来到，我希望后人把自己的骨灰撒在一片青蒿之间，让我以另外一种方式，守望终生热爱的土地，守望青蒿的浓绿，守望蓬勃发展的中国中医事业。

衷心感谢在青蒿素发现、研究、和应用中做出贡献的所有国内外同事们、同行们和朋友们!

深深感谢家人的一直以来的理解和支持!

衷心感谢各位前来参会!

谢谢大家!

篇12：莫言诺贝尔获奖感言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生，祖籍山东高密，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他自1980年代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

，莫言的《红高粱》入选《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全票入围茅盾文学奖初选。

莫言荣获茅盾文学奖。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0月30日，中国首家培养网络文学原创作者的公益性大学“网络文学大学”开学，莫言担任该校的名誉校长。

月6日，莫言获颁授澳门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篇13：莫言诺贝尔获奖感言

莫言诺贝尔获奖感言

《红高粱》这部电影曾红极一时，让人们深深记住了张艺谋和巩俐，而今再提《红高粱》，大家的脑海里一定会再多一个名字：莫言。作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莫言用他的作品打开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大门。下面为大家分享了莫言诺贝尔获奖的感言，欢迎借鉴！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搧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有我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牛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年2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 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地，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

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说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

篇14：心理学家Daniel Kahneman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心理学家Daniel Kahneman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心理学家Daniel Kahneman被授予20诺贝尔经济学奖.他遵循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Herbert A. Simon的“有限理性”理论和启发式的思想,提出3种常见的启发式:代表性、可得性以及锚定和调整.Kahneman发现人类的决策行为常常是非理性和有偏差的,这与传统经济学理论 (期望效用理论)的预期不符,而且这种偏差是有规律的.Kahneman提出前景理论以解释人类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和决策行为.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因为他“把心理学的,特别是关于不确定条件下人的判断和决策的研究思想,结合到了经济科学中.”该文列举实例简单介绍了Daniel Kahneman对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贡献.

作者：周国梅荆其诚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100101 刊名：心理科学进展 PKU CSSCI英文刊名：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年，卷(期)： 11(1) 分类号：B842.5 关键词：Daniel Kahneman,诺贝尔经济学奖,启发式,期望效用理论,前景理论

篇15：诺贝尔经济学奖中的证券投资理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中的证券投资理论

摘要：文章分析了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关于证券投资理论的独到见解，进而总结了这些理论的总体特征，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证券投资理论的发展基础及作用领域。

篇16：诺贝尔经济学奖中的证券投资理论

自1969年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数位证券投资学领域的经济学家获得了其桂冠。证券投资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既反映了证券投资学在经济学领域的学科地位，也体现了证券投资学理论研究对整个经济学的理论贡献。

198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他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阐述和发展了凯恩斯的系列理论及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宏观模型，他关于家庭和企业如何决定资产构成(the composition of thEir assets)的研究为当代资产组合选择理论(portfolio selection theory)之先河，明确提出资产组合选择理论的精髓是分散投资风险，“就像是不要把你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当时全世界的报纸普遍报道托宾：“耶鲁的经济学家因‘不要把所有的鸡蛋……’而获诺贝尔奖。” 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系数：“托宾Q”系数或托宾Q比率，该指标为企业股票市值对股票所代表的资产重置成本的比值，衡量一项资产的市场价值是否被高估或低估。该成果沟通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对货币政策、公司价值分析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98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弗兰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他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第一个提出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设，揭示了证券市场的资金来源的规律，即个人的资产积累与其生命周期阶段呈现规律性特征，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决定证券市场的资金来源及其投资偏好。同时，他与默顿·米勒提出了著名的“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即“MM定理”，指出在不确定条件下分析资本结构和资本成本之间关系的方法，表明在无摩擦的市场环境下，企业的市场价值与它的资本结构无关，该理论成为现代公司财务理论的一大基础。

199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默顿·米勒(Merton H. Miller)、哈里·马科维茨(Harry M. Markowitz)、威廉·夏普(William F. Sharpe)，他们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他们在金融证券学方面做出了开创性工作：在一个给定的证券投资总量中，如何使各种资产的风险与收益达到均衡;如何以这种风险和收益的均衡来决定证券的价格;以及税率变动或企业破产等因素又怎样影响证券的价格。默顿·米勒(Merton H. Miller)的的.重要贡献是“MM定理”的及其推进。马科维茨的贡献是他发展了资产选择理论，开创了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该理论被誉为“华尔街的第一次革命”：传统的证券投资理论局限于经验性的定性研究，该理论首次运用数理统计分析的方法，把证券投资的收益和风险用期望收益率和方差两个指标来进行定量分析，使证券投资理论跃升为一种科学分析理论，为其后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套利定价理论、期权定价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夏普根据马克维茨首先提出的一个模型探讨了证券组合分析的一些方法，当时称为“单一指数模型”，即现在的“单因素模型”，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

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罗伯特·默顿(Robert C. Merton)、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 Scholes)。默顿和布莱克—斯科尔斯的重要贡献在于期权定价理论。并将定价模型扩展到许多衍生金融品上。迈伦·斯科尔斯给出了著名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公式，该法则已成为金融机构涉及金融新产品的思想方法。利用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对某一特定证券定价时，不象统计或回归分析那样，需要这种证券或与其相类似证券以往的数据，它可以对以往所没有的新型证券进行定价，这一特性扩大了期权定价模型的应用，为企业新型债务及交易证券如保险合约进行定价提供了方法。

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克莱夫·格兰杰(Clive W.J. Granger)、罗伯特·恩格尔(Robert F. Engle III)。他们给经济学研究和证券投资理论发展带来巨大影响，用“随着时间变化的易变性”和“共同趋势”两种新方法分析经济时间序列。此前理论人员在进行估量、预测、检验假设时，一般都按时间排列的观察周期即时间序列的形式使用数据，比如按照国内生产总值、物价、利率、股票价格的时间序列趋势等，分析时间序列的稳定性和趋势性。用于稳定时间序列的统计方法运用于非稳定的数据分析时，人们很容易做出安全错误的判断。格兰杰和恩格尔发明了新的统计方法来分析许多经济时间序列中两个关键属性：随时间变化数据的易变性和非稳定性。在金融市场上，资产价格随着时间的随机波动，具有易变性，股票和各类有价证券的价值取决于易变性风险。大部分整体经济时间序列都有一个随机趋势，一次暂时的失调会产生长期持续的影响，这些时间序列被叫做“非稳定的”序列。

这些证券投资理论的一大理论特征是，它们既是经济理论研究的前沿，也是证券投资实践探索的前沿。资本结构理论、现代投资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套利定价模型、期权定价模型、ARCH模型等等，几乎都是现代证券投资的必备工具。

除了因为专门在证券投资学领域做出卓越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之外，大量的其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分别在各自的理论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理论贡献也成为证券投资学理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证券投资学理论发展的源泉。证券投资学的理论发展一直得益于且贡献于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信息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合理预期理论、博弈理论、行为金融理论、激励理论、通货膨胀理论、就业理论、公司理论等经济学各个领域。

证券市场的实践为证券投资理论乃至整个经济金融理论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未来，证券投资理论和实践仍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人类经济金融智慧的源泉和探索方向。

篇17：诺贝尔文学奖莫言的获奖感言

诺贝尔文学奖莫言的获奖感言

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向人们传达许多最基本的道理：譬如房子是盖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如果房子盖了不住，那房子就不是房子，我们要让人们记起来，在人类没有发明空调之前，热死的人并不比现在多。在人类没有发明电灯前，近视眼远比现在少。在没有电视前，人们的业余时间照样很丰富。有了网络后，人们的头脑里并没有比从前储存更多的有用信息;没有网络前，傻瓜似乎比现在少。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让人们知道，交通的便捷使人们失去了旅游的快乐，通讯的快捷使人们失去了通信的幸福，食物的过剩使人们失去了吃的滋味，性的易得使人们失去恋爱的能力。

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没有必要用那么快的速度发展，没有必要让动物和植物长得那么快，因为动物和植物长得快了就不好吃，就没有营养，就含有激素和其它毒药。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在资本、贪欲、权势刺激下的科学的病态发展，已经使人类生活丧失了许多情趣且充满了危机，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悠着点，慢着点，十分聪明用五分，留下五分给子孙。

一篇小文，哲理浅浅。但发人深省。尤其对上点年岁的人，须解其味。把苹果弄到四五千元一个的乔布斯可以说是无所不能，但是在病痛面前却是无能为力的!乔氏西去，敬告各位：

1、别总是在压力下工作，累坏了自己，特傻!

2、别忘了身体是一切，没有了健康，无法享用人生所有的乐趣，特亏!

3、别以为能救命的是医生，其实是你自己，养生重于救命，特对!

4、别以为付出就有回报，凡事只有不计回报，才能终有好报，特灵!

5、别忽视了与你有缘者，等繁华落尽，你才明白知音难觅，特悔! 顺其自然的工作吧!慢慢享受生活，快乐享受人生每一天!

多年前我跟一位同学谈话，

那时他太太刚去世不久，他告诉我说，他在整理他太太的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条丝质的围巾，那是他们去纽约旅游时，在一家名牌店买的。那是一条雅致、漂亮的名牌围巾，高昂的价格卷标还挂在上面，他太太一直舍不得用，她想等一个特殊的日子才用。讲到这里，他停住了，我也没接话，好一会儿后他说：“再也不要把好东西留到特别的日子才用，你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

以后，每当想起这几句话时，我常会把手边的杂事放下，找一本小说，打开音响，躺在沙发上，抓住一些自己的时间。我会从落地窗欣赏淡水河的景色，不去管玻璃上的灰尘，我会拉着家人到外面去吃饭，不管家里的饭菜该怎么处理。生活应当是我们珍惜的一种经验，而不是要捱过去的日子。

我曾将这段谈话与一位女士分享。后来见面时，她告诉我她现在已不像从前那样，把美丽的瓷具放在酒柜里了。以前她也以为要留到特别的日子才拿出来用，后来发现那一天从未到来。“将来”、“总有一天”已经不存在于她的字典里了。如果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有什么得意的事，她现在就要听到，就要看到。

我们常想跟老朋友聚一聚，但总是说“找机会”。

我们常想拥抱一下已经长大的小孩，但总是等适当的时机。

篇18：英汉语诺贝尔获奖者的获奖感言

来给大家分享这一篇关于诺贝尔获奖者的中英文获奖感言：

i've always believed in numbers ，in the equations and logics that lead to reason.

but after a lifetime of such pursuits, i ask, “what truly is logic? who decides reason?”

my quest has taken me through the physical, the metaphysical, the delusional -- and back.

and i have made the most important discovery of my career, the most important discovery of my life: it is only in the mysterious equations of love that any logic or reasons can be found.

i'm only here tonight because of you （his wife, alicia）. you are the reason i am. you are all my reasons.

thank you.

我一直相信数字，方程式和逻辑学都能引起我们的思考。但是经过终身的.追求，我问自己：“逻辑到底是什么？谁决定原由？”我的探索让我从现实走到抽象，最后到了妄想症，再恢复正常。在事业上我有了最重大的突破，在生命中我找到了最重要的人：只有在这种神秘的爱情方程中，才能找到逻辑或原由来。今晚我能站在这儿全是你的功劳，你是我成功的因素，也是唯一的因素。谢谢你！

篇19：诺贝尔经济学奖正从遥远的神坛走下来论文

诺贝尔经济学奖正从遥远的神坛走下来论文

以往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似乎很宏观、很遥远，又很玄乎，甚至有点虚幻。与以往诺贝尔经济学奖表彰的经济研究成果“高大上”相比，塞勒的行为经济学更为“接地气”，更贴近大众生活，因而更受人们关心。

平心而论，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彩头”砸中理查德·塞勒，真还让人感到有点意外。过去间，已有两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因研究行为经济学和博弈论交叉而出名，无论是埃尔文·罗斯和劳埃德埃·沙普利的稳定匹配理论和市场设计实践，还是金·法马、拉尔斯·皮特·汉森和罗伯特·席勒对资产价格的实证分析，都在相似的领域内深耕过。而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10年后，金融仍是世界经济焦躁不安的不确定因素，在此背景下，理查德·塞勒的行为金融经济学研究，对消费者行为理智化并为政府引导消费提供了决策参考，具有非常丰沛的现实意义。

从塞勒的行为经济学四大研究成果来看，禀赋效应揭示人们在决策过程中对利害的权衡是不均衡的，对“避害”的考虑远大于对“趋利”的考虑；跨期选择是对成本与收益分散在各个期间进行决策，当一个人面对自己的冲动性时，一般的解决方法就是试图控制自己未来的行为；心理账户和储蓄理论认为消费者经常会从价格比较中提取积极的或者消极的交易效用，并与自己的消费偏好相结合从而得到相应的公平标准；行为金融理论则揭示当投资者经常性地评价他们的投资组合时，短视的厌恶损失就会令很大一部分投资者放弃股票投資的长期高回报率，而投资于具有稳定回报率的债券，因为股票收益在短期内具有很大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这些鲜活的理论无不闪烁着为消费大众拨开重重迷雾的理论之光。这其中，塞勒对股市的研究更是令人神往。他经过长期观察研究后发现，价格变动可能与影响资金进出市场的习俗有关；机构投资者对它们的投资组合进行季节性调整的原因是一种被文雅地称作“装饰门面”的活动；对日历效应另一种不同类型的解释是，它们与好消息和坏消息发布时间的选择有关。更难能可贵的是，塞勒设法将他的行为经济学研究成果的特别“视角”付诸实践，指导具体的经济生活特别是政府决策和消费大众的日常行为。他的心理账户视角采用一种内在的控制机制，如今许多家庭都用这套机制来评估、调节和处理家庭的预算；他的社会感染力视角建议政策制定者可以从中学习到当人们开始互相影响时，市场的急速上扬对投资人以及整体经济也会产生不容忽视的风险；他的信息技术进步视角提示规则的制定者将会运用可读性数据和信息透明性来帮助市场进行更好的'自我管理。这其中信息技术进步视角已经接触到最时髦的大数据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智慧煯煯生辉。

我们无意贬低塞勒之前的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的理论，但相比而言，在普罗大众手握货币急于寻找投资机会的当下，在各国政府面对经济下行愁容泛起的当下，塞勒的行为经济学特别是行为金融学研究成果无异于点燃一盏明灯，拨云见日。在理查德·塞勒之前，人类的所有经济行为，都只是无规律的跛行。塞勒的行为经济学洞悉大众心理，玩转投资心理学，发现了投资行为中非理性的力量，解答了传统经济学解答不了的日常难题，认定投资是一场心理游戏，阻碍成功投资的，正是潜移默化的思维定势和人性弱点，从而具有鲜活的现实指导意义。

面对混沌的市场，大众要理智消费，更要理性投资。政府决策者要密切关注群体消费动向，因势利导，及时调节公共政策。只要你用心咀嚼消化、潜心思考揣摩，对金融市场大众投资者决策参考的领悟，绝对会有字字玑珠的感觉、青钱万选的收获。读懂行为经济学，会让你像投资大师巴菲特、索罗斯、彼得林奇一样掌控市场。

从此，诺贝尔经济学不再神秘，不再虚幻，叙事宏大的风格正在改变、正在远去，而融入于生动的市场中、融入于消费大众的心理中的“心灵鸡汤”式阐述正渐行渐近。经济学家也不再被人们讥讽为“利益集团代言人”，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会直抒胸臆，为揭示经济运行规律鼓与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