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吃辣的小蜜蜂”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10篇灾难与救助：对《紧急迫降》的文化分析，这次小编给大家整理后的灾难与救助：对《紧急迫降》的文化分析，供大家阅读参考。
篇1：灾难与救助：对《紧急迫降》的文化分析
，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这一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是长沙电影工作会议提出“9550”电影精品工程的第3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大庆的献礼年，同时也是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的阵痛年……，这一切，都或多或少地铭文在新片《紧急迫降》中。对灾难片类型的自觉模拟所体现的电影商业化意识，将灾难片类型改造为患难与共的救助寓言所表现出来的电影主旋律观念，都使得《紧急迫降》成为了当前中国电影主流文化将商业电影主旋律化和主旋律电影商业化的一个样本，从而证实了电影在当今中国既是意识形态载体又是文化消费产品的双重定位，也证实了中国电影既是一种大众文化又是一种权威文化的特殊角色――这无非是中国当下文化状态的缩影。
困境与危机：弱化灾难的“灾难片”
《紧急迫降》显然试图模仿和遵循一个我们早已熟悉的灾难片的类型模式：倾斜的构图、轰鸣的飞机声、简短而紧张的剪辑……似乎都为正在草地上玩耍的李嘉棠父女俩蒙上了灾难的阴影；接下来夫妻俩的冷眼相向和冷言相对也揭开了家庭危机的序幕；当两人不期而然地登上同一架波音客机的时候，观众已经开始期待一个冲突与解决的故事；伴随那些透露着紧张和不安的短促的镜头剪辑和令人心惊的效果声音，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已经为这部影片提供了充分的关于灾难的预期。飞机上的婴儿使我们联想到了“敖德萨阶梯”中婴儿车所起的惊险而恐慌的叙事功能；农民企业家作为喜剧性调节因素进入了惊险叙事的格局；两位西方人为飞机上即将出现的事故埋下了文化冲突的伏笔；端然而坐的气功大师似乎为飞机内喧嚣的空间提供了某种诡异莫测、老谋深算的神秘；李嘉棠、刘远和丘叶华的出现使人们意识到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三角恋爱故事将在与世隔绝的飞机上和陆地间拉开序幕……。影片到这里，似乎一切都准备就绪了，正如那架即将冲天而起的飞机一样，观众也正等待着一个虽然并不陌生但却始终充满刺激的灾难性的电影游戏旅程的开始。
从媒介的各种宣传中，观众早已知道这架机号为蓝天569的波音大型客机是电脑制造出来的，观众已经没有兴趣去关注电脑制造的飞机与真实的飞机之间的差别，他们已经调用了早就培养起来的游戏规则，等待一场灾难在自己的眼前降临所带来的心理刺激，同时也等待着灾难过去以后那种如释重负的宣泄。
灾难是灾难片的核心，灾难片要用灾难的恐惧来制造观众的心理紧张和压抑，从而为后来灾难的解除提供心理释放的快感；灾难片还要用灾难的故事来引发观众对生活中已知和未知的灾难威胁的共鸣，从而为最终的灾难克服提供柳暗花明的幸福感；灾难片也要用灾难中的英雄为观众提供人间救世主的移情对象，从而使观众获得自我肯定和安全承诺；灾难片甚至还要用灾难的奇观在带给观众感官刺激的同时也让他们为自己置身于危难之外油然而生潜意识的自我庆幸。所以，经过几乎30分钟的铺垫，飞机在平静中起飞了。像我们对所有灾难片的预期一样，我们期待着灾难的来临，我们忐忑不安地等待着那些我们不愿意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但希望在银幕上出现的灾难奇观和受难场面的出现，我们想象着那位英俊潇洒的年轻机长和他那位刚柔并用的年轻妻子如何在孤立无援中历经磨难、转危为安，演绎英雄与美人的古老而恒久的结局。
观众终于等到了灾难来临的信息：满载乘客的蓝天569刚刚起飞，便发现起落架出现故障。随着这一故障的难以排除，人们意识到灾难似乎正逐渐威胁着飞机上每一位我们已经认识和不认识的乘客和乘务员。
但是，电影并没有按照我们的预期进行。影片虽然给了我们一切关于灾难的预期和伏笔，但灾难、甚至是微小的灾难都没有真正发生，严格地来说，这部按照灾难片模式开始的影片在灾难还没有出现时就迅速地被一个救难的故事所替代。于是，尽管影片采用了大量的交叉性、对比性的蒙太奇剪辑来强化视听效果的危机感，大量使用短镜头、小景别的快速切换来制造节奏上的'紧张感，大量使用电脑特技来创造各种貌似惊险的空中场面和离奇景观，最后甚至采用了夫妻俩逃离记者独自团聚的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典型桥段作结尾，这一切似乎都想使观众能够继续以一部灾难片的预期来完成叙事经历，但是，我们还是逐渐意识到，我们面对的不是、也不可能是一部真正的灾难片。灾难在这部影片中是被放逐的、被遮蔽的。牺牲、受难甚至惊恐在影片中都被降低了，唯一的灾难奇观只能通过一场假想的可能性被展示而失去了逼真所带来的惊恐体验，我们没有看到英雄的出现而只是看到了所有人都按部就班地采用一切常规手段排除故障直到脱离似乎危险性并不大的危险，以至于影片一开始埋下的许多人物的伏笔、设计的许多叙事功能到后来都有头无尾地消失了，那位婴儿完全没有成为一个叙事因素出现在影片中，那位一直正襟危坐的气功大师唯一的作用就是用了一次扇子，而其他人物也几乎对灾难故事没有起到任何功能性作用。
显然，观众对于灾难片的期待被影片的进程逐渐否决了。我们看到了一部没有灾难的灾难片，我们看到了灾难片模式与救助故事之间的不一致，外在的视听节奏的紧张性与内在的情节节奏的平淡性之间的不协调。而这种不协调、这种对灾难的明显回避，与其说是艺术的疏忽，不如说是表达了我们主流文化对“灾难”的主流态度和主流阐释。尽管其实由于我们对未来走向存在太多的不确定，尽管世纪末的宿命情绪常常笼罩着我们许多人，那种莫名的灾难感可能正等待着一个宣泄的对象和契机，但是，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灾难恐惧的现实存在使得主流文化将灾难的言说变成了一种潜在的禁忌。在我们主流文化的语境中，我们常常淡化、弱化甚至隐逸所有的灾难感、恐惧感和创伤感，我们常常视所有这些“消极”体验为潘多拉的盒子，我们担心这些体验会像瘟疫一样孳生、蔓延，动摇我们对于现实的信任和信心。从这个意义上说，灾难片在当前的现实中是生不逢时的。也正因为如此，尽管《紧急迫降》采用了灾难片的叙述模式，也刻意模仿了好莱坞灾难片的几乎所有的类型元素，但影片还是在灾难面前止步了，观众几乎没有机会得到真正的灾难体验、恐惧体验和创伤体验，我们看到的是一部叙述人们在面对危机时，如何风雨同舟、共渡难关的关于拯救的影片。如果说，在好莱坞灾难片中，灾难是一场噩梦的话，那么在《紧急迫降》中，灾难只是一场“狼来了”的虚惊；如果说，在好莱坞灾难片中，灾难是主角的话，那么在《紧急迫降》中灾难只是一个背景，在这个背景上，演绎的是我们几乎在所有的主流叙事中都可以看到的同心同德的宏大主题。寄生于体制中的电影，是主流文化的一面镜子。
篇2：灾难与救助：对《紧急迫降》的文化分析
拯救与被救：患难与共的救助故事
在一般的灾难片中，当然都有摆脱灾难的过程，但这个过程是伴随着灾难推进的，是以灾难中人们的自救为驱动的，是以或大或小的牺牲为代价完成的，但是，在《紧急迫降》中，从发现飞机出现故障开始，不仅灾难一直没有来临，甚至连危机也没有加深，准确地说，灾难的主题在故事的推进过程中流产了，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一个救助的故事。
在这个救助故事中，我们目睹的是上下同心、四方协力的患难与共的场景。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军到企业、百姓都无一遗漏地出现在影片救难过程中，从民航总局、市委领导到航空公司、消防部门都直接在影片的叙事中亮相，而尤勇所扮演的刘远无非是这种集体智慧的代表。几乎所有的救助者都是一种无个体性的功能性符号，用葛兰西（A.Gramsci）的话来说，他们都是一种共享相同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的“群体人”的代表，人与人之间没有矛盾、没有冲突、没有差异，在整个救助过程中，参与者构成了共性化的群像，从而也构成了万众一心的社会理想的象征。而飞机上的几乎所有人都成为了被救者，都失去了行为的主动性，只是等待救助或者等待救助的命令。
因而，在《紧急迫降》所提供的救助故事中，没有一般灾难片类型中不可缺少的个体化的行为英雄，飞机上担任机长的李嘉棠所作的仅仅只是按照地面指挥而采取的正常行为，他无非只是完成了一个合格飞行员应该完成的事情，而在地面担任指挥的刘远所作的也只是按照常规所应该作的所有事情，他们都没有表现出作为英雄所独有的巨大的智慧、勇气或者个人意识、胆魄。影片展示的救助过程，是一个表现集体智慧、集体团结的过程，个人仅仅是“集体”指令的模范接受者和操作人，以至于机长的“英雄性”最后只能通过妻子的广播来得以传达。显然，这是用集体力量、用团结来解决危机的主流文化模式的一种自觉阐释，在这一阐释系统中，基本上没有为好莱坞似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留下空间，甚至也没有为中国电影传统中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留下空间。
篇3：灾难与救助：对《紧急迫降》的文化分析
毫不奇怪，从《紧急迫降》中，我们主要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关于勇气、关于牺牲、关于生死考验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信任、信心、团结、理解的故事，正如在我们当前所有的主旋律叙事中一样，这是一个没有英雄崇拜的故事，是一个找不到牺牲者和受难人的故事，是一个没有人性冲突和人格较量的故事，是一个依靠集体力量、依靠团结精神度过危机的故事，应该说，几乎所有我们主流文化对于现实和现实危机的理解都通过这个“紧急迫降”的事件得到了完整的呈现。因此，这部电影讲述的不是一部自救的救助故事而是一部被救的救助故事，我们从这部影片中得到的不是一种英雄主义的崇高感而是一种被人救助的庆幸感，从而影片完成着它主流意识形态的使命：我们面对危机但是我们能够度过危机，如同“抗洪抢险”一样，这部影片也是一个党政军民众志成城的大叙事的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认为，《紧急迫降》提供的是一种中国的灾难片类型：它不强调灾难而强调救助，它不表现灾难奇观而表现救助精神，它不突出个体英雄而突出集体智慧，它不展示人性冲突而展示人际沟通，它不提供宣泄的快感而提供安全的抚慰感。因此，《紧急迫降》表述的是它所产生的时代的权威意识：无论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危机和患难，只要我们有核心，有秩序，甘苦与共，那么所有的危机和患难都不过是一场虚惊。《紧急迫降》的惊心动魄成为了主旋律宏大叙事的一个生动音符。
商业化与主旋律化：主流电影文化的双重性
《紧急迫降》选择了一个真实的紧急迫降的新闻性事件为题材。一方面，影片模仿、借鉴了好莱坞灾难片的叙事模式和视听修辞经验，虚构了人物和细节，采用了商业/娱乐电影的视听形态，但是却“忠实”于一个“真实”的事件轮廓从而很难被看作一部戏剧化的灾难类型电影；另一方面，影片尽管“忠实”于这一真实事件的事件轮廓，但是它又采用了一种戏剧化的虚构方式和类型化的灾难片模式，与纪实性地还原事件的自然性、真实性的现实主义方式完全不同。它采用的是既非戏剧化的商业电影模式又是非纪实性的现实主义电影模式之外的第三种道路。而这正是当前中国主流电影文化一直所徇唤的电影文本。
对于中国当前的主流电影文化来说，一方面，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在消费社会的形成中，中国电影不可规避地也处在产业化过程中，观众已经具有某种消费主动权，主流电影为了能够争取观众，必须借用一切可能的商业娱乐元素来争取票房利益，在输入经济利润的同时输出主流文化意识，因而，不仅那些直接面向市场资本运作的商业/类型电影追求电影的娱乐性，而且许多主旋律影片也都自觉地采用了某些商业/类型电影的策略，呈现了一种主旋律电影商业化的趋势。但是，另一方面，90年代中期以来，电影成为了国家主旋律文化的焦点领域，在电影意识形态化的处境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献礼的气氛中，在“9550”工程的规划背景下，中国主流电影事实上很难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商业/类型电影，商业/类型电影那种个体宣泄、个人英雄、感官刺激、自由叛逆的叙事策略与主旋律强调的稳定、团结、昂扬的基调显然并不和谐。因而，90年代中期以来，商业/类型电影在中国的数量不断下降，类型规范没有建立，而且几乎没有形成批量生产的能力。所有商业/类型电影都进行了主旋律改造，呈现了商业电影主旋律化的趋势。
篇4：灾难与救助：对《紧急迫降》的文化分析
主旋律电影商业化和商业电影主旋律化，最终形成所谓“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性统一”的中国式的主流电影，从90年代开始，一直是中国主流电影文化所向往的理想。最初是《龙年警官》试图完成侦破类型片与警察颂歌的统一；接着是《烈火金刚》试图完成革命英雄传奇与枪战类型片的统一；《东归英雄传》、《悲情布鲁克》等试图完成民族团结寓言与马上动作类型片的统一；《红河谷》试图完成西部类型片与爱国主义理念的统一；《红色恋人》试图完成革命回忆与爱情类型片的统一；《黄河绝恋》试图完成战争类型片与民族英雄主义精神的统一，而《紧急迫降》也同样试图完成灾难类型片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主题的统一。正是在这一动机驱使下，《紧急迫降》没有选择那种纪实性的艺术电影形态来叙述“紧急迫降”的故事，而是将这一新闻性偶然事件作为了一个惊险题材，采用好莱坞灾难片的叙事结构和叙事方式，大量使用电脑特技来制造技术奇观和场面奇观，试图将自己定位为一部商业化的灾难类型影片；但同时，影片按照主旋律文化观念弱化灾难场面和灾难事件，淡化个体英雄，减少宣泄性、刺激性元素，强化救助场面和救助行为，突出集体共像，渲染团结、协作、理解的精神，试图将灾难类型影片改写为主旋律影片。
尽管许多人都认为好莱坞主流电影也是一种“主旋律”影片，但那是一种美国/西方式的主旋律影片，那是建立在个性主义、享乐主义、自由主义基础上的主旋律影片，它的基本意识形态策略是通过欲望的宣泄来完成个体的净化，通过对叛逆意识的暴露来维护核心秩序的稳定，通过对个人自由的渲染来证明人道主义的意念。而在我们当前的主旋律意识中，欲望、享乐、宣泄、叛逆、刺激等商业/类型元素的生存空间却相当狭窄。因而，主旋律化与商业化的共谋往往很难在宣泄与认同、叛逆与维护、个体与整体之间达成共识，因而也很难在权威的价值观念与观众的观影快感之间达成共识。而这正是中国主流电影文化所面对的“症候性”难题。应该说，《紧急迫降》所提供的答案尽管并不完满，我们甚至会怀疑影片所采用的灾难片类型模式只是对其主旋律内核的一种营销包装，但是，电影是体制的表征，任何人都只能在给定的逻辑前提下完成他的使命，因而，《紧急迫降》正是当前处在市场产业与规划控制、消费领域与政治领域夹缝中中国主流电影文化的一个活生生的标本，它是一部主旋律影片，也是一部准商业/类型片，更准确地说是商业/类型片与主旋律影片在的一件耐人寻味的混纺品。
灾难与救助：对《紧急迫降》的文化分析
篇5：对现代民商法文化的先进性与局限性的分析论文
对现代民商法文化的先进性与局限性的分析论文
民商法属于针对社会经济发展主要法律的一种，人们对于民商法存在两种不一样的看法。在构建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仅仅观察到其存在的先进性，站在这个角度觉得民商法文化几乎不存在缺陷。站在构建和谐社会这一视角，民商法过分对于个人主义进行保护。最近几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改革持续深入，其促使我国逐渐重视对于民商法方面的探索。这种在法律中表现的文化形态，属于社会环境表现的一种，还可以依照其构建一种相应的社会秩序。而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讲，民商法太过注重对于个人主义的保护，忽略了对于社会主义的保护，具有较强的局限性。因此，下面将进一步探索民商法文化的先进性与局限性。
一、现代民商法的先进性
( 一) 现代民商法在社会文化性方向的进步性历史的发展进程，同样也是社会文化进步的历程，而在此过程中，民商法同样也在不断发展成熟，并且形成固有的文化历史沉淀基础。从18 世纪的初次工业革命作为起点，社会资源被重新配置，社会分工产生变化，民商法正是产生于这个巨大的.背景之中。民商法出现最初是为了解决人们在劳作过程中所产生的冲突与矛盾，以此确保人们生产生活的顺利进行，因此对人们的切身利益提供了保护。可以说，民商法在不断的发展进程中，一直遵循着公平、公正、公开的思想，发扬着责任精神，一定程度上可以将民商法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步标志。因此民商法能够代表社会文化方向的进步，符合自由精神。
( 二) 现代民商法的高度适用性
当前市场竞争环境日益激烈，部分商人罔顾职业道德，为了谋求一己私利，在竞争中使用非法手段，伤害竞争对手的合法权益，而这种现象导致市场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实际上竞争是市场经济环境所追求的主要目标，但是良性竞争的环境对于产品质量的提升、工作效率的进步等，具有十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恶性竞争则会导致市场经济体制受到损害，且人们的合法利益受到侵害。为了保护人们的合法权益，防止不正当的竞争手段，现代民商法需要针对当前时代背景和环境，包括商人以及普通市民等不同角色，因此必须要具备充分的适用性。
( 三) 现代民商法在文化层面上的先进性
从文化层面上而言，现代民商法具有先进性特点。首先现代民商法趋于自由与平等，力求保护人们的合法权益，并将其视为最为根本的目标，同时在文化层面的先进性体现在现代民商法具有严谨性和逻辑性，在法律制度的制定以及修改方面提出严格的标准。因此可以得到结论，当前社会环境的的稳定发展与进步与现代民商法所提供的制度上的保证密切相关，是推进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二、现代民商法的局限性
( 一) 现代民商法局限性与成因
在我国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的坚强了对法律法规的重视程度，逐渐的建立出了很多的法律法规，其中就包括了民商法，该法律的制定，是在我国现行经济文化体系的基础上而制定的，因此，其就具备了我国现行经济文化体系中的一些缺点，从而使其发挥出的作用受到一定的限制。从法律制度的角度来说，民商法的颁布，是为了达到维护私权的目的，而在法律法规中，平等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不仅要保证企业的经济利益得到良好的保护，而且还要对人民财产进行保护。但是在实际当中，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当中的弱势群体，处于较低的地位，较高地位的企业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往往会对人民的利益造成侵犯，从而也会是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 二) 解决现代民商法局限性的对策
在民商法建立的时期，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使其在竞争的过程中更加自由。但是，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更多的是对利益的保护，从而弱化了对人民群众的保护，导致其利益收到了损失，因此，为了使其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就要将其进行完善。最重要的就是在对弱势群体方面的改进，在改进的过程中，要将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考虑进来，从根本上对其进行解决，从而将私人化的问题彻底的解决，在民商法应用的过程中，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置到首要位置上。并且，还可以加强对相关方面的立法，对其进行强制性的约束，从而使民商法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三、结语
综上所述，现代民商法对于市场经济的进步与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就现阶段而言，现代民商法具有局限性和先进性两方面特点。因此为了进一步发挥现代民商法所具备的优势，应当充分认识到所具有先进性，并且对于其局限性有着清晰的认知，并了解其产生的根源，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和策略，真正发挥出现代民商法的价值。
篇6：地域文化传承与发展分析论文
地域文化传承与发展分析论文
【摘要】文章对内蒙古的地域文化进行剖析，进而论证了地域性文化是当代景观设计中必要考虑的因素。地域性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当代景观设计面临的主要问题，当代景观设计应突出景观设计中对地域文化的整体把握，产生强烈的地域特色，使其融入到整个区域文化中，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体现“越是民族的、地域的，就越是世界的”设计理念。
【关键词】景观设计；地域文化；传承；发展
【中图分类号】TU98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54407-0164-01
一、项目介绍
内蒙古三河镇回民居住区的景观设计主要是以自然环境为设计依据，尊重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将内蒙古当地特有的地貌、气候、植物、山水、文化有机的融入到居住区景观设计中，呈现出典型的大草原文化特色。三河镇居住区在景观设计以及生活理念上都充分展现了“人、庭院、环境”“天人合一”的思想，充分挖掘并传承内蒙古本土居住文化和建筑艺术，将时尚和简洁融入其中。中国“住”文化讲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与大自然的山水巧妙结合。三河镇居住区的景观设计尽量保留原有的自然地形，使建筑与原有起伏地势有机结合，既避免了土方的开挖，又保护了原有生态环境；根据地势高差的变化和水景的穿插设计，在不同的区段上形成不同风格的特色空间，并由线性的道路将各个组团有机的联系起来，形成层次丰富的景观，达到山水相融的效果。
二、地域性设计元素的提取与应用
利用设计的基本元素营造空间，将景观设计中的地域性元素进行提取并利用，从而传递城市的历史文脉。在内蒙古居住区广场的景观设计中可从人工水体、环境小品、植物、铺地等方面体现出地域性文化，以此来倡导城市特色。
（一）人工水体的地域性设计元素的提取与应用
水是中国古典园林的灵魂，即“无水不成园”，它是环境中最具活力的因素，通过对水景的处理可柔化建筑硬朗的轮廓线。在三河镇回民居住区的广场设计中通过喷泉来形成视觉观赏的焦点，利用其丰富多变的形式使广场空间更富层次感。丁香花音乐喷泉是居住区广场的主要景观之一，它以动态的活力来吸引居民去游玩并与水景互动，音乐广场作为居住区中心广场的功能特征，提取了市花——丁香花的设计形象，结合空间特色与地域性文化突出空间主题，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二）环境小品的地域性设计元素的提取与应用
雕塑是环境小品中重要的构成元素，价值不仅仅在于它的题材、意蕴、构思和艺术表现力，更重要的是在于它作为一种传承城市历史文脉的载体。以特定的形态向人们传达思想感情，并与城市环境的自然景观、园林景观和建筑景观相互渗透，构成城市的地域特色。居住区广场的雕塑取自篆书“泉”字之神韵，三股形似清泉的造型辗转上升，体现内蒙古人民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文化长廊上设有浮雕《敕勒歌》的纹样，反映出内蒙古大草原文化的历史脉络，符合当地人们的审美需求，利用地域特有的形态、色彩、文化符号进行设计，使得环境小品与地域文化相协调。
（三）植物的地域性设计元素的提取与应用
植物在景观设计中起到重要的造景作用，对植物不同品种的使用可使景观形成完全不同的风格特征。内蒙古三河镇居住区的植物配置种植采用了生态设计的手法，利用当地的乡土材料、铺地材料，形成了与自然环境相融合的空间，创造出赋予空间特色的'形态与氛围。整个居住区在植物配置上以乡土植物为基调，配置季节不同的落叶乔木，花灌木和地被植物，以形成适应能力强的生态群落景观。每户组团绿地根据配置不同的花草树木于此区别，各具特色。通过植物自身的习性，有效合理的配置，达到营造小气候，提高居住环境质量的目的。
（四）铺地的地域性设计元素的提取与应用
广场铺地是人们使用最频繁和集中的地方。在景观设计中，通过对它的高差、材质、肌理、颜色、图案的变化创造出富有特色的硬质铺装景观。“泉”主题雕塑下的地面铺装图案源自《史籍》中对内蒙古的描述，并配置七十二股涌泉及四组泉群。凝固的“泉”与喷涌的“泉”磅礴而起，体现了泉城的风采。主体雕塑以东设有联系地上、地下的下沉过渡空间，使广场层次富有变化，花岗石铺筑的《内蒙版图》刻划出幅员辽阔的内蒙大地。
三、地域文化对景观小区设计的影响
在我国古代，人们很早就开始“择水而聚，依山而立”，这种既方便又安全的生活环境的选择是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形成了不同的区域文化脉络，对人类文化影响最大的就是居住环境。
（一）小区景观设计与地域文化传承的新认识
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要将科技与地域文脉的历史传承有机结合在一起。在景观设计中，要使地域文化在景观环境中能够持续发展就需要重视地域文化在景观设计中的创新，并切实研究时代的审美要求，寻找现在与历史、现在与未来景观设计之间的联系。同时也需要对人的环境心理、环境审美、文化追求、人的个性与共性进行研究，来满足人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求。
（二）小区景观设计与地域文化延续的可行性
地域文脉是人文景观中的灵魂，地域文脉与小区景观设计巧妙结合才能体现其最终的表现力。景观设计增加了环境的美化欣赏性，而地域文脉在景观设计中得以延续和发展将更增加它的文化内涵。景观设计要体现当地地域文脉传统，因为这也代表着一个地区的文化特征和历史遗韵。在可行的基础上必须对当地的文明传承、历史文脉有详尽的研究和分析，将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元素运用在小区景观设计中，只有深入把握历史文脉才能使景观的文化内涵更具代表性。
四、结论
在对城市小区景观设计与地域文脉延续性的基础上提出地域文脉在景观设计中的重要性，实现地域文化特色与自然环境、人与自然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城市小区景观设计在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同时也承载着文化的表现形式。城市小区景观设计既具有生态性也具有艺术性与文化性。通过深入分析我们将真正的文化脉络进行合理的分析，进而深层次的挖掘其中的代表元素，用现代技术和手段将地域文化更好的发展和传承，才能带来真正的具有文化内涵的设计。在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赞叹科技的发展，也应注重城市小区景观设计的发展，给人们提供更好的生活场所。
参考文献
[1]陈建江.小区环境设计[M].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7
篇7：文化与现代化文化帝国主义:一种现代化语境分析
文化与现代化文化帝国主义:一种现代化语境分析
【内容提要】 文化帝国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多种分析面向,如媒介帝国主义分析,文化民族主义分析等。本文试先就文化帝国主义作一番概念界定,接着从文化帝国主义的现代化语境分析入手,着重考察现代化与文化帝国主义二者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从16世纪西欧肇始的现代化经过三次波动扩展至全球的过程不仅为文化帝国主义的形成与宣扬奠定了政治—经济的全球制度性结构背景,造就了西方文明普世论的文化优越感与自恋情结。同时,现代化的全球扩展又催生了批判文化帝国主义的物质与文化条件。最后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现代化语境从理论上加以勾勒并予以反思,指出人类的未来取决于不同文化的多元并存和交汇融合。【关键词】 文化帝国主义;现代化;理论反思
文化帝国主义一词自从20世纪60年代出现以来,人们就对其所指涉的内容、对象、作用等进行了各种视角的探讨。有的主张,文化帝国主义就是媒介帝国主义,应对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媒介及其相关因素如跨国公司进行分析和研究;〔1〕有的则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一种民族文化支配了另一种民族文化”,它摧毁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因而主张以民族作为论述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轴。〔2〕本文则认为,借用历史的,全球的以及现代化的全球扩展等较为宽广的术语范畴,才能正确看清文化帝国主义的全貌。
文化帝国主义概念的界定
文化帝国主义由文化和帝国主义两个词组成。而这两个词本身又极其复杂,并且容易引起疑义。对于什么是文化,雷蒙-威廉士(Ray mondWilliams)曾经指出,文化“是英语词汇中数一数二的最为复杂的字眼。”〔3〕50年代,两位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A L 克罗伯(Krober)和克拉克洪(Kluckhohn)首先整理出一份声名卓著的名单。单是从英美两国,名单就罗列了150个关于文化的定义。因此,威廉士关于文化复杂一说决非子虚。然而为了使本文批判有所建附,有必要引介威廉士对文化所下的定义:(1)用来“描述知识、精神与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2)用于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或是(3)用作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实践及其成品。〔4〕从语义学角度分析,此定义中的第二和第三种用法与文化帝国主义关联较大。第二种用法设定世界上存有多种文化且这些文化为不同时期、不同人们所共享,从而对彰显的西方中心论者“普•世文明”提出了质疑。这一概念承认各种特定文化均有其“至高无上的权利”(sovereignty),“到底怎样生活”这样的观点如何才算是合理,必须由生活于特定文化之下的人们自行判断,“他人不得置喙”。而第三种用法则直接指涉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谓的文化,即“音乐、文学、绘画、雕刻、戏剧与电影”等。进一步将其扩充,就会将大众媒介连接起来,形成所谓的“社会表意过程和行为”(Signifyingpractices)。〔5〕“帝国主义”一词则是在19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对殖民地征伐的讨论中首次成为政治与新闻词汇的。其意指削弱一个国家主权的军事、政治或经济组织。随着本世纪40～60年代广大亚非拉国家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帝国主义一词增加了新的内涵。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所言,“帝国主义不仅包括———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的统治,也包括文化上的统治。”〔6〕事实上,帝国主义不仅仅是一整套经济、政治与军事殖民现象,它同样是一种思维习惯,是欧美发达世界中的一种主导观念,广泛表现在知识、文化与技术领域里。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界定文化帝国主义:运用优势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宣扬和普及自身文化的种种价值观、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制度习俗等的行为和过程,并对其他文化进行渗透和控制,以巩固和实现自身的利益。
现代化的扩展与文化帝国主义
文化帝国主义自古有之。在罗马帝国时代,各行省的城市是罗马在叙利亚人、埃及人、北非人、高卢人、不列颠人和其他臣服民族中传播罗马的语言、宗教、建筑、市民文化的基地。然而,这种文化帝国主义的影响仅仅限于罗马帝国版图内部,它随着罗马文明的衰落而消亡。真正全球性的文化帝国主义却源于16世纪肇始的西欧现代化历程。这一历程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剧烈而深刻的变动,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个体—群体结构及其相关文化制度方面的全方位秩序转行,是一场“总体转变”。〔7〕具体来说,16世纪至18世纪中期的西欧在经济上是各国商业资本和大西洋贸易兴起并向海外大肆殖民扩张;政治上是王权兴起和随之而来的重商主义与中央集权化;思想上是宗教改革,以实验和数学为基础的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国际上是群雄并起优胜劣汰的列强争霸。从这些转变中孕育出启动西欧内源型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和世界性变革的前提条件———早期城市化、早期工业化、早期商业化、海外殖民扩张等。从此以后,正如马克思所说:欧洲文明的全球扩张是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8〕
现代化在条件具备的英国启动后,便迅速向世界扩展。这一扩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波:
第一波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在史无前例的双元革命(dualrevolution)推动下的现代化由英国开端后开始向西欧和北美扩散。西方文明首次作为一个整体大大超过世界其他文明,开启了武力扩张的新时代,并凭借其在殖民地的统治机构,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如在当地教授宗主**语、培养第二比照集团、传教并劝诱“土人”皈依西方教会等对当地文化进行文化殖民。
第二波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这一时期工业化和现代化在欧洲核心地区取得巨大成就,并向周围地区扩散,越出欧洲向异质文化地区传播,这一波动使“西化”或“欧化”成为鲜明的历史发展潮流。在逐步征服世界其他文明之后,西方一改以往对埃及、印度、中国等古老文明的崇敬羡慕之情,取而代之的是对这些古老文明的轻视和对自己文明与种族“优于”异己的自豪,坚信非西方世界只有按照西方文明的'发展模式才能获致救赎之途,并深陷于这种自恋情结不能自拔。非西方文明面对西方气势逼人的现代化浪潮及其挟裹而来的文化攻势也不得不对自身进行反省并通过输入工业化的方式开始探索防御性现代化的道路。
现代化的第三波始于20世纪下半叶,这一过程仍在继续。这是真正全球性变革的大浪潮,是新兴工业化世界对非工业化世界的全球性大冲击。在新的工业革命冲击下,发达工业国家实现工业升级,领先地位更加巩固,“中心国家”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现代化向全球性扩展,大批边缘、半边缘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逐渐被纳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全球化初显端倪。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借助源自西方的民族自
治、主权平等等观念在争得独立后纷纷将发展目标朝向现代化,试图能以彼之盾敌彼之矛,从而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在文化上则表现为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倾向。西方国家利用现代化的先发优势不仅第一次拉开了与非西方国家的差距,由此奠定了征服非西方国家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化的全球波动将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卷入西方的文化叙事过程之中,为文化帝国主义的形成和宣扬建构了政治-经济的全球性制度结构。另一方面,现代化的全球扩散也催生了批判文化帝国主义的物质和文化条件。在现代化的三次波动过程中,日本首开非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之先河,接着既有像巴西、墨西哥这样的与欧美文化性质相近的拉美国家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又有像亚洲四小龙这样与欧美文化截然相异的东南亚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步入了新兴工业国家之列,中国改革开放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西方现代化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呈现出更大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拉美、尤其是东亚文化圈政治经济的崛起极大地挑战了西方的社会文化经验,并对西方启动的现代化的历史与未来提出根本的质疑。〔10〕尽管这一切是第三世界以被迫卷入现代化过程和民族文化传统瓦解为代价才获取的。面对广大第三世界各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方面有条件地允许其政治独立,放弃赤裸裸的殖民统治;另一方面开始实行更为隐蔽的新殖民主义,借助其掌握的全球媒介与咨讯系统大肆向第三世界国家灌输西方式的自由贸易观、人权观,鼓吹西方民主自由的政治经济体制。在全球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这种文化新殖民主义表现尤为突出。〔11〕
理论与反思
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拓展,对现代化的文化语境分析也日益深入。19世纪以降的古典社会理论家如马克思(Marx)、韦伯(Weber)、涂尔干(Durkheim)与许多其他理论家、包括齐美尔(Simmel)与滕尼斯(Tonnies),围绕现代性纷纷展开其理论建构,其中心旨趣是欧洲各国的戏剧性变化过程,朝向了“现代世界”而发展。尽管他们用以描述这个转变过程的词汇各有不同,如从“传统”到“现代”、“机械连带”到“有机连带”、“前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社区”到“社会”等,但都承认现代世界造福人类、带给人类快乐的能力令人怀疑。伴随现代化种种吸引人之处而来的是五花八门的威胁。“传统的”或是“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的主要特征在于物质的匮乏,技术的不发达,人们的文化经验相当狭窄,执迷于宗教信仰,市民政治几乎不存在,专制权威统辖一切。现代性,尤其是科学理性及自由民主和自求发展的政治宏图带来了“启蒙”作用,解放了人类,使他们脱离了上述许多限制。但现代性并没有带来完整的人类解放,因而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用不同的概念来描述人类追求现代化过程所付出“成本”,用他们的语汇论述就是:“异化”、“失序”(anomie)与工具理性的“铁笼”。〔12〕
20世纪40年代以后,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摆脱原来宗主国的控制,获得了国家的政治独立。为了巩固独立维护国家主权,他们纷纷开始现代化的进程。面对这一新的历史现象,各国学者们提出了各自的理论,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学者抛出了所谓现代化理论,试图为这些政治独立的新兴国家建构发展•蓝图。但由于其意识形态偏差、理论之简化和对现代化的“泛美化”(Panglossian)而遭到义正词严的批评。〔13〕众所周知,现代化理论解释后殖民国家“不发达”(underdevelopment),纯然只将发展与否看成是一个“内在的”过程而置“不发达”的外在因素于不顾:殖民时代的经济剥削史和政治压迫史,以及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结构下,此种剥削与压迫的继续存在。并广为制造一种“现代化”的话语,幼稚地从古典社会学家假借一些分析类型,然后设定第三世界国家与16世纪至20世纪的欧洲国家相同,都独立地从“传统”到“现代”。故而,不发达状态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传统的”态度和文化作风顽固不肯离去,第三世界国家如要求得发展,只能依靠已“长大”的西方兄弟。从而用现代化理论的意识形态效能掩饰了支配的物质结构,落入了典型的西方中心论的窠臼。
沿19世纪古典社会理论家对现代化之批判加以继承者当属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Horkheimer)和阿多尔诺(Adorno)。他们在其《启蒙的辨证》一书中勾勒出西方文明在摆脱传统社会种种不自由的束缚之际,究竟在什么情况下转了方向,致使“人类没有臻至真正的人文情景,而反倒是沉沦到了一个新的野蛮畛域。”从培根(F.Bacon)以降的思想家,莫不以为“启蒙”的目的在于“解放人类,让他们不再恐惧,并建立人类的主权。”而20世纪40年代正是欧洲法西斯横行,美国消费资本主义冉冉上升之际,何以“完整接受启蒙的大地,辐射出了灾难的凶光”?他们对此指出,这些“灾难”并不是历史过程的偶发事件,反之,它们是须臾内造于启蒙大业本身的。〔14〕有些学者并进而指出,所有的现代社会都根据一个特定而狭隘的理性观(也即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在运作。这样的理性观盘踞了社会主要政治经济结构的核心:“经济体”、进行社会控制的各种官僚组织、科学与技术,这些正是现代社会种种不自由的根源。在现代化语境中,人们已无法自由决定要不要自由。
社会理论学家不仅对现代化的根源———启蒙理性进行了反思,而且对现代化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发展”提出了批评。
斯宾塞(Spencer)和孔德(Comte)首先以社会有机体演化论的形式表达了“发展”这一概念。他们认为现代化社会是一个成长中的有机体,并且必会经历一系列有秩序、不可避免的阶段,终以欧洲先进国家作为人类社会的最终归宿。发展被概念化为渐进的质变,由低度走向高度分工的社会形态。凭借这些转变,社会角色日益接近现代化的标准:感情无涉、自我取向、普遍主义、成就标准等。现代化不仅允诺我们机会、权力、欢乐、成长以及我们自己和世界的转变,同样,它对我们也产生了威胁。我们所拥有的每件东西,我们所知道的每件事情,我们所具有的各种身份,似乎都要灰飞烟灭。于此,马克思曾说:“所有坚定不移者,转瞬消融于气尘。”〔15〕
在20世纪文化分析家笔下的现代化是客观社会经济结构与主观的实体建构两种力量交互作用的文化环境。第三世界国家面对这一“发展”的转变而身陷矛盾的立场。他们“或是被迫沉沦,或是泅泳于世界市场的旋涡里,被迫卖命地积累资本,被迫不开发就解体”。或是两者兼而有之。〔16〕“发展”并没有将人类带到新的家园,人们先前所拥有的道德的和存在的意义与确定性已经消逝,不再能够支撑稳定的文化。用萨特(Sartre)的话说,也就是活着,但“没有任何保证”。自求发展的本质就是欠缺稳定,不断的改变与种种价值观持续遭到破坏。现代化是单方向的旅途,是不归路,永久地改变了
人类了解自己的概念与用语。对于这一后果,马克思在其《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描述了资产阶级的文化后果:“生产不断地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一切固定的古老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从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17〕因此,巴兹(O.Paz)称之为所有的文化都已受到“现代性的诅咒”。这不仅仅只是指资本主义市场、都市化等等所设下的种种客观结构,还指涉第三世界国家已被发展的文化叙事席卷和纳入了显然是源自西方的文化语境当中。现代化是一整套“社会-制度性的”过程,它造就了现代性的经验使之与个人自行形成的文化行动产生辨证的互动关系。资本主义的文化透过西方社会的主要社会结构如市场、各种官僚化组织、科技、尤其是大众传播等伯格所称的“现代性的携带者”〔18〕而扩散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卡斯陀瑞狄斯(Castoridis)也认为:“前进”、“扩张”与“成长”等观念并不是内在于所有人类社会的特征和潜能;反之,它们只不过是西方特有的质性与价值观,而西方人自认为他必须以此“教育”其他的社会,欲将形成西方社会的基本概念全部植入其他社会。这样,即使西方社会在物理意义上被消灭了,西方等于还是征服了世界。西方国家将这种发展观投射于第三世界国家造成了其社会想象空间和能力的被殖民。因为这种发展是“假理性”,是从科学、经济与技术那里借贷而来的工具理性。从制度层面来看,非西方社会臣服于西方国家几分,其文化上的自我更新能力也就减弱几分。这并不是人类想象力的臣服,而是想象力赖以存在、发挥的背景和制度已被臣服,是向几百年来西方借助现代化先发优势而建构的政治-经济结构所积累的“沉重压力”臣服,第三世界国家生活的世界已被殖民化了。
总而言之,现代化不仅构筑了文化帝国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历史结构背景,而且也埋设了批判与抵制文化帝国主义的物质和文化力量。人类未来的发展是多样化的,它并不仅仅取决于某一种特定的文化叙事方式,而是人类多种文化叙事方式平等地共同作用和相互融合的结果。不同的文明只有在相互尊重各自的发展权利的基础上,才能相互借鉴、交汇融合、共同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
【注释】〔1〕H.Schiller,1979,NationalSovereigntyandInter nationalCommunication,NY:Ablex,p.21
〔2〕E.Gellner,1983,NationsandNationalism,Ox ford:BasilBlackwell,p.35
〔3〕Williams,1983,Keywords,London:Fontana,p.160
〔4〕同上,第90页。
〔5〕Williams,1981,Culture,London:Fontana,p.11。
〔6〕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510页。
〔7〕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刘小枫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82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央编译局,第255页。
〔9〕见萧新煌《东亚的发展模式:经验性的探索》一文,自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版。
〔10〕有关这方面的经典描述可见萨依德的《东方主义》,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等著作。
〔11〕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三联出版社,第142页。
〔12〕A.Frank,1969,LatinAmerica,NY:MonthlyReview.〔13〕Horkheim,Adorno,《启蒙的辨证》,1979年,Lon don:Verso,pxi＿xii.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一版。
〔15〕P.Berger,1974,PyramidsofSacrifice,Har mondswoth:AllenLane,p197—198
〔16〕同注释〔13〕。
〔17〕Berger,1974,前引书,p.104—105
篇8：文化的层次与文明的结构分析
文化的层次与文明的结构分析
社会文明是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有机系统.文化的结构对应着文明的结构:物质文化、制度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对应的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也有其内在结构,作为社会文明系统的子系统之政治文明建设的提出,既是一个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又是“三个代表”由理论创新走向实践创新的.中介.“三大文明”的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大基本任务,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三大基本目标,也是贯彻“三个代表”的内在要求.
作 者：林荣林 贾恒德 作者单位：海军指挥学院,政治指挥系,江苏南京,210016 刊 名：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PLA NANJING INSTITUTE OF POLITICS 年，卷(期)： 19(3) 分类号：G05 关键词：文化 文明 政治文明 三大文明篇9：分析英美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
摘要：近些年来，随着国际社会的不断进步，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越来越广泛，而文化一直跟随着一个国家的发展历程，见证着国家的兴衰存亡。纵观世界，英美文化和中国文化都具有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特点，在不断发展的国际社会条件下，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和含义，随着大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深入，使得各国之间文化交流和碰撞也日益频繁。本文就目前英美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发展现状，简要分析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英美文化和中国文化发展的差异所在。
关键词：英美文化 中国文化 差异 现状 分析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水平和国际地位有了很大的提升，与国际社会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也越来越频繁，这就使得我国文化承受着来自各国文化的冲击，特别是英美等西方经济发展大国，在进行经济、文化、贸易交流时，对我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在新的社会发展形势下，及时分析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对于继承和发扬我国优良传统文化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篇10：分析英美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
当今世界，处于国际社会中的每个国家要想得到高速的发展，就需要保持与其他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等交流，而各国自身的发展历程有着很大的区别，这就使得各国之间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内涵有着很大的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因此，研究英美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异，对于国家之间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下面就研究英美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差异的必要性做具体分析。
1.1文化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
通常来讲，文化是指人类活动的模式以及给予这些模式重要性的符号化结构，主要包括文字、语言、文学、绘画等内容，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文化特点也不尽相同。文化是对人类社会长期的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集中体现，不仅是对当时社会人类生活特点的体现，也是对一个国家长期的发展历程中文化特色的积淀，更是对每个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体现。
在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历程中，作为观念形态的社会文化，是对这个国家某个时期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发展的反映，并能给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此外，随着文化的长期积淀，使国家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影响着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交流方式和特点，不断影响着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可见文化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因此，在进行大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时，应该深入了解相关国家的文化特点，总结和分析文化差异，促进共同发展。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历史的源远流长，使得中国文化逐渐传承和积累了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和思想，这其中就包括“百善孝为先”、“三纲五常”、“四书五经”等优秀传统文化，这些先进的思想文化不仅反映了我国历史的悠久，而且这些优秀文化不断影响和教导着中国人民，使得数代中国人不断秉承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行为理念，并不断带领中国走向富强。优秀的文化不断影响着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也在不断发扬和创造着中国的优秀文化，保证了文化的传承不息，也使得中国文化能够发展到今天的博大精深。但这其中也存在着一些弊端，我们知道，虽然我国地大物博，自然资源总量丰富，但是我们人口众多，而且分布比较分散，导致我国具有较低的人均收入和文化水平，这也是我国长期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由于受到几千年封建社会的熏陶，使得部分中国人民依然被封建落后思想所蒙蔽，影响我国先进文化的发展和传承，也使得我国多民族文化融合和交流的困难性。
相比，英国和美国等西方经济发展大国是西方资本主义倡导者的代表，不仅是在经济发展还是文化交流领域，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都比较大。与中国相比，英美国家工业革命和社会发展起步较早，在长期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文化得到了很好的积淀，具有较深的渊源，并且不断影响和作用于国家的发展。相比于东方各国，西方国家的文化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开放性，倡导女士优先以及男士中的绅士风度，鼓励国民在日常生活和娱乐中发现规律并引发思考，此外，西方国家重视国家法律建设，始终坚持依法治国，并且在国家和个人的文化素养方面都有较高的要求，对于违背道德素养、触犯国家法律的行为予以强烈的制止，也正是由于英美国家的这种优良、科学的教育方式，也使得英美国家能够一直处于国际社会的上层，不断为社会的发展贡献优秀的发展人才。
可见，不管是在文化内容和文化特征上，英美国家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就使得中国与英美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存在一定的障碍，只有更好地把握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和交流，并保持两种文化的健康长期发展。
1.3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
近些年来，随着国际经济的日趋全球化，使得各国之间的交流和合作越来越频繁，文化的碰撞越来越激烈，在进行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应该注重对对方国家文化的了解，深知其交流方式和特点，尽量减少因文化差异而引起的不必要的交流障碍。此外，国家要想发展，就必须保持与其他各国之间的双边贸易交流与合作，而且不仅要注重对经济交流合作的提升，也应该加强文化交流，扬长补短，不断优化自身民族文化，并将优秀文化精髓传承下去，促进各国之间的文化健康发展，加快人类文明社会建设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