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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世界古代史论文
世界古代史课堂教学与反思
一、课堂教学
在讲世界古代史时,为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学习成绩,适应新课改的要求,笔者尽量采用多种教学方法,给学生创造一个幽默风趣、气氛活跃、和谐平等的环境,
给他们提供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让学生自觉、自发、自主地学习,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1.利用多媒体、格言、歌曲等多种手段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比如,在讲“埃及金字塔”时,笔者播放了金字塔漫游者号探索的情况,一下子把学生吸引住了,他们的好奇心大增,先是睁大眼睛观看,然后就提出了许多问题:
里面还有木乃伊吗?有其他宝物吗?是否有机关?人进去了是否会死?这么高大雄伟的建筑仅是放尸体吗?等等。
学生热烈讨论,气氛异常活跃。
于是,笔者就趁机鼓励学生带着梦想向前飞,因为梦想的力量太大了,是永不枯竭的动力,树一个梦想在心里,奇迹就会发生。
又如,在讲“古罗马”时,说到今天的谚语“条条大道通罗马”的来历,学生积极发言,复述了罗马共和国到罗马帝国的历史,
不知不觉中目标已完成,课后比较难的一道习题学生也全答对了,学习效果特别好。
还有,在讲到但丁的《神曲》时,立即就有学生回应现代“神曲”《忐忑》,笔者趁机说:“请咱班的音乐人士给大家表演一个。
”学生热情高涨,一起唱起来,这样一下子就把课堂气氛推向高潮。
因此,教师也应掌握一些娱乐方面的知识,与时俱进,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更好地掌控课堂。
2.根据授课内容,培养学生的观察力、想像力及责任感。
如在教学“古猿进化”时,让学生说说古猿进化的特点,有的学生观察得很仔细,说得头头是道,笔者对他们进行了鼓励,赞扬了他们敢于表达内心真实想法的勇气。
又如,在讲“爱琴文明史”时,学生对科诺索斯迷宫很感兴趣,一遍遍猜想它的结构和故事,还有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学生在纸上画了一幅幅的图画,想象着它的美好。
笔者对学生的这些做法都大加赞赏,肯定了他们的绘画能力以及他们丰富的想像力,并以金庸为例鼓励他们:要拥有梦想,并为之努力奋斗,不久的将来就能实现自己的原望。
再如,学完“大化改新”后,学生热烈讨论起鱼岛事件,日本为什么侵占中国的领土,从古代一个落后的国家到近代化的强国,一次次侵略我国,作为学生该如何做。
最后,学生还一起朗诵了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笔者觉得学生一下子长大了,有了责任感与担当。
3.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他们的合作团队意识。
在讲“象形文字、楔形文字”时,笔者让学生准备橡皮、小刀、纸张、墨水等用品,上课后让学生刻写这些文字,而且是反刻的。
学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学生刻“中”字,还有的刻“王”字,他们专门找一些左右上下对称的字,这样反刻的时候好刻。
学生的聪明才智和专心认真的态度一点也不亚于刻章的师傅,刻完后让学生念自己刻的字,学生很有成就感,最后分组合作,写出一句古诗,有刻字的,
有图墨水的,有蒙纸张描写的,紧张有序,每组都不甘落后,最后每组选一个代表把诗读出来,全班学生情绪高涨,收获很大,对他们以后的生活、工作能力都很有帮助,教育的目的也达到了。
4.鼓励学生多阅读、多欣赏,丰富人生。
教师可以给学生介绍一些世界名著,像《天方夜谭》《巴黎圣母院》等。
教师还可以介绍改编的电影,如《特洛伊战争》《奥德赛》《角斗士》、《斯巴达克斯》等;此外,反映世界古文明中历史人物的影视作品有
《埃及艳后》《阿育王》《亚历山大大帝》等;还有反映古埃及文明的电影《木乃伊》,BBC出品的有关纪录片,以及我国中央电视台出品的《世界历史》纪录片等。
这样,既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对学生以后的人生也有借鉴意义。
二、教学反思
1.总结成功之处,分享成功喜悦。
作为教师,每上一节课总有自己最满意的地方,这就是成功之处。
诸如教学过程中达到预先设计的目的、引起教学共振效应的做法;课堂教学中某一应变得当的措施;某些思想教育渗透的巧妙之举;
备课中忽视的问题而在课堂上突然爆发出的灵感之花;针对学生课上学习中暴露出的各种问题,实施“课后备课”调整教案的内容,
以及课文写法特点的延伸等,以上这些都可以作为教学反思的素材。
2.寻误查漏,及时矫正。
课后仔细查找教学中的不足和失误,及时矫正,这样会得到更好的效果。
即使是成功的课堂教学,也难免有疏漏、失误之处,有不尽人意的地方。
有时教材内容处理不妥,有时教学方法选择不佳,有时师生活动不协调,有时教学效果不良,如果不及时查漏,就不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
对于自己不能解决的“疑难杂症”,可以找同事或专家一起“会诊”,力求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3.记录课堂上创新的火花。
在课堂教学中,有时学生会提出独到的见解和有创意的问题,迸发出“创新的火花”,给课堂增添异彩,这时教师要给予充分肯定,对他们无疑是一种赞赏和肯定。
这不仅可以拓宽学生学习的方法和思路。
同时,对教师来说,也是教学相长的有利时机。
这些难得可贵的见解是对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完善,可以拓宽教师的教学思路,提高教学水平。
因此,可以把它们记下来,作为以后丰富教学的材料。
4.授人以“渔”而非“鱼”。
教师要提前告诉学生需要查找的资料、必备的东西,让学生通过多种途径去做准备工作,这也是自主学习的过程,比死记硬背知识更重要,学生终生都会受益。
篇2:世界古代史论文
分析世界古代史课程双语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1 双语教学的内涵
所谓双语教学就是指用本族语(母语)和一门外语进行听说读写的教学活动,目的是让学习者在学龄阶段通过教学和环境,
经过若干阶段的训练,使之能代替或接近母语的表达水平,从而掌握母语以外的一种通用的语言,熟练地在不同人群之间和不同领域中进行交流和沟通。
就目前的国内教育水平说,双语教学的第二语言选择基本上是英语,即中英文式双语教学,或者说英语讲解渗透至课程的`讲授中。
但是,双语教学不同于英语教学。
英语只是学科课程学习的媒介、工具和手段,英语的学习和使用不是课程的主导,而是汉语教学的辅助性、服务性语言。
2 世界古代史课程双语教学的实践
2.1 世界古代史课程双语教学的可行性
20xx年8月,我国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文件中明确提出了要在高校积极推动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教学的要求。
世界古代史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双语教学的实施是提升本学科课程教学的重要方法和途径。
世界古代史课程主要涉及希腊语、拉丁语、英语等语言的使用,这就为双语教学提供了多种选择,结合学生的实际水平,在双语教学中语言的选择通常是英语。
世界古代史课程开设于大学一年级的第一学期,经过高考的复习和针对性的训练,学生具备了基本的英语语法和听说阅读能力。
与此同时,第一学期还开设有公共英语,可以作为学科课程中双语教学的辅助学习。
从师资力量上来说,世界历史专业的教师都是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专业教师,学位毕业论文中,
英文原始资料的搜集、翻译和使用比例都超过80%,具有较好的英语读写听说翻译能力,能够较好地驾驭世界古代史课程的双语教学。
2.2 世界古代史课程双语教学的尝试
首先,选取适合学生阅读能力的英文材料,布置课前预习,使双语授课更有针对性。
在上课之前明确告诉学生下节课要讲的内容,根据内容要求学生自己划出并翻译专业词汇;设计相关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去阅读英文材料,从而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其次,在双语教学授课过程中,合理安排中英文授课的比例和难度,使英语教学服务于专业课程的学习。
世界古代史课程的学习目标和侧重点在于对历史知识的掌握,因而双语教学的课堂授课必须要以汉语讲解为主,英语作为补充说明。
在双语教学中讲透英语词汇的含义,这种含义的讲解要牢牢结合历史史实,不能只看字面意思,简单地做出翻译。
整个历史事件讲解完,要求学生能结合专业词汇和预习时提出的问题,对事件进行英语复述和表达,
鼓励学生用英语多说或者结合本节课所学知识提出问题,在识记历史史实的同时提升英语表达能力。
再次,充分利用多媒体等现代科技手段,通过生动形象的图片和影像资料,力求模拟恢复真实的历史场景,加深学生的感官印象,形成理性认识。
可以借助现代化多媒体手段,通过英语纪录片、经典战争原声电影、原声演讲、原声英语对白等还原古代世界的战争场景,增进教学效果。
最后,布置作业巩固教学成果,对双语教学的课堂讲授做出总结。
根据授课情况和学生的接受能力,对本节双语教学的内容和教学方法做出自我评估和总结。
在接下来的教学中,依据总结改进教学,对双语教学进行进一步的实践和探索。
3 世界古代史课程双语教学的思考
3.1 世界古代史课程双语教学中遇到的困难和出现的问题
首先,尽管在概念上明确双语教学不等同于英语教学,但是在实际教学中,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不明显。
英语学习的思维定势,根深蒂固的英语学习习惯使双语教学会下意识地转向英语教学,尤其过于纠缠词汇和语法的应用。
世界古代史课程在授课时更多的时间放在了对英语词汇语法的纠正上,忽略了历史史实的讲解,专业知识和英语讲解时间比例分配不合理。
甚至有些学生,仍然按照英语学习的步骤,本末倒置,简单地把历史的学习当成英语的翻译。
其次,学生英语水平有限,这是影响双语教学的重要因素。
双语教学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英语读写能力,但是学生的英语水平参差不齐,对原始资料的理解差异较大。
学生在预习中虽然搜集了不少材料,但是由于自身英语能力的限制,对材料可用性的筛选效率太低,
加上对世界古代史课程中的史实了解不透彻,往往效果事半功倍,这就导致有些学生在双语教学的学习中压力较大,进而丧失信心,对学习失去兴趣。
第三,缺少系统、专业的教材。
不少教材依托专业英语,以专业英语的教材为教科书,实际上是加大了双语教学中英语的学习难度。
专业英语不仅要求熟练掌握历史背景史实,更要求对历史史实更为准确的英语表达,其严谨性、科学性、准确性、专业性更为突出。
现阶段双语教学达不到专业英语要求的层次和能力水平,泛泛的使用专业英语的教材会加大教学的难度。
此外,目前还没有出版和现阶段双语教学水平相吻合的教材,教师教材的选取较为混杂,授课难易程度不好掌握。
最后,教学方法、模式较为单一。
在世界古代史课程的双语教学中,基本上遵循传统的历史填鸭式授课方法,教师仍旧是课堂的主导,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师生之间缺乏必要的互动。
学生即使意识到英语表达的重要性,也是先用汉语思考再翻译成英语,双语教学变成了汉译英或者英译汉。
篇3:世界古代史课堂如何对学生进行兴趣引导论文
世界古代史课堂如何对学生进行兴趣引导论文
在历史课的教学中教师依旧是以传统的课堂讲授方式为主的,但是大家都知道,历史,尤其是古代史近代史,哪些年限啊人名啊还有什么时间地点发生的事情,是非常多又是非常难记的,面对那么多要记忆的东西加之繁重的课业,历史课难免引起学生的厌倦,所以,在历史的学习过程中尤其是对我们来说不太熟悉的世界古代史,引起学生的兴趣让学生带着兴趣来学习是非常重要的。
1.利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来教授古代史。
由于历史的不可逆性又难以直接观察和体会,研究历史和学历历史的人,智能通过前人留下的历史资料去认识历史。但是,历史又是丰富多彩的,它是各个事情发生的鲜活的事情,是有声有色,有情感在里面的。但是在历史的教学中,仅凭代课老师的讲,学生是很难理解或者体会历史中的有感情的东西,并且世界古代史跨年度比较大,很多东西都要凭借自己的想象力去想象,并且教材的内容多为概括性的抽象内容,对于历史专业的新生来说,专业知识体系还未构建起来,学习世界古代史难免有晦涩之感。所以教师如果利用多媒体手段,给学生以形象、有声有色的播放历史的内容,像看电视一样,来给历史进行复原,这样,学生对学习历史,尤其像世界古代史这样的难懂得历史,学生估计也是有兴趣学习的。
2.比较方法的使用
很多院校,在对历史的教学中,采取的`是比较方式的教学,用世界古代史和中国古代史相比较,又是教师也把历史和中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来做比较,这样,有利于学生联想的学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3.历史与现实的结合
因为古代史遥远不可及,只有在教学的过程中,将古代的历史和现在的生活相结合,让学生心中有体会,才能消除学生对世界古代史的遥远陌生感,以增加学生的兴趣。
篇4:古代史论文
古代史论文
古代史论文一
我从事中国 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的工作,纯属偶然。
在中学读书时,我数学学得不错,原打算毕业后考理工科。
不幸因为家庭发生变故,xx年高中二年级结业后不得不辍学。
一年以后再以同等学力报考大学时,没有学过高三数学、物理等课程的我,只得选择了因爱看小说而比较感兴趣的中国文学系。
同等学力的录取比例据说是百分之五,我 自然 对报考名牌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想也不敢想。
大学考上了,自己并不满意。
xx年春来到北平,由于特殊原因,先是在华北文法学院借读,秋后又转为正式生。
xx年北平解放,不久我便走上了工作岗位,到过 农村 ,下过部队。
到这时为止,我对中国古代史还是很陌生的,有关知识也极浅薄(仅在大学里学过一点点)。
用“一穷二白”去形容,决不过分。
然而命运却注定要把我与中国古代史拴在一起,拴一辈子。
1954年,由于某种机遇,我被调到北大,先在 法律 系辅导、讲授中国 政治 、法律制度史,开始部分涉及中国古代史;后转 历史 系,从此便专门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研究工作,直到今天。
四十多年来,原本“一穷二白”,后来一直也没有得到机会脱产 学习、进修的我,其所以在中国古代史工作岗位上未遭淘汰,还能基本上完成任务,靠的便是北大学术气氛的熏陶,而主要以通过自学的形式来实现。
在这一方面,我有以下几点体会。
厚积薄发
在燕园里很早就流行一个比喻:如果将讲课 内容 比作一杯水,那么教师本人的学识便应相当于一桶水,方能应付裕如。
每当我在辅导、答疑中被同学问得瞠目结舌、背上冒汗之时,便自然而然想起这个比喻。
这也就是要求教师厚积薄发。
有一次我在图书馆借书,将王鸣盛《蛾术编》之“蛾”念é,一位老馆员委婉地指出我念了别字,当念yí,义同蚁。
这“一字师”也再次提醒我学海无涯,自己知识太浅薄了,必须尽快地积累,再积累。
在摸索中,我不断积累目录学、文献 学知识。
这得力于藏书丰富的北大图书馆者綦多。
50年代的馆员个个业务娴熟,工作认真负责,知无不答;而且教员可以自由出入书库,十分方便。
当我逐渐懂得《书目答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以及今人有关论著的价值之后,便以之为指导,
将其中所载重要的或我感兴趣的书借回阅读,做卡片、索引,或径直在书库中浏览序跋等,广泛增加感性知识。
同时也购置一些书,每月总要跑琉璃厂等地一趟,并把它视为极大乐趣。
由于有了一些目录学、文献学知识,便懂得哪些书该买,哪些书可暂不买。
如《汉书》、《后汉书》便买王先谦补注、集解本;学术笔记首先买《廿二史考异》、《廿二史记》、《十七史商榷》;
《周礼》买孙诒让正义本;《仪礼》买胡培正义本;《礼记》买孙希旦集解本;诸子则主要买世界书局的诸子集成本等。
这些书都对丰富我的知识起了重要作用。
不过,坦白地说,改革开放以前,和许多教师一样,对一些大部头的书籍如二十四史、五经等,是没有时间,
也没有条件(包括“白专”帽子的威胁)像前辈学者当年那样系统阅读、钻研,打下深厚功底的;[1]就我来说,充其量只不过是通过一般浏览,有个大体印象而已。
我的学力只能做到:借助于这个大体印象,加上直接间接利用各种各样的工具书(如“引得”)、辨伪书、类书,
以至内容丰富的学术笔记(如《日知录》、《陔余丛考》)、论文等,一般能够尽快了解一部古书的真伪、价值、存亡,到哪里去查找佚文;或比较迅速地搜集到某一 问题 的有关资料。
举一例:70年代初有一位邻居是北京林学院的老师,他认定我教中国古代史便该懂得查找唐宋时期牡丹栽植的历史资料,于是便把一外地来信请教他的这个问题,转托于我。
虽然我从未接触,甚至想都没想过这个问题,但还是答应了。
因为我立即想到《古今图书集成》中有《草木典》可以利用。
后来果然以之为线索找到、整理了一份资料给他,据说回信后对方表示满意。
不容置疑,我的答复肯定是肤浅的獭祭之作,因为我毫无研究基础。
我举此例,只是想说明,作为一名中国古代史教师,即使基础较差,但如果能掌握一定的目录学、文献学知识,一旦研究一个课题,
需要有关资料,大体上便知道通过什么 方法 ,到什么地方去查,这对教学、科研都是颇为有用的(如我上课讲皇权制度,涉及朝会、常朝,
首先去翻秦蕙田的《五礼通考》,以之为线索,扩大资料范围,便事半功倍)。
虽然在这一方面我还远不能与前辈学者相比,但我坚信必须向这方向努力。
为了厚积薄发,除了史学知识、基本功外,还需懂得一些与之时有联系,比较专门的知识。
如阅读先秦两汉若干文献和有关论文,音韵学便是一个重要拦路虎。
很早我便对它感到头疼。
后来下决心反复学习王力先生和其他先生的一些通俗著作,学会查阅《韵镜》、《七音略》,并懂得了一点基本知识,
回过头再读有关历史文献和论文,涉及某些术语,便不感到那么神秘莫测了,有时还可以利用它。
有一次写一篇有关门阀制度的论文,为了证明中古“庶族”这个词可能演化为“素族”,作为证据之一,
便从音韵学上考证出审母三等字“庶”,和心母一等字“素”,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时可以相通,从而加强了论点的说服力。
官制和历史地理知识更为重要。
钱大昕曾说:“予尝论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否则涉笔便误。
”他还批评《南史》《北史》作者李延寿“似未通南北朝官制,故诸传删省(按:指删略《宋书》、《魏书》等八书为南北史),多未得其要领。
” [2]关于官制和氏族,因为篇幅关系,兹从略,此处只想谈一下我是如何积累历史地理知识的。
如所周知,历史地理变化多端,难度很大。
为了对它多少能有所掌握,有所利用,除了阅读当代权威论著(如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诸先生的文章)外,
我还大体浏览了《尚书禹贡》( 参考 胡渭《禹贡锥指》)、《汉书地理志》(用王先谦补注本)、《水经注》(用杨守敬等《水经注疏》本,参考赵一清《水经注释》,对照杨守敬《水经注图》)三大经典。
特别是《水经注疏》,1988年以前只有北京 科学 出版社1957年的影印本,共三大函,很笨重,从图书馆借阅需定期归还,用起来很不方便。
于是我便将疏文某些重要部分,转抄在我的国学基本丛书本《水经注》的相关注文下。
因为后者是小32开本,每页天地有限,为了多抄些,只得写成蝇头小字,再不够便贴上小纸条。
每页看上去小字密密麻麻,纸条错错落落。
如今有了段熙仲点校本,已经不用它了,但偶而翻阅,一方面惊诧自己当年怎么会下这笨工夫;另一面心中也有一种欣慰感:在不断“阶级斗争”的缝隙中,我没有浪费自己的青春。
有了一点历史地理知识,在教学、科研中便主动多了。
如在一篇文章中我肯定晋武帝的民族政策,于是便不得不探讨当时西北地区绵延十年的鲜卑树机能反晋活动,其性质究竟是什么。
很长时期以来人们都把它看成是少数民族起义,而我主要借助历史地理知识、《水经注》知识,经过反复考证,
得出的结论是:树机能的反晋活动是叛乱而不是起义,是非正义的,从而使我的基本论点站住了。
很清楚,评价晋武帝民族政策本是政治史论文,但如果没有历史地理知识,说服力便会大打折扣,甚至论点根本无法成立。
此外,我的体会是,文字学、训诂学、考古学、天文历法、科学技术、中外 交通 、文学 艺术 、哲学 宗教等知识,
也都需要不同程度地尽可能多懂一些;或一旦教学、科研中涉及这些问题,出了麻烦,立刻会到有关书中去查找答案。
为此,又必须学习、掌握外文,增大信息量。
我在60年代学的日文,尽管只能勉强看业务书,也在扩大知识面上派上用场。
当然,前面强调要学习的各种知识,或许其中有些在中国古代史教学、科研中始终直接用不上,但多少懂得一些却可使我们对直接用上的知识掌握得更扎实,运用起来更有信心。
《庄子外物》:庄子对惠子说,“夫地非不广且大也”,但人所“容足”之处只是一小块,是不是其他地方都“无用”呢?不是。
他说:如果把除“容足”以外的土地全都挖去,其深“至于黄泉”,则“人(所容足之地)尚有用乎?”惠子答曰无用。
庄子说“然则无用之为用也明矣!”用在知识上也可以说是这样。
看来未能直接用上的知识,与直接用上的知识往往是互相关连的,就像“容足”之地与其外相毗连土地是一个整体一样。
不能因为直接用不上便不去学它,成为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
没有直接用上,从总体上看,应该说,也是用上了。
清代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一中说:“余每作咏古咏物诗,必将此题之书籍,无所不搜。
及诗之成也,仍不用一典。
常言人有典而不用,犹之有权势而不逞也。
”这正是“无用之为用”的好例。
袁枚虽然没有直接用上这些“典”,但有了这些“典”,心中有恃无恐(“犹之有权势”当即此意),作起诗来自然便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了。
精细读书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我国古籍浩如烟海,个人精力有限,自然不可能读任何一本书都精细,而应像弹钢琴一样,有重有轻,有疾有徐。
有的很快地大致浏览一下序跋目录,记入卡片备查就可以了;有的,特别是和自己专业或科研课题紧密相关的重要书籍或篇章,则必须精读细读,遇到疑点难点,还必须联系上下文,甚至查找有关资料,反复琢磨。
这样读书的好处甚多。
有时可以透过字面,扩大、加深对问题的理解:
如《后汉书百官志》,这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者必读的一篇。
此志写得比较简略,王先谦集解本有助于对某些问题的理解,但如果读时不精细,仍会把重要内容忽略过去。
如在九卿“少府”属官太医令、太官令、守宫令、上林苑令之后,紧接着列有侍中、中常侍、尚书令和仆射、御史中丞等,最后说:“右属少府。
本注曰:职属少府者,自太医、上林凡四官;自侍中至御史,皆以文属焉。”
开始我马马虎虎地读,便以为这些官员全归少府统率、指挥。
后来读书一深入,便发现其中存在一些矛盾难以解释。
如尚书各官至东汉权力日益扩大,以至形成将取代三公为宰相的态势,怎么可能听命于少府呢!
再如查刘昭注引蔡质《汉仪》,三公列卿等“行复道中,遇尚书仆射、左右丞郎、御史中丞、侍御史,皆避车,预相回避。
卫士传:不得忤台官。
(台官)过后乃得去。
”按列卿中自然包括少府,如此则长官要回避属官,岂不违背礼制了吗?这些矛盾只有在仔细琢磨“以文属焉”四字,正确理解其涵义后方可得到解释。
篇5:世界古代史知识点
一部分 史前人类
1.人类的进化过程要了解,各个阶段发现的典型化石代表要知道。
2.农业革命的意义与新石器时代的文明成果要知道。
3.史前文化的特点、内容和意义要知道。
二部分 古代西亚诸文明
1.苏美尔城邦的产生、发展及经济制度要熟悉,有可能以名词解释和选择题的形式来考查。
2.古巴比伦王国的兴起、汉谟拉比的统治和古巴比伦的社会经济制度都是比较重点的知识,要注意理解并识记。
3.亚述帝国时代的一些重要措施要掌握;
4.新巴比伦王国的扩张与衰亡要掌握。
5.腓尼基的海外殖民和文字的发明,犹太、以色列统一王国的形成及其分裂要掌握。
6.犹太教的形成与发展。
7.波斯帝国的建立与大流士一世的改革。
8.波斯帝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要熟悉。
9.波斯帝国的历史地位要了解并掌握。
三部分 古代埃及文明
1.古代埃及帝国形成的过程和采取的措施。
2.对金字塔的评价。
3.宗教崇拜与墓葬习俗要了解。
4.古代埃及的文化成就包括的内容比较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要注意名词解释和选择题的出现。
四部分 古代印度文明
1.哈拉巴文明、吠陀文明作为名词解释往往会被考到。
2.早期佛教产生的社会背景、基本教义及其进步性和实质。
3.新兴宗教与思想要知道。
4.孔雀王朝的政治经济制度。
5.佛教的传播过程和范围要清楚。
五部分 古代希腊文明
1.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是非常重要的知识,无论是简答还是名词解释、选择题,出的可能性都比较大,以及希腊城邦制度的特点和内容。
2.希波战争与伯罗本尼撒战争的原因及其影响要熟记,这是很重要的知识。要注意比较希波战争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和历史影响。
3.雅典民主政治繁荣的原因和表现。
4.马其顿帝国与希腊化时代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政策要了解。
六部分 古代罗马文明
1.罗马共和国时代要注意早期平民反贵族斗争的原因、过程和意义。
2.罗马对地中海区域的征服及其后果。
3.屋大维为维护元首政治采取的内外政策;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统治的政策措施及历史地位。
4.西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与日耳曼人征服西罗马帝国的历史意义。
5.罗马法学的发展情况。
6.古罗马文化上的成就与历史地位。
七部分 古典文明向中古文明的过渡
2.西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与日耳曼人征服西罗马帝国的历史意义。
3.对查士丁尼一世的评价。
4.民族大迁徙的意义。
5.拜占庭帝国封建制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及灭亡的原因。
八部分 伊斯兰文明的兴起与阿拉伯帝国
1.伊斯兰教产生的背景及其教义。
2.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旗帜下统一阿拉伯半岛以及建立地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的过程;阿拉伯文化的成就、对外传播过程及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
九部分
1.法兰克封建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3.西欧封建制度的建立过程。
4.商业危机的表现和城市经济的发展特点及表现。
5.十字军东征的原因、经过及其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很可能作为简答题来考查。
6.英法百年战争的起因、经过及其影响;西欧封建庄园的构成及其特点。
7.西欧城市兴起的原因、方式及其影响。
8.天主教在西欧封建社会中的历史地位。
9.诺曼征服对西欧历史尤其是英国历史的影响。
十部分 中世纪东欧与亚洲的历史
1.拜占庭帝国灭亡的过程及原因。
2.俄罗斯国家的早期历史。
3.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兴衰过程及原因。
4.莫卧尔帝国阿克巴改革的背景、内容和历史地位。
5.笈多王朝和莫卧尔帝国的统治措施和政策以及产生的影响。
6.日本大化改新的背景、内容和意义。
十一部分 古代美洲文明
这个部分的美洲玛雅文化、阿兹特克文化、印加文化的特色及其贡献比较重要,这些文明很可能出名词解释题。
篇6:世界古代史知识点
一、世界文明古国
4000一60前,在埃及、西亚、印度、中国陆续出现奴隶制国家,成为四大文明古国。
1.古埃及。
(l)发源于尼罗河流域,约在公元前3500年开始出现奴隶制国家;
(2)公元前3100年,古埃及国王美尼斯统一埃及,建都孟斐斯;
(3)公元前15世纪图特摩斯三世在位时成为地跨亚非的军事大国;
(4)公元前525年,波斯入侵,古埃及灭亡;
(5)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是古埃及文明的象征,另外古埃及有了比较成熟的象形文字和世界上最早的太阳历。
2.古巴比伦王国。
(l)发源于两河流域,约在公元前3000年开始出现城邦;
(2)苏美尔文明是最初源头;楔形文字是字母文字的源头;
(3)公元前18世纪中叶,古巴比伦国王汉漠拉比统一两河流域,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和等级制度;
(4)汉漠拉比法典是人类历史上古代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
3.古印度。
(l)发源于印度河流域;
(2)雅利安人人侵,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种姓制度”,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个阶层;
(3)婆罗门教;
(4)释迎牟尼和佛教的兴起;
(5)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统一印度,宣传佛教;
(6)印度人民很早就创造了拼音文字,制定了历法,采用十进位计算方法,现行的“阿拉伯数字”起源于印度。
4.中国。(略)
二、古代希腊、罗马
古代希腊文明步古代东方文明之后,是欧洲文明的发祥地。古代希腊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的沿海地带。克里特文明是希腊最早的文明,其时期大约为公元前20世纪至公元前15世纪。公元前1200年,进人新的时代―荷马时代,到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9世纪出现社会分化,氏族组织日益瓦解,社会生产部门有农业和畜牧业,手工业也开始与农业分离。其社会状态处于父系氏族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则处在由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过渡时期。国家尚未产生,部落或部落联盟的管理实行军事民主制,设有议事会、人民大会和军事首领三种机构和职务。议事会由氏族贵族组成,是常设机构,拥有广泛的权力,重大问题一般都由它讨论通过才提交人民大会最终表决。大约于公元前8世纪始,主要建立在部落或氏族基础上的农村公社,开始让位于更大的政治单位。这些政治单位都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包括周围的一些村落,被后人称之为“城市国家”或“城邦”,在各地先后建立了200多个,其中最为着名的是斯巴达和雅典。公元前338年,希腊被马其顿征服,城邦时代结束。
古代希腊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哲学方面,有被列宁称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的赫拉克利特,以及唯物论哲学家德漠克利特。还有唯心主义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文学方面有《荷马史诗》、《伊索寓言》等名着。在史学方面有被欧洲人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着有《历史》(又称《希波战争史》)9卷。在建筑和雕刻艺术方面创造了多利亚、爱奥尼亚和科林斯三种石柱形式。
公元前5前后,罗马建立了共和国,由两名选举产生的执政官处理政事。执政官和一切高级职务都由贵族担任,是贵族专政的奴隶制国家。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罗马统一了意大利半岛,成为地中海的强国。公元前60年,罗马开始从共和制向帝制转变。公元前45年,恺撒被宣布为终身独裁官,实行独裁统治。公元前30年,屋大维征服并吞埃及,并开始独揽国家一切大权,建立起元首政治,使罗马进人帝国时期。罗马帝国不断向外扩张,到公元2世纪成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在帝国最初的200年里,呈现出繁荣景象,内战停止,社会稳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较大发展。公元395年,帝国因爆发全面的社会危机,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罗马定都君士坦丁堡,西罗马仍定都罗马。古罗马文化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自然科学、史学和法律方面。古罗马的农业占有重要地位,因而农学成就较大,重要的着作有加图的《农业志》、瓦罗的《论农业》和科鲁麦拉的《农业论》。天文学和地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托勒密,着有《伟大的天文学体系》和《地理学指南》。大跨度圆顶是罗马式建筑的典型形式。文学和史学方面的代表作主要有恺撒的《高卢战记》和普鲁塔克的《传记集》,既是历史名着,又是散文杰作;着名的诗人有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他们的影响延及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历史学着作有塔西佗的《历史》和《编年史》。罗马的法律和法学发展到了古代世界的高峰,对近代欧美国家有相当大的影响,其第一部成文法是《十二铜表法》。哲学成就主要有西塞罗的《论善与恶之定义》等。
三、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公元476年,日耳曼人消灭西罗马帝国,标志着西欧奴隶社会的结束和封建社会的开始。日耳曼人建立了许多封建王国,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兰克王国。法兰克王国不断扩张,囊括了西欧的大片上地,建立了查理曼帝国。在长期的军事征服过程中,法兰克人的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转化,法兰克王国的封建化过程就是西欧封建化的过程。
法兰克人是日耳曼人的一支,法兰克人的氏族制度在征服过程中走向解体,他们按地域组成农村公社。后来公社里出现了私有土地而产生了贫富分化,破产农民沦为农奴,原先的隶农和奴隶也逐渐转化为农奴。法兰克国王将征服过程中掠夺来的土地,连同土地上的隶农、奴隶赏赐给亲兵和教会。国王、教会、贵族都成为大土地所有者。
不久,为了保证国家的兵源,法兰克国王改变了无条件赏赐土地的办法,实行采邑制。国王把土地作为采邑,连同土地上的农民,分封给亲近的贵族,受封的贵族则向国王宣誓效忠。后来采邑变成了世袭领地。采邑制进一步把自由农民推向农奴的境地。到9世纪,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和自由农民的农奴化,封建制在西欧确立,并逐渐形成了金字塔般的等级制度,建立了一种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
封建制度确立后,西欧的社会经济出现了较快的发展,手工业越来越专门化,并开始与农业分离,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城市的产生准备了物质基础。新城市不断涌现,同时罗马帝国时代的旧城市也开始复兴。手工业者占城市居民的多数,因此,西欧城市从兴起开始就是生产性的。这些城市都建立在封建领主的土地上,城市居民受封建的司法和行政管理。12世纪后,许多城市通过武装斗争和金钱赎买等不同方式,纷纷取得自治权,少数城市甚至成立了自治共和国。自治城市的居民全部成为自由民。
城市的兴起对西欧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巨大意义:它为手工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场所,为农业的发展开辟了市场,同时又促进了商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它部分地改变了西欧封建社会内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促进了西欧政体的改变,是西欧国家形成等级君主制的阶级基础之一,为文化、科学的发展和冲破教会统治创造了条件。
四、三大宗教起源
(1)佛教:公元前6世纪起源于古印度,相传是印度加毗罗卫国太子乔达摩?悉达多(释迎牟尼)创立;
(3)伊斯兰教:阿拉伯半岛麦加人穆罕默德于公元6左右创立,《古兰经》为经典。
五、新航路的开辟
1487一1488年,葡萄牙人迪亚士沿西非海岸向南航行,到了非洲南部沿海,发现了西南端的尖角,葡萄牙国王叫它好望角。
14,葡萄牙人达?伽马率船队沿迪亚士开辟的航道继续前进,绕过好望角,沿着东非海岸进人印度洋,在第二年完成了通往印度的航行。
1492年,意大利热那亚水手哥伦布率领船队,横渡大西洋向西航行,先后到达巴哈马群岛中的小岛、古巴和海地。以后又到达南美大陆的一些海岸。
15,葡萄牙海员麦哲伦率领船队作环球试航,他横渡大西洋,沿巴西海岸南下,绕过美洲南端的海峡―后被称为麦哲伦海峡,进人太平洋,直到菲律宾群岛。麦哲伦在同菲律宾人的冲突中战死,他的同伴经印度洋,绕好望角,返回西班牙。这样,从欧洲绕过非洲或绕过南美洲到达亚洲的新航路都开辟出来了。
六、文艺复兴运动
(l)历史背景。西欧进人封建社会后,经历了一个文化低潮。教会垄断了社会的全部知识教育,完全剥夺了普通人民受教育的权利,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智慧和创造力。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需要科学文化,需要为他们服务的各方面的知识分子,为了实现这一切,首先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展开反对教会的精神统治和封建神学的斗争。
(2)运动的实质。14到16世纪,在资本主义最早萌芽的意大利,首先迸发出一股资产阶级文化的新潮流。许多知识分子从各方面冲击封建教会的束缚,建立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世界观,要求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来考察一切,强调发展个性,反对神权。他们反对封建神学,借助于古代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在当时人们看来,那种新文化仿佛是古典文化,特别是希腊文化,在近一千年教会压迫以后的复兴。他们不恰当地把新兴的文化运动叫作“文艺复兴”。其实,那不是古典文化的复兴,而是资产阶级文化的兴起。这场运动15世纪后半期扩大到欧洲其他一些国家,16世纪达到高潮。
(3)运动的意义。这种新文化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出发点,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它把人们从封建神学的栓桔下解放出来,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唤起了人们的自信,推动着人们去探索、创新。因此,它是思想文化领域里一次伟大的变革,对历史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4)“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
①但丁。佛罗伦萨诗人,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他的名着《神曲》由“地狱”、“炼狱”和“天堂”三篇组成。
②达?芬奇。意大利人,“文艺复兴”时期的又一个着名人物。作为伟大的画家,他的代表作有《最后的晚餐》和《蒙娜丽莎》。
③莎士比亚。英国大戏剧家兼诗人,“文艺复兴”运动的杰出代表。写有37个剧本和许多诗。剧本包括喜剧,如《第十二夜》等;悲剧,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即《王子复仇记》)、《裘力斯?凯撒》等;历史剧,如《亨利五世》等。作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社会中人们的思想感情。剧本情节生动,语言优美,是珍贵的世界文学遗产。
④哥白尼。波兰科学家。他提出的太阳中心说
⑤布鲁诺。意大利的着名思想家和科学家。他把哥白尼的学说推进了一步,认为太阳也不是宇宙的绝对中心,因为大自然是无限的。
⑥伽利略。意大利科学家。他首先制造了天文望远镜,用来观察辽阔的星空。他看到月球表面有山谷,金星绕着太阳运行,木星有四个卫星,银河由无数星体组成,等等。这些新发现最后证明了新天文学说的正确性。
篇7:中国古代史论文
悠悠五千年华夏,兵家文化博大而精深,岂料到了如今,竟然还敌不过欧洲中世纪、日本战国之类雕虫小技脍炙网民,真乃奇耻大辱也!本文撰写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纵谈的形式,展现华夏先进的军事文化,用铁的事实证明华夏兵家的伟大!
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绝非易事。
由于我国史学者的失职,可以寻找到的相关资料大多是古籍只言片语的照搬、五花八门兵器的罗列、或者考古文物的介绍,以如此凌乱的咨料,想撰写高质量的纵谈实在是颇费思量的事情。
为此,笔者不但要查阅大量相关资料,甚至还要从许多不相关的资料中搜集有用信息,经过分析、归纳、到撰写成文,断断续续历时近2个月,着实大费了一番周章。
欣慰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纵谈终于是完成了。
虽然还有诸如火器、杂兵器、野战战术之类内容暂时未能涉及,但笔者可以自信的说,这已经是至今为止网络上介绍最为系统、最有参考价值、也最言简意赅的关于中国古代兵器的普及读本了。
即使图书中也难有匹敌者!呵呵,这可不是自卖自夸,而是由于查阅了大量资料,加上笔者认真的研究分析,实在没理由达不到这种程度。
好了,再自吹自擂下去要挨臭鸡蛋了。
笔者最后再多一句嘴,希望大家在看完本文之后,能够对咱自家的兵家文化多几分钦佩与自豪,对欧洲中世纪、尤其是小日本的所谓日本战国文化多几分冷静比较,这就是笔者最大的初衷了。
第一章 刀与剑
深思的是,历史会如此迂回。
剑并非中原发明,刀才是正宗原产,然而从东周到西汉初,刀却一度被废弃了,而长刀则消沉得更久。
商代铜刀长度很短,长者也只与罗马短剑相当,充其量算把西瓜刀。
也许正因短刀重量较沉,灵活性反而比不上短剑,西周才受北方游牧民族影响废刀用剑了。
短刀第二次出现已经是时隔 8、900年的西汉了。
西汉是铁的时代,蓬勃兴起的炼钢业将汉军队铸成为那个时代罕见的钢铁雄师。
钢铁提供了兵器更为坚韧的骨骼,催生出长达 1米的环首刀。
在尚无马鞍和马蹬的骑兵眼中,那粗犷有余细致不足的直窄刀身蕴含了前所未见的凌厉杀气,厚实的刀背将轻易承受住猛烈挥砍的应力,使他们化身为扑袭的猎鹰。
环首刀彻底取代长剑是在东汉末年,在那之后它将作为一个经典和传奇横跨过 300年时光直达隋唐。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短刀在东晋就出现了分裂,导致两种刀式的并行发展,一种是直窄样式,另一种是近代常见的宽体样式。
但古人对事物的革新总是异常谨慎,就如同他们腰里别着剑鞘千余年,才在波斯双环的影响下,用绳将刀剑挂在腰际,宽体刀还要再承受几百年的寂寞。
对环首刀的改进就是增加护手,并取消了刀柄端的圆环,这个转变自魏晋始至唐成熟,但这已经使环首刀再无法称为环首了。
改进后的刀分为三种,其中的战刀称作横刀。
尽管环首刀日后将在中国完全绝迹,但'唐样大刀'却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日本太刀,并于明代重返故里。
大**的年代到来了,那称得上帝国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充斥着嗜杀成性的暴君,战乱迭起刺激了武器技术的发展。
攘平**的宋朝既是刀复归的时代,也是刀发扬的时代,短刀改变了,长刀东山再起。
直窄刀身有联为一体的刀脊,令同样宽度的刀身能承受更大应力,从而斩甲断骨,但却缺乏使刀刃开膛破腹的流畅弧线。
弧曲刀身恰好相反,柔韧有余而刚硬不足。
但这只是欧洲和西亚的难题,中国用坚重的宽体刀将两者合而为一,这完美的结合将只有日本太刀的灵活锋锐可以打破。
太刀说来就来了,高碳钢精锻而成的微弧刀身异常迅猛,令人与兵器皆数粗制滥造的明军大为惶恐。
师夷长技不敢当,因为明军缺乏倭寇的野蛮,但对兵器样式的学习倒显得相当诚恳。
于是明军的短刀序列成了一水日式,从 1米长的单手刀,到 2米长的双手刀,连骑兵也未能脱离此列。
可惜武备无力阻止明廷的政治贪腐和人心叛离,而清廷的迂腐又最终断送了华夏基业。
当欧洲枪炮在中国土地炸响时,无论精致的武官刀,还是宽大的士兵刀,唯一的用处就只剩下宣誓了。
短刀最后的舞台是抗日战争,但目的只是为了缴获枪炮,当然或许骑兵还继续使用过一段,总之刀衰落了。
剑有三个要素,一是长度,二是灵活性,三是结构强度。
长度利于先发制人和扩大防护,灵活性利于攻守应变,结构强度则决定剑的弯折。
短剑灵活有余而长度不足,因此在步兵大量出现树立了剑之地位的春秋战国之交,剑的长度也在逐步延长。
延长的办法是改进剑身剖面,或许还会将背和刃分用含锡不同的铜水浇铸,这些办法都有助于提高剑身强度,使剑更为修长。
于是战国便有了 6、70厘米长的铜剑,而在登峰造极的西汉,这项纪录更突破了 1.1米。
造型平直而精致的剑是中国武学的标志之一,但实际上这个标志却只风光了不到1000年,倍受推崇的时光则更短。
随着剑的不断延长,问题出现了,固然长度能增强剑的攻击优势,但却降低了原先近距离击刺的功能,反而更多的`需要使用劈砍,而日益成长的骑兵更是迫切需求专业的劈砍兵器。
于是环首刀应运而生,厚实的刀背比剑更不易弯折,同时制造工艺更简单。
至于击刺功能,与短刀手默契配合的长矛手将成为唯一的专业者。
剑曾将刀置于末路,但当技术更为提高后,刀又反过来要置剑于绝境了。
剑失去了实用功能,越来越归于装饰,向着高雅轻巧过渡,进入隋唐以后,就连官员也很少佩剑了。
不过当装饰性发展到一定阶段,审美的需求就会掩盖掉功能的缺陷,宋代武官玩物一般的短剑就是证明,更不要提近代乃至当代那些装饰华丽的匕首剑了。
当如今的人们津津乐道那些或纤细柔软、或棱角方钝的武术剑时,可曾想到剑的悲哀呢?
在刀剑间恩怨终结的同时,长刀也再度登场了。
因为长刀的衰落比短刀晚几百年,所以出现晚上几百年,从同甘共苦的原则算起来倒也公平。
原始长刀除了刃平些、体窄些外,与斧钺实在看不出多少差别,但再次复兴的长刀,却是得益于宽体短刀的发展,这点从东晋时期出现了可装长柄的宽体短刀可以看出。
不过宽体长刀的正式出现可没那麽早,东晋的偶然创新也许仅是骑战时代的激情爆发,就像南北朝个别长达 1.6米的环首刀不代表其常规长度一样。
长刀复兴后最早出现的是拥有两刃的陌刀,这种刀至今虽未见实物,不过从其宋代继承者掉刀那里,还是依稀可辨其三尖两刃的特征的。
陌刀堪称刀之极长,因为过长意味着攻击缓慢和不便挥舞, 2米以上 3米以下是正常,而陌刀已达 3米。
陌刀曾在唐军中叱咤一时,陌刀队列阵于前横向密进,大刀纷落敌阵,每击都讨得数人毙伤,所向无前。
但也许是作为砍击兵器双刃的作用不大,陌刀在唐之后就不见记载了,取代之占主导地位的是宽体长刀。
与宋代人文发达和军事软弱相比照,长刀的装饰也是偏于华丽失之实际,但这并不能埋没宋代长刀的历史地位。
宋代为长刀创立了'刀八色',如今仍耳熟能详的偃月刀、眉尖刀、凤嘴刀、戟刀等都是那个时代出现的,以至明清两代除分别创立钩镰刀和长杆镰刀似的割刀外,竟很难再有新样式。
长刀应该比短刀更早衰落,随着清帝国的崩溃,新式军队也许仍装备短刀,笨重的长刀却绝不会再用了。
第二章 戈与矛
早期的戈简单说就是歪头矛。
之所以盛行戈而不是矛或长刀,是因为当时盛行车战,而车战的近战是在战车交错时展开的,用矛的话很难借助战车的冲力,同时也难以在交错的瞬间击中目标,沉甸甸的长刀则不但比戈笨重,而且更容易磨损失效。
于是善于啄杀的戈就成了当然的主力。
春秋战国之交,战争规模日益升级,类似欧洲中世纪的战争游戏变成了人民战争。
一待翻山越岭的步兵使战场不再局限于平原,铜弩机的使用令弩手升级为射马杀人的好手,战术谋略极大丰富,战车的末日也就来到了。
但老派'骑士'的虚荣心此时尚未完全熄灭,于是战车有了更多的战马、更厚更多的盾甲、连两侧轴头都装了驱杀步兵的扁矛,戈也发生了变化,头部变成弧形,内刃加长像镰刀,外刃增强了推的杀伤力,用推来对付步兵的围攻。
可惜这一切还是无济于事,战车的终结到来于西汉初年。
戈有些很不好的缺点,比如头部易脱落、因挥击而攻击缓慢等。
所以后来戈通用的装头方法只有绑缚,看起来简陋,但是便于重新捆紧。
不过挥击缓慢是没治了,而且杆部由于抗力方向问题还更易折断,推又不如刺灵巧锋利,到头来唯一不可取代的价值还是啄。
因此随着战车的衰落,步兵摆脱了最大的侧面威胁,其存在就变得毫无价值了。
矛的地位不逊于戈,战车上往往也会装备 1 - 2支长矛以备不时之需,但矛却始终不能取代戈的地位,反而是戟填补了空白。
戟的出现始于商代,早期的戟等同于加了矛尖的戈,不过并没在战斗中显示出明显优势,因此没能得到重视。
到了秦汉,也许是战法思想不能一下子适应失去戈的转变,戟就突然成了宠儿。
但戟也存在缺点。
比如容易被搅缠,汉代有种叫钩镶的带钩小盾就是专用来搅缠戟的,然后再跳上前去给持戟人一刀。
另外骑兵冲锋对戟的推钩功能也不太依赖,刺的同时又推是多此一举,钩固然有用,但也带来了戈的老毛病-头部易脱落。
因此到了东汉,长戟的戟枝就越来越向前了,说白了就是像叉了,经过魏晋更干脆把戟废了,转而全力发展矛。
这时候就该矛唱独角戏了,长刀的出现还要再过几百年,大斧则只是辅助兵器,所以矛在当时的长兵器序列里可谓一枝独秀。
矛又叫槊,又分为马槊和步槊,兴起于汉末,估计那些三国名将绝大部分都是一手持槊、一手持短刀作战的。
南北朝是槊的鼎盛时期,因为此时中原骑战鼎盛,而身披两裆铠的重装骑兵正是以槊和弓箭为主力武器。
步槊的使用较简单,因为步兵偏重的是配合,步槊只是步兵小组武器序列中的一种罢了,用途在于较安全的刺倒敌人,掩护短刀手作战。
因此对持步槊者的要求是身高力大,武艺是否高强,并非考察的关键。
马槊的使用较复杂,因为槊不同于欧式长矛,后者单手持用只用于冲锋,前者则双手持用既冲锋又近战。
当骑兵冲入敌阵后会展开冲荡,此时攻防的方向和范围都远多于步兵,而且是在奔驰颠簸的马背上,加之槊长达 4米的惯性,毫无疑问,不经过一定的严格训练很容易破绽百出。
唐代以后矛多称枪,宋代是枪的黄金时代,种类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也许是对骑兵正面突破的依赖降低的缘故,马枪的长度略有缩短,使其更灵活,同时制作更精良。
宋代马枪头部一般都有刺和钩的双重用途,枪后有可插入地的铁镦,杆上还有牛皮编成的提绳,看起来实在很体贴。
进入明代,冷兵器的地位下降了,枪的种类也就简化了,清代骑射起家,对冷兵器情有独钟,于是枪的种类再次丰富,甚至出现了近5米长的钉枪,已达中国长兵器长度禁忌的极限,真不知打算做什麽用。
矛最后的舞台是抗日战争,红缨枪的广为人知,甚至令其一度成为当代孩子的玩具。
可惜玩具的命运与其祖先当初一样,随着欧洲枪炮的隆作,华夏无敌的美梦幻灭了,随着玩具枪的出现,孩子王的地位也不再青睐拥有红缨枪的孩子了。
篇8:中国古代史论文
中华文化孕育中华法系,演化出礼刑共用的伦理化法律制度。
这种由道德自律和法律强制所构成的伦理化法律制度,讲究道德,崇尚礼仪,推广政教,明正刑罚。
道德自律与法律强制相比较,道德自律要求人们积极向善,法律强制要求人们畏法向善,这是历代统治者所标榜垂范于后世的永远不变的原则。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富是财富,贵是权力地位。
富在古代被看做“五福”之一,“听聪而致富”,“听聪则谋当所求而会,故致富”(注:见《尚书?洪范》孔颖达疏。
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说明富可以靠经营和智慧得到。
贵在古代被看做“王命之官”。
按照古代刑法中的议贵的范围,在汉代是县令以上的官,以后则规范到三品以上职事官。
富与贵相比较,富者未必贵,致富有多种途径;贵者一定富,致贵则只有为官一途。
研究道德自律、法律强制、致富之道、为贵之途之间的整合或冲突,就必须了解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倡行道德,严明法律,鼓励致富,多途选官,当然是顺应社会的发展。
然而,在中国古代相对匮乏的经济条件和官僚政治体制下,很难看到具体效果。
有人说是靠命运,也有人说靠人为;有人说靠机缘,也有人说靠努力,为什么在同样的条件下会有不同样的结果?如果纳入政治范围来解释,或许会可以解明其中一些疑惑。
一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也就是说,政府用行政力量来开导,民众不服从时,就用刑罚来制裁,民众为了避免刑罚而服从,但无廉耻之心而规避;政府用道德力量来开导,民众不服从时,用礼来督促,民众就会有廉耻之心而遵从。
根据这个道理,自汉代制定礼刑相辅与以礼入刑的原则以来,就成为古代立法的中心思想。
在法制上,虽然代有因革损益,但这种中心思想未变。
可以说《唐律疏义?名例》中提出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与孔子所讲的意旨同归。
道德的存在范围原本极为广泛,并没有什么界限,但在古代政治的作用下,政治规范着道德;把它局限在“五伦”之中。
儒家伦理的“五伦”结构,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是逐渐演变而成的。
在《论语》中记载孔子与其弟子的问答,弟子凡37问,孔子给予不同的回答,但总的可以归结为“仁”,所以有人称孔学为仁学。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
孔子在《论语》中仅提到亲子关系的孝与兄弟关系的悌。
在《礼记?内则》中提到男主外、女主内。
在《礼记?中庸》有“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等记载,疏引郑玄:“中庸者,以其记载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jí@①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
依郑玄见解,五伦关系是孔子之孙孔jí@①概括出来的,递衍至孟子,才完全建立起五伦的理论,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
梁启超认为:“君如何始得为君,以履行对臣的道德责任,故谓之君,反是则君不君。
臣如何始得为臣,以履行对君的道德责任,故谓之臣,反是则臣不臣。
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莫不皆然。
若是者,谓之五伦。
五伦完全成立于相互对等关系之上,实则相人偶的五种方式。
”(注: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华书局1924年版。
)梁启超强调对等关系,却忽略了制约着“五伦”的上下有别的政治不平等关系,而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不仅在伦理道德中反映明显,而且是用法律加以规范。
众所周知,五伦是在古代社会和君主政治体系中导引出来的,内涵着严格的尊卑意识。
尊卑上下的等级分明,表现为明显的阶级差异,而这种阶级差异建立在社会政治的基础上,就会出现明显的不平等。
以《唐律》而言,虽然朋友一伦中关于借贷、交易的信,可以属于相互平等,但在违约负债上还是偏颇于债权人;至于父子、君臣、夫妇、兄弟,都是依照尊卑上下而分出等级差别。
这样,在法律上,官吏、地主所受的法律制裁就有别于平民百姓;在日常礼仪上,士绅就是不同于普通百姓;在道德规范上,官吏与庶民就是有明显的差别;在行为规范上,君子就是不同于小人。
这种不平等正好反映道德和刑罚的本质,也是本文所要讨论的政治观。
政治上的尊卑等级在富贵的概念上也有明显的体现。
所谓“问国君之富,数地以对山泽所出;问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刀祭器衣服不假;问士之富,以车对;问庶人之富,数畜而对。
”(注:《太平御览》卷471《人事部?富》引《礼记》曰。
)这里完全是按照政治等级而论的,说明富的不平等。
对富的追求也有不同的态度,“儒有不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礼记?儒行》)的观念,也有“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的认识,承认富是所有人都希望的。
贵的概念则等级观念更为突出,“夫带三寸之印,拖丈八之组,戴貂曷鸟之尾,建千丈之城,游五里之衢,走卒警跸,叫呼而行”,(注:《太平御览》卷470《人事部?贵盛》引《苏子》曰。
)这是贵的主要标志。
在中国古代的认识中,富者不见得就是贵,而贵者就一定富。
“夫贵者必富,而富者未必贵也,故士之欲贵,乃为官也;然欲富者,非为贵也;从是观之,富,人之所极愿也”(注:《初学记?富贵》。
)。
发财致富,可以成为每个人的志愿,也是人类的共同欲望。
富是人人可求的,贵则不然,在中国古代社会,贵比富更难求,虽然贵也是人们的欲望,但毕竟取得要有许多条件,正如孔子所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
既然富贵取之必须有“道”,因此无论是在道德还是在刑罚中,对那种“不道”都有所谴责与惩治。
在道德上,要求“富而有礼”(《礼记?表记》),“富而无骄”(《论语?学而》),“富而能臣”(《左传?定公十三年》),“贵有常尊”(《左传?襄公十二年》),“贵不慊于上”(《礼记?坊记》),“贵而知惧”(《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对于那种非道致富,富贵而不知用,无不认为是取祸之渊,称之为三患:“富贵而不知道,适足以为患,不如贫贱。
贫贱之致物也难,虽欲过之,奚由。
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蹶身之机;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富贵之所致”(注:《吕氏春秋?孟春纪?本生》。
)。
在刑罚上虽然没有明显规定富贵的界限,也没有如何处治富贵的条文,但有对那些非法致富和贵而凌上的行为却有惩罚规定。
如果把礼、刑、富、贵纳入整个社会整体,它们都不是独立的。
如果把礼、刑、富、贵纳入政治体系中,则礼、刑、富、贵又不得不服从政治。
在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权力是代表社会秩序的主体,“既不是发生于社会冲突,又不是发生于社会合作;它是发生于社会继替的过程,是教化性的权力,或是爸爸式的”(注: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70页。
)。
这种政治权力形态的本质是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的,也是绝对的。
权力允许,就是德政;权力不允许,也是理所当然。
权力来自最高权力者的意志,权力的分配是恩典,取得者也要看输诚尽忠的程度。
在社会和政权稳定时期,这种分配和输诚尽忠还可以在制度化共识之下,按部就班地运作。
但是,在充满着危机而混乱的时期,这种分配和输诚尽忠就不可能有制度化的共识,制度化的规则也难以产生作用。
制度规则的破坏意味着政治的昏暗,向当权者输诚尽忠则成为保证权力和利益的唯一条件。
此时,政治权力成为决定因素,成为结党营私,瓜分经济利益的手段;反过来,结党营私和经济利益也就成为不可缺的要素,两者互相作用。
可以说“富”与“贵”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是推动个人进取和社会进步的动力;“礼”与“刑”是社会的规范,是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的重要工具。
然而,在政治权力的作用下,道德的原则被破坏,刑罚的公正被扭曲,权力所有者对富贵的追求也表现出不择手段,使社会是非颠倒,风气败坏,人心险恶,贪风盛行。
因此,有必要对礼、刑、富、贵四者之间的整合或冲突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进行探讨。
二
现代人们把财富和权力当作一种社会资源,尤其是权力,它在中国古代是一种稀有资源,它不但掌握着其他资源的命脉,而且控制着整个社会,成为决定掌握其他资源的主要条件。
权力成为决定的条件,政治的效用就高于一切,“政治权力成为结党营私,瓜分经济利益与钱财的不二手段。
反过来,钱财也成为经营政治势力不可或缺的要件,两者互相搓揉共生”(注:叶启政:《当前台湾社会重利爱财之价值取向的解析》,载《中国人的价值观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987—1008页,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92年。
)。
在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政治体制下;用政治权力来谋取财富,用财富来谋取政治权力,几乎成为惯例。
在中国古代,财富获得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人的性情都有求财的欲望;只要不辱祖先的行业,每人都应择一业治生;在一个上轨道的国家,贫穷是可耻的。
求财致富的手段不外乎作力、斗智、争时;出奇创新亦多可致富”(注:刘翠溶:《中国人的财富观念》,载《中国人的价值观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705—720页,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92年。
)。
这是专门就普通人的财富获得而言,说明财富的有无不取决于权力的大小,但在中国古代确实存在着权力的大小决定财富多少的问题,而取得权力实际上也是获取财富的最佳途径。
记得吕不韦在“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注:《史记》卷85《吕不韦列传》。
)以后,把耕田、经营和当官的赢利进行了比较,得出当官利润最大的结论,将千金全部投入谋取官职。
司马迁在叙述致富的各种途径时,也提到:“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的致富的总脉络,同时特别指出“富者必用奇胜”。
在历数致富的事例之后,司马迁得出“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còu@②,不肖者瓦解。
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臣万者乃与王者同乐。
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的结论。
素封:《史记正义》认为是“不仕之人自有园田收养之给,其利比于封君,故曰素封也”。
司马迁把富有的程度与王公贵族比较,认为这些富有者只能与贵进行比拟,但不是实际的贵。
这既说明了在传统社会的政治权力的决定作用,也说明了政治权力对财富的控制能力,更表明政治权力对财富有绝对的优势。
道德和富贵实际上是两种价值观念,道德可以称之为理想的价值观念,富贵则是现实的价值观念。
理想是高于现实的,也是基于现实的基础上出现的,以传统的道德观念对富贵的看法,就可以证明。
比如说,“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礼记?表记》),“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礼记?曲礼》),是基于道德上的认识,因为社会现实就是:骄淫等于招祸之源,“圣人重其道而轻其禄,众人重其禄而轻其道”(《盐铁论?贫富》),期望的是道德,却又不得不看到现实。
“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孟子?滕文公上》),“富者不仁,仁者好施”(《孟子?滕文公上》赵歧注)是对现实批评和感叹,也是基于现实的提升。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是基于道德上的劝勉,也是现实生活的提升。
从这些道德上的认识来看,可以发现道德观念上的违道必然会得到相反的效果,而这些效果则是现实的,更主要的则是基于法律的违犯和政治上的灾难,因为违反道德规范,必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法律是道德的保护,也是维护道德存在的保证。
在传统的立法思想中,“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
是故法之用易见,而礼之所为,至难知也”(《尚书?大传》)。
这是中国古代一成不变的立法原则,也是统治者所标榜的德政,但在传统的人治社会,这种原则和德政往往会被扭曲。
道德规范要求人们按一定规范来制约自己的行为,而法律则规范着人们的行为。
由于法律的制裁结果是以强制为前提的,这样法律的执行者就有权力。
固然,法律执行者必须严格按法律实行,但对法律的解释和运用却始终掌握在当权者手中。
“然其律法简古,文义深邃,治狱之吏非老于案牍者,则未尽知。
苟或法司狱成,定拟之际,先失详明,误乖律义,致有轻重出入之非,而况罪诬于人否,则终身之玷,而死者不能复生。
”(注:《律解辩疑所载律文?序》,《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一册,第277页。
)虽然国家有律条,官府有律例的集解、疏义等,但执行者仍然有很大的余地,若是“吹事好求,苛刻是务”,也就难免出现“以深文巧诋为能,以哀矜勿喜为拙。
故入夫罪则旋添情节以合律妄,引夫例则摘去字句以从招,甚至清托徇人,通贿自鬻于以枉,其是非之实,又有不可胜言者”(注:(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97《听讼?前言》引毛恺曰。
)的现象,那么,滥词、滥拘、滥禁、滥刑、滥拟、滥罚等情况就不可避免。
篇9:中国古代史论文
唐宋时期,我国古代里坊制由鼎盛走向崩溃。
这一崩溃过程,萌芽于唐代中晚期的长安城。
北宋东京开封城内,里坊的崩溃,以“侵街”为突破口。
由于宋廷极力制止,使得崩溃过程出现了复杂性与反复性,直至北宋末年,里坊制才彻底走进坟墓。
从此,宋东京城内街市、楼阁遍布,官民混合而居,呈现出崭新的城市景观。
论文关键词:宋东京/里坊崩溃/侵街/夜禁
唐宋时期,中国在城市形态、市民生活等方面均发生了历史性变革,而里坊制的崩溃,就是这次变革的重要标志。
对于里坊制崩溃的进程及时间,中外史学界曾从经济史或城市发展的角度进行过探讨,产生了北宋初年、末年、仁宗庆历、景祐年间诸说。
如中国学者贺业钜认为,“东京坊制约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就废除了”①;还有学者认为具体是在仁宗景祐年间,东京“市坊制度彻底崩溃”②。
而日本学者梅原郁却指出,“唐代的坊制,至少其社会风气在五代初期就已经不存在了,宋代的开封,当然从一开始就是不存在这种框子的城市”③;另一位日本学者加藤繁则认为,“唐代的坊制至宋初时也仍在沿用,可以证实在真宗天禧年间还存在,到神宗熙宁年间才开始衰落,直到北宋末年最后崩溃了”④。
这些观点,由于缺乏对里坊制整个崩溃过程的系统揭示及考证,往往流于简单化,易导致片面性。
并且,上述诸说多忽视“侵街”在里坊崩溃过程中的作用及崩溃的表现。
为此,笔者依据大量文献记载,对中国里坊制的崩溃过程、影响因素及表现内容等方面予以探讨,力求揭示这一重大历史变革的真相。
一、里坊制崩溃萌芽于唐中后期的长安城
里坊,或称里、坊,是我国古代城市的基层居住单位。
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存在。
《诗·郑风·将仲子》有“将仲子兮,无逾我里”之句,毛传曰“里,居也”。
西汉长安城,则划分为160里,且“室居栉比,门巷修直”⑤。
此后,里坊制度日益完备,至隋唐长安城达到鼎盛。
这时,在城市结构上,里坊整齐划一,“千百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⑥,诸坊“棋布栉比,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⑦。
在市民生活上,实行严格的“夜禁”制度,即“昏而闭,五更而启”⑧。
对于“诸犯夜者,笞二十”⑨,甚至曾出现“中使郭里曼酒醉犯夜,杖杀之”⑩的现象。
这样,唐长安城夜间坊门紧闭,坊外空无人行,呈现出“六街鼓绝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⑾的寂静夜色。
朱熹对唐代的里坊制度甚为赞赏,说:“唐宫殿制度正当甚好,居民在墙内,官街皆用墙,民出入处皆有坊门,坊中甚安”⑿。
这种严格的里坊制度以强化城市管理、防范盗贼为目的,却给市民生活、生产及人际交往带来了诸多不便,于是,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唐代中期以后,长安城内侵街建房、坊内开店、开设夜市等破坏里坊制的行为不断出现。
本来,里坊制下,城市街道严禁侵占,早在唐高宗永徽年间(650—655)颁布的《唐律疏议》中即有“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的规定。
后来,随着“侵街”现象的增多,唐代宗大历二年(767)五月,又下了“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等,先处分一切不许,并令毁拆”⒀的诏令。
唐德宗贞元四年(788)二月,再次下诏:“京城内庄宅使界诸街坊墙,有破坏,宜令取两税钱和雇工匠修筑”⒁。
但是,这些均未能阻止“侵街”的浪潮。
唐文宗太和五年(831)七月,左街使上奏:“伏见诸街铺近日多被杂人及百姓、诸军诸使官健起造舍屋,侵占禁街”⒂。
又唐宣宗大中三年(849),义成军节度使韦让“于怀真坊西南角亭子西,侵街造舍九间”⒃。
与“侵街”行为相伴的,还有对“夜禁”的破坏。
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长安坊中有夜拦街铺设祠乐者,迟明未已”⒄。
至文宗太和五年(831)y.有左右巡使卜奏说,长安坊门“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⒅。
唐末的长安崇仁坊,更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⒆。
在交易地点上,出现了坊内开店的现象。
本来,唐长安城内设有东、西二市,作为交易的集中场所。
与坊一样,市亦为市墙围合的封闭场所,且聚散以时,“凡市,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⒇。
中唐以后,工商店铺冲破“市”的樊篱,渗入坊内。
如长安内延坊有造玉器和出售珠宝的[21],颁政坊有馄饨曲,长兴坊有毕罗店[22],宣阳坊有綵缬铺[23],永昌坊有茶肆[24],道政坊和常乐坊有酿酒店[25]。
在礼泉坊还发现了唐三彩作坊遗址,出土了大量的三彩砖、高足盘、水盂、粉盒及各种三彩俑等[26]。
二、北宋东京的“侵街”与里坊制崩溃
如果将里坊崩溃视作一粒种子,那么它在唐中晚期的长安城即已萌芽,并有破土而出之势。
但随着唐朝走向灭亡,长安城亦退出都城之舞台。
伴随着政治中心的东迁,五代,尤其是北宋时期,东京开封即成为这颗种子破土生长并开花、结果的沃土。
说起宋东京里坊制的崩溃,早在隋唐汴州城(宋东京前身)已见端倪。
隋开皇年间,文帝东封泰山后返回长安,路过汴州,“恶其殷盛,多有奸侠”,乃以令狐熙为汴州刺史,“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27]。
可见当时汴州已出现商业繁荣、向街开门的现象。
至唐代,随着汴河漕运的发达,汴州商业更为发达,“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28],“四面诸侯瞻节制,八方通货溢河渠”[29]。
并且“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30],竟然出现了通宵夜市。
五代梁、晋、汉、周皆定都开封,社会经济继续发展。
后周时期,“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31],“民侵街衢为舍,通大车者盖寡,上命悉直而广之,广者至三十步”,却招致一片“怨谤之语”[32]。
于是,官方作出让步,“其京城内街道阔五十步者,许两边人户于五步内取便种树掘井,修盖凉棚。
其三十步以下至二十五步者,各与三步,其次有差”[33]。
相比之下,在唐长安城大街上,连植树也是禁止的,因为代宗广德元年(763)曾下诏:“城内诸街衢,勿令诸使及百姓辄有种植”[34]。
这是官方对突破坊墙,进行营造活动的认可,为以后北宋开封的“侵街”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
历史进入北宋时期,东京城“八荒争凑,万国咸通”[35],商业繁盛,客观上要求拆除坊墙,建立新的街市制度。
但是,宋廷却逆历史潮流而动,力图维护与恢复昔日的里坊制,于是官私双方展开了激烈斗争,这场斗争以“侵街”为标志。
北宋伊始,即已出现“侵街”浪潮。
如早在宋太祖时期,据《宋史·魏丕传》记载,曾任作坊使的魏丕,“撤本坊旧屋,为舍衢中,收僦直及鬻死马骨,岁得钱七千余缗,工匠有丧者均给之”。
开宝九年(976]五月,宋太祖“宴从臣于会节园,还经通利坊,以道狭,撤侵街民舍益之”[36]。
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七月,“八作使段仁诲部修天驷监,筑垣墙侵景阳门街,上怒令毁之,仁诲决杖,责授崇仪副使”[37]。
面对“侵街”浪潮,真宗时期,宋廷曾动真格予以制止。
如咸平五年(1002)二月,“京城衢巷狭隘,诏右侍禁閤门祗侯谢德权广之。
德权即受诏,则先毁贵要邸舍,群议纷然。
有诏止之,德权面请曰:‘今沮事者,皆权豪辈,吝屋室僦资耳,非有它也,臣死不敢奉诏。
’上不得已,从之。
德权因条上衢巷广袤及禁鼓昏晓之制,皆复长安旧制,乃诏开封府街司,约远近,置籍立表,令民自今无得侵占”[38]。
看来,在谢德权的以死相争下,宋廷这次可谓是痛下决心:拆除权贵的侵街邸舍,竖立表木,作为道路“红线”,并重建禁鼓昏晓制度。
当然,现实是复杂的,表木的竖立并非意味着“侵街”现象的终结,这场斗争还在继续。
据《长编》卷79记载,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二月诏:“前诏开封府,毁撤京城民舍之侵街者,方属严冬,宜俟春月”。
仁宗天圣二年(1024)六月,“京城民舍侵占街衢者,令开封府榜示,限一岁,依元立表木毁拆”[39]。
此后在仁宗景祐元年(1034)十一月甲辰又下诏:“京旧城内侵街民舍在表柱外者,皆毁撤之。
遣入内押班岑守素,与开封府一员专其事,权知开封府王博文请之也”[40]。
《宋史·王博文传》也说:“都城豪右邸舍侵通衢,(王)博文制表木按籍,命左右判官分撤之,月余毕。
”神宗元丰年间,“京师并河居人,盗凿汴堤以自广,或请令培筑复故,又按民庐侵官道者使撤之”[41],居然出现了“侵河”现象。
也许,认识到“侵街”潮流势不可当,于是在宋徽宗崇宁年间,宋廷开始征收“侵街房廊钱”[42],等于承认了其合法性。
结果,商业店铺纷纷沿街而建,形成了街市,这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有形象的描绘。
这场围绕“侵街”的官私斗争,正应验了恩格斯的那句名言:“传统是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力。
但是,这是消极的,因此一定要被摧毁”[43]。
这里有一个问题:东京坊墙,是何时拆除的;如果拆除,作为全城性工程,必然兴师动众,为何不见任何官方或私人记载,甚至很少提及坊墙之事。
笔者查遍了宋朝诸臣奏议,有关京城开封的营造内容相当丰富,论及修筑城池及宫殿寺庙等等,但是涉及到全城的坊墙,关于其修或拆的奏议,却只字未见。
我推测是因为有侵街建筑的出现,坊墙变得无关紧要。
并且,当时官民双方共同关注及斗争的焦点只是侵街建筑。
因此,随着侵街建筑的增多,坊墙也会因失去作用而被蚕食。
尤其是当宋廷在街道两侧竖立众多的“表木”,充作街道“红线”之后,作为旧有“红线”的坊墙,更显多余,于是,被铲除尽净,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篇10:中国古代史论文
淮河流域与中原邻接,夏商周中原发达的古代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形成了本地区善于吸收、融会、发展各种文化因素的优良传统,并使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呈现出南北交汇、东西交融的复杂状态。
目前的考古发现揭示出夏商周中原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但有关影响的具体表征及过程尚无专文论及。
本文结合历史文献所载,参以考古资料,宏观探讨夏商周中原王朝礼制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辐射和影响,以期从这一侧面透现出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特色。
一
据文献记载,夏部族在中原地区的活动中心和夏王朝建立后的统治中心地带在现今的豫西和晋南一带。
其实,夏王朝的统治区域是相当广阔的。
据历史记载,由于夏初国弱,曾出现过东方的有穷后羿和寒浞篡位代夏的事件(《定公四年》杜预注)。
“少康中兴”后,夏政权得以稳固,与东夷形成了长期对峙的局面。
据古书载,有穷氏的地望在今山东德州,寒氏的地望在今山东潍坊。
与“后羿代夏”事件相关的还有斟寻、斟灌、有鬲氏、有仍氏等,许多学者认为斟寻、斟灌、有鬲氏、有仍氏的活动范围都在淮河下游和黄淮之间。
文献证明夏王朝方国众多、夏王朝统治区域广大,其统治势力已拓展到淮河流域,夏与淮河流域关系密切。
考古发现也证实淮河流域的大面积地区受中原夏文化的影响。
在淮河重要支流颖河两岸,二里头早期文化对其有重要影响。
据调查,程窑遗址二里头文化期的遗物就蕴含有夏文化因素。
如陶罐侈口卷沿鼓腹,体饰绳纹;缸平口内敛,上腹微外鼓,外饰有捺痕的附加堆纹。
阎寨遗址中的夹砂灰陶折沿鼓腹罐,腹部饰绳纹;小口高领瓮沿外饰一小扳,广肩鼓腹。
这些遗物都明显包含有偃师二里头文化的因素。
“(颍河)崔庄晚期属于二里头文化二期遗存,……出土的主要陶器如绳纹高足鼎、附加堆纹缸、澄滤器、敞口盆等,从形制、胎质、纹饰及制作风格看,均与偃师二里头遗址二期遗物类同”,“(董庄)晚一期是该遗址的主要遗存,……所出的陶器多为器表饰细绳纹的泥质灰陶,其中花边口沿罐、圆腹罐、腹部多带鸡冠形鋬的卷沿盆、平地盆、三足皿等与二里头遗址第二期所出同类器相类同”。
在登封王城岗遗址中,包含有完整的二里头文化、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晚商文化及周文化,“王城岗二里头文化一期出土的主要陶器的器表纹饰与器形,和王城岗龙山文化五期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有着紧密的先后承袭关系”。
上述考古发现有力地说明了颍河上游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在承袭当地龙山文化晚期因素的基础上,深受豫西二里头夏文化的影响,部分陶器器形发生了明显的形态嬗变。
河南周口地区1978年的地面调查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16处,商代遗址19处,西周遗址12处。
所采集的夏文化器物如甑、深腹罐、平地盆、三足盆、豆等与二里头遗址一期的同类器相同或相似。
其中乳头状、三角形鼎足在临汝煤山二里头一期也有发现,高领罐与洛阳东干沟二里头早期的同类器十分相似。
三期中的深腹罐、大口罐、大口尊与豫西二里头三期的同类器相同或相似。
周口地区多处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说明中原夏文化对该地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甚至还影响到了器物的组合,使二者的文化性质有很大的相似性。
中原夏文化还拓展到江淮地区。
目前在安徽江淮之间、霍山以北地区发现了不少夏商文化遗存。
如属斗鸡台文化的斗鸡台、薛家岗、含山大城墩、青莲寺等遗址中都包含有二里头文化因素。
薛家岗H25中通体饰细绳纹的锥足罐形鼎、凹底爵杯、细腰斝、高柄浅盘豆及含山大城墩的平底罐形鼎等与中原二里头晚期的同类器相似。
寿县斗鸡台遗址所出陶器如附加堆纹花边罐、鸡冠耳盆或甑、锥足鬲、箍状堆纹鼎、宽肩瓮等,都与中原夏文化的同类器形态大体一致。
但仅有中原夏文化晚期的文化因素出现于此,且文化因素的影响仅停留在个别器物的具体形制上,说明夏文化对此地的影响晚且较肤浅。
淮河流域的岳石文化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但豫东、鲁西的岳石文化中却包含有中原夏文化因素。
豫东杞县鹿台岗遗址的大多数器物直接受岳石文化影响,但丙组器物如鸡冠耳绳纹盆、箍状堆纹缸、花边口沿罐、鸡冠耳罐等则与二里头文化同类器相似。
宏观上说,胶东(照格庄类型)、鲁南(屠城类型、尹家城类型)的岳石文化受中原夏文化的影响较少,而豫东、鲁西南(安邱堌堆类型)及鲁北(王推官类型、郝家庄类型)等地的岳石文化则较多地受到夏文化的影响。
在最能反映文化特质的陶器遗物中,鸡冠耳盆、觚形杯、舌状足三足罐等具有明显中原二里头文化特征的器物广泛存在于上述地区的岳石文化中,应该是受二里头文化影响所致。
豫东、鲁西、鲁北地区正是夏代初年夷羿族团对夏战争失败后东退的活动地区,由于夷羿族团势力的减弱,使得夏及周围其他部族乘虚而入,使这一地区的物质文化受到夏及其他外来文化的剧烈冲击。
而在鲁中南、鲁东南及胶东地区,由于东夷集团自身稳定,实力较强,因而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较少。
这一考古学现象,很可能是夷羿族团对华夏集团征伐失败、夏族大举东进造成的。
由此可知,中原夏文化对淮河上中游地区存在着直接的强烈的文化影响,又间接地影响到了豫西、鲁东、皖北的淮河下游地区。
这种考古学观察反映了夏与东夷、淮夷集团势均力敌,中原夏文化与淮河流域的古代文化如岳石文化等基本是同步发展的。
夏与东夷、淮夷之间的关系,总的说来是相邻的两族如夏与淮夷关系密切,而彼此较远的两族如夏与东夷则关系较疏远。
二
公元前17世纪后期,商代夏而兴。
考古发现证明商文化的对外扩张体现了一个明显的动态过程。
比较二里岗上、下层文化的分布,可以看出商文化主要是向东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张。
这种扩张态势一直延续到殷墟早期,并成为商王朝最强盛的历史时期。
随着王朝势力的拓展和军事殖民,商文化也随之扩展到淮河流域,商文化最典型的器物鬲、斝、簋、假腹豆、大口尊、直腹簋等在淮河流域相当大的范围内有着不同程度的发现。
商代的南阳属于商王朝的“南乡”。
目前在南阳属淮河流域的地区内发现有黄龙庙、新集、十里铺、古台寺等商文化遗址。
在十里铺遗址商文化层中,出土有商式陶器、石器、骨器和青铜刀与青铜镞,并发现有铸造青铜器的陶范和冶铜坩埚等,说明这里很可能是一处商代的冶铜作坊遗址。
近年,在淮河流域的信阳罗山县蟒张发现了一处商代墓地。
在已经发掘清理的六座墓葬中,一号墓有台阶式墓道,井字形椁室,棺椁髹黑、红漆,随葬有鼎、觚、爵、斝、甗、罍、豆、戈和镞、锛、锥、铃等青铜器共77件;六号墓随葬有鼎、爵、觯、觚、尊和戈、削、锛、矛等青铜器共20件;另三座墓内也有一些青铜器。
这些墓葬的形制和青铜器的器形、纹饰,与殷墟妇好墓和商代晚期的青铜器大致相类似,有些铜礼器上还有“父乙”、“尹”、“天”等铭文。
以此为根据地,商文化还扩展到了长江流域的盘龙城地区。
上述两例可基本证明商王朝已将淮河上游地区纳入其统治体系之中。
此外,周口地区作为商、夷沟通的必经之地,商文化对此也有强烈的影响。
目前,在此地发现多处商文化遗址,出土有觚、爵、戈等商式青铜器和颇具商文化特征的陶鬲、盆、罐、豆、甗、斝和簋等。
商王朝的崛起与对东土的经略,对海岱地区东夷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考古发掘揭示出,在商代前期和后期出现了两次商文化东进的浪潮,从而使淮河流域的政治地理逐步改观。
大约在郑州二里岗文化上层期前后,早商王朝已把泰沂山脉以西的岳石文化分布区纳入了中原商文化系统,商文化随之向东推移,进入海岱地区的腹地。
在山东境内津浦铁路以西地区和津浦铁路稍东一线,发现了一些属于二里岗上层期的遗存。
经发掘的有茌平南陈村、梁山青堌堆、济宁凤凰台、泗水尹家城、滕州前掌大 和江苏铜山丘湾 等处,在济阳邝家、邹县西朝阳村,以及滕县北辛、后荆沟、西康留、后黄庄等地也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遗存。
这类遗存中的日用陶器如鬲、尊、豆等,在类别、形制上虽表现了一些地区特征,但与郑州二里岗上层遗存基本相同。
济南及其以东,也有含二里岗上层或稍后的商文化因素的遗址,如济南大辛庄(注:参见《考古》、《文物》等有关大辛庄相关系列发掘简报。
)、邹平丁公、章丘乐盘(P36)、青州萧家(P46) 等。
至于在大辛庄、长清前平村[21],特别是在滕州市的吕楼、前掌大、大康留、轩辕庄[22] 等地所发现的青铜礼器,则具有二里岗上层期或稍晚的典型商文化特征。
窥一斑而知全豹,说明此时商王朝向海岱地区的扩张并不限于一般的武装殖民,而是在这片新拓展的土地上推行王朝礼制文化并迫使土著接受,还建立起新的统治网络,使之成为商王朝在政治上可以直接控制的“东土”。
商文化第二次东进浪潮是在考古学上的殷墟文化期。
商王朝势力在淮河下游海岱地区北部已达胶莱平原的东部;在海岱地区的南部,沿泰沂山地南侧向东推进到临沂地区、江苏淮北地区,直到黄海之滨[23]。
原来相对独立发展的海岱、徐海历史文化区已基本纳入商王朝的'势力范围。
山东地区的商代遗址已发现近300处,依受晚商文化影响的程度,高广仁先生将此分为三个地区[24],其中鲁中南和鲁北地区受商文化影响较重。
鲁中南地区早在二里岗上层时期已进入商王朝的控制范围,晚商遗址分布相当密集。
这里商文化的面貌,包括出土的铜刀、铜斧、卜骨以及陶鬲、簋、尊、甗、罐、豆、觯等的器形、纹饰和整体风格,都与殷墟出土者基本相同[25],只有相当数量的红陶和一两种器物具有一点地方特色。
殷墟时期中原地区盛行的含玉含贝的葬俗也明显地影响到淮河下游地区,在济南大辛庄商墓中就出有玉琀[26]。
以大辛庄、刘家庄等为中心的鲁中、鲁南地区还发现了与商王畿形制、花纹基本相同的青铜礼器。
滕州前掌大商代大墓群的发掘,与殷墟相同或相似的大量青铜礼器如鼎、甗、簋、尊、爵、觚、角、盉、觯等及玉器、铜胄,从造型到制作方法与殷墟所出者基本一致。
4号坑出土的马车,两马一车的驾驭形式、车体的大小结构与安阳殷墟出土的车马器非常相似。
该地区所发现的陶器有绳纹甗、甑、斝、罐、罍、盆、缽、缸、瓮、鼎、觚、爵、尊、盉、瓿等,差不多包含了中原地区商文化的所有典型器型。
在这一地区,商式青铜器不论是数量还是出土地点的密度都比鲁北地区为大,地方传统文化因素较少,可见是海岱地区内商化程度最高的地区。
以潍、淄流域为中心的鲁北地区,晚商遗址分布也相当密集,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文化面貌。
从贵族墓葬如青州苏埠屯大墓的葬制看,几乎完全反映了商王朝的礼制文化;而从一般遗址或中小型墓葬材料看,则是商文化因素与土著文化因素共存。
例如,在仅距苏埠屯数公里的青州赵铺遗址一号墓中[27],一件饰有绳纹及三角划纹的典型商式簋和典型的东夷素面鬲共存,死者手持獐牙,可以判断死者为东夷土著。
在惠民大郭,滨州兰家村,桓台南埠子、史家,青州苏埠屯,寿光古城、桑家庄、鱼台、呙宋台等多处地方也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商式青铜礼器、兵器或工具[28]。
该地区地方传统文化因素较多,与中原商文化差异较大。
胶东半岛和鲁东南地区仍是东夷文化的统治区。
殷商一代,商族人居于海岱和徐海地区,本就与东夷、徐戎、淮夷杂处,先进文明对于落后文明的影响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据李学勤先生考证,人方位于淮河流域[29](P60),武丁时东伐人方而克之,人方后又反叛, 这一历史事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淮河流域商臣服方国力量的强大与文化的进步。
到商代末年,帝乙和帝辛两代复向人方大兴兵戎,最终征服了人方。
于是,淮河流域的徐淮地区在政治上完全接受商王朝的统治,成为商朝的藩属。
象征王权威仪的礼乐文明随着王权势力的扩张明确地推行到淮河流域,商代青铜礼器的发现已证明了这一点。
苏北徐州一带发现了一些具有显著地方特征的商文化遗存,其铜器中非商式的高领撇足鬲,陶器中的鬲、豆、盆、罐等主要器类多与典型商式器物有较大差异,反映出这类遗存属商文化的地方类型。
在连云港发现了商代晚期至西周初年的青铜鼎、甗等,鼎为垂腹、柱足,颈饰简疏云雷纹;甗为素面,仅在颈部饰两道凸弦纹,制作淳厚质朴,其造型和纹饰特征都可视为商代晚期的标准器。
商代礼乐器的出现,证明淮河流域的青铜器铸造应是在中原商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表明了淮河流域商代青铜礼乐文明与中原地区礼乐文明的融合与发展上述考古学观察反映出商灭夏后,加强了对东方地区的控制。
在商文化的冲击下,东夷、淮夷文化的格局与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东夷文化部分地与商文化融合,形成了潍西、鲁中的商文化,表现出与中原商文化的高度一致。
鲁南与苏北地区成为商文化的波及地区。
安徽江淮地区的淮夷文化也成为商文化的地方类型。
但由于淮夷与商交往日浅,其地又非商王朝经营的重点,所以淮夷的皖西类型、斗鸡台类型与中原商文化的关系相对较疏远。
这种考古学观察,反映了商王朝统御范围的广大,商文化的波及之处,既有商王朝的直属统治区,也有间接统治或王朝文化的影响地区。
商文化的影响促进并带动着淮河流域土著居民的文明化进程。
篇11:中国古代史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浅析管仲与梭伦政治改革之比较 社会发展学院 唐莹
02110123
[摘要]管仲与梭伦,一个是先秦齐国时期辅佐齐桓公一匡天下的相伊,一个是古希腊雅典城邦的首席执政官。他们所进行的政治改革在古代中西方历史上交相辉映,从而推动了两国历史的进步。在二者的改革与实践中,既有相似处,又有不同点。本文从社会背景,改革内容,历史价值三方面就两者的政治改革的比较作一简论。
[关键词]管仲;梭伦;民主政治;君主专制
管仲相齐,梭伦执政,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他们在各自国家进行了一场至今都意义深远的改革,使得各自邦国日益强盛。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风潮下,各国发展既趋同,又有各自的特色,从管仲和梭伦的改革入手,分析和比较他们的的政治改革,对现在社会的发展有其裨益之处。
一
众所周知,管仲所处的春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阶段。自从周平王东迁后,王室衰微,大权旁落,诸侯做大,诸侯国之间互相征伐,战争频发,群雄竞起。西周初年,姜太公被封于齐,多年以来,齐国都是东方大国。齐国濒临大海,鱼盐资源丰富,国内矿山多,矿资源充足。可是,在齐桓公上台前夕,齐国却在与其他诸侯国争霸中处于劣势。随着周天子地位的下降,诸侯国君的地位也随着动摇。具体到桓公时,他又是在高、国二氏的支持下才得以执政,齐君成了名以上的最高权力者和统治者。中央的主要官职,像大
行、大司田、大司马、大司理,主要是由贵族卿大夫充任,负责处理国家事务。当时齐国的贵族有“高(文公后)、国、崔、庆、栾、高(惠公后)、陈、鲍等氏”,“他们凭借着伟大的权势,世执国政,上挟王侯,下治臣民。”[1]垄断政权的贵族卿大夫们,凭借着宗法血缘关系,世代霸占着高官显职,甚至是左右国君的废立。这已经威胁到了君权的加强。
管仲,名夷吾,字仲,其先与召忽辅佐公子纠,公子纠败死,管仲被好友鲍叔牙推荐给桓公,成为齐国相伊,被称为“仲父”。管仲是姬姓的支属,与周天子同姓,父亲曾是齐国大夫,后来家道中落。管仲曾生活在社会底层,他了解百姓们的想法和要求;又辅佐过国君的儿子,所以对于上层统治阶级的弊端也有着一定的了解;对当时整个社会的整体走势也有着自己的想法。正是基于这些因素,在之后的他的改革中,许多措施开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变法改制的先河。
梭伦改革前的雅典城邦是贵族政治。雅典的国家已初具规模,在新形成的国家中贵族院是最高权力机关,而且还掌握有最高的刑审、监察、决定国家大事的权力,执政官和公民大会等都受到贵族院的控制和支配。贵族院“职掌保护法律,管理最大多数和最重要的国事”,它的成员都必须出自血缘高贵的氏族。执政官九人团虽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机构,但是这九人必须出自于贵族,接受贵族院的推荐和裁判。而名义上拥有很大权力的公民大会却只是徒有虚名,它的开会的议程皆需由贵族院的安排,其实也就是处于贵族院的控制下。广大的平民因受门第之见和财产限制不能参加国家大事的决策,因而也
就丧失了应有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下层平民与工商业奴隶主结成了联盟,与贵族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平民与贵族形成了对立:“多数人被少数人奴役,人们起来反抗贵族,党争十分激烈,各党长期保持着互相对抗的阵势。”[2]随着斗争的越演越烈,公元前632年基伦暴动,在雅典成立僭主政治,但由于没有群众基础,很快就被贵族镇压了。公元前6,贵族被迫颁布了德拉古法典,但这部法典并没有满足平民的要求,所以斗争更加尖锐。在内部矛盾如此激化的同时,雅典也在外部面对着科林斯和墨加拉等城邦的威胁,并且雅典还丢了萨拉米斯岛。至此,雅典城急需一位调停员,就这样梭伦来到了历史的舞台中央。普鲁塔克曾指出:“雅典人中最聪明的人都把目光盯在梭伦身上,他们认为他是唯一和当时的罪恶最无牵涉的人。”[3]
梭伦,生于雅典,出生于没落的贵族家庭。他年轻的时候,一面精神,一面游历,到过许多地方,考察社会风情。他了解下层民众的生活和境地,于是他以“仲裁者”、“中介者”、“调停者”的身份出现在城邦最危险的时候。这也造就了他改革的风格,中庸思想,既不迁就贵族又不偏袒平民。
由此看来,梭伦与管仲虽处于不同的时期,但在他们改革的过程中的都面临着贵族的强硬势力和阻挠,下层平民受到上层贵族的压迫。当然,二者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由于二者所承袭的历史传统不一样,所以这也使得他们所进行的政治改革的任务不同。管仲处于奴隶制社会,他要解决的是称霸图存;梭伦则是在一个相对民主的社会,而他最想的就是摆脱国内政治危机。他们的改革只是顺应了各自历史
发展的潮流。
二
为了称霸诸侯,必须修明内政,发展国力,于是管仲任相后,对齐国国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管仲看来,“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管子 牧民》),所以国家的'根本在于君上,有了君主的绝对权威,也就拥有了国家的根本,所以,他的政治改革走的是一条建立君主专制的道路。由此,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直接隶属于于君主的专制系统就此诞生。在地方,实行“叁其国而伍其鄙”的措施。管仲把国君直辖区分为国、鄙两部分,然后对国都和鄙野地区用不同的办法进行管理。关于“叁其国”,“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叁国起案,以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乡,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国语 齐语》);关于“伍其鄙”,“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长;十卒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为属,属有帅;五帅一大夫”(《管子 立政》)。无论是城市的的乡长,还是农村的五属大夫,都要直接向君主负责。每年的正月要上朝汇报治理情况,听从国君的旨意,而国君就根据他们的政绩来决定他们的升迁、降职。在中央,设立多种职位,由这些官员来辅佐国君处理国家事务,但他们并没有决定权,一切决定都取决于国君。而为了维护君主专制政体,管仲又设计了“法治”体系,将“生杀富贵贫贱(《史记 管晏列传》)”之六柄牢牢掌握在国君手中。他将君、臣、民和法的关系作了界定:“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管子 任法》)。在
管仲的法治体系里,君主掌握立法权,大臣进行执法,而百姓只能一味的遵从法令。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管仲又十分注重人才的发展、使用,为此,他制定了一系列的选官标准和措施,在制度上表现为“三选制”。首先,各乡把有才德的人推荐给国家;然后,有关部门再对各乡所推之人进行一段时间的试用,选择优秀的人推荐给君主;最后,国君亲自审核使用,合格者被任命。
反观梭伦改革,又是另外一条路。建立民主的国家体制是他改革的第一重要内容,为此,他重新规定了国家政治机构。一规定雅典最高的权力机关是公民大会,为了防止贵族院对公民大会的操控,他又设立了公民大会的常设机关,400人议事会,负责提出议案。二规定,执政官九人团是最高的行政机关,负责日常的行政事务。三规定,陪审法庭是最高司法机关,处理法官的任何案件。四规定,贵族院是最高监察机关,负责监督法律的实施和执行。在重新划定的政治机构中,将国家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监督权分开,在他的法治体系中,雅典的的贵族与平民、富人与穷人共同拥有立法权。这意味着一切国家事务均由公民大会商议,虽然,贵族会议仍然是“国家的一般监督者和维护法律的机构”[4]。为了解决雅典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梭伦从经济入手,重新调整各阶级自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他将雅典自由民按财产多少分为四个等级,500斗级、骑士、双牛级和日拥,并按等级的高低确定担任什么官职。财政人员由第一等级公民担任;执政官等9个高级官职由第一、二等级公民担任;四百人会议代表由前第
一、二、三等级公民担任;第四等级公民可以参加公民大会和民众法
庭。梭伦改革了德拉古时期用抽签选举的方式,“梭伦规定,国家的官职应先由各部落分别投票预选候选人,然后就从这些候选人中抽签选出举。”[5]虽然第一道程序可能会受到贵族的影响,但候选人还要经过第二道程序的抽签,因此有一定的优势。
毋庸置疑,管仲与梭伦因其所面临的社会环境,所依托的社会载体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必然使得二者的改革走向不同的道路,一个“法自君出”,一个“主权在民”,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当然,在他们的改革中,都不约而同的重视法治的重要性,都限制了贵族的权力。两个不同时空的伟大政治家,在这两点上做到了一致。
三
梭伦与管仲所进行的改革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一次民主建设,后者是一次君主专制政治建设。而正是这种性质的不同,所以他们的改革便更能体现出两种迥异的历史价值,并深深的影响了以后的西方和东方的政治的发展。
管仲的改革人为的在人们的心理上、生活里、生产中,强化了宗法等级意识,为君主专制开辟了道路。他的政治改革思想奠定了建立“尊王攘夷”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对于保证齐国在诸侯称霸中、在这统一战线中处于领导地位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弥息中原各诸侯国的纷争,维护华夏统一,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对共同抗击外敌侵入,无疑有着很大的社会意义。而在管仲改革中的君主专制精神、人治精神,不仅影响了先秦齐国人们以及他国人民观念的发展方向,对步入封建社会的中国政治的发展的影响也是不可磨灭的。甚至
此后的改革家似乎独没有完全脱离这种改革模式,往往都是在不断的加强君主的权威和权力。在中国盛行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可以从管仲的改革中找寻踪迹。
与管仲相反,梭伦的改革规定,所有机构都只不过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都必须依据法律所赋予的权力行使自己的职权。这就使得国家很难走向专断和独裁统治。他的政治改革内容是民主性的,是希望建立一套科学的国家机构和让人民广泛参与的政治制度。不但如此,他还将其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正如梭伦执政前发誓要为雅典人制定一部“把强力和正义结合在一起”[6]的法律一样,梭伦的改革体现出不言而喻的法律至上、以法治国的精神。而这种改革,不但奠定了雅典的民主政治,而且,还为近代之后的资本主义的民主、法治建设提供了许多启示。
四
将管仲与梭伦的政治改革进行比较,并不能说明孰优孰劣。二者的改革的不同是所依托的社会载体,社会环境,地理环境,阶级力量对比等种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将中国古代史论文其进行对比是为了让我们从他们的改革中获得对今天有益的启示,并运用到当今的政治生活中。
管仲与梭伦,他们的政治改革在不同方面,不同层面,对我们都有着重要的启发。唐太宗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我们更应该从他们的改革中获得益处。
[参考文献]
[1]童书业:《春秋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页。
[2][5]亚里士多德:《雅典政治》,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节;第7章。
[3][4](希腊)普鲁塔克《普鲁塔克选》,吴子廑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4月版,第14节;第16、19节。
[6]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商务印书馆,
171页。
年版,第1990
篇12:世界古代史知识点总结
2020世界古代史知识点最新总结
1.古埃及最著名的历史遗产,国王的陵墓:金字塔。
2.世界上现存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
3.古印度严格的等级制度:种姓制度。
4.西方文明的摇篮:古希腊。古希腊最重要的城邦之一:雅典。
5.伯利克里在位时,雅典的奴隶主民主政治发展到古代世界的高峰(雅典城邦全体成年男性公民参政,妇女.奴隶排斥在民主政治之外)。
6.罗马进入帝国时期的标志:前27年,屋大维独揽国家大权。
7.西欧奴隶社会结束的标志: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8.日本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标志:大化改新。
9.西欧封建等级制度形成的标志:查理马特改革。
10.西欧封建社会时期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教皇和教会。
11.东西方文明的第一次冲突:希波战争(“马拉松长跑”为纪念希波战争的英雄菲迪皮茨)。
12.古印度人发明了阿拉伯数字,阿拉伯人加以改造和传播。
13.耶路撒冷:犹太教..伊斯兰教共同的圣地 。
14.三大宗教的共同点:忍耐顺从.平等。
篇13:读书笔记-读了世界古代史有感
读书笔记-读了世界古代史有感
读书笔记_读了《世界古代史》有感_100字今天,我花了一天的时间看《世界古代史》,看完之后深有感触。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这段历史让我知道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道理。
看了这本书,让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在我所知道的知识基础上增强了新的知识。
看了这本书,我看到了战争的灾难,我真渴望和平。但是,再仔细想一想,没有战争,没有统一,哪来的和平?
这些历史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故事,使我目不暇接,这本书实在深奥,不但增进了知识,又能让人明白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我真喜欢这本书。
读书笔记_读了《屈原》有感_450字空气凝固,风欲起而未能。屈原,你最终还是来到了边。你脸色憔悴,形容枯槁。面对无理的诽谤、不公的流放、坎坷的人生,你最终选择了纵身投进的这条大江。 用尽了力气,拂不去悲伤的回忆。你――屈原,楚怀王的左徒,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相当年,你是多么的精明能干,你是多么的擅长言辞,又是多么的明于治乱。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你主张抗秦,却遭受到楚国佞臣们的迫害。他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们以小人之语谤君子之为,他们以小人之技蔽君子之才。于是,你渐渐被君王疏远了,被流放了,直至看到你心爱的祖国灭亡了! 在寂寞的风中,你在行走,伴随着夜的精灵,你赋《离骚》。没想到当年大名鼎鼎的楚国大夫,却遭到受尽诽谤的后果! 你竭忠尽智,但终日被谤,你的心里又怎能无怨无恨呢?理智是冰冷的慰藉。你最终选择了汨罗江为长眠之地。这一天,你出现在汨罗江边。憔悴枯槁的身心,就连渔夫都能看得出你那沉重的心。 你宁愿赴江流而葬身鱼腹,也不愿蒙受尘世之污浊。 这就是你,华夏大地上坚挺而自豪的脊梁。 你,就在这一年的这一天,纵身一跃,以转瞬即逝的生命,表达了对楚王的憎;以高尚的情操,表达了对楚国的爱。即使成为鱼腹中的佳肴,你也要与楚国永在一起,永不分离! 这时,在那一段沉沦历史的长夜中,熠熠生辉的'只有这汨罗江中的一颗不屈的心! 啊,屈原!六年级:尹先阳
读书笔记_读了《童年》有感_150字《童年》是原苏联作家高尔基的作品。
书中描写的外祖父吝啬、贪婪、专横、残暴,经常毒打外祖母和孩子们,狠心地剥削手下的工人。而外祖母却是慈祥善良、聪明能干、热爱生活,对谁都是忍让,有着圣徒一般的宽大胸怀。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主人公阿廖沙敏感而孤独的心。外祖母还经常讲述一些怜悯穷人和弱者,以及歌颂正义和光明的民间故事给阿廖沙听。“是她那对世界无私的爱丰富了我,是我充满了坚强的力量以应付困苦的生活。”阿廖沙这样评价外祖母的。
这部小说的基调在整体上显得严肃、低沉,悲剧场景上蒙上了一层天真烂漫的色彩,读起来令人悲哀但又不过于沉重,使人在黑暗中看到光明。
篇14:世界古代史考点总结
2020世界古代历史必备考点总结
一、上古人类文明
【考试说明】
1.古代埃及的金字塔
北:八下P90 古代埃及文明最著名的历史遗产是金字塔,金字塔是埃及法老的陵墓。
2.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
北:八下P91《汉谟拉比法典》是两河流域古巴比伦王国国王汉谟拉比制定的,是世界上第一部体系完备的法典。
3.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
北:八下P92 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构成了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种姓制度人为地制造了极不平等的社会等级。
4.人类早期文明产生的自然地理环境
北八下P90:第17课课题:大河流域的文明曙光。
5.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状况
北:八下P95 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民主政治达到极盛,在古代社会开创了民主政治的典范。
6.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祥地。
八:下P94 古代希腊是西方文明发源地。
二、中古亚欧文明
1.大化改新的基本内容:
北:八下P101 公元646年,日本统治者进行一系列改革,史称“大化改新”,大化改新实行“班田收授法”,由国家将天下公田班给公民;实行租庸制度,统一租税;废除世袭贵族统治制度,建立中央集权体制,中央设二官八省,地方设国、郡、里,由中央派人管理。
2.穆罕默德的主要活动创立伊斯兰教,建立第一个阿拉伯国家
八:下P102 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伊斯兰教逐渐成为一面团结阿拉伯人的旗帜,穆罕默德率领信徒,打败了麦加贵族,建成历史上第一个阿拉伯国家。
三、文明的冲撞与融合
1.马可·波罗来华、阿拉伯数字的发明和传播等史实
北:八下P120 马可·波罗是意大利威尼斯的商人,随叔父来到中国元朝的上都,在中国当了的官,马可·波罗把他在中国的见闻口述成一本书,叫作《东方见闻录》(又译《马可·波罗行记》)
北:八下P120 阿拉伯数字原本是印度人发明的,经过阿拉伯人的传播,成为世界上人们共同使用的数字。
2.世界各民族各地区文明交往的方式。
北:八下P120古代文明的交往的方式,除了暴力冲撞外,也有和平交流的方式。
3.知道世界各民族各地区和平交往的历史意义
北:八下P120 古代文明之间的交往促进了世界文明的扩展。
四、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
1、埃及象形文字、两河流域楔形文字
八:下P122 古代埃及人创造了象形文字,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创造了楔形文字。
2.佛教、和伊斯兰教的产生(八下P92、102、107-108、九上P47-49)
名 称 | 创立时间 | 创立地点 | 创始人 |
佛教 | 公元前6世纪 | 古印度 | 乔达摩·悉达多 |
公元1世纪 | 巴勒斯坦 | 耶稣 | |
伊斯兰教 | 7世纪初 | 阿拉伯 半岛 | 穆罕默德 |
3.传播:
佛教:主要分布在东亚、东南亚地区。汉朝时传入中国。
篇15:读《世界古代史》有感作文250字
读《世界古代史》有感作文250字
今天,我花了一天的时间看《世界古代史》,看完之后深有感触。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这段历史让我知道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道理。
看了这本书,让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在我所知道的知识基础上增强了新的知识。
看了这本书,我看到了战争的灾难,我真渴望和平。但是,再仔细想一想,没有战争,没有统一,哪来的和平?
这些历史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故事,使我目不暇接,这本书实在深奥,不但增进了知识,又能让人明白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我真喜欢这本书。
初二:孙腾飞
篇16:考研历史学大纲详解之世界古代史
考研历史学大纲详解之世界古代史
一、世界古代史在历史学基础考试中的比例和地位
按照考试大纲的规定,世界古代史部分在考试中所占比例为20%,也就是60分。这一点与相比没有变化,估计今后这一比例也将维持不变。世界古代史实际上包含世界上古史和世界中古史两部分内容,在整个历史学本科教学及历史学学科体系中,它们构成了世界通史教学的第一和第二两部分,但无论是就教学内容的安排还是课时的分配来看,这两部分内容均要较世界近现代史为少。对于这一点,从当前最为权威的大学本科历史学世界通史教材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六卷本世界通史教材的编纂上看得最清楚不过了。该教材六卷的划分情况为:世界上古史一卷,世界中古史一卷,世界近代史两卷,世界现代史两卷。 如仅就此而言,那么在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世界古代史能占到20%的比重显然已经相当高了。
在07年考试中,这60分的分布情况为:选择题为4个小题8分,名词解释为2个小题16分,问答题1道30分。这几道题目均为独立考查世界古代史内容,为单纯的世界古代史题目,总共54分。此外,在材料解析题第30题中虽然基本上考查的是世界近代史的内容,而实际上也需要用到一部分世界中古史的知识。因此可以说,07年考试较好地体现了当年考纲所规定的考查内容比例。据此,可以认为,既然08年考纲在考试内容的比例上未作变化,而考试中心又对07年考卷非常满意,因而08年考试也必将在考试内容的分配上遵循07年考试的精神及08年考纲的原则。惟须注意的是,估计在08年的考试中07年材料解析题第30题的思路将会继续沿用,即将会继续出现把世界中古史与世界近现代史知识综合起来进行考查的题目。至于其他题型,估计不会有什么变化。即选择题持4~5个,名词解释题2个,问答题1个。
二、08年考纲与07年考纲的比较分析
就世界古代史而言,08年考纲的规定与07年相比基本未作变动。下面将对这些变动之处做简要分析:
第一处变动,将第3个子目中的“古代埃及的历史线索”调整为“古代埃及历史的主要线索”。这一表述的调整就使这一知识点表述得更加严谨、明确,指的是古代埃及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而非所有线索。
第二处变动,将第7个子目中的“拜占庭帝国”调整为“拜占庭帝国的灭亡”,将其内涵大大缩小。
第三处变动,将第9个子目中的“西欧国家的兴起与强盛”调整为“西欧国家的建立”,而将其“强盛”又具体细化为“商业经济和城市的兴起”、“十字军东征”、“西欧各国的发展与相互关系”三个知识点。如此,就使得这一内容的所指更加明确、具体,也突出了西欧封建国家历史演进的基本脉络。
第四处变动,将第10个子目中的“中古印度:从德里苏丹到莫卧儿帝国”调整为“中古印度:从笈多王朝到莫卧儿帝国”,使前后的表述一致起来,即从政权的角度来把握中古印度历史的发展演变,而不是从最高统治者到政权。
从上述变动来看,08年考纲对世界中古史的变动最为显著的是第三处,即将中世纪西欧历史中的几个重大历史事件和重大历史现象明确地提了出来。反观这三个知识点,可以看出,它们非但是西欧封建化历史进程中的三个重大事件或现象,而且也是导致西欧历史由中世纪向近代转变的重要推力。因此,这可视为08考纲对世界古代史内容作出的最主要调整。换言之,这几个知识点理应成为08年备考复习的重中之重,或者说这很可能是08年的.必考内容。请广大考生务必予以高度重视。
三、08年考点综合分析、考试题型预测及复习对策
如前所述,08年世界古代史考试范围基本未作变动,这从根本上反映了世界古代史考查内容的安排体现了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对世界古代史研究的相对成熟,同时也反映了这一范围基本涵盖了一个历史学硕士研究生所必备的世界古代史基本知识。因此,这就需要考生必须对这一考查范围所规定的内容能够全面、系统地加以复习掌握,切忌顾此失彼,厚此薄彼。下面便对每个知识点的具体情况作一分析。
第1个子目――史前人类。共有三个知识点,分别是“人类的进化”、“农业革命与新石器时代”、“史前文化”,其中以第二个知识点为重点,该部分内容将会以选择题的形式进行考查。该子目大家在复习时不需花费太多的功夫,而只需将其中的若干标志性事件记住即可。
第2个子目――古代西亚诸文明。共有六个知识点,其中以“古巴比伦王国”、“新巴比伦王国”、“波斯帝国”为重点。该部分内容的考查方式将涵盖选择题和名词解释两个题型,其中以选择题为主,重要的名词解释有“汉谟拉比法典”、“巴比伦之囚”、“空中花园”、“贝希斯吞铭文”等。复习该部分内容时,要以对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复习为主,而不必面面俱到。
第3个子目――古代埃及文明。共有三个知识点,该部分内容根据08考纲的调整,重点应把握第一个知识点“古代埃及历史的主要线索”,也就是说要将古代埃及历史的分期、王朝的更替线索能给梳理出来,尤其是其中的一些标志性事件和重要人物,注意选择题或名词解释。总体上看该子目依然不是要作为重点复习。
第4个子目――古代印度文明。共有四个知识点,其中古印度的种姓制度、宗教等内容是重点,即可能出选择题,也可能出名词解释,还可能出简答题,如试述佛教产生的背景及其教义。不过由于07年已从中考过一个名词解释,因此按照考试题目的复现规律,今年在此中在出题的可能性较小或没有,大家仅作一般了解即可。
第5个子目――古代希腊文明。该子目共有六个知识点,涵盖了古代希腊历史的政治、文化和对外交往三个方面的内容。因为古代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和发源地,其城邦制度、民主政治和辉煌灿烂的文化对后世影响深远,因此,在整个世界古代史学科体系中该部分内容是毋庸置疑的重点。鉴于此并07年考试对此又未作考查的现实,估计它必将是08年命题的重头戏。大家准备的重点应当是名词解释、材料题和简答题这三个题型,其中尤以简答题的命题空间最为广大,如城邦制度、梭伦改革、伯利克里改革、雅典民主政治的内容及评价等均是简答题的很好选题。因此,虽然在07年考试中已经在“马其顿帝国与希腊化时代”一知识点中考了一道简答题,但是大家还是应把本子目的其它内容作为世界古代史的重点来复习,既要梳理出线索来,又要将其中的重要内容详细地记忆和把握。
第6个子目――古代罗马文明。共有六个知识点,其中以罗马的共和政治、罗马的元首政治和帝制、古代罗马文化――主要是罗马法为重点。该子目下的内容也是整个世界古代史的重点部分,因而也是世界古代史中简答题、材料解释题和简答题的主要出处。由于古代罗马对人类历史的贡献主要就是它的法律,即罗马法,因此与罗马法有关的内容――譬如十二铜表法、查士丁尼法典、罗马法等――无疑将是08年考查的首选内容,大家务必要将其作为重点来复习把握。
第7个子目――古典文明向中古文明的过渡。该子目下有三个知识点,分别是“基督教的兴起与发展”、“民族大迁徙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拜占庭帝国的灭亡”。其中基督教因其对后世影响深远,是今天在西方、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宗教之一,因此基督教是一个复习的重点,应以准备简答题为主;民族大迁徙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直接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并促成了西欧封建制度的产生,因此该内容也是命制简答题的一个很好素材;至于08考纲调整的“拜占庭帝国的灭亡”一内容,重点应把握拜占庭帝国灭亡的原因及影响,但该内容估计命制材料题或简答题的可能性并不大。
第8个子目――伊斯兰文明的兴起与阿拉伯帝国。该子目下共有三个知识点,重点是伊斯兰教问题。这显然是因为伊斯兰教是当今世界的三大宗教之一,作为阿拉伯世界的精神支柱,在今天与西方基督教世界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和严重的对抗。因此,对伊斯兰教一内容应加以重视,包括其兴起的原因、教义及影响等等,此内容可单独命制选择题、名词解释或简答题,还可与基督教作比较命制比较题,其它两个内容不是重点,但要注意一些重大的事件或人物,准备出选择题。
第9个子目――欧洲基督教文明。该子目下共有四个知识点,其中法兰克王国和西欧封建制度两个知识点重点应注意名词解释,虽然07年考过其中的《凡尔登条约》,但其中还有很多比较重要的名词,如《萨利克法典》、采邑制、丕平献土、封君封臣制度等等。“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一知识点即可以将其作为文艺复兴的背景从而和文艺复兴连在一起来复习,又可以同前面的“基督教的兴起与发展”一知识点连在一起来复习,在复习中要将基督教作为一个小专题进行整合。“西欧封建国家的建立”指的是在法兰克王国解体后英法德意这四个西欧封建国家的建立过程,重点注意在这四个国家封建制度确立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做好解答选择题和名词解释的准备,如“诺曼征服”、《末日审判书》”、“维兰”、“神圣罗马帝国”、“大空位时代”、“红胡子弗里德里希”、“金玺诏书”等。后面三个知识点分别是“商业经济和城市的兴起”、“十字军东征”和“西欧各国的发展与相互关系”。关于这三个知识点的情况,在前面已作过一些分析,这里再强调几句:这三个知识点出现大题的可能性较大,即它们既可以单独命制简答题或材料题――如简评十字军东征、英法百年战争等,也可以与后面的内容相结合命制材料题或简答题,如英国王权与议会的关系,西欧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的关系等。因此,大家在复习时一定要注意该处内容与后面近代史内容的联系。
第10个子目――中世纪东欧与亚洲的历史。该子目共含四个知识点,但均不是考试的重点,因此大家在复习时只要注意其中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重要活动即可,出选择题的可能性最大,但也可能出名词解释。比较重要的地方有“基辅罗斯的建立”、“留里克王朝的建立”、“莫斯科公国”、“罗斯受洗”、“伊凡雷帝”、“罗曼诺夫王朝的建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笈多王朝的建立”、“印度的种姓制度”、“印
篇17:世界文化遗产论文免费
浅析世界文化遗产的哲学思考
对世界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也是一个哲学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赵鑫珊曾把世界遗产公约看成是当年世界一批精英们的觉醒,他们对人类文明前途和命运充满责任与忧虑,是当年世界先进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表述。
正如罗马俱乐部(the Club of Rome)的诞生一样,1968年4月8日。
该俱乐部的第一篇报告是由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梅多斯等人于1972年3月完成的《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
该书在后来二十几年的时间里,用37种语言印了1200万册,1000多所大学院校将它作为教材。
它的成功鼓舞了罗马俱乐部的其他成员,一系列高质量的以宇宙万物为友、人间哀乐为怀、关心人类文明命运的学术报告相继问世,如:1974年的《人类处于转折点》,1976年的《重建国际秩序》;1978年的《人类的目标》。
一 文化遗产保护当前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一些世界遗产地申报成功之后知名度大增,游客蜂拥而至,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些地方和领导对遗产的认识出现了严重的错误,将遗产这种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完全等同于一般的经济资源而且是无成本的经济资源,以旅游价值完全取代了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
于是世界遗产被当作了地方的“金字招牌”和开发商的“摇钱树”,有的地方政府公然要求遗产地几年内要成长为当地财政的“顶梁柱”,市场化炒作,商业化经营,更有甚者将世界遗产当作地方或私有商品捆绑上市,发行股票,导致世界遗产遭受无法挽回的破坏。
如泰山的3条游览索道对泰山景观以及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敦煌莫高窟由于游客过多,游人呼出的CO2和光线的影响造成壁画变色剥落,间的人为损坏超过过去几百年来的自然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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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世界文化遗产当前存在的问题与矛盾,我们需要进行反思,反思当前在世界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和开发中存在的问题,解决遗产与人、历史与现实、继承与创新的矛盾,树立保护遗产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的文化意识,坚持认识与实践的统一。
“反思”为黑格尔语,“实即反复思索,作反省回溯的思维之意。
”2反思具有反复思维与反身思错的双重含义,它是思维之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辩证统一。
黑格尔认为,要获得对象的真实性质,我们必须对它进行反思,唯有通过反思才能达到这种认识。
“类的存在只有反思才能认识。
”黑格尔的哲学尽管是唯心主义的,但是他认为哲学具有反思功能却包含着辩证法思想。
因为反思首先是反复思考,是对思维对象的再思、三思、多思。
透过现象认识本质;在思维的进程中,对象意识的反复必然导致自我意识,反身思维是反复思维的深化,自我意识的形成正是通过深刻反思,掌握事物本质和规律的结果。
事实上,我们如何认识世界文化遗产,如何遵守保护的原则和怎样来保护与利用遗产,都跟哲学(包括历史观、审美观术观等)这个根本问题有关。
对世界文化遗产的哲学分析,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实践意义。
因为离开哲学反思,世界文化遗产就只能作为它的个别表现,而不能作为某种社会历史的完整性加以了解。
对于涉及到世界文化遗产具体现象和过程的人文科学各个领域来说,这种分析还具有方法论意义。
因此,我们有必要用哲学原理来分析与论述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旨在对遗产有一种方向性的认识。
二 对于世界文化遗产的哲学分析
1 解决遗产与人的矛盾,通过保护遗产保护自己
人的生活离不开认识与实践。
人不仅要认识自然力量而且要不断地认识自己的本质力量,并把这种本质力量对象化,实现自身的价值。
那么人是如何认识自己和实现自己的呢?实践是人认识和实现自己的根本途径,人也借助于物来认识和实现自己,因为被实践造就的物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
黑格尔说:“人有一种冲动,要在直接呈现于他面前的外在事物中实现自己。
而且就在这实践过程中认识自己。
人通过改变外在实物来达到这个目的,并在上面刻下自己内心生活的烙印,而且发现自己的性格在外在事务中复现了。
就遗产的继承问题上,马克思曾指出: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这是就人们的积极的态度而言的,就传统对人的制约方面讲,马克思指出,人们不能自由的选择生产力,他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4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生产力”,既包括物质方面的,也包括精神方面的,如审美意趣、思维能力及思维材料等,文化遗产便属于这样一种承继下来的条件。
那么后人为什么要继承、收藏、保护和研究前人的成果与作品呢? 因为后人对前人劳动成果的依恋、爱慕和欣赏,而本质上是人类对自身的保护、爱慕与欣赏。
篇18:世界文化遗产论文免费
浅谈潜在的世界文化线路遗产
摘要:中东铁路作为一条线性文化遗产,从19世纪末至今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的存在见证了中、俄、日城市和建筑文化的相互影响与交流,
沿线附属地城市具有相同的或相似的城市规划格局,附属地建筑也成为东北近代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东铁路具有作为文化线路所需要的突出普遍价值,如何保护和发展这条文化线路成为新时期的新课题。
关键词:中东铁路;申遗;文化线路;文化遗产保护
1.1对于中东铁路申遗的重新认识
从我国已申请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单中可以看出,在过去的年头里,我国申报的大部分世界文化遗产是基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沉积下来文物或者蕴含了传统文化的风景名胜,它们成为构成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21世纪“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遗产的价值取向逐步向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流、文化与自然的交流、人造物与自然景观的结合、不同地区社会政治经济交流等方面倾斜。
“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作为响应新的遗产价值观的遗产形式应运而生。
1.2世界遗产价值判断标准的变动
受到世界一体化危机的影响、受到多重世界多元文化趋势的影响,世界遗产的价值判断标准也是在不断的改变着,要想申遗成功首先就要在思想上与国际接轨。
从我国已申请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单中可以看出,在过去的年头里,我们大部分申报的世界文化遗产大都是基于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文物或者风景名胜,
(陈述性的)总是用这些的做为衡量文化遗产的标准。
然而当今世界对于世界遗产价值的定义,已经着重于其突出的普遍价值。
这里“突出的普遍价值”是指超越国家和地区的界限,全人类都认可的价值。
当今国际的大趋势是“和平与发展”,所以遗产的价值取向会向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流、文化与自然的交流、人造物与自然景观的结合、不同地区社会政治经济交流等方面倾斜。
上世纪90年代庐山的申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国在申遗过程中,过于偏重对于文化价值和自然景观的叙述,而忽视了山上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18个国家建造的保留下来的尽千栋建筑。
(见图1)世界遗产委员会却认为这些别墅是反映当时特定历史时期下中外文化交流的唯一例而格外重视。
中东铁路要想申请成为“文化线路”这种格外重视地域交流、文化
交流、物质交流的遗产形式。
这就需要我们在中东铁路申遗的过程中来发掘民族遗产的世界普遍价值,而不局限于其固有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景观价值。
认识到中东铁路不仅是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壮举,沙俄与中国间的运输通道,更是中国与世界的连接线,是文明与文明之间交流对话的途径,具有与全人类共享的价值。
(加入原来遗产公约局限性和扩展的必要性是怎么认识的现在的变化)
2中东铁路申遗的可行性、必要性与历史地位
我们都知道要想申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要经历9个步骤:1、要签署《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成为低缔约国。
2、把本国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列入到国家的预备名单当中。
3、从本国的预备名单中筛选出要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保护单位。
4将确定的提名表格递交给给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
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审查提名是否正确,并送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评审。
6、专家组按照世界遗产的标准,对申请遗产的保护和管理情况进行现场评估。
7、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提交评估报告。
8.世界遗产委员会的7名主席团成员对提名评估报告进行审查后向委员会提交推荐名单。
9、世界遗产委员会最终决定入选、推迟入选或淘汰的名单。
而在整个过程启动之前,需要对申遗目标有深入的了解
2.1中东铁路申请为“文化线路”的可行性
中东铁路作为一条线性的文化遗产,它的存在见证了中、俄、日城市和建筑文化的相互影响与交流,沿线附属地城市具有相同的或相似的城市规划格局,
附属地建筑也成为东北近代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构成了中东铁路遗产的特殊性和典型性的同时,也组成了其作为文化线路所需的突出的普遍价值。
在从19世纪末至今只的一百多年的历史里,铁路所有权在变,铁轨的宽度在变,附属地的居住者在变,运行的火车在变,讲述中东铁路故事的人在变,管理机构在变,社会体制在变,但从未间断过使用,产生了无数的物质文化交流,其真实性和完整性正是体现在这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中,是近代铁路文明在中国的诠释。
与其他的已经成为文化线路的“米迪”运河这样的文化线路相比有着自己独特的特点,那就是中东铁路这条铁路线路,依旧在履行着当初建造时作为沟通欧亚大陆桥梁的作用。
(图2)物质与文化依旧在传播中,跨地区,跨大陆的交流从未中断。
而有些文化线路如今以作为一个旅游观光线路,已失去了往日的繁华景象。
在对于中东铁路(在此是对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统称)的附属地的保护中,如果能做到利用原有火车站附近的城市规划布局,
恢复当年的历史风貌(包括自然和人文),那么散落在中东铁路沿线上的一系列具有中国近代典型殖民建筑风格的历史遗存就会焕发新的生机,而不是作为孤立的死的个体放置不管。
2.2将中东铁路申请为“文化线路”的必要性、
中东铁路申遗是一项长期、艰巨的系统工程,其目的不仅是保护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通过申遗,改善中东铁路沿线市、县的城市形象,督促城市环境的整治,提升城市的文化内涵。
进而从整体上打造“铁路城市”,形成一个完整的“铁路城市景观线”,以线带面来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
而面对中东铁路沿线的参差不齐的历史遗留状况,申遗的前提是系统的保护,只有保护了其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才能达到世界遗产的标准,因为这个普遍价值是超越了国与国的界限,对于全人类来说都有突出的意义。
但是目前中东铁路的保护状况让人担忧,虽然中东铁路的大部分铁路线路还在继续的使用,但无论是反映沙俄生建造的中东铁路的社会生活方式还是日本建造的南满铁路的生活方式的附属地格局,正在被不考虑文化传承的快速经济开发一点一点的蚕食和挤压掉。
要想将中东铁路申请成作为“文化线路”形式的世界遗产,就必须遵守“申遗”的三大原则,即“完整性、真实性、协调性”。
在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提出申请世界遗产之后,由国际古遗址理事会和世界保护联盟组织的评估专家是非常严格的,要将“中东铁路”作为整体进行申遗,就必须对沿线统筹保护,任何一处的差错会影响到成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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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9:探索中国古代史于绵密中见宏通论文
探索中国古代史于绵密中见宏通论文
,中国古代史研究大体上衔接了前几年的研究模式,选题进一步细化,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学术史的梳理和总结继续推进,不同意见的论辩和宏观贯通性研究呈现蓄势待发的特征。这都为中国古代史的学术发展预示了良好前景。
以拓宽与细化为重要特点
历史学内容丰硕,课题浩瀚,便于学者各自选取独特的专题,从事窄而深的研究,做他人不易置喙的探讨,因而“专家”多而“通家”寡。20,中国古代史研究选题丰富,以题目的拓宽和探索的细化为重要特点。各专题和时段的研究均有新的开发或深化,例如,结合《山海经》探索上古“天的观念”及其变化,结合甲骨学资料研究先秦宗教信息。又如汉代的封爵问题、汉墓画像系统与《参同契》互证的文化解读、北魏建国与谶纬学说的关系、隋唐法律制度的区别、宋代皇朝的疆土观念、元代军制的具体考述、明代大规模移民、清入关前的文化体系、清代继嗣制度等,不同视角和视点接踵而出。这些研究看似细碎支离,但皆有助于断代史、民族史、文化史、社会史、政治史等领域的学科建设。弥补空缺,积沙成塔,有功无过,对新史料的开发和运用也融会其中。
近年来兴起的中国环境史研究继续前进,并与国际学术界的相关理论及成果形成互动、互补,学术研究进一步深化,提出了运用诗歌、文艺作品及其他资料的理念。这是专门史发育成长、蔚为大观的实例之一。许多专门史研究在充分发展后,都有从其专业角度考察历史的趋向,例如,从文化史角度研究历史动因,从制度视角考察历史变动,从社会史角度解析历史面貌等。在现实需求的推动下,边疆区域史、边疆民族史研究逐步深入。古代舆图研究也多有成果,明清时期东部和南部海域的地图研究是年引人关注的课题。多种课题的开拓和研究的深化,不断积累着宝贵的具体成果。在一定阶段,史学界需要对这些成果进行综合梳理、系统整合,促成历史研究整体的更新,不能也不会总是碎金满地、长久铸不成一尊洪钟。
学术史梳理推动史学发展
学术史的梳理和总结,是历史研究的必备功课,更是推动学科发展的不二法门。每逢具有一定社会意义的年份,学术史的总结活动便会大力展开,许多问题得以清理,有助于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在一般年份,学术史总结并未消逝,而是采取多种方式。例如,《中国史研究动态》等刊物对上一年各个专门史、断代史的研究状况予以总结,提供的学术信息弥足珍贵,参考价值颇高,这已经形成惯例。
历史学者随机撰写的学术史总结,范围大小有别,专题或宽或窄,大部分有为而发。对一些重要史学著作的书评,均有学术总结的特色,问题在于如何提倡学术的公允与兼指得失,为读者提供更有意义的启发,促进相关研究的`深入发展,而不应一味赞扬。除《中国史研究动态》等刊物全面性的年度总结外,许多学术讨论会也以史学研究状况的总结为宗旨,例如关于日本研究中国历史状况的学术研讨会,可以起到他山之石的有益作用。历史学者的讲座活动是史学研究的一个侧面,对以往相关成果的总结和评议往往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通过各种媒体的传布,对历史学研究的影响不可小觑。2016 年,出现了较具特色的历史学总结之文,例如,对西藏历史和史前史研究状况的总结,具有推动边疆史地研究的作用。
史学研究状况的总结,需要进一步推动和深入,特别是具有史学史学科特色的总结,强化学术性,与史学长期发展的来龙去脉相联系而予以评论,是中国古代史学术研究所急需。会通性研究蓄势待发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近年存在颇多意见分歧,有些观点之间抵牾冲突。对一些史料文献的评价和辨识,更有着或坚认其真实、或指斥为作伪的不相容见解,甚至对一些原已被学界确认为伪书的文献出现了新争议。可见,古文献的辨伪存真仍然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焦点之一。
2016 年,史学论辩有所进展,特别是对“新清史”的批评,呈现出理论性辩争与具体史实考订相结合的状态,即不仅争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等理念问题,而且考辨各方论证中的史料依据是否确切合宜。这项论辩同样激发了历史研究的新探索,一些原先鲜为人关注的概念、命题和历史问题进入研讨的视野,例如,什么是“中国”?“中国”的概念含义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如何评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涉及诸多历史理论观念,充分的学术讨论有助于使古代中国的画面和发展的影像更加清晰地展现出来。历史研究若干年来的主要倾向,曾被指责为“碎片化”,即轻视了宏观研究和理论性探讨。2016 年,宏观历史研究和理论探讨颇有起色,对历史学发展新路径的设想也多有抒发,例如关于“公众史学”理念和实践的探讨,具有一定影响。
关于互联网时代的史学新模式、新方法,史学界也有系统性的论述,具有引领新潮流的意义。在史学界,要求中国古代史研究应当中外会通、古今会通,以及要求放宽文史研究的视野等呼声,络绎不绝。这反映出中国古代史的宏观研究和理论性建设,正在日益细化和拓展的微观研究基础上蓄势待发,将会出现具体研究和理论性探索并行不悖、共同兴盛的局面。
篇20:世界出版业发展情况论文
世界出版业发展情况论文
世界各国使用的语言大不相同,但是杂志的成功在全世界都具有同样的含义。有些杂志享誉全球,在许多国家得以出版,成为世人皆知的品牌。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全球杂志业的发展趋势以及成功杂志所拥有的共同特点,以此为国内同行及时了解世界出版业的发展情况提供参考。
美国雄踞霸主地位
2004年9月,在世界期刊联盟(FIPP)公布的全球杂志发行量排行榜中,排在前二十名的杂志中美国的杂志就占了十五种,其中排名前四位的均为美国杂志。《读者文摘》(Reader''sDigest)高居榜首,发行量最大,月发行量高达1100万份,接下来的是《电视指南》(TVGuide)900万份,《好家园》(BetterHomesandGardens)排名第三,760万份,《国家地理》(NationalGe-ographic)位居第四,660万份。
法国的《电视杂志》(TVMag)列位第五,480万份。美国的《好管家》(GoodHousekeeping)和《家庭圈》(FamilyCircle)以468万份和460万份分别列第六和第七。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家庭》(Family)跻身前十位,名列第八,发行量为420万份。美国的《太太之家》(LadiesHomeJournal)和《妇女日》(Woman''sDay)发行量均为410万份,排名并列第十。
在排名十一至二十的杂志中,有三种杂志出自美国以外的世界其他国家。《女性》(VersionFemina)来自法国,名列第十二位,发行量为369万份。中国的《读者》(Readers)排名十七,300万份。排名第十九位的是《我的家》(GruppeMeinEigenheim)来自德国,290万份。其余均为美国的杂志:《时代》(Time)410万份、《人物》(People)360万份、《防卫》(Prevention)350万份、《体育画报》(SportsIllustrated)330万份、《新闻周刊》(Newsweek)310万份、《大都市》(Cosmopolitan)290万份,最后是排在第20位的《O》(Oprah)270万份。
如果排除美国的杂志,那么,销量排在前十位的杂志主要来自法国、中国和德国。其中法国的杂志占四份,中国和德国各有三份。排名第一的是法国的《电视杂志》,发行量为480万份,中国的三份杂志分别是《家庭》(420万份)、《读者》(300万份)和《知音》(250万份),分别排在第二、第四和第六。
从以上的排名情况不难看出三大特点:其一是美国继续处于期刊杂志业的霸主地位,在榜上有名的杂志中美国的杂志占了75%。其二是面向女性的杂志占据了这个排行榜的主要位置。这说明女性成为非常忠实的杂志读者。她们爱看关注女性问题的杂志。事实上,一直以来杂志比任何其他媒体,尤其是报纸和电视,更善于探讨女性问题。当杂志认识到女性读者是最大的、稳定的消费群体时,就开始针对此现象迅速作出反应。于是女性杂志方兴未艾。广告商也偏爱女性读者,因为有关家庭采购方面的决定通常是由女性做出的。广告商对这一点很清楚,因此他们乐于在女性容易看到的刊物上做广告。
前20种杂志的另一个特点是读者年龄偏大,对发行量最大的杂志来说,这一特点尤为突出。在美国,广告界乐于向年轻人做广告,这一点对所有媒体都一样。广告商相信年轻读者所选择的品牌将持续陪伴他们的一生(《国家地理》成为陪伴许多人一生的读物)。然而,这些媒体巧妙地掩饰了这种传统的想法。他们财务状况良好,销售出大量的广告,他们有很高的发行量。因此,尽管他们拥有更成熟的受众,而广告商倾向于年轻人的市场,这些杂志依然生意兴隆。
收入主要来源于零售
多数国家的杂志收入来源于零售而不是广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加拿大和德国这三个国家并不是这样,他们的杂志采用的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相反的商业模式。在美国,约有三分之二的杂志依靠广告。德国的杂志依靠广告取得了56%的收入,而加拿大的杂志是60%。
收入主要依靠零售的国家主要有:英国,36%的收入来自于广告;法国,32%;意大利,41.2%;澳大利亚,30%;巴西,36%;西班牙,33%。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各有不同。但是,总体而言,广告业以消费者为主体的国家像美国、加拿大和德国,他们的杂志大都有不菲的广告收入。如果厂家大做特做广告,消费者就会对广告作出回应,购买产品。在消费者导向型国家,政府通常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支持这类广告。在消费社会中成长的人们,他们一生都习惯于接触广告,根据广告作出购买决定。
销售渠道主要是通过零售摊点
考察一下全球杂志大国的杂志对订阅和零售的依赖性,我们会发现多数国家杂志的销售渠道主要是通过零售摊点而不是征订,但是美国除外。最令人惊奇的是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杂志出版和消费国,其杂志几乎完全依靠订阅来保持他们的读者数量。美国杂志的发行量有85%靠订阅,而通过报摊销售的杂志只占15%。另外,加拿大、芬兰和瑞典也是世界上杂志发行采用订阅为主的少数几个国家。
其他国家的情况大多与此相反。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英国更加依赖零售,所占比例高达88%。法国杂志零售收入占60%;德国53%;意大利75%;我国台湾地区62%。而在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杂志收入的90%来自于摊点零售。
名人的重要贡献
当今,名人现象和名人新闻充斥着整个媒体,名人轶事成为人们休闲消遣的方式之一。这种现象促成了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大批名流杂志的出现。名人成了杂志封面不可或缺的部分。使用名人照片的杂志是最受欢迎的杂志。
《人物》可能是目前最具影响力的品牌杂志,它名列前20位的排名榜之上。《人物》是美国的一本讲述社会名流生活的杂志。虽然它不是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但是它利用人们对名人兴趣的日益高涨这一现象,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杂志。名人效应给它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是它比任何一本美国甚至是全球杂志的收入都高。它的广告收入超过了所有其他杂志,加上订阅收入与报摊销售额,它每年的盈利超过了10亿美元。第二是《人物》的发行量为370万份左右。其2004年的广告收入根据美国信息局(PublishersInformationBureau)公布的数据,达到七十六亿八千九百万美元。与大多数美国杂志不同的是,它是美国少见的订阅与零售情况皆好的杂志,它的报摊销售额居全美前列。第三,《人物》刺激了一大批竞争对手的出现。
《人物》的成功来自于名人文化的出现。进入社会的大众传媒手段越多,人们就越容易被媒体所引导来关注知名的`人物。一些类似于《人物》的杂志利用当今人们对名人的狂热和迷恋吸引读者。它们通过这种利用名人效应的运营模式变得更为强大,经历竞争对手挑战的考验,成为强大的杂志品牌。
文化的渗透
伟大的想法和好的办刊理念是没有文化国界的。在过去五年中,全球杂志中最成功的故事大概要算《好运》(Lucky)的传奇了。《好运》是康泰纳仕出版的一本杂志,上市时间不长。不过对它的好评如潮,许多杂志已经打算模仿它。
《好运》是一本购物杂志。用英文表示是“magalog”,是英文“magazine”(杂志)和“catalog”(目录)的缩写。这种杂志中文章很少,其主旨是展示读者可以购买的产品。所有产品都配有文字说明、购买地点和标价。《好运》的办刊理念来自日本。康泰纳仕发现这类杂志在日本十分成功,因此决定将这种理念引入到美国。
看起来《好运》创刊理念十分简单,但是,这种通过杂志如此系统性地将产品展示和介绍给消费者、指导消费者购物的杂志内容的组合和编辑方式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好运》的创刊立刻获得了成功,发行量急剧上升。《好运》创刊于2002年,一年之后,它的发行量达到80万份。广告收入猛增60%。美国一家追踪杂志业发展的刊物将它评为年度杂志。目前,《好运》的月发行量达到97万份左右。
《好运》针对的读者是女性,但又不是社会最富有的女性群体。它努力吸引普通女性,也就是喜爱购物又不得不盯紧钱袋子的女性群体。它告诉人们到何处能够买到经济实惠的产品。由此可以看出,被《好运》所吸引的受众更为广泛。正如《人物》一样,《好运》的巨大成功引出了许多竞争者和模仿者。例如,赫斯特杂志出版公司(Hearst)出版了《购物》(ShopEte),力图针对的读者群是同样的女性群体。时代公司推出了一本名为《你》(AllYou)的类似杂志,它只在美国的零售业巨头之一的沃尔玛销售。
康泰纳仕利用与《好运》同样的创刊理念,在去年推出了《好运》的姊妹杂志《货物》(Cargo),只不过它所针对的是同类群体中的男性。同样的,《货物》的出现引来了竞争对手。《好孩子》(Fairchild)出版的《活力》(Vitals)创刊发行了。
杂志的文化渗透还体现在许多杂志成功地走出了国门。《国家地理》目前在十五个国家出版发行,全球发行量最大的杂志《读者文摘》在三十二个国家得以出版。这些杂志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办刊理念十分简单,通行于各种文化。他们触及到了普通人心目中共有的一块特殊田地。它们吸引的是志趣相投的某个读者群体。这些读者对此作出回应,让信息和乐趣被人们称之为杂志的载体予以传播。
简约实用成为时尚
在这个信息时代,尽管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利用不同的媒介手段获得彼此的信息,但是,这些新的大量的信息流动却没有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简单、更方便。一些杂志很快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并迅速地作出反应。它们最具有影响力的举措之一就是向读者展示如何过更简单的生活。
基于这种理念,美国时代公司出版了一本杂志名为《简约》(RealSimple)。这是本帮助女性能够更加有条不紊地、高效率地处理日常家庭事务的杂志。例如,杂志中的文章告诉女性如何换漏气的轮胎。如此办刊理念很快被证实它的确奏效。该杂志现在的发行量为180万份,比2000年4月创刊时高出四倍。广告页面的数量——这一业内衡量杂志广告收入业绩成功与否的标志——在2004年增长了23%。它成为时代公司历史上依赖订阅获利最快的杂志。《简约》正在努力延伸品牌,打算推出电视系列节目。今年年底还可能推出自己的新产品。
综述上文,我们看出好的创刊理念不会受文化、国界的限制,只要是大众共同需要的,它就会在任何地方生根、开花、结果;贴近大众、关注生活,帮助他们在这个繁忙的工业社会中把自己的生活变得更简单的杂志是永远受欢迎的杂志。








